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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辩论“以死刑对付强奸”
- 碎渣 Daily Fragments
- 美国各州首府系列（31）：新罕布什尔州首府康科德
- 影像報導|衙前圍村最後的工匠
- 刘导演要求“晒一页”，现在晒了两页，不会又抡政治大棒吧？
- 民国时期的新闻自由
- 日本新保守思想困在钓鱼岛
- 中国梦，宪政梦
- 为什么经济制裁日本不一定有效？
- “忠君爱国”古今谈
- 中国名士风范被谁撕烂了？
- 中国，美国，和这个世界
- 毛泽东与朱元璋
- 革命之险和兵凶战危的中国
- 朝鲜劳改营中半生孽缘
- 動物警察——為何彼得辛格此路不通
- 人类不能再长高了吗？
- 就田北俊議員《優化失業綜援》議案的發言稿
- 活你老闆，買起文化
- 未来中国遭遇的“前堵后追”局面
| Posted: 24 Jan 2013 02:45 PM PST 有着不是很光彩的"强奸首都"称呼的德里，最近又发生一起受害者为23岁女士的性暴力惨案（详情请见全球之声的报导），这也导致横跨整个首都和国家的大规模抗议行动。许多人骇于近期暴力事件的残忍程度，而要求更严苛的法令和处罚，国会议员Sushma Swaraj开始了是否该对强奸犯处以死刑的强力辩论。 这个关于强奸案和死刑的议题是相当复杂的。印度的国家犯罪局提出的报告中有惊人的性犯罪数量，同年在德里还有一位两岁的女婴Falak死于虐待。在印度，性暴力以很多不同的方式体现，包括堕除女胎、恶作剧、挑逗夏娃、嫁妆、强奸（有些人认为这在社会中很正常）。印度东北部曼尼普尔邦发生军人犯下强奸案，使得当地女性手持"印度军队：强奸我们"的布条进行抗议。此外在印度的国会中，就有369人遭指控对女性有犯罪行为。
 抗议女学生于德里巴士遭轮奸的示威活动中，一位非常激动的示威者指着警察并大声怒喊。João Costa Leão拍摄，Demotix版权所有。(23/12/2012) Stalin K Padma批评印度时报替强奸犯死刑做宣传：
对此，Sakshi Soi用德里惊人的犯罪数字做为解释：
 在印度门的示威者。Flickr用户ramesh_lalwani拍摄。NY2.0版权所有。 召集并参与抗议的Aswathy Senan发表回应：
Suresh Kumar在Google Plus上发表回应来讨论死刑的优缺点：
死刑辩论持续的同时，Nirmal Harindran在脸书上发表了一篇动态和新闻剪影，似乎是印度反覆出现性暴力事件的解答。
 德里有女婴被遗弃
校对者：Ameli 作者 Inji Pennu · 译者 Charlie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 ||||||||||||
| Posted: 29 Nov 1999 08:00 A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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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4 Jan 2013 08:58 AM PST  康科德市中心钟楼（照片：Smuttynoser） 新罕布什尔州位于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康科德（Concord）是州的首府，地处州的东南部，与马萨诸塞州接近，离新英格兰重镇波士顿约一个小时的车程。梅里马克河（Merrimack River）流经市区。 康科德原为土著人活动区，这里河流、湖泊纵横，鲑鱼、鲟鱼、鲱鱼沿着梅里马克河不断迁徙，是捕鱼的好地方。1725年至1727年来自马萨诸塞的移民在梅里马克河西边定居，1733年定名为拉姆福德（Rumford）。但在1741年的时候，有人发现拉姆福德应属新罕布什尔管辖，由于当时北美的13个殖民地还是英国政府的领地，引发法律纠纷，官司打了20多年，一直打到英国上诉法院也没有得到解决，直到1765年，才由新罕布什尔总督提出方案，最终解决了争端，并将城市重新命名为"康科德"，意为"和睦"，表示友好地解决了争端。  远眺康科德市区（照片：AerialPhotoNH） 独立战争后，新罕布什尔成为美国最早的13个州之一，1808年州议会决定将首府定在康科德，1819年州议会首次在新建的议会大楼内开会，州议会大楼也是美国最古老议会大楼之一，这座议会大楼与位于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州议会大楼一样，以金顶闻名。 康科德以盛产花岗岩著名，全国许多重要建筑都采用这里出产的花岗岩，如州议会大厦、首都的国会图书馆等。在早期城市的发展中，印刷工业、家具生产、马车制做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十分发达；康科德家具、印刷品以及花岗岩久负盛名。到了19世纪末，康科德成为地区铁路枢纽，铁路运输以及各类维修商店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此外纺织业也很发达。20世纪后，城市经济向多元化转化，电器、皮革、半导体、工业设备制造、乳制品、印刷业、医疗健康、保险、教育、政府等，分别在经济中起到重要作用。  州议会大厦著名的金顶（照片：AlexiusHoratius） 康科德有几所大学，包括新罕布什尔州理工学院以及新罕布什尔州立大学法学院等。新罕布什尔州立大学法学院是新罕布什尔州唯一的法学院，这所法学院的知识产权法教学质量很高，闻名全国。 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康科德现有居民42695人，其中91.8%为白人，白人占绝对多数，其余的包括黑人、亚裔、拉美裔等。根据2009年的资料，城市居民家庭收入中间值为53262美元，大大低于州的60567美元水平；城市房价中间值为227657美元，也低于州的249700美元水平。收入与房价比值为一比五点八，也就是说居民需要用近六年的税前收入，购买一栋或一套房屋，这个标准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康科德的房价不便宜。  新罕布什尔州理工学院学生活动中心（照片：WikiPedia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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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4 Jan 2013 08:47 AM PST 文: 衙前圍村義工支援組 市區重建局聲稱自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可是，真實的情況是否如此呢?所謂的發展, 是誰的發展?或者說,是誰的發展被橫空切斷？市建局常說保育衙前圍村，又是什麼意思？ 衙前圍村幾百年歷史已逐漸消逝，留下來的是什麼?自80年代開始，私人地產商收一間拆一間的收購方式，及現時的市建局借考古挖地，破壞他們居住環境的方式，均是逼村民離開的手段。衙前圍村幾百年的歷史，隨著清拆的出現，留下來的是什麼?而面對逼遷，村民無法離去的原因又是什麼? 今次我們請來三代做刀的范先生，來與大家見見面。 范生三代以做刀仔為生，不論買材料、做刀和送貨，均是自己負責，在范生父親一代，甚至會與隔離屋的打鐵工場合作製刀仔，直至近年行業收縮，范生年紀漸大，已改為只做刀仔裝嵌和磨刀的工序。所謂刀仔，其實與全香港的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用途遍佈各行各業，種類如蔬菜批發商專用的瓜刨、賣菜用的菜心刀、專開榴槤和椰子的圓頭刀、開水仙球的小刀、養蠔用的蠔刀等，連建築行業的拆竹棚的專用刀仔—棚鈎刀也大受拆棚師傳的讚賞。 由於這種棚鈎刀幾乎在行業內只有范生在做，所以，范生非常自豪地為這種刀仔改了個名：「峯鋼棚刀」。「峯鋼」是一種峰利鋼，是五金舖用來鋸鐵材的鋼鋸條，而范生認為這種鋼是最堅固耐用，便用來做棚刀，於是便叫「峯鋼棚刀」。 每一把刀仔的選材、取貨、裝嵌、驗貨和全港各地的送貨，也是由范生一手一腳負責，如為使瓜刨耐用，削走最少的肉，范生會逐把打磨，以調較最適切刨的角度，並為每把瓜刨塗抹防潮油，范生說過「有哩啲工序，工人先可以用得把刀耐、削走最少的肉」，靠著對刀仔品質的堅持和自食其力，這小小的家庭式小本生意，才可以維持一家的生計。 由五十年代開始，父親一代便居於衙前圍村的范生，無論生活、工作也是在圍村內，附近的搭棚師傳更會親自上門購買刀仔，清拆這裡，也就連三代的回憶、往後的 生計也被清拆了。這間屋由范生的父親辛苦儲錢買下，並親手搭建，現時面臨清拆的危機，四週又租金颷升，特別是，這門手藝需要較空曠的地方作防潮油的塗抹， 較大的空間放置不同種類的刀仔，這個家、這門獨有的、低成本低利潤的刀仔手藝便更難以找地方重新開展。現時范生只希望能夠保留這門由父親一代傳承下來的手 藝，以舖換舖，呎換呎的安置方式，延續這門全港碩果僅存、營運了六十多年的小刀行業和手藝。（待續） 舊區更新電視台總台: 影像串流: This posting includes an audio/video/photo media file: Download Now | ||||||||||||
| Posted: 24 Jan 2013 09:07 AM PST
涉藏高官们当顾问的主旋律涉藏电视连续剧《西藏秘密》在CCTV8播完了，激起无数藏人的反感。仅在新浪微博上，迄今十多天了，各种恶评不绝如缕。
那个46集的荒唐戏，我几次看，几次看不下去。大到历史上的种种事件，小到各色人物的举手投足，几乎无一不出错，无一不谬误，被藏人们反感并吐槽是很自然的事。制片人兼藏人，也就是那个扮演"藏人说藏事"的制片人江洛金·次旺云丹，可能是无颜了吧，平日里甚爱在微博上显摆，这时候却避而不现身了。 而编剧兼导演刘德濒（百度了一下，据说他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著名编剧"），看得出他很是气恼，可能都被气得脸红脖子粗了，因为他表示还要写第二部，很是坚定地说："一定写，让叫嚣分裂祖国的跳梁小丑们无处藏身"，这个政治帽子扣得吓人啊！这个政治大棒抡得狠毒啊！
不过在这之前，他还很是得意，称他拍此剧的参考读物是哈勒名著《西藏七年》的中国译本。要知道，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在中国的形象不但是"藏独分子"的盟友，还被渲染成"纳粹分子"，1997年好莱坞依其书拍的同名电影，在全世界影响太大，一直让党恨得咬牙。 刘导演其实是个聪明人，他只是选择性地从汉译本中挑了一页，即228页，胜券在握地说："这是哈雷《西藏奇遇》的书稿，关注达赖'圣物'的朋友可以看。达赖老师当年亲身经历，想一想吧？"很显然，他这是想借用哈勒的口来反驳藏人对此剧的批评，意思是，连哈勒都说过圣物是达赖喇嘛的粪便呢。
刘导演还在微博上晒了那本书的目录。是的，《西藏奇遇》即《西藏七年》的中国译本，1986年6月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叫袁士朴。我用Google搜出他是济南大学的英语教授，曾当过该校外办主任，现如今可能退休了吧。 然而很有意思的是，恰恰在这一点，或者说，不止这一点，刘导演又露陷了，又出大洋相了。没错，这简直可以算得上是闹国际笑话。
出于对海因里希·哈勒的基本了解，我意识到中国的译本有问题。说来很巧，我的书架上就有《西藏七年》的汉译本，却是1997年台湾大块出版社出版的《西藏七年与少年达赖》，译者刁筱华，台湾人，曾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英美文学研究所做研究，现专事翻译与写作。 我立即将台湾译本与中国译本的其中两页做了对照，果然出入很大，有添油加醋的，也有删减的。而这时候，刘导演摆出了耍无赖的架势，吆喝道："也晒一页出来，让俺学习，求台湾译文和英文原著。" 好吧，既然刘德濒导演突然间好学起来，要学习哈勒《西藏七年》的台湾译本与英文译本——呵呵，刘导演，不，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刘副教授又露陷了，奥地利人海因里希·哈勒写的《西藏七年》是德文，而英文是他这本书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之一种。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追根究底找原著吧。 说来又巧了，我正好有朋友在德国，是专攻语言的高手。朋友一听兴致勃勃，立即找到哈勒德文原著，细细一对照，惊诧得几欲拍案而起："偶滴神啊，土共枪手太不要脸了，竟把'遗物'全译成了'粪便'！"
很快，朋友，对，朋友叫司徒秀，将《西藏七年》原著德文版的两段译成中文，并与两种汉译版的相关译文做了比较，呈示如下： 页1—— 中国译本《西藏奇遇》P228："这里的居民在得病之后宁肯求神拜佛也不肯从藏医学校里买点草药来治病。他们所求的那些'神医'多半让病人喝些用酥油糌粑掺和着喇嘛们自己的大便制成的粥状'仙药'，或者用木刻的驱鬼辟邪的'神印'蘸着'神水'在患者的病位压上几下。这后一种方法除了从病人身上搜刮点钱财之外是造不成什么伤害的。属于达赖喇嘛的东西简直价值千金，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能比它更为珍贵。几乎所有的阔家富户都珍藏着这种'灵丹妙药'，他们常常向我展示用丝带缝起来的被视作至宝的十三世达赖的粪便。擦绒先生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宠臣，所以他保存的这种脏物也就最多。擦绒父子都曾在国外受过教育，可是竟然荒唐到这种地步。"。 台湾译本《西藏七年与少年达赖》第十章P181："我们发现，西藏人较信任巫医及灵媒，对医学院僧侣的协助反而不那么信任。喇嘛经常用他们的唾沫来涂抹病人。糌粑、酥油及某圣者的尿，会用来合制成一种粥状的东西，喂给病人吃。再就是圣水里浸泡神符，继之涂抹于患处，反正也不会有任何害处。效力最奇的治疗药，当然非达赖喇嘛的物品莫属。所有贵族都曾傲然向我展示，仔细缝在小丝袋里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遗物，擦绒既是十三世达赖喇嘛过去的亲信，自拥有许多属于他个人的用品。令我吃惊的是，擦绒与他那在印度受过教育的儿子，竟迷信到重视这些遗物的程度。" Ärzte, Gesundbeter und Wahrsager (§ 45, P272) Aber mehr als den Mönchen der Medizinschulen, die ähnlich wie unsere Heilpraktiker arbeiten, vertraut das Volk dem Handauflegen und Gesundbeten. Häufig bestreichen die Lamas ihre Patienten mit ihrem heiligen Speichel; oder es werden Tsampa und Butter mit dem Urin der heiligen Männer zu einem Brei verrührt und den Kranken eingegeben. Harmloser sind die aus Holz geschnitzten Gebetsstempel, die in Weihwasser getaucht und auf die schmerzende Stelle gedrückt werden. Besonders beliebt als Amulette gegen Krankheit und Gefahr sind kleine Götterfiguren, die die Lamas aus Lehm pressen. Aber nichts steht als Heilmittel höher im Wert als ein Gegenstand aus dem Besitz des Dalai Lama. Fast jeder Adelige zeigte mir stolz Reliquien vom 13. Dalai Lama, sorgfältig in kleine Seidensäckchen eingenäht. Tsarong, als sein ehemaliger Günstling, besa? viele Gegenst?nde, die dem Dalai Lama zum pers?nlichen Gebrauch gedient hatten, und ich wunderte mich immer, da? Tsarong und sein in Indien erzogener Sohn, aufgeklärte und fortschrittliche Männer, an diesem Aberglauben festhielten. 原著德文版第45章，第272页：医生、祈祷健康的人和占卜者 藏医学院的僧人同我们民间传统医师的疗法相似，可人们却更愿意去相信按手礼和祈祷的效用。这时，喇嘛通常会用他们神圣的唾液涂抹病人，或者把他们圣洁的尿液掺入藏粑或酥油制成糊，给病人食用。用药不那么狠的，就把木头刻成的佛印用圣水浸润后贴压在伤痛处，而特别受欢迎的，则是一些喇嘛用粘土做成的小神像，被当作消灾祛病的护身符来用。但是，没有哪样偏方能够比达赖喇嘛曾经用过的物件更为灵验了。每遇到一个贵族，他们几乎都会骄傲地向我展示一些精心地缝在小丝袋里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圣物。曾是达赖喇嘛生前宠臣的擦绒也有许多这样的私人物品。可常常让我纳闷的却是，擦绒和他在印度受过教育的儿子，这些开明而进步的男子，为什么会抱住这种迷信不放。 页2—— 中国译本《西藏奇遇》P364："我知道，从今以后，天安门所发出的强烈光芒将照亮布达拉宫的金顶，在随风抖动这的经幡旁边会飘扬着'镰刀与锤子'的红旗。不可否认，这是一面改朝换代的旗帜，是一面引导中国走向统一的旗帜。我不禁暗暗向神灵祈祷，祝愿这片沉睡了千年的土地在共产党的号角声中苏醒过来，从而进入先进民族的行列。" 台湾译本《西藏七年与少年达赖》第十七章P288："我知道，布达拉宫的生活，有毛泽东的阴影在，是不可能平静的。不再有美丽幡旗，而是红旗，红旗上的锄与镰刀随风浮沉，向世界昭示着它的统治权。或许欣然僧佛，恒常的观世音菩萨，能熬过此无情政权，就像他曾熬过如许多中国侵略一样。我只能希望，这世上最宁静的国度能不必受太多苦，不要被这激烈的变局给压垮了。" Dunkle Wolken über dem Potala (§82, P446f) … Der Schatten Mao Tsetungs würde drohend über dem Potala stehen. Statt der friedlichen Gebetswimpel würden die roten Fahnen mit Hammer und Sichel im Winde wehen – Anspruch auf die Weltherrschaft und Symbol einer neuen Ära in Asien. Vielleicht würde Tschenresi, der ewige Gott der Gnade, auch dieses Regime überdauern, wie schon so manche Einfalle der Chinesen. Ich konnte nur hoffen, daß das friedlichste Volk der Erde nicht durch allzu viele Verfolgungen würde gehen müssen und durch all die Neuerungen nicht zu sehr aus der Bahn geworfen werde! Mochte seine Klugheit ihm helfen, sich zu behaupten! 原著德文版第82章，第446-447页：布达拉上空的乌云 毛泽东的阴影将恐吓着，笼罩在布达拉的上空，锤子与镰刀的红旗将取代那些和平的经幡在风中飘扬──昭示着对世界的统治权，象征着一个新纪元在亚洲的开始。或许，那慈悲永恒的观自在菩萨也会像以往面对一些中国的入侵那样，经受住这个政权。而我只能但愿这个世界上最最和平的族群，不会因遭受太多的迫害而不得不出走，不会因为太多的革新而迷失了方向！愿他们的智慧能够帮助他们坚持下去！ ——喂，刘德濒导演，您听好了，您要求"晒一页"，现在我们不仅晒了一页，还晒了两页，那么您意下如何？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不会又挥起别的政治大棒吧？我们怕怕哦。当然，如果你继续好学，执意要求晒《西藏七年》英文译本的话，这就更容易做到了，且请放心。 2013/1/24 | ||||||||||||
| Posted: 01 Dec 2012 06:16 PM PST 新闻自由是一个国家是否现代化的标志，就此而言，民国时期可以说中國已经进入了现代国家，因为那是的新闻自由已经可圈可点。 辛亥革命后，随着專制制度的倒台，中國的民办报刊进入了一个兴旺的发展时期。一九一三年，全国大大小小的报馆竟然达五百多家，言论的自由度更是相当发达。当年，针对袁世凯欲复辟称帝的图谋，《北京时报》曾公开刊文，揭穿"袁世凯通令祀孔祭天无非是帝制复辟的先声而已"。《顺天日报》也曾不断刊登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的言论，令他私下大发雷霆。为此，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还绞尽脑汁编辑出版了一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刊登"全国各地敦请袁大总统登基称帝的呼声"，发行对像只有一人，即其父袁世凯。 可见，当时袁氏还不敢或不能搞什么"舆论导向、思想统一"，表面上仍要摆出一副尊奉言论自由、尊重报界的姿态，不然，哪用如此麻烦，查封敢唱反调的《顺天时报》，或下令它与袁核心保持一致不就得了？及至袁氏复辟帝制的行径日趋公然，黄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时，全国五百多家报纸遂以铺天盖地之响，与袁不共戴天，所谓袁氏乃被"气死"之说，由是而来。从中也可看出当年新闻言论的自由度有多大。 而到国民黨真正当政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尽管官方管制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发生，但整个国家仍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无论是民间办报还是獨立的新闻批评都还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抗战以来，"各方之宣传刊物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据统计，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二百多家……。除共產黨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 我们不妨就共產黨在国统区（重庆）办的《新华日报》来看个究竟。《新华日报》自1939年创刊后，一直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在战争条件下，所有报刊都要接受国民黨政府的新闻检查，《新华日报》作为中共的机关报自然是重点检查对象，也常常会有稿子被扣下不准发表。但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在抗战八年中始终风雨无阻地办了下来，即使在有稿子被扣的时候，报社仍然可以让报纸开天窗或刊登启示，说稿子被新闻检查处扣发，而不是临时找稿子补白，这等於是向国民黨政府提抗议。 1945年抗战结束，国民黨政府并没有以战争刚刚结束，国内局势尚不稳定为名保留新闻检查制度，而是立即废除了这个制度，於是《新华日报》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黄金时期的《新华日报》的办报方针，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对这个允许它自由办报，自由言论的政府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1946年2月，重庆大渡口钢铁厂为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和示威，遭到国民黨政府的鎮壓，一些工人被打死，工厂被戒严。《新华日报》发表了21条消息和大量来信，在社论中把这场工潮定性为"民主与獨裁的斗争，文明与黑暗的斗争"，呼吁"立即唤起舆论制止国民黨屠殺逮捕工人的恐怖行动"，否则这种恐怖"会光顾到我们每个人头上"。在《新华日报》的带头下，重庆各界舆论一致谴责国民黨政府，声援罢工工人，使得政府同意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在从战争向和平过渡的时期，由于产业调整，失业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新华日报》要把它归结为政治问题。1946年秋《新华日报》发起读者讨论，在 10月30日发表编者文章，指出"造成失业灾难的不是别人，正是贪污腐败，把人民不当人看待的国民黨政府当局"，"他们腐败的统治存在一天，失业的问题就永远不能解决"。1946年6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让老百姓有饭吃"！社论说现在国统区人民"吃草根树皮，吃观音土，饥饿普遍地使年青妇女走向卖淫……产粮食的地方，然而却最缺乏粮食，这的确是人造的饥荒"。社论的结论说："现在国民黨统治的区域，是大多数人民没有饭吃的区域。现在国民黨区域人民的自发斗争，是向国民黨当局要饭吃的斗争"。 不但在经济上畅所欲言，就是在政治上也不受限制。《新华日报》不但在国民黨统治区合法地公开地号召工人农民起来推翻国民黨，而且合法地公开地号召国民黨军队对政府反戈一击。早在抗战刚结束时，《新华日报》一方面要求国民黨裁军，另一方面又故意把退伍军人说成失业军人，以反映他们生活无著为名，大量刊登有关报导和来信，甚至为这类来信开辟专栏。有些来信完全象是出自新华日报编辑自己的手笔，例如："过去只知道为黨国而生，为黨国而死，哪知道今天黨国对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保障。现在我们才知道，黨国是囹圄，高呼这把戏的，都是置我们以死地的"。《新华日报》还大量刊登有关军属的报导和来信，把他们在後方的生活形容得如同在地狱中一般，不但要受苛捐杂税的盘剥，而且要受保甲和特务的欺凌，妻女沦为娼妓，父老贫病而死，幼小冻饿交加，等等。 甚至在1946年下半年内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和谈仍在名义上进行，国民黨政府仍然允许《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发行。这时《新华日报》的宣传手段更上了一层楼。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开辟了"被俘国民黨军官介绍"，共刊发35期，介绍了484名被俘军官的简历和在何处被捕的情况，要亲属通过《新华日报》在上海、南京、重庆、成都和昆明的通讯联络处和他们联络。这个专栏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既显示了共產黨的力量，又显示了共產黨的温情，真是刚柔并济。在刊登了这个专栏后，《新华日报》在国民黨军属中的读者和影响显著增加，为瓦解国军的士气立下了汗马功劳。1947年1月，当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不可开交时，《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热热闹闹地庆祝创刊9周年纪念日。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的号角，民主的喉舌"。 新闻自由是民主制度的鲜明标志，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它早已在现代国家得到了普遍的确认。美国前总统杰斐逊曾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使所有通往真理的道路为人类开放。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有效的道路就是新闻自由。因此， 那些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条路封起来。"杰斐逊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说到底，之所以要扼杀新闻自由，不正是"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 吗？而也正是这种"怕"，把它见不得人的真实面目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在中國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份子作为一个立功、立德和立言群体来，创办报业成为了他们三者毕其一役的最完整的实现途径。这条实现知识份子使命的途径，导致民国产生了一个近代社会的"知识份子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秉承獨立精神的知识份子群体，他们在中國社会的文明进步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政黨和政治家。这个集团不仅有晚清的士子，也有留洋的学生，从康有为、严复、王韬、梁启超、汪康年，到胡适，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途经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等，可谓代代相传，脉络不断。 遗憾的是，这一可贵传统从1949年就就告中断，至今不见延续。 （文章写于2012年5月） http://blog.163.com/xin_lijian/blog/static/4677157020130485745529/ 作者:信力建 中国报道周刊, 2012-12-02.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民国时期的新闻自由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欢迎大家投稿，点这里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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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5 Nov 2012 01:14 AM PST 日本新保守势力崛起，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迫使日本政界节节让步，目前酿成东北亚安全问题的僵局，且长期来看，还有升高趋势。毕竟不稳定的因子已经种下，以石原慎太郎为核心的激进右翼食髓知味，大可藉用钓鱼岛问题继续发挥。如果说石原等人着重的是日本内部权力竞逐，未免避重就轻。钓鱼岛问题的思想背景不容小歔，也无须完全悲观。毕竟思想问题深刻而复杂，充满了可能性与吊诡。 回顾一个半世纪之前的日本，面临欧洲势力凌驾东洋，开始力求在意识上脱亚入欧，俟后感到入欧路途上遭遇歧视，便又回头整合东亚，想象自己带领黄种人与白种人决战，并号称这是进入世界历史必经的路程。惨遭原子弹轰炸而战败以后，日本暂时摆脱身分困扰，右翼势力则继续依附在美国的羽翼之下，在外围堵苏联，在内防范社會主義，容忍自己不能成为正常国家的尴尬。 与前此这段摇摆的历史经验相较，21世纪面对中國崛起的日本，夹在中美之间，是要加入中國崛起的潮流，还是协助美国遏制中國？当前的日本无异于又再度碰到要在东西之间重新拿捏自己身份的挑战。日本既不东又不西的身分困惑，重新出现。战前右翼法西斯在当时另辟战场，试图独占东洋，并教训西洋，其野心因为战败而未遂，因而埋下右翼势力难以抹灭的记忆与耻辱。 石原慎太郎在1980年代初期，就凭借日本经济的振兴，而以发表"日本可以说不"的主张闻名于世。《日本可以说不》一书，字里行间埋藏着战前日本右翼对美国的怨怼与旧恨。1920年代之际，就是在美国主导的《华盛顿公约》的限制下，让日本军阀幡然醒悟到，西方从来不把日本当成平等的对手。接着是原子弹，再接着是驻军日本，日本民族精神的委靡不振，似乎与日本不求上进的依附在仇人的势力之下息息相关。 钓鱼岛作为转捩点的可能性 偏偏就在此刻，中國崛起的氛围竟然酝酿成形起来，一时间，原本落后的中國后来居上，是可忍，孰不可忍？日本继续依附美国的下场是什么？如果美国不能遏制中國，日本继续躲避在美国保护伞下的未来在哪里？日本能容忍中國超越自己吗？然而，日本政界思不及此，得过且过地姑息潮流仍然专擅，以至于与石原同为反美右翼的知名文化人小林善纪，就对于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沦丧深感沮丧。 钓鱼岛争议的思想意义于是凸显出来。钓鱼岛作为转捩点的可能性，恰恰是日本可以单挑崛起的中國，重振日本的民族精神，并将日本必须摆脱美国保护而上升成为正常国家，进而拥有自己獨立支配的国防武力的迫切性提上议程。如此，日本在中美两大强权之间另立，将局势转变成为美国要依赖日本抗衡中國，而中國则要从日本输入先进文明，等于完成战前右翼从世界史立场整合东西洋的愿望。 不过，虽然庸碌的日本政客不能抵挡石原，华府策士对中國的不满也受到石原提供的机会所挑逗，但是不能不看到的是，日本相当程度继续是靠着美国的保护在狐假虎威，而处在无思想状态的日本各界，他们一心关注实际利害而牵制着政策界的意志，因而更加迫使日本承认自己不能摆脱美国。后现代的日本对民族精神的号召不能持久而一致的表现坚定，这是异军突起的石原所面对的思想限制。 华府自始对钓鱼岛问题缺乏角度，因为日本右翼直接挑起的，不是意在对霸权秩序挑战，也不是意在对霸权意识形态挑战，而是对于有可能动摇霸权秩序的中國的挑战，因此反而导致华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强化美国返回亚洲的态势，对中國形成制约；忧的是对区域均衡带来震荡，提供中國一个改变钓鱼岛周边无事状态的理由，甚至将美国可能卷入与中國民族主义对立的潜流。中國正是用了维护二次大战以来盟国建立的战后秩序为名，要求美国表态是否接受日本的破坏之举。其实，让右翼怨恨的不是中國，而是美国，中國只是右翼势力藐视的对象，因为一跃而成世界强权让后者心里吃不消。日本想透过美国警告中國不要造次，但又为摆脱美国而要表演日本单挑中國。不幸美国在钓鱼岛争议上的目标模糊，缺乏明确思想指导；日本徒有明确思想，但没有充分实力。 中共十八大轰轰烈烈地召开，第五代领导人正式接班，在钓鱼岛问题上已经可以从事长期抗战，何况中國民间的反日是情感的，不需要仰赖人为建构的思想来指导。但日本不同，就算右翼保守势力从思想上贬抑中國，也没有理由为了瞧不起，而与一个正在超越美国的强权冲突。毕竟，在他们心中让日本拘泥于不正常国家身分的，是美国，不是中國，这也终将会限制日本右翼鼓吹反中的力道。 作者是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作者:石之瑜 中国报道周刊, 2012-11-25.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日本新保守思想困在钓鱼岛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日关系. 欢迎大家投稿，点这里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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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5 Jan 2013 05:32 PM PST 天地之间，时间绽放。 这是我们在2013年的第一次相见，愿你被梦想点亮。 2012年，你守护自己的生活，他们守护自己的工作。守护这份工作，就是在守护他们对生活的梦想。 2012年，庙堂之上发出的宪政强音嗡然回响："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期待宪法长出牙齿，宪政早日落地。惟如此，才能成就这个沧桑古国的艰难转型；惟如此，国家与人民，才能重新站立于坚实的大地之上。 今天，已是能够梦想的中國，今天，已是兑现梦想的时代。经历过宪政缺失的"文革"梦魇，我们花费三十多年的时间来逐渐回归常理与常情。从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个体户、乡镇企业到"民企"，稍稍归还国人自主安排生活的权利，我们便创造了繁华城市，收获了满仓粮食。 我们重新体认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是其是，非其非；我们重燃对公义的热爱，对自由的向往。面对暴虐强力，我们双手相握，一起走过艰难时刻，迎接生活转机。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从厚厚的历史尘埃中挺起胸，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抬起头，重走先辈的宪政长征，重温先辈的伟大梦想。 一百七十多年前，我们开始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先败于英，后败于日。百姓愈加民不聊生，耻感深深刺痛中國士人。保国！保种！由洋务而君宪，由立宪而革命。从器物到制度再至文化，激愤者不惜彻底打倒"孔家店"，决绝地将自己的文明连根拔起。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先辈们终于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宪政中國并没有随之而来。 国家内外，战争连连；人群内外，残酷不断。 一度，人们远离仁，远离义，远离天道，远离对自由的坚守。 一度，人们认错为对，指鹿为马，万千生灵生机断绝。 美梦与山河，齐齐破碎。自由与宪政，双双消隐。 度尽人世劫波，深味人性幽暗，我们依然是能做梦的人，有颗能做梦的心。 今天，我们断断不只梦想物质丰盛，更希望性灵充盈；我们断断不只梦想国力能强盛，更希望国民有自尊。新民和新国，救亡与启蒙，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压倒谁。而宪政便是这一切美梦的根基。 兑现宪政，坚守权利，人人才能心如日月流光溢彩；鳏寡孤独才能感受冬日暖意而非瑟瑟发抖："城管"与小贩才能谈笑风生；房屋才能成为自己与家人的城堡； 兑现宪政，限权分权，公民们才能大声说出对公权力的批评；每个人才能依内心信仰自由生活；我们才能建成一个自由的强大国家。 兑现宪政大梦，每个人才能做好个人的美梦。而这需要我们就从手边做起，就从守护此时此刻的生活做起，而不要将重任留给子孙。 很多人一直深深懂得这一点，很多人早就努力践行这一点。 不是杰出者才做梦，是善于做梦者才杰出。 你的天赋权利就是可以梦想，并且兑现梦想！ 为你的梦想鼓掌，为这个国家的梦想加油，这就是很多新闻人的梦想，是他们不大不小的野心。他们忠于新闻，更忠于内心。愿你也有个玫瑰色的美梦；自由成就自己，完成天之所赋。 总会梦想人人都可以做一个有尊严的人，不论身居高位，还是街头卖艺； 总会梦想人人内心有爱，即使罪犯也未必穷凶极恶，总有恻隐之心自由闪动； 总会梦想阶层只是引人自由流动的动力，而不再是相互猜忌和仇视的天堑；总会梦想这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为改善人类的现代处境，捧出一掬甘冽清泉…… 兑现这一千一万个梦想，才能抚平这一百多年的刻骨痛楚。 兜兜转转一百七十年，美梦成真何其难！一百七十年后，依然有人渴望良知萌新芽，重温天命之谓性；依然有人坚持要求权利一一落地，政治复归于正，公义自在流淌。 依然有人相信，不管多难，梦想终会落实为宪政良制，风行为敦敦美俗。 先辈们筚路蓝缕，践义成仁。如今，后人承继其志，燃灯前行。 兑现梦想，自然要借鉴前贤智慧，与古人的信仰、习俗和情感和解。儒释道法墨，百家皆是源泉；周汉唐宋明，代代皆有可取。 但这决不是要复古，古人不能给予今天所需的一切。只是不再轻易贬损先辈，平心静气地吸收转进，以让中华文明开新花，结新果。 兑现梦想，自然要吸取世界经验。所以要认真审视希腊民主，罗马法治，借鉴英美宪政，追赶现代科技文明。 但这也不是仅仅作一个西方文明的优等生，西人有西人演进的轨迹，同样未必能直接给予我们今天所需的一切。 我们要站在自己的大地上，与各国人民一起，生活出一种古今相融的新生活，文明出一种中西合璧的新文明。在古今中西的激荡中，要遵循人类共通的价值，也要不惮于做自己的新梦。 称美古人，赞扬邻居，不是因为他们足够完美，而是因为我们熟悉他们眼中洋溢的快乐，心底流淌的自由。 中國人本应就是自由人。中國梦本应就是宪政梦。 宪政之下，才能国家持续强盛，宪政之下，才有人民真正强大。兑现宪政梦想，才能更好地外争国权，维护国家的自由；才能更好地内争民权，维护人民的自由。而国家的自由最终必得落脚于人民的自由，必得落脚于人人可以我口说我心，人人可以用心做美梦。 生而为人，谁能不热爱自由？这自由，不仅是权利针对权力而言，也是宽恕针对报复而言，是般若针对无明而言，是仁爱针对暴虐而言，是有道针对无道而言。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万物自在，各正性命。这就是古人的梦想，先辈的梦想，也是今天很多人的梦想。 中國梦，自由梦，宪政梦。 万物速朽，但梦想永在。万物诞生，因梦想不灭。梦想就是生生之几，就是当你失败了一百次，那第一百零一次充实你内心的不死之希望。 依然有人倾听你的梦想，期待你敢于做梦。你从苦难中爬起，他们为你加油；你尝尽人世冷暖，他们为你加油；你收获美好生活，他们为你加油……他们别无所资，惟有对梦想的执着；他们别无所长，惟有对真相的追求。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还重，一个梦想能让生命迸射光芒！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戴志勇 中国报道周刊, 2013-01-0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国梦，宪政梦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欢迎大家投稿，点这里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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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7 Nov 2012 06:12 PM PST 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升温过程中，中國国内要求经济制裁日本的呼声也日益明显，尽管官方从来没有明确表态支持过任何的经济制裁，但即使非官方层面如此明确地要求经济手段达到外交目的广泛讨论可能也是首次。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國国力增强和经济全球影响力扩大后外交手段选择的增加，但是经济制裁日本是否有效，则存在很大的疑问。 对日外交新选项：经济制裁 曾几何时，经济制裁被中國人默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國政治围堵外交孤立的手段一直受到批判。长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虽然同欧美相比对华外交中较少使用经济制裁，但也不乏其例，例如"天安門事件"后冻结日元贷款，1990年代中國核试验后暂停援助等。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中日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日本强中國弱，经济制裁仅是可供日本选择的单向外交手段，而中國却没有能力使用。 这种状况最初发生变化在2001年，在中國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夕，日本宣布对从进口中國的大葱、灯心草等产品进行紧急进口限制（safeguard）。对此，中國方面对汽车，手机等日本产品征收100%的报复性关税，此次贸易冲突最终以日本停止进口限制结束。尽管这次中國的报复性措施，可能是中國第一次在对日外交中使用经济武器，并且取得了胜利，但仍然属于被动使用经济制裁的范畴。 据报道，2010年中日发生"撞船事件"后，中國一度暂停了对日出口稀土。如果属实，这可能是中國第一次主动对日使用经济制裁手段，但在中國当时并没有广泛讨论经济制裁日本的话题。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国有化"以后，中國媒体和知识界前所未有地开展了如何经济制裁日本的讨论，其中以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海外版9月17日所刊文章《中國何时对日扣动经济扳机》比较有代表性。文章指出，日本经济对中國的经济手段缺乏免疫力。日本有了两个失去的10年，之所以能挺过来没有垮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华贸易和投资的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对中國市场的更大程度依赖。中國有"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意志和承受力。难道日本宁愿再失去10年，甚至做好倒退20年的准备了吗？9月24日的《人民日报》刊文《大国之怒还在后头》，言辞激烈地指出"大国之怒，万钧雷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腰包渐鼓的中國企业和民众有理由根据自己的好恶去改变投资和消费趋向，反应很正常。《中國新闻周刊》在9月中旬专门出版了专题《制裁日本：经贸的手段及选择》，详尽地分析和探讨了对日经济制裁的具体领域等。 尽管中國政府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表示过会在或者已经在对日外交中使用经济制裁手段，但是随着中國经济影响力的增强和国际利益的扩大，经济制裁作为一个仅次于军事打击的有效对外手段，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中國决策者们的政策选项表。事实上，今年上半年的中菲之间的"香蕉风波"已经展示了这种倾向，而作为最大邻国但是政冷经热的日本，则更加可能成为候选。 日本产品最后市场并非中國 主张经济制裁的观点分析看上去的确很有吸引力，也不是没有道理。主张制裁论的主要观点逻辑是中國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日经济依存度高而且日本存在巨额顺差，利用经贸关系来敲打日本，中國损失小日本受害大，因此会起到正面净效应（positive net effects）。而前面所述的"大葱危机"的胜利，抵制菲律宾香蕉的快感，加上近来大量访日活动取消的报道，让很多中國人甚至外国人开始相信经济制裁的有效性。但是笔者认为，上述逻辑是存在误导的，实例报道是片面的。上述分析只看到了中日经贸关系的粗浅的表象，而忽视了全球化世界经济和中日经贸关系的深层内在结构。 误导之一，中國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对华贸易顺差证明日本经济对中國依存度高。诚然，中日关系从1972年的11亿美元增加到了3449亿美元（2011年），大量的日本商品在中國市场出售，似乎显示日本经济非常依赖中國市场。一些研究机构的数据也有一定说服力，例如日本大和总研估算如果日本汽车产业停止出口中國一个月，经济影响将达到3000亿日元。 不过，中國对日本出口来说是很大的市场，但绝不是唯一大的市场，以最大的出口部门的汽车行业为例，根据日本《每日新闻》9月19日的报道，2012年上半年在日本主要汽车厂家中，丰田在中國的销售量占其全部的10.2%，本田17.2%，马自达15.9%，日产25.8%，铃木9.5%，三菱5.0%.这个数据可能会让很多中國人吃惊。更为重要的是，中日经贸关系的结构性特点是日本企业利用中國作为制造业基地出口欧美市场。2005年，日本《经济白皮书》对此专门介绍了这种模式背后的三角贸易，即关键配件在日本生产，一部分配件在东南亚生产，最后在中國组装，然后再出口到美国和欧洲。结果是虽然中日贸易额很大，但是主要贸易内容大多是中间产品而不是最终消费品。换句话说，日本的出口的最后市场并不是中國。从中日贸易构成看，日本对华出口中间产品例如电子核心配件、高端半成品、钢铁、化工原料等占比例最大，再加上成套设备和工业机械等大约30%，剩下的消费品事实上所占比例并不大。那么，抵制日本的消费品意义有多大呢？如果抵制那些中间产品或者成套设备，中國制造业可能就没法运转了，因为很多的技术设备必须从日本进口。日本强在技术，很难通过制裁起作用。据报道，2005年中國反日造成停工等，造成了日本对中國出口减少了5.1%（4697亿日元），数字并不算很惊人。 误导之二：对日制裁日本损失大于中國。持这种论点的逻辑是，过去十年来，中國对外贸易中日本的比重减小，而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中中國的比重增加，从2001年的7.9%增加到了11年度的19.1%.1996年，日中贸易是日美贸易的三分之一；2006年两者持平；2009年，中國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因此日本在经济战中输不起。正如上面所述，中日经济关系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层次差异大存在巨大互补性，而主要不是中國对日本来说是最有魅力的出口市场，到目前为止中國对于日本企业来说主要是生产基地，在中國创造的附加值有限，日本企业的出口利润的大部分仍然来自欧美市场。尽管中國仍然很有魅力，然而加工基地的功能比较容易转移到其他国家，日本企业在中國的现地法人过去十年增加了2.5倍，2011年达到5500多家，转移就意味导致中國国内就业机会的减少。只要中國经济整体还没有从出口和投资向消费转型，那么中國经济制裁日本的净效应是否有益于中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制裁日本会殃及池鱼 误导之三：中國经济制裁日本是双边问题。中國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因此任何的惩罚性措施都有可能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被起诉。与此同时，东亚地区通过市场已经建构了比较松散的经济圈，例如家电制品，日本提供原材料和制造设备，台湾、韩国利用这些生产液晶板等中间产品，最后在中國进行组装。例如iPhone的生产，是台湾的鸿海在深圳成都等地的工厂，从日本、韩国调配电子部品进行组装。中國从日本进口大量的成套设备，如果中日中断关系，iPhone生产就会中断，这样中國本身的厂家也会受到影响。中國进口中日本最大占总进口的11.2%，去年日本向中國出口原材料和成套设备为1614亿美元，日本向韩国出口这些产品为685亿美元，韩国向中國出口这些产品为1341亿美元，日本向台湾出口506亿美元，台湾向中國出口液晶板、半导体约为839亿美元，所以东亚经济一体化主要是生产网络的一体化，一旦中國制裁生产链条中断，不仅日本有意见，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样不会沉默。事实上，为台湾鸿海精密工业下属的富士康科技集团提供零部件的日本企业保持了好的出口势头，这说明日本出口中，为中國提供核心部件的部分并没有受到影响。 误导之四：资源出口上卡日本最有效。稀土出口的例子证明在全球化经济环境中，资源制裁的有效性已经大打折扣。今年8月22日，中國商务部宣布2012年稀土出口额度比前一年增加2.7%，据报道是为了减轻日欧美在世贸组织对中國起诉的压力。到2009年为止，中國每年出口稀土5万吨，2010年减少到了3万吨。当时，日本经济界惊恐万分，但是很快日本一方面积极开拓新的进口源，一方面开始开发不用使用稀土等技术，结果造成世界对稀土需求减少，2011年中國出口量仅为出口配额的60%.短短两年时间里，日本的稀土进口国家从原来的90%依靠中國，发展到哈萨克斯坦、越南、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经济产业省已开始在马来西亚调查稀土）；2012年，估计在日本进口的稀土来源中，中國降到50%以下。 误导之五：民族主义可以推动全民抵制日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件产品完全在某一个国家制造完成越来越少。鼓吹抵制日货，首先要定义什么是日货？一架日本相机，镜头在日本生产，外壳在菲律宾制造，背带产自越南，最后组装在中國，那么算不算是日货呢？同时，随着中國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部分的中产階級当然会选择质量好的产品，知识水平和国际视野的增强，加上网络的发达也让人们更加理性。在8月微博上进行的民意调查问及是否应当抵制日货，一半以上的人回答反对。在9月出现的各种国际行为，更加会让那些受过较好教育的人们深层思考什么是爱国，如何才能遏制没有节制的民族主义（unrestrained nationalism），因而用民族主义维系不买运动的吸引力的持久性很值得怀疑。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互联网上显示反日游行照片中，很多人都带着日产相机。与此同时，日本的官员和经济界人士已经在中國建立了很多同中國官员有效的个人和政治关系，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已经在中國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利益集团，特别是在地方城市，民族主义能不能打破这些既得利益，尚在未定之数。 中日岛争无疑会影响双方的经济关系，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各重要的因素，将会来自于中國经济的减速。日元升值、中國劳动力成本高等经济因素，中日贸易今年以来已经连续四个月下降正好印证这一点。日本外务省原国际情报局长孙崎享于7月11日《朝日新闻》上提出搁置争议对日本有利，等到将来中國经济对日本的影响足够大了以后，日本人就会理解了。经济制裁作为一个可供选择的政治选项已经出现，但就对日外交来说，可能现在还没有到能够起作用的时候。 在这个问题上中國需要冷静和谨慎。与此同时，如何在理论上完善对于经济制裁的合理性、必要性的建设，也是对中國外交提出的新要求。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张云 中国报道周刊, 2012-11-1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为什么经济制裁日本不一定有效？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日关系. 欢迎大家投稿，点这里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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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9 Dec 2012 05:31 PM PST "忠君爱国"在中國算是一个流传千年的原命题，几乎就成为一个做臣下的必修课基本原则，奉之，则忠臣顺民；不从，则乱臣贼子。然而，这个命题有许多含混之处，值得说道说道。 首先值得厘清的是：在中國人传统观念中，"忠君"和"爱国"基本上就是一回事——因为忠君，所以要爱国；忠君就是爱国。所以会有这样的观念，也不奇怪，中國传统社会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皇帝既是国家元首政府老大，又是思想座标行为规范，还是文化代表国家象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又是"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藉是，忠君，就是爱国；爱国，必须忠君。所以，即使在在明知对方有错的情况下也表现自己的忠贞不二，岳飞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忍着剧痛让老母亲请人在背上刺字，把"忠君"与"报国"作为一生的精神统一体。他为了南宋王朝的稳定，为了收复北方的河山，奔驰在广袤的战场上，英勇杀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致使金兵闻风丧胆，所以才有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说法。公元1140年的五六月间，岳家军和金军进行了几次大战，结果使金军的十万人马死伤过半，为宋朝收复了蔡州、郑州、洛阳等地。其时，很多金军将领已经准备投降大宋王朝。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却收回成命，命令岳飞"择日班师，不可轻进"，而且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催逼撤军。在这种情形下，"忠君"和"爱国"的矛盾已经败露：要忠君，就得听从皇帝旨意，班师回朝。然而，这么做的结果，却是跟国家利益相违背（也就是跟"爱国"相违背），因为这样做会将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白白葬送，于国无利，于民也无利。然而，囿于中國传统"忠君爱国"为一体的糊涂观念，岳飞的唯一选择便是遵命会师。其结果，不仅收复的大好河山再度沦陷，岳飞本人也因"莫须有"的罪名冤死风波亭。岳飞之死，一般归罪于奸臣秦桧。然而，只要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明白，秦桧只不过是宋高宗的一颗棋子，当然也有其本人的主观性格（他的确是想害死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但秦桧能真正做得了主吗？要知道，这个"下刀"的命令只有皇帝老儿才可以下的！他的死实际上是死于高宗皇帝的私心。宋高宗是一个既自私又懦弱的皇帝，他并不愿意岳飞打败金人，直捣黄龙——道理很简单，万一打败金人，直捣黄龙，那原先被金人俘虏的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就要回来，那他这个新立的皇帝就做不成了。因此他一边假装积极抗金，另一边又秘密派人与金人和议，而岳家军的节节胜利毫无疑问地严重威胁着他的利益，所以才会这么急急将岳飞召回——皇帝自己的利益，也并不一定和国家利益一致，很多时候倒是相反。 那么，在传统中國，当"忠君"和"爱国"发生矛盾，臣下不选择"忠君"，而选择"爱国"，结果又会怎样？结果不会比岳飞好——明朝的于谦就是例子。于谦，字廷益，号节庵，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明朝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杭州钱塘人。因参与平定汉王朱高煦谋反有功，得到明宣宗器重，担任明朝山西河南巡抚。明英宗时期，因得罪王振下狱，后释放，起为兵部侍郎。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七月，瓦剌人也先大举进犯，王振挟持皇帝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邝埜极力劝谏，但皇帝不听。邝埜跟随皇帝管理军队，留于谦主持兵部的工作。结果明英宗在土木堡被瓦剌人俘虏。消息传来，京师大为震惊，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郕王监国，命令群臣讨论作战和防守的方略。许多臣下建议应当迁都南京。于谦厉声说："主张南迁的，该杀！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摇动，国家大计就完了。难道诸位忘了宋朝南渡的事吗（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同时，他还与诸大臣商定拥郕王即位。稳定了局势，并且在瓦剌兵逼近京师时亲自督战，将其击退。从国家利益而言，于谦毫无疑问是功臣，是爱国者。可是，他这一举措损害了当时是敌方俘虏的英宗的利益，让他做不成皇帝了。所以，当明朝与也先议和，使得英宗归朝后并复辟成功后，爱国有功的于谦就只得在天顺元年因"谋逆"罪被杀。 忠君与爱国之间的矛盾古人也不是没有看到。战国时期，齐庄公到大臣崔抒的家里跟崔杼的太太通奸，崔杼不甘戴绿帽子，当场把齐庄公杀了。齐国宰相晏子在得知皇帝死后，马上在别人都不敢去的情况下，自己去崔家吊念国君。他的左右问他：你会为国君死难么？晏子的回答是：皇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为什么我要一个人为他死？左右又问他：那么，离开齐国逃走吗？晏子答：皇帝的死又不是我的罪，我为什么要逃？我为什么要出国？左右又问他：那么就回家吗？晏子答：皇帝死了，回到哪儿去呢？晏子真是中國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看他这三段答活，不死、不逃、也不想回家，说得又识大体、又有感情、又义正词严。当时他去吊国君，大家以为崔杼必定杀他，但是他仍然去吊、去哭，并且'枕尸股而哭'，一点也不怕刺激手里拿刀的。他的理论是：做人君的，岂是高高在百姓之上的？而是主持社稷；做臣子的，岂是为领俸禄混饭吃的？而是维护社稷。所以人君死是为了社稷而死，做臣子的，就该和他一道死，所谓"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晏子认为：如果做人君的，死的原因不是为了社稷而是为了他自己，那么陪他死的，只合该是那些在他身边，跟他一起混一起谋私利、谋小集团利益的宠幸、私呢和亲信，才有份儿，堂堂大臣是不干的。也就是说，他将忠君和爱国分得很清：如果君主是为国家而死，那么，跟他一起死，就是爱国；反之，如果君主死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己下半身快活，那自己就没必要跟他一起死。 我们可以看到，绝对的"忠君"产生绝对的獨裁，相对的"忠君"产生相对的獨裁，獨裁政权和昏聩、不理性、腐败等腐朽落后现象是紧密相连的，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文革中的"三忠于"、"四无限"就是令世人刻骨铭心的教训。如果说在封建社会，"朕即国家"、"君权神授"、"君主永远伟大和正确"，宣扬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尚有情可原，那么今天还在大肆鼓吹"忠君爱国"就不能不说是别有用心了，人们不禁要问，今天"朕即国家"中"朕"的内涵是什么？似乎从来没有人给他以明确的定义。"忠君"和"爱国"是两个层面的意思，强拉硬拽把他们扯在一起既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也有思想逻辑上的错误。"忠君"是狭隘的对一个人或某些集团利益负责；而"爱国"在普遍意义上是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服务。在过去一百多年，有许多有志之士，反君权、反獨裁，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甚至牺牲了巨额财产和生命，象陈嘉庚、杨虎城、吉鸿昌、张志新等等，他们不迷信君权、拒绝獨裁，却是爱国者的典范，深受中华民族人民的爱戴。所以说，"忠君"和"爱国"是两个不同的理论概念范畴，"忠君"的人未必热爱自己的人民，"爱国"更不一定要跟"忠君"扯上关系。 事实上，在今天，忠君和爱国都在面临考验。忠君自不必说，民主国家，君王早已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至于爱国，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有云"我没有祖国，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胡适也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来源：信力建的Blog 作者:信力建 中国报道周刊, 2012-12-30.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忠君爱国"古今谈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欢迎大家投稿，点这里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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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5 Dec 2012 06:21 PM PST "不要脸、不要命"的中央编译局女博士常艳，以天涯的曝光勇气和豆瓣的叽歪精神，把当代中國学术界的丑陋，写实在她删除了的长篇纪实博客里。男主人公、让人眩目的优秀"衣老师"，因此身败名裂，削了官职。"命运、制度摧毁了这一切。"她不隐不忌不讳的名利场自述，如迈克·华莱士的尖锐犀利，如卢梭惊世骇俗的自我忏悔，让人看到她"无惧、无耻，但极棒"的个性，使一个庸常的狗血故事，升华成了《包法利夫人》。 有识见的人们，在看完常艳《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思考都不会止步于简单的道德唾弃。 中國社会，尤其是精英云集的知识界，为什么变得如此乌烟瘴气？为什么潜规则横行？为什么名士风范难觅？在当今这样一个人心浮躁、浊流暗涌、沉渣起伏、上下"征利"的威权"皆商"时代，还有多少知识分子，真正守住了精神家园？ 当代中國大学生们所经受的道德教育，往往被发生在身边的校园丑闻，一下子击得粉碎。中國高校、研究机构许多人丧失廉耻之心，灵魂远不如秦淮河的歌妓高贵，甚至不如夜总会的出台小姐干净。她们苦于生计，依翠偎红，依门卖笑，虽然不那么干净，但灵魂未必肮脏，很少损人利己。而有些知识精英则不然，为了往上爬，连祖宗都可以廉价出售，思想獨立性更踩在地上。为了那一点名与利，投机钻营，无所不用其极。常艳在文中鄙视批判："一方面做着权力的忠实奴仆，执行主子的意旨；另一方面，又偷偷煽风点火，看个热闹或为自己捞点什么。"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如今却十分吃得开。在中國知识界，只有这样的人，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衣常孽缘"之悲，是僵化体制和堕落风气双重夹击下的知识精英命运。知名学者张鸣评论道："衣局长搞不搞女人，这原本不干我们的事儿，有他老婆管。但你搞女人不能利用导师的身份搞，不能用局长的权势搞，不能把编译局的女博士和博士后，搞成情妇团。"而这种根植于特权的官场、职场、娱乐场潜规则，泛滥成灾，让人类最美好的情爱，变得扭曲、变质、发臭。 当代著名哲学家周国平，最近发微博，不知道是否因"衣常孽缘"，而对性爱有感而发。他写道："在动物那里，性是单纯的，只是生理需要，诚然也有争夺配偶的斗争，但绝不会有利益的交易掺杂其中。只有人才会这样，结果败坏了单纯的肉体快乐，就此而言，人不如动物幸福。当然人可以把性升华为爱情，获得精神的快乐，就此而言，人比动物幸福。但性的单纯是前提，否则这个更高方面就无从谈起。"换而言之，当今中國官场、职场、娱乐场的权色交易潜规则，凸显了"比动物性更龌龊卑劣"的人性腐化和人道毁灭。 儒雅大智的周国平，在其内敛的笔下，藏不住批判当今丑恶性爱的犀利，他接着写道："对于人来说，好的性爱有两个要素，一个是纯粹身体的吸引和快乐，一个是纯粹心灵的共鸣和愉悦，二者彼此交融，互相强化，身心合一，这是最佳境界。次好境界是单纯作为动物享受肉体的快乐。最差境界是出于利益的苟合，把做动物的快乐和做人的快乐都丧失掉了。"其实，中國潜规则下的丑陋性爱，除了自愿的利益苟合，更有权钱势力的步步压迫或诱使，比"最差境界"，还更差。潜规则大行其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不再是一对男女作为个体的人性丑陋，而是一个国家的文明丑陋了。 而常艳"自我毁灭"之悲，是潜规则的牺牲品，也是当代女性随波逐流、攀附权钱、甘于沉沦之悲。许多现代女性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势利，宁在宝马车上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甚至不择手段，难找温润如玉的气质。往昔民国的知性女子，如林徽因，如陆小曼，虽早作故人，她们的丰采和文采，她们的豪情和柔情，都变做一抔黄土，满目蒿草了，但依然如岁月深处的沉香，沁人心扉。 可叹当下中國，经济发达，精神贫瘠，物欲在飞，灵魂在颤。举目学界，权钱作威，尊严扫地，情操失守，浪漫已殇，诗意破碎。 遥想千年前的魏晋，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乃至隐士陶潜，共同诠释了一个蔑视权势礼法、追求自由个性的名士风范。在那个名士风流时代，风流、疯狂的不只有文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死后，一位前往悼念的朋友对众人说："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言罢，他自己先带头大叫起来。随即，灵堂里此起彼伏的驴叫声，不绝于耳，好一阵才停下来。这个带头学驴叫的朋友，是谁？他就是当时的魏王世子，后来代汉称帝的魏文帝、大名鼎鼎的文学家曹丕。 回眸民国时期，政局动荡，中西文化兼容并包，社会风起云涌，诸多往事，颇令人慨叹唏嘘。作为该段历史的创造者，民国文人名士无不挺身而出，欲图扭转国家危难，民族危局。他们性情各异，志趣相殊。章太炎、黄侃、辜鸿铭等，狂狷桀骜，却皆胸怀天下，勇担重任；傅斯年、张君劢等以学术文章名扬天下，亦臧否人物，指点江山；蒋廷黻、翁文灏等更是难耐参政救时之热诚，入主中枢，尽职尽责；蒋梦麟、罗家伦作为民国教育界之佼佼者，执掌名校，功绩炳彪。民国大师们胸怀天下，赤子情怀，其真学识、真风骨、真性情，即所谓名士风范，让今人津津乐道，无限仰慕。 民国名士的情爱故事，也没有被权钱捆绑和蹂躏，成为潜规则下的利益苟合，而是名士和佳人的才华魅力相吸。最著名的民国爱情故事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京城，有两位风华绝代的名媛——林徽因和陆小曼，她们美貌动人，才华出众，不仅如此，她们都与当时的著名诗人徐志摩有过浪漫爱情。林徽因与徐志摩的爱情，人间四月天，终成一场梦；而徐志摩苦追有妇之夫陆小曼，虽历尽波折，终是步入婚姻殿堂。陆小曼前夫王庚，是徐志摩的好友，也是很有才华的海归派，同是梁启超的学生，还是个巴黎和会中國代表团上校武官。到哈尔滨当警察厅厅长后，并没有携陆小曼同往。于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经常相处，日久生情，难舍难分。一个使君有妇，一个罗敷有夫，掉进爱情的深深旋涡中不能自拔。这个爱情故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男女主角为爱情而惊世骇俗，更是徐志摩居然给王庚写信，诉说自己如何爱他的老婆陆小曼。而王庚见信，并没有勃然大怒，很有风度，淡然地说："既然你们如此相爱，就成全你们吧。" 徐志摩与陆小曼缘分的背后，是知识精英的名士风范，是个性自由的社会氛围，是纯粹爱情的最佳境界。 我想，要是穿越在当今，徐志摩不被"欺朋友妻"的道德口水淹死了，也要被"破坏军婚"的法律制裁了，再不然，也要被警察厅长王庚贴上"失踪"、"精神病"的标签，而命运叵测了。当今中國，没有佳话，只有奇迹。 中國传统名士几近仙踪的风度，永远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心灵深处的所有尘埃，使我们的心灵和精神受到荡涤，得到净化。他们以超然的精神追求取代现实的物质欲求，以个体的自由洒脱取代社会意志的规矩樊笼，以士人的道统良知取代皇权的势统控驭，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取代现实功利的人生态度。虽然，历史上那些名士，无论如何放浪形骸，蔑视礼法，其命运终究要由皇帝来决定。但是，名士们参透了名利，参透了生死，潇洒活在自己的精神宇宙里，因而活出了作为人的全部尊严，活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全部风骨。 而今，魏晋遗风，荡然无存。民国风范，难觅残羹冷炙。近百年来的内忧外患，文化入侵，早让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传统文化支离破碎。曾经仰慕的名士风流，也被风吹雨打去。如今，逐渐富裕的我们，浮躁虚伪的我们，利欲缠心的我们，是否应该从消失的传统名士风范，找回做人的更多自由和风骨呢？当下中國，不乏显贵名流，更不乏各路精英，但不少人或为西方文明所完全征服，或为权力、名利束缚了心灵，对传统名士风范向往者，寥若晨星。有多少知识分子可以天为被，以地为席，放旷任达，隐逸避世，惊世骇俗、一骑绝尘？有多少人能解脱权钱的羁押，在浮躁中换一个清凉的生活方式？ 在新时代，人们对当代名士有了新解读，但不变的是，当代名士在面对不公时能无畏地坚持立场，獨立自信，决不盲从，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和原则底线，举重若轻而又卓尔不群。当代名士活得忠于自我，绝不虚伪，永远是挥洒自如，绝不故作清高。《红楼梦》说"真名士自风流"。真性情，才称真名士，当代名士岂能是"装"出来，是特权"潜规则"出来的？没有政治的獨立，没有思想的獨立，没有经济的獨立，就不能成为真正的现代名士。 这些年，国学、儒学纷纷攘攘，好不热闹，更有官媒鼓吹用东方文明替代普世价值。我想，不管是东方文明还是普世价值，对现代人而言，取舍之道，是如何更有利于公平正义，更有利于共同富裕，更有利于捍卫自由和尊严。如果不能从国学故纸堆里，寻找名士风范之魂，给逼仄的心灵拓展一片魏晋天空，而只是多一些口水，自欺欺人，那么重提国学，就没有多大意义。 中國人的心灵，被禁锢太久了，太深了。没有思想自由，哪里文化自强？没有名士风范，哪来高山仰止？社会精英的言行风范，引导普罗大众的道德取向。一个潜规则充斥官场和学界的国度，名士风范的水袖，注定是甩不出新优雅来的。 提问思考：是谁给了中國名士风范致命的最后一刀？ 作者:郎遥远 中国报道周刊, 2012-12-1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国名士风范被谁撕烂了？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欢迎大家投稿，点这里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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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2 Dec 2012 06:27 PM PST 1976年，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开始学习中文。 在那之后，我在中國居住过、工作过，以及访问过一百多次。作为学者、外交官、商人、国会议员和总理，我亲眼目睹了中國的种种变化展现，也从很多不同的角度观察了这些变化。我的结论是，这些变化绝大部分是有益于中國和全世界的。 目前，中國的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让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可以脱离贫困。中國刚刚成功地交接了领导权，而且正逐渐成为一个地区大国和全球大国。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过去的35年中。 这些变化最终成为可能，都是因为鄧小平的战略决定。同样也因为有着一个和平、稳定、共同富裕的地区和全球环境。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核心挑战也是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为未来维护这种国际环境。 我此次撰文有两个目的：第一，从不同国家的角度来讨论地区和世界次序的未来；第二，基于这些不同的观点，探讨勾画一个在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總書記领导下的中美关系战略路线图的可能性。 北京如何看这个世界 我相信中國现在的世界观是由中國共產黨所发挥的核心地位作用形成的，而中國的政治制度明确拒绝了完全套用西方的民主模式。 中國和其他国家对世界和区域的看法经常十分不同，这不仅仅是由于不同的利益，也不仅仅是由于不同的价值观，而是源于不同的历史经验和观点： 首先，我相信中國现在的世界观是由中國共產黨所发挥的核心地位作用形成的，而中國的政治制度明确拒绝了完全套用西方的民主模式。 第二，中國共產黨和军队的根本责任是保卫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这意味着对西藏、新疆和台湾的分裂主义势力会采取强硬姿态，也意味着会坚决维护在有争议边界地区的领土主权。 第三，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下个十年的核心任务是完成中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这种模式的转变在过去的五年计划及黨的十八大工作报告中都提到过。中國认为经济成功依赖于经济的国际化以及更接近全球市场。但是为了经济能够成功转型，中國仍旧需要一个稳定的战略环境。 第四，中國仍然需要保证其长期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的安全性。 第五，尽管经济目标明确，以及中國为实现这些目标渴望拥有一个稳定的战略环境，但事实上中國与许多邻国关系很不融洽。这种情形出现在东北亚、东南亚及南亚地区。同时，中國也认为这是美国在亚洲和亚洲以外的联盟和战略伙伴模式的一部分。 第六，中國认为美国的行为是其"遏制"政策的一部分。中國认为这一政策的意图是阻挠其和平崛起。中國不接受"中國威胁论"，强调据历史记载，即便在过去强大的时候，中國也未曾侵略过其他国家。中國主张应在共同利益原则上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 第七，中國的世界观也是由其历史经验所引导的，包括其近一百年对外屈辱的历史。作为一个大国，恢复昔日荣耀是中國一种本能的渴望。 第八，中國对二战后由盎格鲁-撒克逊胜利者所创建的世界秩序表示不满，不接受对其在人權及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多边指责，也不接受对其与朝鲜、叙利亚及苏丹等国家间关系的指责。中國不认为这些指责是公平的，这源于其长期坚守的"互不干涉内政"的政策。中國主张"互不干涉内政"及"国家主权"应是联合国宪章的核心组成部分，主张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原则是由这些长期性原则主导的。 最后，尽管面临与联合国体系的不适应，中國还承担了作为"负责任的全球利益攸关者"要向联合国做出更多贡献的压力。中國强调自己仍是一个发展中國家，尽管如此，中國已在世界维和及南南合作等方面做了更多努力。 作为一个外国人，试图从北京的角度审视这一地区及世界显然是不可能的。以上所说的这些，显然是有缺陷且不完整的。但是我相信，对从中國视角认识当今地区及世界秩序所面临的机遇与困境，提供了一些看法。 华盛顿如何看中國和世界 美国意识到全球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亚洲，同样意识到全球战略重心将随之转移。 华盛顿眼中的世界与北京的看法不同，因为美国同样深受其历史经历的影响。 美国认为自己在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对战争的结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认为自己为"鲜血与财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之后美国建立的战后秩序维持了全球和平。这种战略稳定对战后的经济繁荣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美国在经历半个世纪的冷战后，见证了苏联的崩溃。在过去20年中，全世界及美国本身都视美国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一看法或许会让北京感到奇怪。美国认为其扮演的全球领导角色，意味着在拥有特权的同时，也是一种负担。 美国深受"9·11"事件的影响。在过去10年中，反恐战争主导着美国的内政和外交。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争深刻影响了其对自己在未来全球角色的看法。 美国的经济自信遭到"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创。危机过去5年了，美国仍未完全从这场危机中恢复。很多人都在讨论，导致这场危机的金融及经济模式是否对未来是合适的。但除此之外，也有一种对于美国经济自信的压倒性的观点，认为经济复苏及恢复将会发生。在美国，几乎没有人认为美国作为经济及军事超级大国已经走到终点。 这就是美国审视中國崛起的基本思维框架。然而，美国对中國的力量认识十分清醒，它同时也非常注意中國的虚弱之处。美国对中國在过去三分之一世纪中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深表敬佩，同样非常尊重中國人的勤奋努力和工作精神，尊重中國在全国奠定经济基础设施的战略步伐，也尊重中國军队现代化的步伐。 与中國一样，美国对中國当前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表示疑问。它质疑这一模式对环境的影响，同样质疑中國对知识产权的固执态度，以及中國是否会遵守国际贸易规则。 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坚信民主是普世价值。美国在这一情况下，强调了什么是"美国例外论"。亨利·基辛格的新书《论中國》很好地描述了这个观念。"美国例外论"是美国认为自己有道德责任向全世界传播民主思想，出于这一原因，民主与人權将继续成为美中之间争论的焦点。 在亚洲，美国相信中國正在挑战美国传统的主导地位。美国注意到中國是亚洲多数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國已将其政治、文化、经济外交的范围，扩展至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但美国同样担忧地发现，在东海及南海的边界地区，紧张程度正在不断上升。 在我看来，重要的是，美国在本地区最大的顾虑是朝鲜的核计划。没人可以低估朝鲜近期远程弹道导弹发射的政治及战略影响。这集中了整个地区的关注——尤其是华盛顿、东京及首尔，但同样包括更广大地区，也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将继续要求中國在遏制朝鲜核武器计划问题上做出更多努力，因为该计划意味着对地区长期稳定的根本挑战。 当前，奥巴马政府已寻求重新定义其重返亚洲战略的五种方式：一、所谓"再平衡"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二、美国参加东亚峰会；三、美国支持扩展其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包括日本在内，很可能也包括中國；四、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主导下，对亚洲各国展开活跃的双边外交；五、延续布什政府的对印度战略接触的政策。 奥巴马政府的目的是向该地区显示美国计划在21世纪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的实力。 美国意识到全球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亚洲，同样意识到全球战略重心将随之转移。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认为自身对这种变化所作出的反应——从大西洋[9.62 1.37% 资金 研报]到太平洋，从欧洲到亚洲，是很自然的事情。美国同样认为自己过去对巩固亚洲海洋及大陆的战略稳定做出了很多贡献。反过来，这被看做是亚洲经济在近数十年来取得成功的基础。美国同样认为，其与日本和韩国的条约，阻止了这两个国家在面对朝鲜的威胁时变成核武国家。 基于以上原因，美国认为自己在巩固亚洲战略稳定方面，未来依然会发挥核心作用。而且，上述措施已在亚洲多国受到欢迎。 亚洲其他地区对中國的看法 如果亚洲要有一种不同于欧洲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历，那么我们需要采用不同的行事方式。 亚洲经济及战略的未来并不仅仅依靠中國和美国，东亚峰会有18个国家。在东南亚，中國的崛起被看成既是经济机会也是外交政策的挑战。 中國经济正与东亚大部分国家深入地融为一体。如果中國经济明天停止，则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后天就会陷于崩溃。 但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亚洲国家对中國却心存疑虑。例如，中國是否会寻求巩固自己在亚洲的影响力呢？保护中國在海洋领域的利益会不会成为中國外交政策的一个新元素？中國是否打算利用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去改造当今的国际秩序？这就是亚洲国家目前在问的问题。 直到2010年，中國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接触都一直平稳前行。但从那时起，一些东南亚国家对中國关于南海领土问题的声明表示了关注。从历史上来看，澳大利亚在这些问题上一直保持中立。 东北亚边界问题也随着日韩紧张突显出来，这导致了这一地区外交紧张的升级。一些人认为，两位新任领导人——韩国总统朴槿惠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供了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基于我对日本国内政治的了解，以及自民黨的内部政治和安倍晋三所处的地位，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事实上，我严重关注日本一代人对中國态度的变化以及这对将来意味着什么。我也关注日本将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上安装气象装置的可能性，以及中國对日本这一举动可能作出的反应。在关注这些国家的情绪和主流舆论的同时，我从职业生涯的角度来研究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从来没见过如此危机的情况。 如果亚洲要有一种不同于欧洲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历，那么我们需要采用不同的行事方式。 亚洲的未来方向 亚洲的未来前途，很大程度取决于未来4年中北京、东京、华盛顿的领导人所作的决策。 世界该如何一起细致地描绘出共同的未来—— 一个不是基于冲突的未来。 2012年年底，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国家经历了三次完全不同的选举。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将担任这一职位到2016年。习近平当选为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除了上述两个职位，他还将担任中國国家主席。2012年12月16日，日本自民黨领导人安倍晋三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为日本首相。这是自2001年以来的第八位日本首相。考虑到自民黨在日本下议院的绝对优势，他很有可能履行完他的4年首相任期。 我认为亚洲的未来前途，很大程度取决于未来4年中北京、东京、华盛顿的领导人所作的决策。有两种宽泛的战略路径供我们选择。 第一种我称之为"战略漂移"。在这种模式下，北京、华盛顿、东京只是简单地寻求"管理"每一个发生的事务。这既是一种消极的战略也是一种被动反应的战略。随着几方关系变得越来越困难，对事务的管理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在中美关系中，事务管理很可能逐渐超过战略基本原则。 第二种战略路径，是战略合作当中的积极战略。关于中美关系核心问题的争论是，双方缺乏信任，有人认为在合作之前必须建立这种信任关系。我相信反过来说也是这样的。建立信任的唯一途径是承担有效的合作项目并成功地完成它们。如果那样，信任就能通过合作与成功得以建立。 我相信华盛顿方面有兴趣利用下一个4年的时间，来建立新的中美关系战略框架。我也小心观察到习近平總書記近期所谈到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需要，特别是与美国。 这一点习近平在2012年2月访美期间特别强调过。中國方面特别强调，新型大国关系不同于过去欧洲那种旧型大国关系。旧型大国关系基于霸权关系，而这种关系经常随着冲突和战争而结束。 相反，习近平在美国时提出，与美国的新型关系应当包括不断提升的战略信任、逐步加深的互利合作、日益增强的全球事务合作与协调以及互相尊重各自核心利益。2012年7月，习近平在清华大学一个论坛上提出，一个国家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必须让他国发展；寻求自身安全时，必须让他国安全；寻求自身生活得更好时，必须让他国生活得更好。 我认为这些概念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都是很有用的。我因此也相信，使美国和中國在战略思维上走到一起的机会是存在的。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需要建立一个未来5年中美关系的战略路线图。缺乏这样一个战略路线图，对于战略转型来说是真正的危险。这样一个战略路线图不仅可以为两国政府提供基本的组织原则，也会提供实际的工作程序。 中國人经常抱怨美国的政策是不连贯的，不仅在一个总统任期内，也包括不同总统之间。美国则经常抱怨中國政府说的和做的不同，和没有完全履行中國在军事上的接触与承诺。一个美中战略路线图会帮助消除这些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我建议未来这个路线图要包含七点。 第一，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应当经常会晤，并且带上他们各自重要的助手。这些人之间应当彼此高度熟悉，但现在并不是这样。这种实质性的会晤每年应当有三到四次。 幸运的是，G20峰会、APEC会议和联合国大会（以及可能的东亚峰会）提供了定期接触的机会。但这需要围绕长期框架议程（即战略路线图）有一个实质性的半天或一天的接触，而不是仅仅在发布会议公告和研究事务处理当天的会面。这些定期的两国峰会可以放在2013年下半年举行，而在上半年应当达成定期峰会在双方首都分别举行的协议。 第二，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各自需要一个没有争议的联络人，这个人负责联络两国关系。在美国方面，这个人应当是国家安全顾问或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高级官员，他可以在整个政府内部自如地沟通。在美中关系架构中，美国需要新的亨利·基辛格。在官方领导人会晤之外，秘密管道是必须的。 同样地，中國也需要自己的基辛格。中國体系当中没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它需要建立一个这样的机构。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缺位的情况下，中國需要一位可以横跨政治、安全和经济议题的高级官员。这两位联络人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对美中双方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在全球方面，美国和中國应当启动一个实际项目，以使当前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全球秩序发挥作用，但实际上并没有做。我们所熟悉的叙利亚僵局，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解决。但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其它问题（比如多哈回合、气候变化和核裁军），美中两国都有兴趣证明基于规则的秩序是起作用的并能产生实际效果。 而且，中美战略合作的新阶段，将会使G20峰会在面对全球金融和宏观挑战应对方面更有效率。随着中國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一个恰当功能的G20峰会会变得更加重要。中美两国都应当在潜在的全球合作中确定至少一个领域，并通过双方的努力取得全球范围内的成果。这将让彼此之间以及全世界确认，中美能够使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发挥作用。 第四，在地区方面，一个新的美中战略路线图应当包含这样的原则，即如何在东亚建立一个新的基于规则的安全秩序。我去年早些时候在纽约亚洲协会演讲时提出了这一点，2012年9月在新加坡全球对话中再次谈到。在新加坡时，我提到了应如何建立一个新"太平洋主导模式"。这既不是"美国主导模式"也不是"中國主导模式"，这涉及到与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相关的战略和概念上的语言。 除了语言方面，"太平洋主导模式"应当包括地区安全合作的基本原则，以及特别的信心和安全措施，这将有助于帮助解决纠纷和阻止因误判造成的冲突。东亚峰会和东盟+8国防部长会议为完成上述工作提供了一个迅速可行的机制。 第五，美中两国军方需要更密切的工作关系。目前，在国防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和外交部副部长层面上，已经有了一个正式的战略与安全对话。这种对话应当提升至部长和参谋总长层面上。这种双边安全对话的目的，是应当在两个军事大国之间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应集中于一个避免和处理海上和空中突发事件的广泛协议上。 第六，超越政治与安全合作，在经济层面上，新的美中战略路线图应当包括一个泛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日本，以及中國和印度都应在其中。一个真正的太平洋自由贸易区会管束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因素，这会帮助这一地区更好地改变。 APEC 在过去25年里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APEC没有将印度纳入其中。我们现在需要进入地区经济一体化新阶段。东亚峰会可能会发挥作用，因为它包括印度，并设立了一个政治、安全和经济议程。这为中美关系的聚焦提供了一个更深入的、主动的积极工作议程。 最后，一个新的美中战略路线图应当整合成一个新的中美《上海公报》。自中美上个公告发表以来，差不多已经过去三分之一个世纪了。那是在鄧小平刚刚推行改革开放时签订的。从那时起，中國的经济和战略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70~80年代奠定美中战略合作基础的冷战已经结束了。因此，中美到了一个制定新的公告的时候了，以更好地适应21世纪新的经济与战略环境。 让我们一起改变历史的轨道 我们需要的是重新概念化那些能转化成受益机会的问题。然后，需要建立一套具体的政策行动项目，从而使那些想法达到实际效果。 外交政策的优先考虑是在紧急和重要的事务间做出决策。中美关系当前的挑战就是这样的事务。 我最近阅读了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写的书——《梦游者——欧洲在1914年如何进入战争》。这是一个警示的故事，讲述了欧洲如何卷入冲突，结果造成几百万人死亡、帝国解体和文明毁灭。这本书记录了那些欧洲领导人，"对自己的谦逊和理性深为骄傲，但事实上像一个梦游者，在危机面前跌跌撞撞，最后使自己坚信——战争成为唯一的答案。" 我有时思索，我们亚洲是否很好地反思了欧洲过去几个世纪来的大规模杀戮。1945年欧洲的结论已经足够了，之后欧洲也开启了新的欧洲和全球秩序。我个人不认为有什么历史决定论者。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外交政策创新。外交政策创新的目的是将中美关系置于一个新的战略架构之上。我们需要的是重新概念化那些能转化成受益机会的问题。然后，需要建立一套具体的政策行动项目，从而使那些想法达到实际效果。 战略思维的重新构建是我们的核心挑战。如果我们和我们的美国朋友仅仅得出冲突从长远看无法避免的结论，那么前景可谓一片黯淡。但是，如果我们有能力构造一个既不是乌托邦式的，也不是错觉的替代思维，在双方认可的战略框架基本原则下，寻求最大化合作和最小化冲突，我们就能够改变历史的轨道。 中國对澳大利亚来说，是它的最重要经济伙伴；美国对澳大利来说，是它最长久的盟友。作为澳大利亚一位前总理和前外交部长，我今天的目的是提出建议，美国、中國和澳大利亚如果能与这个地区其他更多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这将会使我们建立一个真正的太平洋世纪。 陆克文 第26任澳大利亚总理及澳大利亚工黨领袖。2007年12月至2010年6月出任澳大利亚总理，2010年9月至2012年2月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2012年2月27日之后，陆克文只保留澳大利亚国会后排议员的公职。 作者为澳大利亚前任总理。本文由作者本人以中文写成，特别授权《中國经营报》刊登，感谢芮成钢、雪珥先生的大力协助。 （来源：中國经营报） 作者:陆克文 中国报道周刊, 2012-12-23.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国，美国，和这个世界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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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8 Dec 2012 06:18 PM PST 把毛澤東与朱元璋连在一块儿PK，似乎有点辱没我们的"伟大领袖"——一个是无产階級革命领袖，一个是地主階級总头子，能相比么？其实，在毛澤東心目中，他对朱元璋还真有些惺惺相惜的。1955年，毛澤東审阅吴晗著《朱元璋传》（修改稿）时，对吴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元璋晚年）。" 毛澤東读《智囊》后也曾写下这样的批语："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是朱元璋耳。"1953年2月23日，同陈毅等人谈话时。毛澤東又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元璋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民心，得了天下。"因此，将二人放在一起PK，大概也不算什么大逆不道。 我们不妨先来看他们相同之处。首先，他们出身阅历差不多。这两个人都是农民出身。毛澤東出身于湖南湘潭一个亦农亦商的富农家庭，而朱元璋出身于安徽凤阳一个破败了的员外之家。只是毛澤東童年除了也要参加农事劳动外，不愁衣食，安享着天伦之乐，能够走进学堂读书，也得到母亲和外家的宠爱；而朱元璋家遭火灾，父母双亡，无以为生，不得已，靠给地主放牛来维持生计。用階級分析论来看，朱元璋比毛澤東赤贫，属于真正的贫雇农。 少年以后，毛澤東得以从东山小学堂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沿着读书仕进的道路开始了自己的人生。而朱元璋因为顽劣反抗，丢了牧童的工作，只好出家在家乡附近的皇觉寺当了小沙弥。受尽欺凌，终日劳作，靠剩饭剩菜、刷锅水来活命。论苦大仇深，无几人能及朱元璋。 其次，他们所走的所谓"革命道路"也差不多。毛澤東在北伐战争失败后，奉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丛林原则，毅然从秋收起义中脱颖而出，率领起义部队开上井冈山，开始红色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从此奠定了自己在军中的基础和无上权威。而朱元璋，骁勇善战，靠着一刀一枪与元军厮杀，建立了自己在军中的威信，母舅阵亡后，得以执掌这支部队，有了起家打天下的基本本钱。毛澤東在湘粤赣闽四省交界，敌人势力相对薄弱的地区建立了中央苏区，拥有了红军中最强大的武装，虽然几经反复，但终究还是奠定了自己中共领袖的地位和权势。而朱元璋，在清除了蒙古势力的苏皖建立根据地，正确地实行了"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战略方针，壮大了自己，增强了实力，以胜利之师挥师西进，战胜了长江上游最强大的敌人陈友谅，又回头解决了盘踞江浙的张士诚、方国珍，统一了长江以南，为北伐收复中原打好了基础。毛澤東在红军不得已的长征中确立了自己在黨内军内的最高领袖的地位，在与八年抗战中壮大了自己的武装，奠定了取得天下的政治、军事基础，又在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援手下，联手与国民黨共同收复了沦陷的山河。靠着清廉有为、励精图治，靠着还土地与农民的方针，靠着建设一个新中國的理想收拾了民心，在与执政的国民黨最后的较量中得到了天下。而朱元璋在还我河山的豪情下，以大将徐达、常遇春北伐，驱逐了蒙古统治者，收复了中原，又以蓝玉西征，还原了华夏的河山，完全靠着自己的力量和智谋。 毛澤東奄有天下，靠着知识分子精英为核心，工农分子为骨干的馬列主義政黨。朱元璋奄有天下，靠着一群被蒙古统治者压在社会最低层的儒生和民间志士、游侠；假如他们也有纲领和理想的话，那就是驱逐鞑虏，还我中华，扬眉吐气，堂堂正正做人。 再次，他们取得江山后的许多举措也如出一辙。比如，都大杀功臣。朱元璋为了传位给孙子， 大杀功臣。 据说其孙子很不满。朱元璋拿了一根满是木刺的棍子，让孙子捡。结果孙子扎了手。朱元璋说，我杀功臣，就是为了给你清除这些刺啊。朱元璋是史上对功臣最残酷的皇帝。为了维护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缔造明朝的整个功臣阶层遭遇了灭顶之灾。开国功臣除了汤和、耿并文等寥寥数人侥幸得以善终者外，余者被一网打尽，全部以灭族告终。朱的历任丞相，亦无一人善终。在朱的统治下，皇权如太阳，愈靠近则愈危险，万人之上一人之下时，往往末日到来。而毛澤東当政后，从收拾刘伯承开始，接下来就是彭德怀、贺龙、刘少奇、鄧小平、陈毅、朱德、林彪……周恩来死得早，不然，恐怕也在劫难逃。又比如，他们都采取了严格的户籍制度。朱元璋按职业把人口分类， 铁匠的儿子永远是铁匠， 木匠的儿子永远是木匠， 厨师的儿子永远是厨师。没有"路引"不得离开户籍地， 擅自离开的作为逃犯处理。毛澤東呢，则把中國人分成3等，农民、工人、干部。农民地位最低，，干部地位最高。没有介绍信也不得离开户籍地，擅自离开者收容，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学生孙志刚被收容并惨死，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强烈愤怒，收容遣送制度名义上被取消，但户籍制度至今尚存。再比如，都采用了官僚低薪制，并导致后期贪污成风。 两个人都给官僚集团发低工资，导致后期官僚贪污腐败严重。都采取了严厉的反贪政策，但都收效低微。朱元璋发明了贪污60两剥皮制度，可是明朝最后还是亡于贪污；而毛澤東虽然杀了刘张两大贪污犯，却因为制度的阙失，最终演成现在有钱皆拿无官不贪的局面。另外，两人都喜欢搞思想运动。毛澤東自然是搞思想工作的高人。从整风到纹化大革命，毛澤東的统治手段里始终在强调对于思想的控制。朱元璋喜欢搞的特务统治（锦衣卫）对于控制属下的一举一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加强思想教育，在各级官府公座两侧各悬挂一个塞满草的人皮袋，这种警示方式的效果，显然优于组织公仆看反腐电影。他们还都喜欢"发动群众运动"。毛澤東不用说，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把全国人民都锻炼成"运动员"。朱元璋也好这一口：凡发现贪赃害民的官吏，百姓有权聚众擒拿直接送至京师。 然而，在这些相同之外，他们也有很多不同，这些不同也许就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历史地位。 首先，他们江山来历不一样。虽然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其二者却大不一样。朱元璋的江山是从异族人——具体来说，就是蒙古人那里抢来的。这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它意味着此举恢复了汉民族在传统中國疆域内丧失已久的政权。元朝末年政治腐败，天下大乱间，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朱元璋自参加红巾军不久，就以自己的英勇与才智获得赏识，并努力拼搏，终于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支劲旅的统帅，进而率军消灭了相邻的好几个比较强大的割据政权，然后北伐蒙元，一路势如破竹之下，很快就克复了元朝的都城大都（即今天的北京）。之后，朱元璋又经过几次讨伐，最终统一全国，建立了大明朝。可以说，朱元璋进行的是一场民族战争。而毛澤東呢，其江山是从同族人蒋介石那里打下来的，应该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内战"，而且，这场内战还摧毁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其次，二人对华夏文明的贡献不一样。朱元璋建国后，恢复乃至极大地增强了汉族（也包括同被压迫的同为炎黄子孙的许多其他民族）的民族地位和民族自信心，修复并光大了已经大伤元气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朝统治中國时，蒙古人对汉族施行多种种族歧视政策，比如，第一，老百姓被划分为四等人，汉族是最低一等；第二，杀死蒙古人者，偿命，杀死汉人的，罚交一头毛驴的价钱；第三，汉族老百姓所娶新媳妇的出夜权必须交给蒙古保长等等。朱元璋建立了明朝以后，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才得以取消了前朝种种落后、残酷的种族歧视政策，朱元璋并没有对蒙古人以牙还牙，而是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且互相尊重的政策，这使中國在民族和解的基础上再次迈向了繁荣与强盛。明朝二百多年间，汉人之鲜明风骨在历朝历代可谓仅见，明朝军队包括海军在多次大的对外战争中所表现的强劲战斗力在总体上也比其他朝代要牛。也就是因为民族地位和自尊心的提升，整个明朝才在对世界的文明贡献上让人刮目相看。中國明朝，尤其是晚明时期的67年中出了不少成系统的世界级水平的伟大著作：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这些著作是在明朝晚期的67年中相继出现的，相对于"近代数学、近代化学、近代物理学、近代哲学"都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欧洲是颇具亮点的。1643年前的西方科技发展还很不明朗，牛顿和莱布尼兹还没有出生，波义耳和帕斯卡不过是毛孩子，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笛卡尔隐居荷兰。反观毛澤東时代，为了奠定所谓馬列主義一统天下的局面，当局开展了一系列消灭传统文化的运动，他先是在心灵上摧毁知识分子自信，通过所谓"改造"使得整个知识界遭到集体阉割。而后则通过十年文革，将中國文化彻底摧残。与文革相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对文化的粗暴与残忍就显得温和与节制。文革是一场真正的狂风暴雨，广泛而持久地钳制着中國大地上任何能够思考的生灵，这场持续的十年的政治运动切断了中國人在文化上与其历史的联系。这场运动过后，中國大陆成了一片文化的瓦砾场，在这里已经很难找到传统的中华文明的痕迹，这是一种文明的戛然而止。其结果是，建国后无论文学艺术，还是科学技术，都没有象明朝那样有世界级水平的成果。 再次，就改善民生而言，二人的做法也不尽一样。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借鉴汉初经验，实行轻税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为天下百姓的利益精心谋划与勤奋工作，使生活在明初的平民百姓在生灵涂炭的战火之后过上了幸福安康的好日子。长期战乱后的明初，鉴于人口剧减的社会现实，朱元璋实行移民屯田的政策，也就是从人口多的地区迁移部分居民到人口稀少的地区，国家还免费发放耕牛和种子给移民；为解决流民的无地问题，朱元璋鼓励老百姓开拓荒地，规定凡所开垦荒地，其田均永远为开拓者自有，且三年免税；朱元璋还鼓励老百姓种植经济作物，规定凡种桑棉麻者，第四年起才开始征税；诸如此类，通过一系列的抚农护农政策，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就被极大地调动起来。朱元璋高度重视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为正常的农业生产提供必要的帮助；税赋方面，不仅农业轻税，商业也实行三十税一的政策，对于小摊小贩，则一律免税；大力实行军屯和商屯，所谓军屯，就是军人也从事农业生产以自给自足，所谓商屯，就是由商人运粮供应军队，而商人以此获得盐等特种物质的经营权——商人从内地运粮去边地路途太远，于是纷纷就在边地雇人种田——军屯和商屯成功地减轻了国家和老百姓的负担。建立社会救济制度。如救灾制度：全国各地凡逢遇水旱等灾害，则不但免除当年的税赋，并开仓赈灾；再如济贫制度：设立济养院，凡生活无着落者则收留之并按月发给粮食等；贫穷人家无力埋葬死者的，由政府赞助陵地和丧葬费；年满八十的老人，国家赐给爵位及养老待遇；在立法上多"佑贫抑富"，穷人家卖子女的，官府出钱收买，同时安排富人收之为佃户，并鼓励富户贷米给穷人，国家以免富户杂役的形式来承担利息；粮食张价时，政府开仓平价卖米以平抑米价，并提前发给各级官员俸米以压米价；外出的饥民回到家乡以后，政府按日发给口粮，国家则办公共工程以安置流离失所之民。因为这些措施得当，所以国家很快从战乱中走出来，实现了老百姓的安居乐业。而毛澤東时代，则在建国后不久，就开展了一系列诸如政治运动：整黨运动兼及清理其它革命组织（1950）、减租反霸，鎮壓反革命运动 （1950——51）、土地改革运动 （1952）、三反五反运动 （1952）、肃反运动 （1956）、农村反资本主义运动（简称反资） （1956）、城市反资产階級右派运动（简称反资） （1957）、共產黨内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简称反右倾） （1959）、农村整风整社运动 （1959）、农村三反运动 （1960）。尤其是58年的"大跃进"运动，直接导致数以千万极的民众饿死，创造了和平时期死人的最高记录。 最后，还需要提及的是：朱元璋做了皇帝后，以史为鉴，深知必须严厉限制宦官和外戚权力以维持政权稳定。 因而他定下诸如"宦官都不许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外朝的文武职衔、外朝各衙门不许和宦官有公文往来"等等限制太监的规章制度。为防外戚干政，他还在洪武元年（1368）三月，令翰林学士朱升编写《女诫》一书，告诫诉臣下："治天下应以治家为先。正家的途径应从严格夫妇之间的界限开始。历代不明之君，对后妃恩宠有加，造成她们骄恣犯分，造成上下无序。政由内出。没有不为祸乱的。只有明君才能防患于未然。其他的君主多为她们所迷惑。众爱卿修纂《女诫》，应一并将古代贤慧后妃和她们的那些能让后代效法的事整理出来，也好让后代子孙知道哪些当为，哪些不当为。因而，在他统治的30多年中，宦官小心守法，宫廷与外朝隔绝，确是比较好的时期。毛澤東时代当然没有了太监，可他老人家晚年放任自己老婆（江青）胡作非为，让自己侄儿（毛远新）大权独揽，甚至让自己身边那些"女服务员"传话干政的种种做法，搞得几乎是在"血雨腥风"中交班，较之朱元璋，恐怕也难说高明。 就是因为有这些不同，所以，朱元璋治理国家的"既定方针"，虽经"靖难之乱"，却能够绵延两百多年；而毛澤東的既定方针却在他死亡后两年，就随着他钦定的接班人的下台而寿终正寝。毛澤東在其《沁园春·雪》中结尾有云："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其实，今朝也不一定就胜往昔。 原载：信力建的BLOG 作者:信力建 中国报道周刊, 2012-12-09.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毛泽东与朱元璋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欢迎大家投稿，点这里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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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4 Jan 2013 06:03 AM PST 中国的环境危机是否威胁官方的统治？中国人在生活水平提高后是知足怕乱还是要求自由？中国会不会发生革命和外战？新领导层能否实现毛泽东曾一再承诺但从来没有兑现的民主？美国内外的学者和记者在媒体上有所论述。 有一种流行的观念说，中国很多老百姓关心民生，不大在乎民主不民主。而现在，民生问题推动了民主议程。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黄安伟在英文的纽约时报网上发表新闻分析说，许多中国问题观察人士断言，中国大陆的威权体制会持续，这是因为中国百姓认可一种大交易，那就是，官方保证经济增长，作为交换，人民不质疑中共的统治方式。但现在，许多在经济大发展中改善了生活的人已经不满足这种交易了，他们比以前敢说话，其中有亿万富翁、学生 …… | ||||||||||||
| Posted: 24 Jan 2013 01:21 AM PST 总部在美国的朝鲜人权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在朝鲜像苏联式的地下古拉格中监禁了15万到20万政治犯，每年有一万多人死在朝鲜政治犯劳改营中。 朝鲜人权委员会访问了60位待过劳改营的前政治犯和警卫，写出这份200页的报告。报告收录了政治犯劳改营和监狱的卫星照片。报告描述劳改营中各种惨状，包括政治犯的祖父母和儿女等一家人都遭株连关押，女性政治犯逃离朝鲜到中国大陆，怀上当地男子的小孩却遭强制遣返，会被强制堕胎甚至杀婴。 报告引述曾为朝鲜国家安全机构官员，现已脱北到韩国的人士估计，朝鲜所有劳改营约关押了15万到20万人。朝鲜总人口2400万。 据朝鲜人权委员会发至媒体的新闻稿，这份报告名为"地下古拉格：第二版，' …… | ||||||||||||
| Posted: 24 Jan 2013 12:58 AM PST  文：陳可樂 近日的虐貓事件，引發民間聲音要求成立動物警察。即在現有警隊編制中，組織一隊動物警察，專門跟進與虐待動物有關的案件。 其中一位倡議者謝曉陽在陽光時務刊登了<歧視與冷血動物殺手>一文，文中把禁止食貓狗、動物警察視為「文明」的表現。將動物平權與女性平權、種族平權等等運動看齊。文末點出其理論來源於道德哲學家彼得辛格。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致力於減低人類殘忍對待動物而帶來的痛苦，以求達到最大效益(Utility)，理論對當今動物權益運動有莫大影響。但筆者認為，辛格理論與眼下的動物保護運動並不相符，使用起來也不恰當。對人與動物的關係有更好的理論工具。 反對物種歧視與物種層級 雖然彼得辛格很希望能開啟一種沒有物種歧視的道德觀，但他也認識到在理論上的困難。例如，到底是白灼蝦比較殘忍，還是殺豬比較殘忍?為解決這個困難，辛格按動物的智力去分類，愈高智商則獲道德上的優先考慮。其次就是有沒有痛感(以有沒有脊椎來決定)。吃蝦理應比吃雞更可接受。故此，彼得辛格並非完全的物種平等主義者。 以我的觀察，爭取動物警察的人比較關心的是貓狗，對於爬蟲學會的訴求，則比較冷漠。如果按彼得辛格為動物做的分級，則應先處理的，是豬及海豚。五豐行及海洋公園應被控謀殺及非法禁錮。如果爭取動物警察運動的倫理基礎當真是彼得辛格，相信抗議針對的對象將大為不同。 動物權利vs動物解放 如果以上的言論套用在人的身上，恐怕是不能接受。為甚麼?因為人有權利的觀念，這涉及道德自覺與反身思考的能力。之所以女性平權、種族平權與動物「平權」中間不可比較的地方，就是動物並沒有道德的自覺，如果有，牠們大概會群起反抗絕育。 彼得辛格始終不能把動物提升為道德主體的地位，因而難以講及「權利」而只能人道地「被解放」。因此，彼得辛格不講「動物權利」(Animal Rights)，而改稱「動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這終究是一個人類的倫理問題。所以辛格也不會把動物解放與女性平權混為一談。 動物解放的方法，是透過食素去使結構性屠殺動物消失、如要宰殺動物盡量用人道(無痛)的方法等。雖然大規模的屠殺一般較能做到無痛的效果，也是一實際操作矛盾，不過按辛格的願景，只要全民食素，也就沒有分別了。 即便是如此，彼得辛格似乎沒有提及要透過成立動物警察去達到解放動物。而從觀察所得，要求成立動物警察的人，也沒有去到要解放動物的地步。他們比較關心的，是有貓、狗等寵物被虐待的案件，眼下急需一些對策。那，到底是人太偏心，還是辛格的理論出錯? 動物保護者須另尋倫理基礎 當我們面對動物時，我們遇見了動物的臉。而產生了一種具體處境關係。這種遇見，是一切倫理的基礎。這既解釋了動物保護論者對寵物的偏愛—貓狗是少數會主動搜尋、鎖定人類目光的生物。也解釋了我們對結構性的屠殺的冷漠—因為我們沒有與之產生關係。這也許說明了為何動物保護論者熱衷於把被殘害的動物照片到處張貼。一張照片，準確地說一張可被傷害的臉，勝過千言萬語，立時就把道德責任交到看倌身上。 梁文道在發言的末段，也寄語在場聽眾，一旦用(如彼得辛格的)痛不痛、會不會叫、理性能力、道德資格等考量，就已陷入種類思考。或如人類動物互動學者(anthrozoologist)哈爾賀札格(Hal Herzog)的著作《為什麼狗是寵物,豬是食物? 》指出，道德的基礎是情感而非普遍的理性。人類對待動物的道德基礎不一致而且極受文化影響，因此未必能訂立放諸四海皆準的道德法令。這也可成為參考的理論，但要小心墮入文化相對主義。 當然以上提及的哈爾賀札格、列維納斯、梁文道、錢永祥、彼得辛格也沒有提出要成立動物警察。善待動物(善待他者)，是一個人類的倫理問題，與「要求成立動物警察」是兩回事，不能簡單用道德進步論去支持。本文行文較急，但見柳俊江撰文回應動物警察倡議團體，為免討論淪為不同團體間的互相攻擊，故匆匆投稿。希望本文能拋磚引玉，讓社會重塑討論基礎。 論證粗疏之處，請見諒。 參考資料︰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UetNmKwnsk 當人與動物相處時-《為什麼狗是寵物,豬是食物? 》 | ||||||||||||
| Posted: 24 Jan 2013 12:35 AM PST 本文作者：林竹萧萧
在荷兰这样"高人"林立的国度生活真像是格列佛到了巨人国。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平均海拔确实差得挺大。在欧洲旅游时我就有特别深刻的感触，荷兰人、瑞典人真是有些高得可怕；但只要往南走几步，到了法国、西班牙，感觉就好多了——而统计数据告诉我，这样的感觉没错。 巨人国的基因当我们研究荷兰人为什么就能长那么高时，除了联想到他们把牛奶当水喝的习惯外，首先意识到的就是"遗传"的重要性。 似乎凡事扯上了基因就让人联想到"命运的安排"——爹娘给的基因序列咱没法做主，是高是矮也就成了老祖宗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年，影响身高的很多基因相继被发现，它们多数都与骨骼发育及细胞分裂有关。 科学家也逐步证明了基因多态性以及单核苷酸多态性对身高的显著影响；《自然·遗传》杂志曾刊文称，45%左右的身高差异与单核苷酸多态性有关。 当社会把"高富帅"放在一个令人羡慕嫉妒恨的位置时，大多数男人都希望自己一些部件越长越好——例如长骨（即四肢的骨头）。长骨越长，个子越高。如果身高也靠"拼爹"，那岂不是让许多少男长高的梦想破碎了？ 然而事实便是如此，一些研究结果再次揭露了残酷的现实：在身高问题上，遗传因素确实至关重要。在英裔美国人群中，约80%的身高差异都与遗传有关，而在西非和芬兰人群中，遗传因素在身高决定中所占比重也都接近60%。 在生活习惯（即外部环境）差异较小的地区，父母身高（即遗传因素）对孩子身高的影响就更大。 遗传（先天）和环境（后天）这两个因素，当一个因素在人群中相对固定时，另一个因素就对身高起着更重要的影响。 巨人国的环境尽管遗传对身高的影响似乎更大，但是，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巨人国民的身高也受到其环境的重要影响。这一点可以从对双胞胎的人群研究结果中得以验证，芬兰的研究发现，只有"遗传+环境"共同作用的理论模型才能更好地解释双胞胎之间身高的相似度。 环境因素同遗传因素一起，最终导致人群里参差的海拔。不仅如此，环境因素还能通过表观遗传机制作用于基因，例如改变DNA特定序列的甲基化状态。已甲基化的DNA就能可以同某些身高基因（如ZBTB38）结合，从而最终对身高造成影响。2这说明环境因素亦可通过改变表观遗传的机制影响身高。有趣的是，我们常说女性天性敏感，而她们的身高也确实更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 所以，努力吧，想长高的少年！ 悲观的日本人尽管有些人恐怕不愿意承认，但邻国日本的平均身高确实早已赶上中国了。只是正如日本人总是"悲观"地把自己的国家视为"怪兽最青睐土地"一样，日本专家似乎对其国民身高变化趋势并不看好。
有新闻说日本人的身高可能已经达到顶峰，不会再长高。新闻中罗列了近十年17岁日本青年男性平均身高并指出其变化很小，无明显升高趋势：1998年平均身高已达170.9厘米，而2011年依旧为170.7厘米（注：中国2002年17岁城市男性平均身高170.2厘米）。新闻报道认为目前日本环境因素（营养、生活方式等）已经达到比较好的状态，因此能促进身高增长的外界因素已经"不复存在"。 不过，专家所谓的现在环境因素"好"，不过是主观的判断，也难免有认识的局限性：谁敢夸口保证未来会怎样？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无论是西方还是亚洲，各国人的平均身高的增长大多超过10厘米，这样来看，并不能断言在今后某种人群的身高将永远停滞不前。 随着物质水平的涨幅日趋缓慢，人们似乎不怎么着急长个儿了——许多国家居民平均身高的增长趋缓。这种现象不仅局限于日本，在丹麦、芬兰等发达国家，甚至在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但并不能因此就推论，影响身高的外界因素"不复存在"。 一方面，要判断环境是否仍对身高造成重要影响，需要比较近年来父母与子女身高相关性变化趋势，甚至将相应的生态学模型予以匹配，才能够得到更为严谨的结论。正如上文提到的，芬兰的研究足以证明，即使在北欧这样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环境因素依然对身高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另一方面，仅用十年的时间进行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足以说明问题。亚洲人的身高在近百年内趋势是逐步升高的，但如果以十年为限，却可能出现时高时低的反复。 就好像历史的车轮尽管始终都在滚滚向前，但也难免遇上磕磕绊绊甚至"复辟"——仅仅以十年之内变化放 缓为依据，来推测"或已达到顶峰"，结论欠妥。总而言之，日本人的悲观情绪恐怕多半有些杞人忧天了。 也许，一味追求高度，最终导致的不过是"高跟鞋效应"罢了，倒是便宜了卖高跟鞋的。高一点可能在一些方面有优势，但也未必处处都好。尽管存在很大争议，但一些流行病学的研究结果确实显示这样的趋势，个子较高的人罹患癌症的危险度相对较高。美貌和金钱本来就不是精彩人生的必要条件，高个子也不是。"天塌下来有荷兰人顶着"，多好！ 哦，对了！根据我的观察和切身体验，荷兰的便池其实和国内的高度没有差异。亚洲同胞不必妄自菲薄，尽管来这个郁金香的国度吧！ 参考文献1. 关于人的身高（Human Height），可参见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Human_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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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4 Jan 2013 12:05 AM PST 優化失業綜援發言稿 1. 主席，田北俊議員的原議案短短一句，提議「杜絕濫用失業綜援，以便集中資源幫助真正有需要的人士」，這個議案「表面OK，暗藏殺機」，人格謀殺了不少有真正需要的綜援戶，此話何解呢？問題出在「以便」兩隻字，講成要杜絕濫用失業綜援，先至可「以便」集中資源幫助真正有需要的人士。如果冇咗這兩隻字，我諗我都仲可以支持這個議案。翻查記錄，廿七萬綜援受助人當中，只有幾百個詐騙綜援個案，一千個都唔夠。假使政府真的可以做到零濫用，我地特區政府是否窮到要靠杜絕濫用所慳下來的公帑，先至夠錢幫助有真正需要的廿七萬綜援戶呢？ 2. 再者，甚麼叫濫用？我在街上見到有D橫額話有手有腳唔好濫用綜援，令我覺得對眾多有真正需要而拎綜援，但又真係有手有腳的人，是有冒犯性的。在自由黨報告入面，原來話持續申領失業綜援的人數倍增，就是綜援制度「養成倚賴心理」，呢D係乜野推論呢？搵唔到工係咪就係等於懶呢？ 3. 在報告入面仲引用嶺大的快樂指數調查，指綜援人士達70.2分，比月入三四萬的夾心階層的66.9分還要高，直指其原因是「自力更生支援計劃」監管不力，令綜援戶可以只需做工時短的「荀工」，所以就快樂。嘩！睇到份報告寫成咁，我嘅快樂指數都直線下降喇！ 4. 社會上確實有唔少人因為各種原因而搵唔到工，最明顯的就係低技術的中老年人士。你估佢地唔想搵工咩？實情就係僱主都唔太想請佢地，唔知大家有冇留意，近幾年果D大商場嘅保安員好多都好後生？後生仔點解去做保安我原因我地暫而不談，不過這個簡單的例子就已經可以畀大家睇到中老年人的就業機會係正在縮窄。政府出廣告叫人唔好年齡歧視，要唯才是用。出得咁嘅廣告即係社會上都有呢個趨勢喇！所以根本呢班人都係社會和政府發展經濟不力的受害者，佢地係需要我們幫助，需要我們體諒的，而非標籤他們是懶人。 5. 主席，基於以上種種理由，我係不會支持田北俊議員的原議案，原因始終係都「以便」兩個字，所以我反而會支持譚耀宗、陳志全、湯家驊和梁耀忠議員的修訂中刪除「以便」兩字以及其他的補充。但鄧家彪議員的修訂中要求訂立標準工時，我覺得這在現階段是未得到社會共識的，亦對很多行業有很大影響，所以我有保留。 6. 最後我特別想提，梁耀忠議員講到增設墟市、小販認可區以及重發小販牌，我係同意的，因為對低技術人口來說，從事小販擺賣較容易維生的方式。而我們公共專業聯盟在花園街大火後，曾在去年中發表意見書回應政府的公眾諮詢。 7. 其實社會環境轉變，政府不應再因循守舊，只從小販影響市容衛生的角度出發，應重新確認小販的正面存在價值。其實例如天水圍這些偏遠新市鎮，跨區工作成本大，正正需要發展地區經濟。重發小販牌，再劃指定墟市讓他們擺賣，既可以讓綜援人士自食其力，亦可讓低收入人士改善收入，進而振興地區經濟，甚至成為旅遊區，一舉多得。 8. 我地香港有廿七萬綜援戶，唔可以怪市民，因為普遍香港市民都是勤奮努力的，但這並不代表領綜援就是懶，就是冇骨氣。我地應該反思的是為何香港這個國際城市，庫房有二萬二千幾億儲備，但堅尼系數依然達到0.537，已經遠遠超過0.4這條國際慣用的警戒線。這代表甚麼？這代表我們不應該怪人窮，我們應該怪特區政府，為何手握龐大儲備都能夠容忍貧富懸殊去到這個地步，為何政府的思維會覺得劏房係窮人恩物，有存在價值？我只能講一句，只恨「政府滅貧不努力，冷待基層十五年」。 9. 主席，本人謹此陳詞。 | ||||||||||||
| Posted: 23 Jan 2013 10:37 PM PST   「發展」這魔法棒，又要再一次活化那些荒蕪之地。資本主義王子，又一次要為土地那女孩，獻上市場的魔法之吻。 這次是觀塘——那個被生於冷氣房中、靠7-eleven和快餐店養活的文明城市人所唾棄的殘破工廈群，那個早被認定為絕望的舊社區。 而資本主義腦內的邏輯，就只有拆卸、重建、再拆卸、再重建，去滿足市場無盡的渴求。所以王子每天每日也需要新的公主，而為他賣命的群臣，就要無止境地尋找新的女孩，越醜越好，好讓群臣能將醜小鴨變成天鵝、變成風靡萬千的新公主，吸引每對飢渴的眼球。揮舞「發展」這魔術棒的，是那扯皮條的政府。「發展」就是他們為那些年華老去的姐姐仔，度身訂造的整容方案，聘請發展商和規劃師這些美容師們，為姐姐仔由頭粉飾一番，再靠傳媒落力打造那「美的典範」，好讓她們身價暴升，賺盡各地嫖客的每一塊金。他們所以能亳無顧忌去大搞「發展」，是因為納稅人已預先開好無限額的支票，即是說，每個人其實早已被捲進這龐大的賣肉勾當。 一如西九，發展商和規劃師們，又怎會不明白文化創作和表達需要空間，甚至將來跨國大企業，也會來投資音樂表演場地、辦些國際ＸＸ節。這只證明商業和藝術並不對立，但「創意」其實就是他們絕佳的美容化裝品。而那些嘗試堅持共同生活、建立社群、在街頭一起想像、一起創造可能性的燥動搖滾青年，應該從他們的父輩爺輩身上汲取教訓，放棄這早就過時的浪漫謊言。王子和群臣為我們精心泡製了眼前這個貪新嫌舊的世界，其實只是想我們投入這資本主義的刺激之旅，絞盡自己的腦汁，為他們造更多「創意」的商品。 真係ＳＯＲ9ＲＹ 當發展商說什麼要開拓九龍東的未來，發展九龍東的潛力，我們知道，他們說的全都是謊話。他們的未來，是死胡同一條。他們的「發展」只會建成一個能被全天候嚴密監控的世界；他們的「增長」只會製造孤獨感，和無腦的順民。在觀塘，band仔女、非法廣播友、工廈居民本已開始落手落腳構築自己的未來，共同享用空間時間，以樂與怒建立友誼，在街頭和電梯間、在房與房／門與門／鼓與鼓之間，密密縫出一個互相合作、互相分享的人際網絡——這就是「發展」軍團想用鏟泥車連根拔起的「社區」。 因為「社區」這生命體，並不受什麼NGO、什麼古蹟辦保護，沒有人會注意到它的消亡滅絕； 如無意外，當觀塘被「活化」、天橋底被「反轉」之後，人們回過頭來，只會以為觀塘從來都死寂一片，寸草不生。就如綠色和平，以各式行動，反對破壞瀕臨滅絕的生態（在他們還未當上資本主義的走卒之前）；我們會用我們的方法，去阻止任何人危害這有機的生態、這社區的生活方式。 早在幾年前已開始在天橋底搞＊游GIG的朋友，於政府「起動九龍東」舉行開幕的同日，結集過百音樂人、表演者和愛好者，在觀塘海濱公園天橋底，用自己的專長和人際網絡，以行動證明「游擊係一班band仔只要搵齊架餐，租發電機，call架van仔就可以做既野」，根本無需要政府來搞三搞四，「不需別人搭台，不需申請，不需等人批准」。而我們，同樣也相信街道和公共空間本身，就是一個讓人與人互相認識交流的場所；而音樂的分享（就如其他的物件／技能／溫暖／歡樂一樣），本來就是無價，只需要和街道上的使用者，一同打開一個既不阻礙又適合分享的空間，它就能夠實現。所以在游GIG SHOW旁邊，搞了個「本地音樂禮物墟」，SET好電腦，讓人自助送歌／拎歌。有人努力搜羅和分享本地音樂中的滄海遺珠、有人帶來自己和朋友的創作、有人找到曾經錯過的演出錄音……來看場SHOW，又聽又拎，總之就唔講金。 我們作為這有機社區的參與者、享用者、支持者，亦為「起動九龍東」的開幕禮準備了一個微小的示威行動（雖然由於現實情況的種種問題，而變得更微小），希望以常規以外（但無意傷及任何人）的方法，去改變主流媒體鏡頭的方向，在慣常的報道中插入不同的聲音，即使只有短短的幾秒。這是我們唯一能做的，為了我們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朋友，站在一起。 可能有朋友並不認同我們的做法（甚至包括觀塘的住客和音樂人），而且也必須承認在短短兩三天的籌劃過程中，我們未及與社區內、對行動有不同想像的朋友好好溝通。我們想說是：這次的行動實在不足掛齒，行動最終的目標，是希望令更多人關注在band房之間、屋企門後，那些看不見的抗爭：示威者和警察之間日接夜、夜接日的磨爛蓆式衝突；band仔女、非法廣播友、工廈居民如何連結起來對抗「發展」的軍團。 對我們來說：當「發展」踩到埋身，我們，一步也不能退讓。當一種生命體被迫至牆角、瀕臨滅絕，它只有反抗。 ＊游GIG facebook page : https://www.facebook.com/hkguerrillasgig?fref=ts 1月20日天橋底游GIG SHOW facebook event 橋底1.20 圍圈set 本Pea九龍東 反公權力規劃 '音樂會'（stage A)： 20/1 天橋底游擊SHOW- B Stage : 星期曰帶音響出去雷鬼一下Sunday Reggae Sound System : | ||||||||||||
| Posted: 23 Jan 2013 09:46 PM PST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2012亚洲青年企业家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还非常巨大，保持平稳增长将有望持续20至30年，此前经济学家林毅夫也在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仍将在未来20年保持每年8%的增长。 樊纲和林毅做出这样的结论，更多是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做出的结论。 但对于中国经济还能告诉增长多久，人们并不敢给出固定时间，因为这是由很多不确定因素决定的，而任何一个黑天鹅事件都可能打断中国的增长，中国经济仍然存在"印度化"、"拉美化"的风险。当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还主要是如下三方面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有大的危机。 首先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前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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