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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利亚全面断讯
- “今天就开始反腐败行动”
- 新報的編輯涉觸犯歧視精神病患者及康復者，社福團體要求新報道歉
- 政府一刀切，三千社福活動工作員慘「被失業」，要求施政報告常聘活動工作員 : 新聞稿
- 進步社會工作網絡 : 捍衛公義，維護弱勢，不要 最[假]執行指引，要求 "撤回" 整筆撥款
- 从藏地各种通告及近期官媒报道，看当局如何“办理”藏人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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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2 Dec 2012 02:50 PM PST 位于美国的網絡连线监控公司Renesys 在星期四回报叙利亚網絡连线已被切断。该监控公司表示，自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星期四上午十点廿六分起，叙利亚的全部八十四个 IP 位址区段全部无法连线，"整个国家在网际網絡上消失"。 Renesys 也公布了下面这张图表显示叙利亚全国性的断网。  图片来自 Renesys Renesys 的观察结果稍后受到另一家大型網絡监控公司Akamai证实，他们也公布了一张类似的图表显示来自叙利亚的網絡连线在星期四上午全面断讯。提供全球谷歌流量资讯的工具谷歌资讯公开报告也显示，自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星期四下午一点卅六分起不再有来自叙利亚的连线使用谷歌服务。
据路透社报导，在星期四时社运人士曾利用卫星电话和外界联系。 谁切断了通讯？
叙利亚政府从前也曾用过切断網絡的手段。去年九月激战区如阿勒坡在政府军加强攻击当地叛军时，網絡就曾被切断了十天。但这是第一次整个国家断线而毫无音讯。 据闻叙利亚资讯部长向国营电视台al-Ikhbariya 表示这次全国断网是"恐怖份子"而不是政府所为。专家立即否定了这项宣言。专门提供網絡安全及流量表现的网站 CloudFlare认为"要让全国断网所有线路必须同时被切断，这不太可能发生。" 封锁有漏洞吗？
许多进出叙利亚的国际航班据报遭到取消，大马士革机场附近爆发冲突，使政府即将攻击叛军的传言越演越烈。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则在当天（星期四）稍晚宣布通往大马士革机场的道路在大规模冲突后已再度"确保"安全。 校对者：chingchien 作者 Hisham Almiraat · 译者 Hsu-Lei Lee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
| Posted: 12 Dec 2012 12:04 PM PST  行贿受贿是腐败的重要内容（照片：国务院网站 ） 记得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腐败一词有特定的含义，常指男女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如果说某人生活腐败，基本上就是指这个人乱搞男女关系。当时人们生活在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下，正常的谈情说爱都不敢大大方方地公开，常常要避人耳目。如果一个人谈过几次恋爱，那在一般人的眼中，基本上这个人的思想就很腐败了，组织上就要对这个人进行教育；如果被发现有婚外恋或婚外情的话，那就是大事了，这个人很快就会被扣上腐败分子的帽子。时过境迁，现在，男女之间正常的谈情说爱再也不会与腐败挂钩了。 谈起腐败，往往是指不诚实或欺诈行为，通常涉及行贿受贿，尤其是官员利用公权力或职务之便，牟取职权以外的利益，或做出违反社会道德的行为，简单地说，就是行贿受贿、贪污腐化。 利用公权力或职务之便的腐败，在全球各国屡见不鲜、屡禁不止，已经成为社会公害，犹如人体之毒瘤，危害很深，根除很难。国际社会有识之士早已对横行各国的腐败现象（包括贪污以及助纣为虐的行贿行为）恨之入骨，制订了各种应对措施防止、打击腐败行为。 2003年10月3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12月9日定为国际反腐败日，以提高全球公众对腐败以及反腐败重要性的认识，这个公约于2005年12月生效。今年的国际反腐败日主题是"今天就开始反腐败行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今年的国际反腐败日致辞时说："在国际社会努力争取在201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制订今后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议程之际，更加迫切需要解决腐败问题。" 联合国对腐败危害性有一个整体的描述："腐败是一个影响到所有国家的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象。腐败破坏民主制度，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并导致政府不稳定。腐败通过扭曲选举过程、阻碍法治的贯彻，助长以索取贿赂为唯一目的的官僚主义而对民主制度的根基进行攻击。经济发展将疲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将减少，国内小企业往往因为腐败而无法克服必要的'启动成本'"。 从联合国的描述看，腐败是一个全球现象，危害到所有国家，不仅危害专制独裁国家、军政府、君主制国家，也危害民主、法治国家。腐败除了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危害作用外，还破坏民主制度，严重的将导致政府不稳。世界上许多国家因为腐败盛行而导致政府倒台的事实，证明联合国对腐败危害性的描述并非危言耸听；而一些国家严厉打击腐败行为，尤其是官员腐败行为的措施，则保证了廉洁有效的政府运作，也使民众对公权力的信心大增。因此，对于掌握公权力的执政党或个人来说，杜绝腐败行为，不单关系政府行政运作效率以及公平竞争原则、也关系到自身的成败。从更广泛的角度说，腐败与反腐败还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价值观的导向，波及子孙后代。 美国政府及领导人对打击全球腐败行为一直不遗余力，2009年7月欧巴马总统在访问加纳时发表讲话说："任何人都不希望生活在一个法治让位于暴政与行贿的社会，这不是民主，这是专制，现在是结束专制的时候了。" 今年5月16日国务卿克林顿对参加全球公民社会2012年峰会的代表们发表讲话时指出："腐败是蚕食经济机会的毒瘤。"她说："它会让那些希望倾注自己的精力创业的人……灰心丧气。有时人们不得不靠多次行贿。有时你要得到与你创建自己的企业毫不相干的各种各样的许可证，而它只不过是让某些人继续在政府中保住饭碗。"克林顿国务卿在保证美国将对反腐败组织给予大力支持的同时，还指出社交媒体可以对揭露腐败发挥更多作用。她表示民众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张贴受贿情景的照片、关于官员阻碍民众创建小企业的揭露报道等。 美国于1977年通过了"海外反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这个法律禁止向外国官员行贿以获得商业利益。"海外反腐败法"适用于世界任何地方，适用范围广泛，包括上市公司及其管理人员、董事、雇员、股东、代理人、顾问、分销商、合资伙伴或其他相关人员。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共同负责执行"海外反腐败法"。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执法部门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单位，以进一步提高"海外反腐败法"的执行力度。 |
| 新報的編輯涉觸犯歧視精神病患者及康復者，社福團體要求新報道歉 Posted: 12 Dec 2012 11:30 AM PST 新報的編輯涉觸犯歧視精神病患者及康復者 致：新報總編輯（ edit@hkdailynews.com.hk） 新報於2012年12月2日的頭條，以「小心，癲人出沒」為題，更配以一「恐怖、手持刀具、目露凶光」的插圖，極其喧染及暗示精神病患者有暴力傾向，可隨時傷人。我們認為編輯採用嘩眾取寵方法，且帶有標籤性和攻擊性，忽視精神病患者及康復者的感受。無視大部份精神病患者及康復者仍可正常生活，與社區和睦相處的事實。我們認為新報嚴重中傷精神病患者及康復者，極有可能觸犯殘疾歧視條例。 我們認為所有人應得到基本的尊重和合理的人權，精神病患者及康復者需要的是社會的接納，使他們能重投社區生活，對其身體、病況也極為重要。精神病患者及康復者在社區被視為「問題」，是涉及社區照顧支援不足，公共醫療系統的限制下，只依賴藥物治療，沒有提供藥物治療以外的足夠復康選擇予求診者，而且精神科藥物副作用超多；香港的工作及生活環境壓力等問題，公眾人士對精神病患者及康復者的情況仍有不少誤解。新報作為一間有49年歷史公共傳媒機構，標榜「實事求是，立場不偏不倚，以忠誠態度服務社群」為辦報的宗旨，但今次編輯以嘩眾取寵的手法，作出歧視性的標題，不單無益於社會共融，反而深化社會矛盾，令精神病患者及康復者更被邊緣化，實在令人憤怒。 香港的《殘疾歧視條例》是為保障殘疾人士避免因其殘疾而受到歧視、騷擾及中傷而制定的法例。而「中傷」是指某人透過公開活動煽動對殘疾人士的仇恨、嚴重的鄙視或強烈的嘲諷，這種行為就稱為中傷。根據《殘疾歧視條例》，中傷殘疾人士是違法的。我們認為新報的上述的標題與插圖涉已觸犯《殘疾歧視條例》，我們促請平等機會委員會立案調查，同時要求新報向公眾公開道歉。 我們相信，社會的接納及加強社區復康的服務是讓精神病患及康復者與社會重新接軌的渠道，而非受到傳媒的惡意攻擊或將其危機化。故此，我們同時希望政府能加強社區教育，增加社區照顧支援服務的資源，全面檢示香港市民面對的生活壓力及改善市民精神健康的的政策，讓社會大眾明白精神復康及精神健康的重要性。 發起團體：進步社會工作網絡 日期：2012年12月3日 |
| 政府一刀切，三千社福活動工作員慘「被失業」，要求施政報告常聘活動工作員 : 新聞稿 Posted: 12 Dec 2012 11:28 AM PST  前線福利從業員工會 捍衛社會福利大聯盟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立法會張國柱議員辦事處 街坊工友服務處 致各傳媒： 相片下載：http://www.flickr.com/photos/nwsc_action/sets/72157632200410183/ 過去十年，政府為了紓解青少年高失業率，於社福界裡開設了一批又一批的臨時職位，例如活動助理、青年大使、朋輩輔導員等，而最新一批臨時職位名為「活動工作員」（Programme Worker，簡稱PW），3000個職位自2008年起被安排到各社福單位 (主要屬青少年服務)，紓緩前線社工的龐大工作量。這些職位雖然是政府的臨時性產物，但發展至今，已成為許多單位無可取代的寶貴人力資源，例如是中心日常行政、文書工作、活動籌備及推行等，PW同工一手包辦，讓前線社工有較為充足的時間去處理更為深入的工作如輔導及活動策劃等。 政府早有部署，誓要3000名PW「被失業」！ 無可避免地，PW職位亦需面對職位延續的問題，政府於2008年推出活動工作員職位時，稱只是三年臨時職位，及後因為多方面的壓力，於2011年及2012年均有延續該職位一年，換句話說PW職位於社福界內合共已有五年時間。但政府卻完全無視PW對業界的貢獻，一意孤行，誓要在下一年的3月31日終結及遣散所有活動工作員，導致3000名員工同時失業之餘，亦為社會服務帶來重創。原來政府早於本年3月發信予所有機構，指政府堅決不會再延續活動工作員職位，並指令機構為活動工作員做好被遣散後的規劃，以及指令各單位做好人手流失的準備，足見政府遣散PW的決心。 社會服務受重創，PW社福夢難圓 根據社福界前線同工的綜合計算，每位活動工作員每星期需工作44小時，平均每星期需要負責一個班組活動、一個非核心活動以及一節中心當值（每節四小時），另外會有一至兩次協助社工的活動。現時政府堅決於下年度遣散3000千名PW同工，將會有什麼後果？以每年有52個星期計算，將人手換算為工時，意味著全港社福機構全年合共失去312,000節協助社工的核心活動、156,000個班組活動，要其他同工代替當值合共156,000節！每年減少1,965,600人次的服務量予服務對象 (252青年工作單位 x 150名青少年 x 52星期) 此外，預計252個單位，平均每星期減少開放節數1節，合共損失13, 104節。 另一方面，根據本會於2012年4月至11月進行的問卷調查，我們發現有許多PW同工本身已有志於社福界發展，政府若狠心遣散PW職位，拆毀PW的工作機會，令他們的社工夢斷，對PW同工及社會福利界均會造成無可挽救的創傷！ 支援職系本為進入社福界的主要途徑之一 本會進行問卷調查，主要訪問社福界內的支援職系同工，合共訪問245人，其中有227人(93%)任職活動工作員及活動助理。調查發現，絕大部份受訪者均希望繼續於社福界發展，而大部份受訪者正在進修或有計劃進修（合共209人，85%），反映同工普遍視PW及PA職位為進入社福界的途徑，甚至視該等職位為晉身社工行列的踏腳石。另外，幾乎全部受訪者均同意，整合人手編制（240人，98%）、建立明確薪酬架構（236人，96%）、增加支援職系的培訓資源（236人，96%）、以及將活動工作員常規化（232人，95%）、PW職位需要進駐至其他服務類型（222人，91%）。 要求政府立即將活動工作員常規化！ 本來活動工作員的存在，是對青年人、社福界及政府均有利的三贏方案：聘請PW入行，補充前線人手緊張，藉此幫助已入職的PW同工確立於社福界發展的志向，鼓勵其透過進修成為註冊社工，為社福界補充新血。可惜現時政府卻為了削減資源，不惜狠下心腸，明知PW與單位是絕配，卻堅持遣散3000名PW，我們認為，政府應立即將活動工作員常規化，為社福界奠下人手基礎，切勿殺雞取卵，毀掉青年人的夢想，重創社會福利界！ 我們要求： 下一步行動： 聯絡人：梁靜珊 9220 6326 / 江貴生 9128 5529 2012年12月9日 |
| 進步社會工作網絡 : 捍衛公義，維護弱勢，不要 最[假]執行指引，要求 "撤回" 整筆撥款 Posted: 12 Dec 2012 11:26 AM PST  捍衛公義 維護弱勢 忍了七年，等了五年, 整筆撥款這個最壞制度的「最佳執行指引」的初步建議終於出爐，業界就無端被拖了五年。然而這個指引，只著眼在開放管治，加強機構的透明度，根本沒有面對社福界現時服務河蟹化的現象，社會服務淪為「社會維穩」的管治工具，社工擔當了監控及資源分配的角色，服務失去自主性，同工為跑數疲於奔命，福利服務無規劃，服務計劃投標及短期合約化， 「機構向錢看、服務跟錢走」；服務投標制，「投骨鬥狗」，機構之間變成競爭對手；問題個人化，服務治療化。然而社會服務捍衛公義、維護弱勢社群的核心價值，倡議充權的角色完全被收窄等問題根本沒有處理。「最佳執行指引」只是一幅為整筆撥款制度遮醜布，掩飾撥款制度的政治任務。在整筆撥款下，社會工作依然是「技術官僚」，擔當「監控者」的角色。 政府聲稱整筆撥款的優點是「彈性」，可以適時回應社會的需要，但經過12年的實踐証明，這只是一個「鳥籠彈性」，美其名將財務及發展的管理權下放給機構，但實際上政府透過撥款模式加強操控。社福界受到整筆撥款折磨已忍無可忍， 終於在2007年三千社工罷工，反對整筆撥款制度，結果換來檢討整筆撥款的承諾，成立檢討委員會進行業界諮詢。但在同工力陳整筆撥款的假彃性真控制的問題下，委員會的結論仍認為整筆撥款的彃性有利於對回應社會需要，只提出36項改善建議，其中提出製訂 最佳執行指引, 企圖將已制度的問題淡化為執行程序的問題。這個制度本來就是一個極壞制度，為何要為這個最壞制度提出最佳執行指引，簡宜是矛盾夾荒謬。 社會福利署就這個「最佳執行指引」的初步建議進行諮詢，原只作有限度的諮詢，只給受資助機構的董事, 管理層及獲機構推薦的員工參加，既不公開，亦不全面， 服務使用者更被拒諸門外，在同工的揭露及指責後，才稍作開放，可見社署毫無諮詢的誠意，傾斜機構利益的態度。 整筆撥款實施了12年，對社福界造成災難性的破壞，我們拒絕接受社署利用一套「最『假』執行指引，為這個最壞的撥款制度塗脂抹粉。我們指責社署繼續透過撥款制度操控社會服務的目的，我們不要最假執行指引，要求撤回整筆撥款。, 進步社會工作網絡 / 基督徒社工 |
| Posted: 12 Dec 2012 11:01 AM PST 一、藏地各种通告： （一）、2012年10月间，当局发布《同仁县兰采乡寺院目标管理责任书》：（同仁县，即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州府，传统安多热贡藏地）  1、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2012年10月21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公安局发布藏汉文两种文字的通告，表示要重金悬赏举报藏人自焚的"幕后黑手"、举报计划自焚者。此通告贴满了甘南州一市七县的城镇和乡村。在此通告贴出之前，甘南州七个月内有6位藏人自焚（玛曲县1位、夏河县2位、合作市3位），然而，在此通告贴出之后，短短一个多月内，甘南州连续有14位藏人自焚，甚至通告贴出的第二天，就有藏人顿珠在拉卜楞寺内自焚牺牲。 
近期，在境内外分裂势力和达赖集团的操纵煽动下，我州连续发生四起自焚事件，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局面。 自焚是反人类、反社会、反法律的极端自杀行为，剥夺了人的生命权。这种恐怖行为既辜负了父母和社会的养育之恩，又轻视和践踏了自己的生命，是一种对家庭，对社会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当前发生在我州的自焚事件是达赖集团企图分裂中国、破坏民族团结的一场政治阴谋。请广大人民群众认清形势，明确是非，珍惜生命，积极主动地同这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为了及时准确地挖出幕后黑手，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全力维护我州和谐稳定。州公安局决定： 一、向公安机关检举、揭发、举报有关策划、煽动、操纵和蛊惑人心制造自焚事件可靠线索的人员，奖励人民币5万元。 举报电话：0941-6690271 手机：15293669011 甘南州公安局（三）2012年11月14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发布"中共黄南州委办公室、黄南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维护社会稳定有关工作的紧急通知"。这份严厉制裁藏人自焚的紧急通知，通过黄南州电视台向同仁、尖扎、泽库和河南四县发布。在这份紧急通知发布之前，黄南州8个月内有8位藏人自焚；紧急通知发布之后，不及1个月内有8位藏人自焚！  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黄南州同仁县境内连续发生6起不稳定事件，严重破坏了全州和谐稳定的社会大局，在全省全国造成了恶劣影响。这几起事件的发生，彻底暴露了达赖集团披着宗教外衣利用"自焚"煽动社会悲情，煽动学生闹事，企图引起社会动荡，达到分裂祖国的图谋。在全州上下竭尽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之际，部分地区出现少数僧俗群众传谣信谣，盲目听从达赖集团的煽动盅惑，将"自焚"者吹捧为"英雄"，并出现探视慰问尤其是向"自焚"者亲属捐款等行为，严重混淆视听，扰乱正常社会秩序。为坚决贯彻省州委决策部署，全力维护全州社会大局稳定，严厉打击少数不法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个别人员"自焚"，制造社会悲情的卑劣行径，树立正气打压邪气，维护全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现将有关工作紧急通知如下： 第一，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要迅速采取措施，对"自焚"者家庭取消享有的低保、救灾救助等所有惠民政策，今后一律不得安排。对"自焚"者所在的村社取消国家投资实施的一切项目，已经安排的一律立即予以调整和取消。对发生"自焚"事件的乡（镇），乡（镇）主要负责人向县委作出深刻检查，在全州范围内予以通报批评，乡镇领导班子及党政主要负责人本年度内不得评先选优；对发生多起不稳定事件的乡（镇）三年内不得安排国家投资实施的项目，撤换乡镇主要负责人，重新组建领导班子；失职和渎职行为，应当依法严惩。 第二，各地区有关部门立刻调查各自所属地区的藏人是否到自焚藏人家中，进行悼念或向自焚藏人家属捐款，县政府和党委立刻组织代表杜绝这种行为的继续，并进行训诫谈话，指明其错误及严重后果；对不听劝戒的，公安机关立即采取措施，严厉打击。 第三，对参与探视慰问"自焚"者亲属并向"自焚"者亲属捐款的群众、僧侣，要进行批评教育，其组织者和代表群众、僧侣前往探视者，取消个人及家庭享有低保、救灾救助等所有惠民政策；是寺院民管会成员的，坚决予以调整，并由统战、民宗部门进行处理。对以村或寺院为单位组织大规模捐款、募捐等活动的，取消全村（除五保户）享有低保、救灾救助等所有惠民政策，其村社、寺院三年内不得安排国家投资实施得一切项目，已经安排的一律立即予以调整和取消。 第四，对牵头组织群众、僧侣探视慰问"自焚"者亲属并强行摊派的，要迅速查明，锁定证据立即进入司法程序，从快从重依法打击。凡有村"两委"特别是党支部书记、村长带头参与的，坚决予以撤换并追究相应责任，立即派驻纪检组织、公安、审计等部门对该村开展严打整治彻查违法乱纪行为。凡是寺院活佛或民管会组织的，依法关闭寺院，实施清理整顿，对牵头组织者依法严惩。 第五，对干部职工无视党纪国法，参与探视慰问"自焚"者亲属并向"自焚"者亲属捐款的，一经发现，立即开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置。 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要立即采取各种方式，迅速传达贯彻本《通知》，并抓好落实。工作情况及时上报州委、州政府、州委巡视联络督查工作组要会同州委、州政府督查室对贯彻情况及时跟踪督导检查，对贯彻落实不力，仍然发生"自焚"事件，出现探视慰问"自焚"者亲属并向"自焚"者亲属捐款等情况的，州委、州政府将严肃追究所在地区党委、政府的领导责任。 中共黄南州委办公室 2012年11月14日 （四）2012年11月26日，青海省海南州卫校上千名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民族平等"、"语言自由"、"审视事情真相"、"尊重正义"和"重建政府"等口号，遭致军警镇压，20名学生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不久有8名学生被判重刑5年。上千名学生抗议游行的原因，与当局在海南州各校发布官方文件《海南州当前十个怎么看》有直接关系。当局在宣讲文件的同时强调学习藏语无用、自焚是愚蠢行为等，激起学生们的愤怒。  海南州当前十个怎么看 第一、海南得以发展和繁荣要靠什么？ 中共海南州委宣传部（五）2012年12月3日，青海省公安厅网站发布《海南召开十八大精神学习大会》消息中，披露关于当地藏人自焚、学生请愿等事件，当局颁发的文件有：《强卫同志在黄南州调研维稳工作时的讲话》、《关于海南州11月26日学生违法游行事件情况的通报》、《杜捷同志在全州维稳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公安部关于依法办理藏区自焚案件的意见》、《关于禁止为自焚者慰问捐款诵经超度和组织送葬活动有关规定的通知》等。  二、近期官媒报道： （一）2012年12月3日，"每日甘肃"网站转发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党报《甘南日报》于当日发表<煽动自焚者必将受到法律严惩>评论文章，其中披露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依法办理藏区自焚案件的意见》"，严厉表示要对自焚藏人及相关藏人"追究法律责任"。  煽动自焚者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正在我州各族干部群众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一心一意谋发展、齐心协力奔小康的时候，接连发生由境内外分裂势力蛊惑煽动的自焚事件，严重影响了我州团结稳定的社会大局。 为依法办理近期藏区发生的自焚案件，维护社会稳定，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依法办理藏区自焚案件的意见》。 《意见》指出，近期在藏区发生的自焚案件是境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连，有预谋有组织策划，煽动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重大恶性案件，严重影响了当前藏区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大局。自焚案件中的自焚者不同于一般的厌世自杀者，普遍具有分裂国家的动机，并且对公共安全、社会秩序造成危害，其自焚行为属于违法犯罪活动。组织、策划、煽动、胁迫、引诱、教唆、帮助他人实施自焚，本质上是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严重犯罪行为。 藏传佛教讲究以慈悲为怀，以不杀生为根本戒律。然而，自焚事件的策划者披着宗教的外衣所做的违法犯罪行为，亵渎了广大信教群众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意见》明确指出，对幕后组织指挥策划的首要分子以及积极参加煽动、胁迫、引诱、教唆、帮助他人实施自焚的犯罪分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条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要作为打击重点依法予以严惩。对于自焚者本人，在明确其违法属性的前提下，根据其主观恶性大小、行为危害程度等具体情形区别对待，对情节严重，造成重大危害的，也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意见》指出，组织、策划、煽动、胁迫、引诱、教唆、帮助他人实施自焚的，依照《刑法》规定，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积极实施自焚，情节严重，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或者具有重要危险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公共场所实施自焚行为，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规定，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为实施自焚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按照犯罪预备处理；实施自焚行为，在燃烧时搂抱他人的，依照《刑法》规定，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在公共场所实施自焚行为，未危害公共安全，但纠集多人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的，依照《刑法》规定，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为实施自焚、非法携带汽油等易燃性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依照《刑法》规定，以非法携带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对被引诱、欺骗、胁迫实施自焚行为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 《意见》还指出，在自焚现场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规定，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采取抬尸游行，纠集多人聚集、围观等方式，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的，依照《刑法》规定，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或者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阻碍公安民警、医护人员以及其他人施救的，依照《刑法》规定，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现场实施打砸行为，损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依照《刑法》规定，以抢劫罪或者故意损坏财物罪追究刑事责任；阻碍公安民警或者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情节较重的，依照《刑法》规定，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对纠集多人为自焚者送葬、募捐的，应当依法予以制止；对拒不服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或者妨碍公务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文明社会需要法治，建设和谐美好的社会更需要法治作为保障。《意见》的下发非常必要、非常及时，不仅对依法办理各类自焚案件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依据，而且对自焚事件具有强大的遏制作用，使我们明白，法律是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准则，绝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任何人都不能享有法外特权，都要对法律心存敬畏。尤其是策划、指挥和煽动他人自焚的幕后黑手，严重的违法犯罪也极不人道，他们违背了人类社会最起码的良心良知和道德底线，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和道义的谴责。 近年来，州委、州政府始终同全州各族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把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根本目标，不断完善教育体系和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服务及社会保障体系；以安居工程为突破口的新农牧村建设稳步推进，农牧民收入持续增加，农牧村条件全面改善，赢得了全州上下干部群众的好评，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肯定。 搞分裂破坏不得人心，搞自焚活动不得人心。事实证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是甘南各族干部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和谐稳定奔小康，建设幸福美好新甘南的基本保证。煽动蛊惑自焚的犯罪分子，必定会被绳之以法。各族干部群众一定要深刻认识"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的道理，坚决同一切敌对势力划清界限，不受欺骗、不受蛊惑，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珍惜和保护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二）2012年12月9日，新华社发表《 四川警方成功侦破系列煽动教唆胁迫自焚杀人案》，并由中国政府网站转载：  四川警方成功侦破系列煽动教唆胁迫自焚杀人案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2012年12月09日 15时37分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成都１２月９日电 近期，四川警方成功侦破由达赖集团组织策划的系列煽动教唆胁迫自焚杀人案，抓获罗让贡求等２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据罗让贡求交待及查证，自２００９年以来，其接受达赖集团指令，先后煽动教唆胁迫８名无辜人员自焚，造成３人死亡。 今年８月，四川省阿坝县发生多起自焚案件。四川省公安厅立即抽调警力，全力破案。经侦查，８月１３日、１５日，先后将主要犯罪嫌疑人罗让贡求、罗让才让缉拿归案。罗让贡求，男，４０岁，四川省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罗让才让，男，３１岁，四川省阿坝县牧民。经查明，２００９年２月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扎白自焚后，罗让贡求接受境外达赖集团"藏独"组织"新闻联络小组"骨干夺安、三木旦等人的指令，收集自焚人员信息传递至境外。为进一步扩大影响，罗让贡求多次根据境外"新闻联络小组"要求，利用其在寺庙中的身份和影响，经常散布"自焚不违背教规教义"、"自焚者是英雄"等言论，并声称自己有关系，可以帮助自焚者在境外得到宣传、受到众人崇拜、提高自焚者及其家人的声望，并物色其侄子罗让才让共同煽动、教唆、胁迫他人自焚。自焚事件发生前，罗让贡求、罗让才让都记录自焚者个人、家庭信息和拍照，并当面保证"只要你自焚，就一定把你的信息传到印度"。事后马上通过手机等工具，将自焚者照片、现场情况和家庭等相关信息提供给境外"藏独"组织。此外，有几名群众受到罗让贡求、罗让才让的煽动、教唆，一度产生"自焚"念头，经家人和当地干部、民警及时劝阻，才得以幸免。还有两名群众为躲避罗让贡求的胁迫，被迫从阿坝县逃往外地躲藏，罗让贡求多次打听两人下落，并逼迫其尽快自焚，直到罗让贡求被警方缉拿归案后，两人才返回家中。 四川警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大侦办力度，依法严厉惩处煽动教唆胁迫自焚残害无辜群众生命的犯罪行为。 （三）2012年12月11日，青海日报发表《青海传达中央精神 研究部署开展反自焚专项斗争》，新华网转发。  青海传达中央精神 研究部署开展反自焚专项斗争 12月7日下午，（青海）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开展反自焚专项斗争。省委书记强卫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11月份以来，我省（青海）发生了数起自焚案件。自焚这种以极端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既违背了人类自身繁衍生息的伦理本性，又违背了现代社会尊重生命、热爱生活的文明理念，也违反了藏传佛教的教规教义，是非常愚昧、极其错误的。策划、煽动自焚是将藏传佛教引向邪路，同情、推崇自焚是混淆是非、助纣为虐。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以宗教为名煽动他人以自焚等极端方式残害生灵、危害社会都是国家法律所不允许的。我们要从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我省藏区和谐稳定、长治久安的高度，迅速组织开展反自焚专项斗争，坚决依法打击煽动自焚和组织闹事的违法犯罪行为。 会议要求，要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强化正确舆论导向，使广大干部群众认清自焚行为的政治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认清达赖集团煽动策划自焚事件的反动性、违法性，切实把思想统一到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上来，把精力引导到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上来。要加大对自焚案件依法打击、处置、整治力度。一旦发生自焚案件，当地党委政府及公安等部门要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就地依法果断处理。对已经发生的自焚案件，公安等专门机关要加大案件侦破力度，深挖幕后组织策划者和煽动教唆者，依法从快、从重判处典型案件和首恶分子。要加强社会面管控，提高情报信息掌握能力，提高突发事件现场处置能力，提高重点地区、重点人群的管理能力，提高群众工作能力，不断夯实维护稳定的基层基础。 会议强调，反自焚专项斗争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法律性。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强化协调配合，狠抓责任落实，切实担负起维稳第一责任。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在大是大非面前经受锻炼、接受考验。 附：100位自焚藏人简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2年12月9日，在境内藏地有97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3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00位藏人自焚，包括14位女性，已知其中83人牺牲（境内82人，境外1人）。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大概有31位自焚藏人（境内30人，境外1人）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还有五十多位自焚藏人在自焚之时发出的心声是最响亮的遗言，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2009年2月27日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8起、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道孚县和甘孜县3起、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县1起。并且，2011年11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2012年1-12月，85起自焚（境内藏地84起，境外1起）： 1月4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2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在拉萨大昭寺前2起，在四川省阿坝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起。 7月2起——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1起——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在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起；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3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两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安多77人，康17人，嘉戎3人，羌塘1人，卫藏1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自焚藏人多达30人，其次是安多热贡11人和安多拉卜让10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 四川省藏区48人：阿坝州阿坝县30人、壤塘县4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3人；甘孜州甘孜县2人、道孚县3人、康定县2人、色达县1人； 青海省藏区23人：果洛州甘德县1人、班玛县1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县1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1人、泽库县4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 甘肃省藏区20人：甘南州玛曲县1人、夏河县10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4人； 西藏自治区8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1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86人，女性14人。 最年长的为64岁，最年轻的是15岁。 僧尼：2位朱古（Rinpoche，活佛），26位普通僧人，5位尼师。这当中大多为格鲁派僧人，1位原为噶举派僧人，2位是宁玛派僧尼；需要说明的是，在安多壤塘自焚的4位藏人，属觉囊派所在地区。 农牧民：50位。有些人曾有出家为僧的经历，但多人属被当局工作组驱除出寺，也有人属还俗离寺。其中数人是儿女的父亲或母亲。有一位是著名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4位男学生；2位在拉萨的打工者；1位在康区的打工者；3位生意人；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其中数人是儿女的父亲或母亲。 还有两位是年轻的流亡藏人，尚不知其职业。 4、自焚者状况： 100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83人牺牲（境内82人，境外1人），其中58人当场牺牲，23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1人在印度新德里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牺牲。 另有14人被军警带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和洛桑贡确（贡确旦巴）；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2月8日自焚的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 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夏河牧民松底嘉。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两位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和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在自焚后，先是被藏人僧俗送到医院，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加央华旦本来在恢复中，但他决意赴死，绝食一周多，于自焚六个多月后牺牲。 ————唯色记录。  |
| James Lung and K Ando in Taipei: July 2012 Posted: 12 Dec 2012 10:27 AM PST  James Lung and K Ando in Taipei: July 2012 Song sang by: K And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3e2EEm3CN4 影像串流: This posting includes an audio/video/photo media file: Download Now |
| Posted: 12 Dec 2012 09:59 AM PST  摘自《陽光時務》，《詩珏失調》對話（六）──獨立或另類，終究是關於自由的： 1992年，世界首隊結合饒舌與重搖滾的樂隊同名大碟《Rage Against The Machine》面世，為整個九十年代新金屬(Nu-Metal)潮流開出一道航線。RATM把搖滾樂的剛性配合Hip-Hop極具社會面向的詞意，不兜圈子，直線批判美國政府所有的不公義，我們從此對「重型音樂」有另一層次的詮釋。回憶年輕時初次接觸RATM，其中一樣最震撼的衝擊必然是專輯封面上的照片。黑白相片裡頭有一個全身着火的僧侶，在互聯網未普及的年代是要花一點功夫才發現到這是一張真實紀錄照：記者Malcolm Browne於1963年身處越戰後的越南西貢市，拍到僧人為抗議新政府受美國干預下企圖推行反佛教法案而自焚，死者法號釋廣德。紐約時報記者David Halberstam 目睹整個過程，寫道： 「我曾以為會想再看見那畫面，但一次已經足夠。火焰在人身上冒出，他的身體慢慢被摧毀乾癟，他的頭顱燒焦變黑。在空氣中瀰漫燃燒人肉的氣味，人體意外地易燃。在我背後聚集哭泣的越南人民，我震驚得哭不出來，混亂得不懂紀錄或發問，狼狽得思考也不能...他燃燒時動也不動，默不作聲，他的泰然與身邊的羣眾成為強烈對比。」 事件間接引發多宗僧侶自焚與後來的越南政變，人民重奪宗教自由，釋廣德被尊為聖僧。RATM推出專輯時所有舉動於那時的我而言都是極具顛覆性，最起碼我從不知道音樂與社會議題能如此結合，透過他們頭一次認識到南北越與美國的曖昧關係，認識到自焚扺抗的崇高意志。到了有YouTube的年代，釋廣德的片段在網上能隨時重溫。但 Halberstam 形容得好，心痛欲裂的震驚，一次已經足夠。 搖滾歷史中，還有兩個關於火的經典片段，一是 Jimi Hendrix 於1967年蒙特利流行音樂節，彈奏Wild Thing 時在台上把結他焚毀；二是1975年Pink Floyd大碟《Wish You Were Here》封面上全身着火的白領人士握手的情景。有趣的是這些火燄都不是源於憤怒：據說Jimi Hendrix 深愛着那一把結他，燃燒是奉獻，像祭祀；Pink Floyd封面有多個詮釋，空洞而故作自若的握手舉動與着火的身體成強烈對比，有說是影射所有商業上的虛偽。許煜在《佔領論》中談到火的意義，尤其是在社會運動當中冒起的火舌。他引作家傑魯安(Tahar Ben Jelloun)的《火祭》描述突尼西亞小販自焚的故事──一個完全的毀滅，以及重新奪回尊嚴的自毀。然後就是阿拉伯之春，全球佔領運動相繼發生。焚毀是傷感的，但平行出現重生的希望。 一位今年7月自焚並受重傷的藏人，去世前留下這樣的一段錄音：「我的人民沒有自由。我們的文化傳統，我們的語言都消失了。」由於香港主流媒體隻字不提，我們都試圖透過不同外國媒體重構西藏的危難：僧侶自焚，警察不是送醫院，而是往死裡打；寺廟被鐵絲網圍了起來，藏民不被允許進入寺廟祈禱；僧人從幾年前的九百人下降到三百人，很多人被失蹤；小學生在學校只能學漢字，不學藏文；僧¬侶不能正常祈禱，沒有自由，像狗一樣地活着。去年我在展覽中用紙杯製成擴音喇叭，播放佛教銅罄製成的音樂，然後燃點，火的聲音混雜罄的聲音，最後所有都被火聲取代。那時我用了十八個杯，因為網絡媒體說有十八人死了。如今聽說今年11月初，四川報道當局將會嚴懲自焚者的家人，然後單單從11月到現在，就有二十五個新的自焚個案。 不知從何時起，無數出色的音樂人都高調支持西藏獨立：Beastie Boys、Red Hot Chili Peppers、Björk、Smashing Pumpkins、U2、Rage Against The Machine、Oasis、Bob Dylan等等。Björk更在 2008年巡演到達上海站時，把作品Declare Independence唱成「Tibet Independence」，或許是Björk英語說不準還是上海人英語聽力不好，竟然全場歡呼。其後中國文化部規定音樂會演出前必須先呈上歌詞審查，泱泱大國，卻膽小如鼠。既然審查，那麼所有獨立音樂實際上都必須要禁止：甚麼「青海獨立」音樂、「廣州獨立」音樂、「香港獨立」音樂、「台灣獨立」音樂...太可怕了。 所謂獨立或另類的音樂，終究是關於選擇。我們在消費或製作文化產品時，同時也在實踐我們的選擇自由。只要把這個選擇意識放回生活日常，不難發現創作從來都是會分泌抵抗單一化的成份。台灣饒舌傳奇人物大支與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合作，把他誦經與對談的內容收錄於一首Hip-Hop作品內。歌曲談到短暫人生的無力感，達賴言道，只要是善，就不應以單一生命週期作為量度單位，儘管朝着善的方向就對了。 語言刪除、文化淡化、自由被奪、土地消失，我不能不想到香港的將來，其實殊途。我們沒有龐大信仰力量支撐，好像更容易屈服，更會逆來順受吧？藏人的自由，信仰被掠奪，情願以最暴烈亦是最個人的手段奪回尊嚴，向世界傳遞渴望自由的信息。在人世間的極權下，當所有方法試盡，他們只好捨棄身體，為不公義作一次單程的上訪。我沒有宗教信仰，但歷史告訴我們，這樣的上訪不會白費，早晚會得到回應。 |
| Posted: 12 Dec 2012 07:44 AM PST 接《中国模式的争议（上）》。
4中国模式铁三角，一头重来二头轻 丁学良在《辩论中国模式》一书中也从对"华盛顿共识"和所谓"北京共识"待讨论开始，试图超越这两个具体的政策层面，而在政治经济学层面构建一个"中国模式"，考察政府与经济、官僚界与工商界、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之间互动的关系。丁学良的划分实际上与潘维的划分区别不大，也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子模式来划分，但其中的关系和侧重不同。丁认为中国模式的三个子系统是"核心的列宁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受政府支配的市场经济"。这种独特的三角模式也表明了中国模式无法被复制和输出。事实上，任何一种模式可能在复制和输出上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即该模式长成的环境是独一无二的，例如亨廷顿对美国民主模式的论证。 但从丁学良的"铁三角"中国模式来看，其实最为侧重的是列宁主义，因为社会控制和政府支配市场不过是列宁主义在社会和经济两个方面的表现罢了。丁学良这书比较出彩的地方在于用数据来评价中国模式的绩效。丁列举了衡量"中国模式"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类指标，每类又含两种评价指标，共计四种：对相对弱势群体、相对弱势地区和相对弱势领域的持续不断的相对剥夺乃至于掠夺的程度；环境生态的破坏程度；体制性腐败程度；以及公共政策的透明度。尽管丁学良也提到如果从政权稳定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的头等功劳是保证了政治上无竞争的状态。但其后的论述中，丁着墨最多的却是经济方面的表现。这从丁对其中国模式得了慢性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来，丁认为中国模式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出口随着金融风暴下滑，长期堪忧；政府投资饥渴，会对财政构成巨大负担，最终变成纳税人的负担，尤其是最近地方债务危机加重了这种担忧；另外内需长期不振，尤其是农民工收入一直无法提高；维稳开支居高不下，主要是为了维持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体系，这将会在未来成为阻碍；最后环境问题上的巨大压力，尤其是碳排放方面的国际压力巨大。不得不说，这些的确是中国面临的困境，但却不一定是专属于中国模式的困境。尤其是出口下降、政府投资隐患、内需不振、环保压力等，几乎是全球同此凉热，并无多大不同。尤为重要的是，当丁学良将论述重心放在经济面的时候，实际上将中国模式的铁三角倾斜到了其中的一头，也更加注重政策层面的讨论，这与其开篇提出的"作为政治经济学概念的中国模式"似有不一致之处。 丁为中国模式的深层阻碍开出药方非常普适，那就是民主化改革。其从马来西亚的例子入手解释对付腐败要靠司法独立和媒体透明，也就是美式民主中常提的第三方监督和第四方监督。但显而易见对于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而言，政大于法和控制媒体是常态，没有激励去进行改变。丁学良也认为不管是宪政民主的司法制度、选举制度、还是自由媒体制度都不足以促成改变，而较有可能的是国际压力，因此推动中国进一步开放，融入国际化是相对而言比较现实的选择，使得公共政策避免被特殊利益集团全面绑架，至少留一点余地和缝隙。但有意思的是，丁学良并没有全面坚持这一外部冲击的观点，而是回到中国改革派政治家那里寻找支持，例如"向老百姓还债"的道德政治观，但这种观点并没有实际的证据来支撑。在我看来，还不如强调老百姓自身的权利意识，如同欧博文和李连江等论述的农民以法抗争，这或能带动现有改革朝深度转化。或者继续如丁之前提到的，外部冲击造成制度变革。 丁学良强调模式转型的第一步是在价值理念上，第二步才是政策工具上的推陈出新。但这个价值理念却并不是很清晰，到底是期待来自向老百姓还债的政治家，还是老百姓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抑或是外部冲击导致变革，还是几者共同起作用。丁学良并没有明确回答价值理念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的问题。但丁提到如果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模式是头一遭政府在非战争期间主导的走向市场经济的，并有广泛社会支持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按照这一说法，政府主导又在中间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这个与价值理念转换的关系又是什么呢？至少我没有看到答案。 5模式要从两面看，西方不是发展中 不管是潘维，还是张维为实际上都未能提供关于中国模式的令人信服的论证，但却隐含了一种挑战西方的倾向，用一个自身都说不清楚的东西去挑战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这是非常不合适的。因此比较稳妥一些的做法是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和甄别，例如至少应该说明对不同的对象而言，中国模式的含义可能是极为不同的。郑永年在《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中的这个努力因而是很重要的。 郑永年在前言部分就明确指出"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这一界定比"文明源头思乡症"下的各种说法要清楚有力得多。只是郑又缓和承认必须考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影响，认为这为后三十年奠定了改革基础。所以中国模式要涵盖六十年。这一说法与潘维有类似之处，同样类似的是不太成功的叙事逻辑，实际上前后三十年意识形态上终结文革，而经济政策上逐渐转向市场经济，其实并没有什么继承和延续性。但郑进一步指出要区分中国模式对西方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含义，这是有意义的。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有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更多意味着经济发展方面的榜样，而这个榜样的意识形态又不同"西方"，或者说冷战结束后的美国模式，再具体一点来说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 不过郑永年提到的最有价值部分当属对新加坡模式的分析以及与中国模式的对照。新加坡模式的最大特征是政治上集权但经济发展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如果说对亚洲四小龙之间的新儒家精神论述是个美丽的误会，其实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也遵循了普遍的经济模式的话，那么在政治上新加坡的确和发达国家有差别。郑永年认为由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虽然一党独大，但党执政后的高薪养廉实际上不仅仅是防止腐败，更重要的是与外界竞争优秀人才，因为只有薪资够高才能对人才有吸引力。这与中国共产党从内部培养人才的方式有非常大的不同，党内精英目前的培养模式有可能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而如果能与社会竞争优秀人才，这就会变相促成政党的转型。也就是说社会精英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参与执政党组织的政务活动，这就朝"多元参与"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这也是郑永年认为中国可以学习新加坡模式的地方。 事实上，还有一个区分也很重要，就是对外和对内的区分。大部分研究似乎比较注重国际视角下的"中国模式"，而对于中国内部的看法不太重视，这也容易造成片面论述。郑的另外一点重要提醒是多数论述中忽略的，即中国缓慢的政治体制改革，尽管不是"民主化"改革，但却是国家制度建设，在郑永年关于"政治改革和中国国家建设"一章中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这里的关键问题是郑认为民主化本身很难充当建设国家制度的力量，而要实现民主化却需要最基本的制度条件，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民主化所需要的最低制度条件。例如为了促进市场经济发展，而从制度上对产权的保护等，这种制度建设本身也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而允许私人企业家入党更是政治改革的一种体现。郑永年没有给出问题的答案，但我认为他对民主化和国家制度建设之间关系的讨论和区分也是有益的。只是说应该将民主化看作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还是将民主化看成一个比例投票制稳定的状态，这是有争议的。如果民主化是一个过程，那么和国家制度建设过程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一定要具备某些制度条件才能开始民主化进程，这也是郑没有回答的。 不过我同意郑永年关于政党转型的大部分看法，关于中国模式的核心研究就应该聚焦到中国共产党身上。从革命党到行政治国党要转变成政治治国党，面临多重困难，最重要的就是由于行政治国党条件下党政不分的问题，行政利益集团逐渐使得党成为了拥有自身利益而非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这就使得政党的合法性产生了危机。如此就需要党从行政方法转而使用政治方法，而将党政分开来。但郑永年认为党政完全分开的政治目标过于理想化，在实现的可能性上微乎其微，而"党通过参与政治而影响政治"则相对可行，主要是国家主席制度和地方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制度。这里的问题在于，郑永年的设想完全可能在强化党的力量的同时，弱化行政和人大。这里的终极问题和潘维模式中的致命伤一样，如果不是自下而上的选举，到底用什么才能保证对党的最终制衡呢？郑永年没有答案，但提出了"民主化"本身在中国的可能路径，那就是党内民主。不太激进，也符合一贯渐进改革的氛围。这种现实的折中案依旧存在太多的疑惑。民主不仅是一种价值，而且是一种技艺，参与和问责是其两大特性。党内民主对参与和问责实际上都设了巨大的限制，即便能够实行，也未必能达致所设想的效果。当然相比于目前的体制，这种政党制度的转型依旧不失为一种改进。 从中国内部来看中国模式的问题，有一个越来越被主流学界认识到的问题，即在中国集权模式下不同的地方却拥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权"，乡村民主及农民抗争、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或者地方和中央叫板等都是其体现。"选择性集权"似乎较为符合目前的现状。自从财政分权之后形成的财政联邦主义也是讨论较多的特征，但财政联邦主义的真实性这几年已经受到质疑，因为地方分割造成的成本和浪费可能代价极大，已经超过地方间竞争带来的正面效应。这种中央对地方的放权未能完全触及国家对企业和社会的放权，而郑永年认为下一步的放权应该是像向企业放权那样向社会组织比如说NGO放权，从而释放社会力量的效力。只能说愿望是丰满的，但现实是很骨感的。 6 中国逻辑西洋镜，制度外包是实情 谢德华（Edward Steinfeld）提出了一个国际战略中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崛起会不会威胁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地位。这问题背后其实要展开来说，中国崛起主要是指经济增长上的表现，而威胁西方却主要是说一个政治地位上的挑战，两个表述之间的落差被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掩盖了。所以要细分出来加以论述。 谢德华把中国真正改革的起点定在80年代末，尤其是在1990年代以后。他认为其后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外包"（outsourcing）过程，外包是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其他国家的企业，例如中国和印度的企业，从而达到降低运行成本提高运行绩效的目的。而中国的外包中最重要的是"制度外包"（institutional outsourcing），而整个制度外包必须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来理解。 整个外包过程的第一步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中国的企业开始专注于跟外贸相关的产业，从鞋帽服饰的加工贸易到科技软件的全球研发，中国的工业结构调整是随着国际贸易的变化而进行调整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通过受外贸影响而逐渐将结构调整外包给了外资企业。 工业结构如此调整就自然而然导向了外包的第二步，那就是一系列与此相关的关税、汇率、质检等规制问题的外包。简而言之，中国要出口产品到美国，那么就要遵循一系列由美国设定的规则，因为在外贸初期中国缺乏相关的专业人才，所以规则制定也是外包给了西方，中国所作无非是参与西方已经设定好的规则。而为了更快更好的适应这个规则下的游戏，尤其是WTO规制下的运作，中国不仅花大力气引进人才，而且也将不少党政干部送到国外进行培训，而人才在国外的学习经历，进一步强化了西方的规则。 在产业结构外包和贸易规制外包之后，第三步企业管理外包也就顺利成章了。谢德华提到企业管理外包的一个重要形式是海外上市，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海外上市。通过在纽约、伦敦和香港证交所上市，必须接受当地交易所的规制，尤其是信息披露机制对传统国企的黑箱化操作而言，更是需要国企做出一个大的变革，使得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加入到这个过程中来，最终导致企业自身的管理制度实现外包，并且按照西方规则参与游戏。 这个制度外包过程也和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是一致的。但在政治学的含义上讨论现代化或者发展理论，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关心政治现代化的问题，而不单纯是经济增长。当然谢德华也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领域中，中国都不主张"自主"而一味照搬西方。例如中国提出了自主创新的口号，这导致在科技研发方面投资的情形要稍微复杂一些，但在实际上也没能脱离参与西方游戏规则的范围，因为跨国公司在研发领域也已经深入触及中国本土的人力资源。 但在能源领域，中国似乎展现了很强的国家控制力，这是否就与西方游戏规则格格不入了呢？谢德华认为也需要放在全球化背景中深入来看。以中海油并购优尼科案为例，中海油也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美国的商业规则，尤其是来自美国监管机构的审查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即便在中国国家控制的能源领域，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参与西方的游戏"。 参与西方规则下的游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谢德华认为这意味着全球化使中国接轨世界的同时处于西方规则下，因此不会对西方世界构成威胁。接轨西方玩一样的游戏，与是否构成对西方的威胁，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正如我在前头提到的，经济增长上的问题和政治地位上的问题需要分开论述，尽管经济增长与政治地位两者之间存在联系。谢德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进一步论证到由于将制度设计"外包"给企业，政府控制力减弱为改革提供了空间，因为国有企业及其他国有传统单位的改制，使得"单位"逐步消失而其中的人大量被企业雇佣，这使得政府的控制力度减弱了。同时由于这种政府控制力弱化的过程结合全球化背景，使得共产党员中也有大量的企业家和海归知识分子。这相较于传统中国，也开始接近西方民主制度国家。 这个结论导致谢德华提出中国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威权主义（self-obsolescing authoritarianism）"，为了维持自身的权力，共产党开始接纳过去反对的制度、概念和人才。谢德华认为中国的道路也会像其他已经推倒独裁建立民主的亚洲国家一样，并以台湾地区民主实践的经验来阐释"独裁消失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刻"，表达了他对"历史终结"的乐观之情。 不过谢德华的论述中存在几处可以商榷的地方。首先是经济上是否仅存在拥抱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规则的问题。实际上尽管存在接轨西方企业管理制度以及政府监管制度，但不同的领域情况并不一致。除了能源领域之外，中国的金融体系也并没有玩西方的游戏，反倒是相当有中国特色，在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问题上，开放的步伐非常缓慢。双边结算而非全面自由化这一改革路径现在越来越明显，这显然并不玩西方游戏。 其次，谢德华关注较多与全球化接轨的层面，这样能看到的改革多少带有西方的特征，或者至少是中西融合的特征。但中国经济的成长并不完全是全球化的功劳，内部改革也占有重要的位置。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论在实践中与试点改革相契合，而这种试点改革的路径和规则与西方哪一家都不太像。这种有管理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模式尽管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扭曲的竞争环境和形式各异的官商勾结与其说是西方的游戏，不如说更具有东方专制主义社会的色彩。 最后，谢德华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和政治地位的论述之间存在落差。如果经济增长遵循一套普适规则而与东西差异无关，那么经济实力的增强并不确保强者之间就不相互威胁，有可能在全球化中互利合作，也有可能展开互相威胁的"竞争"。政治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可能会随着全球化走向缓和的"求同存异"从而降低对抗性威胁，甚至也可能搁置在政治上的争议而在经济领域内趋向更多的合作，这些条件下中国的崛起也不会威胁西方，但却不是出于参与西方游戏规则这一理由。
7 中国模式不例外，金融救国是王道 陈志武在《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一书中同样意识到应该在全球化的视角下来看待中国模式的问题，但和"文明源头思乡症"一样，陈试图总结出一套横跨长时段的中国模式，而不是将模式限定在共和国六十年或者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论述。所有关注"中国模式"的争辩是围绕这一时段进行的，并不清晰的"北京共识"也是针对这个时段而展开的，因此探讨中国古代的模式在中国模式这个话题上，是走了岔路了。 实际上60年也足以构成经济学意义上的长时段了，这一点上陈志武说的没错，中国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同步，并没有特别的模式，只不过遵循了几条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而且恰好改革开放与世界市场接轨，从而造成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兴盛与世界同步，从工业化和金融化而言，中国历史上的发展表明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1978年之后的改革更是表明了这一进程。改革开放解放了人的手脚，给了老百姓经济活动的自由，这是一种普适模式，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中国经验可以挖掘。陈志武花了很长的篇幅以金融学来解释儒家文化和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历史，在我看来这与对中国模式的论证没有关系。因为陈所论述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是指古代中国的模式。借鉴西方金融立国的模式可能是对的，但这个独特的金融学解释视角同样也忽略了很多东西。陈的背景限制了其对中国模式问题的讨论，而将所有变量解释为金融一支独重，我认为也是不恰当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陈书没什么价值，从人类进程尤其是全球化历史而言，将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发展当成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根据历史经验对比也可以知道除了相对短暂的偏离外，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成长是同步的。这样的话，就可以论证没有什么中国模式，而不过是普适模式的表现而已。而自由的人性成为了陈志武理论分析的基础，正因为自由的人性是普适的，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释放了这种人追求自由的本性，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与大政府主导的所谓"中国模式"是没有关系的。这一论证是成立的，但却说明了陈志武在"中国模式"上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因为这里被陈批评的中国模式是指大政府主导的模式，而在之前关于历史进程一部分的论述中，中国模式是指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与儒家文化，这两种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陈认为不存在大政府主导的模式，只不过是顺应了历史潮流这一论述也过度简化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复杂性。因为这不仅只是搭上全球化"便车"，也的确有中国自己的贡献。其实不难理解全球贸易的扩展，必然是惠及了参与贸易的各方才得以实现。陈书尽管真正论及中国模式的部分很少，其核心的观点是一来中国发展是借了全球化的东风，二来最重要的是金融化促成了大发展。陈最后提出的问题倒是有点意思，就是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中，中国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谢德华说中国是玩西方游戏，不会危及西方。而陈志武却提出中国应该韬光养晦，更多关注到贸易国的需求，做好贸易上的服务，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而要达成目标，中国的未来还要依靠发展金融。 总体而言，这本文集的编撰者并没有梳理出陈志武关于中国模式的清晰论述逻辑，这导致本书几乎是《金融的逻辑》的重复版。事实上，除了书名与中国模式的讨论或有关联之外，并没有真正聚焦中国模式争议的核心议题。 8 没什么中国模式，有一点中国特色 放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模式一点不独特；从中国自身出发，理解中国特色比较重要。这大概可以粗略概况黄亚生在《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一书中的意思。自2008年末起美国遭受罕见金融危机，经济苦苦挣扎，到2011年中，失业率依旧居高不下，而且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另一方面是中国即使受危机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依旧惊人。加上中国拥有大量的美元储备。所以很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美国是不是不行了？未来是不是属于中国？黄通过对巴西模式的回顾，简洁明了论证了在军政府控制下，20世纪60-70年代巴西所走过的道路，经济高速增长的巴西也曾被一度认为是唯一能挑战美国的"巨人"。从1968年到1974年间，巴西的GDP年均增长达11.4%。但随后巴西经济崩溃，整个20世纪80年代陷入停滞，高通胀、金融危机、经济停滞、连带引起政治上的不稳定。而究其原因，无非是国家导向的经济模式拔苗助长，强制性的工业化战略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在民生上投入匮乏，使得底层负担加重；加上偏好资金密集型的大企业也进一步加重了失业状况，使得犯罪率急剧上升，整个社会也陷入不稳定状态。这一从"巴西奇迹"到"失落之路"的历史，可为中国借鉴。这一角度很少有人讨论，即历史上那些曾经被认为的奇迹模式最终落败的经验教训，大概好了伤疤忘了痛一直都是存在的。 在这本《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中，收录了黄教授在中文媒体发表的评论和访谈。除了对比巴西模式外，黄教授在此书中也多次提及印度的经验，并与中国对照。第二章两篇文章就是讲印度的经验。黄教授认为单单从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投资来看印度落后于中国，这不仅低估了印度的实际发展，而且陷入了一个只看硬件不看"软件"的误区，而软件就是指"制度"。而且印度也恰是要在硬件不足、并且内部种姓制度导致的不平等格局的条件下取得发展，因此印度的"制度"才是需要考察的重点。印度的制度至少有两个方面比中国具有优势，一是印度的民主制度，当然民主与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有不少研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认为民主与增长关系不大。但不管是弗里德曼，还是阿玛蒂亚·森都将自由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民主制度（主要是指宪政民主制度）是目前所知最不坏的保证自由的制度。如果按照森的看法"以自由来看待发展"，那么印度就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二是与企业发展相关的金融制度，尤其是融资体制，这一点实际上与陈志武的着重点是一致的。中国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而反观印度在这方面远胜中国。根据黄教授的调查，中国企业超过60%感到融资障碍很大，而印度只有25%左右的企业有类似感受。这种便利企业创新和个人创业的金融制度优势，也许会比中国注重基础设施建设的增长，更具有后劲和优势。 事实上，回头来看中国的增长，其实也并没有背离基本的经济原则。黄教授对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点也不独特。中国的成败得失都可以从其他国家走过的路中看到相似的情形。土地改革和私营部门的发展是东亚各国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也不例外。至于政治上高度集权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黄教授认为这一说法站不住脚。与通常的认识不同，黄教授认为如果我们深入去看中国改革走过的路，不难发现在政治上中国也采取了不少改革，例如80年代结束"干部终身制"和实行"农村基层直选"，这些政治改革尽管很小，但其对促进经济活力却有重要的贡献。而9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之后，尽管经济仍旧增长，但增长的质量却有所降低，表现在贫富差距拉大和腐败加剧。也就是说，在黄教授看来，并不存在一种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的发展遵循一些普世的原则，当中国遵循这些原则时，就获得发展；当背离这些原则时，就出现问题。这让我想起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在《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中表达过的类似观点。在罗德里克看来，经济学所具有的灵活性很大，那些最基本的经济学原则，包括产权保护、市场竞争、激励兼容以及货币稳定等，不管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是基于上述原理发展而来的，这正是所谓"相同的经济学"。但在这些原则下，并非只存在一个可选的政策组合，各个国家根据自己不同的特色，选择不同的政策组合进行改革，对于改革者而言，所拥有的政策空间其实是相当大的。而成功的国家正是在政策空间里选择了合适的政策处方，从而获得了高质量的发展。这也意味着，普世价值和基本原则其实是跨越国界的，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 当然黄教授也并没有抹杀中国特色的存在。这里要避免两个误区：一是陷入名词的争议，如果你说模式不行，我就换成特色代之。显然，反对中国模式的时候，这里尽管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解，但有一关键是认为存在"政治上集权能支持经济发展"这样一种模式。而黄教授则明确指出了这种模式并不存在。二是否认存在中国特色，从反对中国模式的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即完全不顾中国自己的传统和特点，所谓"全盘西化论"就是典型代表。实际上，正如罗德里克指出的，在同一经济学原则下政策选择的空间很大，而参照各国的特色进行政策诊断，最终选择合适的政策处方，这样做并没有创造一种新的模式，但同时也没有忽略自身的特色。 那么所谓"中国特色"又作何解释呢？对地域广阔的中国而言，是不是只有一条统一的经济增长道路，是存疑的。在上海模式存在的情况下，同时也存在情况截然不同的"浙江模式"。如果说上海模式是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典型，例如有众多大型的国有企业并对此进行补贴，同时吸收大量FDI，民企生存空间较为狭小；那么浙江就是私营经济唱主角的典范，尤其是温州活跃的地下金融体系支撑了大量新创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初期发展所需要的融资。因为私营企业较难取得银行贷款，并且也没有政府补贴。但浙江同样取得了令其他省市羡慕的增长。 对于中国未来的转型之路，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是激进还是相对保守的观点，都对目前的体制造成的不公平不满，因而对体制改革的呼声也非常高。政府干预至少造成了四重"不公平待遇"，一是国内外之间偏好外资而轻民间资本造成的不公平，二是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由于"国进民退"造成私营企业未能享受国民待遇，三是地方之间政府干预导致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四是城乡之间（包括同一省市内部和跨省市）户籍制度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化。这些不公平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长远发展的障碍。以农民工为例，这个夹层在农村的境遇变差的情况下，本希望通过在城市打工改善境遇，甚至定居城市以享受城市福利。但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农民工无法享受城市福利。事实上，根据黄教授的调查，农民工的收入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同步增长。也就是说，农民工并没有获得经济增长的好处。而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民工受户籍限制，而无法融入城市获得相应的市民身份，进而取得市民身份所附着的福利。与此同时，如果农村能为农民工在本地发展提供足够的机会，那么创新也可以在农村启动，不一定非要到城市。但问题在于，为农民创业所能提供的农村金融体系极其落后，难以为农民的发展提供启动资金。直到最近小额贷款公司才开始在各种局限下慢慢起步，但与城市的就业和人口吸纳相比，农村的限制显然更多。一面不放开户籍，排斥农民工市民化，以及限制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另一方面在农村，农民要发展获得的支持很小，并且没有相应的制度改革进行配套，农村也非农民容身之处。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行由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和聚焦基建的新农村建设，恐怕难以达成提高农民收入，进而扩大内需的政策目标；也难以舒缓扩大的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对未来的发展造成极大隐患。这是中国未来的转型亟待解决的问题。 黄亚生教授在《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一书中反复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未来的改革，如果方向对，那么具体的选择是多样的。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发展的模式必然遵循一些普世的价值和原则，这个对所有国家都不例外。但是中国的确可以选择有特色的道路，前提是这些道路的选择不与基本的普世价值和原则相互冲突。而遵循这些普世价值和原则，从体制改革上确定改革的方向，当是中国转型的下一步。
参考文献： *表示可不读，**表示可读，***表示不可不读。 陈志武，《根本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2010年，台湾八旗文化。【本书不能在豆瓣上传，但却是与政治模式最不相关的一本。豆瓣已经变得越来越傻了，今后我会更多使用Amazon的链接。】* 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201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2011年，中信出版社。** 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201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2011年，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201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 Edward 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201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文章已刊《启真·2》，2012年12月刊，浙江大学出版社。 转载必须完整包括此声明： 【微博@李华芳 | 遵循"署名-完整-非商业"原则 |商业用途请联系 lihuafang@gmail.com 】 可以选择是否包括以下说明： 觉得文章有用？认为作者靠谱？立即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
| Posted: 12 Dec 2012 05:57 AM PST "公开信时代"如何到"对话时代"？
傅国涌
长期以来，中国都处于"公开信时代"。远的不说，1895年，泱泱大中华在甲午海战中被蕞尔小国邻邦日本轻易击败，举国震惊远非半个多世纪前败于远隔万里的英国可比，读书人、士大夫上书风起云涌，一浪又一浪，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在北京发起大规模的"公车上书"，最后上书未成，康有为执笔的万言书在上海印刷出版，风靡一时，奠定了他在维新运动中的言论代表地位。进入民国，从胡适、蔡元培等16个著名知识分子1922年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到1940年代知识分子一次次的联署声明、宣言，就是那个时代的公开信。1980年代末，这一公开信传统复活，包括施雅风、许良英、刘辽等先生代表的科学界，包括吴祖光等先生代表的文艺界都曾发表表达政见和良心的公开信，这一形式在89和平抵抗运动中达到高潮，大量的公开信令人应接不暇，包括钱钟书、巴金等人都参与过此类签名。1989年以来将近19年的时光中，中国社会自主表达内心意见的行为几乎只能以公开信的方式，或单独一人，或多人联名，产生较大影响的如1995年许良英先生发起的宽容呼吁，如2004年蒋彦永医生给"两会"要求重评89的公开信，如"冰点"整顿风波中的那些公开信，如天安门难属群体年复一年给"两会"的公开信，如最近半年以来流传在互联网上的几封公开信……这些公开信昭示着，在一个没有言论新闻自由、选举自由、缺乏法治保障和监督程序的国度，生活其间的人们说出真实心声的艰难，也显示了经过三十年经济改革开放的民族，依然只是一个前现代社会，所有写进宪法的堂皇说辞依然只是遥遥无期的一张张期票。公开信的大量存在，证明了一个民族的生命和活力，一个古老民族并没有死去，死火山之下仍有异样的声音，公开信的存在同时证明一个真正的现代文明社会仍然离我们很远，我们还生活在一个非常态的社会里，我们的权利受到剥夺，我们的身体、精神和生活受到伤害时，缺少保护我们的有效的合法渠道，而需要通过程序安排以外的公开信来发出我们的呼声，表达我们的诉求。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公开信说得简单点，就是单向的，一方面发出声音，另一方面多数时候都是置之不理，当作没有听见，强势总是不习惯于倾听弱势的和平声音，往往只有等到雷霆万钧、势如破竹时才会醒悟。 从康梁变法以来，甚至从更早的洋务运动以来，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追求现代化，追求一个现代中国之梦已做了上百年，乃至150年，仍是步履蹒跚地在现代的门槛之外犹豫、踯躅。从"公开信时代"进入"对话时代"，这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命题，已经不容忽视，不容耽搁。现在，我们常在媒体上看到"博弈"这个说法，今日之国中，如果有所谓的"博弈"，也不过是暗中的"博弈"，而不是公开、直接、有程序、渠道可循，有公平空间可依的博弈。真正的博弈就是可以对话的博弈。 在我看来，"博弈"一词和讨价还价、相对公开、公平的规则紧密联系在一起，你下一步，我下一步，有对峙，也有妥协，有得寸进寸，也有让步后退，如果一方独大，处于绝对强势的利益群体和完全弱势的利益群体之间不大可能有公平的博弈，有之，也只是强势单方面的恩赐。尤其是在强势利益群体几乎彻底主导了规则制定权，没有制定也没有迹象表明愿意制定出与其他利益群体进行公平博弈的规则时，我们不能不谨慎地谈论"博弈"。在引入有序的、有规则可依的对话机制，"博弈"充其量只能是无序的"博弈"。 特别是"博弈"的政治化，那更是要等到有了这样的对话机制或者出现了这种契机时，才有存在的可能性，否则，连真正的博弈都没有，又哪里谈得上博弈的政治化？ "对话"一词，20年前曾写进了中共13大的政治报告，一度是个热门新词，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这个词毕竟缺席已久。但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以"对话"方式解决重大问题，尤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确曾给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带来过几次新的机会。从1911年冬天到1912年春天，以袁世凯代表的北方实力派代表和孙中山代表的南方革命派之间，曾经有过一场以"南北和谈"为名的对话，最后双方联手达成了把满清朝廷送进历史博物馆的决议。1919年前后，在一片纷乱的军阀扰攘声中，南北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也曾在上海的会议室里坐下来，试图以对话方式解决中国的南北分裂、军阀割据问题，尽管没有成功。1945年秋天，抗日战争的胜利给本民族再次带来一次空前的契机，毛泽东从延安飞到重庆，毛、蒋会谈，就是一次政治对话，为随后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对话铺平了道路。1946年初拉开帷幕的重庆政协会议，可以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协商，坐下来对话的代表不仅仅来自对峙的双方，还有第三方，而且第三方之间的观点、取向也是多元的，民盟代表与青年党代表就有不同，无党派社会贤达之间也各有自己的立场，38个代表在山城的对话、博弈曾经牵动着全国千千万万人的心。要说博弈政治化，我想，那一次就是成功的政治博弈，以和平、理性的方式，通过对话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分歧，各自都代表各自的利益、价值，桌子上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但是谁也没有想一口把对方吃下去，最后不能不达成妥协、平衡。对话的魅力、妥协的魅力、博弈的魅力，在1946年春天到来之前，尽展无遗。有着不同政治背景，口才便捷、学养深厚的罗隆基、王若飞、王世杰等人，在那一刻成为中国的政治明星，他们的才情，他们的风度，他们的言论都进入了历史。 对话一次被暴力打断、被暴力取代是20世纪中国的伤痛，背后有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原因，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动荡的世纪里，中国人曾选择对话方式来解决政治争端，解决利益纷争，而且不止一次。21年前，"对话"这个说法在官方文献出现时，完整的表述是"社会协商对话"。将近19年前，我们这一代人怀抱的全部梦想，就是希望以"对话"方式，以公民身份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对话"的观念，当时已深入许多关心民族命运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心中。最终没能进入实质性的对话，掌握绝对权力的一方当然负有绝大部分乃至全部的责任。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处于弱势的民间一方就没有任何可圈可议、可以反思的地方，在对话的大门没有完全关死之后，在非实质性的对话机会还存在的情况下，弱势一方在对话现场的表现，今天看来就有许多值得反省、需要检讨之处。当时，民间某些代表的激愤、夸张情绪，显示出来的幼稚、天真和不成熟，在某种意义上恰好预示着我们这个民族离通往一个"对话的时代"还有相当距离，中国注定还要经受更多的磨难。一晃19年，"对话"这个词早已退出我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国仍处在一个"公开信时代"，无论需要多少时间，我相信，"公开信时代"终将被"对话时代"取代。因此，讨论"对话"这个概念以及对话的规则，极为必要而且极为迫切。 将近19年前的那个冬天，哈维尔等捷克知识分子在布拉格成立"公民论坛"，制定了8条《对话守则》，在街头巷尾、居住区、大学校园到处张贴，希望广为人知，以便监督。 "公民论坛"提出的对话守则： 一、对话目的是为了寻求真理，而不是为了竞争； 二、不要作人身攻击； 三、保持主题； 四、辩论时要用证据； 五、不要坚持错误不改； 六、要分清对话与只许自己讲话的区别； 七、对话要有记录； 八、尽量理解对方。 大约10来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这8条守则，真的是耳目一新，内心极为震撼。8条守则简单明了，而且实用，它不仅是用来约束自己这一方，同时也希望对话的另一方遵守。只有成为双方共同信守的规则，这样的守则才是有效的。这个对话守则实在太好了，值得人人学习，大力推广，特别是有些守则恰好是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中所缺乏的。无论是强势利益群体，还是弱势利益群体，归根到底都要学会对话，学会在对话中生活，而不是在仇恨和暴力中生活，对话是最佳的选择，也是最后的出路。学会对话，就是要告别自说自话，告别赢家通吃，告别以强凌弱、强词夺理的思维，当然也要告别仇恨意识、敌人意识，告别绝对化的道德优越感，处于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立场、不同价值观的人们，如何在我们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共有一片大陆，我们共有一个时代这些基本观念上达成共识，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只有在包容和克制中化解矛盾，我们共有的中国才不至于陷入再次的悲剧之中。可怕的不是这个社会的矛盾丛生，而是我们面对矛盾时的姿态，也许矛盾会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对我们不同的人而言重要的是要学会对话，学会在和平的对话中博弈，从而不断地解决这些矛盾，这个对话的过程其实就是社会进步的过程。没有这种观念的更新，没有思维方式上的突破，以及对话守则的认同，我们将永远走不出空荡荡没有回应的"公开信时代"。哈维尔他们制定的这8条 对话守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的范例。对于至今仍生活在"对话时代"前夜的我们，这样的守则当然是弥足珍贵。
2008年2月16日 |
| Posted: 29 Nov 1999 08:00 A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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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2 Dec 2012 05:57 AM PST "公开信时代"如何到"对话时代"？
傅国涌
长期以来，中国都处于"公开信时代"。远的不说，1895年，泱泱大中华在甲午海战中被蕞尔小国邻邦日本轻易击败，举国震惊远非半个多世纪前败于远隔万里的英国可比，读书人、士大夫上书风起云涌，一浪又一浪，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在北京发起大规模的"公车上书"，最后上书未成，康有为执笔的万言书在上海印刷出版，风靡一时，奠定了他在维新运动中的言论代表地位。进入民国，从胡适、蔡元培等16个著名知识分子1922年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到1940年代知识分子一次次的联署声明、宣言，就是那个时代的公开信。1980年代末，这一公开信传统复活，包括施雅风、许良英、刘辽等先生代表的科学界，包括吴祖光等先生代表的文艺界都曾发表表达政见和良心的公开信，这一形式在89和平抵抗运动中达到高潮，大量的公开信令人应接不暇，包括钱钟书、巴金等人都参与过此类签名。1989年以来将近19年的时光中，中国社会自主表达内心意见的行为几乎只能以公开信的方式，或单独一人，或多人联名，产生较大影响的如1995年许良英先生发起的宽容呼吁，如2004年蒋彦永医生给"两会"要求重评89的公开信，如"冰点"整顿风波中的那些公开信，如天安门难属群体年复一年给"两会"的公开信，如最近半年以来流传在互联网上的几封公开信……这些公开信昭示着，在一个没有言论新闻自由、选举自由、缺乏法治保障和监督程序的国度，生活其间的人们说出真实心声的艰难，也显示了经过三十年经济改革开放的民族，依然只是一个前现代社会，所有写进宪法的堂皇说辞依然只是遥遥无期的一张张期票。公开信的大量存在，证明了一个民族的生命和活力，一个古老民族并没有死去，死火山之下仍有异样的声音，公开信的存在同时证明一个真正的现代文明社会仍然离我们很远，我们还生活在一个非常态的社会里，我们的权利受到剥夺，我们的身体、精神和生活受到伤害时，缺少保护我们的有效的合法渠道，而需要通过程序安排以外的公开信来发出我们的呼声，表达我们的诉求。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公开信说得简单点，就是单向的，一方面发出声音，另一方面多数时候都是置之不理，当作没有听见，强势总是不习惯于倾听弱势的和平声音，往往只有等到雷霆万钧、势如破竹时才会醒悟。 从康梁变法以来，甚至从更早的洋务运动以来，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追求现代化，追求一个现代中国之梦已做了上百年，乃至150年，仍是步履蹒跚地在现代的门槛之外犹豫、踯躅。从"公开信时代"进入"对话时代"，这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命题，已经不容忽视，不容耽搁。现在，我们常在媒体上看到"博弈"这个说法，今日之国中，如果有所谓的"博弈"，也不过是暗中的"博弈"，而不是公开、直接、有程序、渠道可循，有公平空间可依的博弈。真正的博弈就是可以对话的博弈。 在我看来，"博弈"一词和讨价还价、相对公开、公平的规则紧密联系在一起，你下一步，我下一步，有对峙，也有妥协，有得寸进寸，也有让步后退，如果一方独大，处于绝对强势的利益群体和完全弱势的利益群体之间不大可能有公平的博弈，有之，也只是强势单方面的恩赐。尤其是在强势利益群体几乎彻底主导了规则制定权，没有制定也没有迹象表明愿意制定出与其他利益群体进行公平博弈的规则时，我们不能不谨慎地谈论"博弈"。在引入有序的、有规则可依的对话机制，"博弈"充其量只能是无序的"博弈"。 特别是"博弈"的政治化，那更是要等到有了这样的对话机制或者出现了这种契机时，才有存在的可能性，否则，连真正的博弈都没有，又哪里谈得上博弈的政治化？ "对话"一词，20年前曾写进了中共13大的政治报告，一度是个热门新词，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这个词毕竟缺席已久。但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以"对话"方式解决重大问题，尤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确曾给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带来过几次新的机会。从1911年冬天到1912年春天，以袁世凯代表的北方实力派代表和孙中山代表的南方革命派之间，曾经有过一场以"南北和谈"为名的对话，最后双方联手达成了把满清朝廷送进历史博物馆的决议。1919年前后，在一片纷乱的军阀扰攘声中，南北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也曾在上海的会议室里坐下来，试图以对话方式解决中国的南北分裂、军阀割据问题，尽管没有成功。1945年秋天，抗日战争的胜利给本民族再次带来一次空前的契机，毛泽东从延安飞到重庆，毛、蒋会谈，就是一次政治对话，为随后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对话铺平了道路。1946年初拉开帷幕的重庆政协会议，可以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协商，坐下来对话的代表不仅仅来自对峙的双方，还有第三方，而且第三方之间的观点、取向也是多元的，民盟代表与青年党代表就有不同，无党派社会贤达之间也各有自己的立场，38个代表在山城的对话、博弈曾经牵动着全国千千万万人的心。要说博弈政治化，我想，那一次就是成功的政治博弈，以和平、理性的方式，通过对话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分歧，各自都代表各自的利益、价值，桌子上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但是谁也没有想一口把对方吃下去，最后不能不达成妥协、平衡。对话的魅力、妥协的魅力、博弈的魅力，在1946年春天到来之前，尽展无遗。有着不同政治背景，口才便捷、学养深厚的罗隆基、王若飞、王世杰等人，在那一刻成为中国的政治明星，他们的才情，他们的风度，他们的言论都进入了历史。 对话一次被暴力打断、被暴力取代是20世纪中国的伤痛，背后有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原因，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动荡的世纪里，中国人曾选择对话方式来解决政治争端，解决利益纷争，而且不止一次。21年前，"对话"这个说法在官方文献出现时，完整的表述是"社会协商对话"。将近19年前，我们这一代人怀抱的全部梦想，就是希望以"对话"方式，以公民身份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对话"的观念，当时已深入许多关心民族命运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心中。最终没能进入实质性的对话，掌握绝对权力的一方当然负有绝大部分乃至全部的责任。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处于弱势的民间一方就没有任何可圈可议、可以反思的地方，在对话的大门没有完全关死之后，在非实质性的对话机会还存在的情况下，弱势一方在对话现场的表现，今天看来就有许多值得反省、需要检讨之处。当时，民间某些代表的激愤、夸张情绪，显示出来的幼稚、天真和不成熟，在某种意义上恰好预示着我们这个民族离通往一个"对话的时代"还有相当距离，中国注定还要经受更多的磨难。一晃19年，"对话"这个词早已退出我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国仍处在一个"公开信时代"，无论需要多少时间，我相信，"公开信时代"终将被"对话时代"取代。因此，讨论"对话"这个概念以及对话的规则，极为必要而且极为迫切。 将近19年前的那个冬天，哈维尔等捷克知识分子在布拉格成立"公民论坛"，制定了8条《对话守则》，在街头巷尾、居住区、大学校园到处张贴，希望广为人知，以便监督。 "公民论坛"提出的对话守则： 一、对话目的是为了寻求真理，而不是为了竞争； 二、不要作人身攻击； 三、保持主题； 四、辩论时要用证据； 五、不要坚持错误不改； 六、要分清对话与只许自己讲话的区别； 七、对话要有记录； 八、尽量理解对方。 大约10来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这8条守则，真的是耳目一新，内心极为震撼。8条守则简单明了，而且实用，它不仅是用来约束自己这一方，同时也希望对话的另一方遵守。只有成为双方共同信守的规则，这样的守则才是有效的。这个对话守则实在太好了，值得人人学习，大力推广，特别是有些守则恰好是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中所缺乏的。无论是强势利益群体，还是弱势利益群体，归根到底都要学会对话，学会在对话中生活，而不是在仇恨和暴力中生活，对话是最佳的选择，也是最后的出路。学会对话，就是要告别自说自话，告别赢家通吃，告别以强凌弱、强词夺理的思维，当然也要告别仇恨意识、敌人意识，告别绝对化的道德优越感，处于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立场、不同价值观的人们，如何在我们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共有一片大陆，我们共有一个时代这些基本观念上达成共识，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只有在包容和克制中化解矛盾，我们共有的中国才不至于陷入再次的悲剧之中。可怕的不是这个社会的矛盾丛生，而是我们面对矛盾时的姿态，也许矛盾会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对我们不同的人而言重要的是要学会对话，学会在和平的对话中博弈，从而不断地解决这些矛盾，这个对话的过程其实就是社会进步的过程。没有这种观念的更新，没有思维方式上的突破，以及对话守则的认同，我们将永远走不出空荡荡没有回应的"公开信时代"。哈维尔他们制定的这8条 对话守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的范例。对于至今仍生活在"对话时代"前夜的我们，这样的守则当然是弥足珍贵。
2008年2月16日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
| Posted: 12 Dec 2012 06:19 AM PST 根據《議事規則》第49E(2)條動議的議案 《2012年電訊（以拍賣方法釐定頻譜使用費）（修訂）規例》及《2012年電訊（指定須繳付頻譜使用費的頻帶）（修訂）令》 主席，本人謹以《2012年電訊（以拍賣方法釐定頻譜使用費）（修訂）規例》及《2012年電訊（指定須繳付頻譜使用費的頻帶）（修訂）令》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分，匯報小組委員會的商議結果。 上述修訂令旨在指定多一個須繳付頻譜使用費的頻帶（即2635至2660兆赫），而上述的修訂規例旨在訂明頻譜使用費須以拍賣方法釐定。小組委員會與政府當局舉行了一次會議，就這兩項附屬法例及相關事宜作出討論。委員普遍支持修訂令及修訂規例。 小組委員會察悉，無線電頻譜指配的有效期為十五年。有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就此方面諮詢業界和廣大市民對整體政策的意見，使某方面（例如牌照或頻譜指配期續期的權利）可作適當調整。當局表示會就相關頻譜可行安排開展第二輪公眾諮詢前，考慮先前所收集的意見以及委員的意見。 小組委員會察悉，根據前電訊管理局委聘顧問的研究報告顯示，香港的無線電頻譜交易並不活躍，雖然業界對頻譜交易需求殷切，但頻譜使用權擁有人並不熱衷於把珍貴資源轉讓他人。因此，當局不會考慮優先處理在香港引入無線電頻譜交易。部分委員認為，當局應向公眾公開有關顧問報告，以提高透明度。若報告未能公布，當局應考慮就該報告發出聲明。應委員的要求，當局稍後會就應否公布該報告一事，向小組委員會提供書面回應。 主席，以下為本人的個人意見。雖然小組委員對指定這次修訂相關的頻帶以拍賣方法處理並無反對，但小組成員非常關注頻譜指配的政策，特別是2001年以拍賣發出給四家流動電訊公司的3G（即第三代流動服務）頻譜（即1900-2200兆赫頻帶），到2016年十月就會到期，通訊局在今年較早時已經進行第一輪諮詢，亦表示快將展開第二論諮詢，業界對這對香港數以百萬的流動通訊用戶服務的影響，非常關注。 在之前的小組報告中，我提到「當局表示會就相關頻譜可行安排開展第二輪諮詢前，考慮先前所收集的意見以及委員的意見。」我希望政府真的會這樣做，真的把在諮詢收到的回應意見和議員的意見，反映在第二論諮詢的建議方案選擇中。 首先，我希望通訊局和政策局即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明白，指配到期後頻帶頻譜的使用安排，與指配新發出的頻譜，完全是兩回事，處理不善，隨時引致市民面對不必要的服務間斷，頻譜使用不合符效率，和影響市場競爭、投資和創新。 在以上提及通訊局的第一輪諮詢，當局提出處理這些3G頻譜的三個方案，包括（第一）容許現在使用相關頻譜的營運商優先繼續使用這些頻譜、（第二）拿回全部頻譜重新拍賣，和（第三）前兩個方案的混合方案，把每家現時營運商的部分頻譜留給他們繼續使用，再將其他拿出來重新拍賣。 通訊局講過，營運商不應在其使用的頻譜到期後，有任何期望可以自動繼續使用這些頻譜；這說法留給通訊局最大的政策選擇空間，但如何決定怎樣分配這些頻譜，通訊局在諮詢文件提出過五個目標：客戶服務的連續性、有效率的頻譜應用、有效的競爭、鼓勵投資，和促進創新服務。 問題是，香港的流動滲透率是全世界最高之一，達到超過200%，各營運商根本沒有剩餘頻譜，即是如果有一天要取會他們使用中的頻譜，即他們的客戶使用中的頻譜，結果就是他們能夠為用戶提供的服務和速度，都要被迫降低，甚至要重新編配用戶的號碼，必定會引發大混亂，並且現時營運商不能確定未來能否投得頻譜繼續提供服務，連跨越2016年十月的服務計劃都不敢提供，自然不敢投資，連上客都唔敢。 環顧全世界，澳洲在2010年將2G和3G頻譜重新指配給已經在營運的流動通訊營運商，英國在2011年將3G頻譜永久容許流動通訊商使用，香港在1992年由類比訊號（analog）轉到數碼制式，和在2005-6年到期的2G頻譜（即GSM 900和1800兆赫)，當時都是重新分配給相同的電訊商。這慣例做法，顯然可以滿足之前提及的五個目標：客戶服務的連續性、有效率的頻譜應用、有效的競爭、鼓勵投資，和促進創新服務。 相反，如果當局突然今次決定在3G頻譜到期後取回頻譜再拍賣，五個目標有四個都未必達到甚至肯定做唔到，只有可能增加競爭，但又未必是有效的競爭，又或者是過度競爭。 所以，我希望通訊局在下階段的諮詢中，保留第一選項，即是容許現在使用相關頻譜的營運商優先繼續使用這些頻譜。這是第一階段諮詢大部分回應選擇的立場，包括所有現時的3G營運商和絕大部分的流動電訊商，如果通訊局在第二輪諮詢連保留這選項都不肯，即是徹底的假諮詢。 其實，即使容許營運商繼續使用現有頻譜，也不代表不能有新競爭者入場，至少今天的修訂規例意味明年初也會有50兆赫頻譜拿出來拍賣，今年初才有一家新的營運商投得2300兆赫頻譜，所以新的競爭者入場不是問題。反而，新競爭者不可能立即將頻譜投入服務，現有營運商就快得多了，所以後者很多時候才是更有效率地使用頻譜的選擇。 主席，另外一個相關議題，是頻譜交易。容許頻譜交易顯然可以改善使用頻譜的效率，雖然在小組會議上，局方告訴委員「大家都沒有多餘頻譜，所以無人想拿出來轉讓」，所以「當局不會優先考慮引入無線電頻譜交易」，實情是我接觸了大部分的流動電訊商，全部都支持成立頻譜交易平台，當局對市場意見的理解肯定出了落差。 最後，小組委員要求公布前電訊管理局聘請顧問做過關於頻譜交易的研究報告，並曾經在個多月前發信給局方正式要求政府公開，但當局至今仍未回應，希望局方盡快給我們一個答案。 主席，我支持今次相關修訂，但我們不能單獨看這些拿出來拍賣的頻譜，政府要小心審慎處理3G頻譜和3G電訊商續牌事宜，因為受影響的不只是相關電訊公司，更包括數以百萬的流動電訊用戶，政府的政策決定事關重大，影響每個使用流動電詢的市民。 主席，我感謝通訊事務管理局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協助小組商議相關修訂規例的同事。我謹此陳辭。  |
| Posted: 12 Dec 2012 05:15 AM PST 主席，有位同事告訴我，我昨天被傳媒（好似是電台節目）踢爆，我在星期一的立法會的特別行政長官答問大會發問的問題，是來自李柱銘先生的建議問題。我在這裡承認，是，這問題是李大狀建議的，不過我選擇去問這條問題，是因為我真的對這問題的核心部分感到共鳴。 我提出的問題的核心是，公眾利益相對個人利益。我提出的問題是，梁先生一直事事以法律意見和法律程序作擋箭牌，遲遲不肯交代；律師提供給他的意見，是為了保護梁先生，還是律師為了公眾利益？律師當然是為了保護他的當事人，但如果這個當事人是我們的行政長官，不只是我們對他的要求應該更高，他自己對自己的要求應該更高，高於他希望保護自己利益。 所以我問梁先生，你會否放棄你在僭建事件上享有的任何保密權利？會否公開所有有關文件？會否容許傳媒去現場檢視？好遺憾，梁先生完全沒有正面回答。因為我在發問時提到，屋宇署往往會以未得當事人同意為理由，不公開個別案件的資料或文件，梁先生只捉住我提及屋宇署就說他不能評論屋宇署的政策。我知道，「問非所答」是辯論的高招，但就肯定不是開誠布公地回答問題，肯定不是說出所有真相。 主席，真的，僭建事件的經過已經十分清楚，我也沒需要再多加陳述。我始終在思考的，是公對私的問題，一個公職人員，公和私之間那一個行先？ 基本法第四十七條規定行政長官必須「廉潔奉公、盡忠職守」。「公」是指正直忠誠地履行公職，為社會整體的利益大公無私，我也認為，「奉公」是需要以公為先，即是以公眾利益為先。很可惜，身為特區政府之首，梁先生千方百計玩文字遊戲，企圖用推搪和謊言來文過飾非，這是「奉私」。特首的處理手法將一己利益凌駕於公眾之上。 不過，我也聽到社會上很多朋友說，特首只是嚴重疏忽，沒有誠信問題，或者是他們認為要以大局著想，我們香港不可以「一日無君」，要放過他，給他多一次機會做實事，將功補過。我聽到這些話，我感到很失望，難道我們香港人可以接受誠信缺失，只要覺得他做到嘢，就無所謂啃咗佢啦？我明白有好多香港人覺得梁先生這纏繞我們香港人的問題，已經令人感到非常厭悶，其實，我都覺得好厭悶，只不過，我覺得，我們不可以逃避。 主席，我們香港變成這麼分化，有支持梁先生，有反對梁先生，我們落得如此田地，我覺得非常可悲，最可悲的是，絕大部分支持梁先生的人士，都不相信他沒有講大話。這真的是最可悲的，我們香港人可以致誠信於不理。沒有人是不可以取代的，歷史回看這事，如果我們不好好處理這事，香港一定會因少失大。 主席，政治領袖必須有是公信力，梁先生已經失了公信，這已經直接損害特區政府施政的公信力。我們立法會議員有責任保持誠信、透明、公平等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政府首長講大話逃避責任的壞先例一開，長遠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難以估計。如果我們可以對張開眼睛講大話的事而不見，梁先生星期一到立法會時連道歉都可以無慚愧嘅，我們怎樣面對，怎樣教育下一代？ 主席，我支持胡志偉議員的不信任議案，因為梁先生為推卸和逃避個人責任而對香港政府管治威信造成的傷害，已經動搖香港社會一直秉持的誠信透明和公平的核心價值，損害特區政府的公信力、公務員執行政策的效率和市民的信任。梁先生即使能夠免受刑責，他個人的品格和誠信已經破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姑息這樣的行為香港人不會接受。 主席，我謹此陳辭。  |
| Posted: 12 Dec 2012 05:06 AM PST 1. 主席先生，近年聲稱具有保健功效的食品大行其道，很多市民有進食保健食品的習慣。不少產品的廣告或標籤上都聲稱具有預防或治療疾病的功效，卻未必含有藥物或中藥成分，因此不受《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及《中醫藥條例》的規管。因為規管機制的灰色地帶，市民有可能會誤服存有誇大、誤導聲稱的健康產品，帶來不良反應，或延誤尋求治療，對健康構成不同程度的危險。 2. 規管保健食品這個議題在立法會反復討論十年有多，過往政府只是說不屬於中藥或西藥的「保健食品」受《公眾生及市政條例》規管，或者現行的《商品說明條例》和《廣播條例》已經能夠規管保健產品廣告中的聲稱。《不良醫藥廣告條例》雖然經過多次修訂，但仍然未能達到今日的原議案和修正案中的重點，回應市民對於保健產品的關注。 3. 由於市面上保健食品五花八門，數量繁多，而且這些並不是一般普通的食品而是有機會影響健康的口服產品，我支持李國麟和其他議員的修訂，有必要促使政府加強規管。但我希望指出規管必須具針對性和有清晰的標準，才能在保障公眾健康之餘，亦幫助業界配合政府監管，使這些產品的成分、安全性、銷售手法等符合要求。我們不能繼續容許這些非食物亦非藥物的生產者誇大產品的功效或作出誤導，同時要求消費者在缺乏經過充分驗證的資料的情況地下，單單依靠生產商提供的資料自行決定是否食用保健產品。 4. 就梁家傑議員所提及打擊冒牌保健食品方面，我認為政府應該研究在保健食品供應鏈上應用資訊科技，例如目前在內地輸港食品、蔬菜等貨品已經廣泛應用的無線射頻識別技術(RFID)，加強保健食品的安全管理透明化、有效跟踪、追溯和防偽，以便提供保健食品安全、來源等公眾關注的資料。 5. 在食品物流供應中RFID已經扮演日漸重要的角色。原材料生產者在材料來源地全部加貼"電子身份證"— RFID電子標籤，並建立食品安全資料庫，包括物流過程中的全部資訊都能通過電子標籤在資料庫中查到。 6. 歐盟近年紛紛倡導"從農場到餐桌(From Farm to Table)"『從農場到餐桌』（From Farm to Table）和『從農場到餐叉』（From Farm to Fork）的全程管理理念，強調食物從原產地到消費者口中這段旅程的食品安全。食物從養殖、屠宰，到處理、加工、運輸、保存等，都必須經過嚴格的監督，免受污染。歐盟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建立良好的可追溯性—包括標簽和檔案管理系統。法律要求任何從事動物貿易的人和公司要事先在當局註冊，並遵守有關規則。而在歐盟都有推行試驗計劃，鼓勵中小型食物生產者採用RFID技術，配合建立覆蓋全歐洲的食品來源資料庫，方便進行食品追溯管理，例如加工過程中過份使用添加劑等情況。 7. 台灣亦有進行同樣的農產品管制制度和食品產銷追蹤制度。由於當地農業生產規模較細，為顧及小型生產者沒有足夠專業技術自己建立和維持系統，政府建立了統一的農產品產銷履歷追溯系統，生產者只要跟從系統上傳生產資訊，並利用系統列印標籤與出貨便可；而消費者則可以到一站式網上平台，經由零售標籤瞭解自己所購之食品的生產環境及方式。若食品發生問題，消費者便能快速取得產品資料，更重要是未來消費者能慎選產品，吃得放心。 8. 長遠而言，我認為剛才所述的模式應該加以研究並應用到保健食品生產上，這樣每當消費者對手上的保健食品有疑問，便可以通過掃描產品上的安全碼，查詢產品資訊並驗證貨品是否冒牌貨；而有關部門在出現食品安全問題時亦能夠盡快追溯問題所在，迅速收回問題產品。整體來說，加強對管理生產中出現問題的預防和控制，有助帶動業界整體進步，提升產品安全水平。 9. 在規管保健食品問題上，我認為有三方面政府應該認真研究和考慮。首先，我們現時討論的"保健食品"，即是沒有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或《中醫藥條例》註冊但具有健康聲稱的「口服產品」，在《不良醫藥廣告（修訂）條例》中只要求生產商加入免責聲明指產品沒有經過這兩條條例要求的檢測，若出現問題的話就請閣下自理，猶如將責任推卸到消費者身上。這方面我同意方剛議員的修正案，應該探討設立『聲稱要求』，使消費者知道產品成效是否有實證，是否可以安全服用； 10. 其次，即使目前有法例規定"保健食品"標籤須列有正確成分，對於產品標籤、說明附頁和廣告的健康聲稱，法例並沒有要求須要提供檢測報告佐證，確定保健食品的安全性、效能及品質合乎這些聲稱； 11. 最後，保健食品的銷售手法備受關注。《商品說明（修訂）條例》將更多不良銷售手法納入規管，但我支持麥美娟議員的修正案，對於一些沒有表露推銷產品的商業用意的營業行為，例如講座、分享等有機會誤導容易受左右的消費者，如長者和青少年，有必要加強規管。 12. 主席，前陣子我們已經見到醫學美容監管不力而導致出現人命損失的不幸事件。我們不應該容許類似的事情有任何機會再發生。當局有責任為市民健康著想，必須正視保健食品的問題。既然預先包裝的食品標籤都能夠立法規管並已經證明是行之有效，當局不能夠說保健食品牽涉的產品類別和數量龐大而推搪責任。 13. 總結而言，我支持原議案和各位同事的修正案，促請政府盡快推動對保健食品進行規管，檢討現行法例，研究訂立清晰標準和具針對性的指引，加強監管保健食品的安全、成效和銷售手法，幫助消費者了解所購買的產品，回應公眾對於保健產品的關注和保障市民健康。 14. 主席先生，我謹此致辭。  |
| Posted: 12 Dec 2012 04:06 AM PST 1992年是农历"猴年"，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同寻常的一年。 是年早春，邓小平视察深圳，为改革开放呐喊，力挽狂澜，深圳经济特区得到了姓"社"不姓"资"的结论，中国重新恢复了改革与开放的活力。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成为全国改革和发展的"伟大行动指南"。 美国作家库恩在一本书中提到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情景时，这样描述道："一旦中国媒体获准报道邓小平的南方视察，他的每一步都会引发一场'政治地震'，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为昭然若揭的真理。几乎每个有关公共事务的报道都会提到邓的'南方视察'。"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2年3月14日社论指出：邓小平不愧是当今中国台前幕后的第一号强人，他的南方视察为中国的沿海经济及经济 …… |
| Posted: 12 Dec 2012 03:18 AM PST |
| Posted: 12 Dec 2012 12:19 AM PST 译者 volcanoyun 并不例外，电台司令乐队的"爬行"是一首让人心碎的，但却很成功的歌曲。根据维基百科，曾经最畅销的十首单曲中，多首都很明显是伤感的歌曲，比如埃尔顿·约翰的风中之烛，墨迹斑斑乐队的如果我不在乎，或者是肯尼·罗杰斯的女士。音乐确实影响人们的情绪。因为这些原因，一些心理学实验甚至用音乐作为情绪引导技巧。但是考虑到人们普遍都渴望快乐，那么为什么所有人都愿意选择悲伤的音乐呢？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原因。 汤普森称，音乐中的悲伤，与真实的悲伤不同，因为，你知道，这不是真的，它没有任何后果。因此，我们可以探究一种感情，但无需被湮没于其中。根据这种假说，一个人可以听着电台司令的匍匐，感觉像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但实际上并不如此。</b... |
| Posted: 12 Dec 2012 01:25 AM PST In the negotiations over the fiscal cliff, many people think the House Republicans are in a tough spot. The logic is that they have little leverage, because they face only two choices: A. Concede to most of the president's demands. B. Take the economy over the cliff, and get blamed for it. As a result, the logic goes, they will end up doing A, because B is so much worse. Keith Hennessey points out that there is also option C: Extend the tax cuts, except at the top, for one year. Apparently (and I was not aware of this), Senate Democrats passed a bill doing exactly this back in July. If the House passes it now, it goes to the President's desk, and he would have a hard time vetoing it. This is not great policy, as it sets up another fiscal cliff one year from now, and it does not address all the spending cuts that are part of the fiscal cliff. But from the Republicans' point of view, it may be better than either A or B. Keith argues that the ability of Speaker Boehner to fall back on this option should give him more bargaining power as he negotiates with the president. That is, because the president won't like option C either, the possibility that it could occur may make him more willing to compromise. From the president's perspective, it is better to make concessions today than having to do this whole fiscal-cliff thing again a year from now.  |
| 基地與帝國 Foundation and Empire - Issac Asimov Posted: 12 Dec 2012 12:59 AM PST  「基地與帝國」是基地三部曲的第二部，阿西莫夫繼續他的科幻史詩鉅著。基地三部曲雖然橫跨三百多年的時間，但無礙我追看這套小說的熱情。每個故事的主角雖然不同，但主題卻互相緊扣，讓讀者急不及待看謝頓計畫的進程。 這本小說分為兩個中篇故事，第一個故事是基地的第四個謝頓危機，風格與第一部曲的故事相似。基地從銀河邊彊崛起，一統附近地區的蠻荒王國，當它的勢力繼漸深入銀河中心，終於要與衰落中銀河帝國發生正面衝突。當時銀河帝國最後一位強勢皇帝在位，麾下的將軍決定攻打基地，雖然基地科技能力領先，始終不敵軍事力量雄厚的銀河帝國。就在基地快要淪陷之際，皇帝召回將軍並以叛國罪處決他，正如謝頓的預言一樣，基地的危機再一次解除了。故事以派去帝國離間皇帝與將軍的間諜當主角，儘管他十分努力去完成他的任務，但心理史學早已計算出帝國不可征能服基地。沒有能力的將軍不會對基地構成威脅，將軍有能力但皇帝積弱，將軍只會謀朝篡自已當皇帝，沒有空閒理邊彊的基地。強勢皇帝之所以強勢，是因為他不容有能力威脅帝位的將軍，所以將軍打勝仗只便令自已壞亡。強勢皇帝也不可以御駕親征基地，因為不可以丟下帝國首都不理，皇帝不在其他人便會爭奪帝位。 若果基地系列只是一個接一個謝頓危機，主角什麼也不做便可以安然渡過，阿西莫夫便不配稱為科幻大師了。第二個故事大慨是基地系列中最精彩的故事，阿西莫夫打破一直以來苦心建立心理史學的神話。心理史學只能預測人類社會整體的大方向，它不能預測偶然下出現的變種人帶來的影響。原本基地的第五個危機應該是內戰，但擁有心靈念力可以操控別人思想的騾，旋風般在銀河掘起並成功攻佔基地，憑空建立一個新王朝，打破謝頓的預言，改變了謝頓的計畫。故事的寫作手法也十分獨特，作者帶著讀者遊花園，讀者不到最後一刻，也不知道騾的真正身份，好像看偵探推理小說一樣的精彩。謝頓秘密建立的第二基地，便是為第一基地失敗作保險，修正計畫中不可預見的誤差。騾是銀河最有權勢的人但他也是一個可憐人，他可以控制思想讓任何人對他絕對忠誠，但他卻渴望得到別人真誠發自內心的感情，這個弱點讓他錯過打敗第二基地的機會，故事會如何發展作者留侍第三部才揭曉。 騾之亂這個故事，正好示範科幻小說迷人之處。科幻小說的作者先提出一個如果性問題，然後之前的故事中舖排答案，讓讀者誠心悅服地接受那個答案。然後忽然間筆鋒一轉，在既知的條件上追加一個新的如果性問題，並把之前想當耳爾的答案徹底推翻。一本好的科幻小說，在閱讀時像是和腦袋在玩捉迷藏，不定激發讀者思考和想像力。而然讀畢會留有一份知性的滿足感，回味著自已開拓一點點的思想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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