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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步社會工作宣言〉(轉載自進步社會工作網絡)
- 第一代激進社會工作學派的重要文獻：Case Con宣言(轉載自進步社會工作網絡)
- 「另一種社會工作是可能的！」——回歸激進傳統 (轉載自進步社會工作網絡)
- 終末、社關觀、理性與新教
- 推断中国改制的理论结构
- “故国人民有所思”
- 自己把自己恶心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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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7 May 2013 12:30 PM PDT  2011年9月 過去10年，在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及管理主義的霸權下，香港的福利制度遭到嚴重踐踏，主要體現在政府透過外判競投服務、用者自付原則、整筆過撥款、削減綜援、關閉單親中心及新移民中心等，甚至發生「河蟹事件」，政府以政治手段打壓異議聲音。 香港的社會福利經歷了十年浩劫，由於政府奉行新自由主義福利觀，實行剩餘模式的福利制度，社會福利失去了促進人權和公義的功能。福利規劃沒有長遠承擔，福利開支不斷收縮，實行所謂彈性的規劃模式及撥款機制，服務的發展趨向時限性救火式的模式。結果貧富差距日益懸殊，社會矛盾日益嚴重，基層生活日益困苦，民間與社福界不斷催促政府重新制訂長遠福利規劃，但勞福局只將有關責任交給一個沒有實權的福利諮詢委員會處理，敷衍了事。香港福利制度的功能受到侵蝕、社會服務的自主性及捍衛社會公義的核心價值亦受到史無前例的打擊。 特區政府的新自由主義福利觀 香港貧富懸殊冠絕亞洲，堅尼系數達0.533，超越歐美，問題嚴重。但社會福利開支只佔政府總開支17%(約400億)，當中75%屬經濟援助(包括生果金、綜援金等社會保障開支)，其餘25%才用作各項社會福利服務的開支。政府以量入為出、審慎理財為名，對社會開支進行封頂，就基層市民之間的不同需要，進行分化。在多次的施政報告、財政預算，以至本次長遠福利規劃的諮詢文件，不但沒有處理貧富懸殊問題，卻重申保留低稅政策，並不會以福利作為資源再分配的手段。更甚的是市民開始要分擔福利開支，製造不同等級的社會服務：強調用者自付、社會投資、商界捐款等融資方法，以減低政府的承擔。 社福機構被要求成為製造「和諧」局面的伙伴，社工幾乎成為社會控制工具的「技術官僚」(Technocrat)，政府利用社會工作的所謂「專業」技巧，強化社會工作的監督和控制基層的面向；但社會工作促進人權和公義的政治面向卻不斷被模糊。 本地社會福利的十宗罪 以下是社會福利面對的10大問題： 1.以「大市場小政府」的新自由主義原則，維持最殘餘的福利制度，削減綜援單一的安全網 2.減利得稅、紅酒稅，取消遺產稅，加強資本積累同時加劇貧富差距 3.歧視性的人口政策：歧視新來港人士，剝奪其福利權 4.社會服務河蟹化，政治打壓社會服務及社工自主 5.規劃制度與撥款機制以彈性為名，操控卸責為實 6.整筆過撥款摧毀福利生態 7.社會服務競投外判制，福利商品化 8.「用者自付」及「能者自付」原則，製造次等福利服務，有違平等及福利權的精神 9.借「官商民合作」之名，引入市場邏輯為實，推卸政府在福利事務上的角色 10.福利規劃逃犯，政府將福利規劃委任予一個諮詢委員會，使福利諮詢的層次，下降至社署都不如的諮詢委員會 我們是一群來自不同服務領域的前線同工、學生、服務受眾和學者。為了抵禦社會服務和社會工作日益受到管理主義和市場化的侵蝕、服務使用者被標籤化以及福利被削減，我們共同發起「進步社會工作網絡」（Progressive Social Work Network , PSWN）。 雖然我們明白社會工作很容易成為政府控制基層民眾行為的一個工具，不過，我們仍然相信，社會工作是一項對人類福祉有終極關懷的道德實踐，社會工作不但可以幫助人們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而且要去除植根於現代社會的不平等和壓迫的因素。進步的社會工作必須處理導致人類困苦背後的結構性因素。 我們相信，大多數同工從事社會服務，委身社會工作，絕不是為了協助權貴執行社會控制，而是希望與基層民眾同行，對人的生命和社群的福祉帶來積極的改變。但新自由主義和管理主義霸權明顯束縛我們踐行社會工作的核心價值。我們高呼：我不是來做這樣的社會工作的！（I Didn't come into Social Work for This!）今天的嚴峻局面再次令我們反省社會工作的使命和社工的角色： ●我們是為基層民眾服務的社福同工，不是協助財團權貴鞏固不合理制度和政策的工具； ●我們堅守社會工作的道德實踐，既關懷服務使用者的需要，也倡導集體方式（collective approaches）去挑戰不公義的社會政策和措施。 重建進步社會工作及社會福利運動 為了貫徹以上原則，我們需要發起一場進步社會工作及社會福利運動，堅守社會工作促進人權、公義、民主和平等的精神，以抵抗任何對社會福利、服務使用者的壓迫，建立一個尊重人權、維護公義的社會。我們提出「五重」行動綱領： 重申 – 社會服務與社會工作的核心價值，堅守維護基層權益、捍衛社會公義、促進社會變革、增進人們福祉的核心價值； 重組 – 社會服務持份者的力量，促進機構管治民主化。發展機構工會，爭取集體談判權。組織服務使用者參與的力量； 重奪 – 社會福利規劃的話語權，促進公帑的「公義運用」，制定約章，防止資助者干預社會服務的自主性； 重現 – 社會工作倡導、批判、變革的角色；展現社會服務促進人權、公義、民主和平等的精神； 重建 – 多元共融的公民社會。 進步社會工作網絡 發起 （Progressive Social Work Network , PSWN） __________________ 進步社會工作網絡： 若果您堅信社會工作是公義與道德的實踐； 若果您希望在崗位上發放多一點光芒； 若果你願意在理論與實務當中發掘更多可能性； 若果您不甘於當一個唯唯諾諾的工作者； 就讓我們一同為社會工作開拓一條更進步的出路﹗ |
| 第一代激進社會工作學派的重要文獻：Case Con宣言(轉載自進步社會工作網絡) Posted: 27 May 2013 12:25 PM PDT  第一代激進社會工作學派的重要文獻：Case Con宣言 按：這份宣言是1975年英國一群進步社工在他們合辦的雜誌《Case Con》上發表的。它反映了1970年代出現的第一代激進社會工作學派（Radical social work）對福利國家、社會工作的本質、受助者困苦的根源和社工專業化的獨特看法。宣言充滿自信的語氣，反映了當時進步社工的戰鬥性和樂觀情緒。現在的社會氣氛固然跟當年不同，但宣言仍然是一份具代表性的文件，即使在今天，宣言仍不失其參考價值。有關第一代激進社會工作學派的成就與局限，有興趣的朋友可參考Iain Ferguson著《奪回社會工作》（Reclaiming Social Work: Challenging Neo-Liberalism and Promoting Social Justice,Sage,2008）第六章〈激進的傳統〉。 沒有妙計（No easy answers） 日日夜夜，周而復始，我們社會工作者（包括緩刑監督官(probation officer)，教育工作者，醫務工作者，社區工人和地方政府的社會工作人員）已經非常清晰地認識到，恰恰是那些自稱要幫助建設社會工作的人們，在一步步地摧毀著社會工作的體系，並希望它最終解體。面對這一悲劇，一些人因失望而更換職業，一些人則帶上專家的面具繼續在社會工作的階梯上爭奪，而另一些人則對灰暗的現實心灰意冷，在社工的崗位上消耗生命、得過且過；當然還有些人，他們根本就不認為社工體系有什麼大問題。 Case Con 是一個廣義上的社工組織，我們希望能夠解答大家對當前社會工作面臨的種種困惑和矛盾。需要聲明的是，我們提不出一套高明的解決方案，可以讓你立即將之付諸實踐，或者創新社會工作的方式，從而能確實滿足您的「受眾」。但我們相信，我們的回答對你必然是有益的。我們認為社會工作所面臨的問題和困惑，是和我們每天所生活的社會緊密相連的，我們只有了解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福利國家模式，只有瞭解了社會工作作為福利國家的一部分，是如何發展起來的，現在又遇到了哪些壓力，我們才能夠弄明白我們是如何被影響的，以及我們和社會其他組成部分之間的關係如何？尤其是弄明白我們現在應該如何去做得更好。 「福利國家」 西方之所以建立起福利國家制度，部分原因是工人階級的長期反抗所致，但主要還是為了把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社會劇烈動蕩穩定下來。資產階級也認識到：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不僅有利於提高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率，還可以防止工人鬥爭性的發展。而且，用取消福利來威脅，在某些情況下(不論是罷工還是和平相處時)也是一種進行社會控制的有效方式。戰後的繁榮時期，工資增長來得比較容易，但在人們慶幸不平等即將終結的同時，家境審查（means test）被漸漸引入，人人有權享受教育和醫療等公共服務的原則也開始被侵蝕。隨著繁榮的消退，政府削減福利支出據說是為了控制通貨膨脹，現在又用來在人們的思想上造成資源稀缺的印象，作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解釋。國家削減福利開支主要採用了三種形式： 1） 直接而明顯地削減，如藥物收費，取消學校免費供奶，削減建屋開支等； 2） 直接從工人階級身上抽取資源，如制定《住房融資法》（Housing Finance Act）以及日趨普及的家境審查。 3） 對所有公共服務實行長期的經濟合理化，例如對國民醫療保健體制（National Health Service），甚至還有某些服務被推給私有企業，如養老金。 在社會公共服務領域鼓吹合理化最著名的就是1968年的《西波姆報告書》（the Seebohm Report）。廢除了專科的社會服務（如精神保健和兒童護養），由普通的社會服務來取代，強調福利的責任要落在家庭而非政府身上。新的普通社會工作者應該「幫助個人和家庭去處理他們所面對的問題，並在規定的時間內使他們達成更好的自身服務和社會平衡，使他們更好地去面對挑戰並勇於接受責任」。換言之，就是要勸說「受眾」：當前的問題都是你自己造成的，你要努力學會去面對它們。 政府還決定利用社區本身的力量來處理個人與社區層面的社會問題。於是提議由一種新的工作者來發掘和提高社區資源的利用，並且強調：與其靠政府和企業支助，不如靠自身努力。這也反映在了立法層面，如針對犯人的社區服務令和中介處理計畫（community service orders and intermediate treatment schemes）。鼓勵志願服務組織，是新戰略的另一個重要方面，現在政府越來越依賴這些志願組織，如「兒童貧困行動組織」（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和「庇護處」（Shelter）。連維權者協會和非法房屋的居民（claimants' unions and squatters）也完全為國家所用了。 專業化（Professionalism） 很有必要考察一下被西波姆報告強調的「專業化工作方式」（professional approach）概念，這一概念現在已經廣為社工體系的官僚和工作者愉快地接受。首先，「專業化」顧名思義，就是要求社工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他們不再是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工作者。這就把社工人員和廣大人民群眾給分割開來。其次，社工會逐漸地把自己視為等同於醫生和律師一類的專業人士。第三，它鼓勵設立可以提高效率的職程體制，讓「正確」而「專業化」的行為（如超然態度，控制感情投入等）得到晉升的獎勵。很明顯，這種專業化的工作方式必然會受到統治階級的歡迎。 專業化社會工作的一件重要工具是那樣一種個案工作(一種偽科學)，它把貧困歸咎於個人的缺陷，迷惑人們，使人難以看到真正的原因（貧民窟、無家可歸和經濟剝削）。這種個案工作的意識形態迫使人們視社會工作的受眾為必須加以改變以適應社會的人。社會工作現在擴大到包括一些新的（以及不算很新的）花樣，如社區工作（community work），團隊工作(group work)和福利權工作（welfare rights work）等。一旦這些工作形式被專業化，就會像傳統的個案工作一樣淪為統治階級的控制手段，還可能有節省開支的好處。專業化是一個非常危險的發展方向，尤其是因為很多社會工作者期望它能夠解決社會工作本身的許多問題和內在的矛盾，那就是不可能透過社會工作來解決社會的基本缺陷。因此我們必須利用一切機會來反對社會工作的專業化。 獨立於國家的組織工作（Organizing independently of the state） 如果我們想要了解福利國家的發展歷程以及社會工作者在其中的角色，而以為國家是中立的，它在社會上彼此有些並不嚴重、只是暫時性的不同意見的各部份之間擔任仲裁人，那是完全不行的。了解國家是採取有效行動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因為國家決不是中立的，它在任何階級社會都代表著統治階級的利益，並擁有維護其權力的必要工具。例如，在英國，國家保護的是英國資本主義的利益。只有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能夠真正明白戰後福利國家的發展歷程，然後才能明白我們要如何進行組織。既然國家不可能是公正的，我們就有必要分析一下，國家作為我們的老板，到底希望社會工作者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們還要根據這個分析來判斷：如何進行階級鬥爭才是最有效的。 我們被要求去「幫助」我們的「受眾」，使他們「負責任」，換言之，他們作為個人，要向那根本是不可接受的社會現實妥協。我們要反其道而行之，要使受眾了解：以集體的行動來改變現實是可能的。我們只有自己也集體行動才能做到這一點。 因此，我們不是僅僅注意把國家的一些前哨基地 (例如社會服務部門) 民主化，因為這只會使它們更有效率。我們要爭取權力去否決所有危害我們的重大利益以及受眾利益的決策。我們還要不斷要求提供更好的服務以滿足社會的實際需要。為了能夠做到這點，除了開部門會議和工作會議之外，還有許多事情要辦。我們行動的要點，是獨立於政府而按照工人階級的利益去做組織工作。這方面的利益是與資本主義及其行政工具——國家的利益相反的。 工會 我們要向工會領導層施加壓力，並且爭取工會中的負責職位，但我們首要的任務是在各級工會組織中爭取實現普通會員的民主監督，由此而促進草根組織的發展。我們支持工會領袖，只要他們支持普通會員的鬥爭。但我們必須提防工會領袖把持鬥爭，脫離我們的監督。為了獲得長久而實在的利益，我們認為，建立一個全國性的草根組織，把基層工會幹部聯合起來，是絕對必要的。 所有的社會工作者只要有可能都應該加入NALGO，因為這是真正代表廣大社會工作者利益的組織。當然還有其他組織，例如緩刑監督官的NAPO，對於有些Case Con 支持者來說是更適合加入的。社會工作者為了在地方層面上使工會更加民主化，可以在各地建立分支委員會，把它們打造成為工廠工人代表會。但是如果要在其他層面上爭取民主監督，我們還應該去聯合其他鬥爭人士。我們可以去加入或者建立一個本地的NALGO或NAPO的行動組織，再透過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吸取其他鬥爭人士的經驗。我們要與其他的草根組織（如草根教師組織，醫院工作者組織和護士行動組織等）、鬥爭性的房客團體以及非法房屋的居民建立聯繫。 我們不要讓我們的鬥爭變成僅僅是在工會支部裡通過動議，我們必須採取實際行動去爭取我們所相信的東西。比如在住房問題上，我們要支持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員拒絕執行因實施《住房融資法》而導致的加租；支持非法房屋的居民採取直接行動解決住房問題，拒絕把人們送入臨時收容所，而要求讓人人都得到合適的住房。在種族主義問題方面，我們應該和別的公眾團體一起反對任何歧視黑人的立法（如保守黨的「身份證法規」）。在進行反鎮壓的鬥爭時，我們堅決要求我們的工會分部針對特定的事件採取糾察、集會、工業行動等手段去積極參與反對鎮壓。 我們還要在我們與「受眾」面對面接觸時避免忘掉了我們的觀點。做社會工作的時候，我們對種族主義、缺乏住房、暴力鎮壓等問題的立場，必須與我們作為工會幹部時的立場相一致，我們的原則必須超越個人主義、專業主義和名利主義。 一個社會主義的歸宿 Case Con認為，我們的「受眾」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並不是個人的原因造成的，而根植於我們所生活於其中的社會。只要這個社會還建立在私有制之上，它就是在維護一小撮統治階級的利益；只有建立一個代表大多數人利益的勞動者政權，這些社會問題才能得到根本解決。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戰鬥起來，締造這個勞動者政權。 譯自Roy Bailey , Mike Brake編《激進社會工作》（Radical Social Work, 1975 , Edward Arnold, London）一書附錄 季耶 原譯 南產 校訂 |
| 「另一種社會工作是可能的！」——回歸激進傳統 (轉載自進步社會工作網絡) Posted: 27 May 2013 12:23 PM PDT  「另一種社會工作是可能的！」——回歸激進傳統 原載《社會工作的理論與方法：探索不同觀點》（THEORIES AND METHODS OF SOCIAL WORK,Exploring different perspectives , Faculty of Social Work,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2009）第五章。英文原文見：http://www.historyofsocialwork.org/1975_radical_social_work/2009,%20Fergusson,%20radical%20social%20work.pdf 引言 引言 在過去的四十多年裡，「自由市場是絕對不可替代」的觀念在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經濟、政治、學術、社會生活和思想等）都起到了非凡的影響作用。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或者新自由主義之所以成為「全球性的共識」，一方面是由於柏林牆倒塌後氾濫起來的各種「歷史終結論」，美國國務院官員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是其代表；另一方面也和各種後現代理論有關，它們幾乎把任何對「新世界秩序的追求」都解構成對過去的「美好回憶」。這些理論說的好聽些是在誤人子弟，說的難聽些簡直就是新極權主義的號角。 像其他行業一樣，社會工作也受到了新自由主義的深刻影響。正如我們都知道的，一個國家的思想狀況和政策理念都影響著本國的社會工作模式，每個國家的社會工作模式都會因不同的環境而表現不同。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結構調整計畫」（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s）卻一直都在強迫南方國家將公共領域私有化；而在西方國家裡，新公共管理理論鼓吹的社會工作模式也正是市場化和管理主義的必然結果。因此儘管國家不同，全世界幾乎沒有幾個國家、沒有幾個福利領域不受到華盛頓共識的影響。 當然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與實踐也不是沒有遭受到挑戰。自1999年WTO西雅圖會議以來十多年裡，各種區域性和全球性的社會論壇組織了全球性的反資本主義（或全球正義）運動，它們希望提出一個新的全球化模式，反對市場化和帝國主義。一方面是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中能夠抵抗新自由主義觀念和政策的領域越來越少，另一方面這種使社會工作越來越遠離其核心價值的新自由主義觀念與政策越來越遭到人們日益高漲的抵抗。具體的抵抗形式我們會在本章的後面予以介紹。 但目前這種抵抗運動也遇到了兩方面的困難。一是雖然大家對新自由主義所提倡的「純粹」資本主義的缺陷與不足有了廣泛的共識，但是大家對它可能的替代形式卻不能統一認識。正如Wilkinson 和 Pickett在其關於不平等問題的文章《精神層面：想的越好，社會越平等》（The Spirit Level: Why more Equal Societies almost always do Better）裡說得那樣：「在過去幾十年裡，進步的政策幾乎都是被沒有『更高追求』的意識所毀滅的。」這一模糊的意識在反WTO的標語中已經反映出來——「打倒資本主義，代之以更好的」 （Smash capitalism – and replace it with something nicer） 二是由於新自由主義到處擴張的勢頭，似乎顯示出它有能力克服150多年前馬克思定義的傳統資本主義的固有危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在美國經濟協會的演講中說到：「預防大蕭條的核心問題已經被解決了。」這一觀念一直被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包括英國首相白高頓）認同。面對新自由主義及其全球化的巨大成功，任何對它的批評（尤其是對其造成的巨大不平等現象的批評）都會遭遇這樣的心態：至少它在世界一部分地區是很有效的。 直到2007年美國房屋市場發生次貸危機，造成了全球金融市場的震盪，世界幾家大銀行或破產，或被事實上國有化。這被普遍認為是自1930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危機。不同的人對它有不同的解釋，但無論如何都是那些窮苦的人對它感受最為深刻。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失業率上升，房子被收回，購買力下降，間接的反映是法西斯團體的活躍和仇外情緒的增長。這也跟第一條原因有關——沒有更好的選擇。 從社會角度看，新自由主義的破產使得尋找「更好的」替代方案迫在眉睫。這同樣也適用於社會工作和社會福利領域。受到危機傷害的人們不得不要去尋求社會公共事業（包括社會工作）的幫助。但是正如我在前文暗示的、也是我在下文將要討論的那樣，社會工作的實踐模式在過去二十年裡的發展情況，常常是不能夠滿足人們的需求，在將來有越來越多的需求時，它所能提供的幫助將會越來越少。有鑒於此，在本章裡我將重新審視社會工作歷史中那些不曾遠離政治經濟現實、把追求正義作為其核心工作的優良傳統——激進的社會工作傳統。 激進的社會工作作為一種明確的、有意識的工作方式，出現在1970年代的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具體為什麼它會在這一時間、這些地點出現以及它所採取的形式，我們將在下文研究。但自從它出現以後，社會工作內部針對社會問題的根源及其解決方案的討論就出現了廣泛的意識形態的爭論。毫不奇怪，佔主導的理論與實踐經常是保守派或改良派的模式，只不過會使用一些激進的詞語。這恰恰反映了馬克思的著名論斷：「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我們在下面對英、美早期社會工作歷史的回顧也會證明這一點。 英國1870-1914年間的社會工作 英國最早的社工組織是成立於1869年的慈善組織協會（the Charity Organisation Society (COS)），它帶有維多利亞時代晚期中產階級的所有偏見。其成員不是關心造成大城市貧民區產生的原因（這件事在30年前就已經由年輕的恩格斯入木三分地揭露了），而是關心如何消除「不加篩選地施捨的醜聞」，否則就會侵害人的品行和謀生能力。因為他們想當然地採用所謂的「科學的」個案工作（casework）把窮人劃分成兩類，一類是「應該受幫助的」窮人，他們會恰當地運用所獲得的救濟；一類人是「不應該被幫助的」窮人，他們會濫用救濟。因此毫不奇怪，很多申請救助的人在那裡得不到任何救濟。與此相一致的是，COS也同樣反對政府採取任何「侵害人的品行和謀生能力」的措施，比如學校提供免費的午餐以及為老年人提供養老補貼等。不過這種觀念和做法也遭遇了一些批評意見，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一是來自其內部的成員，但他們仍然堅持著COS的做法。比如莫德·羅伊登Maude Royden（1876-1956），1890年代利物浦協會的志願者。儘管她比較富有，但她還是不太滿意COS的一些觀念和做法。比如她非常討厭「友好拜訪」（friendly visit）活動中顯示出的階級優越感，她在一封信裡說：「每週Warwick女士等人都會來看我，並讓我給基金捐錢，這讓我煩死了，……我快瘋了。」當然我們不能量化COS裡到底有多少人像Maude Royden這樣的不滿者，但至少我們還有一個（當代英國社工學者）Chris Jones提供的案例，他說他在1900年代從事社工職業培訓的主要原因就是杜絕「友好訪問者」對社會工作的「污染」。這也說明Maude Royden絕不是孤立的例子。 對COS最大的挑戰是社區睦鄰運動（the settlement movement），這也是英美當代社會工作的第二大淵源。它和COS一樣都是通過組織市民積極地參與，從而促進社會的和諧。它主要通過勸說大學裡的中產階級青年花一段時間和窮人們一起生活、一起工作，通過教育、榜樣的力量幫助他們改善生活狀況，推進有利於窮人的社會改革。該運動肇始於1880年代早期的大規模失業時期，發起人是巴涅特Canon Barnett（1844-1913）。與COS「科學的慈善事業」不同，Canon Barnett相信政府的支持是解決貧困問題的必要條件。但我們決不能誇大二者的不同點，客觀地講，社會睦鄰運動只是比COS更加人性化，少了些懲罰性的內容，它也是後來社區工作方式的先驅。 第三方面的挑戰來自社會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他們往往不只關心窮人當前生活狀況的立即改善（雖然他們也經常這麼做），還把視野放在了更廣泛的結構與經濟層面。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是搞政治的。（其某一領導人將COS的個案工作模式視為「公共政策或社會主義政策的對立面，……帶有大量的個人主義因素」。） 其領導人有艾德禮（Clement Attlee），西爾維亞•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1882-1960）和喬治·蘭斯伯里（George Lanbury1859-1940），他們的社會工作活動幾乎與政治活動無異。比如建立社區食堂，提供廉價而有營養的餐飲；為罷工的碼頭工人提供流動的廚房；為窮人建造旅館、提供會議場所，在這裡也可以獲得其他幫助；為年輕婦女創建合作模式的制衣廠等等。伴隨這些社區活動，他們也經常進行個案工作。但相對而言，Atlee, Pethick-Lawrence, Hughes, Pankhurst和 Lansbury在倫敦東區的名聲主要還是從事政治活動，他們的活動沒有被視作任何社會工作的歷史淵源。「專業的歷史」只是從更廣泛的社會工作角度將其看作是一場運動性、社會性和志願性的工作。但毫無疑問他們及其追隨者卻為我們提供了一段激進的歷史。他們解決當地社團和窮人問題的社區行動戰略，與1970年代的社工激進主義有著密切的傳承關係。 美國的社會工作：「未擇之路」 美國的社會工作模式經常被認為是天生保守的、針對個人的、由私人機構執行的臨時性措施，從過去到現在，其社會工作從來就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局面。這種說法不僅沒有注意到美國公共部門裡社工人員的活動，也沒有看到美國豐富的社區組織傳統（它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激進作家兼活動家阿林斯基Saul Alinsky1909-1972 的觀念之上）。而且正如Reisch 和 Andrews在其著作《未擇之路：美國激進社會工作的歷史》（The Road not Taken: A History of Radical Social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指出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裡，激進觀念一直都對社工的教育和實踐產生著重要的影響，但也經常面對來自政府和主流社工組織與成員的激烈反對。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社區睦鄰運動，這是受英國的影響，該運動最著名的就是芝加哥的霍爾館（Hull House）建設，這比其英國同仁們做的更為激進。它還發展出一套進步的教育體系，不僅幫助新移民儘快融入美國社會，還幫助他們對抗血汗工廠和童工制度。該運動被很多傳統的社工們深深懷疑：「可能這是因為他們沒有按照傳統的方式從事社會服務，激進社工們並不是為其客戶和委託人而工作的，而是與他們一起工作的……他們意識到低收入團體的力量，意識到與他們建立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標的必要性。這清楚地表明是對傳統慈善觀念的威脅。」 1970年代激進社會工作的出現 從前面的論述我們也可以看出，社會工作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一直就包含有激進的內核。但直到1970年代，激進社會工作才真正作為一種獨特的實踐模式出現。我們下面會首先介紹激進社會工作及其理論在這個時候出現的原因，然後我們再結合一些案例介紹一下它的主要特點，最後再介紹一下它在1980年代初衰落的原因。 1960年代的情況：「對現實的反抗」 激進社會工作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出現，有著多方面的原因。比如1960年代中期的「再度貧困」現象；英格蘭、蘇格蘭的新法律要求社工人員重新組織化，這強化了社工的集體力量和職業認同感；站在受眾角度的研究也廣泛出現，尤其是Mayer和Timms的著作《受眾說話：工人階級對生活環境調查的意見》（The Client Speaks: Working Class Impressions of Casework，1970），激烈批判了以前將人們物質貧困歸咎于心理問題的錯誤觀念。實際上，激進社工運動也出現在同時期的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稍弱一些。這些運動都發生在戰後大繁榮結束之後的世界經濟危機時，世界許多地方爆發了反對美國進行越戰的反戰運動。這些因素使得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中期成為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最激進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社會運動一波接一波，此起彼伏，並且它們通過現代化的媒體相互呼應。比如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之後就是女權運動（以及北愛爾蘭的民權運動），「同性戀解放陣線」的名字來模仿了越南的民族解放陣線，等等。這些運動促發了全球性的學生運動，同時也被其推向高潮。由於學生們在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運動和法國工人五月運動中都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導致了法國歷史上最長時期的大罷工，這還迫使戴高樂總統恐慌地逃到位於德國的一處軍事基地裡。 社會工作的激進化 社會工作受到了全球動盪的深深影響，尤其是上面提及的幾個國家。在意識形態層面，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越來越受到重視，這使得未來的社工人員能夠接受到許多新的激進的思想，比如在關於家庭、關於精神病、社會結構對個體行為的影響、造成「異化」（deviancy）的社會因素等等。在社會實踐層面，這已成為一種共識：受眾的問題根源於他們日常生活的物質環境和受壓迫的現實情況，根本不是所謂的能力與品性的問題。這使得人們越來越多地批判原來的個案工作方法，越來越多地肯定社區工作與社區行動帶來的變化。這一時期出現的激進方式也多種多樣，主要體現了三方面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與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方面的言論主要體現在（英國）社工學者Roy Bailey 和 Mike Brake在1975年編輯的文集《激進社會工作》（Radical Social Work）裡，這本書主要涉及的問題有把激進社會工作模式系統化，社區工作方式的不足與潛力，社會學理論與社工實踐的關係，同性戀問題與社工等。與之相關，它們也關心佔主流的個案工作方式把受眾個體化、病理化，忽視受眾問題的結構性因素。這種關懷也反映在同時期的激進雜誌的名稱上——《Case Con》。通過比較，我們就知道激進社會工作的一個突出的原則就是：必須要關注受壓迫群體所生活的社會經濟環境。激進社工的其他原則詳見該書後面的附錄《Case Con宣言》（中譯見「抗河蟹大聯盟」網站：http://nofalseharmony.org/?p=218 ──譯按）。這份宣言批判了福利國家的壓迫性和控制性；呼籲社工人員與受眾不僅建立起個體之間的新關係（尤其是受眾要參與進來），還要建立起組織之間的聯盟關係；強調通過社區工作和社區行為等集體性的方式來解決受眾的問題，這也導致了1980年代的殘疾人士權益運動；它還要求社工建立自己的工會組織並與其他行業的工人組織建立友好聯繫。 儘管Roy Bailey 和 Mike Brake在1981年出版了一本書（譯按：指兩人合著的Radical Social Work and Practice. London: Edward Arnold），提供了很多案例來證明這些激進思想對日常的社工實踐確實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但是我們也確實無法量化這種影響力在英國或其他地方到底有多大。我們仍然欣慰地看到在1970年代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採用小組或社區工作的方式來解決受眾的問題，我們也看到社工的工會組織數量急劇上升。最明顯的變化體現在社工教育和培訓方面，福利權和社區工作已經成為核心的課程了，激進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文本，如Corrigan 與Leonard合著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社工實踐》（Social Work Practice under Capitalism）、Simpkin的《被福利國家套牢的社會工作》（Trapped within Welfare: Surviving Social Work）都成為學生們的閱讀書目。 1980年代：激進社會工作的衰落 激進社會工作作為一種實踐方式和非正式的社會運動，在1980年代初遭遇了嚴重的打擊，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以英國保守黨戴卓爾夫人與美國共和黨列根的上台執政為標誌，歐美國家的政治氛圍轉向右派。新右派的政治家和理論家（如Charles Murray）把對社會工作的攻擊視為對福利制度批評的一部分內容，他們大加鼓勵所謂的「自力更新精神」。在這種氛圍下，所有的社會工作都受到了嚴厲打擊，更別提激進社會工作了。 第二個原因是激進社會工作方式多樣，雖然都有關聯，但卻不統一。當時在英國、法國、義大利等國爆發的工會領導的階級抗爭均遭到鎮壓而失敗，這使得任何基於階級利益的激進政策最終只能幻滅。具體而言，比如在法國有一個哲學家團體叫「新哲學家」（noveaux philosophes），他們中很多人以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由於經歷了1960-70年代社會運動的失敗，從而對任何改變現存秩序的鬥爭產生了嚴重的失望情緒，對改變社會的可能和願望非常悲觀，這成為了他們後現代主義的世界觀。在英美以及其他一些英語國家，「階級」一詞逐漸地被「壓迫」（oppression）、「身份／認同」（identity）、「差異／分延」（difference）等詞語取代。在社會工作領域，1970年代的激進運動也因過於強調階級、忽視壓迫（尤其是對女性和種族的壓迫）而遭到越來越多的批評，以致於很多激進分子也開始更多關注種族、性和殘疾人士的問題。證明這一點的一個突出證據就是在1989年社會工作領域新增一些反壓迫方面的學業和學位設置。儘管這看起來確實是一個進步，但由於學位代表的是機械式的、技能培養式的社工教育，它最終還是要與市場的需求相一致的。這些反壓迫方面的專業設置在某種程度上掩蓋了激進的內核。儘管如此，這卻導致1990年代社會工作領域中人們越來越強的反歧視、反壓迫意識，這也是1980年代社工領域少有的成果。 新自由主義、管理主義和社會工作 在後現代主義宣稱「宏大敍事的終結」、不再迷信對世界進行整體解釋的理論的同時，一個新的更強有力的「宏大敍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卻正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在意識形態、經濟、政治和社會各個領域建立其主導地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發軔於1970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統治精英們希望回到凱恩斯主義之前的「純粹資本主義」時代。我們都知道新自由主義要求政府拆除所有妨礙市場要素自由流轉的藩籬，首先就是要把原來公營的部門（比如水、電和鐵路）私有化，削弱工會的力量。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的垮臺更加促進了它的進程。在隨後的二十多年裡，以華盛頓共識確立其主導地位為標誌，它通過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會，到處千篇一律地宣揚私有化、解除金融管制和財政紀律以促進經濟的增長，根本不考慮各國的不同情況。 毫不奇怪，福利領域，包括社會工作都深刻受到了這方面的影響。2004年一項關於九個不同類型國家社會工作的研究顯示，它們無一例外都深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南方國家中印度和塞內加爾，貿易自由化的政策已經嚴重破壞了當地的產業，比如喀拉拉邦（印度）的捕魚業；當地政府對社會工作財政支持的銳減已經迫使當地的社會工作嚴重依賴由外國基金支援的NGO組織。在英、法這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勞動力市場的彈性化也正在破壞社工的傳統角色，使之更加「非專業化」，產生了一批技能和薪水都不高的社工。（Globalisation, Global Justice and Social Work 一書 ） 就英國而言，新自由主義觀念、政策與案例之所以能夠對公營部門和社會工作產生影響，其主要的手段就是「新公共管理理論」（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也就是我們熟知的管理主義。廣義上講，管理主義是指一種思想，要求「管理者能夠完全掌控各種公共組織，並按照商業的原則與利益運營這些公共組織」 (Evans 2009: 146) 。McDonald具體地揭示了它的特點：強調管理技術而非專業技能；追求可量化的工作測評體系；打破了舊的官僚結構，建立了基於受眾購買服務的類似於自治的商業性組織；市場需求和公開競投取代了內部供應；強調縮減開支；有限期的政府雇員取代了長期的職業人員(McDonald 2006: 69)。 Harris (2003)在其關於英國「社會工作的商業化」的研究中提供了一組確信的資料，可以證明職業化的社工實踐、社工組織與教育是如何屈從並被轉化為管理主義的（Harris 和 White還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書Modernising social work Critical considerations，詳細描述了這一轉變過程中的矛盾與細微差別之處的巨大不同）。他選取了過去十年裡三個不同的研究成果，生動地描繪了管理主義對社會工作實踐的深刻影響。 在一些早期的研究中，就有人認為自1990年英國國民健康保險制度及《社區照顧法》實施以來，就埋下了市場化的種子。其中就有Jones，他在1990年代末先後拜訪了英格蘭北部40位熟練的前線社工，他們最少的也已執業八年。他的目的就是研究這些人的工作在市場化驅動下是如何發生變動的。他發現了一批壓力大的社工，他們很不滿意工作方式的變更，他們也很迷茫失落，因為他們不能夠運用他們認為最適合的方式去幫助受眾。讓社工們最為苦惱的並不是與受眾的溝通，而是他們在代辦處（agency）工作的性質以及所不得不執行的高度複雜的工作流程，換句話說就是他們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辦公室。當你看到整個團隊整天都是坐在辦公室工作時，確實是悲哀。我們的社工人員在複雜的工作程式上耗費了越來越的時間，卻與受眾的直接接觸時間越來越少。代辦處的支出越來越多，但是都是讓別人去做直接的工作，而我們只能從事管理工作。 (Jones 2004: 100) 從這些我們可以看出，英國社會工作改革的核心就是引入了一種商品買賣精神，如今地方政府開始從私人機構或第三方機構購買服務，而不再直接提供服務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原來的社工人員不再直接與受眾互動了（這恰恰是許多社工們投入此行的原因），而變成了服務的管理者。一位社工人員自己總結這一變化帶來的苦惱： 「我覺得自己太無能為力了，有這麼多的限制我簡直無事可做。是的，我可以出去做評估、起草照護計畫，但除此之外卻不讓我做任何事情。我甚至不能去給某個人上門送餐，除非我得寫份報告並遞交給一系列的人，由他們決定我是否可以出去，並將工作做了安排。我一直好奇我為什麼要這樣呢？這已經不是社會工作了。我的許多成年的同事已經相約離開了，他們說不想再背負這個負擔了。但他們做社會工作的醫院仍在，他們仍然會去幫助那些受苦的人們。熱情雖未遠去，工作已非昔比」(Jones 2004: 102)。 Jones的研究時間是1990年代末，六年以後《變革中的生活》（Changing Lives）的作者們，在一份由蘇格蘭行政院（Scottish Executive）指示做的社工報告裡也有類似的發現：尋求改變成為社工的工作核心。如果不在社工和受眾之間建立有效的治療性關係，單靠評估確定需求和風險，從而制定和實施行動計畫是根本沒有任何效果的。社工們一如既往地告訴我們，近些年正是由於這些繁重的工作，以及日益的官僚化趨勢、機械化和技術化的工作方式，使得社工與受眾之間的互動關係被嚴重侵蝕了 (Scottish Executive 2006: 28)。 最後一個案例是來自工會組織UNISON2009年對369個看護兒童與家庭的社工人員的調查。該調查是在備受公眾關注的「Baby P」事件（Baby P 2007年死於他的照顧者之手）之後，應官方的要求而做的。社工們除了不滿意案卷工作繁重、缺少財力外，還抱怨管理體系與管理方式中的官僚主義作風：社會工作的核心已經完全集中在滿足程式上，工作的價值已經沒有了。兒童們的需求被置於代辦處需求的後面，評估的內容相比於評估能否及時完成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UNISON 2009: 9)。 「我不是來做這樣的社會工作的」：重奪社會工作 正如上面的研究所顯示的，過去20年的社會工作已經使很多社工感到失望和受挫。儘管英國的社會工作商業化程度更甚於其他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但是這種情況卻不僅僅限於英國。不過在過去，也一直存在著一些力量在積極抵制社工領域的管理主義價值及其主導地位。我在此介紹其中的三個趨勢。 第一個趨勢是要求把社會工作重新定位成一個以價值為基礎的職業。我們都知道新自由主義社會工作的核心就是價值最小化甚至消失，把社會工作當作是一個廣泛的技術性的過程，需要技術、知識和一系列的「工作內容」（what works）。「工作內容」一詞是新工黨政府積極提及的，它通常是包含了通過事先包裝好的方案（可能是購買的，也可能是批量產出的）來達到一些預定的變化。它根本很少顧及社工與受眾以及特殊情況與結構因素等，因此會導致很多難以接受的做法。與之相反，社工們卻開始著重強調其工作應帶有的倫理內容。突出的例子就是在2001年一份由國際社會工作者聯會(IFSW)和國際社會工作學院聯會(IASSW)聯合發佈的「社會工作定義」：「人權和社會正義的原則就是社會工作的基石。」 另一個案例是來自英國、澳大利亞和斯洛文尼亞一些社工人員和社工學院積極保護庇護所申請人、難民和「被抹掉的」（erased）組織，直接反對本國政府的種族政策和尋找替罪羊的政策。還有英國諾丁漢特倫特大學也已組織起一個每兩年一次、每次有2000多人參加的論壇——確認社會工作的價值基礎。 第二個反對主流的趨勢是來自受眾的團體，他們不僅反對治療式、家長式的社會工作服務，也反對狹隘的「用戶至上主義」，因為官方刻意製造出來的「用戶參與」模式太虛假。 第三個反主流趨勢（本文作者也直接參與其中）是尋求把上面的第一種對管理主義的價值批判和第二種要求受眾集體參與的趨勢融合起來，發展出一個全新的社會工作實踐模式。該運動肇始於2004年在蘇格蘭格拉斯哥（Glasgow）舉辦的一次會議上，會議的主題是：「我不是來做這樣的社會工作的」（ I didn't come into social work for this!）在會議上，社工學者Chris Jones拿出了早些年的研究成果，指出我們應該超越對社會工作危機的抱怨階段，積極挑戰當前的主流趨勢。這次會議共有60位前線社工及社工學者參加，最後通過了一份宣言：《社會工作與社會正義：呼籲新實踐的宣言》（Social Work and Social Justice: a Manifesto for a New, Engaged Practice 。 中譯見：http://nofalseharmony.org/?p=220 ）。該宣言被放在網上不久就有七百多人簽名支持(Ferguson and Lavalette 2007: 197)。隨著這一微不足道的開端，社會工作行動網路（Social Work Action Network (SWAN) 網址見：www.socialworkfuture.org）誕生了。 SWAN並不是要和現存的社工組織競爭甚至取代它們，相反它只是一個職業化的組織或社團，成員有前線社福工作者、社工學者、社工學生和受眾。它只是想在社工領域發出基進的、戰鬥的聲音。自2006年以來，它已經組織了三次全國性的論壇，每次的參會人員都在250人以上。另外SWAN還在布里斯托爾（Bristol）曾組織過300多人參加的關於激進社會工作的會議，曾在格拉斯哥和利物浦舉辦過兩次關於「Baby P」虐兒事件的討論會，每次參會人員都在200人以上。SWAN曾經在網上發起了一次反對尋找替罪羊的請願活動；它還在網頁主持過一次生動的討論，主題就是「社工人員怎樣才能更好地保護易受傷害的孩子們」。SWAN的宣言，由於深刻關心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影響以及其所討論的問題並不局限於英國，迄今為止該宣言已經被翻譯成西班牙語、希臘語、斯洛文尼亞語、漢語、日語和孟加拉語。 結論：21世紀的基進社會工作 像過去十多年裡其他類似的組織與運動一樣，英國「社會工作行動網絡」更加明確自己的抗爭目標就是反對社會工作的市場化和管理主義，並且鮮明地相信：「另一個社會工作是可能的」'another social work is possible'（這是借鑒了全球反資本主義運動的口號：「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為更加明確地闡述我們的目的，我們兩個人Ferguson和Woodward剛剛為21世紀的全新實踐模式總結出了四個關鍵因素，並以此作為本文的結尾（譯按：參考兩人合著的《基進社會工作實務》Ferguson, I., Woodward, R. (2009), Radical Social Work in Practice: Making a Difference.Bristol: Policy Press.）。 基進實踐模式仍需保留既有的好形式（Radical practice is retaining a commitment to good practice） 我們都知道成本考量驅動的管理主義方式主導社會工作的二十多年裡，把集體工作的方式（如小組工作、社區工作）給嚴重破壞了。但問題不止這個，個案工作的好方式也遭受了衝擊。這些都是我們應該繼續堅持的，好的個案工作也可以有利於拉近我們與受眾的距離，增進相互間的信任，有助於我們發現他們生活困境的原因。在東蘇格蘭的社會危機中心，「談話傾訴」（Someone to talk to）就被受眾當作是解決精神問題的最好方法。傳統社會工作的優良品質如對關係、對過程和價值（relationship, process and values）的重視，長期以來一直都遭受新自由主義的侵蝕，因此那些不受「政治氣候」影響肯堅守這些品質的社工本身就是基進的。在管理主義和技術決定論的大氣候裡，任何以價值觀念為基礎的仁慈和整體性的工作方式（humane and holistic value-based approaches）也可以是基進的。 基進實踐模式是採取小規模的「遊擊戰」形式（Radical practice is 'guerrilla warfare' and small-scale resistance） 優秀的社人應該總是在既定的統治規則下面尋找更好的服務於受眾的工作方式，即使這樣做有時候看起來像是「屈服於」規則。1970年代一位作家就曾說社工應該是「中產階級的強盜」（middle-class bandits）。Lipsky經過大量的研究認為「大街上的官員」包括社人，就應該竭盡自己所能為受眾爭取資源。一項近期的對前線熟練社工的研究表明，以前他們還有一些自己的工作自主空間，現在雖然幾乎都被管理主義的模式給遮罩了，但還是有一定的空間可供自己發揮創造力和想像力： 「我們的團隊有非常強的社會工作價值觀……我們根本不怕跟上面對著幹，我們有一個優秀的負責人，我們甚至像一支軍隊一樣有戰鬥力……我們堅持開展對話的方式。」('Kathryn', quoted in Ferguson and Woodward 2009: 74) 基進實踐模式需要與受眾和照顧者一起工作，但前提是他們同意我們的介入（Radical practice is working alongside service users and carers,but not when they do not need social workers） 和受眾及照顧者一起工作，這是任何基進實踐模式的核心內容。幾十年來新社會福利運動（如殘疾人運動和精神健康人士運動）已經在服務相關人士方面的觀念與模式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和它沒有矛盾，比如爭取自立性方面和個性化預算上，還是會存在一定的爭論，這方面的爭論必須在開放和友好的氛圍中進行。對於我們社工來說，我們要知道什麼時候該後退一步，畢竟大部分的人是寧願不看見有社工在身邊的。 基進社會實踐是集體性的活動，是政治性的運動（Radical practice is collective activity and political campaigning） 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樣，個人的工作方式（individual approaches）可以為人們的私人生活帶來看得見的積極變化，但集體性的工作方式（collective approaches）在改變社區和結構性問題方面所具有的更強大的潛力，卻在過去幾十年裡被嚴重忽視了。集體性的工作方式至少在三個方面與社工相關： 這是一個很好的社區工作實務模式。社區工作的理論與實務已經遠離了大部分的社工教育課程，並在很多服務機構銷聲匿跡（代之以一種狹隘的、組織嚴密的諮詢服務模式）。我們迫切需要在社會工作領域重建這種基進的社區工作模式； 社工都有自己的集體組織，主要是各類工會組織。基進社會工作當然不可能在真空裡開展。一方面它需要各方面的資源，另一方面當面對對前線同工倡議和堅持受眾利益較缺乏熱誠的管理層的時候，也能得到適當的保護。有強大工作能力的工會組織將非常有助於爭取我們的目標； 社工也需要主動參與到廣泛的各類社會運動中去。過去社會工作已經從其他社會運動如女權運動和殘疾人運動中獲得了重要的能量和觀念。在21世紀初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批判不僅來自於政治家們，而且也來自廣泛的社會運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誕生於1999年西雅圖的反資本主義運動或者被稱為全球正義運動。同樣地，我們這些希望扭轉社會工作領域的新自由主義趨勢的人，就需要廣泛參與這類大範圍的爭取社會公義的運動，並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全文完） |
| Posted: 27 May 2013 12:09 PM PDT 前言：有朋友把一篇3版紙神學文章給我看，讀後，覺得有對的觀點，但錯的觀點更多，這類文章是誤導性是極大，所以我用很長篇幅去回答。由於，寫得辛苦，所以不想浪費，修飾一點，改為網誌文章。我批評的那篇文章，我會放在回應欄上，若讀者有興趣，可以看該篇文章。 Jonathan C K Ho 另一方面, 人類論上, 作者怎樣看理性? 啟蒙運動是高舉理性, 作者若只是按路德派及加爾文派說total depravity全然敗壞, 包括理性也爛了, 人又怎能明白聖經? 保守派的反智傳統也是來自於此! 聖經真的是說：人的理性也被罪入侵而全然墮落? Jonathan C K Ho 其實，我真的不知從那裡入手，才可以伸明我的立場。讓我試試吧！ 「我們還要受幾多痛苦和磨難，才能學會「絕望」，放棄一切對世界、對人類、對自己甚至對「教會」會「復興起來」的癡迷想法，默然等死，耐心待救，好仰望天父上帝終歸會「復興祂自己」的真正拯救？！」 在終末論上，作者好像是要人放棄作任何努力去改變世界，因這個世界是無望的。我是已實現千禧年派，即無千禧年派，而作者應是時代論的前千禧年派。我相信主耶穌復活後，人類歷史便進入千禧年，即基督徒開始與基督一同作王，但我們的王權是不完整的，作王是指向我們得著聖靈，擁有新生命的復活大能，可以為主作見證，而辯證地，我們有作王的生命大能的同時，我們會面對地上的各樣逼迫，甚至殉道。 基本上，我不反對基督徒對現世絕望，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不參與社會務事務，也不代表我們以放任的態度，任由罪惡橫行。我也反對福音派如宣道會說，多傳講福音，多人信主，便可以令終末早點降臨。這種說法便是如作者所說，人的工作去決定主何時再來，這是侵犯了基督的主權，是一種對人的信靠。主耶穌何時回來，是上主的主權，人做了什麼，也不可能改變上主的安排。 既然，主何時再來是與我們的工作無相關性的，這便要問基督徒遇上邪惡，有什麼本份和責任？基督徒的責任就是效法主，主耶穌潔淨聖殿是因為祂看不過眼權貴包庇金融販子在銀錢兌換上欺壓人民，借宗教漁利，所以主耶穌中斷了金融系統的運作，出手阻止剝削的運作。我們學效主，去關心窮人，不只是賙濟他們，還要阻止政經權貴剝削窮人，這不代表我們把希望投放在世界之上！ 作者的時代論的前千禧年觀，就是認為老底嘉教會的時代很快會完結，世界已爛透，所以基督徒放棄參與改善世界，令世界早日玩完，這是盼望上主馬上直接介入止息罪惡。 然而，這種說法的問題是極大，上主是有權遲多了幾十年至一百多年才回來，我們基督徒在地上真的要對罪惡視而不見，袖手旁觀？ xxxx Jonathan C K Ho Jonathan C K Ho 羅馬書7:25「這樣看來，我以內心(原文nous，就是理性)順服神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經文是說人的理性是想順服神的律法，可是意志上，卻控制不了。 羅馬書7:18「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究竟，這個有理性可以明白神的律的人是否一個已重生的基督徒？答案是，他是一個非基督徒。 羅8:9「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裡，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 經文說，一個已重生有聖靈內住的基督徒，便不是屬肉體的。 羅7:5「因為我們屬肉體的時候」 但，那個能用理性明白真理的人卻是屬肉體，所以，人的理性並沒有因人的墮落而全然敗壞。 xxxx Jonathan C K Ho Jonathan C K Ho 而神的形像是已沒有隨人的墮落而失去，是理性(歌羅西書3:10)。在創9:6，洪水後，神的形象仍會出現。但神的樣式在新約也沒有出現。馬丁路德認為兩者相同，指人是全然墮落，total depravity，理性與其他的功能也被罪惡入侵。 誰是誰非？這是公教和新教的對決。 近年，研究希伯來詩歌的結構平衡體，發覺相似並不是相等，兩個平行的詞彙是有一點不同。Ps19:1「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諸天」和「穹蒼」(大氣層)相似，並不相同。結論：馬丁路德錯、愛任紐對。即公教勝。倫理學上，公教的自然律(Natural law)系統也佔了上風。有些看法：神的形象就是基督。人是按著基督先存人性而被造。德訓篇1;4「智慧受造於萬物之先。」另外，形象代表著人是上帝的代表，正如泥像代表神靈，代表人有上帝所賜的主權。而樣式代表人與神相似，可以與上帝溝通。 Jonathan C K Ho 因作者把一切問題歸咎於啟蒙運動，但啟蒙運動只是百年宗教戰爭的反彈，教會內也鬼打鬼，知識份子厭煩無結果的爭論和戰爭，所以，犬儒地否定一切宗教，以無神論或自然神論(deism, 實質的無神論，指神創造了世界，便不再理會這個世界)為基礎，發展科學，高舉理性去質疑聖經及所有宗教。 這是教會自己見證不好，怎能去怪人？ 但為何公教和新教產生了如此嚴重的鬥爭？那一個是異端？ Jonathan C K Ho 經過千多年，羅馬教會漸漸發展成羅馬教庭，獨佔西方教會的意識形態的主導權，是一言堂解讀聖經的法定機構。 是的，羅馬教庭於中世紀末期有不少行政上的腐敗，但這教義上也墮落了嗎？馬丁路德便這樣認為，直接稱教皇是敵基督，把7個聖禮縮減至2個，為了反對煉獄及禮儀補贖制度，放棄舊約希臘七十士譯本，改跟從猶太人希伯來聖經，把舊約的書目縮減至39本，把聖經閹割，令新教和天主教有根本上的不同，把宗教的一元性打破，說唯獨聖經，卻又閹割聖經，產生巨大的混亂，也產生了百年的宗教戰爭！可笑的是路德高舉唯獨聖經，認為人可以籍著直接閱讀聖經，可以找到同一的真理，但路德和慈運理卻對聖餐的理解有極大分歧，最後德國和瑞士的改教運動便各自發展，而不能合一。這便證明唯獨聖經是一個謊話，詮釋聖經是需要傳統，丟棄傳統，人便會按自己的喜好去解讀聖經。 Jonathan C K Ho xxxx Jonathan C K Ho xxxx Jonathan C K Ho 我應要停了，因我寫了太多，你也難以消化。無論如何，我不介意傳授知識，只希望新教徒清醒一點自己的宗教傳統是何其殘缺。 xxxx |
| Posted: 27 May 2013 07:49 AM PDT （五常按：本文是《制度的选择》第四章《从佃农分成到中国制度》的第六节。） 起自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开放改革是人类历史最具震撼性的一章。科斯认为没有其他事项能比我们见到的中国改革与发展对人类的将来有更深远的影响。从经济学术那方面衡量，传统的经济增长或发展理论被中国的经验全部推翻了。机缘真的巧合：我是地球上唯一的受过西方经济教育而有机会全程跟进中国的经济改革的人，可说不负此生。为了回应孙冶方先生一九七八年十月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一九七九年十月我发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是自己第一篇中语文章，算是我跟进中国的序幕演辞（一笑）。 早些时，一九七九年的夏天，伦敦的经济事务学社的主编来信，说戴卓尔（内地称撒切尔）夫人的办公室提出如下问题：Will China go capitalist?（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说明答案是要学术性的。该编辑是朋友，要求我以该题写一短文。为此该年的秋天我到离别了二十二年的广州一行，跟着关注中国，一九八一年写好的长文足以印成一本独立的小册。经济事务学社要立刻发表。 虽有保留死不悔改 两个原因我对发表有保留。其一是我认为北京不会喜欢那个题目。伦敦那边坚持该题甚佳，不要改。其实我也认为该题甚佳，但北京信奉的「资本」概念源自马克思，而我学得的却源自费雪。几番商榷，最后大家同意把「资本」一词加上引号。毫无作用，频频碰壁，今天我索性把引号取缔。《Will China Go Capitalist?》一九八二在伦敦出版（下文简称《中国》）。去年（二○一二）科斯与王宁写了一本厚很多的《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说是我一九八二出版的《中国》续集，在北京出版的译名却是《变革中国》，多么可惜！ 远为头痛是第二个原因。一九八一年写好《中国》后，我把文稿寄给多位行内朋友阅读，竟然没有一个同意我对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的肯定推断。后来才获诺奖的科斯奇怪地没有回应，但他的沉默是我当时得到的一小点鼓励。一九七六获诺奖的弗里德曼客气，说我是世界上最乐观的人。后来获诺奖的诺斯说我发神经。后来也获诺奖的贝克尔强烈反对。一九七九获诺奖的舒尔兹来信谴责，直言经济学不可以推断经济制度转变这种与经济学无干的话题！我终于决定发表是因为华大的同事巴泽尔。巴兄说他不同意中国会转走私产与市场经济的路，但同时又说我推断中国改制的理论半点瑕疵也没有，难得一见，不发表可惜。奇怪巴兄到今天还没有获诺奖！ 今天回顾，我给自己打满分的，是在「千夫指」的情况下我完全没有软化自己的推断。在文中我解释得清楚：没有肯定的推断不会有可以验证的假说，而有关的局限开始转变，回头走需要的局限再变逻辑上不容许。还有什么选择呢？文中我提到： 「中国可能永远不会在官方文字中形容自己的制度是『资本主义』，甚至不会起用『私有财产』一词。我的推断只是中国会采用一种产权的结构，在运作的性质上跟一个基于私产的经济相同。」 其后我再补充： 「我对中国的产权结构会转向近于私有财产的制度的推断需要缓和一点。私人的使用权与转让权是程度上的事，而世界上没有国家会把私产扩展到所有资源去。我不会极端到推断中国的邮局、公共交通、石油资源——那些政府在相对上容易维护垄断的行业——会有一天改作私营。但我见到私人的使用权与转让权会授予劳力、工具、机械、建筑，甚至土地。」 是的，要不是当年那么多的大师反对，我可能写得更为详尽，预先把好些中国改革的细节写出来。 私产定义与改制解释 在《中国》小册中我提出的私人财产的定义，基本上源于自己一九六九发表的《合约结构》，包括使用权、收入享受权与转让权。私人所有权是不需要的。这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建议中国的承包制要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原因。所有权保留为国有可以维护社会主义的形象。一九八六年《中国》小册再版时，在补加的后记中我说农业的承包制已经走上了私人财产的路。 产权结构是合约安排。我指出过，要解释产权结构的转变或选择一般远比解释有了产权结构的合约选择困难，而事前推断产权结构的转变比事后解释更困难了。不管舒尔兹怎样说，经济学不能否认，产权结构的转变是人为的选择结果，只是牵涉到多人的选择，意见不同，有些自愿有些强迫，加上要在事前推断其变，其困难程度不容易夸张。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是事前的推断，牵涉到无数的人，有些自愿有些强迫。我平生只推中过这一次。不是猜中，而是当时中国的局限开始转变明确，加上时来运到，我想出一个完整而又简单的制度转变的理论。当时不认为怎么样，但今天回顾该理论的结构实在好。 广州之行大有收获 一九七九的广州之行，得到姊姊与朋友的招待，三天内我学得很多，其中两项观察是我后来推断中国去向的基础。第一项是我察觉到，当时中国的各行各业的干部都有着非常详细的等级排列，每级有着不同的物质享受权利。骤眼看外人不容易接受这方式的收入分配，但过了不久我意识到这等级排列的出现是为了减低在没有以资产界定权利的情况下必会出现的租值消散。这思维源自我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从等级排列的观察我立刻想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唯一好去处，是要把等级排列权利转到以资产排列权利那边去。 广州之行的第二项重要发现，是姊姊的亲属及朋友皆整天忙于搞关系，走后门，为的只是要买两只鸡蛋之类的琐事。今天的同学可能不相信，但当年的实情确如是。这使我想到当时的中国，交易费用作为国民收入的一个百分比一定高得离奇，而只要这百分比能下降一小点，国民收入一定颷升。我的判断是这高得离奇的交易费用需要资产的权利结构有所改变才会下降，而这改变必会带来的收入急速上升对需要的改革会有大助。 帕累托的延伸与科斯的失误 一九八三年，出版了《中国》小册后，我对美国的朋友说，中国某些地区在未来的几年每年增长百分之五十是容易的。他们又笑我发神经。蠢到死，有什么可笑呢？从零上升百分之一百还是零。一九八四年，珠三角有几个地区的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五十。 一九八○至八一年间我写好的推断中国会改制的理论，是以交易费用的局限转变为重心。在基础上我提出三点。一、交易费用包括所有一人世界不存在的费用，应该称为制度费用。这点一九七四年我提出过。二、如果所有局限条件皆顾及，帕累托条件或至善点一定满足，没有无效率这回事。这点一九七四年也提出过。三、如果所有交易费用是零，不需要有市场，也不需要有资产的权利界定，资源的使用会达到最高的价值。这是说，科斯定律一方面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另一方面假设资产有清楚的权利界定，是重复了，逻辑上有失误。这点是新的，科斯后来同意，一九九一年阿罗也向我表示同意。在这三点的约束下，中国改革前民不聊生的日子满足帕累托，开放改革被处理为起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局限出现了转变，资产权利的结构转变与市场的兴起也是朝着帕累托指定的方向走。 把交易费用分门别类看 跟着的理论发展是把交易或制度费用分门别类，在观察上看到每类怎样变，推断会跟着怎样再变，解释为什么不可能不变，整个理论的结构就变得完整了。市场活动的涌现与经济的急升是无可避免的效果。 我以两层分类，都简单。第一层是把交易或制度费用分为两部分。其一是现存制度的运作费用：这些是今天老生常谈的在现实社会中的非生产费用，更清楚是看为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不会存在的费用。其二是改制费用：从一种产权结构转到另一种的费用——当年我的主要考虑是中国要从以等级排列或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 这第一层的分类有三个明显的含意，皆按着帕累托的思维推理。一、如果改制费用是零，运作费用最低的制度会被采用。二、如果改制费用不是零，运作费用较低的制度可能不被采用，而改制费用愈高现存的运作费用较高的制度愈会受到保护。三、如果另一种制度是有着较低的运作费用，这制度的采用要基于改制费用低于改制后的制度运作费用的节省。 第二层分类是破案关键 上述三点是近于套套逻辑的思维，说了近于没有说。当年苦思良久，终于在一个晚上我想到在交易费用的处理上再加一层分类，一个完整可用的理论冒出来了。这第二层分类是把改制费用分为讯息费用与抗拒费用两种。前者是要知道其他制度怎样运作及效果如何的讯息费用；后者是要说服或强迫那些认为改制会受到损害的人，尤其是那些大有权力的在以等级排列权利中的优胜者。 看似简单，其实也简单，这第二层的分类当时让我看得清楚：一九八一年中国的改制费用正在急速下降，其原因使我肯定不会回头上升。最明显是讯息费用的下降。当时邓小平说要把大门打开，让外间的讯息进来。我的意识是邓老不会言而无信，但朋友认为他曾经三落三上，再落而使大门再关的机会存在。然而，我见到香港的市场运作的讯息像狂潮那样涌进了内地，讯息的大门怎还可以再紧密地封闭呢？还有两件琐事使我坚信讯息的通道不能再封。其一是一九八○年我成功地把在内地的两个姊姊的两个女儿弄到美国去求学。我可以，其他人也可以，一下子有几千个内地的青年到了美国。这些青年一律是高干子弟！其二是一九七九年我发表的第一篇中语文章，内里提到的「交易费用」一词在内地不胫而走。我因而在《中国》小册内提到：中国的朋友没有一个不是交易费用的专家！ 政治天赋价值下降 至于得益分子或干部的抗拒带来的改制费用，我认为一九八一年也开始急速下降。这方面的证据远没有讯息费用下降那么清楚。我在《中国》小册内提出好些间接的证据，同学要找该作细读（或读我的《英语论文选》的第二十二章）。这些包括改革初期国民收入的急升会削弱抗拒改革的意识。但当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维护等级权利的准则是明显地改变了：邓小平复出之前等级的维护重视「思想正确」的政治意识；一九七九年中国的朋友一律开始上交易费用的课。我在小册内写道： 「作为竞争的主要规则，政治的服从开始下降。有三种效果。其一，因为思想教条的强迫力急速下降，干部要维护他们的现状的费用是上升了。其二，这些费用上升带来的效果是政治天赋的价值下降。其三，这些准则的转变使干部的竞争优势出现了疑问。」 夸张例子是老人家当年的秘密 一九八四年，见到混乱的珠三角的好些地区的经济上升得急，也见到一些企业以合同工取代国家职工，我为文说中国不可能走回头路。不同意的声浪不绝于耳。外人不知道，我当时的判断是基于一个很完整的理论。事实上，《中国》那小册很少人读，而读过的师级人马近于一律不同意。我很想知道这些反对的大师们——健在的还有几个——今天会怎样想。 当年我对中国改制的推断没有一丝博彩的意图：从头到尾的肯定文字是把自己的名字押了上去，稍有差池输不起。外人可不知道，我的准确推断有一个他们没有注意到的秘密：当年我见到的中国是一个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夸张例子——封闭夸张，开放夸张；等级夸张，无知夸张；政治教条夸张，交易费用夸张；贫穷夸张，增长也夸张。说过了，我是个喜欢处理夸张例子的人。 上文提出的牵涉到无数人的改制理论有一般性：该理论的结构简单清楚，加进足够细节的补充会有广泛的解释力，可以处理当年舒尔兹认为经济学者不应该染指的制度转变的整个话题。当然不容易，骤眼看不可能，但当时中国提供的现象来得那么夸张，把很多通常难以观察的细节放得很大，让我看得清楚。这是运情。我适逢其会，而从师友学得的产权及交易费用的学问，加上自己多年的改进，刚好用得着。 （未完待续）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
| Posted: 26 May 2013 11:09 PM PDT "故国人民有所思"
近日收到的书甚多，看都看不过来，其中杨奎松兄的《忍不住的"关怀"》、陈徒手兄的《故国人民有所思》都是关于1949年后知识分子命运的好书，都是用扎实的第一手材料写成的，厚重、可靠。《新京报》的朋友来电希望我为这两本书写一篇评论，实在抽不出时间写文章，只好在这里贴一下书影，向朋友们推荐这两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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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7 May 2013 01:13 AM PDT 互联网的信息产生与展示形态，从Web1.0到Web2.0，再到现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个改变正在慢慢发生。 在未来，我们所接受到的信息与观念，绝大部分会来自于我们自己所构建的"互联网"，从Follow概念出现的那一刻起，这种改变就在发生。信息，从之前的洪流变成细流。 举个简单的例子， 在之前 ，全国人民都只有一个信息源，他被称为"人民XX"，我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都是他们发出来的。 现在，我接触到的信息来自我不认识的某个设计师或者某个到处旅行的家伙，这些人，都是我主动关注的，我关注他们，是因为我对他们的信息感兴趣。 我不喜欢周立波，在之前，我可能不得不听到关于他的消息，因为，消息是打包发布的；现在，我几乎得不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因为，信息源头我没关注过，发布跟他相关信息的人都被我屏蔽了。 这就是改变。 说回到今天的事儿。最近有很多朋友在微博上抱怨，说微信的朋友圈真乱，天天都是心灵鸡汤，天天都是什么不转发死全家。 看到这样的抱怨，我一般都会默默的拉黑这些人，然后骂自己一句傻逼！ 1、朋友圈的问题跑到微博去抱怨，是为了秀智商下限吗？ 有人说，那还不是因为朋友圈里的都是熟人，不好意思在朋友圈里说吗？ 靠，都在微博上骂了，难道跟帖大字报有什么差别吗？ 2、谁能加你的微信，加你的时候是不是都是你自己通过的？ 你选择了跟谁成为朋友，你选择了接受谁的消息，最后你自己被骚扰了，这算什么？ 这就是，你自己被自己恶心到了！你被自己恶心到了，你骂别人，这妈的算怎么回事啊！ 3、你肯定会说，年轻人，你太不懂人情世故了。 是的，你会说，有些人，我不得不加， 有些群，我不好意思退。 亲爱的，你活的累吗？你活给别人看，你一辈子这样虚情假意，累吗？ 是的，你会说，有个姑娘长的好漂亮，心痒难挨，一定要骗上床。 哥们，为了打一炮看点鸡汤，你还想怎样？ 4、微信其实提供给你们这些好面子的人某些解决方案的！ 1）朋友圈权限设置 在朋友圈长按某个人头像，可以设置不看他的内容或者不让他看你内容 2）设置需要验证才可以加为好友 5、我的一些原则 1）超过3个人的微信会话设置为静音 2）尽量不加入超过40人的群聊 欢迎拉我进入200人、300人、400人的群聊，我发个广告就走。 3）尽可能的屏蔽在朋友圈里谈论星座、社会、IT、产品设计、好运气的人。 我的朋友圈，只有花花世界美好生活，因为，我的现实，已经很苦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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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7 May 2013 01:11 AM PDT 2013年5月15日，快捷酒店管家进入新的阶段。我们也从车库转入到较大一点的室内办公。 在这次的搬家中，我们对办公室做了点不一样的设计。
快捷新的办公区还是在一栋小别墅的大厅里，所以，我们把这个大厅四周的墙上全部订上了白板玻璃，在每个工位的背后都有。 之所以这么做，有2个原因。 面对面的沟通是最简单有效的，所以，我们期望团队成员之间的交流效率最大化，随时有想法，随时讨论，有结论之后拍照发邮件留存。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很多事情，还是写下来比较能记得住。所以，很多结论我们会保留在白板上，项目计划也会保留在白板上，每天的晨会都可以review。
我们把别墅的某个小房间改做了会议室，因为还是会有电话会议或者业务伙伴的来访与讨论。 但是，这个会议室里，我们一把椅子都没有放，只放了一张桌子。 没有别的原因，只希望开会的时候能够更专注，效率更高。 另外， 邮件一直被很多人诟病，但是，问题的本质不在于邮件，而在于邮件的使用方式不对。 在快捷酒店管家，邮件只起到一个备份记录的作用。关于业务的讨论和设计方案的讨论都是白板完成，之后将结论放给大家存档。 会议也一直被人诟病，但是，问题的本质不在于会议，而在于会议的范围和效率有问题。 在快捷酒店管家，没有人会写PPT，也没有人会搞冗长的会议。迅速讨论，细节问题具体相关人私下讨论即可。 白板文化和站立式会议文化，试图让团队的每个人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去。就像快捷酒店管家这个产品一样，团队的沟通也一样的简单直接，这是我们一直努力保持的作战策略。 —— 微信添加 iamkentzhu 为好友，有更多精彩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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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7 May 2013 01:09 AM PDT 一个产品一旦开始，需求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似乎不需要什么玄幻的调研和推论，一切顺其自然。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用户的地方就有需求。产品一旦开始，用户会告诉你他需要什么。 最开始做快捷酒店管家，我们只是将快捷酒店信息通过移动互联网的方式做了新的呈现，这个产品就这样开始了。 用户告诉我们，我只需要看有房的信息，满房的我看了闹心，这个时候只看有房的需求就出来了；用户告诉我们，打电话的方式还是不够快捷省事，在线预订的需求就出来了；在线预订之后，用户还告诉我们，出差旅游的朋友经常需要我来给他找个酒店，替人订房的需求就出来了；用户发生了多次重复预订，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自然而然的，我需要给老朋友一些特殊的好处，这个时候，用户体系的需求就出来了。 这一切的推进，没什么规划可言，就是用户在推动着产品往前走。 再比如，很多时候导航设计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 一开始，只有几个类目，就全部展示出来，再后来类目多起来，于是就开始对类目进行分类，只展示大类目，再后来，类目更多，就可以考虑分拆成不同的产品了。 当然，有的时候，用户可能推的有点猛，作为产品设计者，帮着纠正个方向就是了。 比如，到底要不要用户点评？这个需求看似很自然，其实不自然。作为一个工具类的应用，去做UGC的事情，对我们是个挑战，对用户来说也是个挑战，他需要的其实是一种对这个酒店的信任度的增强，点评只是个表象，未来，我们会用其他的方式来满足这个需求。 在做快捷酒店管家的过程中，给我的最重要的启发之一就是，产品不是规划出来的。永远不要试图去规划产品，就让他自然而然的发生。这样的产品有更强的生命力。 后续： 1、那老板要规划怎么办呢？ 给他一个短期可行的规划，再长远的，给他一个愿景吧。 2、老板让我执行不自然的需求怎么办呢？ 跟不靠谱的人在一起，是浪费青春。 —— 微信添加 iamkentzhu 为好友，有更多精彩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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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7 May 2013 01:08 AM PDT 观点： 没有完美情结的产品经理，往往更容易做出成功的产品来。 补充说明： 1、这里的产品，比较偏向于『互联网产品』。因为我只做过互联网产品，其他的领域不知道，也不便说。 2、这里的成功，指的是有较大的用户群，产品被用户认可，且有一定规模的收益。没有收益的产品是可耻的。 下面来完整的解释： 有一个好的点子，离做成一个好产品，相差着一万个对完美的妥协。 产品设计与艺术设计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艺术设计在某些程度上是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附加影响的。 产品设计则不行，用户的习惯、技术的发展、市场的容量、成本的控制等等无疑都在破坏你早期对产品完美的想法。 而完美的另外一个副产品则是，很容易陷入到细节没完没了的追求。当你深陷细节，就可能很迅速的忘记了全局，最终将产品设计变成了艺术设计。 我举个例子也许更容易理解这个，当你深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其他人在你的眼里都可以被忽略，你的眼中只有他的美好。这种情况跟产品设计中陷入到细节的追逐类似。 那，一个没有完美情节的产品经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1、挑出核心，并牢牢抓住。 一个产品，只有一个核心，不然就容易出问题。这个核心一点确定，所有的功能与运营都应该围绕着他来进行 2、对不影响核心的瑕疵有足够的容忍。 Bug有的时候就像是韭菜，割完一茬还会再长出来一茬。在不断增强核心的道路上，需要对边缘的瑕疵有足够的容忍度。 3、顺手除掉瑕疵 不需要为10%的用户费太多的心思，当然，如果顺手的话，费点心思也无妨。 后续： 1、肯定有人会举乔布斯的例子反驳我 99.9%的人无法成为乔布斯。 在乔布斯的产品设计人生中，我并不认为他有完美情节，他只是有足够挑剔的审美罢了。你用过第一代iphone吗？ 2、没有完美情结，不意味着没有审美 没有完美情结不是说产品设计就不追求美了。丑陋的，毫无美感的产品依旧很难成功。 —— 微信添加 iamkentzhu 为好友，有更多精彩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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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7 May 2013 01:06 AM PDT
七印部落的同学发出了一段视频翻译，是乔布斯16年前的一段访谈视频，我认真看完，做了一点笔记。 这个访谈的时间是1995年，乔布斯被赶出苹果，创建了Next，之后不久乔布斯重归苹果。 在这个访谈里，乔布斯讲述了他是如何开始进入计算机硬件行业的，是如何做出Mac的，他是如何看待产品、如何看待团队合作的，以及他对IBM当时处境的一些看法。 如何学会管理公司的？ 生意场上有很多约定俗成的规定，我称为陈规陋习。因为以前这么做，我们就一直这样做下去。 所以，只要你多提问多思考，脚踏实地工作，你很快就能学会经商，这不是难事。 你的编程经历给你带来什么帮助？ 编程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工作，它没有明确的实用性。重要的是我们把它看作思考的镜子，学习如何思考。 我认为学习最大的价值在于教会你一种思考方式，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 IBM为什么会走下坡路，Lisa电脑为什么会失败？ 公司规模扩大之后，就会变得因循守旧。他们觉得只要遵守流程，就能奇迹般的继续成功。于是开始推行严格的流程制度，很快员工就把遵守流程制度作为工作本身。IBM的员工是世界上最守纪律的，他们恰恰忽略了产品。 经验告诉我，优秀的人才是那些一心想着产品的人，虽然这些人很难管理，但是我愿意跟他们一起工作。光靠流程和制度做不出好产品。 Lisa是一款非常超前的产品，但是它过于超前以至于偏离了产品的宗旨。 什么对产品最重要？ 我离开平果之后，发生了一件几乎毁掉平果的事情。sculley有个严重的毛病，跟很多人一样，就是盲目乐观，以为光凭创意就能取得成功。 问题在于，优秀的创意与产品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实现创意的过程中，想法会变化，甚至变得面目全非。因为你会发现新东西，思考也更深入，你不得不一次次权衡利弊，做出让步和调整。总有些问题是点子设备解决不了的，是塑料与玻璃无法实现的，或者是工人和机器人做不到的。 设计一款产品，你需要把数千个问题装进脑子里，必须仔细梳理，尝试各种组合，才能获得想要的结果。每天都会发现新问题，也会产生新灵感。这个过程很重要，无论开始有多少绝妙的主意。 那团队合作呢？ 就像是一部磨石机。通过团队合作，通过精英们的相互碰撞，通过辩论、对抗、争吵、合作，相互打磨，磨砺彼此的想法，才能打造出美丽的"石头"。 这显然并不是某个人的成就，但是人们喜欢偶像，大家只关注我，但为Mac奋斗的是整个团队。我成功得益于发现了许多才华横溢，不甘平庸的人才。 而且我发现只要召集5个这样的人，他们就会喜欢上彼此合作的感觉，前所未有的感觉。他们会不再愿意与平庸者合作，只招聘一样优秀的人。所以你只要找到几个精英，他们就会自己扩大团队，Mac团队就是这样。 现在的微软是什么状况呢？（1995年的微软） 他们是靠跟IBM合作起家的，并且依靠windows打开了PC市场大门，同时契而不舍的跟进，完全占领。 微软唯一的问题是没品位，完全没有品位可言。只会一味模仿，产品缺少文化和内涵。Mac下字体的灵感来自字体设计和精美的书籍，如果没有Mac，微软永远不会想到这些。 让我难过的不是微软的成功，而是，他们只做三流的产品，他们的产品没有灵魂和魅力，太平庸。更让人难过的是，用户居然毫无感觉。 当然，乔布斯谈到关于团队合作的一些观点，我认为会有误导，所以没有单独列出来。 比如，他认为跟优秀的人合作，不必在乎他们的自尊，因为他们的全部心思都花在了产品上。只要你的观点是对的，他们会立刻改正。 ——感谢的分割线—— 关于七印部落 七印部落，微博@七印部落 是一群通过网络聚集起来的家伙，他们联合翻译高质量的外文产品材料与书籍，而且翻译的质量非常赞。 关于视频 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xNDY1NDY4.html —— 微信添加 iamkentzhu 为好友，有更多精彩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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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7 May 2013 01:02 AM PDT 插件，大家都很熟悉了，Web端产品一种很常见的模式。比如，浏览器的插件、播放器的插件等。 插件的做法，从产品而言，可以保持产品核心功能的极简，同时给需要的用户提供更多的高级功能。 在APP上，对『插件』模式运用比较成功的是微信。 微信的核心功能从本质上看是个IM，但是他附加了很多的插件来对产品进行丰满，比如附近的人、摇一摇、笔记本等。 这使得微信可以将核心功能做一定程度的剥离，让新用户进来的时候可以迅速融入，再进一步的打开插件，按照自己喜欢的姿势使用微信。 也使得微信的很多尝试不至于吓到用户，因为只要你不打开这些插件，你的微信始终都是简单的。 也是在早上跑步的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喜欢说产品是『小而美』，或者『大而全』。我的意思是，为什么小后面跟的是美，而大后面跟的就是全呢？为什么不是『大而美』呢？大的真就不能美吗？ 从产品的角度看，所谓的『小而美』似乎都是烟雾弹，每个产品最终都会成长为一个『大』家伙，他的功能也会越来越多，满足的用户群也会越来越到大。所以，这个问题好像变成了，『难道大的产品就不能做到美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用户才不在意大小，在意的是"需求满足的程度和效率"，大好还是小好，都是基于这个判断推导出来的结果。所以，我认为未来的移动APP也必然会朝着『大』的方向去发展。 只不过是，在变大的过程中，产品经理或者设计师不能够把握『美』了，简单粗暴的功能叠加导致产品臃肿不堪，导致完全不优雅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至于如何在变大的过程中保持优雅，我也不知道。目前这种『插件模式』似乎是一种途径。 —— 微信添加 iamkentzhu 为好友，有更多精彩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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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7 May 2013 01:00 AM PDT 先讲几个故事： 1、某个产品改版了，有用户站出来说做的挺烂，语气很气愤很不友好。 这个产品的人站出来说了一句，这些专家的就知道瞎扯。 2、某个产品发布了，有用户站出来指出一些问题，自己用的很不爽。 这个产品的人站出来说，哪里不爽了，你凭什么不爽？ 3、某个产品做了一个改动，有用户站出来骂娘，说很差。 这个产品的人私下跟用户沟通说具体怎么不爽，你想怎样，我们看看怎么改？ 你是否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面对着3个情况，你分别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呢？ 可以预见的， 被说专家只会吐槽的那个用户会告诉更多的朋友这个产品多么的差，多么的烂，动员他们都卸载掉；被质疑提出的问题有问题的那个用户会直接卸载掉，并且对这个产品团队耿耿于怀；经过私下沟通解释，那个用户开始理解这种做法，至少不再公开骂了。 所以，你懂我今天想说的主题了。 1、我假设我们99%的人都无法成为乔布斯。（这里没有不敬） 2、用户是难以捉摸的，异常挑剔的，经常以上帝自居的。 3、用户是需要哄的。 4、产品与用户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5、每个用户都希望自己的意见被重视，被听到。 6、每个产品人都是有自己的脾气的。 7、做产品不仅仅是做，更是熬。 8、平衡是一种哲学修养。 肯定会有人说，上面的几个点存在矛盾的。 是的，看上去是存在，当然，如果我引用一句经典的话就是，『他们是辩证唯物』的。 在快捷酒店管家的产品过程中，我遇到几个情况， 1、有人站出来一顿夸。 我会这样问，那你觉得有什么不爽的地方吗？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更重要 2、有人上来一顿骂，比如说我们没事就冒个『419』、『520』的气泡，很烦，要卸载。 我转发了该微博，表示歉意，并且建议他装跟我们类似功能的产品替代。 3、有人上来抱怨，典型的是为什么有登录但是没有注册入口 我会耐心的给他解释，我们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如何可以登录。 4、有人微博骂我们，为什么不能定XX酒店 因为商务上的问题，我需要私信跟他沟通，我们陷入商务谈判僵局，暂时不能用，我们在努力。我推荐你用另一个竞争对手的产品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说这些，不是想说我自己做的多么到位，多么牛逼。只是想说，用户都是高傲易怒的小朋友，让他感觉他是受重视的，他就会心里很爽，而且愿意留下来。这是产品的另一种『交互』。 另外，你和竞争对手之间，不仅仅只是竞争关系，而也应该是一种『惺惺相惜』，至少，即使再竞争，也应该考虑用户的感受。 最后，我留一个问题大家来讨论： A产品，改版之后，一堆人骂，说不好，要回滚； B产品，改版之后，没人骂，也没人说好 问：你觉得那个产品更牛逼，如果是你，你愿意去做哪个产品？ —— 微信添加 iamkentzhu 为好友，有更多精彩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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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6 May 2013 08:32 AM PDT  圖：© 2013 Samer Muscati/Human Rights Watch 莫桑比克：礦業移民安置區短缺糧食、飲水 人權觀察組織高級研究員尼莎・瓦里亞（Nisha Varia）說：「引進這些數十億美元的投資案，原本是為了讓這個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得以發展，但實際上卻使許多人的生活更艱苦。莫桑比克政府應該和淡水河谷公司及力拓集團合作，確保被安置的農民在下個耕作季節前獲得肥沃的土地，並及早為安置過程的不周延給予賠償。」 若將所有等待核准的執照計算進來，其涵蓋面積將達到600萬公頃，佔太特省全境的60%。當然不是所有的探勘活動都能發展成採礦項目，但高度集中的土地被指定為礦業用途，將導致土地利用的衝突。 「以如此驚人的集中形態，將土地撥配給採礦活動，已使可耕地面積遭受嚴重限制，並使預定拆遷的社區難以找到適當的安置地點」，瓦里亞說。「莫桑比克政府應該考慮暫停核准更多執照，直到適當的保護措施到位」。 從2009年到2010年，淡水河谷公司將1,365戶居民分別重新安置到新建的村落卡堤米（Cateme），以及莫阿蒂澤（Moatize）鎮上名為"9月25日（25 de Setembro） "的一個地段。 2011年，力拓集團收購澳洲礦業公司里弗斯代爾（Riversdale）及其在莫桑比克的礦權之後，這兩家公司（里弗斯代爾和力拓）分別將71戶和13戶居民重新安置到新建的村莊莫瓦拉濟（Mwaladzi），同一年，力拓又安置了另外388戶人家。金道爾鋼鐵電力公司（Jindal Steel and Power Limited）在太特省也有煤礦開採作業，正計畫安置484戶家庭。 人權觀察訪問了79位居民，他們都為了讓路給這些採礦項目而已經或即將被遷置到卡堤米、9月25日、莫瓦拉濟、卡龐加（Capanga）和卡索卡（Cassoca ）等地；此外，我們還採訪了50位政府官員、公民社會維權人士和國際捐助者。 「我們告訴他們人民有哪些權利和需要，但他們掉頭就走，再也沒有回來給我們答覆」，被重新安置的婦女馬洛沙（Malosa C.，化名）說。「我們沒東西吃，我們也沒錢去買東西吃，我們的狀況沒有改善。」 在卡堤米至少有83戶居民事實上無法使用他們分配到的耕地，因為他們分到的第一塊土地不是充滿石塊就是被原地主收回了。到今年4月為止，淡水河谷公司說他們還沒有為這些家庭提供任何額外的援助，以補償他們被安置三年以來遭遇的特殊困苦。 雖然遷移安置是由淡水河谷公司和力拓集團執行，但莫桑比克政府對於計畫的核准、安置點的選定和安置結果均負有最終責任。 人權觀察發現，莫國政府和各礦業公司未能與被安置居民之間進行充分溝通。各公司和政府都沒有提供適當管道和回應機制，讓居民可以參與決策、提出申訴或就其不滿之處尋求並獲得救濟。 在四處求告無門之下，被淡水河谷公司安置在卡堤米村的大約500位居民，於2012年1月10日遊行示威，阻斷連接淡水河谷煤礦場與貝拉港（Beira）之間的鐵路交通。製磚業工人也在2013年4月和5月發動示威，他們雖然大多並未遭到遷移，但生計因淡水河谷煤礦而受到影響，因此要求補償。 莫桑比克政府已採取步驟強化其法制架構，包括2012年8月通過因經濟開發而遷移居民的管理辦法。這項辦法有助於彌補法律漏洞，設定住房和基礎社會服務的基本要求。然而，它仍未能提供某些重要的保護，例如有關土地品質、生計、醫療保健服務和申訴機制。人權觀察認為，莫桑比克政府應該徵詢社會各界的意見，包括受采礦項目影響的居民、公民社會、礦業公司和國際捐助者，以便對相關法規加以修正。 包括澳洲、巴西、印度和英國在內的各國政府，應該監督其國內公司在莫桑比克從事礦產開發時的人權行為，包括要求這些公司公開發布其開發項目的人權影響評估。私營企業一樣負有保護人權的責任，包括在開發過程中應自我監督以預防人權侵犯，以及在人權侵犯發生後應加以改善。 |
| Posted: 27 May 2013 01:41 AM PDT  2013年1月1日，《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出版。1月12日成都新書簽售會上，李承鵬被有關部門勒令「一句話都不許說」，成為有名的「默簽」事件。（圖：中國評論） 李承鵬，暱稱「李大眼」，曾經是知名足球評論員，現在卻是紅遍內地的文壇「新人」、網絡意見領袖。其出版有：《甲A十年》《中國足球內幕》《尋人啟事》《李可樂抗拆記》《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等。他曾經歷受追棒，非議，甚至冷嘲熱諷。但無論怎樣受逼迫，他也堅持「說人話，辦人事」，頂住壓力揭露中國足壇黑幕，引發2010年中國足壇掃黑風暴。近年，李大眼亦有到中港兩地擔任電視節目嘉賓，與青少年分享其創作歷程，並鼓勵他們敢作敢言，勇於追夢。 從事體育報道的14年時間裡，他先後在《成都商報》體育部、《足球》報等媒體供職，因為一張大嘴和控制不住的筆，得罪過不少人，先後被迫停職、換工作，來來回回，折騰過很多次。剛開始遇到這樣的事，覺得害怕，害怕失業、害怕還不起房貸、害怕家裡人知道，後來次數多了，就不在乎了。後來他甚至想："每一篇稿子，在得罪一部分人的時候，肯定也會赢得一部分人，所以這些事情根本打不垮我。"《中國足球内幕》是李承鹏足球評論員生涯的最重磅作品。封面嚇然打著「歡迎對號入座，歡迎訴訟公堂，歡迎上級調查，歡迎群眾舉報」四個大字。李大眼一直在博客中揭露足壇黑幕，所以有出版社希望他寫一本深刻揭露足壇黑幕的書。考慮過後，他和兩個同事把累積十多年奮戰素材整理，又走訪和電話采訪了130多名相關人士，完成了這本22萬字的書。2011年1月9日，距離《中國足球内幕》發布整整一年，李承鹏獲得了「2010出版人年度作者獎」。但同時，他亦被業界封殺十八次。 最近，李大眼的新書《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在中國發行，但卻被反對者無故圍攻和打擊。除了在成都舉行新書發佈會時，被當局禁言，更在中關村圖書大廈進行新書籤售活動時遭到一名男子掌摑。縱然如此，他並沒有放棄，不屈服於惡勢利，繼續寫他所見，寫身邊的事，表達他所想，編寫他的故事。他的作品是有親歷、觀察。很多事都是自己親歷之後才動筆，他說知行合一，盡管自己做得還很不夠，但至少在嘗試。他的作品大多是為了兩個字：公平。這也是李承鹏一貫的主張。 李承鵬被賦予的角色太多了，與其說是一個球評家，不如說他是一個思想者，與其說他是一個思想者，不如說他是一個時評家。作為一個思想者，李承鵬雖然尖銳，但他說的那些關於民主、自由、人權的話題，是一些常識，是一些基本的生存理由。李承鵬受關注的原因不是他說出了多麼深刻的思想，而是他從這些常識出發，去衡量、判断、鞭笞足球界的一些現象， 成了一個傑出的時評家，大受網友支持。 延新閱讀： |
| Posted: 27 May 2013 01:21 AM PDT
（獨媒特約報導）政府向城規會申請將中環海濱一段改劃為軍事用途，並交予解放軍管理，已有近萬名市民去信反對。由中西區關注組和公民黨等多個團體組成的「中環海濱關注組」發起「擁抱海濱行動」，批評政府將海濱填海地交給解放軍，違背當年稱「填海地只作休憩用途」的承諾。團體要求政府擱置興建軍事設施，真正做到「還港於民」。關注組呼籲市民把握最後機會，在明天（28號）限期前，以「一人一信」方式向城規會表達反對意見。 當年中環海濱要填海時，政府曾承諾「還港於民」，保證填海地只會用作休憩用途。現在，政府不但要改變部份海濱長廊的用途，還將管理權交給解放軍。公民黨余若薇批評政府的做法是違背承諾：「海濱長廊是人民空間，政府只是代管，無理由要割讓」。早前，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引用兩個比喻，解釋政府說法的謬誤：「我讓你在圖書館借書，不等如我把整個圖書館送給你。下雨了，我讓你把雨傘放在走廊，不等如你有權把整條走廊據為已有。」 公民黨議員陳家洛指，雖然政府多次強調解放軍在不使用碼頭時會對外開放，不過政府誠信已經破產。直到現在，梁振英和陳茂波依然拒絕出席公開活動，與關注海濱發展的市民直接辯論解放軍碼頭一事，陳家洛呼籲港人須用行動親自守護這塊由填海得來的寶貴土地。
上週的中西區區議會會議亦曾討論事件，區議員許智峯指摘政府在區議會呈上的文件，對解放軍碼頭隻字不提，做法偷偷摸摸，有隱瞞區議會之嫌。於上周四舉行的中西區區議會，許智峯曾動議政府與解放軍重新相討，放棄在中環海濱設軍事碼頭，但被建制派主導的議會否決，更有保皇黨議員質疑他的動議：「既然國家已經決定了，為什麼還在區議會討論？」 在一份保護海港協會回應政府的文件中，資深大律師梁定邦曾指出，只要海濱長廊的設計包括泊岸設施便已經足夠，無需要額外劃出一幅土地，特別用作泊岸用途。另外，其他的供水、供電設施亦可以設於地底，因此無須在海濱空地上起任何建築物。當解放軍駐軍要使用海濱碼頭的時候，政府才有需要暫時關閉部份海濱用地。梁定邦在文件中總結：政府改變中環海濱土地用途並無法律依據。 城規會就軍事碼頭的規劃申請的第二階段諮詢將於明天（28號）屆滿，關注組呼籲公眾把握最後機會，以「一人一信」的方式，反對政府將中環海濱改為軍事用地。
獨媒其他相關「軍事碼頭」的報導：http://www.inmediahk.net/taxonomy/term/512681 |
| Posted: 26 May 2013 11:15 PM PDT
（獨媒特約報導）生活於海洋公園的海豚，不論「工作」、科學研究及生活環境方面圴遭受不同程度的壓力，身心疲累。歸根究底，正是海洋公園偏離保育方針，唯利是圖，而且歪曲其教育和保育理念，不僅無法「增進」大眾對海洋生物的「了解」，甚至會產生誤解、誤導。是否只有活生生的動物才能讓人認識海洋呢？難度我們見過一頭活生生恐龍困在博物館嗎？ 「自願性」人工繁殖謬論 所謂「自願性」人工繁殖，雌性海豚在訓練下「學習」轉身動作，並被「引導」游向池邊遭訓練員用軟管導入精子, 取代以往將海豚搬上水面強行令其受孕的方法。於2012年9月, 中心運用該技術令第一條幼豚出世，但打從2012年出現夭折或出世不久後死亡的海豚數目究竟有多少, 園方從沒設立公眾監察機制，亦沒對外公佈資料，因此海豚死亡數字一直成疑。再者園方從無公佈一些「敏感」資料，如雌雄海豚比例、海豚年齡、親疏關係、每年的死亡數字、海豚來源、繁殖記錄等等，巿民一概沒有知情權，一所聲稱開放的研究中心卻欠缺透明的監察機制，罔論擔當真正教育公眾的角色，試問一間漠視生命基本權利的機構，談何保育？又談何教育？ 海豚一般到達七歲後便有能力繁殖交配, 雖然園方沒有明確透露當中雌雄海豚的比例，但在園內18條海豚中，自然繁殖成功率一直為低，因此約半數的海豚更是由南非和印尼水簇館接收或購買。香港海豚保育學會會長洪家耀博士就困養海豚的自然繁殖率低的現象，表示不排除當中原因涉及這種困養方式與海豚本身性格不合，造成近親不能交配和生理壓力等影響，大大削弱牠們繁殖能力。 2001年全球首次以人工受孕繁殖的寛吻海豚，出世數年後屈死於海洋公園內，又有誰察覺呢？
第一條「成功自願性人工繁殖」 BB危死池邊 2012年9月，第一條「自願性人工受孕 」BB成功在海洋研究中心出世，牠就是 Cleo，母親 Pinky 也是在海洋公園出世的，但 Cleo出世那一刻，差點因失去方向感而撞牆而死，在一班醫護人員協助下才逃過大難。職員的回應是，由於這是 Pinky 第一胎，因經驗不足未懂照顧剛出世小孩。若在無邊無際的大海出世，根本不存在「撞池邊」的潛在危機。海豚研究中心設有四個面積約176平方米寬、4米深水池，而中央有一個面積約19平方米寬、2米深的醫療池。這般淺窄的環境，根本不適合海豚生產，難免BB會撞牆險死。 另外，海豚是羣體生活的動物，生育也離不開天然習性，當野生海豚出世時，同伴會特意前來圍觀及幫忙，還會協助用咀部將幼豚抬扛上水，讓其嘗試呼吸空氣以免窒息。反觀中心所謂的保育政策，Pinky 一直被困養在池中，每天只有訓練及實驗，根本沒有機會向母親及其他雌性海豚學習照顧幼豚方法，以至逐步喪失照顧及教育幼豚的習性。
利益為先教育誤導 近年來，陸陸續續有不少國家已立法禁止海豚表演，如印度、印尼、日本、美國、布拉格等等。而日本於太地町殺害海豚的事件遭國際關注後，國民對海豚的保育意識也漸漸醒覺，態度亦趨軟化，就東京國立科學博物館，並沒有困養活生生的野生動物，全以標本或模型展示作教育用途，結果也一樣成為日本最賣座的動物王國之一。香港動物王國──海洋公園，到底何時才能醒悟？ 作者：柏、野味 相關報導： |
| Posted: 26 May 2013 11:00 PM PDT
（獨媒特約報導）海洋公園，一個我們小時候聽起來就聯想到美麗藍天和微笑海豚的人間樂園，萬萬沒想到，在獨媒記者深入採訪之後，發現這個人間樂園，很可能是海洋生物的煉獄！ 多少年來，人們以為海洋公園主要的存在意義，也即是其宗旨所言：「協助保育野生動物生態及增進大眾對這方面的了解」，然而，當我們的記者走近這些被馴養的生物時，赫然發現，海洋公園不僅無法「增進」大眾對海洋生物的「了解」，甚至會產生誤解、誤導。將人與野生動物生態的距離愈拉愈遠。
海豚：除了「擱淺」、「撞牆」，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記者就有關海豚行為訪問過海豚保育學會洪家耀博士：「雖然我們無法知道海豚想法，但這次海豚撞牆是十分罕見，至少我是第一次見。困養動物的行為很難理解，天性扭曲導致有異常行為，很難判斷海豚是否自殘。怎樣明確判斷為自殘行為，就好像沖繩海洋水簇館，海豚在表演途中跳出水池，這罷演行為正是自殘或自殺的表現。至於擱在淺水區這種短暫行為尚算可接受，但當表演環節經常重覆此動作時，整隻海豚重量加上地心吸力，有一定風險壓毀內臟。」
掛羊頭賣狗肉的研究計劃 該研究透過將不同形狀的水管放入密閉的水箱，讓海豚辨認當中形狀，以測試牠們聲納系統的準確性。其實早於1970年，在美國全球第一所海洋實驗室，已經展開研究有關海豚使用聲納辦認圖形的實驗，無可否認當時研究結果有一定的科學價值，除此以外，研究項目還覆蓋海豚視力、聽力、智力及體能等等測驗。聲納系統廣泛用於軍事用途，現今技術的成熟程度已可透過回音定位去確定物件的距離，速率甚至形狀。海洋公園是次研究原因牽強、研究方法落後重覆、而且研究目的本身已欠缺說服力。一種眾所周知的高智商的動物，何苦人類還要永無止境，歇斯底理去深研牠們的聰明程度？令人不禁聯想，海洋公園以研究為名，標榜教育為題，吸引遊客捐款贊助研究中心，試圖遮掩困養及不仁道繁殖表演海豚為實。 記者實地觀察研究中心，基本上與一所無菌實驗室無異，估計日常開支龐大。池水是從山腳下的深灣海水，經過濾沉澱、照 UV 燈殺菌、加入 Ozone 化合物 等幾項程序處理，以確保中心水質合乎無菌標準。而水溫在中心監控下長期處於攝氏21至23度之間，水質監控人員每日亦會抽取水樣表本作化驗，以確保水溫、salinity值、pH值和含氧量等維持一定範圍內的標準。平日中心的窗戶是常開，入口大門至晚上才關閉， 除非遇上惡劣天氣, 才會啟動中央空氣淨化機，以保持最佳的空氣質素。 噪音困擾海豚 劇場的四條海豚，長期處於高噪音環境下，劇場表演前為了娛賓，公園會派出樂隊作半小時的表演，另外14條海豚在研究中心也受到濾水器噪音長期折磨。海豚靠聽力覓食，發出聲響後可捕捉100米以內食物，聽覺頻率為1-150kHz 而人類聽覺頻率為 0.02-17kHz ，而最高可聽到40-100kHz。就算是一個普通人也抵受不了，何況是一條聽覺靈敏的海豚！ 海豚保育學會洪家耀博士指，其他國家海豚表演的慣例是表演前半小時，盡量讓海豚作休息狀態，準備心情表演。
海豚說：情願生命短暫，卻不願奴役至死 海洋劇場的狹窄水池住上4條海豚，其中3條在出場前，還在不斷複習表演動作，另一條海豚則在半米深的水池進行「豚聚一刻」節目，在訓練員的指示下，做出不同動作去娛樂遊客，同時訓練員使力按壓海豚頭部同身軀，避免海豚一旦掙扎弄傷遊客之餘，亦方便遊客接踵上前拍照留念。海洋劇場表演每日公演四次，每場大約30分鐘，由於近年入場旅客増多，難以估計海豚除應付劇場表演所帶來的工作壓力外，還得要承受多少場「豚聚一刻」及「親親海豚」等特備節目的心理折磨。 另一邊廂，研究中心內每所2,000平方呎的水池內，共圈養約4條海豚，可是無論在海豚數量和環境質量上也不能達至人道標準。無奈海洋公園一直對外宣稱研究中心已達至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 (AZA) 中的標準，堅稱海豚不論在活動空間和環境上皆在國際名列前茅。 但值得驚訝的是，海洋公園宣稱所謂的國際標準，原來是由各地水簇館私相授受所訂下來的「小圈子」標準，相比無邊無際的大海，水池的空間只是佔其中的千萬份之一。人類世界裡，監犯尚有自由娛樂的喘息時間，但活在中心被圈養的海豚，周遭連玩具和雜物也一一欠奉，朝夕面對的只是一道藍色牆壁，相比大海裡琳琅滿目的水世界，天性好奇貪玩的海豚，餘生只得於泳池內鬱鬱而終，而且14隻不同性格的海豚同時強迫困養在4個大池中，若當中海豚性格不合，根本沒有磨合遷就的餘地，因此所謂的國際標準根本就是自欺欺人！ 當人開始關注動物權益後，不再奴役海豚作表演，概念上醒覺後，還有很多現實問題需要解決，放養海豚還是再轉給別的主題公園，例如某些地方棄養的海豚轉到香港海洋公園，其實是重過原有奴役生涯，牠們的命運從來不能掌握在自己手裡！ 海洋公園成立以來，未從嘗試放養海豚，國際最著名放養殺人鯨個案為 Free Willy 戲中 Kekio，困養水族館後在大海困養區適應一年，再放回大海一年後，在2003年12月死亡，結束27年生命。相信世界各地對放養海豚有著不同的立場，「放回大海」未必是一件好事，長期困養海豚而缺乏求生及覓食能力，舟車勞頓再要折返原居地也是難事，還有一點特別重要，困養海豚在人工環境下可能感染病毒，放回大海，野生海豚可能再受感染。放回大海心靈上重獲自由，但生理與覓食能力上還承受著沉重的壓力。 下篇將會談論「自願性」人工繁殖 及海洋公園教育問題。 作者：柏、野味 相關報導： |
| Posted: 26 May 2013 11:09 PM PDT "故国人民有所思"
近日收到的书甚多，看都看不过来，其中杨奎松兄的《忍不住的"关怀"》、陈徒手兄的《故国人民有所思》都是关于1949年后知识分子命运的好书，都是用扎实的第一手材料写成的，厚重、可靠。《新京报》的朋友来电希望我为这两本书写一篇评论，实在抽不出时间写文章，只好在这里贴一下书影，向朋友们推荐这两本书：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
| Posted: 26 May 2013 10:28 P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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