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牛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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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January 5, 2013

日本：为跟踪案受害者挺身而出

Posted: 05 Jan 2013 01:38 PM PST

2012 年 11 月 19 日，日本 49 个不同的团体发起运动，旨在终结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同时发表联合声明 [ja]，呼吁制定支持跟踪案受害者和预防跟踪狂杀人的具体措施。

这份声明是在 11 月 6 日于神奈川县逗子市 (Zushi, Kanagawa Prefecture) 发生案件后发表的，一名女子被其前男友刺伤致死，其前男友在与她分手后变成跟踪狂。

建立性别暴力防治法网络 (Network to Create Sexual Violence Prohibition Act) [ja] 的网站描述此案件：

根据报告显示，受害者在遇害前曾四度寻求警方协助。案件发生前，加害者正因恐吓罪被定罪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得以缓刑三年。然而当缓刑获准后，他持续跟踪 她。受害者在 20 天内收到了 1089 封电子邮件，于是今年三月下旬她寻求警方做进一步的调查，但警方拒绝了受害者的请求，原因如下：

  • 反跟踪法并无提及对电子邮件的禁令
  • 电子邮件中没有显示"杀意"的字句

如上述理由，警方由于并无触犯反跟踪法和恐吓罪，而决定不调查跟踪犯。

各团体在下列声明中，企图透过本质上的改变来让警方认定跟踪犯的行为：

  1. 所有警员应参加特别讲座来瞭解针对女性而产生的犯罪本质，像是跟踪。讲座应由警察以外的讲者来进行，例如受害者、幸存者和拥护者。
  2. 发行一本有效的处理手册，专门处理针对女性而起的各种暴力案件，像是跟踪，以确保受害方的安全。警员应随时随地携带并保管这本手册。
  3. 电子邮件应列入为跟踪行为之一，警方需因应受害方的需求而制定禁令，禁止跟踪犯接近受害者。反跟踪控制法急需修改，以确保受害方的安全。
  4. 家庭暴力防治法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Law) 应将受害目标从"配偶"延伸至"配偶等人"，如此才能包含未婚配关系和正式交往下的情况。跟踪案件中，应可使用保护令和紧急临时庇护系统。
  5. 私家侦探服务规范法令第六条 (Article 6 of the Act on Regulation of Private Detective Services) 定义"侦查行动应不违反其他法令的范围，并不得侵犯个人希望拥有平静生活的趣向"。私家侦探服务必须清楚表明不得因跟踪者或施暴者的请求，而透露被跟踪者 的地址。

今年六月杀人犯因恐吓罪被捕时，警方大声读出受害者 (现已结婚) 的全名及其新地址，极有可能协助了杀人犯追踪其婚后住所。(在日本，大多数女性婚后会将姓氏改为跟丈夫相同。)

杀人犯使用了线上论坛，利用三个不同的帐号提出了 400 多个问题。他的部份问题中 [ja] 包含："我可以在哪里买到锐利的厨房用刀？"、"如果杀人犯在被逮捕前先自杀会怎样？"、"我要如何搭公车到逗子市的小坪区 (Kotsubo area？"

该名杀人犯在他刺死受害者后便上吊自杀了。

本文缩图来自 Keiko Tanaka
校对者：yenrong

作者 Keiko Tanaka · 译者 amit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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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球場道》第一期: Love Hong Kong,hate LCSD

Posted: 05 Jan 2013 10:31 AM PST


2012年12月7日晚香港對中華台北的賽事完場後，我們香港隊打氣團香港力量在完場後被十多個大球場職員及保安包圍令香港力量成員非常不滿。在9日對朝鮮的賽事中，香港力量舉出了「LOVE HK, HATE LCSD」的標語，向康文署表達不滿。事實上，球迷與康文署職員職員及保安多次在球場發生口角甚至衝突，到底大球場職員及保安在面對球迷時持怎樣的態度？有球迷更揶揄球場職員只懂對付香港人，如果該球迷是講英文就會得到優待。

這個批評不是沒有根據的，2009年的一場香港對印度國際友誼賽，十多位印度球迷突破保安防線衝入球場(其實根本就沒有防線)的片段被放上YouTube，標題為「國際球壇大笑話:球迷出場表演」，由片段中可見，要球迷不斷叫保安「做野」，但片段中的保安只是在場邊「食花生」；有次日本來香港打亞洲盃，作客球迷攀上南看台旗桿下掛出橫幅掛足全場，康文署並沒有阻止。可是每當香港球迷在本地賽事及國際賽掛出旗幟時，球場保安總是左查又查，生怕banner會爆炸；完場後不到十五分鐘，正當球迷還在收拾打氣用品時，會開喇叭叫球迷盡快離場......

12月7日當晚，十多廿個保安在完場後立刻到南看台呼籲球迷盡快離開。即使我們已經加快進度收拾物資，一部分球迷也先行離開，但想盡快放工的保安仍不斷催促，有球迷終於按捺不住互動開火口角。兩天後的賽事，我們在保安員面前舉起了「LOVE HK, HATE LCSD」示威。

大球場職員和保安面對球迷的時候，可不可以給我們一點的空間？在執法的時候是否應保持一致的尺度？我們入場睇波，都只不過是為自己心愛的球隊打氣，我們入場不是庶了鬧交的。還有，球場是一個公共空間，這個公共空間是屬於全世界每一個足球愛好者的。不論種類膚色及支持的球隊都有平等的利用權利，而這一種權利應受到尊重，在執法時應一視同仁，這才是一個國際都會的球場職員應有態度。

原文刊於獨立出版球場文化雜誌《大球場道》第一期
http://roadtostadium12.blogspot.hk/2013/01/1-love-hong-konghate-lcsd.html

南方民主同盟愛有明天展覽順利結束

Posted: 05 Jan 2013 08:35 AM PST

南方民主同盟愛有明天展覽順利結束

南方民主同盟愛有明天展覽已於2012年12月8-30日假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216室完成。是次工作坊由深水埗區議會關注貧窮問題及少數族裔工作小組主辦﹑社區文化發展中心承辦，並由深水埗區議會贊助。單於2012年12月16日，就有超過100名市民蒞臨參觀。

歡迎登入＜南方民主同盟視像頻道＞，重溫＜南方民主同盟愛有明天展覽＞部份片段：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dOkqCCjimA

影像串流: 

This posting includes an audio/video/photo media file: Download Now

“神力”在拉萨打造“商业圣地”

Posted: 05 Jan 2013 08:38 AM PST


刚开张的乐天超市就建在拉萨地下水被大量抽取的商场地下一层，地下二层是停车场。
"神力·时代广场"紧挨着文革时沦为废墟的希德林佛殿，商业化与政治化构成拉萨写照。

几天前，2012年岁末，盖在拉萨老城边上的庞然大物——"神力·时代广场"，在动作凶猛地盖了两年多之后，先把地下一层的超市开张了。还在门口搭台，让浓妆女子穿着"改良藏装"露着肚皮跳所谓的藏舞。

听说超市很大。听说人流爆满，一半以上都是藏人顾客。听说东西有平有贵。听说同样东西跟汉地超市比较，贵的贵出一倍之多。有一种NIVEA的男士护肤霜，成都五十，这里一百多。还有了进口水果、山寨寿司等等，更是不菲啊。可是，什么人会花一百多元在这里买一小包加州提子呢？据说是来自加州的提子哦。

想必不久，外观仿如北京三里屯village的商场也会开张。

号称是"拉萨商业地标"、"全球仰视的商业高地"，甚至是"商业圣地"的"神力•时代广场"，占地十三亩，上有四层，下有两层，包括地下停车场。广告上说，将会有肯德基、面包新语、味千拉面、李维斯、JEEP、ONLY等若干个从汉地各城市复制过来的店铺应运而生。嗯，听说面包新语已经营业了。

"神力•时代广场"将是拉萨沦为山寨成都或山寨温州的完成性标志。之所以提及温州，是因为该庞然大物乃温州商人与西藏高官子女合作的"杰作"。事实上，整个拉萨老城都被权贵者商业化了。

问题不仅仅在于此。为了修建"神力•时代广场"的地下停车场，曾长达两年日夜不停地抽取地下水，每天抽水达数万吨。如果我们还不那么健忘的话，应该记得前年年底，在微博上，不少年轻的拉萨市民呼吁，如此大量抽取地下水有可能会出现裂缝、下陷甚至天坑，而邻近1500米之内存在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等多处古建筑，一旦地面塌陷将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千年的文物将会毁于一旦，还将会导致拉萨严重缺水。

当时，曾有许多拉萨市民向有关部门反映神力房地产抽取地下水的危害。甚至还有手机短信在互传，说拉萨市民会在12月3日上午10点去"神力•时代广场"的地盆抗议。当然，这样的抗议在兵临城下的拉萨是成不了的。微博上的年轻藏人忿忿地说，将来商场开张了，要抵制去那里买东西。

呵呵，不过看超市开张时的热闹，似乎忘性大的人还是不少啊。反正地下水也被抽光了，老城会不会塌陷、天坑什么的，目前并没有发生嘛。也罢，琳琅满目，容易让人忘了地下水，既然圣地拉萨已经被"商业圣地"取代了，还有什么可说的？但东西这么贵，拉萨人难道是冤大头么？

以下图片是超市开张情景：







以下图片是10月间我在拉萨时拍的商场外的广告牌，被"商业高地"、"商业圣地"的广告词震撼了～




延伸阅读：

"拉萨地下水快被神力房地产抽光了……"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11/blog-post_11.html

拉萨正被各种饿鬼卷入毁灭之中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11/blog-post_18.html

【文化論政】阿嘉花、阿鋒：基層的文化權利？

Posted: 05 Jan 2013 08:16 AM PST

基層也可享受文化嗎？阿鋒，二十三歲，自小肢體傷殘，住在狹小的劏房裏。說起文化，他想起以前的學校活動，如壁畫、話劇，不過都很少接觸。他說： 「冇乜諗文化。」不過，他很愛看周星馳電影，覺得很搞笑，例如《食神》的爆漿瀨尿牛丸，吃時會水柱四射，濕透你整張臉；有個護士買回醫院，病人偶然吃了，竟然連厭食症也可治好，護士於是帶同一班厭食症病人到周星馳的大牌檔狂吃。

阿鋒成績不好，得三十幾分，但同學更差，也鬥差。「我二十幾分」、「我幾分咋喎」，大家都不認真念書，阿鋒的英文連幼稚園程度都不如。不過，筆者嘗試與阿鋒一起創作，從他的人生中取材，寫一個貧窮的故事。阿鋒對這次「文化活動」沒有什麼感覺，這是什麼文化，一時也說不上來。不過，看着故事裏自己的人生情節，勾起了他的快樂與難過；故事寫完，他覺得可以分享這個故事，讓別人認識自己。

長石級與發脹麵
初中時，葵涌邨往大窩口的電梯塔尚未建成，阿鋒每天早上五六點須走過百多級長石級上學去。他總是三四點就已起床，給自己煮麵吃，是「四洲紫菜伊麵」，初時覺得很好味，但從小二吃到中三，日日如是，就不好味了，卻還得吃下去——把「四洲紫菜伊麵」放進一個大碗裏，加熱水，等一會；有時加水後會小睡片刻，若睡過了頭，一小時後醒過來，麵已發脹，照吃。「唔通倒咗佢咩？」踏過百幾級石級，從大窩口走到荃灣，熊貓酒店、仁濟醫院、千色店、地鐵站、愉景新城、荃景圍、荃灣中心，走到裏面的麥當勞，坐下來，等到學校開門。他腦裏有腫瘤，左邊身體遲緩，走路一拐一拐……，從家門拐到校門，須要走上一小時或更長的時間。說起貧窮，阿鋒會想起沒錢坐車的這一段長長的路，走了千遍，天黑黑走到天未亮，校門七時半才開，六時半他已走到麥當勞，太陽這時才出來。他總是第一個回到校園，校工都認得他。有一次阿鋒與李老師聊天，老師知道他沒錢乘車，就開始每周給他一百元，有時直接給他一張「紅衫魚」，有時幫他增值八達通，這樣一來，他的夏天就沒有那麼難過，上課下課時不用走得汗流浹背；有了錢，他可在葵涌邨橋底乘34號巴士上學。

可惜幾個月後老師患病，本來體格魁梧的老師變得很瘦。阿鋒常常探望老師，有天接到師母來電，叫他不用再去探病了，還叫他翌日上課時找訓導主任。阿鋒如常到醫院去，老師不在了，以為他已經出院；回到學校找到訓導主任時，才知老師過世了。小時候，母親去世，他只有六歲，沒有什麼感覺，只記得有一頓豐富大餐吃；這次老師去世，他有一點難過。這一年他讀中二。

大太陽與黃校服
原來老師臨終前已托另一位老師給他車費，但幾個月後，這位老師的經濟有點問題，沒再給他了，他只得重新走路上學去。每逢夏天，走得特別苦，三十多度，大太陽，尤其放學回邨，爬上長石級很辛苦，腳又痛……；流汗太多，白色的校服都染黃了，同學取笑他：「喂，你跌咗落屎坑呀？」基層也有文化權利，可是，基於交通、入場費、鑑賞門檻、藝術訓練、教育等因素，未必人人有機會接觸「文化」，更未必有信心評鑑或創作。於是，描述窮人的故事或少、或悲情、或貪婪、或獅子山下、或只是別人筆下一個平面的角色，有時別人的描述更會反過來影響窮人如何看待自己。

文化於一個階層而言，不只是文娛活動，其實更是話語權。

作者阿嘉花是街坊工友服務處組織幹事

本欄逢周五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原文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3年1月4日

再不相爱就老了 再不约架就和好了

Posted: 05 Jan 2013 08:01 AM PST

一周语文‖2013〈01〉‖2012-12-31～2013-1-6

右为本周单字"灯"，交通信号"灯"的"灯"。本周，新交规开始实施，新年第一周，包括有意遮挡号牌白边、酒驾、不系安全带、行驶中拨打手机、抽烟、闯红、闯黄、超速驾驶在内的7项重罚规则中，"抢黄""闯黄"成为热议话题。

争论中涉及法律、道德、官方、民间、安全、实务等不同范畴，其中甚至"汉语"近义词……新的交规实施第一天，"记者在天津南京路采访一位违规司机。记者：您知道新交规是不能开车打电话嘛？司机：我知道。记者：那您怎么还打呢？司机：我介不四打电话，我四接电话"……在原语境中，"打"和"接"确有微妙差异。如何区分打还是接？到底该罚不该罚？

各种针对"闯黄"法理依据、实务操作、交通实况的吐槽纷至沓来。"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指出，新交规的初衷是为了减少交通违规，但如果司机为了避免被罚而突然刹车，那么这就似乎意味着交通事故尤其是追尾事故将增多。"

《 中国青年报》曹林的评论说，" 闯黄灯新规最大的问题在于，实施前没有讨论，涉及的问题在闭门立法中被遮蔽和掩盖，争议和质疑都被推到了实施之后。法规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不改的话，问题多多，很难执行和操作(深圳就表示暂不处罚闯黄灯，称需定查处程序及处罚标准)；改的话，可能影响立法和规制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汉字"灯"为形声兼会意字，篆文借用"錠"表示，从金，定声，定也表定义，隶变后楷书写作錠，简化字写作锭；也借"鐙"表示，从金，登声，登也兼表升义，隶变后楷书写作鐙，如今简化作镫。后俗又另造了"燈"，从火，登声，简化后写作灯，改为丁声，为正体……錠和鐙都曾是燈的借用字，因其形似。现它们各有分工。

《玉篇-火部》里的解释说，燈，燈火也。《正字通-金部》的解释说，燈，亦作燈，俗作灯，本义为古代用以燃油照明的器具，一般用青铜制成，上有盘，中有柱，下有底座。引申义有某些像等一样能发光、加热或具有其他用途的装置，如酒精灯、霓虹灯、彩灯、电灯、喷灯、幻灯灯塔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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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流」

语出评家Chaos新近博文，原题"编辑才是数字出版商的灵魂：数字时代编辑的自我修养"。博文引述丰富，结论鲜明。文末，Chaos转吴燕女士论述，认为"数字出版产业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内容产业,在网络中，不仅有以知识和意见等形式存在的'信息流'，也存在着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影响流'。在信息的发布、回复、评论、分享过程中，影响力总是从信息位较高的用户流到信息位较低的用户那里去，从而产生了网络传播中的'意见领袖 (opinion leader)'"……为此，她认为，强调数字时代的编辑应务必使自己成为知识消费和共享过程中的意见领袖、成为知识生产过程中的设计组织者、成为数字内容的深度加工者。

●「一个自由的个体胜过一吨理念」

语出作家连岳本周饭文："世界如何演变不在你控制，中国如何演变更不要瞎猜，新的一年，做你自己能做到的事：多锻炼身体；努力工作多赚钱；会读一点书；你好就是国家好、世界好，一个自由的个体，胜过一吨理念。"

●「华尔街体」

来自美通传播推荐，语出评家吴士深，原题"新闻写作：新华体VS.华尔街体"。所谓"华尔街体"是指由华尔街日报式新闻写作固化而来的一种文体，亦被称为"华尔街日报体"。这种文体成型后多用于经济报道，成为西方典型商业新闻写作流行文体，且被欧美读者广泛认同。其特点是轻巧、亲近，环环相扣，以小见大，富有人情味。

●「一张琴 一壶酒 一溪云」

来自剧评家张敞岁末《新京报》专稿，原题"琴酒云去，京剧之殇"。文章自去年梅兰芳琴师姜凤山、张君秋之子马连良弟子张学津、杨宝森弟子朱云鹏等京剧前辈相继去世说起，慨叹京剧艺术处境："京剧是角儿的艺术，好角儿的去世当然会带走京剧。这就像是漫天的星辰，一盏一盏地在熄灭"……它让作者"想起苏轼《行香子》里有几句：'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依作者这样的联想，琴酒或还在，溪云已散失，实堪一悲。

●「富媒体」

英文熟词，大致出现在90年代末，变成汉译新词始于近四五年间，而这个已被贴满多种标签的热词其确切定义仍处于丰富、变更过程中。"富媒体"即"Rich Media"是比熟词"多媒体"更为丰富多元的一个集合概念，也是混合多种新技术在内的一种应用，它是组合网站设计、电子邮件、弹出式广告、插播广告等多种功能在内的一种网络服务，也是接受者、围观者可简易接收分享、着力于用户交互功能的广告解决方案……总而言之，它还在增幅拓展之中。

●「灰吹不进神州 绳子供需平衡」

语出《中华读书报》记者康慨报道，原题"2012文化回眸：鲍里斯-约翰逊取舍《灰》与《风》"。报道从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的视角审视全年热销小说《五十层灰》及火爆视频《江南style》两大热门，以此收束2012："灰与风席卷世界，东风压倒了西风。所幸由于性，灰吹不进神州，绳子供需平衡，只有那一阵恼人的韩风——有人偏要说是喜风。也罢，不争。"

●「口号经济」

语出网友小题大作。Vista看天下微博说："条幅泛滥已是司空见惯，但少有人做统计，最近据 《武汉晚报》报道，平均一所高校每年要用1000条，价值10万元。"据此，小题大作说："贵国特产——口号经济。"原报道从"条幅垃圾"入手，而小题大作则点明条幅泛滥的本质在于口号成灾。那每年每校10万元口号算啥？啥都不算吧？

●「我等它绿透一点」

语出主持人孟非微博："刚才小朱开车，我坐在副驾。一个路口红灯已经变绿灯，他还不动，我说：等什么啊绿灯了！他看着前方悠悠地说：我等它绿透一点"……孟爷爷转述的这则段子外皮儿是贫嘴饶舌，可它的芯儿里全是恐惧不安，深深的恐惧，深深的不安。

●「环绕立体风」

来自网友康国平推荐，语出网友高德地图微博。上周六，北京雪后大风，这位网友在微博里写："今日帝都，360°环绕立体风，风中夹雪特fashion！分分钟换发型，秒秒钟不重样儿！——五六级的西北风，注意高空坠物啊！"就算已然实名制，凭微博愣猜一位网友性格或脾气，怕也难吧？不过，这个将大风降温归结为"环绕立体风"的句段却洋溢少年心，鼓荡意……别说如今，往前再推个十几年，我也从未这样想过。

●「公主的脸蛋皇后的命运富婆的未来文艺的小心脏」

语出作家巫昂微博，作家用这个句子祝福一位朋友，仅一句。自西历新年至农历新年时段，依例是吉利话高发多发期，但能把吉利话说得这般妥帖得体，也不易。

●「网络入殓师」

来自《新快报》报道。所谓"网络入殓师"，是对一位ID号为"逝者如斯夫dead"的网友所做事项的形容——这位化名"小林"的网友所关注的700多名微博用户均为逝者，而他的死亡"鉴定"并不依靠医学手段，而是"全凭对死者微博信息的浏览。确定一名用户死亡，首先就是微博停止了更新，其次是，往往会有用户的朋友在页面上留言哀悼……这时，小林会通过总结离世者微博上的信息，做出一个100字左右的生平介绍。"

●「再不相爱就老了 再不约架就和好了」

语出网友9度秋裤岁末博文，原题"壬辰志：走你2012"。这则以收束2012为主题的年终小结中，作者用无数细节回首2012，它最打动人的先诚意诚恳，再是欲言又止欲说还休……"这一年，约炮成为了男女之间最新潮的交往方式，约架成为了男女之间最直接的交流方式，大概是因为所有人都觉得，再不相爱就老了，再不约架就和好了吧。""这一年，央视记者满大街追问老百姓'你幸福吗？'，当一位老大爷说出自己姓曾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天底下幸福的人都一样，不幸福的人各有各的姓。""这一年，打了鸡血的陈光标从Cos雷锋，到卖灌装空气，再到在《纽约时报》上刊登钓鱼岛的广告，将奇葩诠释得淋漓尽致。而与陈光标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的一位盲人，则在他的故乡演绎着经典影片《肖申克的救赎》的LIVE版本。"

●「爱好者心态」

语出导演牟森博文，上为文题。这则博文以极简公式法写成："爱好者心态＝票友心态＝非专业主义心态＝井底之蛙心态＝排他心态＝小农社会人心态＝不兼容心态。不管是佛教、京剧，还是诗词、篆刻，或者是茶叶、书法，总伴随这种心态。共同点是，所爱好或所票的均为支那特色，以此获得自我高贵感，以为可以傲视世界。说到底是一种封闭、隔绝的小农自卑心态。"

●「退了报纸 交了奶费 领工资 把自己种的花都砸了 有条不紊地死了」

语出饭友瘦死也光荣本周饭文："今天我爷爷去世二十年，二十年前，我妈带我正在澡堂，洗一半外面有人喊我妈名字后缀'同志'，我妈裸身出去，回来拽着我就往外头跑，肥皂沫都没冲干净。爷爷脑溢血，中午在花园里跌倒就昏迷，再没醒过来。他仿佛都知道，一大早退了报纸，交了奶费，领工资，把自己种的花都砸了，有条不紊地死了"……这则怀人句段里的满是漫不经心大大咧咧，可读完它，混合着虚无神秘气息的伤感照旧冰凉来袭，而且更冰更凉。

●「被人民服务」

来自饭友红色天空本周推荐，是一张图片上的文字，在这儿。妇孺皆知的红色口号"为人民服务"因一个"被"字的更换而境界全变。点评如此微变，饭友红色天空说："改一个字就贴切多了嘛！"

●「北京咳」

语出《南方周末》记者汪韬报道。报道说，"北京咳，对于居住于此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词。知者寥寥，但它一直流传在北京旅者的嘴边，更多是外国人。'Beijing Cough'：'北京咳。'""它就好像在描述一种水土不服的疾病：你来了就有可能得病，走了就自然消失。诸如德里肚（Delhi Belly，一种痢疾性感染，表现为急性腹泻）和罗马烧（Roman Fever，一种类似肺炎与疟疾的传染病）一样。"南周记者查询本词最早来自《扶轮月刊（The Rotarian）》1990年的第三期……"这个词汇的流传史，足以提醒北京，空气质量的健康管理已刻不容缓。"

碎渣 Daily Fragments

Posted: 29 Nov 1999 08:00 AM PST

專訪鮑偉聰：不發新電視牌？係咪要唔見棺材唔流眼淚！

Posted: 05 Jan 2013 07:14 AM PST

編按：政府遲遲不推出免費電視牌照，不單剝奪了消費者的選擇權，也影響香港電視及創意產業的發展，大學及職業學校的創意人材沒有出路。香港獨立媒體網的編採團隊，將訪問一些電視和創意產業的從業員、創意學科的老師、學生及電視觀眾等，以文字和錄像和從不同的角度，介入「免費電視牌照風雲」。第一炮是專訪有超過廿年拍劇經驗的鮑偉聰，談他多年來在電視業的辛酸及對新牌照的希望。

訪問：馮景恒
理整：林藹雲

問：你是如何入無線的？

答：我88年中大歷史系畢業，大部份同學做教師及政府工，我找不到，剛巧無線有招聘就去聽了。會上被劉天賜等前輩吸引，後來經過面試筆試考入無線。因為當年只有一間電視台有招聘，可謂無得揀。

當年的培訓規模頗大，收了24個 creative trainees，兩個月課程實習，好多編劇導師講課，之後按能力分配工作。

創意不被尊重的電視生產

問：後來為什麼離開無線？

答：其實中間進進出出。88年入行，2000第一次離開無線，當時做完黃子華與鄭裕玲的《男親女愛》，覺得有點成績，想到外面世界看毛。當年大陸電視剛起步，市場不錯，就跑出去試。中間亦有回無線做部頭劇，如2007年的《珠光寶戲》，因為是部頭，不存在離不離開的問題，只完成項目。外面世界天空海闊，收入好啲。

問：無線編劇收入是否太低？

答：不能單指無線，編劇的收入通行都好差，電影更差，不是每個月都有糧出。2000後拍大陸劇，價錢可以俾到二萬蚊一集，20﹣40集劇就40萬至80萬，一年不止一套，除開十二個月，人工一定俾香港這邊的編劇高。外面有機會，當然嘗試。

問：為什麼以前從電視業可培養出那麼多電影人材，現在越來越少？

答：倒轉來說，不如說電影圈一池死水，無機會俾香港的編劇去試。電影之所以差，包括合拍片題材諸多限制，老闆重視大明星。每個時代都覺得以前好，現在覺得沒有人材，可能十年後看回來，會覺得林峰，吳卓羲也是劉德華般的人材，這是相對的。

問：王維基的香港電視台與無線有何分別？

答：條件好，創意更自由寬闊。以前的電視台因為有一套生產模式，題材有不成文的限制，無人會白紙黑字話咩做得咩唔做得，但自己會知。新電視台定位創作主導，編審構思，由製作配合。舊的是製作主導，由監製作最後決定，包括題材、內容，甚至對白都有權干涉。

監製主導，好處是控制成本，監製主要睇數，確保不能超支，不是彰顯創意。譬如說，套戲因為某些高層指令要捧林峰，成套戲若不圍繞林峰，就完成不了任務，監製就要改劇本，要加戲份。這只是例子，不真有其事。

若創作主導，不會理他是否林峰，會按角色的需要。若是製作主導，他要考慮成本、考慮演員，要劇本遷就。如置入式廣告，創作角度當然不想，又要放紙巾又要放涼茶，製作主導看成本效益，佢收贊助錢，就要置入涼茶紙巾，幫公司搵錢，但從創作出發，不想看到這情況。

問：可否說無線不尊重編劇創意？

答：能難說，做生意要搵錢，作為一間上市公司，一年賺十五億。但創作人很介意是否受到尊重，我入行咁耐，也介意從前電視台的一件小事，就是編劇是沒有自己的工作枱，其他行業如記者及編輯，他們都有枱。他們解釋是編導大多數回家寫稿，但我覺得這是尊重。到現在，編劇都沒有自己的枱，只有 locker，若尊重創意和編劇，為什麼連枱都沒有。在我的年代，編審也沒有房，據聞他們最近決定會安排。這都是尊重問題。為何監製有？編審沒有？

壟斷利益考量取代了常識時代

問：打破壟斷會帶來什麼好處？

答：打破壟斷帶來好處是常識，譬如說若這世界只有麥當奴，沒有 burger king，沒有 mos burger ，這是否好事呢？若只有百佳，沒有惠康，沒有華潤，這是否好事呢？若只有 PSbox，沒有X3，沒有 Wii，好唔好？這個問題根本不用回答，這是常識，答來多餘，有競爭有進步，從小到大都這樣。

但香港現在卻很反智，連這基本的常識都要質疑。還有人在偷換概念，說這是惡性競爭。但惡性競爭這詞是譯自美國的反托拉斯法 (Anti-trust Law)，形容市場上大家割價競爭的情況，割喉式的競爭把較細規模的踢出市場，造成大公司吞併小公司的壟斷局面。惡性競爭其實在香港不存在，香港只有壟斷，沒有惡性競爭。用免費報紙的例子，現在多了晴報、爽報，本來說會導致一些報紙會消失，但並沒有發生，越印越多，廣告亦增加。若說增加三個電視台會造成惡性競爭，這只是缺乏常識的講法。

問：新電視台對人材培育方面有何影響？

答：我曾在 IVE教了三年創作與劇本的課程，過去三年看到學生，我覺得內疚，當他們問我如何能做到編劇，我心知他們很難入行，因為近十年，原有電視台不請新人，亦不培訓新人。只是到了最近一年因為出現新競爭者，才重新請人和培訓。但就算真是請新人，一般只請大學生，IVE的學生很少請，連面試的機會也沒有。新電視台開後，有些 IVE 學生都申請了，並得到聘用。

新電視台會使年青人多了就業機會，不再局限大學傳理系和演藝學院的學生，IVE也有機會入行。這也是常識，多了電視台自然多了就業機會，這對市場及青年人都是好事。

編劇重視文字，見識要廣，IVE兩年，相對大學四年，文字會弱些，多一兩年閱歴會好些，競爭力弱主要是學習時間較短。其實在職時差距不算很大，IVE學生鬥心更強，因為得來不易，要更努力才進步。文字功夫較弱，但總體投入與鬥心，心態強無分別。

問：對政府遲遲未發牌有何感想？

答：香港目前面對的問題不單是發牌。潛建及涉嫌利益衝突等問題，令大家看到社會黑白不分，事實扭曲嚴重。

由98年開始說開放牌照，廣管局亦推薦了三個台，現在已推遲一千多日，完全超越了正常人的忍耐力和常識。審批牌照用超過三年時間，亦超越了常識，中間沒有提出過問題在哪。若資金不足，或背景不良的原因，你要解釋。現在像某些地區的施法制度，扣留你一年都不用解釋，這很荒謬。香港司法，也就扣留48小時，不起訴要放人，這是法治程序和道理的問題。

問：可否舉一些國外開放市場的例子對電視行業的影響？

答：開放市場的外國例子有好多，如台灣，因為是製播分離，有好多獨立製作公司掘起，好多人投資拍劇。日本也有不同製作公司投資，日劇題材好闊，更不用說美國歐洲了，那邊更自由，市場又大。回到亞洲，日本台灣南韓，過去十年他們的劇集越來越好，明星輩出，可看到市場開放後對創意產業帶來的進步空間，有競爭有進步，這是常識。

新電視並不是製播分離，而是合一，是 in house製作，但以創作為主導，不設監製，由導演拍攝，無中層和高層行政管理。以前會 ban 橋，亦要猜高層意旨，現在是直接與投資者去做決定。沒有中高層去攔阻創意。

問：可否談一下你以往創作被攔阻經驗？

答：我想換一個方法回答，若我是中高層我亦會攔阻，若我坐擁十幾萬人工，又等緊退休，在電視台做了多年功臣，為何要冒險？為何要讓新進編審去搏？搏出頭，威的不是自己，輸卻要孭鑊。求穩陣，如有業績的電視劇續集，或若劇集出現問題的地方是演員或製作，不用負責，地位可保。

我當然有這些經驗，因為在如此的制度下，這些事情一定會發生。就如鄰近地區為何會貪污，因為制度使然，無辦法唔貪，迫住貪。有些地方，制度會握殺創意，因為既得利益者要維持他們的利益。

決策者是否要「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呢？

問：對未來有何希望？

答：我抱好大希望，業界出現十年斷層，編劇因為收入低，無尊嚴，無人入行。有些好有心的人，入行三兩年就走。在新電視台出現前，情況是一池死水，青黃不接，現在希望年青一代能入行。我四十多歲了，希望用十年時間，培養新一代人，讓電視工業繼續發展，不想這代人斷送了這行業，希望有新人接班，希望編劇受到尊重，但首先自己要先尊重自己，不要向錢或人仔屈服。好多人口講創意重要，但行為上不尊重，希望他們能身體力行，可以尊重創意。

編劇無捷徑，彭浩翔在微博說，自己每星期看兩本書，每月睇十來套戲，積存一千套戲，三千本書，要濾積吸收，要有必死之心，要預左過一段寂寂無名和貧苦的生活，但這是考驗，所謂文窮而後功。

問：對這次電視風雲有沒有其他評論？

答：要說的好多，不論過程有幾艱難都是好事，沒有東西是拖捨的，現在的局面使市民對新電視有訴求同渴望，亦令業界知道要努力團結，否則行業會消亡，現在誰是人誰是鬼很清楚。

問：你估計若政府不發牌會有何後果？

答：若政府不發牌會如何？正如當初硬推國教一樣，若不理民意，不理常識，最後付出代價的不會是市民，決策者係咪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呢？

北京信不信市场

Posted: 05 Jan 2013 05:50 AM PST

北京打车难，由数量管制和价格管制两项谬误共同导致，而政府避重就轻，选择了财政补贴、惩罚挑客议价、打击黑车营运等表面上讨巧、实际上起反效果的对策。我想问：北京信不信市场？

《经济观察报》之"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专栏（37）

北京信不信市场

薛兆丰
2013年1月7日

北京打车难，是多年的老问题。症状包括乘客等候时间长、司机挑客、拒载和漫天议价、政府补贴额庞大以及黑车泛滥且缺乏监管等。我要与读者解释的是，这些症状是由两项政策——即数量管制和价格管制分别导致的。这里强调"分别"二字，必须追本溯源，区分因果，双管齐下，各司其职，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首先谈数量管制。北京的出租车牌照总数是受限制的。据我了解，在1993年以前，实行的是申领制，即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向北京市政府申请，经审核批准后，即可获得牌照。在这个制度下发出的牌照总数，占据了今天北京6.6万出租车牌总数的主体。换言之，过去20年来，北京基本上没有新增出租车牌照。

出租车牌照意味着排他性的专营权。无牌不能经营，有牌才能赚钱。随着城市的发展，乘客对出租车服务需求上升，专营权所带来的价值也就上升了。这些年来，出租车牌照在个人与公司、或公司与公司之间的或明或暗的转让价格，从几万上升到了几十万元人民币，就反映了这个事实。出租车牌照的这部分增值，在经济学上称为垄断租金(在纽约既繁华又实行牌照限制的地区，牌照的垄断租金超过500万元人民币)。

由于这些牌照最初不是由北京市政府通过拍卖而发出的，所以拾级而上的垄断租金，并没有落到政府手上，而是落到了早年走运申领到牌照的人手上，或落到了有眼光较早以较低价格买到牌照的人手上。要特别指出，还有一些公司，付高价购入经过多次换手的牌照。这些公司算不上是垄断租金的受益者，而只是赚取市场平均回报的普通投资者而已。不论哪种情况，只要政府放开数量管制，持牌人就会遭受损失，所以他们会极力抵抗。另一方面，政府回购牌照也有困难，因为用政府财政来补贴专营权所有者，在纳税人那里不容易通过。这是出租车市场化改革的难点。

让我转谈持牌人与司机的关系。出租车牌虽然本身有价，但必须营运，才能变现。这便有了北京市运输管理局规定的、出租车公司与司机约定的车辆承包合金，俗称"份子钱"。"份子钱"除了体现排他性专营权所蕴含的垄断租金外，还包括各种车辆的保险费、司机的社保、购车费用及其他管理成本。换言之，乘客支付的车资中，只有部分属于司机驾驶服务的报酬，而剩余部分则只是司机"代收"的费税租。本专栏去年《工资是如何决定的》一文解释过，持牌人所得的租金和司机所得的服务报酬分成比例，是由市场的力量决定的。司机只能赚取司机这种服务所得到的市场回报，而用行政手段直接削减司机应缴纳的份子钱，最后只能是徒劳无功。

也就是说，"出租车牌总量被冻结"这一政策，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乘客支付的车资上升，以及早期的牌照持有者获利。解决之道，就是取消总量上限，放开准入限制。然而，政府在长达二十年时间里，居然没有任何"有序新增出租车牌照"的政策，是令人琢磨不透的现象。既然在其他地区，当政府打算新增车牌，出租车公司和司机就闹事，政府于是屈服的事件屡见不鲜，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测，北京市也不例外。

北京出租车综合征的另一根源，是价格管制。由于目前的车资标准未能体现乘客的时间成本、堵车时的汽油耗费，以及异常天气下的出车风险等因素，所以本来就是要出车赚钱的司机，才会在乘客最需要用车的时段，反而选择了挑客和停运，从而导致了乘客和司机的双输。

中国市场经济实施多年，大家已经不需要想象力就能理解一个简单的道理：只有互惠互利才能保证交易顺利进行。如果司机总在吃亏，那他们挑三拣四、议价绕路、甚至暂停营运，就不再是个别司机缺乏职业道德的问题，而是合约安排和价格机制的问题了。要消除普遍存在而且日益严重的司机挑客和停运现象，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解除政府对出租车公司实施的价格管制，让出租车公司按车型、路段、时段和天气等条件的变化，自由调节其划一的内部收费标准，从而保证乘客和司机能在双赢的前提下交易。

不难想象，不管要不要交份子钱，不管份子钱高低，不管持牌司机还是黑车司机，谁都不会选择净亏损营运。这是说，要把6.6万辆车调动起来，在供不应求的时段投入服务，就必须让司机能因为营运而赚钱。用行政手段削减份子钱，是不会鼓励司机出车的。事实上，黑车之所以愿意在合法出租不愿营运的时段投入服务，恰恰就是因为它们没有受到价格管制约束的缘故。

请注意，这是最容易产生思路混乱的地方。许多评论家把挑客和停运归咎于车牌数量管制和份子钱过高，认为只有通过放开数量管制，而不是调整车资标准，才能解决问题。这种混淆集中表现在"供给不自由，价格无意义"的说法上。然而，挑客和停运不是数量管制造成的，而是价格管制造成的。若没有价格管制，哪怕北京只有6张出租车牌照，司机也会日夜兼程地出车；而在价格管制之下，北京即使已经发放了6.6万张牌照，但找不到司机开出租车，以及司机故意在供需紧张时停运的现象，也仍然比比皆是。事实是，不论供给是否自由，价格都总有意义！

简单的经济学原理，让我们看得分明：数量管制形成了专营权的垄断租金，使司机不得不缴纳较高的份子钱，乘客不得不缴纳较高的车资；而价格管制则导致了短缺，使即使租用了牌照的出租车司机，也不愿意在高峰期投入营运。这是两套独立的错误政策，分别导致两种糟糕的结果。问题是，政府不作为，市场有反应。黑车群体蓬勃发展，愈禁愈烈，原因就在于黑车司机既绕过了数量管制，又绕过了价格管制，对市场需求提供了次优满足。

解决之道很清楚：既放开数量管制，又放开价格管制。只有放开数量管制，或以拍卖新牌照的方式，或以恢复申领制的方式，才能增加出租车的总供给，降低份子钱中的专营权垄断租，既让黑车司机变成接受统一管理的合法司机，又让乘客在一个较低的价格水平上享受服务。只有放开价格管制，才能让出租车公司和个体经营者灵活地厘定车资，充分调动出租车资源，降低乘客等候时间，让出租车恢复"应急用车"的市场定位，而不是沦为"久候不至"的公共汽车。

遗憾的是，当前一系列对策均反其道而行。一、不是放开数量管制从而有效降低份子钱，而是给司机发放财政油补，这既强化了出租车公司和司机对"放开市场准入"的抵制，又用纳税人的钱补贴了常坐出租的中产阶级，增加了社会分配的不公。二、不是设法把黑车纳入公共管理，让他们成为合法供给的增量，而是予以直接打击，这导致了逆向选择，即只让敢于铤而走险的黑车司机留下，从而增加了乘客的成本和风险。三、不是放松对车资的价格管制，以更自由浮动的车资鼓励司机出车，而是直接严惩那些挑客和议价的司机。显然，除非政府能用枪逼着司机出车，否则这些惩罚措施只会进一步打击供应，让乘客更难打车。

北京的出租车问题，因果脉络本不复杂，解决之道也算清晰。但一方是现有牌照持有人的既得利益，令放开数量管制的路难走；另一方则是众多声称价格调整无意义意见领袖，令放开价格管制的路也难走。于是，政府避重就轻，选择了财政补贴、惩罚挑客议价、打击黑车营运等表面上讨巧、实际上起反效果的对策。我只有一问：北京信不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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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工资是如何被决定的
  2. 论堵

一种岁末感叹

Posted: 05 Jan 2013 05:08 AM PST

读《布登勃洛克》（托马斯·曼），这部老吕贝克的《福尔赛世家》时，我禁不住懊悔自己没能早活五十或一百年。在这些时代，生命塞得太满以致变得无法理解。我们知道太多城市以致不能融入其中任何一座，我们的抵达和离开不再是放纵感情的事情了——这些事太过稀松平常。与此相似，我们有太多的朋友以致没能建立任何友情，太多的书以致无法很好理解其中的任一本书；我们的印象的质量让位于数量，因此生命开始显得像是一出电影，千百个万花筒般的场景从我们感知的界域内闪现复闪灭——在我们有时间去思考它们之前就消逝了。

 

我愿意生活在那些日子里，那时一次访问是几个月的事情，那时从所谓的"自由的"和"保守的"这两种简单的立场来考虑政治和社会问题，那时外国还是陌生的，那时世界的一大部分总是带着伟大的未知之物的魅力，那时还有一些值得为之奋斗的战争，一些值得崇拜的神。


转自 http://blog.163.com/clezhao@126/blog/static/341445132012113124255363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Facebook神秘審查

Posted: 05 Jan 2013 03:33 AM PST


Facebook對內容作秘密審查，在全世界各地包括香港，早已有所報道，由社運人士至立法會議員，都曾經發生戶口被凍結或取消的個案，原因究竟是因「敵人」投訴，還是fb主動審查，一直撲朔迷離。

去年二月，一名來自「某第三世界國家」的fb外判員工，因不滿工作條件太差，把fb作秘密過濾的「聖經」的內容爆給傳媒，而被針對的內容，包括色情、種族侮辱言論、欺凌等內容；表面上看，這對多數人也算是可以接受的，但愈來愈多的報道指fb其實也有過濾政治內容，例如一些巴勒斯坦組織成員的戶口，就曾被移除。

不過，最近連美國本土的一些政治評論員的戶口，在12月底一日之內，突然出現被封鎖不能進入的情況，當中包括著名大學教授、獲獎電視新聞記者、前政府國防部高級官員、電台節目主持等。

對此，fb沒有解釋個案，也沒有解釋政策。作為全球最受歡迎的社交網絡，不交代、不回應，實不理想、不公道。

2013.1.4 刊於《晴報》《IT天下》專欄

英國將豁免戲仿刑責

Posted: 05 Jan 2013 03:28 AM PST



2012年政府本來提出版權（修訂）條例，結果卻因為二次創作的爭議，法案在上屆立法會被抽起，在今屆立法會第一年度的立法議程內，仍然未見蹤影。

不過，在約兩星期前，英國政府推出了他們的版權法修訂最後建議，明確表示希望盡快立法，引進一系列的豁免，希望在今年十月能夠實施，可謂少見極速立法並執行，還說「不可等歐洲」。

英國政府的建議包括對豁免以下行為的刑責：戲仿、私人拷貝（包括雲端應用）、非商業性的數據和文字資料發掘、引述、有限教育取用、研究和個人學習、紀錄檔案、殘障人士使用等。英國的立法建議確立了公平使用原則，和承認把版權「鬆綁」實反而有利創意產業及整體經濟發展。

香港的版權條例修訂已落後美國等地十多年，政府不能一拖再拖，必須盡快為版權擁有者和用戶同時提供更公平和有效的保障，英國的發展值得我們參考！

2013.1.3 刊於《晴報》《IT天下》專欄

香港要建新支柱產業

Posted: 05 Jan 2013 03:23 AM PST


財政司司長在12月30日發表網誌，說有些人「認為過分依靠金融業，產業結構也太過集中在四大傳統支柱（金融、貿易物流、旅遊、專業服務），應該多發掘新產業，令產業更多元化」，但他「卻不認為香港經濟產業太集中」，雖然他「同意應該支持新產業發展」，卻仍認為「切莫盲目追求發展新產業」。

財爺沒提出詳細證據支持，大概只反映「在發展新產業的同時，我們更應該着力發揮傳統支柱產業的優勢，尋找新的增長點，開拓新的巿場」的保守觀念。有報章估計，財爺似為六大優勢產業「爛尾」開脫！

我反而同意前天《經濟日報》的社評說得對，毋須將新產業與本港傳統支柱產業對立，如果不能把握高速發展的資訊科技、節能環保、生物醫藥、新材料等新產業，就是「不思進取地吃老本，香港經濟要健康發展，必須籌謀產業多元化，嘗試多路出擊，建立新支柱產業」。

2013.1.2 刊於《晴報》《IT天下》專欄

沒重視測試的重要

Posted: 05 Jan 2013 03:18 AM PST


上星期寫了關於DDoS的文章，指有黑客以聲東擊西的手法入侵機構系統，防不勝防。

有從事網絡安全朋友取笑我說，我終於懂得想犯罪分子所想了。

但也有網絡安全專家向我指出，雖然這些政商大機構都有不少電腦專才，但多數習慣因循的工作狀態，發現DDoS威脅很自然地便找應對方案，甚麼防火牆、反入侵系統等，卻從不反問自己，為甚麼人家要DDoS自己？事故過後，又忙別的了，上次的為甚麼，又忘記了。

專家朋友指出，他所見的業者中，多數沒重視測試的重要。傳統的PDCA循環，即「計劃、實行、測試、執行」（Plan、Do、Check、Act）裏的C不見了，沒進行入侵測試，或者以為技術供應商已經處理了。

其實，電腦網絡保安也非甚麼高深火箭科學，出現問題始終是人為的管理，和基本的計劃和執行。

2012.12.31 刊於《晴報》《IT天下》專欄

在台湾体会到什么叫做以人为本

Posted: 05 Jan 2013 01:17 AM PST

台湾"旺报"日前发表大陆作者卓九成的文章"在台湾体会到什么叫做以人为本"，从细节感受台湾人民生活、领略宝岛迷人风光的同时，也亲身体验了台湾人民对于"以人为本"的精髓。

文章说，在卓九成一行踏上台湾这片热土的第二天，热情的主人就安排他们去故宫博物院参观。博物院的藏品汇集了清代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和原热河行宫等多处珍藏的精华，有70多万件，这固然吸引著来台湾观光的所有游客。

台湾是个多雨的地方。这天他们参观故宫，淅淅沥沥地下著小雨。博物院入口处的一个精致的雨伞套器，让人眼睛亮了起来。他观察到，到这里参观的人们大都在自觉地取出塑料套套在雨具上，参观完走出博物院时又都自觉地取下塑料套，扔进垃圾箱。几天参访， ……

……

還講不講理性

Posted: 05 Jan 2013 01:06 AM PST

（原載於：http://hkwolfslayer.blogspot.hk/2013/01/blog-post.html）

　　一月一日的遊行留守，警方為了阻擋人民圍堵禮賓府，以保住梁振英的面子，明明事先申請了集會不反對通知書，可以照樣佈防封路，明明長毛一人踱步，可以出動百警圍捕並控以「非法集會」。他們再也不談道理，再也不重程序，如此世道，還講不講理性？

不平衡的權力天坪

　　香港人素以和平理性非暴力自豪，零三年五十萬人遊行沒流一滴血、不破一塊玻璃，至今還為民陣為首的公民社會津津樂道。理性是文明社會和法治規範的基礎，不講理性，就是不辨對錯、單以拳頭論是非的權力叢林，是孟子說的「率獸食人」社會。但無論我們如何講理性、說道理，喊得如何聲嘶力竭，權力的天坪是不平衡的，因為我們今日面對的政權根本橫蠻無理──大話冚大話、傳媒連日追打，梁振英可以若無其事，世紀賤人劉江華敗選、全港無不額手稱慶，政權竟敢委任他為副局長，事先申請了不反對通知書，警犬也一樣封路拉人。我們就是生活在一個那麼荒唐的國度，一個如此不講道理、只講權謀利慾的世代。當政權放棄了以理服人，可以任意竄改規矩，我們還跟從他們的遊戲規則，沒有比這更笨、更荒謬的。

政治的理想與現實面向

　　那麼，我們還講不講理性？講，但不只講理性，也要講權謀、講戰略、講勇武，要鬥贏豺狼，就只有變得比牠更奸、更狠。現在搞政治、搞運動的，有點過份潔癖了，囿於意識形態，只談空洞的階段理論、運動倫理，生怕太多的現實計算、把弄民粹，會沾污了他們的道德光環。由是部份社運人堅拒將反水貨客和自由行納入社運議程，「雙非」一詞最近也從新界東北運動的口號剔除了，中港矛盾本來是最易打入港人心坎的議題，如今猶如自行繳械了，高興的只是當權者。

　　有些人不明白，政治當然不能淨講現實，否則甚麼理論價值都不用談了，不過是個弱肉強食的賊寨，但政治也不能只談理想，政治本質上總帶點污穢，不重戰略權謀的抗爭是注定送羊入虎口。政治有其理想和現實的面向，兩者缺一不可。許多抗爭者很忌玩弄民粹，卻不明所有政治運動或多或少必有民粹的成份，因為人不是完全理性的，行事判斷總會受情緒左右。只要對抗爭有助力，民粹可用，但當然要堅守一些基本和核心原則，用理想支撐行動，展開勇武抗爭。舉例說，反自由行，核心是捍衛入境和經濟政策自主，陸客醜態只是旁枝末節，但既然有助打動港人，又有何不可？

左膠、自治Ｘ、飛機友...

　　不過說到底，意識形態的分歧，本屬兵家常事，公民社會本來就是多元，也是講分工的。但今日社會氛圍，尤其網絡空間，扣帽子多，理性討論少，一開口辯論，這邊一句「左膠」，那面一句「自治Ｘ」，就這樣end topic了。一頂帽子蓋過來，甚麼論點都不用說了，有料子的，又何必怕跟人邏輯交鋒？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原來討論一下都要論資排輩。「你咁叻你唔做？」、「咁你又做過啲咩呀」，再接著「你咪又係打飛機」，這幾句彷彿變成辯論的皇牌，一出就KO對方了，死未。公民社會說的是分工，你搞你的街頭抗爭，他做他的論述工作，大家都是為同一目標奮戰，又有甚麼牴觸？有甚麼好爭論的？每個公民都是社會議程平起平坐的參與者，這個不正是政治運動的核心理念麼，又何來有誰比誰高尚。

　　反梁之路，捍衛的是我們自由的基業、法治的基石，權力天坪不平衡，但理性我們要繼續堅持，用理想和價值觀撐起抗爭運動，知所進退，跟暴政周旋到底。

2012年我最喜愛的中文唱片

Posted: 05 Jan 2013 12:56 AM PST

常言道，從一個人聽什麼歌曲，可以推斷出他的年紀。照今年我常聽的唱片來看，毫無疑問我已不再年輕，不願接受新事物喜歡懷舊。今年聽得最多是舊曲翻唱和演唱會，其次是舊歌手的新碟，只有兩張新歌手的新歌唱碟，一個是鄭嘉嘉，而另外一個是連詩雅。以下是我今年的中文唱碟推介，在電台電視台虛偽頒獎禮之外的另類精選：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電影原聲帶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這套電影創下香港華語電影票房記錄，電影中優美的插曲和配樂也功不可少，聽這張碟時很自然回想起電影中的場面。電影寫的主題曲「那些年」很好聽，不過電台日播夜播，我終於聽厭了。

楊千嬅 - 火鳥
楊千嬅生仔前趕著出的唱片，碟中每首歌也以鳥作主題，很有心思的企劃。當了楊千嬅多年擁躉，出新碟當然要聽，不過碟新歌沒有太大驚喜，很一貫的楊千嬅風格，不過比早幾年在黎明公司時代好得多。碟中最好聽是重唱舊曲「深息」，這首歌以前不是很紅，現在多年後重唱卻很有味道。

楊千嬅 - Minor Classic Live
別人開演會唱多唱熱門流行的作品，大慨反行其道只唱大碟中的滄海遺珠的演唱會，楊千嬅是香港第一人。不流行不等於不好聽，選擇一隻主打歌有很多與音樂無關的因素。只有陪伴楊千嬅成長的歌迷，才會記得那些沒有拿獎不受注目，卻曾經讓聽眾感動過的小經典。推薦歌曲：寒舍，風采依然，友誼萬歲，深息

黃偉文 - Y100 Evil版
黃偉文 - Y100 Playful版
黃偉文 - Y100 Graceful版
黃偉文今年開演唱會前，推出了這套大件夾抵食的精選碟，很多是我讀書年代常聽的歌，還好些是去卡拉OK的指定飲歌。想不到原來他填了那麼多詞，還首首也是流行一時的金曲。這套碟是我今年聽得最多的唱碟，想不認老也不行了。

黃偉文 - Concert YY
黃偉文演唱會現場錄音大碟，最精彩是聽到一些久別重逢的聲音，單是彭玲重出江湖，已經讓我恨不得身在香港去看現場了。其他的還有李惠敏，傅偑嘉，車浣浣，李彩華，陳曉東等等，一次過回味那些年的典經金曲。不過最叫人意想不到的是，竟然吳君如和黃偉文有首合唱歌，首歌不好聽但很過癮。

劉若英 - 脫掉高跟鞋世界巡迴演唱會
另一張的演唱會大碟，其實我聽來聽去最愛聽的，還是劉若英那幾首成名作，「我等你」，「後來」，「很愛很愛你」。她的聲線一向好聽，翻唱陳奕迅的「十年」感覺新鮮，另外其他比較新的歌也是很好聽。演唱會中有幾段感性獨白，說起來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劉若英自然說話的聲音，聲如其歌很台灣女孩嬌嗲的語氣。

梁靜茹 - 愛久見人心
很老實說我聽完這張大碟，一首歌也沒有留下印像，全部歌曲也是一貫甜到膩的茹式情歌。梁靜茹的聲線很柔和好聰，最適合工作時當背景音樂，聽這張碟全因貫性收視。

JS - 聽見
從Say Forever開始，我便很留意這對兄妹創作組合，哥哥負責作曲填詞，靚聲妹妹主唱，作品多屬輕快舒情類別。大碟中大部份歌也是失戀情歌，旋律優美演譯動聽，但內容早已不是我那杯茶。今年我生了仔，反了對「孩子」特別有共嗚。

丁噹 - 好難得
她的聲線雄潤，歌路可以很廣，不過唱得最多還是台式情歌。上一代天后相繼退出樂壇，新一代情歌小天后丁噹能接班人。推薦歌曲：不是你的錯，他還認不認得我，我還是一樣

連詩雅 - Movin' On
有些歌曲紅歌不紅人，唱到街知巷聞點唱熱播，甚至成為樂迷的年度煲歌飲歌，偏偏就是與排行榜或獎項無緣，像當年高雪嵐的「絕」，可見香港樂壇的小圈子獎頒禮是多麼的不公平。「到此為止」便是這樣是一首神歌，2012年在Youtube香港播放率排行第二，僅次於騎馬舞Gangnam Style。這是一隻EP碟，只有五首歌，每一首也很耐聽，構成一個戀愛失戀重新出發的故事。連討雅的原版「到此為止」好聽，但Dear Jane的男聲版更好聽，大家可以上Youtube搜尋收聽。今年連詩雅陳年艷照的緋聞影響，希望連她來年的星途比較幸運，不要步傅偑嘉的後塵吧。

鄭嘉嘉 - W
鄭嘉嘉是今年香港樂壇少數我識的新人之一，在電台聽到她翻唱蘇永康的「那誰」便已開始留意她，論技巧無疑是蘇永康優勝，但她唱的版本更富感情。這張大碟只有兩首廣東歌其餘是國語歌，大部份歌曲是鄭嘉嘉自已作曲，也有幾首她包辦填填詞，香樂樂壇又多一個能寫能唱的新才女。與另外一個才女王菀之比較，鄭嘉嘉的歌曲比較有活力變化較多，但流行曲味較重，一靜一動各有千秋。推薦歌曲：那誰，比你更像男人，最愛

Robynn & Kendy - 同名專輯
兩個女生在Youtube上玩票性質唱口水歌，竟然唱到環球簽她們出唱片，可算是香港樂壇的一個奇跡。At17拆伙，她們正好填補無敵結他和聲女生二人組合這個空缺。唱碟中有一半翻唱舊歌，acoustic女聲版重新演譯一流。但最叫人驚喜意外是屬於她們自已的新歌，不是愛情泛濫塔的流行曲，而是很有味品講生活感受的舒情歌，給聽眾一份知音清新的感覺。推薦歌曲：不用太趕，小說伴咖啡，生活與生存，那些年

Silver - 真。夜
Silver原名高少華，可能是在紅館演出次數最多的人。她主要唱幕後和音和Demo帶，這次她走到幕前，以她發燒天碟級數的靚聲，重唱十首與夜晚有關的經典金曲。推薦歌曲：全碟所有歌曲


陳潔麗 - Purely
另一隻發燒靚聲天碟，陳潔麗唱了天碟很多年，今次終於有兩首屬於自已的歌「世界不可怕」和「投其所好」。推薦歌曲：全碟所有歌曲

趙學而 - 學而。唱
中學年代很喜歡初出道的趙學而，不過後來人間蒸發了幾年。她零八年重返樂壇自資出版發燒天碟，這是她重回樂壇推出的第四張天碟。推薦歌曲：全碟所有歌曲

這三位女歌手的歌藝，比任何一個在頒獎禮拿什麼大獎的歌星好十倍。奇怪是這幾張天碟與任何流行榜無緣，電台不播她們的歌是否只是因為她們不是大唱片公司的人。G.E.M.說得對香港樂壇已經極度不健康，那些頒獎禮只不過是電台電視台與唱片公司之間，宣傳造勢的金錢交易，他們才不關心何謂好音樂呢。

原文連結

茅于轼：我们为什么需要人文经济学？

Posted: 04 Jan 2013 11:44 PM PST


本文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2012年12月29日在人文经济学会成立典礼上的讲话。人文经济学会由茅于轼发起成立于2012年7月，旨在推广人文经济学，促进人文经济学的研究、交流与应用。目前共有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王巍、陈浩武、胡释之、岑科、傅小永、刘业进、雒亚龙、周克成等十一位理事成员。

各位来宾，非常感谢大家参加这个会，今天我的发言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人文经济学》。我最早有这个想法是两年前，现在慢慢成熟了。大概半年前我们开始有所活动，我们发起人讨论了好几次，今天是头一次以开放的会议形式来纪念学会的成立。我觉得自己过去十几年做的事，实际上就是一个关于人文经济学的实践。

我们知道经济学是一门很难的学问，要花很大的精力研究它。但是对经济学有兴趣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他们没有机会成为经济学家。有多少人呢？中国有13亿人口，假如1%的话就是1300万，我想不止1%，所以有几千万人对经济学有需要。他们怎么满足这个需要呢？只能零零散散看看文章、上上网、听一些报告。我觉得这还不太够，我们要给广大对经济学有兴趣、但又不想成为经济学家的人提供一个服务。

经济学是一门很严密的科学。为什么要推广经济学？就是要培养一种理性的思维、一种符合逻辑的思维。我想只有经济学能最恰当地把你的生活经验和逻辑思维结合起来。推广这种逻辑思维方法，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社会有很大的意义。

中国人是东方人，跟西方人比较，东方人思想比较缺乏逻辑和精密的思考，也因为这样，我们在自然科学方面是比较落后的。经济学有点接近于自然科学，所以如果我们掌握了经济学，对提高我们的思维方法、思维能力会有很大的帮助，对中国将来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我们吸收会员，我们的门槛很低很低。只要你对经济学有兴趣、承认我们的会章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会章已经在网上公布了。但是要成为我们的会员还有一些特别的义务，什么特别的义务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是一个愿意学习的团体，我们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我们不主张互相斗，我们主张互相学习。

互相斗没有什么好处，不符合经济学智慧。经济学强调双赢，大家都得到好处，参加这个学会要能够得到好处，而不是去伤害别人，这是经济学的基本精神。如果我们同意这点，我们不希望用讽刺、挖苦、损人的方法讨论问题。我们主张如果我跟你意见不同，那我学习你对的那一点。

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学者，但是不大有学派。你像美国有货币主义学派、芝加哥学派、供应学派、合理预期学派等等，我们中国有很多好的经济学家为什么没有学派？因为我们不善于向别人学习。所以我们学会提倡学习，从学习里头长进自己，对自己有好处，也对别人有好处。这样的群众性组织我觉得有特别大的前景，今天已经是一个证明，在座诸位连坐都坐不下，很多人只好站着。

讲人文经济学还是得回顾一下经济学的发展。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一般认为是亚当·斯密。在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经济学，所以他是一位逻辑学和伦理学的教授，但居然写了一本《国富论》，把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思想提出来了。从那以后，经济学有了非常大的发展，特别是大约100年前有了数学进入经济学，这使经济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学得到巨大的发展。现在诺贝尔奖把经济学也作为一个科学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一，把微积分用到经济学里边，特别是偏微分，擅长分析许多变量同时变或者个别变怎么影响事物，这种思想方法使我们对非常复杂的经济关系表达更清楚了，对经济学的本身问题想得更清楚了。

二，数学对经济学的帮助，就是把经济学看成一个财富生产的极大化，所以可以用数学的极大化来研究问题，企业要利益极大化、家庭个人要效益极大化，两个基本假定把经济学理论大厦建立起来了。当然现在的经济学差不多变成数学了，它跟数学不同的地方，是引进几个假定，假定人是经济人，就是说人是关心自己的利益，又假定收益递减，投入不断增加产出慢慢递减，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假定，比如A大于B、B大于C那么A一定大于C等，有了这些假定，数理经济学把经济学推到非常高的阶段，而且使经济学方法直接用于政策方面，一个政策怎么制定、怎么选择，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告诉你什么方法对、什么方法错。

数理经济学厉害的地方差不多就是数学。比如几何学是数学，几何学已经有2000年历史，这2000年就没有什么变化，我们现在用的欧式几何，2000年没有变化，再过2000年我看也不会变。所以数理经济学，我看也是再过2000年也不会变，除非你假定不对，人不是自利的。因此数理经济学确实给我们极大的信心，不分时间、而且不分东西南北，没有什么东方经济学，也没有什么西方经济学，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好像几何学一样，几何学没有东方、西方分别，物理学也一样，不因为你是穷人、你是富人，就有穷人经济学、富人经济学，没有。不分立场、不分喜好，因此数理经济学确实非常厉害。自从1969年开始给经济学家颁发诺贝尔奖以后，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接近一百人，他们大部分是数学家，不是经济学家，但是对经济学有贡献。

数理经济学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结论，这些结论虽然是数理经济学的结论，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还原成人文经济学，把它变成一个大家容易理解的经济学。

举一个例子，我们学经济学都知道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怎么回到人文经济学呢？我的解释很简单，就是你拿钞票能买一切东西。其实这个里头包含很深的道理，一般人很少想。为什么钞票能买东西？你能买粮食是因为"18亿亩红线"的保护？不对，你可以买好多东西，不光买粮食，商店里几千种东西随便买，有几千条红线吗？没有的。

你拿钱买东西不需要票证、不需要审批、没有身份的限制，谁拿钱都可以买。这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商品之间可以作比较。一个面包两块钱，一度电一块钱，我吃一片面包等于用了两度电，我不吃这个面包，省了两块钱，可以用两度电，因此一个面包等于两度电。本来面包跟电没法比较的，一个是吃的，一个是照明的，有了一般均衡所有商品都可以比较，可以通过钱比较。

我们口袋里的钱可以比较所有的商品，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了GDP，而面包可以和电比较，如果没有钱买一切东西是算不出GDP来的。改革以前，中国社会钱不能买很多东西，买粮食要粮票，买布要布票，那时候GDP是算不出来的，当然现在人民币也还不是能买一切东西，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你就会知道拿钱不能买土地，要审批的。

也因为投资领域不自由，我们价格有所扭曲，只有钱可以无障碍买任何东西的时候，也就是一般均衡，这个时候任何产品都可以做比较。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要生产财富而不是消灭财富。怎么生产财富？生产钱，因为钱能买一切的东西，你赚钱就是财富的创造。

过去我们认为企业不要赚钱，要为人民服务，结果企业赔了好多钱，国家越搞越穷。企业就是生产东西，生产水泥、粮食等，但是东西生产出来国家更穷，为什么？投入太多产出太少。投入了好多东西，劳动、资本、土地、原材料等好多东西，有了一般均衡，有了价格就可以把不同的投入加起来，一比就知道投入多还是产出多。企业必须赚钱，就是必须为社会创造财富。如果没有一般均衡就没法比较投入和产出，企业就没有方向，就只知道生产，而这生产却不一定对社会有利。劳动也是一样，有些劳动不但不创造价值，还消灭价值的，改革以前我们的好多劳动，都是消灭价值的，结果越劳动国家越穷。

有了一般均衡，我们也能比较两个方案，比如煤炭发电，把电送到用电的地方，还是把煤运到用电的地方，哪个对社会更好。运输煤可以走铁路，也可以走公路、水路，用什么运输好？这都是可以做比较的，对社会节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直可以运用到国际贸易怎么合理配置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最优利用资源都需要一般均衡。

我举的这个例子说明数理经济学的很多重要的结论，我们可以把它还原成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比如钱能买一切东西，钱为什么能买一切东西？如果想到这个问题，你对人文经济学就开始入门了。

人文经济学也是对经济现象的充满好奇心的探讨。为什么钱能买东西？我的钱哪里来的？我挣来的，提供产品、提供服务挣来的。这个钱为什么能变成那个东西？为什么能变成面包、变成电，这里头是怎么样的过程？这就是人文经济学需要做的事。

也就是说人文经济学是从生活出发，不是从理论出发。数理经济学是从理论出发，不需要生活，而人文经济学从生活出发。人文经济学一定要有一个特点，它的知识来源是我们对社会的观察。很多人学经济学是从书本上学的，书本的知识是第二手材料，甚至第三手材料，不是第一手的材料。第一手知识从哪里来？是你对现象的观察，不管经济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第一手的知识都是对现象的观察，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学的东西。

我们学力学，牛顿力学三定律，你学书本的，学了半天还不懂，你怎么能懂啊？你要知道牛顿还有他以前的人，他们是怎么发现这些科学规律，他怎么思考的？他疑惑的地方在哪里？怎么一步步克服了疑惑的点，达到正确的结论？经济学也是一样，我们有很多现象可以观察，对这些现象不断去问为什么？这就是人文经济学的第一手知识。而不是从书本上去看，书本上看，你要是缺乏这种思考的习惯，你只能得到第二手的材料，不大会用。你把它还原成一手的知识，就会用了。这知识才算真正被你掌握了。

我提倡的学习经济学的方法，就是还原到最现实的生活，从里边想怎么得出经济学的结论。供给需求、一般均衡其实最原始的就是对生活的观察。所以我们要培养对事物的好奇心，对于人跟人的关系的观察，从观察里头能够发现知识。

数理经济学贡献非常大，但是它有严重的缺点，缺点是不分时间地理、不分美国、中国还是日本、德国，都是一句话，但是真正要解决问题所在，每个国家不一样。因为有客观环境不同，有主观传统、文化等等种种的不一样，所有这些不同在数理经济里头看不出来，但是在人文经济学里头需要看出来。

因此人文经济学不仅仅包含数理经济学，而且要包含其他学科。我觉得它要有伦理学、历史、逻辑、自然科学的知识。

而且我们看到人文经济学也跟数理经济学有类似的地方，既然是一门学问，应该各种人都能接受。我们提倡的经济学立场，是眼界很宽、站在人类立场上的，而不是狭隘的、只顾自己的。我想既然是讲学问，我会向你学习，你把你的道理告诉我，我也希望你向我学习，我们互相补充。我反对用不讲理的方法来探讨学问，这样对你我都没有任何好处。

经济学可以回答很多问题，不仅仅是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我们知道人类几万年的历史，最近200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1800年到现在也就是200年，人类历史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过去几万年变化也有，但是很小。

人的历史有几十万年，但是奋斗了几十万年，全世界人口有多少？在公元元年的时候，全世界人口两个亿，公元1800年的时候10个亿，经过1800年，人口从两个亿增加到10个亿。现在的200年呢，从10个亿增加到了70个亿，200年增加60个亿，之前是1800年只增加了8个亿，差不多一条水平线，到1800年的时候忽然上去了。

这是非常大的变化，人类历史几万年没有这么大的变化。人口这么大变化，说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已经被突破了。马尔萨斯说，人口增加比食物增加快，所以人口增加不上去，因为没得吃，这话不错，但是到公元1800年以后，没有问题了，现在人口增加了60亿，而大家吃得比过去还更好、更饱。其中原因很多人说是由于科学技术，我觉得这个看法比较肤浅，真正的原因要用经济学来解释，就是市场出现了。

市场的安排是双赢，我好你也好，在1800年以前不是双赢，我要得到享受，要获得权力，而权力是有排他性的。权力最大是皇帝，皇帝一个人住故宫那么大地方，但是他当了皇帝我当不上，我要当皇帝就要把他干掉，从皇帝到九品芝麻官都有排他性，不可能人人都当官啊。因此人要享受的办法，就是损害别人，自己得到好处。

自从市场出现以后这种规律变了，我靠赚钱得到享受，而赚钱是共赢的，我赚钱，你也能赚钱。一个人赚不了钱，赚钱是通过交易赚出来的，交换才能产生财富。所以大家忙着交换、忙着赚钱，赚钱不但没有排他性，而且有互补性，要你赚我才能赚，这样的结果是社会的状况完全变了。

人的寿命也是一样。人类发展了几十万年，平均寿命26岁，现在到68岁，也是在这200年里头发生的，寿命、人口都是市场经济出现之后发生大变化。科学技术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科学技术的作用是在商品市场基础上发挥的。商品市场筛选对人类有好处的科学技术，凡是能商品化、能够赚钱的科学技术就会得到发展。

现在大家都有数码相机，不用彩色胶卷了，为什么？它价钱便宜、又方便、质量好、又方便管理，就把彩色胶卷淘汰了，这是市场在起作用。我们的计算机每年都在更新，不更新你就赚不到钱，逼着你去竞争，这都是市场的作用。

所以真正的原因是市场在起作用。我估计再过几十年，顶多再过100年，人类发展可能会停下来，人口不可能增加过多，90亿到头，寿命也不会活到200岁，活到120岁有可能，再多不可能。所以人类社会是一条水平线，现在突然上升，然后又是一条水平线。我们现在正好处在200年变化中，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幸运的。这一切变化得益于市场的安排。

市场是很自然的，交换得到好处，这也不需要教，但为什么过去没有市场，到了1800年以后才有呢？因为市场需要对人权的保护。人的生命和财产需要得到保护。而过去在皇权社会下，这些生命财产是没有保护的，因此市场发展不起来。

由于有了人权的思想，首先从西欧开始，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政府不得侵犯老百姓。由于这个观念就出现了市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原因也是人权逐渐得到保护。改革开放以前人的命一点不值钱，现在很值钱，现在要杀吴英还不容易呢，要杀一个人是很大的事，但是过去杀人是不计其数地杀，这样不可能有市场。现在生命财产比过去有了很大的保护，但是还不够。也正因为这样，很多有钱的人移民走了，这不是好现象，希望国内人权保护会更好一些。

人文经济学跟数理经济学比较，不是一个精密的科学。数理经济学是很精密的，是数学推导出来的，人文经济学有点模糊，不那么可靠，这也是我们自己要加以注意的问题。但是模糊不等于错误，有正确的模糊，有错误的模糊。

我想起胡锦涛主席提倡的"科学发展观"，现在胡锦涛要交班了，但是他的"科学发展观"，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提倡做事要符合科学。科学的思维要建立在非常牢靠的基础上，那些模模糊糊的事不见得错，很可能是对的，但它不是科学，不是科学你就得加点小心，就要加以思考。现在我们把"科学发展观"变成我跟中央保持一致，开口也好，文章也好，一上来就提"科学发展观"，但是到底科学不科学？天晓得。我们真的需要科学发展观，这个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建立在很牢靠的逻辑基础上。我们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一个事情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

我到深圳去，深圳出租车等红灯每分钟8毛钱，北京出租车等红灯每分钟2毛钱，从科学发展观你就看出来了，深圳和北京差4倍，怎么差这么多呢？有什么道理吗？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了，你要想这个问题，比较一下就能看出问题来。当然你没有解答，没有说深圳为什么贵，北京为什么便宜，是定价错了，还是本来就应该这样？但是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这就是一个科学问题。

再比如北京出租车好多年没有涨价，但是北京的其它物价涨了很多。物价涨了好多，出租车没涨价，这是一个现象，你就得想想这是否科学。而且不仅仅北京，其实中国很多大城市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它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打车越来越难，供不应求。你把价格压下来，供应就减少了嘛，全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上海打车很难，北京打车越来越难，这是经济学的解释，可能不够科学，可能还有别的解释。你得想想别的解释对不对。我们要培养一种科学的、基于事实的分析方法，这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东西。

今天是成立的会，在这里有一个隆重的仪式，有这么多人见证人文经济学会的成立，而且今天有许多国内的第一流的学者参加这个会，还有一些他们同意参加但是临时有事来不了，这给了我非常大的鼓舞。我们几个发起人可以说都算不上经济学家，我不是学经济，我是理工科的，也没有博士学位，我相信像我这样的人很多，对经济学有兴趣，喜欢研究、喜欢思考，希望有一个组织帮助我有所进步，这就是我们的宗旨。

    到底我们怎么给大家服务呢？通过报告、通过网上文章、通过出版物，也提供大家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来互相交流、互相长进。最后希望我们的社会由于我们学会的存在而得到好处，这就是我今天的发言，谢谢大家！

The algorithm that runs the world

Posted: 04 Jan 2013 10:57 PM PST

本文作者：小红猪小分队

Source：http://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21528771.100-the-algorithm-that-runs-the-world.html?full=true

小红猪

Its services are called upon thousands of times a second to ensure the world's business runs smoothly – but are its mathematics as dependable as we thought?

YOU MIGHT not have heard of the algorithm that runs the world. Few people have, though it can determine much that goes on in our day-to-day lives: the food we have to eat, our schedule at work, when the train will come to take us there. Somewhere, in some server basement right now, it is probably working on some aspect of your life tomorrow, next week, in a year's time.

Perhaps ignorance of the algorithm's workings is bliss. The door to Plato's Academy in ancient Athens is said to have borne the legend "let no one ignorant of geometry enter". That was easy enough to say back then, when geometry was firmly grounded i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pace our brains were built to cope with. But the algorithm operates in altogether higher planes. Four, five, thousands or even many millions of dimensions: these are the unimaginable spaces the algorithm's series of mathematical instructions was devised to probe.

Perhaps, though, we should try a little harder to get our heads round it. Because powerful though it undoubtedly is, the algorithm is running into a spot of bother. Its mathematical underpinnings, though not yet structurally unsound, are beginning to crumble at the edges. With so much resting on it, the algorithm may not be quite as dependable as it once seemed.

To understand what all this is about, we must first delve into the deep and surprising ways in which the abstractions of geometry describe the world around us. Ideas about such connections stretch at least as far back as Plato, who picked out five 3D geometric shapes, or polyhedra, whose perfect regularity he thought represented the essence of the cosmos. The tetrahedron, cube, octahedron and 20-sided icosahedron embodied the "elements" of fire, earth, air and water, and the 12-faced dodecahedron the shape of the universe itself.

Things have moved on a little since then. Theories of physics today regularly invoke strangely warped geometries unknown to Plato, or propose the existence of spatial dimensions beyond the immediately obvious three. Mathematicians, too, have reached for ever higher dimensions, extending ideas about polyhedra to mind-blowing "polytopes" with four, five or any number of dimensions.

A case in point is a law of polyhedra proposed in 1957 by the US mathematician Warren Hirsch. It stated that the maximum number of edges you have to traverse to get between two corners on any polyhedron is never greater than the number of its faces minus the number of dimensions in the problem, in this case three. The two opposite corners on a six-sided cube, for example, are separated by exactly three edges, and no pair of corners is four or more apart.

Hirsch's rule holds true for all 3D polyhedra. But it has never been proved generally for shapes in higher dimensions. The expectation that it should translate has come largely through analogy with other geometrical rules that have proved similarly elastic (see "Edges, corners and faces"). When it comes to guaranteeing short routes between points on the surface of a 4D, 5D or 1000D shape, Hirsch's rule has remained one of those niggling unsolved problems of mathematics - a mere conjecture.

How is this relevant? Because, for today's mathematicians, dimensions are not just about space. True, the concept arose because we have three coordinates of location that can vary independently: up-down, left-right and forwards-backwards. Throw in time, and you have a fourth "dimension" that works very similarly, apart from the inexplicable fact that we can move through it in only one direction.

But beyond motion, we often encounter real-world situations where we can vary many more than four things independently. Suppose, for instance, you are making a sandwich for lunch. Your fridge contains 10 ingredients that can be used in varying quantities: cheese, chutney, tuna, tomatoes, eggs, butter, mustard, mayonnaise, lettuce, hummus. These ingredients are nothing other than the dimensions of a sandwich-making problem. This can be treated geometrically: combine your choice of ingredients in any particular way, and your completed snack is represented by a single point in a 10-dimensional space.

Brutish problems

In this multidimensional space, we are unlikely to have unlimited freedom of movement. There might be only two mouldering hunks of cheese in the fridge, for instance, or the merest of scrapings at the bottom of the mayonnaise jar. Our personal preferences might supply other, more subtle constraints to our sandwich-making problem: an eye on the calories, perhaps, or a desire not to mix tuna and hummus. Each of these constraints represents a boundary to our multidimensional space beyond which we cannot move. Our resources and preferences in effect construct a multidimensional polytope through which we must navigate towards our perfect sandwich.

In reality,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our sandwich-making are liable to be a little haphazard; with just a few variables to consider, and mere gastric satisfaction riding on the outcome, that's not such a problem. But in business, government and science, similar optimisation problems crop up everywhere and quickly morph into brutes with many thousands or even millions of variables and constraints. A fruit importer might have a 1000-dimensional problem to deal with, for instance, shipping bananas from five distribution centres storing varying numbers of fruit to 200 shops with different numbers in demand. How many items of fruit should be sent from which centres to which shops while minimising total transport costs?

A fund manager might similarly want to arrange a portfolio optimally to balance risk and expected return over a range of stocks; a railway timetabler to decide how best to roster staff and trains; or a factory or hospital manager to work out how to juggle finite machine resources or ward space. Each such problem can be depicted as a geometrical shape whose number of dimensions is the number of variables in the problem, and whose boundaries are delineated by whatever constraints there are (see diagram). In each case, we need to box our way through this polytope towards its optimal point.

This is the job of the algorithm.

Its full name is the simplex algorithm, and it emerged in the late 1940s from the work of the US mathematician George Dantzig, who had spent the second world war investigating ways to increase the logistical efficiency of the US air force. Dantzig was a pioneer in the field of what he called linear programming, which uses the mathematics of multidimensional polytopes to solve optimisation problems. One of the first insights he arrived at was that the optimum value of the "target function" - the thing we want to maximise or minimise, be that profit, travelling time or whatever - is guaranteed to lie at one of the corners of the polytope. This instantly makes things much more tractable: there are infinitely many points within any polytope, but only ever a finite number of corners.

If we have just a few dimensions and constraints to play with, this fact is all we need. We can feel our way along the edges of the polytope, testing the value of the target function at every corner until we find its sweet spot. But things rapidly escalate. Even just a 10-dimensional problem with 50 constraints - perhaps trying to assign a schedule of work to 10 people with different expertise and time constraints - may already land us with several billion corners to try out.

The simplex algorithm finds a quicker way through. Rather than randomly wandering along a polytope's edges, it implements a "pivot rule" at each corner. Subtly different variations of this pivot rule exist in different implementations of the algorithm, but often it involves picking the edge along which the target function descends most steeply, thus ensuring each step takes us nearer the optimal value. When a corner is found where no further descent is possible, we know we have arrived at the optimal point.

Practical experience shows that the simplex method is generally a very slick problem-solver indeed, typically reaching an optimum solution after a number of pivots comparable to the number of dimensions in the problem. That means a likely maximum of a few hundred steps to solve a 50-dimensional problem, rather than billions with a suck-it-and-see approach. Such a running time is said to be "polynomial" or simply "P", the benchmark for practical algorithms that have to run on finite processors in the real world.

Dantzig's algorithm saw its first commercial application in 1952, when Abraham Charnes and William Cooper at what is now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in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teamed up with Robert Mellon at the Gulf Oil Company to discover how best to blend available stocks of four different petroleum products into an aviation fuel with an optimal octane level.

Since then the simplex algorithm has steadily conquered the world, embedded both in commercial optimisation packages and bespoke software products. Wherever anyone is trying to solve a large-scale optimisation problem, the chances are that some computer chip is humming away to its tune. "Probably tens or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alls of the simplex method are made every minute," says Jacek Gondzio, an optimisation special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UK.

Yet even as its popularity grew in the 1950s and 1960s, the algorithm's underpinnings were beginning to show signs of strain. To start with, its running time is polynomial only on average. In 1972, US mathematicians Victor Klee and George Minty reinforced this point by running the algorithm around some ingeniously deformed multidimensional "hypercubes". Just as a square has four corners, and a cube eight, a hypercube in n dimensions has 2n corners. The wonky way Klee and Minty put their hypercubes together meant that the simplex algorithm had to run through all of these corners before landing on the optimal one. In just 41 dimensions, that leaves the algorithm with over a trillion edges to traverse.

A similar story holds for every variation of the algorithm's pivot rule tried since Dantzig's original design: however well it does in general, it always seems possible to concoct some awkward optimisation problems in which it performs poorly. The good news is that these pathological cases tend not to show up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 though exactly why this should be so remains unclear. "This behaviour eludes any rigorous mathematical explanation, but it certainly pleases practitioners," says Gondzio.

Flashy pretenders

The fault was still enough to spur on researchers to find an alternative to the simplex method. The principal pretender came along in the 1970s and 1980s with the discovery of "interior point methods", flashy algorithms which rather than feeling their way around a polytope's surface drill a path through its core. They came with a genuine mathematical seal of approval - a guarantee always to run in polynomial time - and typically took fewer steps to reach the optimum point than the simplex method, rarely needing over 100 moves regardless of how many dimensions the problem had.

The discovery generated a lot of excitement, and for a while it seemed that the demise of Dantzig's algorithm was on the cards. Yet it survived and even prospered. The trouble with interior point methods is that each step entails far more computation than a simplex pivot: instead of comparing a target function along a small number of edges, you must analyse all the possible directions within the polytope's interior, a gigantic undertaking. For some huge industrial problems, this trade-off is worth it, but for by no means all. Gondzio estimates that between 80 and 90 per cent of today's linear optimisation problems are still solved by some variant of the simplex algorithm. The same goes for a good few of the even more complex non-linear problems (see "Straight down the line"). "As a devoted interior-point researcher I have a huge respect for the simplex method," says Gondzio. "I'm doing my best trying to compete."

We would still dearly love to find something better: some new variant of the simplex algorithm that preserves all its advantages, but also invariably runs in polynomial time. For US mathematician and Fields medallist Steve Smale, writing in 1998, discovering such a "strongly polynomial" algorithm was one of 18 outstanding mathematical questions to be dealt with in the 21st century.

Yet finding such an algorithm may not now even be possible.

That is because the existence of such an improved, infallible algorithm depends on a more fundamental geometrical assumption - that a short enough path around the surface of a polytope between two corners actually exists. Yes, you've got it: the Hirsch conjecture.

The fates of the conjecture and the algorithm have always been intertwined. Hirsch was himself a pioneer in operational research and an early collaborator of Dantzig's, and it was in a letter to Dantzig in 1957 musing about the efficiency of the algorithm that Hirsch first formulated his conjecture.

Until recently, little had happened to cast doubt on it. Klee proved it true for all 3D polyhedra in 1966, but had a hunch the same did not hold for higher-dimensional polytopes. In his later years, he made a habit of suggesting it as a problem to every freshly scrubbed researcher he ran across. In 2001 one of them, a young Spaniard called Francisco Santos, now at the University of Cantabria in Santander, took on the challenge.

As is the way of such puzzles, it took time. After almost a decade working on the problem, Santos was ready to announce his findings at a conference in Seattle in 2010. Last month, the resulting paper was published in the Annals of Mathematics (vol 176, p 383). In it, Santos describes a 43-dimensional polytope with 86 faces. According to Hirsch's conjecture, the longest path across this shape would have (86-43) steps, that is, 43 steps. But Santos was able to establish conclusively that it contains a pair of corners at least 44 steps apart.

If only for a single special case, Hirsch's conjecture had been proved false. "It settled a problem that we did not know how to approach for many decades," says Gil Kalai of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The entire proof is deep, complicated and very elegant. It is a great result."

A great result, true, but decidedly bad news for the simplex algorithm. Since Santos's first disproof, further Hirsch-defying polytopes have been found in dimensions as low as 20. The only known limit on the shortest distance between two points on a polytope's surface is now contained in amathematical expression derived by Kalai and Daniel Kleitman of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1992. This bound is much larger than the one the Hirsch conjecture would have provided, had it proved to be true. It is far too big, in fact, to guarantee a reasonable running time for the simplex method, whatever fancy new pivot rule we might dream up. If this is the best we can do, it may be that Smale's goal of an idealised algorithm will remain forever out of reach - with potentially serious consequences for the future of optimisation.

All is not lost, however. A highly efficient variant of the simplex algorithm may still be possible if the so-called polynomial Hirsch conjecture is true. This would considerably tighten Kalai and Kleitman's bound, guaranteeing that no polytopes have paths disproportionately long compared with their dimension and number of faces. A topic of interest before the plain-vanilla Hirsch conjecture melted away, the polynomial version has been attracting intense attention since Santos's announcement, both as a deep geometrical conundrum and a promising place to sniff around for an optimally efficient optimisation procedure.

As yet, there is no conclusive sign that the polynomial conjecture can be proved either. "I am not confident at all," says Kalai. Not that this puts him off. "What is exciting about this problem is that we do not know the answer."

A lot could be riding on that answer. As the algorithm continues to hum away in those basements it is still, for the most part, telling us what we want to know in the time we want to know it. But its own fate is now more than ever in the hands of the mathematicians.

Edges, corners and faces

Since Plato laid down his stylus, a lot of work has gone into understanding the properties of 3D shapes, or polyhedra. Perhaps the most celebrated result came from the 18th-century mathematician Leonhard Euler. He noted that every polyhedron has a number of edges that is two fewer than the total of its faces and corners. The cube, for example, has six faces and eight corners, a total of 14, while its edges number 12. The truncated icosahedron, meanwhile, is the familiar pattern of a standard soccer ball. It has 32 faces (12 pentagonal and 20 hexagonal), 60 corners - and 90 edges.

The French mathematician Adrien-Marie Legendre proved this rule in 1794 for every 3D shape that contains no holes and does not cut through itself in any strange way. As geometry started to grow more sophisticated and extend into higher dimensions in the 19th century, it became clear that Euler's relationship didn't stop there: a simple extension to the rule applies to shapes, or polytopes, in any number of dimensions. For a 4D "hypercube", for example, a variant of the formula guarantees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corners (16) and faces (24) will be equal to number of edges (32) added to the number of 3D "facets" the shape possesses (8).

The rule derived by Warren Hirsch in 1957 about the maximum distance between two corners of a polyhedron was thought to be similarly cast-iron. Whether it truly is turns out to have surprising relevance to the smooth workings of the modern world (see main story).

2000 years of algorithms

George Dantzig's simplex algorithm has a claim to be the world's most significant (see main story). But algorithms go back far further.

c. 300 BC THE EUCLIDEAN ALGORITHM

From Euclid's mathematical primer Elements, this is the grandaddy of all algorithms, showing how, given two numbers, you can find the largest number that divides into both. It has still not been bettered.

820 THE QUADRATIC ALGORITHM

The word algorithm is derived from the name of the Persian mathematician Al-Khwarizmi. Experienced practitioners today perform his algorithm for solving quadratic equations (those containing an x2 term) in their heads. For everyone else, modern algebra provides the formula familiar from school.

1936 THE UNIVERSAL TURING MACHINE

The British mathematician Alan Turing equated algorithms with mechanical processes - and found one to mimic all the others, the theoretical template for the programmable computer.

1946 THE MONTE CARLO METHOD

When your problem is just too hard to solve directly, enter the casino of chance. John von Neumann, Stanislaw Ulam and Nicholas Metropolis's Monte Carlo algorithm taught us how to play and win.

1957 THE FORTRAN COMPILER

Programming was a fiddly, laborious job until an IBM team led by John Backus invented the first high-level programming language, Fortran. At the centre is the compiler: the algorithm which converts the programmer's instructions into machine code.

1962 QUICKSORT

Extracting a word from the right place in a dictionary is an easy task; putting all the words in the right order in the first place is not. The British mathematician Tony Hoare provided the recipe, now an essential tool in managing databases of all kinds.

1965 THE FAST FOURIER TRANSFORM

Much digital technology depends on breaking down irregular signals into their pure sine-wave components - making James Cooley and John Tukey's algorithm one of the world's most widely used.

1994 SHOR'S ALGORITHM

Bell Labs's Peter Shor found a new, fast algorithm for splitting a whole number into its constituent primes - but it could only be performed by a quantum computer. If ever implemented on a large scale, it would nullify almost all modern internet security.

1998 PAGERANK

The internet's vast repository of information would be of little use without a way to search it. Stanford University's Sergey Brin and Larry Page found a way to assign a rank to every web page - and the founders of Google have been living off it ever since.

Straight down the line

When a young and nervous George Dantzig spoke about his new simplex algorithm at a conference of eminent economists and statisticians in Wisconsin in 1948, a rather large hand was raised in objection at the back of the room. It was that of the renowned mathematician Harold Hotelling. "But we all know the world is non-linear," he said.

It was a devastating put-down. The simplex algorithm's success in solving optimisation problems (see main story) depends on assuming that variables vary in response to other variables along nice straight lines. A cutlery company increasing its expenditure on metal, for example, will produce proportionately more finished knives, forks and profit the next month.

In fact, as Hotelling pointed out, the real world is jam-packed with non-linearity. As the cutlery company expands, economies of scale may mean the marginal cost of each knife or fork drops, making for a non-linear profit boost. In geometrical terms, such problems are represented by multidimensional shapes just as linear problems are, but ones bounded by curved faces that the simplex algorithm should have difficulty crawling round.

Surprisingly, though, linear approximations to non-linear processes turn out to be good enough for most practical purposes. "I would guess that 90 or 95 per cent of all optimisation problems solved in the world are linear programs," says Jacek Gondzio of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UK. For those few remaining problems that do not submit to linear wiles, there is a related field of non-linear programming - and here too, specially adapted versions of the simplex algorithm have come to play an important part.

Richard Elwes is a visiting fellow at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UK, and the author of Maths 1001: Absolutely everything that matters in mathematics(Quercus, 2010)

“右脑培训”何时休？

Posted: 04 Jan 2013 10:57 PM PST

本文作者：游识猷

每个家长内心都埋着望子成龙梦，对早期教育的追求也常因此变得永无止境。在"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激励下，只要经济许可，国人向来不吝为各种培训一掷千金。近年来方兴未艾的一个概念当属"开发右脑"，多有业者打着科学的旗号，推销形形色色的课程与练习。上海闵行区曾爆出一个已经被以欺诈罪嫌立案调查的 "赢在右脑培训班"，可谓把不靠谱培训发挥到了极致。主办机构新雨中心自称师承韩国李承宪的"脑呼吸学说"，能通过一系列训练来加强学员的脑电波接收能力，当然，代价相当不菲，10天学费10万，包学会"用耳朵听书"、"蒙眼感知扑克牌"等等近乎"开天眼"的特异功能——当然，大小学员习得的，其实只是魔术和作弊技巧而已。

"赢在右脑"的谬误与破绽已算明显，但如果不是天价收费，消费者或许还不会那么快醒悟并报警。但市面上还有许多收费更显"亲民"的早教机构，拿出的又是似乎更"科学"的一些教育方案。许多人难免疑虑重重，送去培训吧，若是不靠谱，费钱不说，孩子还走了弯路。但随便翻开一本"国际全脑教育机构"编著的宣传材料，页页言之凿凿—— "一般人对脑力的运用不到5%" 、"孩子只用半个脑袋在学习"……万一是真的，不去培训，会不会耽误了孩子"右脑发育的黄金窗口"？右脑到底是做什么的？右脑培训，果真如此重要吗？

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左右脑就成了研究热点。在此之前，对人脑的功能研究多是浅尝辄止，然而60年代以切断胼胝体为一种癫痫治疗手段，为神经生物学家罗杰·斯佩里带来了研究的天赐良机。经此手术的病人左右脑功能正常，彼此间却无法交流，于是成为难得的脑功能研究对象。初步研究显示，选词造句、巧舌如簧的层面上，左脑似乎当仁不让；至于看图寻路、欣赏音乐，右脑像有一技之长。这系列研究给斯佩里带来了1981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他的一句名言"我右脑可感受的欢愉，超越左脑所能言喻"更是广为流传。然而，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在斯佩里之后，脑科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借由可以即时检测脑中血流与耗氧量的工具，此前难以显示的大脑不同区域间的合作也逐渐为人所知。

我们现在知道，人类的大脑被分为左右两个半球，左右半球间以哺乳动物独有的信息交流枢纽结构——胼胝体相连。胼胝体可视为一束粗壮的超级电缆，保证了两个半球间的信息可以高速交流。

左右脑接收的刺激与控制的肢体确实不同。简单地说，右侧躯体的神经会连入左脑，左侧躯体的神经则连入右脑。视觉信息的传导略更复杂些，不再是简单地右眼连左脑，而是双眼与两个半球都有联系——双眼视网膜的左侧刺激（成像后是右侧图像）传入左脑，双眼视网膜的右侧刺激（成像后是左侧图像）传入右脑。有趣的是，就像人群里右撇子通常能占到70%以上，眼睛也有这种类似的"单侧优势"存在，而且占优的仍是右眼——"右利眼"大概能占到人群里的三分之二。

目前的研究证据显示，人们爱谈的"左脑负责理性，右脑负责感性/创造性"并无依据。创造性与逻辑理性都属于复杂的高级认知行为，左右半脑需要密切合作，二者均有贡献。从前将语言功能全归功于左脑也属以偏概全。随着研究样本扩大，相对罕见的"用右脑说话"的人（左右撇子皆有）也慢慢浮出水面。即使确实是"用左脑诉说"的人，在表达过程里其实右脑亦有贡献。还有种说法是右脑是"图像记忆脑"，"视觉信息主要由右脑处理"，这种说法其实也错漏百出。据迪恩·戴利斯教授对单侧脑损伤患者的研究，目前发现的左右脑视觉信息的处理区别主要在于，左脑更重细节，右脑则更注重全局架构。另外，有研究认为右脑受伤者，注意力窗口会显著变短。

既然左右脑分工并不那么绝对，专门针对右脑特殊化的"开发"也就没有依据。目前研究支持的是——不分左右，一同训练。不过，大脑学习的"黄金窗口"的确存在，大概在出生后的三到五年内。婴幼儿时期正是大脑与感受器建立连接的关键时期，期间所受的刺激对大脑合适区域的发育至关重要。弱视正是眼睛功能完好却与大脑"沟通不良"，结果导致"用进废退"的例子。趁着大脑仍大有可"塑"，早发现，早诊治，弱视就能得到治愈。另外，促进大脑间交流合作的训练也不妨尝试，有项对早产儿的研究表明，在双手交替抓握物体的过程里，婴儿已经能将左右手分别接收的触觉信息联系起来，倘若把小手包裹起来阻碍他们的探索，对胼胝体的发育可能有负面影响。不过，大脑最具可塑性的时期是在十岁前，如果已经成长为了一个心智正常的成年人，就不必再纠结于所谓"大脑开发不到5%"，心心念念要继续开发了。

对个体来说，要确定哪个半球主导其实是件不那么容易的事。拿几道选择题、甚或几幅视错觉图片来做"左右脑测试"，一笑了之可矣，较真起来，则是完全不靠谱的——更重要的是，其实这种测试也实在无甚必要。左脑和右脑，一样重要。复杂与高级的认知功能，都需要调动双脑。如果遇到专以"右脑"为噱头招揽生意的教育机构，多留个心眼，别被天花乱坠的宣传，把自己的左右脑一通好洗。

关于本文

图片出处依次为：www.psychologynoteshq.com, galileo.phys.virginia.edu

已发表于《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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