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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伦比亚：麦德林市的无车日
- 代貼聲明: 一群七一被捕人士及聲援者
- 不要轻信宣扬汽车节油装置的广告
- 怎样改革红十字会？
- 思賢智苑關愛油尖旺食物銀行老弱
- 重逢
- 2011年07月01日 糗事 TOP 10
- 七一遊行後，戰鬥開始
- IMAGE 和南方科技大学
- 本应努力避免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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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应努力避免二次革命
- 共产主义运动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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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昭生前喜欢的《各国民权运动史》
- 中国的独生子女把肥胖推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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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相林案证据不足，要求延期审理
- 谁在侵占南海诸岛
| Posted: 01 Jul 2011 03:26 PM PDT [本文英文版原载于2010年5月6日] 麦德林市在四月二十二日庆祝无车日。这个节日由二零零八年的市议会协议第２１条批准，展示爱护环境的理念，而且与地球日是同一天。 博客Movilidad al Día[西班牙语]上提到，除了麦德林市之外，世界上有很多城市都庆祝"无车日"。此博客也详述市政府参与此活动的目标：
根据环保博客E-Verde[西]，今年除了大都市麦德林外，其他地方也有活动，包括Envigado、Bello以及Itagüí市。 Heidi Yohana Tamayo Ortiz在博客En Journalism 999[西]谈到无车日的好处和坏处： 无车日影响停车场：
 麦德林市空旷的街道，照片来自E-Verde，依据创用CC授权使用。 无车日对公共交通工具司机有什么影响？
对计程车司机的影响：
运输部对无车日的看法是：
有些人没遵守无车日的规则：
Twitter用家Tips El Colombiano（@tips9333）记述某家庭如何渡过无车日（附上图片）：
最后，博客Reticente[西]的Juan David Escobar分享他的想法："这天麦德林市没有车"。 校对：Soup 作者 Catalina Restrepo · 译者 GV 中文化小组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
| Posted: 01 Jul 2011 03:04 PM PDT 聲明: 來自一群2011年七一遊行後,因留下抗爭而被捕及聲援的市民 抗爭要進取 社會應正視 多年溫和遊行帶給我們什麼？ 多年來以，我們平和遊行的方式向當權者表達不滿，可是，多年「和平理性」換來只是我們的血汗錢都往地產商那裡跑，政府繼續堅持將我們的血汗錢以強積金形送給基金公司也不肯做全民退休保障；社會的貧富懸殊等根本經濟結構不平等問題沒有解決；香港有六份一人生活於貧窮線之下；有許多基層市民住在棺材房或危險的劏房裡；持續有不同的舊區街坊、新界村民的家園要為財團而被迫讓路；社區網絡持續被破壞；等等等等政商崩壞的問題，根本沒有被重視。不公義的制度，就是最大的暴力！如果，政府要決意令到「守法」、溫和的遊行方式失去任何改變現實的可能，那麼，迫不得已，我們認為有必要把行動升級，積極對抗這種制度的、合法的暴力！ 堵路是公共行動 社會行動，就是就著社會的不公義的議題，作出集體的爭取行動，而這些行動，就是以喚起社會注意，甚至暫時叫停社會的「正常運作」為目標。要暫時叫停，就是因為這個社會的「正常運作」，無法令到社會的不公義得到足夠的重視和合理的處理。 現在，有百多二百個老、中、青的市民，願意在大熱天的假期不留在家「嘆冷氣」，而情願以身犯險，願意以被拘捕為代價，來喚起社會公眾對不公義的政府、對貧富懸殊的社會結構的注意和要求大家停下來思考。大家試想，如果爭取成功，是所有市民都會得益的，因此，這絕對是公共的行動，是對公義的執著。 呼喚更多有機組織、進取行動 面對不斷崩壞下去的社會，我們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是旁觀者。因為，如果你選擇旁觀和置身事外，即使你不願意，但因為你也生活在這個社會中，所以其效果就是維持現在的既有社會運作。故，此，我們在此，呼籲所有香港市民，挺身而出，在你身邊開始進行有機的組織，在不同時候作出進取的行動去對抗不公義的問題。 最後，我們強烈要求： 打倒官商勾結、回購公共事業 取消遞補機制、取消功能組別 還人民公共空間、取消公安惡法 一群2011年七一遊行後,因留下抗爭而被捕及聲援的市民 |
| Posted: 01 Jul 2011 01:01 PM PDT 有一位熟人，到美国比我早，生意做得也很成功，曾经在美东几个大城市拥有将近30家餐馆，现在转行做进出口生意。他的一个儿子，高中毕业后不去读大学（这里丝毫没有贬低不读大学的年轻人的意思），与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给人改装汽车排气装置的公司，声称可以改善发动机进排气压比，提高燃油经济性。与此同时，在保证尾气排放达标的前提下，减弱排气消音提高噪声分贝数，使开小车跟骑哈雷摩托一样。当时我就对这位熟人说，发动机设计时就已经根据各种实际工况以及尾气净化与消音要求优化了进排气压比，你儿子他们的改装技术不大可能降低耗油率，用轰隆隆的噪声诱惑显酷的年轻人倒是真的。 美国市场上有很多类似的所谓能够让汽车省油的附加装置或添加剂的广告。在过去发动机采用化油器的时代，有人推销在化油器喉部加装空气导管的节油装置，后来不断有类似的所谓 "发明"，例如让空气进入发动机之前通过水和冷却剂混合液体；进气预热；油管内或外壁加装永久磁铁，用来改变汽油的分子结构；用含异相金属的添加剂将汽油分子离子化等等。甚至还有过这样的神话：在喷油的同时向气缸适量喷水可以降低耗油率30%以上。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有一个网页（也有小册子）专门讨论此类虚假宣传，叫做"保护美国消费者"（Protecting America's Consumers: http://www.ftc.gov/bcp/edu/pubs/consumer/autos/aut10.shtm）。该手册说，那些宣扬可以节油20%左右的装置基本上都是骗人的。环境保护署测试了一百多种此类装置，没有任何一种有所宣扬的重大节能效果，反过来有的还对发动机有伤害，或者增加了尾气排放，年检过不了关，多花冤枉钱。 有的广告还会刊登所谓用户的好评，说什么用了某某厂家的设备后每加仑汽油多跑了多少多少英里。事实上普通老百姓没人有能力或设备可以准确地测定汽车的耗油率，即使车上有油耗显示，那也和路况、车流量、气候条件以及汽车的保养等因素有关。比方你刚刚做过全面保养，油耗肯定会比保养前略有改善，与所吹嘘的节油设备没有任何关系。 至于对那些声称"得到联邦政府批准"的节油装置，千万不要上当。联邦政府部门例如环保署，是不会为这类所谓的节油玩意儿背书的。环保署最多可能经过自己的测试，或者对制造商提供的数据进行评估后得出"可能"对节油有点帮助的评语。如果销售者声称他们的产品经过了环保署的评估，消费者可以要求其出示环保署的评估报告，或者到环保署的网站上去查询，千万不要轻信。 如果真的购买了此类产品，事后发现没有起到节油效果，可以要求厂家退货，大多数公司都提供退款保证。即使已经过了产品的包退换期限，对于这种商品仍然可以要求退款。如果厂家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可以径直向所在州的消费者保护部门投诉，或者请"商业改进局"（Better Business Bureau，俗称BBB）出面摆平,联邦贸易委员会也接受消费者的投诉（https://www.ftccomplaintassistant.gov/）。 最近有人发明了一个小玩意儿，采用先进的气动设计，将电喷供油的空气在喷油嘴之前形成湍流涡旋，声称这样可以使汽油与空气更好地掺混雾化，从而燃烧得更加完全，达到节油的目标。大众科学杂志对它进行了测试，发现实际上加了这种装置的汽车油耗反而增加了20%，原因是湍流使得进气量大大减少，造成发动机油气比完全失调。 汽车产业是一个百年产业，各国都投入了大量的研究开发力量挖掘节能潜力。传统的内燃发动机驱动系统基本上没有哪个角落还是处女地，不大可能有办法实现"大跃进"。希望我们的读者不要上当受骗。 相关博文： |
| Posted: 01 Jul 2011 06:53 AM PDT 怎样改革中国红十字会？ 李华芳 （骂过了《红十字会亟需除掉官味》 http://t.cn/hrgazx 《红十字会13点》 http://t.cn/aCMfJ5 《天下十字一般红》http://t.cn/aNNj9Y ，然后要给政府和红十字会找个台阶下，这叫什么？为党分忧有木有！！！） 郭美美事件引发的对红十字会的质疑日益加深，真相依旧奢侈昂贵，与普通人相去甚远。而深陷信任危机，尽管红十字会在官方网站连续刊出声明、通告等，包括对近日审计署审计报告的回应，速度不可谓不迅速，态度也不可谓不积极。但即便如此，在财务和公关两个领域上，红十字会似乎依旧未能摆脱官家身份束缚，与公益慈善领域的专业水准相去甚远。 首先，红十字会摆出的没有证明的声明，并没有缓解围观者追求真相的焦虑。尤其是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在不具备资质的情况下，即未经过民政部登记注册，何以能开展相关业务？红十字会到底是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登记主管机关，还是业务主管单位，抑或两者兼备？另外何以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借助的却是私营的王鼎公司进行财务运作，而巧合的是王鼎的负责人又恰巧是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相关负责人？尽管总会竭力撇清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关系，但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存在时间长达十年，受红十字总会的业务指导，对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各项运作，应该要求其提供与各家商业机构例如天略集团、王鼎公司、以及中红博爱等之间的关系证据，以及往来财务细节，以正面回应质疑。单向度发声明就想控制局势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也显示出红十字会在宣传理念和技巧上惊人的落后。 其次，如果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如同红十字总会所言，仅是行业系统内的红十字会，主要是为商业系统内的人道救助，那么就更应该让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解释与王鼎、与中红博爱的关联，以及为什么进行投资，投资收益去往何处等？如果总会对此犹豫推诿，难免令人担心实际上总会对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管理缺位，或者内中另有涉及利益输送的隐情。而不管是何种情况，这暴露出红十字会在组织管理问题上的不专业。 再次，事实上在公众逐渐增强对红十字会财务的疑虑之时，最好的方式就是将经过审计署审计的财务报告上网，公开信息以利于澄清误解。但有意思的是红十字会官方网站到目前为止披露的最新统计数据是2007年，并且没有专门的财务报告，只是指出了收入来源和比例，对"钱用在何处"却是讳莫如深。这更加让人疑虑千万，同时也说明了红十字会在财务管理上也存在重大缺陷。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公共关系上不专业，但这绝非红十字会的最后一个问题。尽管理论上网络并无区隔，红十字会的声明也会被传到讨论区、聊天群、和社交性网络上，但在各个网络互动的角落，例如微博等互动性场合，红十字会原本应该介入，进行主动公关，而不是在网站上进行被动型应付。利用网络筹款公关，这是网络时代专业公益组织需要具备的能力。实际上，不仅是国外的NGO大量利用网络筹款，国内也有很多NGO进行网络营销和募捐，网络原本可以成为红十字会募集善款澄清疑惑的有利场所，但何以成了质疑讨伐红十字会的战场？红十字会的确需要面对这个网络公关上不专业的问题。 这些不专业的表现，引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历史悠久（早于建党建国）、名头响亮（国际红十字会成员）的中国红十字会，怎么会这么不专业呢？在我看来，主要是由于身份不清晰所造成的。因为历史早于建党建国，这一社会团体的身份实际上也因为历史遗留问题而未作解决。何况在国际红十字会中这是唯一代表中国的，也是新中国获得的第一个国际组织席位，当年政治上的考虑演变成了后续强化。1993年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法》后，更强调了人民政府拨款和监督的事实。这也进一步导致其财务上列入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人事上作为事业编制单位，总会员工主体享受公务员待遇。也就是说，从财务和人事上看，副部级事业单位比社会团体更适合描述红十字会。 官方身份和相应的领导待遇，使得红十字会的负责人更愿意把自己当成领导，而不是一个普通公益组织的领导人。官员与公益组织领导人身份所代表的利益取向，尽管并非截然对立，但也不意味着两种身份的利益考虑是在同一个方向上的。至少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官员求稳中有升，因此缺乏激励去极大改善公益事业的效率；而公益组织领导人则会扩展进取，以最大化公益影响和效力。除了其领导人身份难定位引发的困境外，红十字总会兼具对其他分支机构的管理职能，而同时又要作为公益组织出现，并且还要配合政府机构例如民政部等的工作，也导致它在参与者、管理者和监管者之间打转，难免晕头转向。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目前的困境呢？解决这问题至少意味着三个方面：一来要提高红十字会的专业性和效率，二来要减轻政府拨款的负担，三来能使得红十字会重新取信于众，公众能重新为红十字会提供捐款和志愿服务，推动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 我认为去官本位是其中的关键。中国红十字会发展的历史尽管表明其从清朝开始就有政府拨款，但组织上却不一定要依附政府，更不必是事业单位或者人事上比照公务员待遇，这一事业单位完全可以改革成独立的社会团体。这样做其实并不会降低中国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在当下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日益重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且这样做，实际上有利于还原红十字会的本来面目，作为民间的国际性合作组织，而非政府间国际机构。 改制红十字会，变成民间社会团体，还以为这可以大量减少由于公务员编制产生的政府财政开支，而且尽管《中国红十字会法》规定政府拨款，但这一拨款的额度却是可以调整的。这样政府在无损国际威信的情况下，相反能为政府减轻人事和财政负担。红十字会也将自己负担主要的筹款任务和人事安排。 更重要的是，改制也有利于红十字会理清自身定位，并且由于其改制后剥离了官家身份，变成公益市场上的实际参与者而非兼有裁判身份的参与者，公益市场的竞争将有助于迫使红十字会提升自己的专业性，提高效率以获得市场扩大影响，最大化人道救助的效力，并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和尊重。 中国1978年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国有化的沉痾需产权清晰化的改革才能破除，而针对公益慈善领域国有化的顽疾，剥离政府、明晰产权、自我负责、专业运行，恐怕也是未来中国红十字会以及类似机构改革的出路所在。 【粗暴插入|红十字会这样的，就得抬下去】  略有删节版本刊于《南方都市报》2011年7月1日。 【若您认为这篇文章有用，欢迎捐赠 |
| Posted: 01 Jul 2011 11:56 AM PDT  思賢智苑關愛油尖旺食物銀行老弱 2011年6月22日下午，油尖旺食物銀行（由龍緯汶文化藝術國際交流協會營運、食物分享計劃贊助）的工作人員將一批調理補給藥粉（成份包括：吉林蔘、川丹蔘及白靈芝），送給來用餐的長者。 該批調理補給藥粉由思賢智苑送贈，長者都非常多謝思賢智苑的慷慨。思賢智苑希望，一眾長者能夠更有效調理身體。 歡迎登入＜龍緯汶文化藝術國際交流協會視像頻道＞，重溫思賢智苑送贈調理補給藥粉給油尖旺食物銀行長者的情形：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050UOL0ACo 影像串流: This posting includes an audio/video/photo media file: Download Now |
| Posted: 01 Jul 2011 11:01 AM PDT 晚点一个小时落地上海，马不停蹄赶回公司。处理完各项事情，跟八个小家伙缠绵一刻去吃饭，吃饭时候给我小说里的原形，深圳朋友石昆电话——我还记得石昆说过的那个梦想：有一天有了钱，买一手扶拖拉机，手扶拖拉机后面站一排美女，开到五洲大酒店，给停车场保安甩上一万块钱，酷酷地说："请看好我的坐骑。"然后，扬长而去。 这次在深圳老友聚会，问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要到他的电话。有意思的是，他的电话还是数年前用我的身份证在深圳移动开的。 石昆从他的酒吧里出来接我，两个男人使劲拥抱，同甘共苦的岁月重现。想到很多年前我们在深圳大嘴巴子扇人，当年这家伙就做过电子商务，比马云还早，如果坚持下来，今天的电子商务就不是马云们的天下了。后来我们坐在一家西式餐厅喝啤酒，我说，只有丑人才会坚持、才会成功，所以马云会成功，石昆没有。 他的酒吧已经爆满，我们一大堆人找了一家清吧，坐不下。又绕了一大圈子走进一家老外开的店子，围坐在一起，喝着啤酒，直到店子打烊。若不是明天早上赶第一班飞机去南昌，我们明天会接着喝。
在深圳机场候机，跟老李漫无边际地谈天说地，有感而发，写了这样一条短信：世界很小，走着走着就遇见了；世界很大，走着走着就走散了。不管世界是大还是小，我都要把你装在心里！
那些走失了的朋友们，总有一天，我们还会重逢的。
小远2011年7月2日星期六 1:57晴 上海理道之理道文化兔，我只是一只有文化的兔子 |
| Posted: 30 Jun 2011 09:00 AM PDT 高中时看到老爸吸烟，于是劝他 顶250:: 拍-14:: 156条评论 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回县城，因为下雨，我坐了一辆脚踩三轮车。 顶143:: 拍-4:: 50条评论 我是大学老师，超市偶遇我系一男生，一路和我聊的倒开心，但是神马都不拿，都到收费那排队了，我说你买什么啊？他说，嗨，光顾聊了都往了拿了，说着大大方方的在收银姑娘旁边的货架上拿了一盒避孕套又回来站我旁边继续排队，当时我就震惊了，这tm也太谈定了吧。老娘再青春永驻29了也和你这20刚出头的青葱小男孩不搭啊，被误会了肿么办？但转念又想，还好还好，他在我后边他在我后边，我装不认识他我装不认识他，整个排队过程那货都在讲电话，tm非到结账的时候和我说话，一出口，我的灵魂就崩溃了，他说：欸？对了，上次的你感觉怎么样啊？收银小姐一抬头，那一定是看到了那端着的双臂上，拿着套套的右手啊！！！我擦，不就是一篇学生干部工作总结么！？！至于说的这么YD么！！！我慌忙解释 ，什么怎么样啊？心想，老娘脚正不怕鞋歪！谁知他悠悠传来一句，就是我交给你的作业啊！你不是说上上次有些不满意么？"这下收银小姐开始YD的偷笑了，最后竟然指着那货手里的套套问问我，这也是您的么？一起结？ 顶134:: 拍-5:: 74条评论 单位有位大姐，儿子5岁，名叫小Q，很顽皮。今天她带儿子到单位。 顶114:: 拍-3:: 33条评论 其实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糗事 顶82:: 拍-6:: 64条评论 有些事不猥琐。不荤。但是很真实的糗。这事是老爷子讲的。我转述。 顶74:: 拍-1:: 34条评论 初中时楼上住着对夫妻，二十五六的年纪。男的来白白净净，女的比较妩媚。由于并不认识，所以一般碰到这对夫妻时，心情好我会打个招呼道声，心情不好我也就当没看见，基本没什么别的交流。 顶89:: 拍-16:: 75条评论 微薄上看的"没有一身好功夫，就不要做公交" 顶74:: 拍-11:: 46条评论 好吧 传说只看不发掉人品……最近人品很重要………… 顶67:: 拍-6:: 38条评论 （转帖） 遇到这种题目 你说我是该刷新卷子页面吗？！！ 顶67:: 拍-6:: 19条评论 发表我的糗事 | 手机用户请访问m.qiushibaike.com  |
| Posted: 01 Jul 2011 09:04 AM PDT 今天七一遊行後，有示威者仍然留守中環附近多個地方。 人民力量在十一時許集中力量，共約一千人，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在其中。示威者喊出「曾蔭權下台」，在紅棉路與金鐘道交界，正打算經花園道往禮賓府，途中與警方爆發衝突，防暴警察嚴陣以待。警察曾用胡椒噴霧驅散示威者不果，再增援多排防暴警察，配備警棍、防護盾、頭盔、護甲等。 十時半左右，另外約一百名示威者在長江中心前集會了約一時小時後，衝往遮打道，到達干諾道中西行線，佔據了馬路，西行線封閉。十二時許，警察開始清場，拘捕在場示威者。示威者以社民連、FM101、學聯等成員為主，當中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社民連主席陶君行。 期間與警方發生衝突，據目擊者稱，有示威者及警察受傷。當示威者坐在馬路時，因不明原因，有一警員突然闖入示威群眾，再次發生衝突，一名女示威者跌倒，盤骨受傷，躺在地上無法動彈等待救援。 較早前，部份七一遊行參與者到達政府總部後留守，最初人數數以千計，但入夜後便越來越少。直至九時許，部份示威者決定離去與仍在政府山下的群眾匯合，但最後在長江中心被警察包圍。以下是一名參與者Andrew在現場接受訪問講述過程。 （更新時間：00:04, 2011.7.2） |
| Posted: 01 Jul 2011 08:23 AM PDT 这回去深圳，最大收获就是碰上高中时的同桌，如今江湖人称火哥。喝酒时聊起，才发觉已有六七年光景不见了，真是时光荏苒。我来出差，正好火哥夫妇港澳游，两个老陕才邂逅在深圳。 有一天时间可供叙旧，我们选了三个去处，边走边聊：深大、腾讯和南科大。 那天雷阵雨，我那把小伞根本是杯水车薪，结果是伞也一直撑着，两个人也一直淋着。就这样走完了深大校园。我去年就来过一会，作为一个北方人，当然觉得深大校园翠绿葱茏美不胜收；但火哥已经算是半个南方人了，见惯不怪，尚觉毫无特色呢。
虽然因为人生地不熟经历一点儿曲折，我们还是找到了这所"名校"所在。坦白讲，地儿是偏僻了些，可是小巧的校园依山傍水十分漂亮。门卫拦住我们说"谢绝参观，咨询请上网"，只好留影一枚作罢。当时，学校又发生退学风波。不过，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因为谁也不知道让不让进去参观，所以就先在门口拍照，再一步步摸索前进。直到发现IMAGE（爱马哥）。跟着一个员工混进去，才知道原来公仔们就在这里，同时也是员工们喝咖啡休息的地方。
我们两个都算是粉丝，进去也是相当兴奋的。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还商量着，应当买些公仔或者T-shirt 或者枕头、杯子什么的留作纪念，却被告知只给员工不对外出售。 怎么说呢，有点遗憾，有点伤不起啊。当时当地火哥便用腾讯的电脑打开QQ就此写了条微博，并且@了马化腾和腾讯微微，我们开玩笑说，腾讯伤了我们两个粉丝的心，一定要补偿一下。 第二天果然收到消息，是IMAGE的土豆姐，说要请喝咖啡，因为我俩要走，又换成给送公仔。说实话，这出乎我的意料。所以，应该谢谢腾讯，谢谢image和土豆姐。 最后还要感谢火哥，拍照水平真赞！ 相关文章 |
| Posted: 01 Jul 2011 07:28 AM PDT 杨支柱
1、革命不是几个知识分子可以呼唤出来的，也不是几个知识分子可以阻止得了的。即使是政府想通过改革避免革命发生，也得早改、大改，改晚了、改小了恐怕就没救了。辛亥革命在当时的情形下不可避免要发生，不会因为几个御用知识分子大声疾呼革命过程如何可怕，或吓唬人民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将更加独裁，革命就可以避免。因此，尽管抽象承认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和探讨某次具体的革命是否明智是两回事，但探讨一次具体的革命是否应当发生仍然没有实际意义，连检讨革命者在革命中的具体举措都只具有事后诸葛亮的意义。而且，主张宪政民主的人不断发表反对革命的言论，只能使自己被革命者所抛弃，降低或葬送新政权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可能性。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只需阐述并论证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制度设计，并尽力使民众能够接受这种观念和制度设计。至于新的制度由哪个政府去建立，是清政府还是孙中山、袁世凯，这是个时势和实践的问题，知识分子完全可以回避，在难以正确判断局势时甚至应该回避。 2、暴力革命后建立的政权未必更独裁。不能用俄国十月革命来概括所有的暴力革命。法国、美国都是通过暴力革命后建立民主制度的。英国在所谓"光荣妥协"前也经历过暴力革命，不能只看1688而无视前面的1640年革命曾经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在苏东巨变之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实是常态。但"马上得天下"不一定"马上治天下"。仅仅革命本身当然不能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但革命完全可以和民主的制宪、选举相结合，通过后者使新政权获得合法性。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有可能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之上，变革命政治为民主政治。暴力革命当然有风险，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当然有可能用暴力进行统治，有可能更独裁。但是拒绝或告别革命就没有风险吗？被统治者都告别革命了，统治者为什么要放弃或部分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进行改革？事实上恰恰可能因为一部分人不肯放弃暴力革命，最终反而可能迫使统治者彻底改革或和平退出历史舞台。南非曼德拉就是由暴力革命转向和平革命的。 3、"能够推翻的政府是不该推翻的政府。"这话好像很有哲理，其实它要求所有的政府都不得被推翻，无论政府有多么邪恶；因为一部分政府是没能力推翻的，另一部分政府是不应该推翻的。所以这完全是朝廷鹰犬的观点。袁世凯比慈禧老妇和宣统小儿更难控制吗？这完全不符合事实。推翻满清花了多少年时间，死了多少人？连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都最终被剿灭了，老百姓谁敢轻举妄动？但袁世凯称帝垮得很快，夸张点可以说是一夜之间。革命捅破了政府牢不可破的窗户纸，人们发现政府的力量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因此当他们对新政府不满意时，再次革命是不需要太大勇气的。由于专制政府留下的烂摊子短期内往往很难收拾好，新政府也很容易招致人们的不满。因此一次革命难，二次革命易。革命是很容易上瘾的，而不断革命是可怕的。我们不但能从法国大革命和中国清末看到这个规律，我们甚至能从算不上革命的项羽、李自成的覆亡中看到类似规律。如果袁世凯不称帝，国民党克制自己不搞二次革命，也许辛亥革命就能使中国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总之，不该高喊告别革命，但应努力避免二次暴力革命。如果能避免一次暴力革命建立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的制度当然更好，但这肯定不是被统治者告别革命的结果，而只能是暴力革命的潜在压力和统治者明智而及时的改革的结果。相对来说，由于一次革命后被统治者要比一次革命前主动得多，新政府对于不久前发生的革命也记忆犹新，形成避免二次革命的共识具有一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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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1 Jul 2011 08:14 AM PDT Here is something for tax reformers to keep in mind: Investment in owner-occupied housing faces an effective marginal tax rate of just 3.5 percent. In contrast, investment in the business sector faces an effective tax rate of 25.5 percent. This leads to a tax-induced bias for capital to flow into housing-related uses rather than other types of projects. As a result, businesses are less likely to purchase new equipment and less likely to incorporate new technologies than otherwise might be the case. Less business investment results in lower worker productivity and ultimately lower real wages and living standards. While the housing sector provides employment and has other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overall economy and on society, the resources employed in the housing sector displace investment that would otherwise occur in the business sector were it not for the favored tax treatment of housing. The resulting distortion in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 likely lowers overall output, because resources are allocated based on tax considerations rather than economic merit. In effect, the United States has chosen as a society to live in larger, debt-financed homes while accepting a lower standard of living in other regards.  |
| Posted: 01 Jul 2011 10:32 PM PDT 杨支柱 我在今天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午会议结束时有个即席发言，因到了吃饭时间只好点到为止。现回忆并充实如下—— 很多人否定辛亥革命，认为应该在清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改革实现宪政民主。我反对这种观点。 1、革命不是几个知识分子可以呼唤出来的，也不是几个知识分子可以阻止得了的。即使是政府想通过改革避免革命发生，也得早改、大改，改晚了、改小了恐怕就没救了。辛亥革命在当时的情形下不可避免要发生，不会因为几个御用知识分子大声疾呼革命过程如何可怕，或吓唬人民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将更加独裁，革命就可以避免。因此，尽管抽象承认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和探讨某次具体的革命是否明智是两回事，但探讨一次具体的革命是否应当发生仍然没有实际意义，连检讨革命者在革命中的具体举措都只具有事后诸葛亮的意义。而且，主张宪政民主的人不断发表反对革命的言论，只能使自己被革命者所抛弃，降低或葬送新政权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可能性。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只需阐述并论证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制度设计，并尽力使民众能够接受这种观念和制度设计。至于新的制度由哪个政府去建立，是清政府还是孙中山、袁世凯，这是个时势和实践的问题，知识分子完全可以回避，在难以正确判断局势时甚至应该回避。 2、暴力革命后建立的政权未必更独裁。不能用俄国十月革命来概括所有的暴力革命。法国、美国都是通过暴力革命后建立民主制度的。英国在所谓"光荣妥协"前也经历过暴力革命，不能只看1688而无视前面的1640年革命曾经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在苏东巨变之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实是常态。但"马上得天下"不一定"马上治天下"。仅仅革命本身当然不能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但革命完全可以和民主的制宪、选举相结合，通过后者使新政权获得合法性。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有可能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之上，变革命政治为民主政治。暴力革命当然有风险，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当然有可能用暴力进行统治，有可能更独裁。但是拒绝或告别革命就没有风险吗？被统治者都告别革命了，统治者为什么要放弃或部分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进行改革？事实上恰恰可能因为一部分人不肯放弃暴力革命，最终反而可能迫使统治者彻底改革或和平退出历史舞台。南非曼德拉就是由暴力革命转向和平革命的。 3、"能够推翻的政府是不该推翻的政府。"这话好像很有哲理，其实它要求所有的政府都不得被推翻，无论政府有多么邪恶；因为一部分政府是没能力推翻的，另一部分政府是不应该推翻的。所以这完全是朝廷鹰犬的观点。袁世凯比慈禧老妇和宣统小儿更难控制吗？这完全不符合事实。推翻满清花了多少年时间，死了多少人？连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都最终被剿灭了，老百姓谁敢轻举妄动？但袁世凯称帝垮得很快，夸张点可以说是一夜之间。革命捅破了政府牢不可破的窗户纸，人们发现政府的力量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因此当他们对新政府不满意时，再次革命是不需要太大勇气的。由于专制政府留下的烂摊子短期内往往很难收拾好，新政府也很容易招致人们的不满。因此一次革命难，二次革命易。革命是很容易上瘾的，而不断革命是可怕的。我们不但能从法国大革命和中国清末看到这个规律，我们甚至能从算不上革命的项羽、李自成的覆亡中看到类似规律。如果袁世凯不称帝，国民党克制自己不搞二次革命，也许辛亥革命就能使中国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总之，不该高喊告别革命，但应努力避免二次暴力革命。如果能避免一次暴力革命建立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的制度当然更好，但这肯定不是被统治者告别革命的结果，而只能是暴力革命的潜在压力和统治者明智而及时的改革的结果。相对来说，由于一次革命后被统治者要比一次革命前主动得多，新政府对于不久前发生的革命也记忆犹新，形成避免二次革命的共识具有一定可能性。 2011年6月11日 |
| Posted: 01 Jul 2011 02:13 AM PDT 共产主义运动有多达500余年的历史。中世纪，天主教教会曾企图建立"公社"来避免战争。那时的"公社"是一种自治性城镇，市民拥有一定的权力，包括财产权、行政权等，他们彼此之间互相协助帮忙。1516年，英国作家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出版，书中描述了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的理想国度，常被看作共产主义的开山之作。英国内战时期，耕作者们（Diggers）还组织了一些共产主义农业公社。进入启蒙时代，卢梭对私有制进行了更强烈的批判，他宣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18世纪，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人的理论和实验都为早期共产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只是到了19世纪，共产主义才随着工业革命发展成为一种有深刻影响力的运动。在理论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成为共产主义的经典作家。在实践层面，应运而生的四个"国际"是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条主线。 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 1864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工人代表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集会，在法国工人的提议下，大会决定成立"国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由于会名较长，人们就取会名的第一个单词"International"作为其代称，称作"国际"，历史上称为"第一国际"。 马克思在为第一国际起草的《国际工人联合会成立宣言》中指出：建立独立的革命政党领导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国际工人联合会共同章程》中，马克思说：无产阶级的目标是消灭阶级统治，"国际"的任务是动员各国工人，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 在革命哲学和斗争哲学的指引下，"第一国际"协助各国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仅举一例。1867年1月，巴黎铜器工人为要求固定工资举行罢工。在"国际"委员会号召下，英国、比利时、瑞士等"国际"支部纷纷给法国工人汇区援款，最终迫使厂主答应了工人的要求。 "第一国际"内部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它的第一个敌人就是蒲鲁东主义。蒲鲁东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有弊病，都不合乎理性，以"个人占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是最好的社会模式；主张建立以无息贷款为基础的"人民银行"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互助制"社会的根本途径；宣扬阶级调和与和平革命，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反对一切权威。蒲鲁东主义的核心，是幻想通过和平改良的办法，建立小手工业生产制，实现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当时，蒲鲁东主义者领导着"第一国际"的法国巴黎支部，拒绝执行马克思的路线。他们还提出，只有"体力劳动者"才能被接受为"第一国际"的领导人，企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脑力劳动者"排挤出第一国际领导之外。但他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第一国际"的第二个敌人是"巴枯宁主义"。巴枯宁是无政府主义者，俄国贵族。1864年，巴枯宁参加第一国际，受蒲鲁东主义影响信仰无政府主义，主张依靠农民和流氓无产者自发暴动，在二十四小时内废除一切国家，建立个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社会，反对任何纪律和权威，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第一国际"支部中，巴枯宁的思想日益得到支持，特别是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法国的一些地方和瑞士。于是，一场激烈的派系斗争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达到了高潮。在马克思的鼓动下，巴枯宁以"反权威主义"和组织秘密团体瓦解"国际"的罪名被开除。 1871年，"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参加并领导了巴黎公社运动。但是随着巴黎公社的失败，第一国际也日渐衰弱，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 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 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后，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在欧美的广泛传播，到80年代末欧美已有16个国家先后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工人党"盖德派"在1887年倡议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 "第二国际"尚未诞生就充斥着对新组织领导权的争夺。法国工人党"可能派"率先联合英、美同志决定在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由他们发起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恩格斯则督促德、法等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也于1889年7月也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最终，两个国际大会在同一天举行。 1889年7月14日，即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纪念日，恩格斯指导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来自欧美22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393名代表。恩格斯因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未能到会。会场上悬挂着红旗和马克思的巨幅画像，以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夺资产阶级，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等标语。大会通过了《劳工法案》及《五一节案》，并决定以罢工作为工人斗争的武器。这次大会，实际上成为"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加强了各国工人和社会主义政党的联系。相比之下，"可能派"的国际大会除了"可能派"代表外，国际代表寥寥无几，未能建立起国际组织。 "第二国际"不是各国党的上级组织，各国党是独立自主的。它没有发表过成立宣言或纲领性文献，而是通过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给各国党指出行动方向。在很长时间内，它也没有常设领导机构和共同规章，没有机关报。直到1900年巴黎大会上才决定成立常务委员会，即社会党国际局（1905年后改称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委员会由每个国家的党选派代表一名（后增为两名）组成。今日世界最大的政党组织"社会党国际"实际上为其延续，在二战后的1951年成立，成员均为原第二国际成员。 "第二国际"内部有正统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修正主义等三个派别。1895年，恩格斯逝世，第二国际内部分歧增大。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拒绝无政府主义者参加，无政府主义者被排挤出"第二国际"。此时，"第二国际"内部还剩下两个派别：以爱德华·伯恩斯坦、卡尔·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派，它宣扬合法的议会斗争；以列宁、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为代表的正统派，它宣扬阶级斗争。 在第二国际中，最强有力、最有影响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该党拥有108.5万名党员，在德国议会中拥有111个席位，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党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在议会中投票赞成战争拨款，支持德国政府"保卫祖国"，从而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据统计，"第二国际"27个政党中就有24个政党支持本国政府。 "第二国际"形同消失。列宁宣布："第二国际已死，第三国际万岁！"这些都标志着，主张修正主义的社会党与坚持暴力斗争和阶级专政的共产党正式分裂。 战争结束后，各国社会党会议通过《拥护国际联盟案》，并筹备恢复第二国际。1920年，在日内瓦召开大会，第二国际得到恢复。但是很多国家社会党拒绝参加，组建了社会党国际运作联盟（International Working Union of Socialist Parties），又称"第二半国际"。1923年，社会党国际运作联盟与"第二国际"合并，组建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党国际（the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and Socialist International）。因二战爆发，该组织于1940年停止活动。 1951年，英国工党发起国际社会党会议，"社会党国际"（the Socialist International）被重建，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社会党国际"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组织的联合体，没有总指导机关或国际中心。它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主张走区别于二者的第三条道路，即民主社会主义之路。为了建立"人人平等的福利国家"，"社会党国际"强调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反对一党制，主张多党制和分权主义，实行混合经济，提倡市场竞争，不反对私有制。 "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众多。截至2004年2月，它拥有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比利时社会党、意大利左翼民主党、意大利民主社会党、荷兰工党，挪威工党、葡萄牙社会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瑞士社会民主党、丹麦社会民主党、芬兰社会民主党、爱尔兰工党、波兰民主左派联盟、波兰劳工联盟、以色列工党、瑞典社会民主党、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土耳其民主社会党、智利社会党、巴拿马民主革命党、巴西民主工党、智利社会民主激进党、海地社会民主联盟、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墨西哥民主革命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日本社会民主党、韩国民主党、加拿大新民主党、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美国社会民主党、澳大利亚工党……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168个，其中有50多个成员党在约50个国家执政或参政，是当今世界上规模与影响力最大的国际性政党联盟。 英国工党是英国两大执政党之一，1997年至2010年，它曾连续组织四届内阁，执政时间长达13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奥地利主要执政党，议会第一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政党之一，2009年大选后，该党成为第一大在野党，同时还在7个州内参与执政，5个州内任政府首脑。意大利左翼民主党是意大利执政大党之一，2006年议会大选后，中左联盟上台，该党成为执政党之一。荷兰工党由三个政党合并而成，曾多次组阁执政，目前工党是荷兰的第二大政党。法国社会党在1978年立法选举中成为左翼第一大党，1981年密特朗当选为法国总统，成为第一位入主爱丽舍宫的社会党总统。以色列工党在1992年大选中再次获胜，梅厄出任政府总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2004年的大选中获胜，再一次上台执政。新西兰工党是该国两大主要政党之一，2005年工党赢得了121个议会议席中的50个，成为联合政府的主要政党。此外，匈牙利、马其顿、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捷克、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等很多国家的社会党都曾赢得大选，上台执政。 "社会党国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资料说，社会党国际在1951年建立时，有成员党34个，拥有党员978万人，支持社会党的选民为4354万人。到2003年二十二大，成员党增至169个，党员达4000多万人，选民更是大幅度增加。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共产国际（俄语：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简称"Коминтерн），总部设于苏联莫斯科。实际上，"第三国际"由"第二国际"中的革命派发展而来，他们抛弃了改良主义，号召世界革命。 在"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并存的局面中，列宁坚决与"第二国际"划清界限。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即著名的"二十一条"。它规定：凡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彻底决裂，并将右派、中派清除出党；必须在政治上和宣传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党，并在党内实行铁的纪律。与"第二国际"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坚持各国党独立性不同，"第三国际"是一个集权主义组织，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一个支部。 共产国际内部斗争严酷。1920年6月，列宁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尖锐批判"左派"否认议会斗争的必要性、拒绝参加工会工作、不愿作任何妥协、反对民主集中制、不要组织纪律的错误。1928年，共产国际举行"六大"，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其中特别强调：1928年以后进入国际资本主义发生总危机和世界无产阶级发动总进攻的时期。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布哈林不同意"六大"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认为没有发生任何动摇资本主义稳定的新现象，资本主义相当稳定。1929年，反对布哈林"右倾"错误的斗争公开化，共产国际宣布反"右倾"斗争已成为"主要的决定性问题"。于是，布哈林等人被开除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这场斗争中，党员思想上的分歧和对问题的不同看法，被视作反党反共产国际的派别活动，从而在组织上进行清理。 《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世界代表大会。可笑的是，共产国际却接受苏共中央政治局的绝对领导。苏联解体以后，苏共档案被解密，德国和俄国的学者对部分档案进行了整理和出版，他们在序言中说："表面上共产国际是一个独立的共产党人的集体组织。事实上，它处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严密的思想、政治组织和财政的控制之下。共产国际所有最重大的政治举措和干部的任用，都预先在政治局讨论过并且经过政治局批准，政治局还要协调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活动"，"苏维埃外交机关活动的特点，在于其外交的总战略和策略和策略都是循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进行的：通过所有国家贯常的外交机关——外交人民委员部，还通过共产国际"。可见，共产国际的本质上，是苏联为维护国家利益所采用的一种外交工具。更有意思的是，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更名为"某某国共产党"，表示它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苏共集权主义领导下，各国共产党都实际成为苏共的一个支部。 为了维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推动在各国建立政党，策动革命。它曾派遣威廉斯基、魏金斯基、马林等一系列密使、特使来中国搜集情报，考察建党条件，进行宣传鼓动工作。1920年8月，魏金斯基率领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建立临时中共中央。列宁认为，在中国正式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就派遣尼柯尔斯基、马林到中国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三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者，中共也从"第三国际"获取援助及形势指导。 二战后，在民族独立的浪潮中，涌现出了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苏式社会主义"、"国大党社会主义"、"纲领党社会主义"、"复兴党社会主义"、"佛教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非洲社会主义"、"桑地诺社会主义"等等，这些国家的总数大约在60个上下。共产主义道路很光明，可是却越走越窄。1989年到1991年，苏联和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共产主义政权纷纷倒塌。不久，其余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走上自由和民主的道路。目前，只剩下中国、古巴、北韩、老挝、越南等5个国家，还自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暴力革命和血腥斗争的"共产国际"，无疑遭遇了惨痛的失败。目前，5个共产党长期执政国家拥有党员7500多万人。其中中国共产党党员7000多万人，资本主义国家100多个共产党党员约300万人。与"社会党国际"拥有的4000多万人比较起来，差距悬殊。 1943年5月15日，苏联为拉拢西方，联合对抗纳粹德国，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6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告解散共产国际。 第四国际：托派国际 1938年9月，为了与斯大林所控制的第三国际相抗衡，流亡海外的苏俄领袖列夫·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在巴黎举行大会，宣布建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第四国际"成立。托洛茨基为大会起草了题为《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的"过渡纲领"性文件，他宣称：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不仅已经成熟，"而且已经开始有些腐烂了"；必须实行"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建立"世界社会主义联邦"；人类出现的危机是" 革命领导的危机 "，第四国际的建立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危机。他还认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划分已经过时，从而提出"过渡纲领"，即根据十月革命的经验提出从怎样计算工时到建立劳动者政府的一系列过渡性的要求。 1929年，托洛茨基被苏联驱逐出境后，创办《反对派公报》，建立国际托派组织，号召各国的支持者留在共产党内作为一个左翼反对派以"纠正"党的路线。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托洛茨基认为受斯大林主义支配的第三国际已不可救药，宣布他们的活动方针不是对共产国际进行改革、而是同它决裂，认为苏联需要一场政治革命切除官僚专权集团这个恶性肿瘤，故开始筹建第四国际。由于托洛茨基一直寄希望于通过社会革命使"国际"应运而生，加上当时一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很可观的工人阶级革命高涨，所以托洛茨基迟迟不打算宣布第四国际成立，因此他与他的追随者发生过许多争论。 据托洛茨基日记，在1930年代中期，"第四国际"子约有3000多人。在希特勒上台前，德国托派约有750人。在中国，1931年有500多人的托派政党（包括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和一批中等干部）。"第四国际"兴起后的十余年，一度伴随着世界革命高涨而壮大。例如在比利时、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有一定力量，在智利、古巴甚至有好几年争取到了左翼力量的多数。智利托派甚至参与了总统大选，提出十分激进的纲领。二次大战极大地损伤了第四国际的多数支部，因为托派也积极参与了各种反压迫斗争因而被迫害。二战后，"第四国际"的党员在所有的工人官僚国家最终都遭到大肆污蔑、诋毁，以及残酷迫害。 1953年，"第四国际"大分裂后，不断陷入各种小的分裂，尽管有1960年代初所谓的"重新统一"，但到1970年代，仍分裂为7、8个各自为政的"第四国际"，它们互相指责对方为"修正主义"。1980年代初，英国利物浦反人头税的重大罢工斗争催生了一支颇具朝气的托派工人队伍，他们后来被称为英国工党"战斗派"，组建了新的托派国际。但这个国际在1995年左右又陷于分裂，分裂为相对右翼的国际马克思主义委员会（CMI）和相对左翼的国际工人委员会（CWI）。 尽管如此，托派思想仍对欧洲政治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即深受托派思想及其活动的影响。1970年代，托派的传统核心据点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开始派出人员投入法国总统大选，尽管得票率很小，但造成很大轰动和社会影响。 2005年，两个最大的托派，即"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和"国际委员派"实现1953年大分裂以来的首次合并，组建"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USFI)。这是目前托派最大的组织，它在全世界40多国家拥有支部和成员，总部在巴黎。USFI的法国支部LCR在法国具有相当的政治势力。法国前总理若斯潘在1960年代就是托派秘密成员，直到1987年他在法国社会党内进入领导层才退出托派。法国托派每次都派人参加总统选举而且有不俗的表现，甚至比法国共产党的得票率还要高。 目前世界第二大的托派组织是"国际工人委员会"(CWI)。它的总部在伦敦，其主要力量也在欧洲，以英国、爱尔兰、德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国为主要基础。CWI在全球35-40个国家有支部，主要成员为各国的社会主义党，是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最为活跃和最有战斗力的社会主义组织。当然他们从不以第四国际自居,也不承认所谓USFI的权威性，他们的目标是动员世界范围内广大工人阶级，启发其中最具有觉悟的分子，在坚持自己的原则的基础上，通过与其他左翼力量联合采取各种可能形式反对"全球化"资本主义。 |
| Posted: 01 Jul 2011 07:00 AM PDT
多读古诗？勤练对仗？苦修音韵？不用瞎猜啦，吞食帝国的那位李白早就给出了答案："超越李白的两条路是：一、把超越他的那些诗写出来；二、把所有的诗都写出来！"小红猪这里要说，想要创造出一个更有价值的生物也有两条路：一、把最有价值的基因做出来；二、把所有的基因都做出来！当然，我们还没有吞食帝国那么高的技术水平，但生物学家们仍然一步步的努力着。想要看看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么？赶快来抢稿翻译吧——Evolution machine: Genetic engineering on fast forward 抢稿方法每周五(北京时间晚十点)在科学松鼠会发布待翻译稿件原稿。 刊出原稿后48小时内为试译期，有意参与者期间从原文中挑选一段愿意翻译的文字，翻好发到小红猪专用邮箱jredpig#songshuhui.net。中英对照、长度不限、择优录取。P.S. 要是哪个翻译魔人直接翻完全篇那你中标的机会就大大增加啦！（提交的译文需要是一段英文一段中文交替的格式，便于校对） 试译期过后流程编辑查看邮箱，24小时内挑选出最佳译稿并与该投稿者联络。 抢到稿子者将有2周时间完成翻译。资讯类稿件限时一周。 若抢稿成功者有特殊原因不能完成须及时告知，流程编辑与当初报名的其他译者联系。 抢稿须知自己要把关质量，翻译准确，并做到语句通顺 抢稿前提是看懂，若有N多名词不知道准确含义，请勿抢稿 遇可能的科学术语请通过专业渠道核实译名 人名译法要规范，不能自创（推荐新华社《英语姓名译名手册》） 提交的译文需要是一段英文一段中文交替的格式，便于校对 抢稿者的作品经审核和校对，在群博发文时后边会附上校对打的小红花！ 小红花试行规则如下如果校对觉得："这个译者真靠谱哇！"——译者获5朵小红花； 校对觉得："翻译得认真。"——译者获3.5朵小红花； 校对说："有不少错，可以继续校对。"——译者获2朵小红花； 校对说："让我重译吧……"——译者获0.5朵小红花； 提前交稿——译者额外获1朵小红花。 积分奖励译者积分满10分，可以自行挑选稿件翻译后投递到小红猪邮箱。 译者积分满20分，可报名成为校对，成功校对一篇稿件并发布后，可获3朵小红花。 译者积分满50即可正式晋级"小红猪"，并以此作为申请成为"松鼠"、接受评议的资本之一。 |
| Evolution machine: Genetic engineering on fast forward Posted: 01 Jul 2011 06:59 AM PDT Automated genetic tinkering is just the start – this machine could be used to rewrite the language of life and create new species of humans
IT IS a strange combination of clumsiness and beauty. Sitting on a cheap-looking worktop is a motley ensemble of flasks, trays and tubes squeezed onto a home-made frame. Arrays of empty pipette tips wait expectantly. Bunches of black and grey wires adorn its corners. On the top, robotic arms slide purposefully back and forth along metal tracks, dropping liquids from one compartment to another in an intricately choreographed dance. Inside, bacteria are shunted through slim plastic tubes, and alternately coddled, chilled and electrocuted. The whole assembly is about a metre and a half across, and controlled by an ordinary computer.
Say hello to the evolution machine. It can achieve in days what takes genetic engineers years. So far it is just a prototype, but if its proponents are to be believed, future versions could revolutionise biology, allowing us to evolve new organisms or rewrite whole genomes with ease. It might even transform humanity itself.
These days everything from your food and clothes to the medicines you take may well come from genetically modified plants or bacteria.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engineered organisms has been a huge hit with farmers and manufacturers - if not consumers. And this is just the start. So far organisms have only been changed in relatively crude and simple ways, often involving just one or two genes. To achieve their grander ambitions, such as creating algae capable of churning out fuel for cars, genetic engineers are now trying to make far more sweeping changes.
Grand ambitions
Yet changing even a handful of genes takes huge amounts of time and money. For instance, a yeast engineered to churn out the antimalarial drug artemisinin has been hailed as one of the great success stories of synthetic biology. However, it took 150 person-years and cost $25 million to add or tweak around a dozen genes - and commercial production has yet to begin. The task is so difficult and time-consuming because biological systems are so complex. Even simple traits usually involve networks of many different genes, which can behave in unpredictable ways. Changes often do not have the desired effect, and tweaking one gene after another to get things working can be a very slow and painstaking process.
Many biologists think the answer is to try to eliminate the guesswork. They are creating libraries of ready-made "plug-and-play" components that should behave in a reliable way when put together to create biologicial circuits. But George Church, a geneticist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in Boston, thinks there is a far quicker way: let evolution do all the hard work for us. Instead of trying to design every aspect of the genetic circuitry involved in a particular trait down to the last DNA letter, his idea is to come up with a relatively rough design, create lots of variants on this design and select the ones that work best.
The basic idea is hardly original; various forms of directed evolution are already used to design things as diverse as proteins and boats. Church's group, however, has developed a machine for "evolving" entire organisms - and it works at an unprecedented scale and speed. The system has the potential to add, change or switch off thousands of genes at a time - Church calls this "multiplexing" - and it can generate billions of new strains in days.
Of course, there are already plenty of ways to generate mutations in cells, from zapping them with radiation to exposing them to dangerous chemicals. What's different about Church's machine is that it can target the genes that affect a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 and alter them in specific ways. That greatly increases the odds of success. Effectively, rather than spending years introducing one set of specific changes, bioengineers can try out thousands of combinations at once. Peter Carr, a bioengineer at MIT Media Lab who is part of the group developing the technology, describes it as "highly directed evolution".
The first "evolution machine" was built by Harris Wang, a graduate student in Church's lab. To prove it worked, he started with a strain of the E. coli bacterium that produced small quantities of lycopene, the pigment that makes tomatoes red. The strain was also modified to produce some viral enzymes. Next, he synthesised 50,000 DNA strands with sequences that almost matched parts of the 24 genes involved in lycopene production, but with a range of variations that he hoped would affect the amount of lycopene produced. The DNA and the bacteria were then put into the evolution machine.
The machine let the E. coli multiply, mixed them with the DNA strands, and applied an electric shock to open up the bacterial cells and let the DNA get inside. There, some of the added DNA was swapped with the matching target sequences in the cells' genomes. This process, called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is usually very rare, which is where the viral enzymes come in. They trick cells into treating the added DNA as its own, greatly increasing the chance of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The effect was to create new variants of the targeted genes while leaving the rest of the genome untouched. It was unlikely that all 24 genes would be altered simultaneously in any one bacterium, so the cycle was repeated over and over to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cells with mutations in all 24 genes.
Repeating the cycle 35 times generated an estimated 15 billion new strains, each with a different combination of changes in the target genes. Some made five times as much lycopene as the original strain, Wang's team reported in 2009 ( Nature, vol 460, p 894).
It took Wang just three days to do better than the biosynthesis industry has managed in years. And it was no one-off - he has since repeated the trick for the textile dye indigo.
Church calls this bold approach multiplex automated genome engineering, or MAGE. In essence, he has applied the key principles that have led to the astonishing advances in DNA sequencing - parallel processing and automation - to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since Church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and helped develop modern sequencing methods, he knows what he is doing.
Just as labs all over the world now buy thousands of automated DNA sequencing machines, so Church envisions them buying automated evolution machines. He hopes to sell them relatively cheaply, at around $90,000 apiece. "We're dedicated to bringing the price down for everybody, rather than doing some really big project that nobody can repeat," Church says. He hopes the machines will greatly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producing novel microbes. LS9, a biofuels company based near San Francisco that was co-founded by Church, has said it hopes to use MAGE to engineer E. coli that can produce renewable fuels. Church and colleagues are also adapting the approach for use with other useful bacteria, including Shewanella, which can convert toxic metals such as uranium into an insoluble form, and cyanobacteria which can extract energy from light using photosynthesis.
A big revolution
In principle, the technique should work with plant and animal cells as well as microbes. New methods will have to be developed for coaxing cells to swap in tailored DNA for each type of organism, but Church and his colleagues say that progress has already been made in yeast and mammalian cells.
"I think it is a big revolution in genome engineering," says Kristala Jones Prather, a bioengineer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ho is not part of Church's collaboration. "You don't have to already know what the answer is. You can manipulate multiple things at a time, and let the cell find a solution for you."
Because biological systems are so complex, it is a huge advantage to be able to tweak lots of genes simultaneously, rather than one at a time, she says. "In almost every case you'll get a different solution that's a better solution."
The disadvantage of Church's approach is that the "better solution" is mixed up with millions of poorer solutions. Prather points out that the technique is limited by how easy it is to screen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you want. Wang selected good lycopene producers by growing 100,000 of the strains he had created in culture dishes and simply picking out the brightest red colonies. "Essentially nothing that we use in my lab can be screened so easily," Prather says.
By automating selection and using a few tricks, though, it should be practical to screen for far more subtle characteristics. For instance, biosensors that light up when a particular substance is produced could be built into the starting strain. "The power going forward will have to do with clever selections and screens," says Church.
As revolutionary as this approach is, Church thinks MAGE's most far-reaching potential lies elsewhere. He reckons it will be possible to use the evolution machine to make many thousands of specific changes to a cell's DNA: essentially, to rewrite genomes.
At the moment, making extensive changes to even the smallest genome is extremely costly and laborious. Last year, the biologist and entrepreneur Craig Venter announced that his team had replaced a bacterium's genome with a custom-written one (Science, vol 329, p 52). His team synthesised small pieces of DNA with a specific sequence, and then joined them together to create an entire genome. It was an awesome achievement, but it took 400 person-years of labour and cost around $40 million.
MAGE can do the same job far more cheaply and efficiently by rewriting existing genomes, Church thinks. The idea is that instead of putting DNA strands into the machine with a range of different mutations, you add only DNA with the specific changes you want. Even if you are trying to change hundreds or thousands of genes at once, after a few cycles in the machine, a good proportion of the cells should have all the desired changes. This can be checked by sequencing.
If the idea works it would make feasible some visionary projects that are currently impossibly difficult. Church, needless to say, has something suitably ambitious in mind. In fact, it is the reason he devised MAGE in the first place.
In 2004 he had joined forces with Joseph Jacobson, an engineer at the MIT Media Lab, best known as inventor of the e-ink technology used in e-readers. Searching for a "grand goal" in bioengineering, the pair hit upon the idea of altering life's genetic code. Rather than just alter the sequence of DNA, they want to change the very language in which the instructions for life are written(see diagram).
This is not as alarming as it might sound. Because all existing life uses essentially the same genetic code, organisms that translate DNA using a different code would be behind a "genetic firewall", unable to swap DNA with any normal living thing. If they escaped into the wild, they would not be able to spread any engineered components. Nor would they be able to receive any genes from natural bacteria that would endow them with antibiotic resistance or the ability to make toxins. "Any new DNA coming in or any DNA coming out doesn't work," says Church. "We're hoping that people who are concerned, including us, about escape from industrial processes, will find these safer."
There is another huge advantage: organisms with an altered genetic code would be immune to viruses, which rely on the protein-making machinery of the cells they infect to make copies of themselves. In a cell that uses a different genetic code, the viral blueprints will be mistranslated, and any resulting proteins will be garbled and unable to form new viruses.
Doing this in bacteria or cell lines used for growing chemicals would be of huge importance to industry, where viral infections can shut down entire production lines. And the approach is not necessarily limited to single cells. "It's conceivable that it could be done in animals," says Carr.
Completely virus-proof
Carr and his colleagues have already begun eliminating redundant codons from the genome of E. coli. They are starting with the rarest, the stop codon TAG, which appears 314 times. Each instance will be replaced by a different stop codon, TAA. So far they have used MAGE to create 32 E. coli strains that each have around 10 of the necessary changes, and are now combining them to create a single strain with all the changes. Carr says this should be completed within the next few months, after which he hopes to start replacing another 12 redundant codons. To make a bacterium completely virus-proof will probably require replac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redundant codons, he says, as well as modifying the protein-making factories so they no longer recognise these codons.
To ensure novel genes cannot be translated if they get passed on to other organisms, the team would have to go a step further and reassign the freed-up codons so a different amino acid to normal is added to a protein when they occur. This could include amino acids that do not exist in nature, opening the door to new types of chemistry in living cells. Artificial amino acids could be used to create proteins that do not degrade as easily, for example, which could be useful in industry and medicine.
There are potential dangers in making organisms virus-proof, though. Most obviously, they might have an advantage over competing species if they escaped into the wild, allowing them to dominate environments with potentially destructive effects. In the case of E. coli, those environments could include our guts.
"We want to be very careful. The goal is to isolate these organisms from part of the natural sphere with which they normally interact," says Carr. "We shouldn't pretend that we understand all possible ramifications, and we need to study these modified organisms carefully." But he points out that we deal with similar issues already, such as invasive species running riot in countries where they have no natural predators. Additional safeguards could be built in, such as making modified organisms dependent on nutrients they can get only in a lab or factory. And if the worst came to the worst, biologists could create viruses capable of killing their errant organisms. Such viruses would not be able to infect normal cells.
Church argues that with proper safety and regulatory controls, there is no reason why the approach shouldn't be used widely. "I think that to some extent you'd like every organism to be multi-virus resistant," he says. "Or at least industrial microbes, agricultural species and humans."
Yes, humans. Church is already adapting MAGE for genetically modifying human stem cell lines. The work, funded by the US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aims to create human cell lines with subtly different genomes in order to test ideas about which mutations cause disease and how. "Sequencing is now a million times cheaper, and there are a million times as many hypotheses being generated," he says. "We'd like to develop the resources so that people can quickly test hypotheses about the human genome by synthesising new versions."
As the technology improves and becomes routine, says Church, it could also be used to alter the cells used for cell-based therapies. Tissue-engineered livers grown from stem cells, say, could have their genetic code altered so that they would be immune to liver-destroying viruses such as hepatitis C.
"Everybody getting stem cell therapies will be given a choice of doing ordinary stem cell therapy - either with their cells or donor cells - or doing stem cells that are resistant to viruses," he says. "There will have to be all kinds of safety checks and FDA approval and so forth, but most people faced with two fairly safe choices, one of which is virus-sensitive and one of which is virus-resistant, are going to take the virus-resistant one."
Of course, there would be enormous experimental and safety hurdles to overcome. Not least the fact that gene targeting using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or any other method is not perfect - the added DNA is sometimes inserted into the wrong place in the genome, and the process can trigger other kinds of mutations too. Such off-target changes might be a big problem when making hundreds of targeted changes at a time.
So not surprisingly, Carr describes the move to humans as "fraught with peril". But if we do get to a point where there are lots of people walking around with virus-resistant tissues or organs, and lots of farm animals that are completely virus-resistant, Church thinks it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clinics create virus-resistant babies. "If it works really well, somebody somewhere will decide to try it in the next generation."
Making changes to the genomes of humans that will get passed on to their children has long been seen as taboo. But Church points out that there was strong resistance to techniques such as in vitro fertilisation and organ transplants when they were new; yet as soon as they were shown to work, they were quickly accepted. "Many technologies start out that way," he says. "But once they work really well, everybody says it's unethical not to use them."
Arthur Caplan, a bioethic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n Philadelphia who advises the US government on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is sceptical about the idea of making virus-resistant people, because anyone modified in this way would only be able to conceive children naturally with a partner whose genome had been altered in exactly the same way. "You would be denying a hugely important choice to a future modified human."
But, he says, if MAGE really can be used to edit the genome of human cells, it would provide a way to fix the mutations that cause inherited disease. It could be the technology that opens the door to the genetic engineering of humans. We should start debating now how best to use it, Caplan says. Should it be limited to preventing disease, or used for enhancement too? What sort of regulation is needed? Who should be eligible?
This prospect might seem a long way off, but Caplan argues that if the technique works well in other species, it could become feasible to attempt to engineer humans in as little as 10 years. "If you learn to do this in microbes and then in animals, you'll find yourself wondering how we got to humans so fast," he says. "You've got to pay attention to what's going on in lower creatures because that's the steady march to people."
If all this sounds wildly implausible, bear in mind that the idea of sequencing an entire human genome in days seemed nigh on impossible just a few years ago. Now it's fast becoming routine. Most biologists would probably agree that it is just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we develop the technology needed to rewrite the DNA of living creatures at will. If Church succeeds, this future will happen faster than any imagined.
Jo Marchant is a freelance writer based in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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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1 Jul 2011 06:43 AM PDT 林昭生前喜欢的《各国民权运动史》
傅国涌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林昭被捕四年多后，终于在上海第一看守所接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她用笔和血在起诉书的字里行间写下大量批注，其中两次提到《各国民权运动史》。 在起诉书列举了所谓的"人证、物证"后面，她批注："按所谓马列主义原则来说，'法律'者，'统治者的意旨'而已！反抗即大罪，争自由即是大罪，要人权更是大罪，何需什么'人证、物证！？'要说'证'哩，一九六二年八月廿九日[？]初次被传出庭时，当场交上的一本《各国民权运动史》，不知是否亦在'罪证'之列？在则应明白列入，不在则当于掷还，为感！" 林昭实在太喜欢这本《各国民权运动史》了，在起诉书"附：被告林昭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移送被告的侦讯案卷八册；随案附送大批罪证"之后，她再一次写下批注："不知前述那册'世界民权运动史'可在其内，那是我的书，我还要呢！慎毋遗失为便！" （"世界"为"各国"之误。） 循着林昭的线索，几年前，我在网上找到了这本书，薄薄的，一共才一百十六页，商务印书馆一九三0年十月初版，在"万有文库"第一集的一千种书当中，也许这只是很不起眼的一本小册子，"万有文库"中，作者董之学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当时思想上偏左。他在这本书中简略地介绍了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和中国的民权运动史。在概述中国民权运动史时，他受当时时代的影响或限制，过分突出了孙中山革命的这一路径，忽视了晚清立宪运动以来的这条路径。他对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介绍也是雾里看花，有许多不准确处。但是，作为一本介绍世界各国民权运动的简史，它还是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史实和线索，特别是对日本、英国、德国的介绍。 在这本书的《导言》中，作者指出，民权运动至少有两个层面，一为政治组织，一为私人权利。前者相当于英语的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就是亚里斯多德说的多数人统治，在这一政体下，多数人民享有统治权，参与政治。后者则是个人抵制政府横暴的武器。二者的目的都在反抗压迫，但作用则各有不同。德莫克拉西在反抗君主专制，将全国统治权由君主手中转移到多数人民手里，使人民不再为暴政所侵凌。但从历史来看，暴政的发生不仅限于君主专制国家，就是在民主政体下也往往有之，即所谓"多数专横"。因此，民权运动不仅是推倒专制，建立民治，而且必须经由宪法或普通法律，给予私人以种种权利，能在法律上抵抗政府的非法蹂躏。 他认为，从法律上说，一切国家都含有强迫。国家既然是强制机关，受其强制的个人，应有自卫的权利，以防止执行机关或官吏的越权与非法行为，否则其生命、自由与财产将失其保障。以故民主国家的宪法，除确定政体为民主外，又复规定人民的各种权利，以保障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简言之，民主政体的作用在于消灭君主与寡人的独裁，而私人权利则在于预防民主国家机关的蹂躏。 人权有两种，私权和公权，私权是个人对个人的权利，每个人不能侵害其他人的生命财产等。公权是个人对政府的权利，政府对于享有公权的个人，非经正当的法律手续，不能剥夺其自由与财产，更不能危害其生命。公权包括法律权、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平等权、罢工权。 他指出，民权运动虽包含这两层不同的意义，但其方向和对象是相同的，都是反对专横。所以，要求民权的，同时须要求民主政体，以确立人民的统治权，使人民参加实际政治，然后民权才有比较可靠的保障。要求民治的，也要求人权，然后其生命财产乃得不受非法侵蚀。这两个方面其实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开的。 他说，从历史上看，商业和工业是民权运动的两大原动力。十三世纪英国商业勃兴导致市民阶层的崛起，1914年以前因为工业发展工人队伍的扩大，德国专制政府也不得不向工人领袖有让步，以及英国工党在1929年选举中获胜，可以为证。 当这本书初版之时，林昭尚未出生。二十多年后，她被打成"右派"，遭遇一个前所未有的"黑暗时代"，在历史的铜墙铁壁合围之中，我相信，这本书启发了她的思考，让她在世界各国民权运动的经验教训中领受了一次新的洗礼，催生了她那些超越时代的思考。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极权铁幕里，她与这本小册子相遇，"民权"这个词在她心灵中曾激起过怎样的回响，我们今天的人已难以想象，可以肯定的是，她敏感地抓住了时代的中心问题，要民权，不要极权。正是为了心中的民权梦想，她才坦然无惧地面对了牢狱，甚至枪杀。血肉之躯要承受监禁、酷刑和死亡的痛苦考验，那是何等不容易的事，偌大一个民族，在她的同时代人中，能如此决绝、如此坚定地走上这条不归路的也只有她和几个极个别的人。在寻找林昭精神资源的时候，我想到了基督教给她的支撑，爱里没有恐惧，想到了蔡元培奠定的北大传统，想到了来自他父亲的英国宪政思想，想到了她在革命中殉难的舅舅……当时，没有想到这本书，这个主题给她的启示和灵感，各国民权运动的成败得失，世界的道路指向几乎是一致的，那就是民权战胜王权及形形色色的专横权势，以制度来确保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权运动史，中国也不例外，从晚清到民国，民权运动起起伏伏，激荡人心，1949年红色政权的一统山河只是民权运动史上的一个巨大波折，是民权受挫、党权独大，历史走到另一个分叉去了，但是峰回路转，一定要走回到民权的大道上来。 她敏锐地感受到了毛泽东时代只是人类历史的非常态，一个常态社会就是朝向民权的目标，哪怕在极端的压迫和管制当中，基于人性本身的民权运动也是暗流涌动、不可遏制的，她和张春元、顾雁、谭蝉雪这些年轻的同伴甘冒风险创办油印刊物《星火》，对数千万人正面临饥饿和死亡的时代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并发出他们独立的声音。他们正处于中国民权运动史上最低潮的时期，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如飞蛾投火，注定被那个时代所毁灭，而且毁灭得干干净净，但他们依然做了。结果不是遭到枪决，就是长期的监禁、劳改，付出了极为惨烈的代价，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地融入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民权运动史，他们的名字和《星火》、"中国青年者战斗联盟"一起，将记在未来的教科书，成为历史名词。这是无法无天的毛泽东也无法预料的，他可以凭借暴力宰割天下、屠戮千百万生灵，他却主宰不了历史，历史是后人书写的。 这也是诗人林昭没有想过的。她做一个殉道者，只能承受普罗米修斯那样的命运，为此她只能牺牲自己。各国民权运动史上也有很多的牺牲，论牺牲之大、牺牲之惨烈和道路之艰难，几乎都难以与中国相比，这个古老民族要在"中世纪的遗址"上伸张民权，让每个人都像一个人那样活着， 一本书的力量真的是难以估量，在1930年的中国，不会有人会想到这本小书二、三十年后将成为一个名叫林昭的北大女生心爱之书，并对她产生深刻的影响，她自觉地站到人类追求民权的第一线，并为此献出最可宝贵的生命。当我们阅读林昭幸存的文字，看到她与那个黑暗时代迥然不同的思想，看到她思想中弥漫着超越时代的那些气质，无不深深为之震撼。那个时代，在她之外，恐怕已鲜有人在读这本讲述各国民权运动的小册子。她能挺立在那个时代里，显得高人一头，不仅在人格上，也在思想深度和精神气质上，这离不开她汲取的精神资源，这本书也是其中之一。她从民权史上体悟到了极权是背离人类正常方向的，也是与人性相悖的。她由此抓住了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民权。在林昭身后的中国，极权已在弱化之中，但我们面对的现实依然是特殊利益集团垄断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官民矛盾不断激化，腐败现象渗透这个国度的每个权力细胞，另一方面民权意识正在觉醒，从层出不穷的维权个案、群体事件到方兴未艾的公民参选区（县）级人大代表等自发行动，都在证明民权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今天发生的这一切也将进入世界民权运动史，林昭在天上静静地看着我们。 2011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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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1 Jul 2011 06:04 AM PDT
来源：悉尼晨锋报（根据 Malcolm Moore 发表在《每日电讯报》上的文章改写） 发表日期；2011年6月25日 左图：十几年来，肥胖症已经大肆流行。 根据一份报告，中国的独生子女不仅是"被宠溺的一代"，而且正在飞速成为"肥胖的一代"，与他们的同样也在飞快增重的父母们一起，中国的肥胖症人数增加速度仅次于墨西哥，已经排名全球第二位。 交通大学不久前对上海小学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在过去十年中，肥胖症发病率增加了25%。小学学生中有13%的人体重超标，其中将近一半人有肥胖症。 中国官员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盲目接受西方文化、多如牛毛的快餐店以及父母们几乎都无一例外地用食物来表达对独生子女的宠爱之情。 "这些孩子的饮食很不健康，坐多动少，对体育运动几乎一无所知。"作者保罗法兰西在《肥胖中国》一书中对正在出现变化的中国饮食习惯作了这样的观察。 "除了2型糖尿病是一个大问题外，牙医也反映他们已经开始为年仅12岁的儿童拔第二颗牙齿了。" 西方文化的感染力在中国到处可见，不久前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吃热狗比赛"就是最好的例子。来自香港的Chris Lam夺得了冠军。这位32岁的参赛者在10分钟内吞下了16个热狗。 大学的报告研究显示，上海小学生中大约有18%的人体重超过标准，在这一点上，已经与美国平起平坐。 与英国相比，中国还落后很多。英国的小学毕业生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儿童超重。肥胖症也许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繁荣带来的副作用。 中国2005年的肥胖症人数是1800万，去年则达到了1亿，几乎占了人口总数的8%。与此同时，有5亿中国人体重超标，为人口总数的39%。 当然，中国目前还远远落在美国之后。美国有74%的成年人体重超标，而英国在2009年的比例是61%。根据澳大利亚2007-08年度国民健康调查的结果，该国61.4%的成年人体重超标或患有肥胖症。 "中国人现在不把食物当一回事儿。他们上餐馆时习惯大手大脚地点菜，有时候根本碰都不碰就走人了。他们就想显示自己有这个能力。"法兰西表示。 就拿"吃热狗比赛"来说吧，这是一场"饕餮庆典"，代表了中国人不需要再为是否有足够的食物而担忧了。 就在半个世纪前，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饥荒，造成了3000万人死亡。 |
| Posted: 30 Jun 2011 06:08 PM PDT 天下十字一般红 李华芳 郭美美Baby，本名郭美玲，于新浪微博炫富数月，突入公众视野，乃因其修改认证信息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炫富这类事件原本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这些年来网民已经见多识广，诸多奇怪的方式也早就见怪不怪了。而且有钱人炫富本来也不违法，只要其收入来源合法正当，围观群众固然有道德上的不屑，也不能干预其生活方式。好比说王石天天爬这山那峰的，炫富得离谱，公众也未必见得有多么"羡慕嫉妒恨"，更谈不上干预老王的登山运动了。这其间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你的钱是否来路正当。
郭美美的钱是否来路正当，围观者不知；而中国红十字会却是一个公益慈善组织，与商业相连，更出现一个似是而非的"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自然免不了遭受质疑。上海红十字会天价发票事件余音未消，又爆出郭美美事件，红十字会的仅存的那点公信力实在抵挡不住汹涌的质疑。郭美美事件引发的各种内幕还在继续发酵。其中牵扯出来的天略集团，更是引人瞩目。
在连番争议下，在红十字会官方网站上连续刊出天略集团、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以及红十字总会的声明，严格来说，红十字会的应急反应已经不算慢了。但天略集团的声明中关于公司法务部工作人员莫伟智的惊人口误，天略集团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两份声明的惊人相似性，以及天略集团作为一个企业的声明惊人的登到了红十字总会的官方网站上，要表达的信息却是天略集团与红十字会关系不深，双方的领导均互不相识，那就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了。
不妨让我们聚焦这三份声明的文本，抛开其他未经证实的消息，不难发现尽管天略集团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以及红十字总会想要表明在各自系统内不存在郭美美这个人，但正如前面已经说明的，郭美美乃是化名，而其真名为郭美玲。暂不明了这是不是三份声明的一个用语上的技巧。而天略和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均承认相互之间有过合作，但否认利用天略进行劝募分成。如果双方没有劝募分成的话，我倒觉得不妨更进一步进行此类合作。劝募分成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遮遮掩掩没有必要。如果红十字会的募捐成本显著高于通过市场其他机构的募捐成本，那么当然应该考虑外包这一部分。
让我大致举个例子来说，假如红十字会每募捐100元要花10元，但一家商业组织每募捐100元只要花5元，然后商业组织与红十字会寻求合作，对双方而言，募捐成本低于10元高于5元的中间价都可能达成协议。而且增进了商业组织、红十字会以及捐赠人的收益，是几方共赢的结果。这里要警惕的是过高的募捐成本，因为所谓过高而且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则很有可能意味着存在腐败，或者说私下里的利益输送。例如募捐的成本高达目标额度的25%以上，或者对善款的管理费用超过25%等，在审计报告中都需要特别备注是什么原因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一直是很高的募捐和管理费用，那么捐款人就会另投他家。所以错并不在于商业介入到公益事业中来，而是在于信息公开以便相关利益方能进行监督。
那么中国红十字会的情况如何呢？对不起，从来没披露过这类消息。从财务信息披露以及红十字会的官方声明而言，红十字会在财务管理和公共关系管理两方面都显得极为不专业，完全不像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公益组织。本来红十字会完全可以公布下属的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与天略集团之间的相关合作以及往来财务上的证据，并且在公共关系上可以迅速掌握主动权，提供有效的真实信息，而不是在声明中作出"一方面欢迎监督、一方面要求公众避免传播不实信息"这种自相矛盾的表述。对于红十字会本应提供真实信息而迟迟不提供，加剧公众疑虑，更使得红十字会陷入进一步的信任危机。
究其原因，无非是红十字会一向没有披露真实信息所致，尤其是关键的财务信息方面，更是讳莫如深。官方网站迄今为止只有2007年的简略报告，并无财务支出去向的详细说明，更不用说募捐成本等细节问题了。一般来说，对于这样几近于黑箱的极为不专业的公益组织，捐款人都会敬而远之。但有一种情况可能例外，即重大的慈善公益项目政府垄断，并且限定必须由中国红十字会等少数几家国有公益组织来操作，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便捐赠人一开始是捐款给其他的公益组织，最后的款项也会流向政府和国有公益组织。例如2010年7月国务院联合下发文件要求玉树地震中的善款汇缴拨付到青海省政府和青海省红十字会等，由政府统筹安排。
这也导致政府在政策上可能会偏向国有公益组织，而压制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不仅是出于对捐赠资源的竞争考虑，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政府不愿意放弃对"民心所向"的控制，因为公益慈善领域还是一个民心所向的竞争。这同时还造成了一个问题，如果红十字会的自身职能要听政府的话，那么其专业运行程度必然会大打折扣。理由是政府的目标与红十字会本身的目标之间，并不总是相容的。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对红十字会而言就会造成组织自身宗旨与政府目标之间的错置。
中国红十字会的特殊之处还在于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红十字会不仅早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也早于新中国的成立。抗日战争期间曾发挥重要功能。1950年大陆和台湾各自发展了红十字会相应机构，系出同源。文革期间大陆工作完全中断，事后才恢复。而且红十字会性质特殊，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法律部罗娜（Gabor Rona）的说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非普通的非政府组织或国际组织或政府间组织，而是一个国际性的民间的但同时受国际法保护的享有跟政府间组织一样"国际法律人格"地位的组织。
如此一来，对台关系中的"一个中国"地位的经典问题就成了附在中国红十字会上的特殊问题。而且中国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会法》来确认红十字会的法律地位，并且第五条表明由人民政府资助和监督，并未提及公众和媒体的监督权。除此之外，红十字会主体乃是事业编制，享受公务员待遇，兼有合同工和临时工，这种人员与组织形式，也已经表明其与非政府组织的不同之处。
尽管自清朝以来，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的发展都有政府拨款的记录，但探究红十字运动的本源，却是下至个人上至各类组织的联合组织，红心所向是代表人道主义，意在救死扶伤。在《日内瓦公约》中也规定了其政治中立和豁免地位，因此无需刻意上升到政治高度，也不一定非要政府出面，让其回归民间，一来可以减轻政府负担，二来也有助于红十字会提高自身专业性。是以，天下十字一般红，何妨让其回民间。 刊于《南都周刊》的版本略有不同，此处为完整版本。 相关文章： 红十字会亟需除掉官味 红十字会13点 【若您认为这篇文章有用，欢迎捐赠 |
| Posted: 01 Jul 2011 12:56 AM PDT 今天，我收到了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寄来的《延期审理决定书》，这份《决定书》是2011年6月24日作出，全文内容如下： 我院于2011年1月27日受理的被告人高相林涉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一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需对案件证据进行补充侦查，故公诉人提出延期审理建议，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之规定，决定该案件延期审理。延期审理期限自2011年6月24日至2011年7月23日止，延期期间不计入审限。公诉机关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没有提请人民法院恢复审理的，按公诉机关撤销处理。 2010年8月17日，高相林被南开区公安机关指控组织村民阻路，涉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犯罪而遭逮捕。2011年5月18日，南开区人民法院对高相林案开庭审理。庭审当天，法院外面来了几百拆迁户抗议。他们有的手举"高相林无罪"纸牌，有的还高唱起了国际歌。好在维持秩序的法警比较克制，警民之间发生暴力冲突。 如今，检察院要求补充侦查，对案件延期审理。作为高相林辩护律师，我真不知检察机关还能找到什么证据来证明高相林组织、策划、指挥、领导了阻路事件？公安机关对高相林案件，该找到的"证据"都已搜集了，就是再"挖地三尺"也怕找不出有力证据。 高相林等村民的拆迁问题，一直难以得到合理解决，刚开始时，村民们去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也不给立案。后来，高相林与村民到国家建设部上访过，也下跪过，但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按照村民们的说法，他们去阻路是因拆迁当天与拆迁人员发生了冲突，有一女工作人员用言语激将村民，说什么有本事就去把路给阻了。没想到，村民一气之下还真把路给阻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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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1 Jul 2011 01:29 AM PDT 6月19日，大约100名示威者拉着横幅和标语游行到河内市中心的中国大使馆附近，要求中国远离有争议的南海水域 本刊记者 王年华 发自大连 >>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
想要写出一首好诗超越李白要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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