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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婚之喜——不得长久
- "一言堂”VS“众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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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在场 影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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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7 Dec 2012 02:03 PM PST 上个星期六，2012年12月1日，企业号航空母舰（CVN-65）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军港举行退役典礼，她51年的传奇军旅生涯走近终点。在持续4天的纪念活动中，上万名美军退役和现役官兵、海军造船厂员工以及他们的亲友，登上这艘巨无霸战舰，向她做最后的告别。 企业号是美国、也是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她于1961年服役，第二年就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她参与了对古巴的封锁。以后几乎所有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中都有她的身影，25次被部署到全球各大海域，超过10万名海空官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曾在舰上服役，舰载机甲板拦阻降落超过40万架次。 企业号的满载排水量93284长吨（94781公吨），全长342米，主动力装置为8座压水型核反应堆，最高航速可达33节（约每小时61公里），各类舰载机超过70架，有4具蒸汽弹射起飞装置，全勤海空官兵5800人，是她这个等级的唯一一艘航空母舰。 企业号的设计服役年限为25年，经过多次维护改装，寿命已经超过一倍以上。出于维护成本的考虑，经国会批准退役。在企业号退役之后，美国海军的现役航母暂时将只剩下10艘，都是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尼米兹级航母从1970年代中期直到2009年先后服役，设计寿命是企业号的两倍。 美国正在建造的航母为福特级，其中第一艘福特号预计于2015年交付使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将成为美国新一代应对危机的早期决定性打击力量，其核心功能为快速前沿布防，对敌威慑，海域控制，军力投送，海上安全和人道援助。因为采用了更为先进的技术和设计，福特级航母不但可以在尼米兹级的基础上，将舰载机的出击率提高25%，而且可以减少大约800名乘员，其中地勤人员663人，在50年的寿命期间为纳税人节省40亿美元军费开支。 等到福特号航母服役，美国海军的海外部署能力将恢复到11艘航母的水平。在企业号退役仪式上，海军部长雷•麦伯斯（Ray Mabus）在视频讲话中宣布，将把第三艘福特级航母（CVN-80）命名为企业号，从而将美国海军这个悠久的舰名传统继承下去。在仪式上，企业号水手将她的"时间囊"（time capsule）交给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海军上将（Adm. Jonathan Greenert），那里面保存着美军历代8艘企业号战舰的纪念物品，包括水手的日记、肩章和小片舰体等，留待CVN-80服役时，交给未来的企业号官兵。 企业号名声在外，早已为中国读者特别是那些军事迷所熟知，这次除装退役也被中文媒体广泛报道，她的性能特点、舰载武器、服役经历和各种图片在网上可以轻易搜到。所以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基本情况之外，这里只想再谈一下关于她的名字的由来。 据牛津辞典，英语的enterprise是一个名词，其首要意思是"一个项目或承诺、事业，特别是那种大胆的或复杂的" 。英语有将近30%来源于法语，enterprise就是移植自中世纪后期古法语的阴性过去分词entreprendre，意思是"作出承诺要去做的事情"。而法语的这个词，又是来源于拉丁文的prendere或prehendere，前者的意思是"抓捕、捉拿"，后者则有"追赶、追捕、抢占和夺取"等含义。后来人们用它来描述为完成一项具有相当难度的事业时所需要的奋斗和进取精神。 因为西方的重商主义，加上的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这个词被广泛用于创业人士的进取精神，由此延伸转义为"企业"，词尾人格化就成了"企业家"。在汉语里它的第一层意思反倒不常被提起。 当初不知道是哪位，把美军的这艘航母（或她之前的其他英美等国同名军舰）翻译成了"企业号"，等到人们意识到问题所在，已经为时太晚，汉语世界早已习惯将这个名字的海军舰只叫做企业号了。  2012年12月1日，企业号在诺福克军港举行除装退役仪式（美国海军 / Zachary S. Welch）
 企业号航空母舰退役纪念活动中，退役军人和亲友参观她的"时间囊" ，右下插图是水手们将时间囊交给海军作战部长保存（美国海军 / Alex R. Forster）
 2001年11月5日，企业号完成"持久自由行动"返航途中，适逢服役40周年纪念，水手们在甲板上排成E = MC2 x 40字样。E = MC2是爱因斯坦质能转换公式，在这里寓意核动力航母的巨大威力，字母E也代表了美国海军对企业号的昵称Big E（美国海军 / Douglass M. Pearlman）
 2011年12月8日，企业号在大西洋海面上为她最后一次派遣任务作演练，对飞行甲板进行检验 （美国海军 / Kristin L. Grover） | ||||||
| Posted: 07 Dec 2012 09:14 AM PST 译者 枫情小北
新婚之喜——不得长久 作/... | ||||||
| Posted: 07 Dec 2012 12:03 PM PST "一言堂"VS"众言堂" 2012-11-27 14:16 南方传媒研究 一 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曾提出"两个舆论场"的说法。他认为，社会上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传统媒体的官方舆论场，一个是网络舆论场。 在官方舆论场中，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媒介资源的控制者手中。而在网络传播中，"把关"相对较弱，网络的匿名性使言论的发表者获得了更高的安全感，因此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在网络舆论场上表现得更加明显，相比传统媒体，受众则更倾向于网络媒体。 受众的这种倾向性，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祁述裕那里，有一个更为鲜明的表述：他在人民网就网络问政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表示，《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表达党和政府的声音；网络表达群众的声音，是群众的喉舌。"我们不能把网络变成党的喉舌，那就完全失去网络存在的意义了。" 二 从观察可知，两个舆论场所讨论的内容、使用的话语乃至讨论的方式都大异其趣。传统媒体的官方舆论场也常被称作"主流媒体舆论场"，而所谓的"主流媒体"，按照人民日报社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张首映的界定， "主流媒体和主流报章在国家民族或政党价值观上主要是弘扬主流价值的报章"。他认为，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而，主流媒体主要用于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媒体肩负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的双重任务，但无论是新闻传播，还是舆论引导，它们更多都表现为一种单向的输出。 网络舆论场则不然，如果说前一个舆论场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网络舆论场则更富民间气质。官方舆论场着力描绘的是政府如何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而不是公共文化如何发展。而网络舆论场探求的是公民怎样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影响现行权力制度。由于较少受到社会习俗和制度化的政治权威的限制，互联网使得中国原本隐身的民意变得高度可见。如果说，在现实世界里，很多中国人是"沉默的大多数"的一部分，那么，在互联网上，他们获得了发言的机会，并且，采取着自己认为应该采取的行为。近年来，网民言论之活跃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论是国内重大事件，还是国际重大事件，均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甚至达到各级部门、机构以至公众人物无法忽视的地步，这种状况是前几年根本无法想象的。 从话语使用方式上看，网络作为新时代的交流工具，自然而人性的交谈是其常态。所有的网民都需要用"人"的声音发出诚实的谈话，而这种声音可以穿越那种被过滤的、经包装的组织腔调。网友们久经历练，对于官腔官调一听便会拒之千里之外，而对人的声音则会趋之若鹜。中国是个官话大国，因为长期说假话，真话说出来也像假话；常常看起来是自己在讲话，其实说的却不是自己的话，凡此等等，造成官与民话语系统的隔离，连彼此交流都无法进行。 网络对于打惯了官腔的官员和官方媒体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然而，在犯下错误、公众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政府及其喉舌若还能够保持大胆、坦率和诚实的交谈，是个更大的考验。当官方人士口操冷淡、枯燥而又傲慢的官话甚至是谎言时，实际上是在政府和网民之间高筑厚墙，将网民拦在墙外。如果政府无视网上交流方式，不懂网络语言，将会丧失改善官民关系的重大机遇。 在讨论问题的方式上，两个舆论场的差别也是天上地下。网络从来都是"众言堂"而不是一言堂。官方舆论场习惯于"万众一心"、"一锤定音"，民间舆论场的常态则是五音杂陈、众声喧哗。中国外长杨洁篪在 2012年3月 6日的记者会上，阐述有关中国的外交政策时提出，"这个世界是一个很不平衡的世界，有人拿着大喇叭，有人只有小喇叭，有人没有喇叭"。把这段话用来形容有了互联网以后的中国，也不无贴切：当一些人还在"煞有介事"地拿"大喇叭"喊话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获得了拥有一支"小喇叭"的可能性（当然，弱势群体也伴随着技术和表达能力的障碍。大多数穷困者和为数不少的少数族裔人群并不能有效地使用互联网，很多人甚至难以接触到数字媒体）。一瞬间，前所未有的兴奋激荡全身，人们举起形色各异，长短不一的"小喇叭"，谈论家长里短，传播声色犬马，非议朝政，臧否人物，千军万马，千言万语，但就是再也汇不成一句话。 三 两个舆论场的存在，既意味着传统的单中心话语格局的被颠覆，也意味着中国多元社会的初步形成。两个舆论场的背后，不仅是不同意见的表达主体，也是不同利益的诉求群体。观察当代中国的舆论传播，无法回避两个舆论场之间的冲突碰撞对于观念分野的深刻影响，也不可低估其各自的封闭状态对构建良性的社会共识所造成的巨大负面效用。 近年来，"打通两个舆论场"的说法更多地出现在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高层的表述当中，更被确定为中央媒体整体转型的战略目标。人民日报、新华社官微在最近一段时间的主动出击，便是这种转型的具体体现。 通过互联网而表达的公众舆论在中国的公共空间中占有独特和显著的地位。这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在现实中缺乏一套能充分容纳民意表达、并将民意反映到公共政策和与公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决策和裁判中去的机制。例如，一些法官经常和某些官员共谋，普通人面对权势和腐败，只好诉诸"网络法庭"以图获取司法公正。在很多驰名网络的案件中，民意的汹涌显示了人们对权力、金钱和关系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不满。 与此同时，中国缺乏"新闻自由"传统，人们更习惯的是"舆论监督"一词，它基本上是现有政府权力的一种延伸和补充，即便如此，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环境也在不断恶化。不少地方官员以及与他们结成利益同盟的企业主，不仅敢于动用权力牢牢箝制所辖地盘上的传媒，残酷打击胆敢揭丑的群众，而且已经敢于"抗上"，动用警力或打手，狙击中央媒体的采访人员。同时，民意表达的另外一些渠道也不通畅，"上访"经常遭受打压，游行示威、集会请愿等，更是禁忌重重，"门虽设而常关"。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公民普遍害怕冒犯权势，因为权势阶层拥有破坏他们的生活的力量。而在互联网上，人民最终发现了一个相对可以免于恐惧和限制的公共空间，情绪的亢奋和批评的激烈便犹如洪水出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新媒体比起其他媒体来，更加缺乏平和与理性，也表明，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下，网络活动较之其他国家更具政治意义。 过去四五年中，互联网作为一种新闻生产、收集和议程设置的媒体的作用，已经发挥出来。同时，互联网打破地理界限的能力，使得一地的新闻可以直接达致全国网民，由该新闻引发的公共论题也会成为全国性的话题。当门户网站用可观的篇幅报道网络声音，当知名论坛对某一新闻的评论盖起了宏伟的"高楼"，当源于网络的谣言登上"旧媒体"的大雅之堂，当微博第一时间传递公民新闻和掀起公共讨论，当某个政界或商界要人被迫花费时间和精力修复被损害的形象和人格，当丑闻把一些人从高高的位置上掀翻下马，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网络舆论场在中国的存在具有多么重大的应然价值与实然意义。 四 在网络时代，是人人可以用手机拍下新闻的时代，官方舆论场承受的挑战是空前的。且不说网络社区的信息流传快且广对政府旧式新闻发布的挑战，往深里看，传统行政组织体系也将由于信息架构的变化而达至不得不调整的程度。此前的行政组织讲究出事以后，层层请示汇报，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就这样在无所作为的等待中过去了。过去的考评体系规定这样才叫负责，其实，贻误时机乃是最大的不负责。 部分地方官员的惯性思维，使他们不懂得、或者现有的制度设计限定了他们去懂得一个基本的传播学常识：当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被削弱，非常态的传播机制就会活跃起来。政府对民意的反应要提速，这是新媒体时代的一个基本要求。提速，不仅意味着改革过去的新闻发布，还意味着要把某些问题产生的制度性原因找到，千方百计加以解决。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政府官员应当学会应用新的互动工具，主动将信息经由网络传递到最大范围。对于建立一个稳定而有效的公共治理体系而言，这样的努力必不可少。 从官方媒体的角度讲，首先是官方媒体介入事件的时机不容滞后，在非典时期媒体报道与网络传言之间的"时间差"已不可重演；其次，官方媒体介入的姿态也无法一味保持高压、扭曲、遮蔽等方式，而是应该抛弃由官方独家掌控信息的意识和行为，学会让多双眼睛观察，让多种声音说话，让民众在多种信息中进行分析判断，得出自己的结论。 不可否认，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非理性的表达很多，对此忧心忡忡的智者不少，比较悲观者如茅于轼，甚至说："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这从网上很多的发言可以看出来。"其实，学会说话的唯一方式，是在一个可以说话的空间里不断练习。而更为核心的前提，则是要成"人"。只有"人"， 才会说真话，"非人"不会说真话。有了"人"的独立，才会有社会的独立；有了"人"的主体性，才会有国家的正当性。最终，对"说真话"的呼唤，指向的是如何建构起自我认知，具备自己的主体性。 | ||||||
| Posted: 07 Dec 2012 10:59 AM PST
被改写的五世热振仁波切与希德林 文/唯色
但这篇文章让我对这一看法失去了信心。或者说，就像我在推特和脸书上所问的："《亚洲周刊》是一份什么样的杂志？是《人民日报》香港版吗？"这是因为文章充满了共产党及国民党对西藏历史的说辞，完全是改写历史的拙劣行为。 一位藏人学者在脸书上留言说："什么年代了，还在用这种'爱国'、'亲英'、'解放'之类的category来解释近代西藏历史。估计唯一还信这类文章的人是汉人自己，读的时候在脑子里连反驳都是无聊无味。"我回复道："这类文章陈词滥调，但读的话，会发现用心很深。而且《亚洲周刊》还是有不少读者，所以这类文章会谬种流传。" 随手拈几段该文对西藏近代历史仿若中共手法的涂改：热振活佛是"因为坚守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正常关系，而被当时的分裂分子秘密毒死……"；"西藏亲英势力……使用种种阴谋诡计，对热振活佛造谣毁谤……热振活佛从大局出发决定暂时辞职"。
这一段更是背离事实："达扎调动三千多名藏军前去镇压，包围了在色拉寺的六、七百名僧侣，并在英国人的指导下，用机枪、大炮向他们攻击…这是西藏现代史上用鲜血书写的极其悲壮的爱国史诗，可歌可泣！"。 《亚洲周刊》处处引述"涉藏摄影家杨克林"对热振活佛及西藏历史的解释，这位既"采访过西藏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又"十多次觐见过尊者达赖喇嘛"的杨克林，则又转述前国民党蒙藏委员会秘书、后中共社科院研究员柳陞祺在几年前的回忆，把五世热振仁波切的悲剧说成是因为太热爱中国而"殉国"，可是柳陞祺当年在拉萨写的《西藏政变实录》，披露的却是热振活佛是因当摄政王时结怨，以致被几位贵族假公济私，报仇雪恨。并清楚地说明，藏兵开炮有洋人指挥是"无稽之谈"。 这篇文章最不可容忍的，是把在1959年3月被中共军队创击过的希德林、1960年代初期被设为改造"三大领主"及其子女的"学习班"、文革中被红卫兵和造反派当成广播站和武斗战场、文革后期被中共军队驻扎最终变成废墟的希德林，说成是"热振活佛死后，达扎先派人将他的遗体移至喜德林寺中，后又策划暴徒掠烧了喜德林寺。于是，喜德林寺成了一片废墟"。补充一句，希德林并不是热振仁波切在拉萨的驻锡地，而是热振仁波切在拉萨的修法之处。 文章还提到杨克林要拍摄"热振活佛殉国故事"的纪录片和电视连续剧，并打算修复希德废墟，在里面展示所谓的"民族团结"的文献文物。事实上，这即是企图将希德废墟改造为一个红色景点，向各方游客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五世热振活佛惨遭英帝国主义分子与藏独分子的毒手之后，他的寺院被藏独分子毁为废墟，如今在致力于汉藏团结、祖国统一的各界人士的努力下，重又恢复原貌——看起来，改写热振仁波切与希德林的工程正在进行之中，改写西藏历史的一个个具体工程仍在继续之中。 2012-11，写于拉萨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相关内容并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以下关于今日希德林的照片，拍摄于2012年10月-11月。    延伸阅读： 漢藏不能忘卻的愛國情·紀碩鳴 《亚洲周刊》第二十六卷三十五期 (2012-09-02)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hs&Path=2268715452/35hs1a.cfm  | ||||||
| Posted: 07 Dec 2012 08:35 AM PST 布鲁代尔在谈论历史的时候，认为文明有一个最高核准权，经济力量再强大也无法完全征服消灭精神生活，文明的最高核准权最终还是在精神层面。最终，是无的力量在决定有的质量。 近年来，一些以传递精神粮食、甄别思想毒素的学术网站的兴起是令人高兴和鼓舞的。它打破了空间的局限，使学术交流、学术对话几乎是在零距离的条件下进行。在这个平台上，学者们和网友们以文会友，平等交流，颠覆了以往山长水远、咫尺天涯的现实无奈，而且它基本上化解了时间的局限。这大大增强了学术的时效性，使思想得到及时传播，实现学术文化资源共享，增强了互动性。然而当前，学术网站存在许多方面的困境。它们与商业性网站不同，不以赢利为目的，往往是有抱负有理想的学者个人或部分志同道合的学界朋友创办、主持的网站。 影响力中国网总编辑、作家苏小玲先生便是这样一名有抱负的理想者，苏小玲当过企业的工人和管理者、书店经理、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刊物总编。长期从事传媒职业。1980年代开始文学写作并创办民间刊物《逝水》、《冬青》、福建《诗》报等。先后出版有《生命苦旅》（现代出版社）、《悲剧的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一路问云天》（作家出版社）。他在2011年末创办了一个纯学术、正立场、正能量的网站——影响力中国网。这是我在北京与一众好友会面时，朋友介绍的，我愿在此向大家推介这个网站。 中国需要转型为现代社会，传统文化需要转接为现代文化，网络也需要升级为理性文化交流平台。影响力中国网以"理性、宽容、建构"为旗帜，以思想、文化、观点为媒介，以恢复每个人的思考能力为追求，集聚全球华人文化意见领袖，充分实现网络和线下互动，打造国内首家大型文化观点门户网站。在影响力中国网，您可以每天一站式读懂中国；倾听思想在生活的麦田里发声；看文化巨子和学术新锐们欢聚一堂；邀请不同观点的人们比肩而坐；蓦然回首，有灯火阑珊处的故知；信步而来，遇思者柳暗花明；摩肩接踵，竟是中产们的文化生活家园。 影响力中国网开设有《自由论坛》、《微言广场》2个头条频道，和《独家专题》、《思想在场》、《观点快报》、《个人专栏》、《文学艺术》、《生活方式》、《视频在线》等7个类型频道，广泛涉及学术、思想、文化、时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32个栏目内容。 影响力中国网的特色在于它让学者主持专栏，真正做到"学者"办"学网"。比如在开设的栏目中，宪政、法学学者、信孚研究员曹思源主持"独家专题"频道，文化学者、教授朱大可主持"思想在场——文化"栏目，文化学者、教授崔卫平主持"思想在场——国际"栏目，时评家、高级编辑、信孚研究员童大焕主持"观点快报"频道，文化学者、信孚研究员吴祚来主持"个人专栏"频道等等，每个频道各有特色，选用的文章都非常精彩。 网站总编苏小玲先生在《我们不想为文化伤感》中曾表述他们建立影响力中国网的初衷和目的：2011年11月11日，影响力中国网正式上线。在资讯如此发达、思想如此爆炸的今天，它可能不过是个普通的网络事件。但有一点却是值得关注的，即它和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追求美好理想境界、希望实现公平正义、渴望自由平等的个体，构成了一个必然而又鲜明的逻辑关系。当下中国，我们在经济飞速的增长中也同时看到了社会的道德滑坡沦落、现代文明的进退维谷。公共知识分子的着力批判，各级政府的亡羊补牢，其思潮涌动、举措频频，都在显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正在为自己优劣胶着的社会现实奋力解决与挽救。人们希望看到一种强大文明的共识、一种道法自然的和谐。仅仅亡羊补牢是不够的，仅仅单纯批判也是不够的。惟有一种包含理性批判和建构精神在内的完整的文化自觉，才能将今天中国面临的事情一一办好。我们需要更多温暖的思想照应社会，也期待一个更温暖的文化照耀中国。 影响力中国网正以"问道、寻道、论道"的谦恭、秉直的姿态，把自己融入了中国"头脑和心灵时代"的大潮流中，与其他各知名的学术网如共识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爱思想网、学术中国网等一起，坚守良知，从大而全到小而专，各自焕发出独特的思想光芒，推动中国社会走向正道。
影响力中国网：http://www.impactchina.com.cn/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 ||||||
| Posted: 07 Dec 2012 05:50 AM PST 译者 蓝色布鲁斯 善待自己----拒绝做30 件事 玛利亚.罗宾逊曾说："没人能回到过去，再重新开始；但所有人都可以从今天开始，并创造一个新的结局。"再没有比这句话更接近真理的了。不过在改造自己之前，先摈弃那些有碍你进步的事情。 开始吧，从下面做起： 不要把时间花在错误的人身上。人生苦短，远离那些会夺走你快乐的人。如果有个人想与你相伴终生，他会在心里给你留个位置，你不用为之头破血流。如果他总是忽略你的价值，离开他吧。要知道，那些你风光之时围着你团团转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朋友是那些你危难之时陪在你身边的人。 ... | ||||||
| Posted: 07 Dec 2012 05:48 AM PST 王菀之說討厭政治一點也不奇怪，其他藝人又有多少不討厭政治？他們只是討厭政治到連「討厭政治」四個字也不想說而已。其實我也討厭政治，有位朋友曾對我的這種姿態表示質疑：「你寫那麼多政治，又經常上街，你說你討厭政治，不是自相矛盾嗎？」她要是高慧然，大概就會這樣說我：『彷彿一個俗人，吃喝嫖賭之後，很不屑地道，「我很清高，我討厭人間煙火，我討厭吃飯屙屎性交。」』 我知道我們的生活不能完全離開政治，政治就是我們的空氣，對於這一點的認識，我敢肯定不會比高慧然少，但是我不明白，為甚麼就不能討厭政治呢？其實，在沉默等於冷漠的社會氛圍下，對政治的高談闊論，何嘗不是一種清高的表態呢？ 我確實寫了很多關於政治的文章，甚至有時候覺得自己並不是在寫政治，也被當成了政治，比如《一個島鎖住七百萬人》就不能算是政治，就算有政治成分也只屬於少量，但「主場新聞」把它分在了政治類別。我自稱「文藝憤青」，其實已經點明了我對政治的態度，就是我討厭政治，但是我也關心政治。 對，政治與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有關，吃穿住行，有哪一樣不是政治？每年的巴士加價、地鐵加價、電費加價，我們每天呼吸的空氣乾不乾淨，這些都是政治，又有誰能逃離得了政治？這點道理真是講得嘴皮子都要破了。生活離不開政治，這是我不得不關心政治的原因。我關心政治，我每天都讀很多關於政治的資訊，當然也免不了思考關於政治的問題，這些事情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不能接受被政客當成傻瓜來耍。如果你不想被政客欺騙甚至利用，你就不應該遠離政治，而是必須面對它，了解它。王菀之把梁振英僭建和老人特惠生果金混淆在一起談，就充分顯示了她的政治無知。倘若你像王菀之一樣不關心政治，她給了你一個很好的教訓。 有人也許會想，關心政治便關心政治吧，也不至於要寫政治吧，像我寫那麼多政治，一定是有政治上的抱負吧？我不能否定，很多人寫政治可能是出於一種抱負，或者希望社會變好，或者希望社會毀滅，好壞都是一種抱負，有人簡直當了自己是文宣的工具，但我實際上沒有甚麼政治的抱負，我對於政治，也就僅僅止於寫寫文章上上街而已，就算上街我也很少跟著大家喊口號。我寫文章談政治有時候是出於八卦心態，有時候是為了滿足說話的需要，有時候是對某些政客忍無可忍；我上街，是希望有一天我不再需要上街，我可以多點閒暇看看電影泡泡妞。 我討厭政治不是因為覺得政治骯髒，各位有所不知，其實我非常喜歡骯髒下流的東西，我不喜歡政治純粹是興趣問題。在自由而且多元化的社會，有人不喜歡政治是必然存在的情況。我們總是基於政治的無可避免，而強迫別人去喜歡政治，這種行為其實也忽略了人性的一點，就是越無可避免的事情，越容易致人生厭，比如有些人生為女兒身卻討厭女兒身，性別是天生的當然無法避免，但她為甚麼不可以討厭？ 討厭政治還有不同的種類，我是從本質上討厭政治的人，就是無論政治變成怎樣，我都討厭，但也有一種討厭，只是討厭當下的政治環境，倘是如此，則更應該積極參與政治，去改變它，把它變成你喜歡的樣子。 香港需要克服政治冷感，去尋求社會的進步，但我們並不需要走到每個人都要擁抱政治熱愛政治的地步。我誓死捍衛王菀之討厭政治的權利，就算是高慧然也無法將之剝奪。當然，既然政治無法避免，那麼，就算你討厭，也要有個限度，不能討厭到把頭埋進沙裡，然後當作社會與自己無關。 | ||||||
| Why words are as painful as sticks and stones Posted: 07 Dec 2012 06:00 AM PST 本文作者：小红猪小分队
Rejection and heartbreak can have effects every bit as physical as cuts and bruises, and understanding why could change your life IT STRUCK suddenly. First there was an ache in my chest, as if my sternum was laced too tightly. Then came the headaches and chronic tiredness. The feelings lingered for weeks, and were often at their worst just before I fell asleep each night. Though it was more than a decade ago, I remember it well, as it marked my first bout of an ailment that would be unmistakable forever after: heartbreak. Betrayal, rejection and lost love are a fact of life, but it is only in the past 10 years that we have begun to unravel the basis of these hurt feelings in the brain. Scientists have found that the sting of rejection fires up the same neural pathways as the pain from a burn or bruise. Besides explaining why some people have thicker skins than others, this fact reveals an intimate link between your social life and your health - you really can die of loneliness. Our language has long borrowed physical terms to describe our darkest emotions, with phrases such as "she broke my heart", "he burned me", and "he stabbed me in the back". Such comparisons occur around the world: Germans talk about being emotionally "wounded", while Tibetans describe rejection as a "hit in the heart". Although these expressions were always taken to be metaphorical, there had been some early hints that more was afoot. Animal studies in the 1990s, for instance, showed that morphine not only relieves pain after injury, but can also reduce the grief of rat pups separated from their mother. Still, when Naomi Eisenberge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started studying hurt feelings in humans in the early 2000s, she did not know what she would find. She was intrigued by the way that past rejections linger with us throughout life; we can all remember a time when we weren't picked for the school sports team or felt excluded by a group of friends. "I was curious - why is it such a big deal?" she says. To find out what the brain is up to when people feel social rejection, Eisenberger asked volunteers to play a simple computer game called Cyberball, in which three players pass a ball among themselves. Each volunteer was led to believe they were playing with two people who were in another room, but in fact the playmates were controlled by the computer. Try Cyberball for yourself: "CyberBall makes a game out of ostracism" Although they started out friendly, the computerised players soon stopped throwing the ball to the volunteer. It might seem like a trifling insult, but some subjects responded strongly to the slight - slumping in their seats or making a rude hand gesture at the screen. All the while, a functional MRI scanner recorded the volunteer's brain activity, revealing a surge in the 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dACC) when they began to feel isolated (Science, vol 302, p 290). This region is known to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brain's "pain network", determining how upsetting we find an injury. The response can vary depending on the situation; bumping your head might seem like a big deal in the office, but during a football game you might barely notice the blow. Crucially, the more distressing you find an injury, the more the dACC lights up, a fact that also seemed to play out during the games of Cyberball: those who reported feeling worst after the rejection showed the greatest activity in this region. Other studies confirmed the link, finding that social rejection provokes not just the dACC but also the anterior insula, another part of the pain network that responds to our distress at a cut finger or broken bone. But although these results all suggest that our anguish after an insult is the same as our emotional response to an injury, it took until last year to show how those feelings might spill over into tangible bodily sensations. Ethan Kros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 Ann Arbor decided to set Cyberball aside in favour of a more serious form of rejection - a broken heart. He recruited 40 people who had been through a break-up within the past six months and asked them to view a photo of their ex while reclining in an fMRI scanner. He also instructed them to think in detail about the break-up. After a brief intermission, the volunteers' forearms were given a painful jolt of heat, allowing Kross to compare brain activity associated with the two situations. As expected, the dACC and the anterior insula lit up in both cases. But surprisingly, the brain's sensory centres, which reflect the physical discomfort that accompanies a wound, also showed pronounced activity - the first evidence that the feeling of heartbreak can literally hurt (PNAS, vol 108, p 6270). Cement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hysical pain and emotional anguish, further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the two experiences sometimes feed off one another. When people feel excluded, they are more sensitive to the burn of a hot probe, and submerging a hand in ice water for 1 minute leads people to report feeling ignored and isolated. Numbing the hurtThe converse is also true: soothing the body's response to pain can alleviate the sting of an insult. Nathan DeWall of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Lexington, recruited 62 students who either dosed themselves up on two paracetamol (acetaminophen) pills every day for three weeks, or took a placebo. Each evening, the students completed a questionnaire measuring their feelings of rejection during the day. By the end of the three weeks, the group on paracetamol had developed significantly thicker skins, reporting fewer hurt feelings during their day-to-day encounters. A subsequent game of Cyberball confirmed the effect: those given paracetamol showed significantly less activity in the dACC and the anterior insula compared to those taking the placebo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21, p 931). "The idea that you can actually affect people's experience socially with what is seen as such a mild, common drug [as paracetamol], that was a rather important validation," says Geoff MacDonald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one of the authors of the study. "This is exactly the kind of thing you would expect if this social pain thing is really true." Needless to say, due to the harmful side-effects of pain-killing drugs, you should not try this for yourself. The work might explain why certain people find it harder to withstand the rough and tumble of their social lives than others. Extroverts have been shown to have a higher pain tolerance than introverts, and this is mirrored by their greater tolerance for social rejection. Eisenberger, meanwhile, has foundthat people who feel more pain when a hot electrode touches their arm are also more sensitive to hurt feelings during Cyberball. These diverse reactions may be partly genetic. Eisenberger's team has shown that people with a small mutation to the gene OPRM1, which codes for one of the body's opioid receptors, are more likely to slip into depressed feelings after rejection than are those without the mutation. This same mutation also makes people more sensitive to physical pain, and they typically need more morphine following surgery. Importantly, these receptors are particularly dense in the dACC. As you might expect, in people with the mutation, the dACC tends to react more strongly to perceived insults (PNAS, vol 106, p 15079). As with many traits, a child's early environment can also determine their sensitivity. For instance, people with some forms of chronic pain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had traumatic experiences, such as emotional abuse, during their early years. Perhaps it puts their pain network into overdrive, making them more sensitive to any discomfort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 162, p 899). Adolescents seem particularly sensitive to rejection. The brain's pain network is still developing at their age and, compared to the adult brain, it tends to show a more exaggerated response to small slights and insults. On the positive side, social support during this period can carry lasting benefits. For instance, young adults who enjoyed tighter social networks in their late teens show more muted reactions to the sting of rejection than those who had felt lonelier in the past, perhaps because memories of past acceptance subconsciously sooth their feelings (Social Cognitive Affective Neuroscience, vol 7, p 106). When you consider our ancestors' dependence on their social connections for survival, it makes sense for us to have evolved to feel rejection so keenly. Being kicked out of a tribe would have been akin to a death sentence, exposing our predecessors to starvation and predation. As a result, we needed a warning system that alerts us to a potential spat, preventing us from causing further offence and teaching us to toe the line in the future. The pain network, able to give us a jolt when we face physical injury from a fire or knife edge, would have been ideally equipped to curb our social behaviour. Some have taken this line of thinking further, suggesting it might hold the secret to some of the more mysterious symptoms of loneliness. People who are lonely tend to have an increase in the expression of genes for inflammation, particularly in immune cells, and a decrease in the expression of antiviral genes. Why would the body deal with isolation in this way? "That was kind of a puzzle to us for the last five or 10 years," says Steve Cole, a behavioural genetic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An answer began to emerge when he looked at the way different conditions affect people with different social lives. Viruses spread quickly among large groups of people, whereas life-threatening bacterial infections generally come from wounds which our ancestors may have been more likely to receive when alone, without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peers. As a result, Cole suggests, our immune system may be "listening in" on our brain's signals of social status. If it looks as if we are enjoying a lively social life in a big group, we are geared up to deal with viruses; if we feel alone, the dACC and other regions tune up inflammation, which helps us battle bacterial infection. One piece of evidence for the idea comes from George Slavich, also at UCLA. He has found that socially stressful tasks, such as delivering an impromptu speech, trigger heightened activity in the dACC, prompting an inflammatory immune response - as if the brain were pre-empting the threat of isolation and injury (PNAS, vol 107, p 14817). That response would have saved our ancestors from infection in the tooth-and-claw struggles of evolution, but it could backfire in the modern world. Increased inflammation has been linked to a host of conditions, including heart disease, cancer and Alzheimer's disease - and lonely people are at a greater risk of all of these. A meta-analysis in 2010 of 148 studies determined that people with adequate social connections were 1.5 times as likely to live to the end of the study period as lonely people - an effect on par with abstaining from smoking or excessive drinking (PLoS Medicine, vol 7, p e1000316). Another study, published this year, tracked the health of 2000 middle-aged and elderly US citizens. It found that those reporting the greatest feelings of loneliness were nearly twice as likely to die during the six-year study as those with the lowest levels of lonelines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 74, p 907). The work would seem to emphasise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support programmes for the elderly and infirm, and anyone recovering from illness. Even so, much more research will be needed to understand the way our social lives influence our health, says John Cacioppo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who studies loneliness. He is sceptical that the Cyberball experiments tell us much about the impact of long-term isolation, pointing out that the known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to rejection are short-lived. "Loneliness may not be affected at all by those transient events," Cacioppo says. "The little things are not the things that are killing people - it's the brain being on alert in an unrelenting way." In the meantime, there are measures we can take to smooth the bumpy road of our social lives. We all like to be comforted after an upset, but Eisenberger has found that giving support to others also softens our own response to rejection. To test this, she gave a man an electric shock while his female partner, lying in an fMRI scanner, could either hold his hand in support or was prohibited from doing so. When the woman could support her partner, her brain's response to threat and rejection was significantly subdued. Eisenberger plans to switch the gender roles in future work. So although we can't stop life's situations from immediately shaping our emotional landscape, perhaps we do have a say in the way we respond to those events. Words may be as painful as sticks and stones, but by caring for others as well as ourselves, we can at least make sure that they hurt us only briefly. Lisa Raffensperger is a writer based in Milwaukee, Wisconsin | ||||||
| 小红猪抢搞20121207：Why words are as painful as sticks and stones Posted: 07 Dec 2012 06:00 AM PST 本文作者：小红猪小分队 背叛、拒绝、失恋……你体验过这些"心"碎的感觉吗？"君子动口不动手"恐怕难以成立了，如今谁也骗不过脑科学家的眼睛：言语攻击等同于拳打脚踢，而社会排斥就是一场群殴。孤独真的可以杀死一个人，不骗你！ 本期抢稿：Why words are as painful as sticks and stones
抢稿方法每周五(北京时间晚十点)在科学松鼠会发布待翻译稿件原稿。 刊 出原稿后48小时内为试译期，参与者从原文中挑选至少一段文字，将译文发到小红猪专用邮箱 jredpig@songshuhui.net。格式务必是中英对照。 P.S. 要是哪个翻译魔人直接搞定全篇，哼哼，那你中标的机会就大大增加啦！（提交的译文需要是一段英文一段中文交替的格式，便于校对） 试译期过后流程编辑查看邮箱，24小时内挑选出最佳译稿并与该投稿者联络。 抢到稿子者将有2周时间完成翻译。资讯类稿件限时一周。 若抢稿成功者有特殊原因不能完成须及时告知，流程编辑与当初报名的其他译者联系。 抢稿须知自己要把关质量，翻译准确，并做到语句通顺 抢稿前提是看懂，若有N多名词不知道准确含义，请勿抢稿 遇可能的科学术语请通过专业渠道核实译名 人名译法要规范，不能自创（推荐新华社《英语姓名译名手册》） 提交的译文需要是一段英文一段中文交替的格式，便于校对 抢稿者的作品经审核和校对，在群博发文时后边会附上校对打的小红花！ 小红花试行规则如下如果校对觉得："这个译者真靠谱哇！"——译者获5朵小红花； 校对觉得："翻译得认真。"——译者获3.5朵小红花； 校对说："有不少错，可以继续校对。"——译者获2朵小红花； 校对说："让我重译吧……"——译者获0.5朵小红花； 提前交稿——译者额外获1朵小红花。 积分奖励译者积分满10分，可以自行挑选稿件翻译后投递到小红猪邮箱。 译者积分满20分，可报名成为校对，成功校对一篇稿件并发布后，可获3朵小红花。 译者积分满50即可正式晋级"小红猪"，并以此作为申请成为"松鼠"、接受评议的资本之一。 | ||||||
| Posted: 07 Dec 2012 04:53 AM PST | ||||||
| Posted: 07 Dec 2012 04:25 AM PST 著名国际反腐民间组织透明国际12月5日公布2012年的"腐败感觉指数"，为全球打分，100分为非常廉洁，0分为高度腐败，在17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68%的分数低于50。中国在不及格之列，廉洁度全球排名第80。香港廉洁度全球靠前，台湾分数及格。 当今中国大陆的腐败不仅已经蛀蚀了官场的每个细胞，而且呈现出一种愈演愈烈的失控态势。就连温家宝也坦承，中国的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再发展下去就会"政息人亡"。透明国际每个年度都要发布国际腐败洞察指数。1998年中国大陆排名第52位，比1997年倒退了11位。1999年中国大陆排在59名，比1998年倒退了7位。2005年中国大陆排在第78位 …… | ||||||
| Posted: 07 Dec 2012 02:19 AM PST 本文作者：PanSci 作者： 潘昌志 规模大于8.3的地震发生的时间点接近于随机分布国际期刊《科学》的网页上，在2012年8月2日刊登了一则科学新闻，题为：《大地震间有关联？(Are Major Earthquakes Linked)》,部分内容翻译如下：1900年以来规模排名前六的其中两起地震：2010年2月，发生于智利规模8.8地震，以及2011年3月，规模9.0、憾动全日本的大地震，两起地震相距不到13个月。在1960年代前后约57个月的时间内，在环太平洋地区，也曾接连发生四次重大的地震。 是巧合吗？或许是吧！学者分析了从1900年到2011年之间,规模大于8.3的地震彼此之间发生的间距，统计结果显示，在1年之内发生两起这样重大的地震机会约有9.8%，这个结果发表在期刊《美国地震学会通报》(Bulletin of the Seis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BSSA)上。即使发生的模式和分散的程度并非十分显著，但仍可推定,每次发生大地震隔年再次发生的机率为9.8%。在比较过111年内数百次的地震的时间分布模式后，研究团队认为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能证明大地震之间具有关联。所以下次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大地震，别太过惊慌，那并不是你附近的断层要错动的征兆。 这项研究基本上是以数学统计为出发点，利用数学里的卜松过程(Poisson process)来证明大地震的时间分布是"随机"的，至于有时会感觉到大地震频繁的丛集性，多半科学家认为这是偶然的现象，毕竟由地震发生的机制，与对板块构造学说的认识，两个相距甚远的板块边界或断层系统（以上面那则报导说的日本与智利这样远的距离，甚至日本与台湾附近这样的距离），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两者彼此间会互相影响。当然，这是在数学统计上的结果，如果从地震研究学者的角度来看呢？ 大地震的机制虽然大地震的时间分布是随机的，但是在地球上，地震的空间分布并不是随机的，多半的地震都发生在板块边界之上，而板块的边界有三种：第一种是张裂型板块边界，物质由地函往地表形成新的岩石处，板块也因而向两旁分开；第二种是聚合型板块边界，板块间是互相碰撞的，有可能性质接近而隆起成山脉，也有可能其中一个板块隐没下去成为隐没带；第三种则是没有伸张也没有聚合，互相擦身而过，就是转型断层边界。板块间的互相作用如果对于岩石累积了很大的力量，便会发生快速破裂滑动而形成地震(图二)。规模大于9的巨大地震，几乎发生在隐没带上，而破坏性极大，在海床底下发生的破裂会伴随海啸发生，使沿岸地区灾情惨重。 去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大地震、2004年12月造成南亚海啸的苏门答腊，都是破裂范围极长极广的地震，一般而言，只要破裂长度大于800公里以上，就可能会造成规模9以上的强震，从图三可以看出来，大地震分布在环太平洋的隐没带以及印尼附近的隐没带带上，至于哪些地方发生机率大，哪些地方机率小呢？答案是"难以判定"！ 下一个大地震，在哪？举例来说，北美的卡斯卡迪亚(Cascadia)地区，由历史与地质资料得知此地地震复发的时间为600年，但其时间范围却从"200~1500"年，差距甚大。除了不易在固定地区计算再现周期，甚至要知道哪边发生大地震几率比较高，也十分困难。在过去的研究发现，大地震总是发生在板块聚合速度快、隐没的板块较为年轻的地区，例如北美的阿拉斯加、南美的智利。然而2004年苏门答腊地震，发生在过去聚合速度较慢、板块构造极老的印尼-安达曼地区。这起地震提醒了学者们，大地震不仅仅只发生于特定的隐没带，而南亚海啸更教导了人们，"灾害无国界"的道理。 2011年日本311地震，再次告诉科学家与政府防灾单位，还存在哪些不足的地方。在311地震之前，多半的日本学者与政府单位认为，相对于东北地区，东京外海与东南海、南海地区存在了一个相当长的隐没带，整个隐没带长达1000多公里(图四)，过去也曾有连动纪录（1707年宝永地震），万一同时错动，也可能发生规模9以上的地震，日本将主要的海底电缆式地震仪布于南海、东南海与首都圈的外海一带，对于该区城可以说是呈"备战状态"。但地震发生的地区却是过去没有发生过如此大型错动的日本东北，幸好，平时着重于防灾教育与的日本民众，在如此重大灾难中仍沉着应对，除了福岛核灾之外，少有过度恐慌与混乱等等的二次伤害。 笔者最近去在日本旅游时甚至在日常用品的百货中，看到了专门贩售地震相关用品的专柜，里面防灾用品应有尽有，从地震包、存放粮食、临时马桶与固定家具的产品等，显示对地震防灾的高度重视。这也再再告诉我们，地震学的观测史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也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而对于民众的防灾宣导以提升防灾观念、政府的的防灾体系的完整度，更是面对地震这种未知天灾时，更重要的环节。切勿把"预测"灾害当作是防灾主力，"防范未然"才是正确的防灾观念，与其探讨下一次大地震在哪，不如问问自己，下一秒若发生地震，自己该怎么做。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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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7 Dec 2012 02:01 AM PST 本文作者：一起剥坚果 作者： 阮一峰 上个月（11月13日），83岁的柯达公司退休工程师布赖斯·拜尔（Bryce Bayer）去世。 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这个题材很有意思，涉及数码相机的成像原理，使我对数字图像技术有了新的认识。但是，由于体例限制，杂志不允许我插入彩图。 下面，我把我的那篇文章配上图片，解释彩色数码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 2. 3. 4. 采用的方法是在镜头前，分别用红丝带、绿丝带、蓝丝带过滤光线，曝光形成三张底片，然后用三部放映机向同一处投影这三张底片，每部放映机的镜头前都拧上对应颜色的镜头，它们的合成效果就是一张彩照。 5. 6. 7. 8. 11. 12. 13. 为了纪念发明者布赖斯·拜尔，它被称作"拜尔模式"或"拜尔滤光法" （Bayer filter）。 本文授权转载自阮一峰的网络日志 | ||||||
| Posted: 07 Dec 2012 12:48 AM PST
（獨媒特約報導）在十二月七日（星期五）早上，學聯與部份學者及數名立法會議員，在政總外抗議中央政策組擴權。事源近日政府消息指，號稱「左王」的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在未經諮詢的情況下去信研究資助局，表示由下年度開始，中策組將收回有關公共政策研究撥款的審批權，而撥款對象亦由八大院校擴展至大專與智庫團體。中策組最近職能突變，除了傳出大舉換馬之外，全職顧問高靜芝更疑似獲得政府各級委員會人事任命權，邵善波更高調表示要打「輿論戰」。中策組是次收回審批權之舉，似是挪用本屬研究的經費，用作進行符合政府口味，合理化政府政策的「研究」，對象擴充至大學以外的機構，又似是曾任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邵善波益自己友的舉措。中策組來年計劃將月薪十五萬的第四名全職顧問職位常規化，泛民已揚言反對。 原有的制度始於 2005 年，由中央政策組每年向教資會轄下的研究資助局提供2,000萬撥款，進行本地的公共政策研究。學聯在聲明中譴責中策組此舉是越權及政治吸納學術的行為，學聯已發起聯署，希望大專院校的教職員與學生能一起捍衛寶貴卻脆弱的學術自由。到場支持的立法會議員，民主黨黃碧雲表示：「在法理上，其實中策組是有權收回研資局的管理和審批權，然而我們卻覺得這樣的做法卻不適當。當時中策組的考慮，是不希望盡用自己的權力，希望找一個中立且學術專業的機構去審批款項，避免政府只是選一些中聽的研究建議。」黃碧雲又表示，很多大專院校都是以教職員能取得多少政府的研究撥款作為衡量表現的指標。如果中策組收回審批權，變成研究結果要符合政府預期才能獲批款項，這樣就很有可能造成院校的高級教授全都是「聽話」的一群，對學術自由將會是嚴重的挑戰。
公民黨陳家洛則表示，中策組在邵善波的領導下，已經從「一個對特首和權貴講真話，是解決問題的地方」，變成「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機構。他已經去信立法會的教育事務委員會要求討論本次事件。 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則認為本次事件是一個註腳，證明梁振英政府有意改變管治模式。將中策組由一個獨立運作、自由發揮、吸納民間智慧的機構，變成像中宣部一樣的政治工具，「這樣也可能是政府管治缺乏信心的動作之一」。 學聯秘書長李成康則認為政府有意用中策組製造另一種輿論聲音，抗衡反對意見。除此之外，學術界也長久以來是一個「不太聽話」的界別，相信梁振英上台後，亦希望整頓學術界，操控意識形態。畢竟學術自由與院校自主提供了平台，讓很多的學者發表反對聲音。「因為整個教育界，不論是中小學或大專師生，對民主自由的價值也是十分堅持，因此政府希望透過多一點的操控，蠶食自由的空間，讓施政變得更為暢順。」 行動為時約一小時，學聯將請願信遞交了給中策組代表，並將邵善波寫給研資局的信件燒毀，以示不滿。 | ||||||
| Posted: 04 Dec 2012 02:50 PM PST
文_小宇宙 图_绿色之春文化传播 展览开幕那天，几个被邀请的建筑师在现场转悠了一圈，"觉得没什么可看的"就走了。 "我们见多了视觉冲击力强的东西，所以看这个展会觉得找不到什么可以学习的内容。" 资深建筑出版人、策展人关鸣认为芬兰建筑展恰恰能带给我们另外的一种声音和不同的价值观。 这"另外的一种声音和价值观"，如果仅从展览现场的15个建筑项目的作品图片及多媒体介绍看来，仍然有些语焉不详。特别是当你知道这些从125个方案中严格挑选出来的作品竟然集结了2010、2011两年中代表芬兰建筑最高水准的精品，就更是忍不住在心底埋下一个又一个的问号：这太没啥了，比起我们的"大裤衩"、"歌剧院"、"博物馆"，要高度没高度，要亮点没亮点，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啊…… "这其中也有地标建筑、旧房改造等项目，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吗？" "其实没有。" 关鸣说，"差距太大了，基本上不在同一个语境下说话。" 关于语境有一个小故事。 去年11月，尤西·帕尤宁委托古根海姆基金会打算在首都赫尔辛基建一座古根海姆博物馆分馆。不想，这个城市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投票反对，理由是：在困难的时候，芬兰纳税人没有钱供给一个"富有的跨国基金会"。 另一个理由则应了诗人沃尔特·惠特曼那句话：存在优秀的读者，才会存在优秀的诗歌。这个国家的普通大众对建筑的修养非常高。赫尔辛基拥有世界上第一座建筑博物馆；在使用欧元前，他们的货币上印着芬兰大会堂的图像。这里，建筑师被视为民族英雄，而不是没有话语权，被开发商任意推翻竞标方案的乙方。关鸣与芬兰建筑师聊到建筑师的地位，他们无法想象："作为一个竞赛项目方案，调整可以，但完全推翻重新再来，是不可理解的。" 今年春天，号称"在一个日益增加相互联系和竞争的世界，这是一个帮助赫尔辛基和芬兰走向繁荣" 的古根海姆计划最终被取消。 这次展览的评委会主席Juhani Pallasmaa回顾了自1953年首届芬兰建筑展以来的芬兰建筑的历史沿革，他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芬兰建筑罕见地一贯坚持了现代主义传统。 所谓现代主义就是根据需求做东西，无论家具、产品、建筑，不愿意铺张浪费，完成功能是第一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做出美学上的变化。 "他们的建筑效果图画得比我们差远了，他们不注重这方面；我们是要靠图去蒙甲方，靠效果图'吃饭'的。但他们的建筑实物都保有特别适合人在里面停留、行走、交往的尺度。" 这次参展的建筑，关鸣唯一去过的是赫尔辛基音乐厅。 "体量大，但分隔成许多小空间，既可以围合又可以开放。里面包含了很多内容，排练厅、演播厅、小的艺术空间、咖啡厅，聚集了市民的生活，不只是听音乐，会面、聊天、欣赏艺术……"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20年代，芬兰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执政政府有野心将赫尔辛基在欧洲的中心地位提升上来，满怀希望准备建造众多"摩天大楼"，其时，美国纽约、曼哈顿高楼战役正酣。而芬兰最终落成的只有一座：高42米、13层的托尔尼饭店。此后，关于建高楼的反思和讨论在芬兰就一直没有消停过，直到50年后，这里才迎来了第二座"摩天大楼"，还是在赫尔辛基旁边的一座城市建起来的一家公司总部。 评委会主席Juhani Pallasmaa对此次展览作品的总结或许能道出个中究竟：芬兰建筑总是具有很强烈的现实感，它们没有向我们展现一个幻想的建筑世界，而是力求提升日常平凡生活的品质。 | ||||||
| Posted: 03 Dec 2012 04:56 PM PST
文、图_丁丁 1883年，已经在印象派领域小有些名气，但还没有飞黄腾达的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从他一直不甚喜欢的Poissy举家搬到位于上诺曼底省的吉维尼(Giverny)，除了画板、画笔，据说各种园艺工具、种子甚至一些土壤都在他的行李中。 有些资料上说，莫奈是因为坐火车偶然看到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觉得美丽，才决定搬来这里。不过我对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因为火车从距离这里五公里的vernon就向另一个方向开了，压根不路过此处。"也许一百年前火车的行驶线路与现在不一样，谁知道呢！"当我作为开门后的第一个游客，将这个疑问抛给穿制服、白发的莫奈故居工作人员时，他似乎也无从解释。 其实此时我已经在村子里逛了一圈，但眼下这个地方才是拜访的重点——莫奈花园，当年，莫奈先是租住此，当手头宽裕后干脆买下了它，后来又购入后边的空地，挖池塘、建花园、造小桥，为自己营造出一个精神世界——没错，《花园》、《睡莲》等不朽名作的灵感，都来源于这里。 《花园》、《睡莲》 莫奈花园的一边，是他当年日常起居的房子，粉色的外墙被白色线条切割开，绿色的窗子分外醒目。这三种颜色的组合如今是吉维尼最流行的颜色样式。长形的两层房子占地不小，顺着逼仄的楼梯上到二楼，客厅是整个房子最重要的部分，当年，这里同时也是莫奈的画室，四面墙上挂满画，窗口处放着一把舒服的躺椅，阳光照进来时，让它成为整个屋子里最醒目的地方。屋子里的一切都是按当年莫奈的生活情景布置还原的。只是，所有画作都是复制品，真品全进入了巴黎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一流博物馆。在房间中的一张老照片里，留着大胡子的莫奈站在屋子中央，非常有主人的气势。 除了客厅，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位于一层的门厅和走廊，这里摆满当年莫奈收藏的浮世绘——莫奈对于浮世绘的喜爱曾经影响了当时法国的许多艺术家，大家掀起了一个收藏浮世绘的高潮，远在日本的浮世绘的身价，甚至都在那个时期被炒高了不少。 房子的另一面，便是大名鼎鼎的花园。当年，同时代其他那些文艺名流在巴黎蒙马特高地纵情声色时，莫奈却在70公里外的这里每天深居简出，修剪大丽花的枝叶，欣赏睡莲开满池塘……这个带池塘的花园，给了莫奈无数创作灵感。 花园中遍布各种植物，虽然这个季节大部分已经败落，但就算是通过这些残花败柳去想象一下，也会很容易想见夏季百花盛放时的美景。很多园丁正在花园中忙碌，这想必也和当年的情景一样。热爱园艺的莫奈，晚年发迹后将这个爱好发扬光大，不仅买下房后更大一片地建造出如今日本风格的小桥、池塘，还雇了若干个园丁帮他打理——顺着池塘走上一圈，内心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有些人也成了花园里的风景，穿长风衣的老奶奶站在绿色的日本桥中央，如果莫奈当年看到，会不会也在画中加上她的身影？那个留大胡子，戴礼帽的气质大叔围着湖走来走去，时常停下来沉思，他的外形像极了莫奈，后者当年灵感闪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安静得有些不真实 在莫奈花园中，同时出现的至少有二十个游客。但出了这个院子，想在村子的其他地方同时看到这么多人，恐怕不是容易的事情。这个小村落尽管有莫奈的名望撑着，每年有不少游客造访，但此时正值淡季，安静得有些不真实。早上和我同一辆巴士来的那些人，偶尔路上能遇到一下，大家还会打个招呼，微笑一下，甚至聊上两句。那样子就像是两个这里的村民遇到时那样。"我说老伙计，这地方看起来挺像我在英格兰东南的家。"那个穿BABOUR风衣，派头十足的英国老爷子指着前方感慨地用伦敦腔儿和我这么说。 村子里其他地方其实半小时就可以走完，但我已经来来回回逛了半天，仍然意犹未尽。与莫奈的花园中一样，种在路边、房前屋后的花也都败落了，不过留下来的叶子和枝蔓也都非常耐看，它们与窗户、信箱或者非常有质感的墙壁组合在一起，让那些原本不起眼的细节都充满诗意、非常有味道。 如果赶上了中午离开的那班车，或许就不会有我接下来的发现——事实上，上午看到的只是村子的一半，这里因为莫奈而闻名法国甚至欧洲。但另一半，则依然保持着默默无闻，像莫奈来之前那样。顺着上坡路，便是村子不为人知的另一半，这里几乎没有游客到达，因为所有的路标都是从进入村子的中间地带，将来的人指向了莫奈花园，将走的人指向了车站。这另一边，是完全属于当地人的。 一些民居和两三个小餐馆，两个B&B构成了这边的全部……餐厅可能是给村民周末家庭午餐准备的，后者可能是为一些附近的游客提供：巴黎人平日住在拥挤的家里，周末开车一小时，能在这个安静宽敞的地方住上一两晚，应该会多些幸福感。 往更偏僻的地方走，路旁的房子更为古老，有的看上去像是一直空置，还有的挂牌正待出售，我停下来费劲地读了一下贴在路旁的法语房屋广告，50万欧元可以买一个拥有两千平方米花园的房子，我又仔细看了一遍，才确认我没有漏掉金额末尾里的一个零。 村子的这半边更多的是浓厚的生活味道，一栋临路边的房子，老奶奶穿着居家的衣服，正在院子里晾晒被子。还有一些花园，看不见人，金黄的叶子落了一地，铺满在一条碎石小路上，有人骑车，有人跑步，都是当地人的打扮。在一个偏僻处，一家挂着招牌的画廊半敞着门，主人很专注地正在画着，我走进去，他都丝毫没察觉到，到了近前才突然感觉出，忙不迭地回头微笑打招呼，好像是为刚才的怠慢有所歉意。这情景让我再次想到了莫奈，当年他或许也是这样聚精会神地画画，希望那会没有我这样的冒失鬼，跑来打扰他的思路。 | ||||||
| Posted: 03 Dec 2012 03:22 PM PST
文_唐小兵 台湾作家薛仁明的随笔集《人间随喜》是他在台北的《联合报》、《人间时报》以及上海《东方早报》、广州《时代周报》的专栏集萃。依此书视角看两岸潮起潮落、文化万象、士人格局，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薛仁明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有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却在学术生涯起步之后，纠结于现代精雕细琢学术之锢心摧情，而毅然自我隔离于学术体制，翩然离去，做一个隐居台湾乡间，以中学教师之身份与乡土社会融为一体的隐士。这一去十八年，却让曾经被都市繁华搅扰心智的薛仁明，与根植在乡土台湾（用他的话来说则是一个被主流论述遮蔽的隐性台湾）的民间文化与信仰生活相遇，那是一个活泼泼大自在的精神天地，这救赎了薛仁明，也成就了薛仁明看待世事人情和教化风俗的独特眼光。 无论是韩寒的《来自太平洋的风》还是蒋方舟的《想象的祖国》，以及诸多大陆学人对台湾文化、人情味、美食、风俗、政制等的论述，都在制造一个被无限美化和理想化的台湾意象，这个意象是大陆被窄化了政治想象空间的个人的自我投射，却往往与台湾的现实境况无法完全对接起来。薛仁明独具慧眼地提出了"显性台湾"与"隐性台湾"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议题，认为前者是由精英意识主导、以欧美主流价值为内涵、以现代传播媒介为手段的具有独断性的强势论述，并且日益弥漫出一种沾沾自喜且傲慢自雄的封闭特征，而在台中、台南等乡间社会的村落与里弄里潜藏的却是另一个台湾，这个台湾温润自足且低调自敛，她与中国民间文化的小传统承接一脉，融为一体，是民间的信仰、习俗、心灵生活的集大成者。在薛仁明看来，这样一个被主流论述忽略甚至遮蔽的台湾，其实是支撑台湾数百年来弦歌不辍血脉相连的根底。 薛仁明后来师从文化大家林谷芳先生，又从中国传统书画艺术里吸纳了精神的养分。读《人间随喜》，最感温暖的不是薛仁明议论教育、臧否文化的那些洞见，而是其勾连艺术唤醒感觉的那些论述。20世纪以来，中国的文人传统在现代学科分类体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归于式微，传统士人长期浸淫诗书画艺等艺术而形成丰沛自洽的精神世界，现代学术体制却在造就普遍化和标准化的"知识分子"，没有艺术灵气，没有感觉细胞，只能依赖不接地气的学术符号在学院体制里讨生活，而这一套学术符号既与这个世界的广阔、历史的绵延无关，更与其内心无关，因此人格徒然萎顿，精神自我矮化。薛仁明对京剧、书画等艺术保持着敏锐的触觉，他也在现实生活去处处去挖掘没有被精英阶层的论述所顾及的美感与趣味。这样一种"转向回心"的方式，成就了薛仁明为人处世的喜乐和淡定，以及那一份独特的慈悲。特立独行不易，和光同尘更难。 当然，我们更可以将从台湾乡间踏海而来的薛仁明的著作视为"他山之石"，或者说一面"人间之镜"，折射了大陆知识人的意象与心胸。收在《人间随喜》里有一篇在大陆网络广为流传的文章《我读大陆读书人的脸》，以其台湾隐士之视界与心意，洞察大陆读书人躁郁之症结所在，可谓入骨三分。 在薛仁明看来，"大陆的读书人，除了忧郁干枯，普遍是更急躁，也更容易激愤。知识分子相聚一堂，动辄开骂，个个义愤填膺，人人宛若社会良心。因此，我看到许多知识分子的脸，躁、怒、愤、戾，全然全然，都是纠结。"这种戾气自然随区域、城市和知识社群而有程度不一的分布，可大体而言，不得不承认薛仁明的直觉是对的。大陆知识人深受启蒙文化与革命文化的双重浸染，既有高人一等的启蒙心态，又有玩世不恭的痞子情结，从来就是冷眼看世界辣手写文章，少了几分反躬自省和温良恭俭，因此往往解构甚于建构，只知道外在批判，却无内向超越。正因为此，薛仁明才郑重提出"修己才是一切的根本"。 我想这无疑是已过不惑之年的薛仁明，沉潜往复中国文化多年后的"九字真言"吧。 | ||||||
| Posted: 03 Dec 2012 12:11 PM PST
文_慢三 多年来流传着一种说法：温州人就是中国的犹太人。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是褒扬温州人的商业头脑和聪明劲，二是非议温州人的钻营能力和无利不逐。事实上在我看来后一点根本就构不成对新中国这一伟大族群的诋毁与伤害，商人逐利天经地义，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驱者和获益者，我们更应该肯定他们对市场经济作出的卓越贡献。 从这个角度看，电视剧《温州一家人》被当作温州人形象宣传片也就不足为奇。用句比较官方的话说，该剧通过周万顺一家四口的坎坷从商经历，集中展现了温州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洪流中坚韧、执着、勤劳、创新的优秀品质。首先说周万顺，有家有口有房有地一穷苦农民，在"历史的感召"下，卖掉老宅，一方面把女儿送出国门，另一方面带着妻子、儿子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开始了所谓的打拼。他从捡破烂开始，卖过电源插座，做过皮鞋生意，后来跟石油耗上了，倾其所有一根筋地打油井，其中一度引发子女的恨意以及妻子的心冷，债务缠身，甚至打算跳崖自尽，当然最终获得了石油井喷和合家团圆的美好结局。 虽说李立群将周万顺这么个性鲜明的角色表演得入木三分，但就我判断，编剧高满堂在人物设置上出现了不小的偏差。按理说，作为江浙商人代表的温州商人最显著的特点应该是机灵、精明以及小心思小聪明不断，他们之所以在中国商界崛起如此之快，当然一方面与其刻苦和大胆有关，但更重要的应该是他们对市场的适应能力。他们总是能敏感地嗅到商海中最先飘过来的咸腥味，然后义无反顾地下到水中捞鱼摸虾，并且能赶在潮水退却前奔赴另一片海滩。也就是说，高满堂把温州商人写得太正，而缺少点"邪"劲。任何商家的成功突围盆满钵满，都不大可能是仅仅靠一股子冲劲完成的，特别是在那样一个市场标准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时代。另外，不仅仅是周万顺，剧中的几个主要角色（包括周麦狗和周阿雨），都被编剧设置成了倔强、耿直、豪爽的北方人，除了一心想过小日子的母亲赵银花，我在这一家人身上几乎看到了电视剧《闯关东》里人物的影子，偏倚山东人这点，高满堂难辞其咎——不能写什么剧都按照自身的经验来操作，否则很容易陷入重复的窠臼。 但整体来说，这部剧无论从剧情设置还是影像风格，在同类剧中都属上层。故事采取了双线编排，一边着力表现周万顺横跨中国南北的传奇经商命运，另一边则刻画周阿雨被送出国后在欧洲各地辗转的艰辛苦楚，一中一外，并驾齐驱，并且每条线都如同高危病房里的心电图一般起伏有致，抓人心窝。而单就视觉而言，镜头从江南古镇到陕北高原，从景致宜人的普拉托到浪漫之都巴黎，无不给人一种享受。不得不承认，受到收益丰腴的影响，如今影视制片方在电视剧上的投入越来越大，剧集本身的品质和精致度也陡然提升，粗制滥造如早年温州皮鞋的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 说到劣质一词，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困扰着温州的皮鞋制造厂商，大规模的生产以及恶意价格竞争使得他们尝到了恶名在外的苦果，以至于一度一蹶不振。这一幕在剧中也有表现，当周万顺拿着精心制作的优质皮鞋想重树新碑时，"温州货"三个字深深地伤害了他，并且直接迫使他转变了行当。由个人命运带出时代特征自然是本剧的主旨之一，经商潮、打击投机倒把、招商引资、陕北油田投资开采、皮鞋风波、服装设计抄袭……基本上剧中表现的这些元素都能在现实中找到依据来映照，真实性毋庸置疑。 如果追寻意义，本剧洋洋洒洒三四十集，波澜壮阔二三十载，基本上都是在述说现象，而缺乏对事物本质的追问。个人认为，关于温州商人本质的疑问是：像周万顺这样的倔强与偏执，他到底是为了什么？是被开放政策的无意识裹挟，还是人类对金钱的本能追逐？他忙忙碌碌风风火火的一生与庸常而无法跳脱的生活之间究竟又有着怎样的微妙联系？或许用剧中的一句台词可以解释一切：人活着就是折腾。 | ||||||
| Posted: 03 Dec 2012 12:08 PM PST
文_谢湘南 在今天，神奇的PS技术让照片离真实的图像越来越远，人们看到的照片更接近于欲望本身。照片的语法，从未像现在这样混乱。 然而，亚历山大·科耶夫的照片不会有这种感觉，那是一个静默的世界，一个由各种遗迹与名胜现场、风物景观组成的世界图景。它是未被PS过的历史与风景的集合，是哲学家思想的余温。 从明信片开始 用照片的沉默，抵制噪音，话语和谣言。 用照片的静止，抵制运动，变迁，加速。 用照片的秘密性，抵制交流和信息的放纵。 用意义的沉默，抵抗意义和信息的专制。 这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的几句话。2012年10月的一天，当笔者置身于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历史之后：作为摄影师的亚历山大·科耶夫"展览现场，想起了它。 "历史之后"是个命名有些玄学味的展览，这个展览展示了作为摄影师的亚历山大·科耶夫拍摄于半个世纪前的近400张照片。如果对摄影者的身份不了解，可能很难理解展览名称的含义—或许是因为亚历山大·科耶夫提出过"历史的终结"的理论，才有了这样一个命名，然而对于大多数不读或不熟悉哲学的人来说，科耶夫肯定是个陌生的名字（对于摄影领域，他同样是陌生的）。 与让·鲍德里亚的身份很是接近，亚历山大·科耶夫也是位哲学家（后来他放弃哲学，做了外交官，并被认为是现代欧盟的缔造者之一），不同的是他是俄裔，却成就于法国这片思想的土地。 1933年，当亚历山大·科耶夫在法国高等实用学院讲授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时，让·鲍德里亚才4岁。当让·波德里亚开始接触哲学时，亚历山大·科耶夫却离开了这一场域，以另一种身份，喜欢上了拍照。有趣的是，鲍德里亚也是在晚年，陶醉在照相艺术中，有如将相机嫁接在大脑上，他捕捉了光影与色彩对视界（世界）的完美分割，重组了一个色彩至上的自我世界，并用一种极其个人的照片语法，完成了诱惑与抵制话语的图像转换。 摄影成为一种难以刹车的思想行为惯性，通过对快门的触碰，从哲学之门，让两位思想家形成了一前一后的鲜明对照。然而，与让·鲍德里亚的摄影作品不一样，亚历山大·科耶夫的作品，更像是对自我行踪的记录，是一种旅行笔记。这次所展示的照片，就是他在斯里兰卡、中国、印度、伊朗、日本、尼泊尔和苏联，以及西欧各国旅行时拍摄的。同时呈现在展览现场的，还有他的乍看上去像代数运算公式的旅行路线图。 以幻灯片的方式在黑暗的展场上循环展现，科耶夫给观众带来的并非视觉的冲击，而是一种关于旅途的平静讲述，有如固化的风景，他的镜头，通常对准的是建筑物、街道、无人的天空下的文化遗迹。他躲开了世界的喧嚣，让不同空间里的古老存在结集在一起，有如一种跨越时空的大同世界的回声。 作为一个凝视者，科耶夫的照片没有任何故弄玄虚，老老实实显影的都是事物的原相。然而正如展览的策展人鲍里斯·格罗伊斯所指出的，科耶夫的照片，有着明显的明信片风格，他的摄影，是从研究明信片开始的。"科耶夫收集了一万多张不同的明信片，开始对它们进行细致的研究，同时以专业的精神开始他自己的摄影。" 2010年，鲍德里亚的摄影作品出现在连州国际摄影展上，同样给人明信片的感觉，它强烈的色彩对比，与极简的构图，形成了一种剔去杂质的美感。从科耶夫人文筑式的黑白明信片，到鲍德里亚追求美感的彩色明信片，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呢？ 照片的终结 "在过去的10年里，人们会谈论很多东西的终结，例如历史的终结、艺术的终结、人的终结、作者的终结等等。我也注意到在中国，现在对这些有非常大的讨论兴趣。而这些一系列的概念，都来自科耶夫在上世纪30年代在巴黎的讲座。从1933年到1939年，科耶夫举办了一系列关于黑格尔研讨的讲座。当时在巴黎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也成为了巴黎知识界的时尚。"鲍里斯·格罗伊斯说。 关于这一点，加拿大里贾纳大学政治系与哲学系教授莎蒂亚·德鲁里在其《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一书中，有更详细的记录与论述。科耶夫被认为"戏剧性地塑造了这个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视野。" 莎蒂亚·德鲁里列举了一长串受科耶夫影响的人物，包括超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雷蒙·葛诺，小说家、社会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乔治·巴塔耶，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奠基人安德烈·布勒东等等。鲍里斯·格罗伊斯也指出，还有波伏娃、加谬等作家。 这些人物，任何一个都是一座山，他们共同构筑了西方思想的奇诡风景。然而，科耶夫是他们重要的思想源泉，包括鲍德里亚，很难说他没有受到科耶夫的影响，他们在晚年不约而同地"不务正业"在照相这件事上。 沿用科耶夫的理论，在哲学家所捕捉的风景的深处，其实也是照片的终结。尤其当21世纪来临，数码技术的普及使图像成为一种最直观的灾难。这就回到鲍德里亚的观点—需要"用照片的秘密性，抵制交流和信息的放纵。用意义的沉默，抵抗意义和信息的专制。" 据鲍里斯·格罗伊斯介绍，科耶夫在拍照时，并未想过要拿出来展示。对他来说，这是他私人的档案库。科耶夫去世以后，他的私人收藏被捐献给了法国国立图书馆，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科耶夫档案室。摄影作品有5000幅左右，收集的明信片也多达1万张。科耶夫的这些照片当时都并没有被冲洗出来，都是以投影胶片的形式被保存。这样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反差，一方面他收集的明信片是印出来的，一张一张的；而他自己拍摄的照片是以胶片形式存在的。 鲍里斯·格罗伊斯认为，今天以探秘的心态观看科耶夫私人的影像档案，其意义在于，从这些作品中，可以了解到科耶夫一贯所坚持认为的哲人和智者之间的区别。在科耶夫看来，一个拍摄照片的艺术家，他其实就类似于一个哲人，哲人有自己的欲望，要追求知识和真理，他希望通过这种追求，能够成为他人欲望的对象。 而智者是知道自己行为的原因是什么？也知道这个世界之所以作为世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的。为什么人们不能够回答？是因为他们已经变成了动物，或者说变成了一种人性动物。他们释放的仅仅是一种欲望，或者说是一种消费主义，他们遗忘了历史，也就不知道为什么历史发展成现在的这个样子，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身边的这一切是一团迷雾。 从影像的泛滥，可以看出令人纠结的现实迷雾。比如，我们今天无论走到哪里，都喜欢对着餐桌上的菜品拍个没完。拍照这件事，在今天已越发不需要个性。它更多回归到"记录"属性，然而这种记录与科耶夫的"记录"，又不尽相同。某种意义上，科耶夫是出于理论的狂热，而身处流行文化中的现代人，记录的却更接近于一种"动物人格"—是一种无意识的姿势。 所以，在影像中保持警醒吧。 (本文图片由OCAT提供，版权归法国国家图书馆所有） >>完整内容、精美版式、便捷获取。立即下载南都周刊iPad版 | ||||||
| Posted: 30 Nov 2012 11:52 AM PST
文_ 爱玛 摄影_爱玛 杨小兵 新疆哈密，我问了导游一个愚蠢的问题："既然新疆这么缺水，为什么不做雨污分流？"他愣了一下："除了山上，新疆几乎不下雨啊。"在这个相当于16个江苏省大小的疆域里，只有百分之四的面积是绿洲，适宜人居。在司机嘴里，几百公里就是一脚油门的事，一天上千公里的行程也是家常便饭。 有歌不傲娇 可是，新疆哪里有水，哪里就能抓起一把绿色。"绿洲是从天地的缝里挤占的一小块地方，形成驿站和城。""新疆通" 毕亚丁说。 有了绿色，就有人和音乐。"桑椹才肥杏又黄，甜瓜沙枣亦糇粮。村村绝少炊烟起，冷饼盈怀唤做馕。"（林则徐）甜瓜、沙枣、杏子、桑椹全是新疆人的蔬菜。瓜果成熟了，他们带上地毯和乐器，馕塞到胸前，腰带一勒，裹紧了，举家带口，到果园瓜田桑树下。用木棍敲着熟桑树，在树下张嘴等着果子掉下来，大家哈哈一乐。热瓦甫一弹，翩翩起舞。 当我们从阴凉的坎儿井里走出来，露天摊子上播放着的欢快音乐就扑面而来。胖胖的讲解员古丽走在前，跟着节奏，肩轻轻耸一耸，两手举起，默默地打着响指。考虑到身后跟着一团游客，她很克制了。 旅游大巴上也循环播着各式各样的维族MTV，其中最受欢迎的是阿尔肯的《英孜那》，"未删节"版："河南丫头跟我谈那么，姑娘的牙齿我看不上，四川丫头跟我谈那么，姑娘的个子我看不上。"碰到这两句时，大家都会哈哈一笑。维族曲子欢歌不忘调侃，忧郁中有凄惶，不傲娇，有股子野味。 还有被周云蓬和张玮玮唱红的维族民歌《两只山羊》："一个丫头子嘛，她洗澡着呢，我想要过去嘛，那门锁着呢，晚上过去嘛哪，妈妈在家呢。" "她没把我当外人" 在天山里居住的，多是蒙古族、哈萨克族，山外多是维吾尔族。哈密的巴里坤草原上，我们一行人向山里人家讨要些茶水，结果一等就是半小时。我们都有些不耐烦，推开厨房门。原来哈萨克主妇正满头大汗地，用一块破纸片，给土炉子煽火。她要烧壶新茶给我们灌水。领队老鬼说："这是少数民族的规矩：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不给客人喝剩茶。我碰到过一次例外。" 在于田县的巴扎上，他看到一位胖胖的维族老板娘，正在有滋有味地喝着一碗茶，满脸的自得和满足，神态可爱。老鬼想要偷拍。可还没等他按快门，老板娘把茶泼到地上，续了一碗，慢慢悠悠地晃啊晃，泼在地上，再续一碗，如是三回。第三碗，双手递给老鬼。老鬼接过碗喝了。原来是维族大姐看到他满头大汗，给他递上的茶。 "她没把我当外人。这茶现在还是烫的。" 老鬼告诉我们，如果在天山、阿尔泰山的哈萨克毡房过夜，主人除了宰羊、冲奶茶，摆上馕、蜂蜜、奶酪、酸奶招待，也许晚上睡觉时，家里的大姑娘也"放"在离你较近的地方。"别心猿意马。这是主人的良好心愿：我尊敬你，希望姑娘今后也能生出你这样聪明漂亮的孩子。" "不管是帕米尔高原，还是巴音布鲁克大草原，阿尔泰山。只要你在人家家里做客，临走时，主人一定会给你带上馕、烤饼、酸奶疙瘩，壶里灌满茶水，你推辞不要是势利眼，给钱是看不起人家。这就是丝路遗风：你离开我家，前面到哪儿吃饭，喝上奶茶，过上夜，都是未知数。" 老鬼说，在现在很"红"的可可托海，前几年，小孩在河滩上捡到宝石，拿到手里玩，可能山外客人，用两块水果糖，就把石头换走了。大人不明白，现在明白了也不介意，你离开家，照样送你两个馕，一壶茶。他为什么不把宝石送你？因为在哈萨克人的价值观里：馕是可以救命的，命都没了，宝石还有什么价值？ 新疆有着广袤的戈壁荒漠、高山森林，小村落是丝路上的孤岛，茶水和馕免费是丝路遗风，也是地域特色。在荒无人烟处，互助是不成文的规矩，是人类迁徙过程中的本能。 死死想起这个地方 毕亚丁两年前带过一个小型个人团，客人是一位息影的台湾影视剧演员。游完克孜尔千佛洞，晚上在小草湖休息，去一家餐馆吃饭。坐下来，她看到隔壁一大桌在喝一种酒，酒瓶是树根造型，很古雅别致。 她伸着脖子问："嗳，你们酒多少钱？"邻桌一位身高近1米9的汉子，走过来，把酒放到桌上，一推："这瓶归你了。"这位大姐傻了。这瓶酒在邻县，怎么也要两三百块钱。 毕亚丁给他们每人递了支烟。回头跟大姐说："搞定了。" "这就是新疆人。"毕说。在罗布荒原，在塔克拉玛干，如果你的汽车一个贵重的零部件坏了，没有备用件。这时，迎面过来一台车，它自己会停下来。司机有这个零件的话，会帮你安装好，一脚油门就走了。多少钱？他不会要的。就算你平时问他买，也不卖，因为他自己还要备用。但在沙漠深处，救人最要紧。 "这就是我在新疆42年的经历，也是很多朋友跟我讲起的经历。" 今年8月，毕亚丁去和田公干。 和田是东突分子的据点之一，为了保护他们安全，当地派了两位便衣跟随。路上，两位警察很诧异地问毕亚丁："为什么所有人都冲着你笑？"毕老师说："我脸上就是微笑。我在新疆到处都是这样，只要你笑得真诚，别人都会回报你一个微笑。" 但是到北京、广州、上海，他失败了，"我冲别人笑，人家把脸别开"。 在新疆，当地人介绍自己，都说我是喀什噶尔人，是和田人，是库车人，是吐鲁番人，不会说我们维族，你们汉族。有时候遇到一个人，问你祖上哪儿的，人家自豪地说，我家是跟文襄公左大帅进来的。如果问新疆兵团的老战士，他的回答是："我们是王震将军的部下。" 老鬼1970年代来疆后，看着同来援疆支边的同事们一个个回到成都、武汉、山东、东北、甘肃……有人本来一跺脚走了，但遭遇饮食、文化、儿女教育的各种不适应，融不进几十年前的故乡了。没多久，很多人又返回。"我认识的人里，可以数出几十个。" 新疆让人依恋。"古往今来，跟新疆沾上边的人，会有种新疆情结，很可能会死死想起这地方。"老鬼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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