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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Oct 2012 09:22 PM PDT 作者:刘再复 作家、文学评论家 近日,美国影视广告发出一条让我非常兴奋的好消息:有三部文学经典作品再次拍成电影艺术片,不久就会问世。这三部经典作......>>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 ![]() |
Posted: 01 Nov 2012 11:55 AM PDT 艾奥瓦州(又译爱荷华、衣阿华)马斯卡廷市的一个5人代表团,在市长霍普金斯(DeWayne Hopkins)的率领下,下周将前往中国,他们的中国之行包括访问北京、上海、河北石家庄地区以及正定县等,目的是促进马斯卡廷市与中国的教育、文化交流和发展贸易。 马斯卡廷是密西西比河畔一座美丽的小城,马克•吐温曾在此生活过,并在其名作《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Life on the Mississippi)中对当地的夏季夕阳景色赞不绝口,使得马斯卡廷人将落日余晖当作本地最值得骄傲的一景。马斯卡廷又因出产淡水蚌壳珍珠纽扣闻名于世,在二十世纪初被称为"世界珍珠纽扣之都"。 早在1985年,现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就曾到访过马斯卡廷,并在当地居民家中住了两个晚上,与当地民众结下深厚友谊。习近平当时是河北省正定县的县委书记、石家庄地区食品协会主席,河北省与艾奥瓦是姐妹省州,习近平率领河北省一个玉米加工考察团到艾奥瓦州访问,重点考察玉米育种和生产、加工等先进技术。他们在访问马斯卡廷的时候,被安排住在普通百姓家,以此了解美国人的日常生活。 据代表团成员的回忆:"当地美国人很热情,老百姓待我们如同家人。代表团有2天吃住在房东家,时间虽不长,但建立的友情很深。""白天出去考察,晚上与房东一起交谈。与房东家一起吃早餐,主人准备的全是西餐,有面包、煎蛋、奶、烤火腿等,还有多种果汁饮料,非常丰盛。吃这些东西我们并不陌生,团长也希望我们多接触美国人,多了解他们的习惯,多向他们学习。除聊天交谈外,我们还与房东一家庆祝孩子生日。""在小镇马斯克廷召开的欢迎会上,市长还宣布我们为荣誉市民,并赠送了象征友谊的金钥匙。"(参见博文旧地重游习近平将访马斯克廷与当年房东聚会叙旧) 今年2月份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期间,特别前往艾奥瓦州重访马斯卡廷,在当地引起轰动。当年接待代表团的房东之一莎拉•兰德(Sarah Lande)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了习近平副主席,旧友重逢分外高兴,她表示"习近平副主席到访艾奥瓦是对'友谊'的很好诠释:善良和热情好客将带来美妙的结果。""友谊打开了交流的渠道,使人们能够共同努力来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庆祝我们的成功。" 习近平重访艾奥瓦州与马斯卡廷后,今年6月艾奥瓦州州长布兰斯塔德应习近平的邀请,率团访问了中国,进一步增加了艾奥瓦州与中国的友谊联系。这次马斯卡廷市代表团的中国之行,也是应中方的邀请 。据《马斯卡廷日报》报道,代表团一共有五名成员,除了市长以外,还包括当年的房东莎拉•兰德、马斯卡廷-中国协会负责人托尼•约瑟夫、马斯卡廷姐妹城市负责人德布•赫顿以及负责代表团行程的阿尔伯特•刘。访问日期为11月4日至11日。代表团预定在北京与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会面、会见中国对外友协会长李小林、参观正定县、与当地官员会晤并计划前往上海参观。代表团的费用主要靠私人以及赞助商捐款,马斯卡廷市议会于10月18日投票同意市财政给市长霍普金斯报销600美元的旅行费用。 霍普金斯曾在越南生活工作过,但从未到过中国,这次是他第一次 前往中国访问。他对这次访问期待很高,他表示并不在乎总统大选辩论时候选人是如何谈论中国的,他说:"这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我们的访问是民众之间的交流,我们有信心习近平是了解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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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Nov 2012 11:51 AM PDT 今年7月12日,美国纽约曼哈顿区地区检察官小塞勒斯•万斯(Cyrus R. Vance, Jr)宣布,两名象牙商人与司法部门达成认罪协议,承认他们非法售卖非洲象牙和象牙饰品。其中一名象牙商人名叫穆克什•古普塔,他在距离纽约第五大道著名的钻石街第47街仅两个街区的地方开了一家名叫RAJA的珠宝店,执法人员在店内查获一大批非法的象牙饰品,价值将近2百万美元。这些非法的象牙饰品被没收,古普塔还要付45000美元罚金给野生生物保护协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用于大象种群保护、反偷猎和打击非法象牙贸易。 另外一名商人叫陆荣建(Jung-Chien Lu音译),他的店距离钻石街更近,只隔一条街,名叫纽约珠宝商城。在那里查获并罚没的非法象牙饰品价值12万美元,另外陆荣建还被处以罚金1万美元。 这两起非法象牙买卖案件是由曼哈顿区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纽约州环保部和联邦鱼类与野生生物服务局联合侦办破获的。在美国,非洲大象的象牙及其制品的非法交易主要集中在那些传统的进货地点,以及需求旺盛的城市。纽约既是进口港,买家又多,因而是执法机关稽查的重点。 去年9月,一名中国古玩商许林峰(Lin Feng Xu音译)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出关时,涉嫌无证携带象牙艺术品被捕。他为了逃避海关X光检查仪的检查,就用铝箔将价值5万美元的象牙制品包起来,放在行李箱里,企图蒙混过关,然后利用美中两国象牙及其制品的差价倒卖获利。去年12月6日,许林峰在纽约的联邦东区法院出庭受审,他当庭认罪。如果最后定罪的话,许林峰不仅将被处以25万美元或可能获利金额的两倍罚款,还将面临最高10年的刑期。 比许林峰的案子只早两个月,费城一家非洲艺术品商店老板维克托•戈登因为走私非洲大象的象牙制品被捕。戈登的走私活动计划周密,他先将客户青睐的象牙饰品拍下照片,或绘制图案,然后将照片和图案交给他的助手,令其前往非洲购买黑市象牙,在非洲按图加工刻制,最后将成品染色伪装成古董,作为国际象牙禁令实施之前的非洲艺术品进口。 今年9月18日在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庭出庭受审时,戈登对走私象牙认罪,总值超过40万美元的象牙及其制品被悉数没收,外加罚款15万美元,还面临最高20年的刑期。 再往前一点,不到3年前,丹波•卡巴从乌干达和尼日利亚分别进口了两批象牙雕刻。这些象牙雕刻的走私手段别出心裁:卡巴进口的是非洲黑木的图腾人像,但是人像的躯干是掏空的,内部塞满了仔细包装的伪造成古董的象牙制品。案件被联邦鱼类与野生生物服务局、联邦东北地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及其国土安全纽约调查组(ICE)侦破,因为卡巴拒不认罪,前年6月在纽约布鲁克林出庭由陪审团听审,结果陪审团裁定卡巴的全部三项罪名成立。前年年底,卡巴的走私案件审结,没收所有的走私象牙雕刻,罚款25000美元,并处以33个月的徒刑。 据野生生物贸易监察组织TRAFFIC的统计,2011年全球被查获的走私象牙重达24吨,是1989年象牙禁令颁布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资料显示,在2004到2006年之间,死亡的非洲大象40%是被偷猎者打死的,而现在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80%。尽管非法象牙的最终消费者主要位于东亚,但是在美国也有一定的市场。而且美国正常象牙市场的价格比东亚地区低很多,通过美国倒手还有获利空间,所以在美国打击非法象牙走私和贸易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万斯检察官在曼哈顿举行的打击象牙走私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曼哈顿不应该成为非洲大象盗猎者的销售市场。负责起诉卡巴案件的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林奇在宣判的时候说,美国将继续大力打击濒危物种的非法贸易。ICE的海耶斯则说,我们将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查明那些为了获取丰厚利润而蔑视法律,进行濒危物种非法贸易的犯罪分子,并将他们绳之以法。 (所有照片均取自联邦鱼类与野生生物服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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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Oct 2012 06:49 PM PDT 跳出历史的"周期率" ——2004年10月30日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演讲
傅国涌
以暴易暴和成王败寇 跳出历史的"周期率"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说是从黄炎培开始的,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夕,他曾经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访问过延安,和毛泽东有过一番著名的"窑洞对",提出了历史"周期率"这个话题。黄炎培当时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说的这个"周期率"可能还是比较感性,不是一个理论的阐述,从大的角度来说,综观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这个"周期率",实际上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个就是我们的历史从来都是一部以暴易暴的历史,第二个就是成王败寇的历史。我们一而再地陷入以暴易暴、成王败寇这样一种恶性的历史循环之中。每一次王朝更迭,都是把前朝的历史重新复制一遍。张家王朝衰落了,起来一个李家王朝取而代之,但是李家王朝并不会创造出一种新的制度,也不会有新的文化因子出现,它跟前朝照样是换汤不换药,继续先是兴、再到衰、再到亡这样一个"周期率"。 我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陷入专制王朝循环之中的民族,要跳出旧的格局,确实非常困难。我们早就形成了两个"统",一个叫做"政统",一个叫"道统"。这个"政统"是什么呢?所谓"政统"其实很简单,谁当了皇帝谁就是谁说了算,这就是"政统"。刘邦当皇帝,那么就是刘邦是正统,同样如果是陈胜、吴广当了皇帝,坐了天下,照样,陈胜、吴广就是正统,所以所谓的"政统"就是谁的力气大谁就是正统。也就是吴思讲的"血酬定律",谁用血去拼,拼出来的江山就是谁说了算,谁就是主子、救世主。那么"道统"是什么?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以儒家的那一套东西作为中国的道统,实际上中国几千年来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儒家的这套东西,儒家的这一套只是用来作为表面文章的。毛泽东很清楚这一点,他写过一句诗叫做"百代都行秦政制","秦政制"是什么东西呢?它的核心就是一句话,外儒内法,表皮上可能有一点儒的东西,实际上讲的是法家。所谓"法"不仅是指法家那一套,它一方面是严刑峻法,另一方面这个法就是阴谋诡计,就是权术谋略。而中国人恰恰最喜欢这个东西,作为上层来说,玩政治就是玩阴谋、玩黑箱,底层社会来说,老百姓最喜欢什么,《红楼梦》前面有两句诗,好象是袁子才写的,叫做"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这两句诗就集中概括了中国底层社会的所有学问,这个学问是"人情练达"和"世事洞明"。他们要教一个人成年以后学会什么?就是学会世故,学会圆熟。所谓的世故圆熟,就是要让人把自己装在一个壳子里面,而不是用真面目去见人。实际上跟上层政治里所说的外儒内法是一样的,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诸子百家,所有的家,根本上都没有超越对现实功利和狭隘政治的集中关注。所以几千年的中国,一言以蔽之,我们整个民族,社会的重心始终是在狭隘的政治这个层面,我们的整个重心,都在帝王这里,在帝王将相这里。再扩大而言之,到了七品芝麻官,到了县一级,就是当官的人和当皇帝的人,他们掌握了整个社会的所有资源,从物质资源到精神资源,几千年都没有变过,社会的重心始终在这儿。所以我们中国要打破这个历史的"周期率",走出一条新路子,毛泽东回答了黄炎培,"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民主",黄炎培听了很舒服很高兴,其实黄炎培有点天真,有点书生气,为什么说他天真呢,他不知道毛泽东讲的"民主"这个概念跟他理解的概念可能不是同一回事。毛泽东讲的这个"民主",可能不是他理解的人民自己起来作主的"民主",而是我为你作主的"民主",是"民之主"。所有的"民主"旗号都是谁打出来的呢?都是高高在上、掌握了天下的人(或企图夺取天下的人)打出来的一种旗号,就是我为你做主,是民之主也,而不是人民自主。黄炎培听了舒服,但是实际上这条新路还是没有开出来。这条新路开不出来,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不仅是制度层面的问题,还有很多文化根底上的因素。包括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始终在观念层面上超越不了道统和政统。所以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树立起一个能够跟近代文明相吻合的新的道统。新的道统,它必须是以人为根本,以每一个个人的觉醒为根基的,类似于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所理解的人,而不是我们中国理解的人。我们理解的人是什么?我们理解的人就是顺民、臣民,是皇帝治下的一个小民、草民,所以我们把当官的人叫做什么父母官,这是和"子民"相对而言的。有时候看起来皇帝还能够对老百姓不错,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私有财产,所有老百姓正是他之所以能当皇帝的基础。他要把这些人当作他的子孙、当作他的子民,这样来看待。父母官也一样,从县一级到更高级官员,也把他自己地盘上的人当作他赖以做官、赖以捞取好处的资本,是一种做生意的资本。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我们连"人的发现"都还不能说已经完成,要在这样一种土壤里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现代文明制度,真是谈何容易。 两个阳光人物 但是近百年来,中国的志士仁人,确实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试图在政治层面之外,开出许多社会的独立道路。比如说在科学领域来说,1915年,一批最优秀的留学美国的留学生,包括胡明复、胡刚复兄弟,包括任鸿隽、秉志、杨杏佛,还有竺可桢后来也参与了,他们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创办了《科学》杂志,一直到1949年都是中国最重要的科学团体,是一个绝对民间的、没有官方背景的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产生的影响是我们今天的人所无法想象的。有很多后来开创了各个学科的人都来自于这个社团。在一个祖祖辈辈都把权力、把皇权看得重于一切的中国社会,他们这些人的选择,在我看来,就是开出了一条新路,这是在科学方面。比如说在出版领域,以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等人为代表的近代出版人,他们创立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包括后来叶圣陶他们办的开明书店,完全独立的民间出版机构,那都是完全可以跟世界上第一流的出版机构相媲美的一些近代出版机构。再比如说在新闻领域,从1872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开始到1848年12月24日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周刊》在上海被蒋介石下令查封为止,这个七十几年时间,在中国出现了大大小小上千种独立的民间报刊,这些民间报刊就有可能把中国社会带入一个近代文明的新时代。但是他们的使命没有完成。这里头有非常复杂的国际、国内的因素,但是我们这个文化当中存在着一些杀伤性很强的、很难接受异质文明因子的排斥性基因,也起了一些破坏性的作用。 当然,仅仅就政治层面来说,我们中国近代也产生过两个阳光一般的人物。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出现一个政治人物,往往是一团漆黑的,一个心不狠、手不黑的人是不可能在政治舞台上成功的,因为旧式的传统政治讲的就是阴谋,就是权术。我们把权术看得高于一切,不会耍权谋,连小官都当不了,不用说当大官,更遑论成帝王之业。但是在近代中国,由于中间出现了一次社会转型,中国诞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包括出现了孙中山这样的人物,尽管孙中山有自身的局限性,他身上也有东方的一些落伍的东西,还不能说是一个完全近代化的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孙中山的同时代人当中,诞生了两个阳光般的青年人,一个是宋教仁,另一个是蔡锷,他们都只活了30多岁,这也是老天爷对中华民族特别不公。宋教仁几乎是同盟会当中唯一一个真正懂得西方民主、懂得宪政这一套运作程序,对西方的法律、西方的制度了如指掌的一个人。他留学日本期间,当其他人都忙于造炸弹、去从事暗杀,包括汪精卫也要去炸摄政王,他们都是要通过暴力手段去改天换地的人,走的还是传统的以暴易暴的老路。但宋教仁就不一样,他从一开始就非常自觉,他认为如果我们大家都去忙于造炸弹,都去搞暗杀,等到中华民国建起来了,谁来搞建设,怎么样搞中华民国?所以他很早就注意到了制度建设。 到了武昌城头一声枪响,一场纸糊一样的革命,就把大清王朝267年的江山给颠覆了。这个结果是谁也没有预料的,历史永远有其偶然性。曾经席卷大江南北十四年的"太平天国"都颠覆不了的清王朝,被武昌新军工程营的几个小青年就颠覆了。遥想当年,洪秀全从金田村杀上来的时候,到了南京已拥有几十万大军,但是洪秀全走的照样是传统的老路,也是要取而代之也,他如果取得天下,也许还不如满清。跟阿Q在土谷祠里想的一样,要的是美女、金钱,还有秀才娘子那张宁式床,洪秀全最喜欢的就是这些,当然其他人也不例外,李自成进了城也是如此。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共性,不是人性来决定的。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种子,要改变这个状态必须引入新的异质的文明,到了宋教仁身上,就隐约看到了希望。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以为大功告成,要去搞铁路去了,他要建二十万公里的铁路。这在当时是一种空想主义。那么宋教仁怎么想呢?他说,以前是革命时代,我们的党是革命党,那就要拿出铁血的精神跟满清去拚,现在共和告成,我们这个党就应该转变成一个民主时代的政党,要拿出政见跟政敌去较量,让民众来比较,我的纲领好,还是你的纲领好,所以他对他的政敌始终没有敌人意识,他对袁世凯至死都抱有幻想,抱有谅解和宽容。从今天来看,你也可以说是他很幼稚、很傻,其实就是在他的这个幼稚和傻里面,恰恰包含了一种新的文明心态,他不是把袁世凯看作一个你死我活的敌人,而是把袁看作一个对手,政治上的对手,是可以展开竞争的,在宪政和选举的框架下,袁世凯可以做总统,我可以做总理,在政治上是可以竞争、较量、制衡的。所以他的这个幼稚里面恰恰是有新东西在里头,他就是这样一个阳光一样的人物,他的所有东西都是透明的,他的想法是透明的,他的手段是透明的,所以很容易在中国这个黑箱的政治当中被阴谋手段给戕杀,现在有人考据说不是袁世凯下令,可能是别的人自己擅自作主张,这些其实都是次要的,反正宋教仁被杀了,中国再也没有一个这样的人,独一无二的优秀的人往往只出现一次,不能复制。 另一个人蔡锷,他跟宋教仁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一个军人,但是在近代的职业军人当中,只有蔡锷是最富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假如蔡锷活着,那么民国军阀混战的格局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他所具有的那种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全国性的声望,他手里所掌握的基本部队,都足以让他在民国的纷争格局当中发生重大影响。但是他只活了三十多岁就病死了,所以天不假人,没有办法。我之所以说蔡锷是一个阳光一样的人物,是因为他跟袁世凯有很深的交情。他能够到日本留学是袁世凯资助他去的,他年轻时候跟袁世凯有过这样一层关系,至死他对袁世凯都怀有感恩之心,但是他还是毅然地站起来,拿起枪反对袁世凯称帝,为什么这么做?不是为了要取而代之,更不是为了打败袁世凯之后,我蔡锷要分更多的地盘,要做更大的官,这些东西对他来说都是不值一提,他说过一句话,"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这句话的分量在近代史上非常重,应该进入思想史,但是到目前为止,研究思想史的人似乎还没有重视这句话。当然这句话也要进入言论史,这其中所包含的新的文明因子足以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自古以来当兵的带兵的,打仗厮杀都是为自己获取更大的利益,或者为自己的某一个效忠对象卖命,而没有人说我这样做是"为国民争人格",而争下人格之后干什么呢,他说得很清楚,他跟他的老师梁启超事先有一个约定,如果事成那么我们一起隐退,如果事败一死了之,一不逃入租界,二不逃到外国,让人看不起、看笑话。结果袁世凯的洪宪王朝被他打倒了,事成了,事成之后,他实现自己的承诺,宣布辞职,然后去日本治病,结果就死在日本。 蔡锷和宋教仁,这真是两个阳光一样的人物,他们都是湖南籍的,如果按照他们的思路,按照他们当时的观念来改造中国,或许近代的中国会有很多的转机,可惜历史没有假设,历史就是历史,它是发生过的事,不是我们可以去假设的,所以说地上不能造天国,乌托邦永远是乌托邦,因为历史不是在小房子里虚构出来的,无论多么伟大的人,托马斯·莫尔也好,康帕内拉也好,你的《太阳城》、你的什么《乌托邦》,还有更伟大的人构想出更伟大的社会,那都是一种虚构,哈耶克不相信这些东西,波普尔也不相信这些东西,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近代以来,包括胡适到后来的顾准、李慎之在内,也最终都不相信这些东西,因为这是书斋里构想出来的东西,它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只有从地上长出来的东西才是可靠的,你虚构一套想法,再按这个模式到地上去建,这毕竟不像造房子,社会还是有它自身的规律。中国要跳出历史"周期率",一方面是要寻找跟人性相吻合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新的思想,另一方面就是必须把社会从国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我们自从近代以来,喊过很多的口号,比如说个性解放,思想解放,这些口号本身都很好,都没有错,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喊过社会解放的口号。最近有一本书在民间流行,是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的《通往公民社会》,崔卫平教授她们翻译过来的,在这本书翻译完成以后,崔卫平经常跟人讲一句话,我们中国过去有个性解放、思想解放,而没有社会解放,米奇尼克的思想当中最重要的或者说核心的东西就是倡导社会解放,社会的自我解放。我前面讲,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只有一个重心,社会的重心始终在皇权这里,在官家这里,整个社会是臣服于权力之下的,只是一个附属品,没有独立的空间,如果说我们要跳出历史的"周期率",社会必须有自身的空间,自主的空间,只有这样,社会解放才有可能起步。在这个社会解放的过程当中,新闻自由是一切自由当中先行的自由,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前提,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一切都免谈。 新闻纸的出现 近代中国之所以跟古代有了一些区别,有了一些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也是跟我们有了新闻纸有关。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说什么东西都是古已有之,所以当连英国人李约瑟搞一本《中国科技史》,洋洋几大卷,里头讲什么东西中国古代都发明了,中国人就特别开心,觉得这东西很过瘾,满足了我们的一种民族虚荣心、民族自大狂,中国的学者在研究学问的时候更是如此,什么东西都要说我们古代就有了,你西方什么时候有了,我比你更早,你比如说报纸、新闻纸,报纸在西方可能就叫新闻纸,那么我们的学者就要皓首穷经,去考据、去寻找,要找出我们在唐代就有了报纸,在敦煌的卷子里面发现了,我们的报纸比人家西方要早了好几百年。所以我们的新闻史往往要从古代写起,我们有"中国古代新闻史",这不是荒唐吗?中国古代哪有什么新闻史,你所谓的新闻,你的这个报纸是真正的西方意义上说的新闻纸吗,其实那可能是传单,可能是文件,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我们往往惯于这样类推。现在有一个专门做新闻史的山东学者叫陈玉申,他写了一本《晚清报业史》,第一章开宗明义就否定了这个观点,他说新闻纸就是舶来品,就是近代从西方传过来,通过传教士过来的,我们的第一份中文杂志是在马六甲诞生的,那是传教的产物,人家是传播基督教的,那当然不是新闻意义上的,但是这种形式就是从这里开始。要说真正是中国人创办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第一张成功的就是《循环日报》,在香港创办的。在本土的有上海的《申报》,那不是中国人自己办的,是外国人办的,但是他聘用的全是中国人,主笔都是具有秀才头衔的人,而且它也是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来编排的,它办了七十八年,一直到1949年才停刊,这个报纸的影响远远在王韬的《循环日报》之上。由于《申报》只是外国人在中国租界办的一个报纸,所以王韬办的那个报纸就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正是在这个报纸上,王韬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轮全新的跋涉,这个跋涉的意义超越了中国几千年读书人功名科举的考量。本来王韬也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也有过秀才的头衔,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他本来无意当中化名给太平天国的李秀成上了一个折子,提出一些看法,希望能够被太平天国采纳,因为他的家乡跟这个地方比较近,他当时又在上海工作,结果这件事被清朝给破获了,所以他只能化名潜逃,然后在香港定居,开始他新的生涯。他办报的意义在我看来就是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人生模式,因为按旧的习惯,在中国的传统格局下,一个读书人不通过科举功名的办法,考上举人、进士,那是不可能获得社会地位的,唯一向上的通道只能是学而优则仕的路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路,"学成文武艺",要"卖于帝王家",否则就是一分钱不值,除非是极个别的,象陶渊明、严子陵,去做隐士,但这些隐士往往都是因为有特殊的身份,已经在社会上有了声望,然后再去隐居,后世的人才知道他,要不然老早就被淹没了。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王韬在无意识当中的一个选择,就开始了一种近代的转型。我觉得知识分子的名号如果说在中国出现,最初的第一个人,不是魏源,也不是龚自珍,或者徐继畬,当然更不是林则徐,这些人基本上是幕僚或官僚,而应该是王韬,王韬的社会身份非常单纯,就是个职业报人,终其一生没有做过官。从王韬开始,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可以不走科举仕途,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关怀社会,批评社会,通过报纸刊物的新型载体登上历史的舞台。 "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 本来沿着这条路走下来,我觉得我们的路应该是很顺的,应该是可以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之外,形成社会的自主空间,形成社会自身的独立解放力量的,最终朝廷是朝廷,社会是社会,朝廷只是我们社会纳税给他来为我们服务的机构,用通俗的话来讲,也可以说是一个物业公司,政府就是一个物业管理公司,我们都是业主,我们业主出钱,雇他们来给我们办事,因为我们有别的事要忙,不可能事事都自己去做。当然,这只是在拥有健全的舆论空间前提下才有可能。这个舆论空间,在近代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靠报刊,王韬开创的这条道路,在他之后,我们知道出现了梁启超、邵飘萍、林白水、张季鸾、胡政之,一直包括胡适在内,包括"五四"时代的陈独秀在内,一直到后面的傅斯年、储安平、王造时、罗隆基这些人都是在这条路上,他们最起码在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曾经是以言论报国的、以文章报国的。《大公报》的总编辑王芸生讲过一句话,他生平所怀的志愿是什么呢,就是"文章报国之志"。所以叫他当官,他说我不当。几次三番蒋介石派人来也好,陈诚派人来也好,送这个聘书啊,送钱啊。他说的一句话,就是司马迁的话,叫"戴盆何能望天"。意思说他头上戴了一个盆,这个盆是什么盆,就是新闻记者的盆,我戴了这个盆,天看不见了,所以我就不要别的了,官就免了,不当了。保持这个独立的身份,我可以批评政府,也可以批评革命党。所以他对国、共两党可以左右开弓,都可以批评。当然两方面都不舒服,国民党说你王芸生批评我们,那么你肯定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共产党说你批评我,你王芸生是国民党的走狗,你对国民党的批评也不过是"小骂大帮忙"。 在我们近百年的言论史上,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人物、那么多的报刊构成的壮丽画卷,今天回过头来看,它是完全可以跟世界报业史上曾经出现的那一幕幕相媲美的。《纽约时报》最激动人心的一幕就是它敢跟这个美国的五角大楼抗衡,跟美国国防部打官司,而且最后他们独立的司法审判结果,就是报纸赢了。在中国的百年言论史上,我们也出现过很多可以跟这样的故事相媲美的事,比如说有一个叫成舍我的报人。他二十六岁,以几百元大洋的小本钱,在北京开创了著名的"世界"报系。办了三家报纸,先是《世界晚报》,然后办了《世界日报》,后来办了《世界画报》。三个"世界"之后,他在上海办过很有名的《立报》,小报大办,名声显赫。在这之前,他在南京办过《民生报》。在南京办《民生报》的时候,得罪了他的亲戚,这个人叫彭学沛,是当时行政院的行政处处长,看起来官不大,但是权很重,他们俩是亲戚,但是彭的贪污腐败的行为被他们的记者抓住了,那个记者问成老板,要不要登。他的回答是,只要你调查的事实是真的,当然登。登出去,首先就得罪了彭学沛,第二个得罪了彭学沛的上司,因为这有损于行政院的形象。那是1934年,汪精卫是行政院的院长。你想一个报人得罪了一个行政首脑,这是什么滋味,当然一开始是打官司,在民国的格局下还有一些司法独立。这个官司打下来是不了了之,叫他们庭外和解。所以彭学沛怀恨在心,汪精卫也怀恨在心。接下去就是找一个借口,一个借口是很容易找的,你在办报,你在做事,哪一天哪一条消息觉得有一点问题,都可以找你的麻烦。果然没多久麻烦就找过来了,成舍我被抓起来了,报纸被封了。成舍我关了四十天之后获释。 1934年9月1日,他一出狱就表示:"只要汪精卫一天在南京,《民生报》就一天不复刊。"有人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新闻记者总是失败的,不如与汪先生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他坚决地回答:"我的见解完全与你相反,我有四大理由,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他列举的"四大理由"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新闻记者可以坚守自己主张,保持自己人格;做官则往往不免朝三暮四,身败名裂。"最后的结局当然已注定——"《民生报》永远停刊",成舍我"不许再在南京用其他名义办报","不得以本名或其他笔名发表批评政府的文字"。 "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我们可以理解这句话的分量,虽然他的报纸被封门了,但是这句话在本质上,在精神层面上,就是说不惜牺牲一切,也要说出事实的真相。 夹缝中的空间 这样的故事在百年言论史上发生了很多,当然我们不能说北洋军阀是好人,国民党是什么好蛋,都不是。甚至连跟随孙中山出生入死、鞍前马后的那些革命党人,在民国元年的时候,象陈炯明、陈英士这些人,也不是什么好人,照样是杀气很重。民国元年首先对报人开杀戒的,就是广东省代理都督陈炯明,他杀了几个职业报人,为什么杀他们,因为他们批评我,批评我,我就要杀他。他的逻辑非常简单,就是你批评我,我就要杀你。没话说,没道理,这里头没道理,因为我掌握着刀把子,你就被我按在这个刀把子之下。这个恶例之后,连接着的是一片血光,整个民国元年到民国二年,我们中国本来出现了五百多家报纸,热闹得很,因为共和了,所以报纸就多了。一下子就变成了一百多家,很多报纸关门了,很多人被杀头了,很多人坐牢了,很多人干不下去了。陈英士在上海也曾经跟新闻界有过很大的冲突。 但是那个时候的言论空间始终没有被封死。民国一开始,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就颁布了一个《报律》,舆论一片大哗,包括章太炎等在内,纷纷批评"杀人之律未定,先定报律",什么政府,什么共和。话都说得很尖锐,连刑法都没定,杀人之律都没定,先定报律,报律不就是要约束我们的嘴巴吗?当然经过新闻界的抗争,在民国初年,起码在名义上没有否定老百姓有自行创办报纸的权利,有自己随便说话的权利。特别是当时上海等地还有租界在,租界是个悖论,一方面租界对我们这个民族尊严来说是个伤害,他在你的这个国土上搞了一个国中之国,不受你本国的法律约束,跟你这个朝廷是不一样的,但是另一方面来说,我们整个中国近代很多好的东西,恰恰是从这儿来的,是从租界里生长出来的,是租界保护了很多新生的事物。包括很多人办报纸,像于右任三次办报,三次都被禁掉了,但是他能够关了再开,你再关我再开,就因为他是在租界,租界这个空间提供了他说话的机会。后来著名的戴季陶,那个时候还不叫戴季陶,叫戴天仇,当时只有23岁,他在自己的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通篇都是"杀"字,总统袁世凯、总理唐绍仪、财政总长熊希龄,还有章太炎,他在这些人名字后面都带"杀"字,带感叹号,他的文章很短,一共就几十个字,这样写评论,租界当然不能不管了。管他这件事不怪,怪的是他喊"杀"的人居然为他辩护说话,最后是以罚款了事。这个事就有意思了,谁为他说话呢,当然不是袁世凯,袁世凯可能巴不得杀掉他,是唐绍仪,唐绍仪是受过西方思想影响的,接受了许多近代文明观念。他所以为戴天仇辩护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言论自由,载在约法",约法就是当时民国的宪法。他认为我要为他说话,因为他有言论自由阿,他说我要杀,这只是写在纸上,没有用枪打我,所以唐绍仪以堂堂国务总理的身份,发电报到上海的法庭,要为一个说他可"杀"的人辩护。这里头就有让我们后人值得深思的东西,这是发生在民国初始的事情。 "开天窗" 蒋介石时代跟北洋军阀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蒋介石对言论的钳制要比北洋军阀更厉害了,他颁布了大量的法规条文、条条框框,对新闻界进行钳制,《申报》这么一张老报纸,在蒋介石来了之后,短短一年就开了九次天窗,那个时候的报纸很有意思,新闻检查通不过的新闻就开一个缺口,空在那儿,所以读者就知道今天那些新闻被查了。比如说 "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之后,有一天,北京的报纸,有一些是整个版面是空的,有一些是整个版面上大部分空的,读者一看就知道被查扣的新闻很多。《申报》九次开天窗,实际上也就是九次抗议,发生这些事,到后来是蒋介石紧张了,他传了一个命令,就是不允许开天窗,必须填上内容,这个天窗一开不是明摆着不满么。"皖南事变"发生以后,重庆《新华日报》的新闻被扣了,周恩来写了四句话,"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就是为了补天窗,因为天窗不行,天窗不能开,那就写几个字吧,但是这个字一写,比这个天窗还要有意思。蒋介石的手段肯定要比北洋军阀更加严厉,但是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时候已经看穿蒋介石,他说了两句话,"搞民主无量,搞独裁无胆",老蒋就这么个人。胡乔木晚年写了一本书,叫《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句话就是当年毛泽东亲口对胡乔木说的。也正是由于蒋搞民主无量,搞独裁无胆,所以他的言论空间没有最后封死。他砍掉一家报纸,人家换一个名字又办起来,所以他怎么弄都弄不掉,怎么掐也掐不掉。他封掉一家报纸,人家会再去办一家报纸,一直处于这么一种状态。当然有一些报纸是一直生存下来了,比如《大公报》、《新民报》,这些都是老牌的报纸,都办了很长时间。 "署真名、负责任" 我们看一件事可以检测蒋介石时代的言论空间,1928年,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这么一帮真正的书生,纯粹的书生,受过西方教育的书生,没有政治的阳谋、阴谋,也没有政治的企图,不想当官发财。这批纯粹的教授、读书人,他们在上海办了一份自己的同仁刊物《新月》杂志。这个杂志本来是一个文艺刊物,是发表诗歌、评论、散文、小说等,跟政治是没有任何瓜葛的,但是他们也看不惯蒋介石当时的一些施政作为,看不惯他对人权的压制,从1929年5月起胡适忍不住写下了一篇文章叫《人权与约法》,向蒋介石发起了第一次挑战,从此一发不可收,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从胡适到罗隆基、梁实秋到后期的王造时,主要是他们四个人,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几十篇非常锋利的政论,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蒋介石、国民党的一党专横独裁,呼吁人权、以宪法治国。蒋介石是怎样对待他们呢?他照样不会有好果子给他们吃。对胡适,先是把他的中国公学校长想办法给弄掉,第一次还没把他的校长撤掉,先由蒋梦麟当部长的教育部给他来了一个训令,训斥一番,意思说你身为中国公学的校长,你怎么可以发这样的文章批评我们的政府呢。胡适的举动很有意思,他将训令装在一个信封里原件退还,说你这个东西不通,我这个校长不是你任命的,我也不用接受你的训令。后来的结果只能是把他的中国公学校长拿掉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国民党方面,特别是上海市党部,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党部,都是雪片一样的电报申请,要求把这个胡适抓起来,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他后来对罗隆基就敢抓,对胡适他不敢抓,胡适的影响要比罗隆基大多了,他是轻易不会去动的。另一方面,比如说鲁迅,他的态度也很有意思。鲁迅认为你们只不过是贾府门前的焦大,你不过是说主人啊你身上的衣服不干净,你应该去洗洗啊,你骨子里还是很爱你的主人,还是愿意做奴才的。我不知道鲁迅的逻辑是怎么推出来的,怎么知道人家心里怎么想,怎么知道人家就是一条心,当时还有一些比鲁迅更左的,就是完全左翼的文学杂志,躲在胡适他们背后放冷箭,也是冷嘲热讽。 胡适跟鲁迅,这两个人都是以言论、思想名垂青史,都留下了很多文章、著作,但是他们俩写的文章很不一样,我不讲小说了,因为鲁迅的小说是另一说,那是文学。讲批评,他俩的批评就是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风格。鲁迅的风格是什么风格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石头下面弯曲的生长",什么是在石头下面弯曲的生长?就是在许多时候常常是曲里拐弯,隐晦曲折,或者是含沙射影,冷嘲热讽,这是鲁迅开创的现代杂文传统。胡适的风格是什么呢?就是把话说明白,没有一丝的含糊和隐晦,不仅话要说明白,而且用要"署真名,负责任"这六个字。"署真名、负责任",千万别小看这六字真言,它在言论史上实在是太重要了。当然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起个笔名的自由,鲁迅因为"鲁迅"的笔名字写小说出名了,再来批评社会,署名"鲁迅"也挺好,也没问题。但鲁迅经常不署名"鲁迅",他在《申报》写了一年的文章,用了几十个笔名,有时候写一篇换一个笔名,也许他有他的理由,国民党不让他的文章见报,他们怕"鲁迅"这个名字。当时的事实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事实就是他用了很多的笔名,满天花雨般的笔名,来跟国民党展开壕沟战,而不是肉搏战,胡适的方式叫肉搏战,肉搏战就是许褚赤膊上阵。不但鲁迅,后面跟鲁迅学的人很多。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言论风格,放在百年言论史上,我们来比较那一种更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更有利于把话说明白,把事说清楚,把理讲明白,应该说基本上是清楚的。当然,鲁迅也有直截了当地写下《纪念刘和珍君》的时候。我对鲁迅依然充满敬意。 胡适以及赞同胡适的人,在百年言论史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往往是占主流的。那些跟胡适做出了同样选择的人,有很多是当年言论界非常重要的重量级人物,比如说当时几家非常重要的报纸,主持笔政的人,像《大公报》主持笔政的,张季鸾,以及第二代的王芸生,办《观察》的储安平,大部分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包括傅斯年等人。当然,张季鸾他们在《大公报》的社评是不署名的,这是他们复刊时定的一条规则,《大公报》社评例不署名,为什么不署名?他们认为拿笔杆子的人,要他不好利可以做到,但要他做到不好名很难,所以他们在新记《大公报》1926年复刊的时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矩,以后我们的社评,大家都不署名,不管你写还是我写,我们几个人都不署名,要为后辈树立一个榜样,就是说我们既不求利,也不求名。所有以社评面目出现的言论,都由报社负责。其实读者还是知道这些文章是谁写的,因为由哪些人执笔写社评不是什么秘密。 "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 有时候我会感慨,回顾历史,鲁迅在1936年去世之前的中国,他的言论影响并不大,真正影响大的是哪些人呢,是张季鸾他们。张季鸾,不说他1926年之前的事,那时候他已经很有影响了,1926年到1941年,他主持《大公报》的笔政15年,大家都知道《大公报》是当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是真正的民间报纸,蒋介石也要对它让三分的,蒋介石对他让三分里面没有虚伪的成分,因为蒋介石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民间报纸来了解一些社会信息。他知道这样的信息在他们国民党自己办的党报《中央日报》里是了解不到的。《中央日报》肯定要取悦于他,不会跟他说真话,就像袁世凯当皇帝,那《顺天日报》还有两个不同版本呢,他儿子专门办了一个版本,给他一个人看的,每天就印一份。这一份说什么呢,说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舆论,都是支持他称帝的,直到有一天,偶然的一个机会,他发现家里的《顺天日报》和外面的不一样,同一天的报纸,他一看内容完全不一样,包括日本人都是反对他称帝的。蒋介石对《大公报》向来是当作一种参考资料来看的,所以他是每天必看,张季鸾他们的社评也是每天必读,他要从这里面了解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有哪些最新动态,各方面有些什么想法。 其实蒋介石跟张季鸾是有仇的,但是他不记前嫌,既然蒋表示大度、宽容,张鸾也就原谅了蒋,所以后人看来他俩似乎变成了密友。其实,当初蒋介石刚刚上台的时候,1927年,张季鸾在天津《大公报》发表过非常严厉的社评,题目叫《蒋介石之人生观》,但是蒋介石后来还是跟他有了非常好的交情,把他看作国士,张季鸾身上也有中国传统知恩图报情结,所以他对蒋介石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尽管如此,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基本原则。《大公报》的基本原则一共是四条,就是四个"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就是我这个报纸是独立的,不隶属于某一个党派,随你什么党派。"不卖"就是说你给我,我是不要的,我不接受任何的经济资助,不管来自哪方面,政府的还是民间的都不要,我就自己私人资本注入,办得下去就办,办不成就拉倒,不要外来资金,所以叫"不卖"。"不私"就是我们不把这张报纸看作我们几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一个公众说话的天地。"不盲"就是说既不依附于权力,不媚上,也不随大众、流俗的意见而意见。就是这样一个四项基本原则。蒋介石跟张季鸾,关系归关系,张季鸾对自己的四"不"方针始终还是恪守的。所以他写的文章对国民党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放弃过对国民党的批评。 在这个过程当中,国民党也有过几次容忍不了《大公报》的时候,这样的事更多是发生在张季鸾去世后、王芸生执笔政的时候,比如说王芸生写了一篇特别有名的文章,叫做《看重庆,念中原》,里头就讲,中原的老百姓连树皮都没的吃了,观音土都吃光了,还要去抽苛捐杂税,看看重庆的这些肠肥脑满的大亨们,那些富得流油的权贵们,整天还溜着狗呢,他们的购买力还强得很,还要玩这个花样那个花样,消费通过驼峰航线用飞机空运过来的奢侈品。(大意)这篇文章一出,可想而知一定是洛阳纸贵,但是蒋介石勃然大怒,写下了"勒令停刊三日"这一行,这还是轻的,停刊三日,三天以后就可以再复刊。 从1926年新记《大公报》复刊到1949年,这二十多年间,上至蒋介石、下至华北的最高长官宋哲元之类,《大公报》跟权势的较量始终没有断过,一直就是不断的较量。《季鸾文存》虽然是一部传世的经典,但张季鸾他们写的那些文章我们现在已经不太容易看到。当年他每天在这个报纸上写文章,评论国内外的大事,包括西安事变发生之后,之所以发生戏剧性的转折,这里头有很多原因,包括斯大林要求共产党释放蒋介石,包括宋美龄他们去作工作,包括张学良对蒋介石还是有割舍不断的感情,这些因素都存在,另外还有一个并非可有可无的因素,就是张季鸾的一篇文章《致西安军界的一封信》,这封信就是《大公报》的一篇社评,宋美龄大喜之下,请他们加印十万,用飞机到西安的上空去散发,遥想当年十万份《大公报》飘落的情景,那是一个怎样的场面。据说这封公开信在东北军将士当中产生了很大的震撼,对于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张季鸾还有一篇文章叫《最低调的和战论》,这篇文章是在南京即将被日本人攻陷,他在武汉《大公报》写的一篇社评,在这篇社评当中,他提出"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当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绝对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倘南京不幸被占,应明白拒绝名为调解实为屈服之一切议论。"当时德国驻南京的大使出面斡旋中日争端,要逼蒋介石和日本人在南京签订城下之盟,也就是签定一个屈辱的条约,允许日本军队进来,然后国民党政府做傀儡,国民党上层的军政要人中有犹豫、有动摇,至于普通的老百姓,在这些事上面并没有发言权,态度也是非常分化的,有些人这样想,有些人那样想,总之是无所适从。张季鸾的文章里头就把利弊讲得特别清楚,他用裹脚布一样的白话文,他使用的虽然是白话文,但还是裹过小脚的,在当时那样的民族危机关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很骄傲。 张季鸾有两个最心爱的传人,一个是王芸生,另一个是徐铸成。他曾经对徐铸成说过一句话,"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对他的这句话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可以证明。"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中华民族到了存亡危急之秋,《大公报》不过是一家小小的地方报纸,当时它只有一个天津版。第二天,他们《大公报》的几个巨头,胡政之、张季鸾就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郑重其事的召集了全报馆的编辑记者来开会,这在《大公报》是很少有的,他们一般不开会的。他们在会上庄严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了国难阶段,我们《大公报》要有所作为,什么作为呢?做两件事,一,设立一个新的栏目,这个栏目叫《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因为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发生关系,到"九一八"为止,正好是六十年,这中间发生很多事情,包括甲午战争,包括中日朝鲜的争端,包括"二十一条",一直到"九一八",但是真正把这六十年的历史,恩恩怨怨,非常仔细的清理一遍,这件事没有人做过。政府没有这么做,历史学界没有这么做,一家小小的报纸要主动去承担这么一个重大的课题,这是一个举措。这个举措他安排了两个人:高松年,王芸生。这时候王芸生刚刚出道,还没名气,一个小青年,只有二十九岁,高松年很快就觉得自己吃不消,他觉得干不了,这是很辛苦的工作,要整天跑北京,跑故宫,查很多的档案,要去调查很多的史学家,当事人,外交官。所以他就说,王芸生你一个人干吧。王芸生就一个人干了。没想到,一干就成了,两年时间就写了二百万字的著述,把这段历史基本上清理出来了,当然他没有理到1931年,他只是理到1919年,1919年后最终都没有完成。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成了一个日本问题专家,不出两年,连蒋介石都觉得王芸生了不起,成了中日问题的权威了,请他到庐山去讲"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第二个重大举措是什么呢?就是创办一个新的周刊,每星期一期的《军事周刊》,这个《军事周刊》,就是教育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包括军事知识,包括救护知识,怎么样躲避飞机轰炸,怎么样拿枪干等等,一家报纸要承担起这样重大的使命。请什么人来主持呢,当时请的是中国最优秀的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他在留学日本的时候,曾和蔡锷一起被誉为中国的"士官三杰"之一。 "我愿抱独身主义" 所以一家小小的报纸,在国家危难时刻,它是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一个新闻记者的作用,有时候往往在一个政治家之上,政治家是一时、一地的,如果是民选的,那还有任期的限制,而新闻记者是可以干一辈子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人,包括我没有讲到的,像林白水、邵飘萍,他们被杀害了,这些人都是非常有才华的新闻记者、报人,他们的一生当中,都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升官发财。当官从来都是中国最好的出路,在中国这个传统社会格局当中,因为这个重心始终在权力这个层面,权力代表一切,主宰一切,一个普通人选择社会出路的时候,他往往选择做官,做官比做报人、做学问轻松多了,学问是很苦的,要皓首穷经,熬断青丝,做报人要熬夜,要跑腿,而且有风险,做官是不费吹灰之力,每天坐在哪儿,跳跳舞,陪陪客,喝喝酒,主要是应酬,做官在中国是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的,因为中国的政治从来不是责任政治,他没有责任,只有好处,当然那要在权力舞台上确保不能失败,要永远是赢家,赢家通吃,一旦失败了就什么都不是,而且可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那他就完了,长期以来我们都是这么一种状态。 许多报人本身都是很有才华的人,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出路,中年时候因为出了名,也有很多出路,就是说当官的机会是大大的,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机会。你比如说陈布雷,那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报人,当年,他年轻轻就在上海《天铎报》执笔论政,呼唤辛亥革命,一举成名,后来在上海主持《商报》笔政,呼唤北伐战争,那时蒋介石都对他的文名闻名已久,所以蒋才会请他到南昌去见面,同是浙江人,就以老乡的情分,以礼贤下士的虔诚,再三的恳求陈布雷帮他做事,陈经不起这种恳求,居然答应了。所以中国报业史上少了一个叫"畏垒"的报人,中国幕僚史上就多了一个悲剧,他最终的结局是吃安眠药自杀,他的死也同时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性事件之一。 陈布雷在蒋介石身边,经常想拉一些很优秀的报人,像徐铸成,也有意让他们走他这样的路,徐铸成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他对陈布雷说:"我愿抱独身主义"。他认为自己做报人就是抱定一个独身主义,叫他加入国民党那就是失身,所以他不愿意干。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报人要保持自己的无党无偏之身,保持独立人格。没有这样的独立人格,他要去批评别人,要批评这个社会,那恐怕他是没有这个底气的,他也没有这个资格。 正因为我们曾有过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些事,就构成了我们在20世纪前半叶一个相对微弱的舆论空间,在这个舆论空间当中,一个脆弱的民间社会本来是可以形成的,一个独立于朝廷之外的,在皇帝的餐桌之外过自己日子的,按老百姓自己的意愿去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从这条路走下来,我们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进程会大大加快,我们在唯一的权力重心之外,另建一个新的社会重心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换言之,社会跟国家分离,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将永远走不出以暴易暴的循环,走不出成王败寇的旧框框。看一部中国史,我们从来都看不到用和平的手段实现制度转型,看不到用和平的手段实现朝代更迭,没有看到过。辛亥革命是唯一的一次,用一种新的制度去取代旧的王朝的一次变动,但它也是用暴力完成的,虽然这个暴力不大,但是这个暴力不大,后遗症很大,后面接着就是军阀混战了。正因为它前面折腾得不够,后面的症状就更可怕了。假如说他前面是血流成河的,是死了千千万万人造成的。那么辛亥革命以后可能是一个太平天下,因为他建起来的世道是他一家说了算的,完全能够掌控的,但辛亥革命不是这样,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党人毕竟追求创立一个新的民国,他们虽然使用了暴力,但自身没有那么强大的暴力,所以很快就被更有暴力的人给取代了,最终还是要进入血的轮回。北伐战争,蒋介石用黄埔缔造的军队夺取了天下,跟袁世凯用小站练的兵夺取天下道理是一样的。每读中国史,我们总是看不到社会的进步,能够用流血之外的办法加以解决,历史的"周期率"还是没有跳出来,黄炎培的高兴还是早了一点。谢谢大家。 [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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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Nov 2012 12:04 AM PDT 也许有一天人们会轻松地接触和交谈, 相爱会像呼吸一样自然,像阳光一样温暖, 人们会解开自己,像解开绳索的结, 舒展开来,打个哈欠,张开手指,伸伸懒腰, 就像回到大海的海藻, 工作会变得简单而迅捷 如海鸥飞行, 游戏会变得随意而安静 如海鸥栖止 钟表将会停摆,但没人惊奇, 没人关心,也没人注意 人们会无缘无故露出微笑, 哪怕在冬季,哪怕在雨里。 Translated from Day Dream By A.S.J. Tessimond ![]() ![]() |
Posted: 01 Nov 2012 07:04 AM PDT 近日,聽到政府不斷托詞逃避全民退休保障,我便開始想:究竟現時政府對數百萬香港打工仔和數十萬貧窮長者的取態是怎樣呢?想下想下,越覺恐怖。最後,我得出結論:現時的港府是個徹頭徹尾的冷血「馬爾薩斯主義者」,正在助長一場人為災難來淘汰不能在「既沒有社會保障,也沒有合理工資」的香港社會生存的人。 香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殖民地政府有意地藉興建公屋和從內地輸入食水和廉價糧油產品來減低勞動成本,使當時資本家能以較低勞工成本來僱用香港工人。但今天,我們看到的,卻是政府既沒有再在住屋上這樣做,再加上內地糧油產品成本日漲,使香港工人的生活開支日升。 香港工人生活開支日升,理論上需要更多工資才能維持基本生活需要。然而,在職場上資本家和工人間極為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下,工人的工資好的是(追不到通脹地)加少少,不好是被凍薪或被減薪,結果導致工人不能維生。 遇上工人不能維生的情況,無論是怎樣的崇拜自由巿場的政府,也都有責任至少要令工人所得到工資能維持生活(無論方法是增力福利開支,還是介入勞動巿場或生產領域)。然而我們政府卻沒有這樣做,(每小時三十元的最低工資真的能維生嗎?)。究其原因,政府其實也是推高通脹的推手,以及當中的得益者(刻意助長房地產炒賣,從而使香港經濟增長不正常地過份依賴房地產巿場的走勢,從中以經濟增長換取政治合法性),不希望改變勞資雙方在職場上權力不平等的狀況。 再加上,政府從來都不肯對香港打工階層的福祉作出長遠的承擔。一是害怕受到商界的責難,說大搞福利主義;二是不夠胆去觸及現時社會財富再分配的不平等機制;三,亦是最重要的,是把不能在「既沒有社會保障,也沒有合理工資」的香港社會生存的人視為「負資產」,只是想把他們不能維生的問題一直拖下去,等到這些"負資產"自動隨時間而 write-off。 近年來一系列與內地融合的問題亦揭露政府這方面思維的另一面。政府積極地與內地「融合」:這種融合不單是資本的融合,也是勞動巿場和人口結構的融合。政府冀吸引一些既能為香港提供資金,也不需要依賴香港政府的社會保障的人口來「補充」那些隨時間而被write-off 的港人(這可從政府依然十分情不甘意不願地「出招壓抑」內地人來港炒樓的態度可見一斑)。 其實,問題最核心是:香港政府一直都想把香港轉型,把香港轉變成只是從事專業服務業和金融業的地方(可能也包括房地產,但只是不夠胆說出口)。但現實上香港卻擁有一半以上的勞動人口不是從事專業服務業和金融業的,以及香港存在人口老化的問題,而這正是香港政府不需要的「勞動力」。 種種迹象顯示,政府正在助長一場無聲的和人為的災難來淘汰不能在香港這「既沒有社會保障,也沒有合理工資」的社會生存的人。 |
Posted: 01 Nov 2012 07:06 AM PDT 核心提示:中國稱世界應支持聯合國和阿拉伯聯盟在敘利亞問題上的調解,防止其國內形勢進一步惡化,並呼籲各方立即停火,建立過渡政府以緩解局勢。而中國和俄羅斯已經否決了三個聯合國譴責阿薩德政府暴行的決議。 作者:Ben Blanchard 发表:2012-11-1 本文由Fish翻译。 (路透社)中国官方新闻社援引外交部长的话说,世界应该具有更大的紧迫感,支持联合国特使卜拉希米在叙利亚的调解努力,那里的状况正在日益恶化。 新华社报道,杨洁篪反复呼吁叙利亚各方立即停止战火,并采取措施,组建一个过渡政府。 杨洁篪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国际社会应充分配合和支持特使卜拉希米的调解工作,并且应该具有更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国际社会有关各方应尽快委托权威代表拿出政治过渡的路线图,以帮助特使卜拉希米。" "中国认为,叙利亚局势日渐恶化,唯一可行的方法是通过政治渠道解决叙利亚问题。" 上周二后,叙利亚战机更加猛烈地轰炸反政府武装目标。卜拉希米在巴沙尔·阿萨德的部队和叛乱分子的部队中已经提出了停战四天的协议。 早些时候,中国和俄罗斯否决了旨在谴责阿萨德政府的3项联合国决议。 但是,中国一直表示不偏袒任何一方,并且呼吁叙利亚当局与反对派谈判,强调应形成一个过渡政府。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Posted: 30 Oct 2012 08:30 PM PDT 最近工作量大,经常会肚子饿,又不想吃零食,就经常到工地附近一个水果摊买水果吃,宿舍人多,每次都是买十来斤。......此为背景......今天下午,又去买了半箱橘子,结账的时候,那个卖水果的小妹小小声的对我说:"我有男朋友了".......... 顶4294:: 拍-103:: 157条评论 一天在超市见到一对父子在购物,娃儿大概5、6岁……哥哥你真好……于是有了以下的对话。 顶3023:: 拍-72:: 53条评论 今天晚上一起喝酒才知道…………割…………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就是当年汶川地震救出"可乐男孩"的那个武警战士!他是个真英雄!他说那时候救援时十个手指头扒烂了九个,手上磨的厚茧子到现在都不舍得割了。当时每个人每天只有一碗泡面一瓶矿泉水, 他总是把面吃了水不舍的喝, 害怕救出来的人没有救命水喝……小男孩救出来的时候说的第一句就是:"叔叔我想喝可乐" 。他说当时他的泪水都下来了, 说"对不起小朋友, 叔叔只有一瓶矿泉水了"……(还有很多感人和震撼的事不能说出来)汶川地震虽然过去了这么久,可是千千万万的战士们和志愿者都是永远的英雄!酒喝多了说的比较乱 这个不是糗事但必须过 为他求人品 好人一生平安!河南小伙好样的! 顶5523:: 拍-165:: 155条评论 MLGB的!你可知道?老子整整吃了一个月的泡面!抽了一个月的红梅!一个月公交都他妈没舍得花钱坐!省了1200块啊、、、、第一次学着注册了淘宝帐号,第一次办理网银,全部都是为的这个充气wawa!!!!!!!! 顶13950:: 拍-436:: 384条评论 舍友在实习,租的套房里住着一个GAY,她说这个GAY特别义气,那些男朋友出轨的妹子找他去诉苦,他就会找自己的GAY朋友或者自己出马去把那个负心男掰弯了,屡试不爽,后来大家都管他叫"弯仔码头"…… 顶5078:: 拍-158:: 148条评论 寝室姐妹新谈了个法学的男朋友,很纯洁的亲!。。。。。各一下。。。。。。第一次和男生出去KF,这妞自己迷迷糊糊在床上睡着了,第二天醒了看他男朋友竟然还坐在桌前看书!刑法啊!有米有。。。。问他昨晚干什么了'答曰:看了一晚上刑法书,主要学习了QJ罪这个章节!!! 顶6304:: 拍-206:: 135条评论 小时候,做为一个乡下小孩,经常被狗追。但是被狗追不能跑,跑的话很危险。要故做镇定和狗对峙有木有?这过程太具挑战性了! 顶2680:: 拍-86:: 107条评论 想起一二货,大学同学,此人英语巨差~法律英语考试,左边一列中文,要求翻译成英文,右边一列英文,要求翻译成中文。。。。割了这个到处借钱不还的。。。。考试结束,老师说教了这么多年书没见过勾完重点还考8分的,那第一题是翻译,不是连线题啊,不是连线题。。 顶1472:: 拍-46:: 29条评论 绝对真实~~前几天,朋友去楼下城西信用社交款,碰到一位老爷子,在跟营业员发老骚扰:"你们做的存折质量太差,老要充磁,我把存折一天到晚放到磁铁上,你们还跟我说存折没磁了。"营业员一脸黑线~~ 顶871:: 拍-27:: 10条评论 港澳通行证下来了。。。同学问我去香港最想去哪儿,中环还是铜锣湾,尖沙咀。。。我想了想,西九龙重案组!!有木有!!!!一定要去门口看看里面的高级督察到底长神马样子~ 顶1894:: 拍-66:: 61条评论 ![]() |
Posted: 01 Nov 2012 03:13 AM PDT ![]() 2012年10月31日 路線 : Embarcadero --> Financial District -- > Chinatown --> Castro @ 美國三藩市 因明天要趕早車去產酒區 Napa Valley, 行程詳細內容稍後報告。 先給各位看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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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Nov 2012 02:46 AM PDT 本文作者:庄 在众多魑魅魍魉神魔鬼怪黑夜传说中,"丧尸"于我有种特殊情结,一直以来挥之不去萦绕心头,仿佛深深浅浅地检验着我的好奇和邪恶,这状况,要承认肯定和从小就玩生化危机不无关系。丧尸片也是看一部爱一部——只要不是白痴编剧写出来的,对它们的感情,因着最近看了《恐怖星球》和《深空失忆》又上了一个台阶,所以,万圣夜来临,丧尸啊丧尸,非君莫属,除了你我还能写谁呢? 【PLANET TERROR COLORS,图片出处:http://irlgzz.deviantart.com】 Zombie和科学的关系,在本人看来比吸血鬼或狼人之流要亲密得多,它可不是天山童姥简简单单几颗俎虫药丸就能搞定的事儿,也绝非海地人会使巫术这种胡说八道就能解释得清楚,Cracked网站上,一个叫做大胃王(David Wong)的人所撰写文章中,非常靠谱地提供了五种"丧尸危机可能发生"的机制,立场鲜明坚守在science的名义下: 其一,纳米机器人,见于Michael Crichton的小说Prey,以及PS2游戏Nano Breaker,这玩意儿体积够小,复制够快,威力够大,加上某种微智能因素存在,真可谓可能性够多,想想就寒。 【Nanobreaker人设,图片出处:http://www.everyeye.it/】 其二,结合干细胞技术的大脑神经系统再生,遍布世界各地的神经生物实验室都在这项事业上努力地加砖添瓦——你真的无法预测和揣度那些培养皿中正在长什么东东,写到此处,突然怀疑每天上班时间坐在我右首的某个人在变成科学逃兵之前就是干这个的,倘若他不自觉,那么也是在导师诱导之下做过了一回人民公敌。 其三,一种实时迅速蔓延的病毒,电影《28天后》中即有所展现,请相信这绝不会仅仅停留在fiction,"疯牛病"大家都知道的吧,发病时症状包括"思维、视觉、语言和行动能力急剧下降,肌肉抽搐、变硬并出现痉挛,平衡能力完全丧失",基本上已经具备了丧尸风范。 其四,神经毒素,毒得你七荤八素,僵硬抽搐,不分横竖,如同植物……代表场景出现于电影The Serpent and the Rainbow,这类东西绝对不难弄,来源是一抓一大把,像曼陀罗花儿或河豚鱼儿都可以考虑。 其五,大脑寄生虫,假以时日让能够随血液散布全身入侵各组织细胞的弓形虫再进化得强悍狡猾一点,就差不多了。 说了以上这些,倘若还嫌不过瘾,可以去现实中寻找一番。 迄今最接近丧尸工厂的地方,乃是美国国防预先研究计划局(DARPA)下属的一批实验室。作为一个较比疯狂的科研机构,DARPA时不时会做一些让人瞠目的事情,比如竟然试图让人去搞出什么"永生生物体"来"降低进化的随机性",称为Biodesign,几年前计划一公布,就差点没被叱骂痛责的口水给淹没。而他们这些年还把一大笔钱给了得克萨斯A&M大学临床研究学院,希望发展出一套让动物体在特殊状况下暂停生命体征的技术。这个计划的直接受益者据说是那些派往具有极端组织的国家的美军士兵,因为,按照五角大楼一贯的解释,这些小伙子们很可能被天杀的敌人们一枪射中要害,当场流血不止导致大量失血,则那时能不能延长一些重要器官的存活时间乃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图片出自Drapa网站:www.darpa.mil】 DARPA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当代乃至未来丧尸群体混迹于世界的立足之本或者说物质基础问题,亦即,如何让失去正常活性的有机体不要彻底失活而最大限度地保持恢复活性的机会,这样方便于加载进攻击人类的种种技能。DARPA科学家们似乎有决心,偕同一些其他团队,在昂贵的金属房子里流水一般花纳税人的钱,把丧尸化行动开展到底。 他们成果赫赫,很早就丧尸了线虫、丧尸了老鼠,后来又丧尸了松鼠(!!!)、丧尸了狗,前不久还丧尸了约克夏猪。 在线虫身上,生物化学家Mark Roth等人发现了一个制胜法宝,硫化氢,暴露在一定浓度该气体中处于缺氧的线虫,寿命却能被大幅度延长,后来他们用老鼠进行试验,发现硫化氢果真是能够诱发类似于"冬眠"的一种半死不活(深刻怀疑《恐怖星球》的编剧组一定听说过Roth的工作)。 印象深刻的一个报道来自2005年,匹兹堡大学的Peter Safar(现已故)及同事停止了14只狗的心跳,然后把它们身上血液全放光,再将冷生理食盐水灌注进去。之后,狗没有了意识、呼吸及心跳。这14只狗被分成两组,6只在控制组,8只被摘除胰脏(不会对存活造成直接影响)。60分钟的休眠状态之后将血液重新灌回,又过了72小时,所有狗都还活着,控制组差不多毫发无损,实验组有一半正常,另一半出现了神经障碍。得克萨斯A&M的Theresa Fossum等在15只猪身上做的也是差不多的事情。 凭良心说话,这些技术完善成熟以后,不仅仅可用于制备丧尸,在移植前用于保护器官,以及用于中止心脏病发作和中风都是可行的,"好"与"坏"更多是应用层面的问题,我们经常会惊觉,硬币都有另一面,乌云也会镶银边,不是吗? |
Posted: 01 Nov 2012 12:34 AM PDT Fondation Beyeler, Riehen/Basel 裸体男性形象经常引来非议。图为保罗•塞尚的作品《Seven Bathers》 为 什么男性的裸体形象得不到尊重?几个世纪以来,裸体女性在西方艺术里被大书特书,成为众人欣赏羡艳的主题。从波提切利(Botticelli)在1485年前后所创作的娇羞的《维纳斯的诞生》(Birth of Venus)到安妮•莱波维兹(Annie Leibovitz)于1991年为黛米•摩尔(Demi Moore)拍摄的怀孕裸照,一直以来,女性裸体都是以理想化的方式被呈现,成为美的象征。 裸男就很可怜了!历史上有教皇下令将梵蒂冈城内男性裸体雕像的隐私部位全部遮掩起来的记录。就连史上最著名的男性人体像──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的《大卫》(David)──也遭到过类似的遮羞待遇:负责管理伦敦各家博物馆的官员们要求在某伦敦博物馆馆藏的《大卫》像复制品上巧妙地放上一片无花果树叶,因为此前这尊雕塑把维多利亚女皇(Queen Victoria)给惊着了。 几个世纪以来,裸体女性在西方艺术里被大书特书,成为众人欣赏羡艳的主题。而以裸男为创作对象的艺术作品却频遭遮羞待遇。因此,对于维也纳利奥波德博物馆"裸男"主题展的组织者而言,10月19日开幕的这次展览将会引发一些争议或许也在意料之中。以下是《华尔街日报》Mary Lane带来的详细报道。 即便如此,公众在展览开启之前对这次包括了西方艺术史上大约300幅男性裸体作品的展览所表现出来的强烈抗议,还是超出了组织者们的预料。展览开幕前,博物馆管理者曾表示,他们将听从铺天盖地而来的投诉意见,对市内各处的宣传海报进行审查。 博物馆发言人克劳斯•波克尼(Klaus Pokorny)在谈及这些投诉时表示,"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只是不习惯看到这么多男性裸体,这是我们的文化中所存在的一个问题,其部分来源于宗教。" 为了宣传此次展览,利奥波德博物馆在维也纳市内张贴了180幅大型海报,海报上是法国艺术家皮埃尔•科莫(Pierre Commoy)和吉尔•布兰卡德(Gilles Blanchard)于2006年合作创作的摄影作品《法国万岁》(Vive la France)。这幅摄影作品上呈现的是三名全裸男性和三个足球。随之而来的批评让博物馆管理者不得不为防备抗议行动而制定了应急预案,并用红丝带遮住了海报中球员们的关键部位。 © Musee Fabre, Montpellier 约瑟夫•德赛尔•柯尔特的大型油画、创作于1828年的《希波吕托斯之死》 这样的双重标准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 早在十六世纪,弗拉•巴托洛梅奥(Fra Bartolomeo)的画作《圣塞巴斯蒂安》(St. Sebastian)就在有女性信徒忏悔承认她们对这位圣徒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后,被佛罗伦萨的神职人员撤了下来。 1898年,维也纳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被迫在他创作的一幅裸体忒修斯(Theseus)战胜弥诺陶洛斯(Minotaur)的海报上做了修饰。这幅海报是他为宣传维也纳分离派(Vienna Secession)艺术运动的第一次展览而作的。这次在利奥波德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展出了修改前后两个版本的海报。 "裸男"展从古代雕塑开始,其中包括一尊公元前2400年时期的古埃及大臣Snofrunefer的雕像。不过,展览中的大多数展品记录的是过去200年来的裸男艺术发展进程。 十九世纪是男性人体作品最繁盛的一个时期。对于个性与理性之理想的追求,在十八世纪末期得到伏尔泰(Voltaire)和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等人的强力倡导,其影响力之大,一直渗透至十九世纪早期和中期的法国艺术。裸体曾被用来将英雄形象──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通常是因为其独立且会运用理性──与普通大众区分开来。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Wien, Antikensammlung 一尊出自未知名艺术家之手的16世纪雕塑 男性裸体在欧洲著名的男性艺术学院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正如坦克雷德•巴斯特(Tancrede Bastet)在1883年所创作作品《历史画家亚历山大•卡巴内尔之艺术学校一景》(View of the Art School of the History Painter Alexandre Cabanel)中所表现的那样。 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的艺术史学家杰拉尔丁•约翰逊(Geraldine Johnson)说,"当然偶尔也会有女性模特,不过在十九世纪时,在艺术学院用裸体男模相对要容易得多,也便宜得多。" 展览中,约瑟夫•德赛尔•柯尔特(Joseph-Desire Court)的大型油画、创作于1828年的《希波吕托斯之死》(Death of Hippolytus)描绘了这位希腊男子在拒绝了继母的示爱后被杀死的情形,画中的希波吕托斯是裸体的;在威廉•阿道夫•布格罗(William Adolphe Bouguereau)于1848年创作的作品《死神面前人人平等》(Equality Before Death)中,一位天使正在给一躯健硕的裸露尸体盖上一个单子。 约翰逊指出,"裸体男性通常被放置于一个'安全'的环境中──被描绘成为一个神秘人物或是宗教角色,包括基督──这实际上让他们免于受到性方面的讨论。以性的角度去考虑宗教人物是人们完全无法接受的。" Reuters 奥波德博物馆的新海报 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的哈默-图根哈特说,"一些历史性的因素开始威胁到传统男性社会。"工业化进展意味着个人力量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她指出,女性开始争取她们的社会地位,而奥地利帝国的整体实力正日渐衰弱。 艺术家们开始怀疑,将当代男性描绘成古代英雄是否还有意义。 在此期间,席勒在他于28岁那年死于西班牙流感之前,创作了大量的裸体自画像。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托拜厄斯•纳特(Tobias Natter)说,"席勒为艺术家画裸体自画像打开了一扇门。" 有时,二十世纪早期的艺术家们会画两幅同样姿势的自画像,一幅衣冠齐整,而另一幅是裸体,借此来凸显出他们衣冠楚楚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以及赤身裸体私下独处时外表形象上的不同。理查德•盖斯特尔于1907年创作的《拿着画板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with Palette)中,艺术家身着深蓝色西装直视着面前欣赏画作的人们。但在他于1908年创作的《拿着画板的裸体自画像》(Nude Self-Portrait with Palette)中,这位艺术家全身裸露,用野性的双眼盯着人们看,这幅画完成后不久,盖斯特尔就自杀了,那年他25岁。 席勒和盖斯特尔的画作开启了一个世纪的风潮,其间男性艺术家们纷纷拿起笔为自己画裸体自画像,这样的主题之后被诸如美国的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这样的艺术家给带向了极端。 1900年前后,摄影的诞生与发展让健身运动员的裸体肖像和以裸体运动员为主题的摄影作品日渐增多。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女性和同性恋者争取权益的运动兴起,促使越来越多的女性、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以及诸如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这样的双性恋男性艺术家通过艺术来诠释他们在性方面的憧憬。利奥波德博物馆的这次展出中,通过两个图像最为丰富的展区对这些主题进行了探索,其中的作品包括沃霍尔在1982年创作的《挑逗》(Querelle)以及乌尔斯•卢斯(Urs Luthi)为探讨性别认知而创作的自画像。 Mary M. Lane |
Posted: 01 Nov 2012 12:15 AM PDT 新唐人2012年10月22日发布对李江琳的采访,李提出"共藏问题"的说法。 藏学家Elliot Sperling先生在《死亡统计》一文中发布死于1958年的藏人僧俗遗骸照片。 "共藏问题"有问题 文/唯色 我尚未读到居住美国的汉人作家李江琳女士的《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一书,只读到网上的相关报道及作者前言。在作者前言中,这段话是关键的: "1950年代中至1960年代初,中国西南西北地区发生了一场惨烈战争,其涵盖地域为藏人世居之西藏三区,即今之'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省藏区'。交战双方一边是拥有现代武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和地方军队,以及受过军事训练的武装民兵,另一方是以土枪步枪刀剑为主的藏区农牧民、僧侣、少数政府官员和部分藏军。" 身为藏人,感谢李江琳对那段历史的研究和揭露。虽然实质上那发生的不是"战争",而是屠杀。另外,实质上那也不是在"中国西南西北地区"发生的,而是在属于藏人的图伯特三区——安多、卫藏和康——发生的。 正如藏学家、印地安那大学教授Elliot Sperling先生在关于那段历史的最新文章《死亡统计》(The Body Count)中指出的:"在大约1950年到1975年期间,图伯特是否存在群体死亡事件是一个无需争论的问题……由于无法自由获得中国方面的纪录,精确的死亡数字也因此不得而知。但是发生大屠杀的事实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文章所附的三张白骨森森的照片是大屠杀的证据,是在康区囊谦(今被划归青海省)新近挖出的乱葬坑拍的,当地人说这是1958年遭屠杀的藏人僧俗遗骸。另有1982年中国在人口普查后绘制的"性别比例图",结果呈现的是:"在整个图伯特高原普遍的存在男女比例失衡,而事实上,唯一能解释这种不平衡的原因只能是暴力斗争。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伯特高原是范围最大的一片突出地呈现为红色的区域,在这个地区女性人口数量一直高于男性。" 我在与安多族人谈及过往现今时,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总会提及"阿居阿皆"(1958年的意思)或"阿皆"(58年的简称)。1958年前后,中国军队和政权在整个图伯特尤其是安多造成波及到每一户藏人家庭的灾难,深深刻在藏人的记忆里。甚至,连文化大革命也被说成"阿皆"。"阿皆"是所谓的"解放"之后一切灾难的集合。 而李江琳女士对新唐人电视台这样说:"至于在西藏,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战争,实际上是中共建政,构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它所发生的一切,跟内地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新唐人电视台总结:"李江琳向本台记者表示,共产党对西藏人民的暴力镇压和摧毁信仰,其实跟它对内地汉族人民所作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谓'汉藏矛盾',实质上是'共藏矛盾'。"(李的原话是"共藏问题") 对此,我完全不能同意,二者当然有本质的区别——在所谓的"内地",发生的是中国的内乱,而在西藏发生的一切,却是中国的侵略和占领。如果这二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那么毛泽东所说的"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就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侵略、占领与殖民都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另外,将屠杀与反抗说成是"共"与"藏"之间出了"问题"或有了"矛盾",这是不是说得过于轻巧,以至于成了对真相的回避?难道我们可以将法西斯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性屠杀,说成是"纳犹问题"或"纳犹矛盾"吗? 长期以来,汉人民主派人士始终坚持这一点:西藏不存在民族压迫,有的只是共产党政权的压迫,而这种压迫对藏人和汉人是一样的。透过他们这种固执的、不由分说的坚持,让人看到的是对"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官方说辞披上民主面纱的重复。正是在此,存在着和藏人对历史认知的根本分歧。然而让藏人不免心寒的是,在汉人民主派的这种叙述中,几乎从不在意藏人的看法,似乎只要是站上民主的制高点,就可以把帝国心态的大中国意识再度强加给藏人。 2012-11-1,写于拉萨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相关内容并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延伸阅读: |
Posted: 31 Oct 2012 11:40 PM PDT 本文作者:一起剥坚果 本文转载于新商务周刊,作者:周舜泰、周志远、江华
1995年,达斯汀•霍夫曼在灾难片《极度恐慌》中扮演一位将人类从一种极度烈性传染病中解救出来的英雄医生科学家,他拯救世界的武器是疫苗。当然,毫无疑问,成功总是在吊足了观众胃口后的最后一分钟时到来。 但疫苗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可以保护我们免遭某些细菌和病毒的屠戮?在已经有多种艾滋病治疗药物问世的情况下,为什么科学家还要尽力研制艾滋病疫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先知道一点关于疫苗的基础知识。 简单的说,疫苗并不能直接保护我们。事实上恰恰相反,它非但不保护我们,反倒可能会攻击我们,当然一种合格的疫苗,研发者会控制它的攻击性,使之不会对接种疫苗的人造成实质伤害。那疫苗为何能在现实和电影中承担起拯救人类这样的重任呢?如果你有玩过任何一款打怪升级游戏的经验,你会知道,去见boss前,你最好先通过消灭小怪,把自己游戏人物的等级、装备等等先升到足够高的级别,否则你必被boss秒杀。疫苗扮演的角色,正是让我们身体的防御系统(免疫系统)升级的小怪,而自然界中能引发传染病的细菌或者病毒就是boss。 【可能是目前人气最高的BOSS大菠萝先生/女士,图片出处:http://diablo.wikia.com/】 人类主动使用疫苗的历史已经相当悠久,第一种即充分安全又效果显著的疫苗是牛痘,此前我国明朝时期应用的人痘接种,赌博的性质太重。但如果你的一生中注定会染上一次天花,那在这个赌局中,你赢的希望会大一些。最终,肆虐了数千年、至少屠杀了三亿人的烈性传染病天花被彻底消灭了。 牛痘疫苗虽然伟大,不过在它被发明的那个时代,无人知道天花的病因,牛痘成功的预防天花仅仅是个经验,不能举一反三。直到法国科学家巴斯德(1822-1895)横空出世,提出微生物是感染和传染性疾病的根源,并用他一生的科学研究成果将这个观念转变为医学上的常识。基于牛痘的成功,巴斯德发现可以主动的制造疫苗。通过不断的成功研发治疗动物传染性疾病的疫苗,他的微生物致病的理念逐渐开始被大众认同,当然他无以伦比的辩才,对理念的宣传也起到了至少同样多的作用。巴斯德事业和名望的巅峰,在他成功研发出治疗人类狂犬病的疫苗时到来。至此,他的微生物致病的观念被广泛接受。而疫苗的研制也就此成为医学上一种重要的对抗烈性传染病的手段,直到今天为止。 伴随着各种疫苗的研发应用,以及青霉素为代表的一系列抗生素的问世,曾经扮演主要杀手角色的感染和传染性疾病地位迅即下降,让位给了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和各种癌症,人们逐渐忘记了曾经的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但1981年12月1日,美国确认发现一种新的传染性疾病——艾滋病(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将人类从天堂幻象中惊醒:生存之战从来就没有结束,也永无休止,我们仅仅是暂时领先于细菌和病毒。这种当时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治疗的新型传染病,迅即被媒体冠以"世纪绝症"的称号。 1980年代的医学界,无人能预见到,无数科研人员、医生会就此展开一段至今长达整整30年的求索。 这从1984年确认HIV是引起艾滋病的罪魁祸首时,时任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DHHS)部长Margaret Heckler的表态中就可以一窥。部长信心满满的表示,HIV疫苗将在2年内问世,即便其中有安抚公众的成分。但他绝不会想到,历经30年的上下求索、数十亿美元的投入后,人们甚至开始怀疑,我们真的能研发出有效的HIV疫苗吗? 自巴斯德时代以来,伴随着生物医学各门学科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出现,今天我们对疫苗的作用原理,已经有了远超前人的洞见,而制作疫苗的技术,也已经进入基因层次。回到前面的类比,要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在遇到boss前及时升级,你所制造的疫苗,必须能被人体的免疫系统识别并消灭,在这个过程中,掉落特定的暗金装备。以上过程的医学描述为:疫苗必须有免疫源性,使得我们的免疫系统获得针对特定细菌或病毒的体液免疫(产生相应的抗体)和细胞免疫(激活相应的免疫细胞,杀伤细菌或被病毒感染的细胞僵尸)。 传统的疫苗,可以由减毒的活病原体制备,例如黄热病、麻疹、风疹疫苗等。也可以由灭活的病原体制备,例如流感、霍乱、甲肝疫苗等。通过疫苗,人类消灭了天花,有效控制了麻疹、风疹、腮腺炎、白喉、破伤风、黄热病、流感和乙型肝炎等传染性疾病。但传统的疫苗制备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HIV疫苗,因为HIV病毒灭活之后会失去免疫源性,你无法从它的尸体上获得暗金装备。减毒的活HIV疫苗则太危险,随时可能会满血复活,到时候,有可能会真的感染接受疫苗的人。按照这样方法研制的疫苗,甚至连伦理学审查都通不过。毕竟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不可能再接受人痘接种的时代了。那还有什么技术能用来制造艾滋病疫苗呢?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因为识别了病毒或者细菌身体表面的蛋白质后,由此激发出了特异性免疫能力。既然死病毒的蛋白质不能被识别,减毒的活病毒风险太高。那么,我们也许能通过基因科技,生产HIV病毒的某些蛋白质,既能让身体识别它,同时又不会有感染上艾滋病的风险。 循此思路,30年来,共有三种疫苗通过重重考验,终于进入到最终的临床试验阶段。它们是 :1)AIDSVAX:衣壳蛋白重组蛋白疫苗; 2)V520:利用减毒后的活腺病毒为运输工具,能表达三种HIV基因的疫苗; 3)RV144:利用金丝雀痘病毒,表达HIV基因片段的疫苗。 不幸的是,这三兄弟最终都未能取得成功,所谓折戟沉沙,殊堪可惜。先说AIDSVAX,它在2003年2月被淘汰出局,接下来是V520,2007年9月,被确认无效。至于被寄予厚望的RV144,它的III期临床试验在著名的性旅游天堂,也是亚洲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国家泰国进行,试验结果显示,它能使HIV在高危群体中的传播概率下降26%(该疫苗使得其使用者的HIV发病率较未使用者降低了26%。假设不使用该疫苗,每1000名受试者中每一年有100个人会被HIV感染,那么我们说在这个人群中的年均发病率是10%。使用该疫苗,可使得这个发病率下降到7.4%,也就是使得26个人避免被感染)。但这个结果更像是数据统计导致的假象,因此引发业内广泛质疑。退一步说,即便不是统计幻觉,但依如此之低的保护效果,使得使用这种疫苗来对高危人群进行预防,也许非但不会让他们得到更多的保护,反倒使其抱有更多的侥幸心理,那就真的是得不偿失了。所以,在耗费了美国默克公司近十亿美元后,RV144黯然退场。 最近,我国自主研发的HIV疫苗最近进入了II期临床试验。这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疫苗,是用天坛痘苗病毒作为载体,表达HIV基因的疫苗。I期临床试验显示了其安全性和免疫源性。这个疫苗和其它病毒载体疫苗没有本质区别,例如之前提到的用腺病毒或金丝雀痘病毒作为载体的疫苗。但是,用痘苗病毒作为载体有可能使人体产生轻度皮疹和发热等副作用,而金丝雀痘病毒则完全不会对人体致病。因此,我国的这种疫苗前景如何,还需等待试验研究结果的最终公布。 为什么HIV疫苗的成功之路如此之难?要知道,从1881年5月5日巴斯德在公众面前用实验成功证明疫苗是如此有效以来,我们已经研发成功了上百种疫苗,有效的控制住了曾在人类社会中广泛流行的多种传染病。所以,HIV疫苗的艰难历程,使得我们必须问为什么。那么,医学科学家们是如何回应这种质疑的呢?总结起来,有以下这样一些答案:
以当前的形势,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恐怕都必须接受一点:在可预见的未来,在艾滋病的预防上,暂时不能指望疫苗了。但我们真的一定要需要HIV疫苗才能预防它吗?如果疫苗注定了不能成功,人类最终会被HIV毁灭吗?这些问题,在今年7月的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得到了解答。我们已经有充分的理由的相信,即使没有HIV疫苗,人类也有望彻底控制和根治艾滋病。 今年7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世界艾滋病大会上,提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主题——"Turning the Tide"——即逆转HIV的传播态势并最终迈向一个没有艾滋病的时代。因为经过多年的实践,我们已经拥有了其它的有能力终结艾滋病的利器。 任何一种传染病,都要依赖三个基本条件才能流行开。它们是:1)传染源即感染者;2)传播途径,艾滋病主要通过性行为和共用针具传播;以及3)易感人群,即尚未感染HIV,但有风险的人,理论上我们所有未感染的人都是易感人群(除了那些生来就无法感染HIV的极少数人)。理论上只要能彻底阻断这三大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阻止这种传染病的流行,并最终让其消失。 具体到艾滋病而言,对感染者进行充分药物治疗,可将异性间传播率降低96%。与此同时,近十五年艾滋病抗病毒药物治疗的突飞猛进,已经揭示了一条有可能治愈艾滋病的道路,一旦成功,感染者的数量必将大幅度下降。就传播途径一项,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实行多年的行为干预策略——主要是安全套推广,提供免费针具等措施——显示能够在相关人群中降低70-80%的艾滋病传播效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新近刚批准了特鲁瓦达(Truvada)作为首个在健康人中使用的艾滋病预防药物。该药物对于首次危险性行为或因其它原因暴露的健康人,只要在36小时内及时服用,就能够大幅降低感染HIV的风险。因此,就算没有艾滋病疫苗,艾滋病的传播趋势也有望被彻底控制,同时感染者也有很大可能被治愈或者达到功能性恢复的状态。 当然,人们仍会对艾滋病疫苗研究寄予厚望,这不仅仅是希望多有一种手段。同等重要的,是对艾滋病疫苗的研究,必定会大大推动免疫学、病毒学、疫苗学等相关领域的发展。这些学科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将最终成为人类对抗传染病的重要武器储备:当下一种烈性病毒袭来时,我们已经预先做好了准备。毕竟,大自然就是这世上最大的生物恐怖主义分子。生命的杀场,发生在宏观层面上的仅仅是水面上冰山的一角而已:昨天历史上那些有能力吃人的动物,如果坚持到现在还没有被人类灭绝的话,那基本上已经成了被人类保护的动物了。绝大多数威胁我们生命的风险,来自于水面下庞大的微观世界之中,从生物学的角度上看,地球的主人是微生物,而不是我们或者其它肉眼可见的动物。 作者简介周舜泰,医学博士,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周志远,生物化学副教授,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江华,医学博士,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杨浩对本文亦有贡献。 题图出处:http://scientificchick.blogspot.com。 |
Posted: 31 Oct 2012 10:21 PM PDT 2012年10月31日,是中华民国先总统蒋介石125周年的诞辰。 蒋介石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军总司令、国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特级上将、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二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务,是中国建立共和政体以来第一个成功统一全中国,并同时统治过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在中国建立的民主共和国,也是亚洲第一个实行共和立宪制度的国家,他更是看穿共产主义的第一人。 蒋介石在中国刚刚统一、共和国建立之初,内忧外患的艰难岁月里,利用短短的10年时间创造了经济发展的"黄金10年",并最终打败了日本的入侵,成为联合国缔造者的4巨头之一 …… |
Posted: 31 Oct 2012 07:46 PM PDT 读者塞口凄风近日在本博留言:"颜老兄,前几天在凤凰看到有个老爷说香港有人闹别扭想分家,当时我还真不以为然。可今天有一义和团子孙突然来问我港人闹分家之事,我才想事态的严重,我仿佛又看到几十年前的莫须有在香港重演,我真替港人担心,我想我们既然无望,那我们就应该舍身成仁去塞虎口以让路于港人。但我真不知如何做?哎呀!港人这次真是难逃厄运,请求老兄写篇文章呼吁网友们声援一下港人,也不枉我多年来我对你的支持,如何?"笔者写博以来,很关注读者意见,在博文中以自己的浅见解答读者问题,这次亦不例外。 但是,这个话题很复杂,还有可能触犯当局。 香港问题,说来话长。当年的1949年10月14日,解放军攻占广州,四野第五 …… |
Posted: 31 Oct 2012 07:44 PM PDT DUMMY:一個唔熟美國政治但有興趣了解選舉的八十後傳訊人。本來計劃到美國東岸旅樂及觀選,但因為颶風SANDY改變行程, 臨出發前一天唯有決定改往西岸。 政界和旅行一樣,總有很多意料之外的事,今年特首選舉不也如是?與其無奈還不如來一個走著瞧的旅程! 2012年10月30日,下午3時 (美國西岸時間) @美國三藩市 抵達三藩市是當地的下午時間,陽光燦爛得教人開朗。 獨個從機場鐵路搭BART到友人家裡,沿路一直看不到有任何關於美國總統大選的文宣。 嘗試從奧巴馬的競選網站,看看社區附近有什麼搞作。 在網站輸入友人家的郵區編號,看到幾天的活動都是叫義工帶部叉足電的電話去幫手拉票,看來要再找找還有沒有更有趣的故事。 友人說這裡是民主黨的陣營,兩黨也不會花太多資源在這裡搞競選活動。在網上找來New York Times 的網上互動選舉形勢圖網站。 這個互動網站特別之處在"Make your own scenarios"(自訂情景)功能,網民可以簡便地利用網站預備好的數據,按各州的勝負推算誰人當選的可能性。 回看今年香港立法會選舉,稍有驚喜的也不過是有網上傳媒以分析波盤的手法和藝術美感較強的插圖來表達港大民調的起落形勢而已。 但像 New York Times 這種做到提供豐富數據及易用的分析系統協助讀者自行做分析相比,無論互動性和 USER EXPERIENCE (用家感受) 香港傳媒暫時依然遠遠落後。 其實早在兩三年前外國傳媒已利用類似的網站報道環保事,為何香港傳媒好像沒有參考這手法報導特首選舉及立法會選舉這些重要報導? 是因為識見不足? 是因為資源問題? 還是根本不想讀者有太多獨立思考? 晚上決定不出街了,二十幾個小時沒有睡覺實在提不起勁,以及要花點時間計劃行程。 要儲好精力明天晚上去 HALLOWEEN! |
Posted: 31 Oct 2012 06:49 PM PDT 跳出历史的"周期率" ??2004年10月30日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演讲
傅国涌
以暴易暴和成王败寇 跳出历史的"周期率"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说是从黄炎培开始的,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夕,他曾经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访问过延安,和毛泽东有过一番著名的"窑洞对",提出了历史"周期率"这个话题。黄炎培当时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说的这个"周期率"可能还是比较感性,不是一个理论的阐述,从大的角度来说,综观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这个"周期率",实际上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个就是我们的历史从来都是一部以暴易暴的历史,第二个就是成王败寇的历史。我们一而再地陷入以暴易暴、成王败寇这样一种恶性的历史循环之中。每一次王朝更迭,都是把前朝的历史重新复制一遍。张家王朝衰落了,起来一个李家王朝取而代之,但是李家王朝并不会创造出一种新的制度,也不会有新的文化因子出现,它跟前朝照样是换汤不换药,继续先是兴、再到衰、再到亡这样一个"周期率"。 我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陷入专制王朝循环之中的民族,要跳出旧的格局,确实非常困难。我们早就形成了两个"统",一个叫做"政统",一个叫"道统"。这个"政统"是什么呢?所谓"政统"其实很简单,谁当了皇帝谁就是谁说了算,这就是"政统"。刘邦当皇帝,那么就是刘邦是正统,同样如果是陈胜、吴广当了皇帝,坐了天下,照样,陈胜、吴广就是正统,所以所谓的"政统"就是谁的力气大谁就是正统。也就是吴思讲的"血酬定律",谁用血去拼,拼出来的江山就是谁说了算,谁就是主子、救世主。那么"道统"是什么?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以儒家的那一套东西作为中国的道统,实际上中国几千年来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儒家的这套东西,儒家的这一套只是用来作为表面文章的。毛泽东很清楚这一点,他写过一句诗叫做"百代都行秦政制","秦政制"是什么东西呢?它的核心就是一句话,外儒内法,表皮上可能有一点儒的东西,实际上讲的是法家。所谓"法"不仅是指法家那一套,它一方面是严刑峻法,另一方面这个法就是阴谋诡计,就是权术谋略。而中国人恰恰最喜欢这个东西,作为上层来说,玩政治就是玩阴谋、玩黑箱,底层社会来说,老百姓最喜欢什么,《红楼梦》前面有两句诗,好象是袁子才写的,叫做"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这两句诗就集中概括了中国底层社会的所有学问,这个学问是"人情练达"和"世事洞明"。他们要教一个人成年以后学会什么?就是学会世故,学会圆熟。所谓的世故圆熟,就是要让人把自己装在一个壳子里面,而不是用真面目去见人。实际上跟上层政治里所说的外儒内法是一样的,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诸子百家,所有的家,根本上都没有超越对现实功利和狭隘政治的集中关注。所以几千年的中国,一言以蔽之,我们整个民族,社会的重心始终是在狭隘的政治这个层面,我们的整个重心,都在帝王这里,在帝王将相这里。再扩大而言之,到了七品芝麻官,到了县一级,就是当官的人和当皇帝的人,他们掌握了整个社会的所有资源,从物质资源到精神资源,几千年都没有变过,社会的重心始终在这儿。所以我们中国要打破这个历史的"周期率",走出一条新路子,毛泽东回答了黄炎培,"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民主",黄炎培听了很舒服很高兴,其实黄炎培有点天真,有点书生气,为什么说他天真呢,他不知道毛泽东讲的"民主"这个概念跟他理解的概念可能不是同一回事。毛泽东讲的这个"民主",可能不是他理解的人民自己起来作主的"民主",而是我为你作主的"民主",是"民之主"。所有的"民主"旗号都是谁打出来的呢?都是高高在上、掌握了天下的人(或企图夺取天下的人)打出来的一种旗号,就是我为你做主,是民之主也,而不是人民自主。黄炎培听了舒服,但是实际上这条新路还是没有开出来。这条新路开不出来,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不仅是制度层面的问题,还有很多文化根底上的因素。包括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始终在观念层面上超越不了道统和政统。所以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树立起一个能够跟近代文明相吻合的新的道统。新的道统,它必须是以人为根本,以每一个个人的觉醒为根基的,类似于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所理解的人,而不是我们中国理解的人。我们理解的人是什么?我们理解的人就是顺民、臣民,是皇帝治下的一个小民、草民,所以我们把当官的人叫做什么父母官,这是和"子民"相对而言的。有时候看起来皇帝还能够对老百姓不错,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私有财产,所有老百姓正是他之所以能当皇帝的基础。他要把这些人当作他的子孙、当作他的子民,这样来看待。父母官也一样,从县一级到更高级官员,也把他自己地盘上的人当作他赖以做官、赖以捞取好处的资本,是一种做生意的资本。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我们连"人的发现"都还不能说已经完成,要在这样一种土壤里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现代文明制度,真是谈何容易。 两个阳光人物 但是近百年来,中国的志士仁人,确实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试图在政治层面之外,开出许多社会的独立道路。比如说在科学领域来说,1915年,一批最优秀的留学美国的留学生,包括胡明复、胡刚复兄弟,包括任鸿隽、秉志、杨杏佛,还有竺可桢后来也参与了,他们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创办了《科学》杂志,一直到1949年都是中国最重要的科学团体,是一个绝对民间的、没有官方背景的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产生的影响是我们今天的人所无法想象的。有很多后来开创了各个学科的人都来自于这个社团。在一个祖祖辈辈都把权力、把皇权看得重于一切的中国社会,他们这些人的选择,在我看来,就是开出了一条新路,这是在科学方面。比如说在出版领域,以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等人为代表的近代出版人,他们创立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包括后来叶圣陶他们办的开明书店,完全独立的民间出版机构,那都是完全可以跟世界上第一流的出版机构相媲美的一些近代出版机构。再比如说在新闻领域,从1872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开始到1848年12月24日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周刊》在上海被蒋介石下令查封为止,这个七十几年时间,在中国出现了大大小小上千种独立的民间报刊,这些民间报刊就有可能把中国社会带入一个近代文明的新时代。但是他们的使命没有完成。这里头有非常复杂的国际、国内的因素,但是我们这个文化当中存在着一些杀伤性很强的、很难接受异质文明因子的排斥性基因,也起了一些破坏性的作用。 当然,仅仅就政治层面来说,我们中国近代也产生过两个阳光一般的人物。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出现一个政治人物,往往是一团漆黑的,一个心不狠、手不黑的人是不可能在政治舞台上成功的,因为旧式的传统政治讲的就是阴谋,就是权术。我们把权术看得高于一切,不会耍权谋,连小官都当不了,不用说当大官,更遑论成帝王之业。但是在近代中国,由于中间出现了一次社会转型,中国诞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包括出现了孙中山这样的人物,尽管孙中山有自身的局限性,他身上也有东方的一些落伍的东西,还不能说是一个完全近代化的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孙中山的同时代人当中,诞生了两个阳光般的青年人,一个是宋教仁,另一个是蔡锷,他们都只活了30多岁,这也是老天爷对中华民族特别不公。宋教仁几乎是同盟会当中唯一一个真正懂得西方民主、懂得宪政这一套运作程序,对西方的法律、西方的制度了如指掌的一个人。他留学日本期间,当其他人都忙于造炸弹、去从事暗杀,包括汪精卫也要去炸摄政王,他们都是要通过暴力手段去改天换地的人,走的还是传统的以暴易暴的老路。但宋教仁就不一样,他从一开始就非常自觉,他认为如果我们大家都去忙于造炸弹,都去搞暗杀,等到中华民国建起来了,谁来搞建设,怎么样搞中华民国?所以他很早就注意到了制度建设。 到了武昌城头一声枪响,一场纸糊一样的革命,就把大清王朝267年的江山给颠覆了。这个结果是谁也没有预料的,历史永远有其偶然性。曾经席卷大江南北十四年的"太平天国"都颠覆不了的清王朝,被武昌新军工程营的几个小青年就颠覆了。遥想当年,洪秀全从金田村杀上来的时候,到了南京已拥有几十万大军,但是洪秀全走的照样是传统的老路,也是要取而代之也,他如果取得天下,也许还不如满清。跟阿Q在土谷祠里想的一样,要的是美女、金钱,还有秀才娘子那张宁式床,洪秀全最喜欢的就是这些,当然其他人也不例外,李自成进了城也是如此。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共性,不是人性来决定的。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种子,要改变这个状态必须引入新的异质的文明,到了宋教仁身上,就隐约看到了希望。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以为大功告成,要去搞铁路去了,他要建二十万公里的铁路。这在当时是一种空想主义。那么宋教仁怎么想呢?他说,以前是革命时代,我们的党是革命党,那就要拿出铁血的精神跟满清去拚,现在共和告成,我们这个党就应该转变成一个民主时代的政党,要拿出政见跟政敌去较量,让民众来比较,我的纲领好,还是你的纲领好,所以他对他的政敌始终没有敌人意识,他对袁世凯至死都抱有幻想,抱有谅解和宽容。从今天来看,你也可以说是他很幼稚、很傻,其实就是在他的这个幼稚和傻里面,恰恰包含了一种新的文明心态,他不是把袁世凯看作一个你死我活的敌人,而是把袁看作一个对手,政治上的对手,是可以展开竞争的,在宪政和选举的框架下,袁世凯可以做总统,我可以做总理,在政治上是可以竞争、较量、制衡的。所以他的这个幼稚里面恰恰是有新东西在里头,他就是这样一个阳光一样的人物,他的所有东西都是透明的,他的想法是透明的,他的手段是透明的,所以很容易在中国这个黑箱的政治当中被阴谋手段给戕杀,现在有人考据说不是袁世凯下令,可能是别的人自己擅自作主张,这些其实都是次要的,反正宋教仁被杀了,中国再也没有一个这样的人,独一无二的优秀的人往往只出现一次,不能复制。 另一个人蔡锷,他跟宋教仁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一个军人,但是在近代的职业军人当中,只有蔡锷是最富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假如蔡锷活着,那么民国军阀混战的格局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他所具有的那种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全国性的声望,他手里所掌握的基本部队,都足以让他在民国的纷争格局当中发生重大影响。但是他只活了三十多岁就病死了,所以天不假人,没有办法。我之所以说蔡锷是一个阳光一样的人物,是因为他跟袁世凯有很深的交情。他能够到日本留学是袁世凯资助他去的,他年轻时候跟袁世凯有过这样一层关系,至死他对袁世凯都怀有感恩之心,但是他还是毅然地站起来,拿起枪反对袁世凯称帝,为什么这么做?不是为了要取而代之,更不是为了打败袁世凯之后,我蔡锷要分更多的地盘,要做更大的官,这些东西对他来说都是不值一提,他说过一句话,"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这句话的分量在近代史上非常重,应该进入思想史,但是到目前为止,研究思想史的人似乎还没有重视这句话。当然这句话也要进入言论史,这其中所包含的新的文明因子足以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自古以来当兵的带兵的,打仗厮杀都是为自己获取更大的利益,或者为自己的某一个效忠对象卖命,而没有人说我这样做是"为国民争人格",而争下人格之后干什么呢,他说得很清楚,他跟他的老师梁启超事先有一个约定,如果事成那么我们一起隐退,如果事败一死了之,一不逃入租界,二不逃到外国,让人看不起、看笑话。结果袁世凯的洪宪王朝被他打倒了,事成了,事成之后,他实现自己的承诺,宣布辞职,然后去日本治病,结果就死在日本。 蔡锷和宋教仁,这真是两个阳光一样的人物,他们都是湖南籍的,如果按照他们的思路,按照他们当时的观念来改造中国,或许近代的中国会有很多的转机,可惜历史没有假设,历史就是历史,它是发生过的事,不是我们可以去假设的,所以说地上不能造天国,乌托邦永远是乌托邦,因为历史不是在小房子里虚构出来的,无论多么伟大的人,托马斯·莫尔也好,康帕内拉也好,你的《太阳城》、你的什么《乌托邦》,还有更伟大的人构想出更伟大的社会,那都是一种虚构,哈耶克不相信这些东西,波普尔也不相信这些东西,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近代以来,包括胡适到后来的顾准、李慎之在内,也最终都不相信这些东西,因为这是书斋里构想出来的东西,它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只有从地上长出来的东西才是可靠的,你虚构一套想法,再按这个模式到地上去建,这毕竟不像造房子,社会还是有它自身的规律。中国要跳出历史"周期率",一方面是要寻找跟人性相吻合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新的思想,另一方面就是必须把社会从国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我们自从近代以来,喊过很多的口号,比如说个性解放,思想解放,这些口号本身都很好,都没有错,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喊过社会解放的口号。最近有一本书在民间流行,是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的《通往公民社会》,崔卫平教授她们翻译过来的,在这本书翻译完成以后,崔卫平经常跟人讲一句话,我们中国过去有个性解放、思想解放,而没有社会解放,米奇尼克的思想当中最重要的或者说核心的东西就是倡导社会解放,社会的自我解放。我前面讲,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只有一个重心,社会的重心始终在皇权这里,在官家这里,整个社会是臣服于权力之下的,只是一个附属品,没有独立的空间,如果说我们要跳出历史的"周期率",社会必须有自身的空间,自主的空间,只有这样,社会解放才有可能起步。在这个社会解放的过程当中,新闻自由是一切自由当中先行的自由,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前提,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一切都免谈。 新闻纸的出现 近代中国之所以跟古代有了一些区别,有了一些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也是跟我们有了新闻纸有关。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说什么东西都是古已有之,所以当连英国人李约瑟搞一本《中国科技史》,洋洋几大卷,里头讲什么东西中国古代都发明了,中国人就特别开心,觉得这东西很过瘾,满足了我们的一种民族虚荣心、民族自大狂,中国的学者在研究学问的时候更是如此,什么东西都要说我们古代就有了,你西方什么时候有了,我比你更早,你比如说报纸、新闻纸,报纸在西方可能就叫新闻纸,那么我们的学者就要皓首穷经,去考据、去寻找,要找出我们在唐代就有了报纸,在敦煌的卷子里面发现了,我们的报纸比人家西方要早了好几百年。所以我们的新闻史往往要从古代写起,我们有"中国古代新闻史",这不是荒唐吗?中国古代哪有什么新闻史,你所谓的新闻,你的这个报纸是真正的西方意义上说的新闻纸吗,其实那可能是传单,可能是文件,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我们往往惯于这样类推。现在有一个专门做新闻史的山东学者叫陈玉申,他写了一本《晚清报业史》,第一章开宗明义就否定了这个观点,他说新闻纸就是舶来品,就是近代从西方传过来,通过传教士过来的,我们的第一份中文杂志是在马六甲诞生的,那是传教的产物,人家是传播基督教的,那当然不是新闻意义上的,但是这种形式就是从这里开始。要说真正是中国人创办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第一张成功的就是《循环日报》,在香港创办的。在本土的有上海的《申报》,那不是中国人自己办的,是外国人办的,但是他聘用的全是中国人,主笔都是具有秀才头衔的人,而且它也是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来编排的,它办了七十八年,一直到1949年才停刊,这个报纸的影响远远在王韬的《循环日报》之上。由于《申报》只是外国人在中国租界办的一个报纸,所以王韬办的那个报纸就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正是在这个报纸上,王韬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轮全新的跋涉,这个跋涉的意义超越了中国几千年读书人功名科举的考量。本来王韬也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也有过秀才的头衔,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他本来无意当中化名给太平天国的李秀成上了一个折子,提出一些看法,希望能够被太平天国采纳,因为他的家乡跟这个地方比较近,他当时又在上海工作,结果这件事被清朝给破获了,所以他只能化名潜逃,然后在香港定居,开始他新的生涯。他办报的意义在我看来就是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人生模式,因为按旧的习惯,在中国的传统格局下,一个读书人不通过科举功名的办法,考上举人、进士,那是不可能获得社会地位的,唯一向上的通道只能是学而优则仕的路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路,"学成文武艺",要"卖于帝王家",否则就是一分钱不值,除非是极个别的,象陶渊明、严子陵,去做隐士,但这些隐士往往都是因为有特殊的身份,已经在社会上有了声望,然后再去隐居,后世的人才知道他,要不然老早就被淹没了。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王韬在无意识当中的一个选择,就开始了一种近代的转型。我觉得知识分子的名号如果说在中国出现,最初的第一个人,不是魏源,也不是龚自珍,或者徐继?,当然更不是林则徐,这些人基本上是幕僚或官僚,而应该是王韬,王韬的社会身份非常单纯,就是个职业报人,终其一生没有做过官。从王韬开始,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可以不走科举仕途,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关怀社会,批评社会,通过报纸刊物的新型载体登上历史的舞台。 "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 本来沿着这条路走下来,我觉得我们的路应该是很顺的,应该是可以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之外,形成社会的自主空间,形成社会自身的独立解放力量的,最终朝廷是朝廷,社会是社会,朝廷只是我们社会纳税给他来为我们服务的机构,用通俗的话来讲,也可以说是一个物业公司,政府就是一个物业管理公司,我们都是业主,我们业主出钱,雇他们来给我们办事,因为我们有别的事要忙,不可能事事都自己去做。当然,这只是在拥有健全的舆论空间前提下才有可能。这个舆论空间,在近代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靠报刊,王韬开创的这条道路,在他之后,我们知道出现了梁启超、邵飘萍、林白水、张季鸾、胡政之,一直包括胡适在内,包括"五四"时代的陈独秀在内,一直到后面的傅斯年、储安平、王造时、罗隆基这些人都是在这条路上,他们最起码在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曾经是以言论报国的、以文章报国的。《大公报》的总编辑王芸生讲过一句话,他生平所怀的志愿是什么呢,就是"文章报国之志"。所以叫他当官,他说我不当。几次三番蒋介石派人来也好,陈诚派人来也好,送这个聘书啊,送钱啊。他说的一句话,就是司马迁的话,叫"戴盆何能望天"。意思说他头上戴了一个盆,这个盆是什么盆,就是新闻记者的盆,我戴了这个盆,天看不见了,所以我就不要别的了,官就免了,不当了。保持这个独立的身份,我可以批评政府,也可以批评革命党。所以他对国、共两党可以左右开弓,都可以批评。当然两方面都不舒服,国民党说你王芸生批评我们,那么你肯定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共产党说你批评我,你王芸生是国民党的走狗,你对国民党的批评也不过是"小骂大帮忙"。 在我们近百年的言论史上,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人物、那么多的报刊构成的壮丽画卷,今天回过头来看,它是完全可以跟世界报业史上曾经出现的那一幕幕相媲美的。《纽约时报》最激动人心的一幕就是它敢跟这个美国的五角大楼抗衡,跟美国国防部打官司,而且最后他们独立的司法审判结果,就是报纸赢了。在中国的百年言论史上,我们也出现过很多可以跟这样的故事相媲美的事,比如说有一个叫成舍我的报人。他二十六岁,以几百元大洋的小本钱,在北京开创了著名的"世界"报系。办了三家报纸,先是《世界晚报》,然后办了《世界日报》,后来办了《世界画报》。三个"世界"之后,他在上海办过很有名的《立报》,小报大办,名声显赫。在这之前,他在南京办过《民生报》。在南京办《民生报》的时候,得罪了他的亲戚,这个人叫彭学沛,是当时行政院的行政处处长,看起来官不大,但是权很重,他们俩是亲戚,但是彭的贪污腐败的行为被他们的记者抓住了,那个记者问成老板,要不要登。他的回答是,只要你调查的事实是真的,当然登。登出去,首先就得罪了彭学沛,第二个得罪了彭学沛的上司,因为这有损于行政院的形象。那是1934年,汪精卫是行政院的院长。你想一个报人得罪了一个行政首脑,这是什么滋味,当然一开始是打官司,在民国的格局下还有一些司法独立。这个官司打下来是不了了之,叫他们庭外和解。所以彭学沛怀恨在心,汪精卫也怀恨在心。接下去就是找一个借口,一个借口是很容易找的,你在办报,你在做事,哪一天哪一条消息觉得有一点问题,都可以找你的麻烦。果然没多久麻烦就找过来了,成舍我被抓起来了,报纸被封了。成舍我关了四十天之后获释。 1934年9月1日,他一出狱就表示:"只要汪精卫一天在南京,《民生报》就一天不复刊。"有人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新闻记者总是失败的,不如与汪先生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他坚决地回答:"我的见解完全与你相反,我有四大理由,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他列举的"四大理由"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新闻记者可以坚守自己主张,保持自己人格;做官则往往不免朝三暮四,身败名裂。"最后的结局当然已注定??"《民生报》永远停刊",成舍我"不许再在南京用其他名义办报","不得以本名或其他笔名发表批评政府的文字"。 "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我们可以理解这句话的分量,虽然他的报纸被封门了,但是这句话在本质上,在精神层面上,就是说不惜牺牲一切,也要说出事实的真相。 夹缝中的空间 这样的故事在百年言论史上发生了很多,当然我们不能说北洋军阀是好人,国民党是什么好蛋,都不是。甚至连跟随孙中山出生入死、鞍前马后的那些革命党人,在民国元年的时候,象陈炯明、陈英士这些人,也不是什么好人,照样是杀气很重。民国元年首先对报人开杀戒的,就是广东省代理都督陈炯明,他杀了几个职业报人,为什么杀他们,因为他们批评我,批评我,我就要杀他。他的逻辑非常简单,就是你批评我,我就要杀你。没话说,没道理,这里头没道理,因为我掌握着刀把子,你就被我按在这个刀把子之下。这个恶例之后,连接着的是一片血光,整个民国元年到民国二年,我们中国本来出现了五百多家报纸,热闹得很,因为共和了,所以报纸就多了。一下子就变成了一百多家,很多报纸关门了,很多人被杀头了,很多人坐牢了,很多人干不下去了。陈英士在上海也曾经跟新闻界有过很大的冲突。 但是那个时候的言论空间始终没有被封死。民国一开始,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就颁布了一个《报律》,舆论一片大哗,包括章太炎等在内,纷纷批评"杀人之律未定,先定报律",什么政府,什么共和。话都说得很尖锐,连刑法都没定,杀人之律都没定,先定报律,报律不就是要约束我们的嘴巴吗?当然经过新闻界的抗争,在民国初年,起码在名义上没有否定老百姓有自行创办报纸的权利,有自己随便说话的权利。特别是当时上海等地还有租界在,租界是个悖论,一方面租界对我们这个民族尊严来说是个伤害,他在你的这个国土上搞了一个国中之国,不受你本国的法律约束,跟你这个朝廷是不一样的,但是另一方面来说,我们整个中国近代很多好的东西,恰恰是从这儿来的,是从租界里生长出来的,是租界保护了很多新生的事物。包括很多人办报纸,像于右任三次办报,三次都被禁掉了,但是他能够关了再开,你再关我再开,就因为他是在租界,租界这个空间提供了他说话的机会。后来著名的戴季陶,那个时候还不叫戴季陶,叫戴天仇,当时只有23岁,他在自己的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通篇都是"杀"字,总统袁世凯、总理唐绍仪、财政总长熊希龄,还有章太炎,他在这些人名字后面都带"杀"字,带感叹号,他的文章很短,一共就几十个字,这样写评论,租界当然不能不管了。管他这件事不怪,怪的是他喊"杀"的人居然为他辩护说话,最后是以罚款了事。这个事就有意思了,谁为他说话呢,当然不是袁世凯,袁世凯可能巴不得杀掉他,是唐绍仪,唐绍仪是受过西方思想影响的,接受了许多近代文明观念。他所以为戴天仇辩护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言论自由,载在约法",约法就是当时民国的宪法。他认为我要为他说话,因为他有言论自由阿,他说我要杀,这只是写在纸上,没有用枪打我,所以唐绍仪以堂堂国务总理的身份,发电报到上海的法庭,要为一个说他可"杀"的人辩护。这里头就有让我们后人值得深思的东西,这是发生在民国初始的事情。 "开天窗" 蒋介石时代跟北洋军阀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蒋介石对言论的钳制要比北洋军阀更厉害了,他颁布了大量的法规条文、条条框框,对新闻界进行钳制,《申报》这么一张老报纸,在蒋介石来了之后,短短一年就开了九次天窗,那个时候的报纸很有意思,新闻检查通不过的新闻就开一个缺口,空在那儿,所以读者就知道今天那些新闻被查了。比如说 "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之后,有一天,北京的报纸,有一些是整个版面是空的,有一些是整个版面上大部分空的,读者一看就知道被查扣的新闻很多。《申报》九次开天窗,实际上也就是九次抗议,发生这些事,到后来是蒋介石紧张了,他传了一个命令,就是不允许开天窗,必须填上内容,这个天窗一开不是明摆着不满么。"皖南事变"发生以后,重庆《新华日报》的新闻被扣了,周恩来写了四句话,"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就是为了补天窗,因为天窗不行,天窗不能开,那就写几个字吧,但是这个字一写,比这个天窗还要有意思。蒋介石的手段肯定要比北洋军阀更加严厉,但是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时候已经看穿蒋介石,他说了两句话,"搞民主无量,搞独裁无胆",老蒋就这么个人。胡乔木晚年写了一本书,叫《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句话就是当年毛泽东亲口对胡乔木说的。也正是由于蒋搞民主无量,搞独裁无胆,所以他的言论空间没有最后封死。他砍掉一家报纸,人家换一个名字又办起来,所以他怎么弄都弄不掉,怎么掐也掐不掉。他封掉一家报纸,人家会再去办一家报纸,一直处于这么一种状态。当然有一些报纸是一直生存下来了,比如《大公报》、《新民报》,这些都是老牌的报纸,都办了很长时间。 "署真名、负责任" 我们看一件事可以检测蒋介石时代的言论空间,1928年,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这么一帮真正的书生,纯粹的书生,受过西方教育的书生,没有政治的阳谋、阴谋,也没有政治的企图,不想当官发财。这批纯粹的教授、读书人,他们在上海办了一份自己的同仁刊物《新月》杂志。这个杂志本来是一个文艺刊物,是发表诗歌、评论、散文、小说等,跟政治是没有任何瓜葛的,但是他们也看不惯蒋介石当时的一些施政作为,看不惯他对人权的压制,从1929年5月起胡适忍不住写下了一篇文章叫《人权与约法》,向蒋介石发起了第一次挑战,从此一发不可收,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从胡适到罗隆基、梁实秋到后期的王造时,主要是他们四个人,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几十篇非常锋利的政论,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蒋介石、国民党的一党专横独裁,呼吁人权、以宪法治国。蒋介石是怎样对待他们呢?他照样不会有好果子给他们吃。对胡适,先是把他的中国公学校长想办法给弄掉,第一次还没把他的校长撤掉,先由蒋梦麟当部长的教育部给他来了一个训令,训斥一番,意思说你身为中国公学的校长,你怎么可以发这样的文章批评我们的政府呢。胡适的举动很有意思,他将训令装在一个信封里原件退还,说你这个东西不通,我这个校长不是你任命的,我也不用接受你的训令。后来的结果只能是把他的中国公学校长拿掉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国民党方面,特别是上海市党部,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党部,都是雪片一样的电报申请,要求把这个胡适抓起来,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他后来对罗隆基就敢抓,对胡适他不敢抓,胡适的影响要比罗隆基大多了,他是轻易不会去动的。另一方面,比如说鲁迅,他的态度也很有意思。鲁迅认为你们只不过是贾府门前的焦大,你不过是说主人啊你身上的衣服不干净,你应该去洗洗啊,你骨子里还是很爱你的主人,还是愿意做奴才的。我不知道鲁迅的逻辑是怎么推出来的,怎么知道人家心里怎么想,怎么知道人家就是一条心,当时还有一些比鲁迅更左的,就是完全左翼的文学杂志,躲在胡适他们背后放冷箭,也是冷嘲热讽。 胡适跟鲁迅,这两个人都是以言论、思想名垂青史,都留下了很多文章、著作,但是他们俩写的文章很不一样,我不讲小说了,因为鲁迅的小说是另一说,那是文学。讲批评,他俩的批评就是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风格。鲁迅的风格是什么风格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石头下面弯曲的生长",什么是在石头下面弯曲的生长?就是在许多时候常常是曲里拐弯,隐晦曲折,或者是含沙射影,冷嘲热讽,这是鲁迅开创的现代杂文传统。胡适的风格是什么呢?就是把话说明白,没有一丝的含糊和隐晦,不仅话要说明白,而且用要"署真名,负责任"这六个字。"署真名、负责任",千万别小看这六字真言,它在言论史上实在是太重要了。当然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起个笔名的自由,鲁迅因为"鲁迅"的笔名字写小说出名了,再来批评社会,署名"鲁迅"也挺好,也没问题。但鲁迅经常不署名"鲁迅",他在《申报》写了一年的文章,用了几十个笔名,有时候写一篇换一个笔名,也许他有他的理由,国民党不让他的文章见报,他们怕"鲁迅"这个名字。当时的事实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事实就是他用了很多的笔名,满天花雨般的笔名,来跟国民党展开壕沟战,而不是肉搏战,胡适的方式叫肉搏战,肉搏战就是许褚赤膊上阵。不但鲁迅,后面跟鲁迅学的人很多。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言论风格,放在百年言论史上,我们来比较那一种更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更有利于把话说明白,把事说清楚,把理讲明白,应该说基本上是清楚的。当然,鲁迅也有直截了当地写下《纪念刘和珍君》的时候。我对鲁迅依然充满敬意。 胡适以及赞同胡适的人,在百年言论史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往往是占主流的。那些跟胡适做出了同样选择的人,有很多是当年言论界非常重要的重量级人物,比如说当时几家非常重要的报纸,主持笔政的人,像《大公报》主持笔政的,张季鸾,以及第二代的王芸生,办《观察》的储安平,大部分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包括傅斯年等人。当然,张季鸾他们在《大公报》的社评是不署名的,这是他们复刊时定的一条规则,《大公报》社评例不署名,为什么不署名?他们认为拿笔杆子的人,要他不好利可以做到,但要他做到不好名很难,所以他们在新记《大公报》1926年复刊的时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矩,以后我们的社评,大家都不署名,不管你写还是我写,我们几个人都不署名,要为后辈树立一个榜样,就是说我们既不求利,也不求名。所有以社评面目出现的言论,都由报社负责。其实读者还是知道这些文章是谁写的,因为由哪些人执笔写社评不是什么秘密。 "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 有时候我会感慨,回顾历史,鲁迅在1936年去世之前的中国,他的言论影响并不大,真正影响大的是哪些人呢,是张季鸾他们。张季鸾,不说他1926年之前的事,那时候他已经很有影响了,1926年到1941年,他主持《大公报》的笔政15年,大家都知道《大公报》是当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是真正的民间报纸,蒋介石也要对它让三分的,蒋介石对他让三分里面没有虚伪的成分,因为蒋介石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民间报纸来了解一些社会信息。他知道这样的信息在他们国民党自己办的党报《中央日报》里是了解不到的。《中央日报》肯定要取悦于他,不会跟他说真话,就像袁世凯当皇帝,那《顺天日报》还有两个不同版本呢,他儿子专门办了一个版本,给他一个人看的,每天就印一份。这一份说什么呢,说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舆论,都是支持他称帝的,直到有一天,偶然的一个机会,他发现家里的《顺天日报》和外面的不一样,同一天的报纸,他一看内容完全不一样,包括日本人都是反对他称帝的。蒋介石对《大公报》向来是当作一种参考资料来看的,所以他是每天必看,张季鸾他们的社评也是每天必读,他要从这里面了解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有哪些最新动态,各方面有些什么想法。 其实蒋介石跟张季鸾是有仇的,但是他不记前嫌,既然蒋表示大度、宽容,张鸾也就原谅了蒋,所以后人看来他俩似乎变成了密友。其实,当初蒋介石刚刚上台的时候,1927年,张季鸾在天津《大公报》发表过非常严厉的社评,题目叫《蒋介石之人生观》,但是蒋介石后来还是跟他有了非常好的交情,把他看作国士,张季鸾身上也有中国传统知恩图报情结,所以他对蒋介石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尽管如此,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基本原则。《大公报》的基本原则一共是四条,就是四个"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就是我这个报纸是独立的,不隶属于某一个党派,随你什么党派。"不卖"就是说你给我,我是不要的,我不接受任何的经济资助,不管来自哪方面,政府的还是民间的都不要,我就自己私人资本注入,办得下去就办,办不成就拉倒,不要外来资金,所以叫"不卖"。"不私"就是我们不把这张报纸看作我们几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一个公众说话的天地。"不盲"就是说既不依附于权力,不媚上,也不随大众、流俗的意见而意见。就是这样一个四项基本原则。蒋介石跟张季鸾,关系归关系,张季鸾对自己的四"不"方针始终还是恪守的。所以他写的文章对国民党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放弃过对国民党的批评。 在这个过程当中,国民党也有过几次容忍不了《大公报》的时候,这样的事更多是发生在张季鸾去世后、王芸生执笔政的时候,比如说王芸生写了一篇特别有名的文章,叫做《看重庆,念中原》,里头就讲,中原的老百姓连树皮都没的吃了,观音土都吃光了,还要去抽苛捐杂税,看看重庆的这些肠肥脑满的大亨们,那些富得流油的权贵们,整天还溜着狗呢,他们的购买力还强得很,还要玩这个花样那个花样,消费通过驼峰航线用飞机空运过来的奢侈品。(大意)这篇文章一出,可想而知一定是洛阳纸贵,但是蒋介石勃然大怒,写下了"勒令停刊三日"这一行,这还是轻的,停刊三日,三天以后就可以再复刊。 从1926年新记《大公报》复刊到1949年,这二十多年间,上至蒋介石、下至华北的最高长官宋哲元之类,《大公报》跟权势的较量始终没有断过,一直就是不断的较量。《季鸾文存》虽然是一部传世的经典,但张季鸾他们写的那些文章我们现在已经不太容易看到。当年他每天在这个报纸上写文章,评论国内外的大事,包括西安事变发生之后,之所以发生戏剧性的转折,这里头有很多原因,包括斯大林要求共产党释放蒋介石,包括宋美龄他们去作工作,包括张学良对蒋介石还是有割舍不断的感情,这些因素都存在,另外还有一个并非可有可无的因素,就是张季鸾的一篇文章《致西安军界的一封信》,这封信就是《大公报》的一篇社评,宋美龄大喜之下,请他们加印十万,用飞机到西安的上空去散发,遥想当年十万份《大公报》飘落的情景,那是一个怎样的场面。据说这封公开信在东北军将士当中产生了很大的震撼,对于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张季鸾还有一篇文章叫《最低调的和战论》,这篇文章是在南京即将被日本人攻陷,他在武汉《大公报》写的一篇社评,在这篇社评当中,他提出"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当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绝对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倘南京不幸被占,应明白拒绝名为调解实为屈服之一切议论。"当时德国驻南京的大使出面斡旋中日争端,要逼蒋介石和日本人在南京签订城下之盟,也就是签定一个屈辱的条约,允许日本军队进来,然后国民党政府做傀儡,国民党上层的军政要人中有犹豫、有动摇,至于普通的老百姓,在这些事上面并没有发言权,态度也是非常分化的,有些人这样想,有些人那样想,总之是无所适从。张季鸾的文章里头就把利弊讲得特别清楚,他用裹脚布一样的白话文,他使用的虽然是白话文,但还是裹过小脚的,在当时那样的民族危机关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很骄傲。 张季鸾有两个最心爱的传人,一个是王芸生,另一个是徐铸成。他曾经对徐铸成说过一句话,"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对他的这句话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可以证明。"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中华民族到了存亡危急之秋,《大公报》不过是一家小小的地方报纸,当时它只有一个天津版。第二天,他们《大公报》的几个巨头,胡政之、张季鸾就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郑重其事的召集了全报馆的编辑记者来开会,这在《大公报》是很少有的,他们一般不开会的。他们在会上庄严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了国难阶段,我们《大公报》要有所作为,什么作为呢?做两件事,一,设立一个新的栏目,这个栏目叫《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因为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发生关系,到"九一八"为止,正好是六十年,这中间发生很多事情,包括甲午战争,包括中日朝鲜的争端,包括"二十一条",一直到"九一八",但是真正把这六十年的历史,恩恩怨怨,非常仔细的清理一遍,这件事没有人做过。政府没有这么做,历史学界没有这么做,一家小小的报纸要主动去承担这么一个重大的课题,这是一个举措。这个举措他安排了两个人:高松年,王芸生。这时候王芸生刚刚出道,还没名气,一个小青年,只有二十九岁,高松年很快就觉得自己吃不消,他觉得干不了,这是很辛苦的工作,要整天跑北京,跑故宫,查很多的档案,要去调查很多的史学家,当事人,外交官。所以他就说,王芸生你一个人干吧。王芸生就一个人干了。没想到,一干就成了,两年时间就写了二百万字的著述,把这段历史基本上清理出来了,当然他没有理到1931年,他只是理到1919年,1919年后最终都没有完成。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成了一个日本问题专家,不出两年,连蒋介石都觉得王芸生了不起,成了中日问题的权威了,请他到庐山去讲"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第二个重大举措是什么呢?就是创办一个新的周刊,每星期一期的《军事周刊》,这个《军事周刊》,就是教育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包括军事知识,包括救护知识,怎么样躲避飞机轰炸,怎么样拿枪干等等,一家报纸要承担起这样重大的使命。请什么人来主持呢,当时请的是中国最优秀的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他在留学日本的时候,曾和蔡锷一起被誉为中国的"士官三杰"之一。 "我愿抱独身主义" 所以一家小小的报纸,在国家危难时刻,它是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一个新闻记者的作用,有时候往往在一个政治家之上,政治家是一时、一地的,如果是民选的,那还有任期的限制,而新闻记者是可以干一辈子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人,包括我没有讲到的,像林白水、邵飘萍,他们被杀害了,这些人都是非常有才华的新闻记者、报人,他们的一生当中,都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升官发财。当官从来都是中国最好的出路,在中国这个传统社会格局当中,因为这个重心始终在权力这个层面,权力代表一切,主宰一切,一个普通人选择社会出路的时候,他往往选择做官,做官比做报人、做学问轻松多了,学问是很苦的,要皓首穷经,熬断青丝,做报人要熬夜,要跑腿,而且有风险,做官是不费吹灰之力,每天坐在哪儿,跳跳舞,陪陪客,喝喝酒,主要是应酬,做官在中国是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的,因为中国的政治从来不是责任政治,他没有责任,只有好处,当然那要在权力舞台上确保不能失败,要永远是赢家,赢家通吃,一旦失败了就什么都不是,而且可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那他就完了,长期以来我们都是这么一种状态。 许多报人本身都是很有才华的人,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出路,中年时候因为出了名,也有很多出路,就是说当官的机会是大大的,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机会。你比如说陈布雷,那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报人,当年,他年轻轻就在上海《天铎报》执笔论政,呼唤辛亥革命,一举成名,后来在上海主持《商报》笔政,呼唤北伐战争,那时蒋介石都对他的文名闻名已久,所以蒋才会请他到南昌去见面,同是浙江人,就以老乡的情分,以礼贤下士的虔诚,再三的恳求陈布雷帮他做事,陈经不起这种恳求,居然答应了。所以中国报业史上少了一个叫"畏垒"的报人,中国幕僚史上就多了一个悲剧,他最终的结局是吃安眠药自杀,他的死也同时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性事件之一。 陈布雷在蒋介石身边,经常想拉一些很优秀的报人,像徐铸成,也有意让他们走他这样的路,徐铸成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他对陈布雷说:"我愿抱独身主义"。他认为自己做报人就是抱定一个独身主义,叫他加入国民党那就是失身,所以他不愿意干。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报人要保持自己的无党无偏之身,保持独立人格。没有这样的独立人格,他要去批评别人,要批评这个社会,那恐怕他是没有这个底气的,他也没有这个资格。 正因为我们曾有过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些事,就构成了我们在20世纪前半叶一个相对微弱的舆论空间,在这个舆论空间当中,一个脆弱的民间社会本来是可以形成的,一个独立于朝廷之外的,在皇帝的餐桌之外过自己日子的,按老百姓自己的意愿去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从这条路走下来,我们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进程会大大加快,我们在唯一的权力重心之外,另建一个新的社会重心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换言之,社会跟国家分离,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将永远走不出以暴易暴的循环,走不出成王败寇的旧框框。看一部中国史,我们从来都看不到用和平的手段实现制度转型,看不到用和平的手段实现朝代更迭,没有看到过。辛亥革命是唯一的一次,用一种新的制度去取代旧的王朝的一次变动,但它也是用暴力完成的,虽然这个暴力不大,但是这个暴力不大,后遗症很大,后面接着就是军阀混战了。正因为它前面折腾得不够,后面的症状就更可怕了。假如说他前面是血流成河的,是死了千千万万人造成的。那么辛亥革命以后可能是一个太平天下,因为他建起来的世道是他一家说了算的,完全能够掌控的,但辛亥革命不是这样,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党人毕竟追求创立一个新的民国,他们虽然使用了暴力,但自身没有那么强大的暴力,所以很快就被更有暴力的人给取代了,最终还是要进入血的轮回。北伐战争,蒋介石用黄埔缔造的军队夺取了天下,跟袁世凯用小站练的兵夺取天下道理是一样的。每读中国史,我们总是看不到社会的进步,能够用流血之外的办法加以解决,历史的"周期率"还是没有跳出来,黄炎培的高兴还是早了一点。谢谢大家。 [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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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e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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