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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岁少年推出畅销新闻软件
- 百万美元可在首都华盛顿买什么样的房子？
- 自由本天賦 何須當權者施捨恩賜
- 认钱还是认人
- Letter to Hong Kong
- 垃圾電子信息無問題？
- 港台數碼電視廣播前瞻
- 發展港元債券強化退保
- 規劃新界東北搞研發？
- IT助人無小事
- 两个舆论场的纠葛/渗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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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中的“怀疑综合症”
- 中国人为什么离开中国？
- 【西哈努克】2012年31期 11月5日刊
- 在美华裔从政生态全透视
- 解析中共党代会如何运转：中共十八大换届技术分析
- 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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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最“反直觉”的伟大生物学发现：化学渗透（三）
| Posted: 05 Nov 2012 02:15 PM PST 核心提示：Summly是一个手机应用程序，提供最新新闻摘要。在苹果线上商店推出短短两小时就达到排行榜第九名。 原文：Summly: Teenager launches top-selling news app 作者：BBC 发表：2012-11-5 本文由Fish翻译。  【伦敦少年课余时间开发出畅销APP】 Summly，是由十七岁的伦敦少年Nick D'Aloisio设计的，通过本软件，Nick D'Aloisio从投资商手中获得了至少100万美元的资金。其软件支持者中有Stephen Fry，科技城总裁Joanna Shields，新闻集团总裁默多克等。 然而，Summly推出前却不被苹果店审查人员看好，审查员Oliver Devereux写到："软件的导航十分不清楚。"另外一个审查员则认为"很不直观。" 但是该程序在用户评分区域平均得分为4分，不过从软件与用户群整体来看，还是有十分有可能获得5分满分。 Nick D'Aloisio在课余时间萌发了这一想法，做一种手机应用软件可以自动集合新闻摘要。软件是免费的，界面上有许多新闻摘要，当用户手机扫过某项时，他们就可以查看更多相关内容。 Nick D'Aloisio告诉英国广播公司："我们努力让软件在iPhone上的界面更加美观。我们把精妙的算法和美观的界面合并在一起，让它可以在1分钟内扫描数千文章。" "大视野" Nick D'Aloisio在他17岁的生日晚会上，任命Bart Swanson主持Summly背后的公司运营， Bart曾经负责在欧洲推出AMAZON零售店。 Nick D'Aloisio表示："我认为公司从长远角度来说十分有可能成为大公司。我们把新闻主要内容保留，删减部分内容，因为人们不希望看1000字的文章，他们更希望看到简单精准的信息。" 用户可以支付小额费用，用于看完整的文章内容。 Nick D'Aloisio说："传统发行商被支付系统所局限，他们要么给出标题要么给出全文，而我们真的可以在摘要这个层次盈利。" Nick D'Aloisio希望可以继续完成学业然后上大学，但是也继续经营公司。 "我会留在公司，因为我是创始人，我希望能看见以后公司能有大的发展。"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 Posted: 05 Nov 2012 01:43 PM PST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得奖后，曾笑说想用百万美元奖金在北京买房，引起传媒与网民热议。看到这条消息，我也来了劲，因为我最近正在收集、研究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资料，加之身居大华府地区，所以就找出首都华盛顿市内及近郊价值百万美元、正在待售的一些房屋资料，看看现在百万美元究竟可以买到什么样的房子？ 以下这六栋房子，前面四栋都在华盛顿市内西北区，这个区域属于高档地区，各国驻美国大使馆都集中在这一区域，最远的一栋房子，离开市中心的白宫也不过五公里，大约相等于北京的三环之内。最后两栋房子在首都郊外的贝塞斯达，这是马里兰州一个高质量的居住区，许多华人以及首都地区的上班族都住在这里，坐地铁红线从贝塞斯达到华盛顿，只要20分钟。
 房屋一：座落在西北区39街上的这栋连排屋，要价106万美元。这幢房子建于1929年，欧洲建筑风格，以前上海法租界的许多所谓"洋房"，不少就是此类建筑。这栋房子上下4层，有5个卧房、4个全浴室，使用面积370平米；土地面积(宅基面积加上花园) 330平米。在华盛顿特区，此类连排屋的花园都比较小，也没有自己的车库，所以汽车只能停在路边。不过这栋房子有个后院，已经改成小的停车场，可以停3辆小型私家车，所以在停车难的首都，这是十分吸引人的。  房屋二：座落在西北区47街上的这栋独立屋，叫价99万美元。这栋房子离法国驻美大使馆不过几个街区，有3个卧房、3个全浴室、2个半浴室，使用面积270平米，土地面积(宅基面积加上花园) 530平米，这栋房子建于1940年，是典型的殖民式建筑，在首都的老房子中，算是小弟弟。
 房屋三：这栋房位于西北区的45街，要价92万美元，平房建筑，连地下室共两层。有4个卧房、4个浴室，使用面积265平米，土地面积 (宅基面积加上花园) 570平米，有自己的车库，两个分开的大门，可以变成两个独立的单元。  房屋四：叫价99万美元。位于Chapin街上的这栋连排屋，可说是百岁老房，建于1905年，不过看上去比许多新造的房子还要坚实稳固。这个街区在白宫的正北面，开车两、三分钟的距离。这栋房子上下也是4层，有5个卧房、3个浴室、两个厨房。使用面积250平米，土地面积(宅基面积加上花园)180平米，没有私家停车位。在这里买个百万豪宅，只能将车停在路边，而且街道很窄，还必须有高超的停车技术。 房屋五：这是贝塞斯达迪肯大道上的一栋新建独立房，叫价120万美元。原本这个地区都是比较小的老房，这几年随着房价的下跌，一些小型建筑商乘机用低价将这些老房买下，然后推倒重建成大型新式独立屋。这栋房子有5个卧房、4个全浴室、1个半浴室、双车库，使用面积270平米、土地面积(宅基面积加上花园) 510平米。
 房屋六：这栋房子与房屋五只有一街之隔，也是新造的独立屋，叫价119万美元。这栋房子有6个卧房、5个全浴室、1个半浴室、单车库，使用面积380平米、土地面积(宅基面积加上花园) 470平米。
以上这六栋房子，都是在市场上待售的，要价百万美元左右。其实，首都华盛顿以及周围地区，房屋的价格并没有这样高，有许多价格在二、三十万美元的公寓，也有六、七十万美元的连排屋。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资料，2010年大华府地区的华盛顿-阿灵顿-亚历山德里亚(Washington-Arlington-Alexandria) 的二手房中间价为32.53万美元，比2005年的42.58万美元低了很多。但最近这两年，尤其是2012年的下半年，这个地区的房价开始加速回升。 据"鉴定者(examiner)"网站的消息，大华府地区的房价，有些区域已经超过房屋泡沫破裂前的最高水平，比如华盛顿特区房屋泡沫破裂前的最高房屋中间价是2005年11月的45万美元，这个价位已在2012年6月被突破，达到45.7万美元；阿灵顿县泡沫破裂前的最高房屋中间价是2006年6月的52.5美元，2012年6月被突破，达到55万美元；亚历山德里亚市房屋泡沫破裂前的最高房屋中间价是2007年7月的47.5万美元，2012年5月被突破，达到50万美元。 从整体上看，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经历了自2005年开始的大崩盘、大调整后，目前已经进入恢复期，一些大都市的房市，比如纽约、大华府、旧金山等地更是一马当先，恢复得很快。房地产市场的恢复，对美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将起到重大推动作用，难怪许多经济机构预测美国将在今后四年新增上千万的工作岗位。 文中照片均为Xiao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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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5 Nov 2012 07:23 AM PST （原載於：http://hkwolfslayer.blogspot.hk/2012/11/blog-post.html） 繼左耳陳「嚴防港獨」論、腦平「斷水斷糧死城」論、夢熊大師「廿三條」論，左派打手接連發炮，今次終於輪到譚惠珠大發謬論，表示香港人所享受的自由，乃「內地和《基本法》給予，並非英國人」，奴相盡現，臭不可當。古時太監對著主子彎腰搓手，受罰還要叩首高呼「謝主隆恩」，其醜態也是大概如此。無綫即將播映《大太監》一劇，不知是否要對他們好好諷刺一番──身為半官方喉舌竟然膽敢詆毀我們一班愛國愛港人士，洩露國家機密，大逆不道，真是要上報天朝，派個欽差大臣來好好整治整治。 譚惠珠一句「港人自由是內地給予」，就出賣了這幫土共對於自由人權這些現代概念及普世價值的認知如何落後，可能還停留在幾百年前的封建思維。駁斥譚惠珠的謬論，可從兩個層面講。理論上，天賦自由的概念早於數百年前已經植根在西方自由主義的思想中，所謂「天賦」源於西方自然法則（natural law）的哲學傳統，並在基督教影響下滲雜了「上帝」的觀念。西方自由主義的哲學相信，自由並非由外在力量（例如政府）所賦予，而是一種生而有之的權利，約翰‧洛克（John Locke）指出人擁有生命、財產、自由的自然權利，這些權利跟人不可分割，不能受到當權者的隨意剝奪，盧梭（Rousseau）提出「人生而自由」。因此《世界人權宣言》開章第一條就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聯合國憲章》宗旨是「增進並激勵對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自由是人人生而有之的自然權利，不是當權者龍顏歡悅就施捨半分、他日不喜歡即可隨便收回的恩賜，他們沒有如此資格，亦不具備這個能力。 即使從法理層面，譚惠珠說的也是狗屁不通。正如上述，自由是人生而有之的自然權利，跟中共領土不同，無論口頭上還是實際上都是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憲法的作用並非皇恩浩蕩般將自由賜予賤民，憲法只不過是將天賦的權利白紙黑字寫出來，加以確立和保障而已。退一步而言，就算自由和人權是法律和政府賦予的，那個也絕非大陸當局，而是港英政府。在九七之前，港英政府將英國普通法制度引入香港，其實已經等同建構了以英國普通法為框架的人權規範，令港人基本權利如言論自由、私有產權獲得一定保障（雖然仍有不少限制，但其自由程度一定比同時期的大陸、台灣，甚至其餘亞洲地區為高）。六四事件後，港英政府進一步制訂並通過《香港人權法》，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大部份內容引入香港法律，並且使之具備凌駕性的半憲法地位（如《公安條例》部份條文因與其牴觸而被廢除）。正因如此，由於港英年代奠定了完整的人權框架，中共逼於政治形勢才答應保留香港的人權自由。基本法是政治形勢造成的結果，不是政權的甚麼大恩大德。說出香港自由乃內地給予的人，只要問自己一句：沒有港英，中共會否給予香港如此自由（例如中共四九年直接「解放」香港）？搞清這點，你說香港有自由，中共功勞大還是港英功勞大。 類似的邏輯，將礙於政治現實的決定說成莫大恩賜，近日屢見不鮮。例如港人原本在完善的化淡和貯水系統下可以完全享有自給自足的供水，但後來在中英政治角力下港英放棄供水自主權，以致今日香港付出高昂代價購買東江水，還要被土共譏為依附大陸生存，香港自主供水非不可為，實不為也（詳情可讀＜為何香港依賴東江水？＞一文）。至於大陸售賣便宜食物和日常用品是「益香港」，自由行來港消費又是「益香港」之類「公又佢贏，字又佢贏」的邏輯，也不必筆者多講了。當權者如此嘴臉，我可以理解，其爪牙走狗如此嘴臉，我也可以理解（搵食啫），最不可理喻的是其治下人民都是如此嘴臉。還是林語堂先生那句妙：「中國就有這麼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階層，利益每天都在被損害，卻具有統治階級的意識，在動物世界裡找這麼弱智的東西都幾乎不可能」，明明吃地溝油的命，卻操中南海的心，或許在大陸給人逼瘋了，見香港人好欺負，又是黃皮膚，便在這裡發瘋撒野，好發洩一下。 對著這樣的暴政，這樣的人民，兩個字：吹漲。跟他們說法律、說歷史、說道理，真的認真就輸了。 |
| Posted: 05 Nov 2012 06:06 AM PST 金钱不能买到一切，但我们应该细看，生活中哪些东西不是以或明或暗的方式买来的？在普遍尝试认人而不认钱的社会里，人们过得怎样？只有如实回答，才不会脱离现实、愤世嫉俗和夸夸其谈。 《经济观察报》之"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专栏（35） 认钱还是认人 薛兆丰 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新书《钱不应该买什么（What Money Can"t Buy）》中列举了大量花钱购买商品、服务、甚至特权的例子，其中包括向黄牛党购买热门讲座或莎士比亚剧的门票、付钱插队看病、付钱购买公路的行驶权、企业付钱购买污染权、家庭付钱购买超生权等等。桑德尔认为，这种交易对那些"由于资源有限而付不起钱的人"而言是"不公平"的。 任何商品都得标价，标了价就有人买不起，照桑德尔的逻辑，为了公平，商品就不该标价，而应该全世界人民一起排队领取。于是，我有两个问题：一、桑德尔教授和家人平日是否跟非洲的儿童一道排队看病？二、在分配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假如不拼钱，那么人们将改拼什么？ 首先，桑德尔肯定没跟非洲儿童一道排队看病。桑德尔是哈佛教授，平日住在美国，而美国并非向全世界开放，非洲儿童没法随意入境，所以桑德尔必定享受了比非洲儿童在时间上优先、在质量上优越的医疗服务。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究其根源，就是美国人比非洲人更有钱。那么，美国人仅仅因为出得起钱，就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民优先获得优质的医疗服务，而非洲人民仅仅因为没钱就无法治病，从桑德尔教授提倡的公平观看，是否道德？恐怕除了生活在废除了货币的极左社会里的人外，这个世界谁都是不道德的。 这不是要抬杠，而是要指明事实。任何有价值的讨论，都应该以事实为出发点。事实是，今天世界的绝大部分资源，都首先是按照富者先得、富者多用的规律来分配的，而实现的机制大致就是买卖。一个享受美国波士顿地区医疗服务的教授，挤占非洲儿童的医疗资源恐怕是上千倍的，相对于在中国向黄牛党付钱买挂号的病人来说，那是一千步笑二十步。我们要认识到，大量至今仍然被人误以为不可买卖的东西，实际在进行着或明或暗的买卖。 当我们在深秋里感到寒意，插上油汀取暖器的电源时，我们向山西的煤矿工人购买了健康，是他们以从未白净的身体，降低了我们染上感冒的几率；当警察在街头和匪徒交火的时候，我们以纳税的方式购买了警察用生命换来的治安；当一个既反对同性恋结婚、又希望自己的子女获得免费教育的选民，把选票投给了既支持同性恋结婚、又将实施儿童免费教育的政党时，那些旨在促进同性恋者结婚合法化团体，就以支付政治献金的方式，购买了那位选民的选票；当一个作家买下一支光亮的钢笔时，他也买下了电镀厂附近居民的健康；同样道理，那些购买了桑德尔教授的书籍的读者，实际上用钱买下了许多失学儿童的识字权，因为如果不是桑德尔的书那么好赚，有些纸张是会用来印识字课本的。 如果在我们享受灯光、电暖、安全、教育、阅读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别人为此有所付出，那才是无知；在抚弄那支光亮的钢笔时，并不愿意支付环境污染费，那才是不道德的。健康、生命、选票、免于污染、免于无知，本来都是神圣的人权，但在真实生活中，却是在有价地交换着的。我们不应该对这个基本事实佯装不知，并对不可能实现的道德准则高谈阔论，而是应该视人性为给定的前提条件，并探究在人性始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社会应该采用何种规则，才能取得比较可取的结果。事实上，正是这些交易，促成了分工，矫正了不公，增进了和平、财富和幸福。 其次，假如不拼钱，那会拼什么？显然，如果不拼钱，就会拼其他的。一般地，一个不"认钱"的社会，它就不得不"认人"。所以，切中要害的讨论，并非仅仅讨论"认钱"好不好（与天堂相比，"认钱"当然充满了不公平），而是如何在"认钱"与"认人"之间两害取其轻。 诚然，我们有许多需要"认人"的场合，恋爱、雇佣、教学就是典型例子。在这些例子中，男女双方、雇佣双方、教学双方，与其说是在进行买卖，不如说是在择偶。这时，"认钱"就往往不是上策，因为双方寻求的都主要是非金钱的品质。也就是说，在交易的双方都需要"挑客"的情况下，"认人"的标准往往比"认钱"的标准更可取。 然而，只要有一方没有挑客的需求，那么"认钱"就往往是更可取的。例如，尽管顾客买衣服时都很挑，挑质地、挑颜色、挑剪裁等等，但只要裁缝觉得不必挑客，他就可以按"价高者得"的方式卖衣服。又例如，尽管大学教育旨在寻找合作伙伴，所以应该以"认人"为主，但幼儿园教育则是旨在提供照看服务，所以不妨以"认钱"为主。我们知道，物物交换的交易费用极高，因为匹配的交易者相遇（称为双向巧合，double-coincidence）的几率很低；而交易当中只要有一方是认钱不认人的，那就能极大地增加交易的机会。这恰恰是货币的基本妙处。 问题是，卖方究竟是否应该"挑客"？一种情况，是卖方乐意"挑客"。如果是这样，那他就必须承担"挑客"带来的金钱损失。如果卖方非要限定讲座、戏剧、著作、公路、三明治和卧铺票的潜在客户群，把他们限定为学生、货车、白人、处级以上干部，那么卖方就是在实施这样或那样的歧视；而实施歧视的代价，就是卖方不能在更大的潜在客户群中按"价高者得"的方式获取最大的金钱收入。换言之，卖方是在以付出金钱的方式购买了歧视顾客的权利。 经济学家阿尔钦（Armen Alchian）、卡素（Rubin Kessel）在1965年一篇题为"竞争、垄断和对金钱的追求（Competition, Monopoly, and the Pursuit of Money）"的文章中论证：正是由于实施歧视会造成金钱损失，所以当人们必须自己承担歧视所造成的金钱损失时，他们就会产生抑制歧视的积极性，从而减少"挑客"的行为。直白地说，越是市场竞争激烈的地方，商人就越会"认钱不认人"；而即使在以寻求适配为特征的职场，处于竞争压力之下的雇主，也会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歧视，做到"认才能而不认人"。 这毋宁是好事，因为非人格化的金钱，取代了人格化的其他特征，恰恰使得"生而不同等"的人们（性别、人种、肤色、宗教、等级、贫富、党派各异），能够保有其自身的特点，并面对最少的障碍来追求"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在一个"认人"的社会里，一个黑人除非漂成白人，一个文革反对者除非伪装成支持者，否则他们很难平等；但在一个"认钱"的社会里，一个黑人只要设法赚到20元，那他买到的汉堡就跟白人买到的一样大；一个文革反对者只要设法赚到200元，那他享受到的网速就跟文革支持者的一样快。 另一种情况，是卖方被迫"挑客"。在实施种族隔离政策地区的卖主，或受到价格管制掣肘的商人，或那些基本取消了价格甚至完全取消了货币的计划经济试验区里的人们，他们由于无权向出价最高的人出售商品，所以他们就自然而然地会采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标准来"挑客"，即实施歧视。最后，当政府的权力代替了商人追求金钱收入的动机之时，就是白人先吃、高官先用的社会到来之日。人类不是不曾尝试过那样的社会，那样的社会是恶梦。 金钱固然不能买到一切，比如理智；但在高唱"钱不该买什么"前，我们应该细看，生活中哪些东西不是以或明或暗的方式买来的？我们还应该追问，在普遍尝试"认人"而不"认钱"的社会里，人们过得怎样？只有如实回答，才不至于脱离现实、愤世嫉俗和夸夸其谈。 |
| Posted: 05 Nov 2012 05:58 AM PST If the first month of the new term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has been any indication, the coming four years will not be like any other before. If the Chief Executive's administration is a hot kitchen, the temperature level at the Legco would not be lower either. As a new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 have a lot to learn, not only in the customs and rules under which the council is conducted, but also the political dynamics, and the tug of war that has already started, obliviating any proverbial honeymoon that might have previously existed. As a member of the pan-democratic, camp elected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while I stand firm on the position for universal suffrage and the eventual but earliest removal of the unjust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ystem, I also believe that advocating for better policy support and community awarenes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T in Hong Kong is equally a matter of public interest. IT can be a real force in the revitalization of Hong Kong's economy and our society. The conventional mindset of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is that we have no place in the technology industry. Oh Hong Kong's market is too small, and we don't have enough talents. Yet, these are the excuses that Hong Kong has created for ourselves, to cover our own eyes from the truth that our business people have become too short-sighted in wanting to make the quick bucks, and our government has been relying too much on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property market. If all the other Asian dragons can – Taiwan, Korea, Singapore – why can't we? It is true that people, or talent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developing high technology. We may not compare with China in numbers and quantity, but we have quality and the right innovative and free culture. We have world-class research and teaching universities. Top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students trained by our institutions have consistently been recruited straight out of the classrooms to Silicon Valley, Beijing, or Singapore. As the Chinese saying goes, we are making the wedding dresses for others. While our community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T-savvy as users, where our young and even not-so-young people keep buying the latest electronic gadgets, we have discounted our own capability to be the producers in this most lucrative sector of all in the world, technology. But in fact, our rule of law,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dvanced tele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and open regulatory regime, and 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ll make for a great environment for developing technology. We are not behind but possibly ahead of our regional competitors in all these regards. We only lack government support and community endorsement. As Steve Jobs once said, "We don't know where it will lead. We just know there's something much bigger than any of us here." How true, especially after what we should have learned about where an over-reliance on property and financial services will lead us, from the bursting of one bubble to another, creating wealth for a select minority, rather than empowering everyone with knowledge, jobs and opportunities. On October 17, Chief Executive CY Leung came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 address us on his policy vision. Ironically, we heard more about what he was not about to do, than what he said he would do. While Mr Leung presented himself as a man of change and action just more than half a year ago as a candidate, now he turns out to be more conservative than anyone has expected. He tells us that 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not the impossible. I think he has purposely twisted it as an excuse for not tackling any problem with any political risk or any potential loss of face, coping out of any attempt to turn anything from the impossible to the possible. One of those initiatives that Mr Leung has given up on is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on, under which a bureau dedicated to the policy-making, execution and regulation of IT and broadcasting affairs will be re-established, has been shelved. This is most disappointing as I can testify that during my election campaign, re-establishing the technology bureau was definitely among the top of the wish-list of the IT sector. Why are we IT people so keen on having our own technology bureau? For one, it is about respect and recognition.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of Donald Tsang has stripped IT from its top level of policy bureaus, merged us with the commerce and industry policy bureau and even removing the word "technology" from the name of the bureau, leaving us with much more than a snap on the face but realistically, a combined bureau with too much work to handle. The result is a virtual standstill in terms of new or effective policy support for the developing of IT, communications and broadcasting in Hong Kong, while the rest of the world breezes past us. Re-establishing the technology bureau is not a proposal designed just to help our own sector, but one that will creat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Hong Kong's economy to advance. We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diversifying our economy ever since the financial tsunami, but what have we done? Even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has told our last Chief Executive Mr Tsang in his face that Hong Kong should develop a viable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but, still to no avail. Now that Mr Leung has shelved the technology bureau, what can we expect, no, what should we demand our government to do? First, I have started to work with other leaders in the IT industry to form an action committee to start to formulate industry policy and concrete action proposals for the government, to demand that Mr Leung will put more focus and actual support measures for IT in his upcoming policy address in January. But, having an internal leader for IT in the government is still important. Falling short of having a separate bureau for technology and its own Secretary, will Mr Leung appoint an undersecretary for the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from the IT sector, and find someone with the knowledge, vision and drive to help make these changes now? This is what I am going to demand Mr Leung to act for us now, and for Hong Kong. I believe if we are going to create an atmosphere favorable for developing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ideas in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s, we must put our focused efforts on four key pillars: image, talent, market and investment. Our young people or even their parents are not aware of the potentials that a technology career can bring. So, we must work on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for IT people with urgency, and I am glad that the Office of Government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has already initiated a task force 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o push in that direction. We must also work with the academia to urgently improve both the quality and the quantity of the intake of students to IT and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Everyone in the industry knows how difficult it is to hire IT people these days, and that is what students and parents should also know, how in demand IT graduates are, and the potentials for a challenging and rewarding career.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find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local market, so that companies can make better margins of profits, and reward their employees more competitively. Then, investors will come back. So, these four pillars – image, talents, market and investment – will go hand in hand to support the creation of more quality jobs for young people in Hong Kong, not as property or financial salespersons, but as someone who can be proud of the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or services that they create with their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Former US President Bill Clinton once said, "The future is not an inheritance, it is an opportunity and an obligation." And he also said, "The price of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is far higher than the price of change." Hong Kong must change. And we can do it. Letter to Hong Kong, on RTHK Radio 3, November 4 2012  |
| Posted: 05 Nov 2012 05:27 AM PST 隨着WhatsApp等流動通訊軟件普及，很多人都收到不少垃圾信息，我也曾收過來自本地補習社、時裝店等的WhatsApp廣告，甚至色情網站廣告。有見及此，我在本周立法會會議上，向政府提交了書面質詢，希望知道政府會否檢討已生效超過四年，但市民普遍未見執法成效的《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 政府在回應中透露，有關經WhatsApp等應用所衍生的舉報個案由去年的三宗，激增至今年十月中的103宗。這數字說多不多，但肯定有很多用戶沒有舉報。我明白在開放的互聯網環境下，要杜絕這類信息幾乎不可能，但亦非無法改善情況，奇怪的是，政府竟說條例是科技中立的，可規管任何電子信息，因此就不計劃檢討！ 對此，我不能不寫個「服」字。別說流動信息，就是人對人促銷電話的滋擾也不減，問題明顯存在。否認問題存在，連諮詢改善也不肯，問題是不會自動消失的！我會繼續要求政府檢討這條例。 2012.11.2 刊於《晴報》《IT天下》專欄  |
| Posted: 05 Nov 2012 05:24 AM PST 上周六出席了港台的節目顧問團會議，就其數碼地面廣播電視頻道發展方向，分享意見。港台計劃於2013年第二季起試播三條頻道，包括一條高清頻道，播出自製及外購節目；另兩條高清頻道之一將轉播立法會會議和重要記者會，另一條則轉播國家電視台節目。至2018年第四季，港台新大樓將落成，以上三條頻道將全面24小時廣播。 我認為港台未來應提供更多元化內容，而非重複商業電視台所着重的，包括在語言上強化英語節目，維持香港國際城市的形象，甚至提供更多小眾語言節目。相反，內地頻道內容在收費電視，甚至部分免費電視台的標準頻道已經甚多，港台何必再重複？ 亦有與會的IT人士建議製作更多科普節目，向年輕人推廣創新科技，這也是好主意。另有顧問指出，2018年電視或互聯網這些媒體變成怎樣，有誰知道？港台發展必須迅速回應網絡和無綫科技未來未知的變化。 2012.11.1 刊於《晴報》《IT天下》專欄  |
| Posted: 05 Nov 2012 05:19 AM PST 強積金自由行即將實施，但專家已指出，管理費不會因而下調，因為強積金過於依靠較高風險的股票，須經常買賣管理。公共專業聯盟剛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政府要認真承擔建立港元債券市場的責任，不能依靠零售銀行推動，因推銷債券令存款流失，存在利益衝突。 退休金應重長遠投資，以重新投資利息回報，換取可觀的安享晚年的保障，但香港的強積金和職業退休計劃卻相反，以高風險投資為主。2001年單仲偕議員已質詢政府，如何發展本地零售債券市場，十年後卻幾乎原地踏步。 因此，我們建議政府推出更多港元債券，鼓勵半官方機構，如港鐵、機管局等，在基建工程融資時，以債券集資，擴大市場，再增加交易渠道和擴展交易平台，如利用郵局的電子證書作零售核實，普及買賣。發展港元債券和改革強積金，檢討綜援制度的不足，和諮詢全民退休保障，多管齊下，這才是為香港老齡化問題做實事。 2012.10.31 刊於《晴報》《IT天下》專欄  |
| Posted: 05 Nov 2012 05:10 AM PST 政府提出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引起居民擔心影響他們生活，市民關心發展會否向發展商利益傾斜，甚至成為「深圳後花園」，供應房屋不足之餘，反犧牲珍貴鄉郊環境。我們公共專業聯盟一直要求政府集中優先善用棕土地帶，即荒廢或使用不足的已開發土地，不宜先向未開發的綠色土地埋手。 上周三劉慧卿議員提出議案討論新界東北發展建議，我表示將特別關注政府提出的如「商業、研究與發展」、「研究與發展以支援落馬洲河套發展區」、「特殊工業」等用途。 問題是政府就這些建議用途，說說就算，說甚麼研發、甚麼產業，連概念都未有，與相關的政府部門如創新科技署的討論，尚屬初步，更未有諮詢相關業界包括資訊科技等，令人擔心政府的創新科技支援政策能否配合，與現有的建設將是協同還是競爭？若政府真要好好利用新界東北發展科技研發，還是先要細心諮詢科技業界。 2012.10.30 刊於《晴報》《IT天下》專欄  |
| Posted: 05 Nov 2012 05:11 AM PST 世界資訊通訊與服務業聯盟（WITSA）剛在加拿大滿地可頒發2012年「環球資訊及通訊科技卓越成就獎」的最高殊榮「主席大獎」，得獎是香港本地自行研發的「EasyHear清晰聽」。產品利用「雙麥克風列陣波束成形」科技和噪音雜訊抵銷科技製成新一代助聽器，令聽障和長者能在嘈雜環境都聽得更清楚和舒適。 在星期日由香港資訊科技商會安排的記者會上，我與得獎者力滔有限公司的行政總裁張日耀先生談過，對他堅持七年研發的創業精神，非常佩服，亦深感香港中小企的研發能力高，當中不乏臥虎藏龍，業界和政府應加倍鼓勵更多中小企進行研發工作。 上次香港贏得這兩年一度的「主席大獎」，是2006年的八達通，至今四屆中贏了兩屆，成績驕人，見證香港不單大公司有能力，中小企創新意念也不容忽視。IT助人無小事，每天利用IT救急扶危。改善市民生活的例子，都在我們身邊。相信，這也是評審看見香港IT的特別之處。 2012.10.29 刊於《晴報》《IT天下》專欄  |
| Posted: 05 Nov 2012 08:45 PM PST 中国大陆实际上存在两个舆论场：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这个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此观点我印象中最早是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提出来的，后展江教授曾经在一封涉及到言论自由的公开信里引用此观点，并进一步严肃地提出"如果就同一个事件两个舆论场的看法高度不统一，该如何办"的问题。 如果以互联网的大规模运用作为分水岭，把两个舆论场具象化，我以为有以下不同的表征。 在网络出现以前，官方舆论场以党报党台的声音为主要表征，民间舆论场则以市场化媒体与民间月旦评的声音为主要表征。这个分野相对简单而清晰。 2000年之后，特别是在先后历经BBS/QQ群和电子刊物/博客这三个阶段时，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开始呈现出复杂的形态特征。最近三年间，互联网进入当下的TWITTER与微博时期这第四个阶段，这种表征更见明显。如在广州"大国空姐门"事件里，湖南唐慧劳教事件里，人民日报和其电子媒体人民网/微博人民日报官博之间，新华社与新华网/新华社中国网事之间的风格差异，让此前铁板一块的官方舆论场，在面目无味，语言可憎的传统面孔之外，呈现出颇有意思的另一面。 而在民间舆论场里，在BBS/QQ群和电子刊物/博客这三者影响力衰减后，TWITTER和微博迅速成为最主要的传播形态。2011年以前，在邓玉娇案和石首抢尸事件里，饭否和TWITTER先后成为最主要的民间舆论场平台。从2011年开始，因为严厉管制的迅速跟进，以宜黄拆迁为标志，民间舆论场的主要阵地转为国内微博，其中又以新浪微博平台最为重要。 不难看出，在上述分析中，两个舆论场，已经发生了非常显著的交集。交集的原因，即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与网络传播平台的升级换代。所以，本文的重心，即试图分析网络对两个舆论场的影响。换言之，即在以微博为主的互联网平台上，两个舆论场以"纠葛/渗透/融合"为主要特征的攻防战。 在前述中国社交媒体发展的四个阶段里，如果把第四个阶段里的TWITTER和微博时期称为后期，把之前的BBS/QQ群和电子刊物/博客这三个阶段称为早期的话，很明显的一个观察 结论是，在以BBS为代表的早期阶段里，因为"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官方舆论场呈现明显的守势，其被动/迟疑与颟顸之态可掬。以下是两个堪称经典的例子。 2008年初，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郑廷鑫在陕西绥德采访时，当地一位县委宣传部长忍不住感叹说"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 当年年底，同样在陕西，在接受中央广播电台采访时，电子科技大学宣传部长强健周表示马上要"占领天涯"。 网络对官方舆论场的冲击与影响，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民间舆论场对官方舆论场的影响与渗透，也恰在此时。同样以天涯社区为例，自2003年伊始，来自天涯的爆料，成为各大媒体的重要选题来源。笔者其时所在的CCTV新闻评论部，应是最早开始将天涯帖子搬上央视新闻频道的部门之一。而在其后2005年的"卖身救母"事件里，这种渗透则达到了创纪录的高潮，仅央视新闻评论部就制作了八档关于此事的节目，甚至当事人自己最后也成为该部门的实习员工。 彼时的官方舆论场，仍处在紧张的观察当中，全盘应对措施尚在审慎的调查与研判。其时出台的一些措施，多带有临时管制性质。如规定不得直接把网络消息作为报道依据等。这个管制措施，成为后来要求各大门户网站区分所谓"规范稿源与非规范稿源"的渊源之一。 显著的改变发生在在博客时代的尾声，TWITTER和微博时期即将到来之时。彼时官方舆论场的应对已经基本调整过来，开始了转守为攻。 2011年11月14日，在上海市委九届十六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提到的三段话非常经典，可作为彼时官方舆论场战略的全面阐述： 俞正声说，"要努力在进网用网上有突破，在育网管网上见成效，争做善用敢用网络的先行者。" 俞又说："要不断提高各类舆情应对能力，坚持快报事实、慎报原因，主动回应媒体关切，善于运用媒体引导社情民意。" 俞还说："鼓励探索，原谅不当，表彰先进。" 在上述三段话里，"进网用网育网管网"这八个字成为官方舆论场的基本战略；"快报事实，慎报原因"，则是应对突发事件的八字方针；最后这句"鼓励探索，原谅不当，表彰先进"，则是从组织原则上鼓励主动发声。 俞正声讲的是理论与战略，在实践中，东南沿海另一位高官，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蔡奇是最著名的身体力行者，他在拥有上百万收听者的腾讯实名微博里，进一步提出官员发言"宁可失当，不可失语"的大胆看法。 自此之后，政府机构和官媒陆续开通政务微博，官员陆续开通实名微博。警察机构也因此成为政务微博和公务员个人微博第一线，南都周刊曾以一篇《放下枪，上微博》为代表，描述其实上海浙江等地警务微博的运行情况。 而此时，从BBS时代的"顶"到微博时代的"转"，一字之差，成为民间舆论场里影响手段的最主要技术改变。评论家/"修辞战士"笑蜀先生则以"围观改变中国"，"打通微博神奇最后一公里"这样两句话，归纳了彼时盛况。 到2011年以后，两个舆论场的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影响与相互影响，已经呈现出相当细密的技术特征。现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民间舆论场仍停留在野蛮生长的自发秩序阶段，而官方舆论场愈加注重实操性，其技术手段多样化，对效果和效率的评估优先于政治伦理与合法性的甄别。 目前可见的具体的技战法如下： 1/网评员机制的强化与升级。这个传统的舆论引导手段，已经完全从初期的草创阶段进化到成建制的半军事化模式。比如某省仅警务部门就建立了一支名为"千名公安水军"的地下网评员部队，一声令下，即可全体出动，在极短时期内扭转网络舆情。 2/扶植/转化和培育意见领袖：通过发放特别津贴，提供特殊保护，安排到当地游玩，领导会见等多种手段，扶植/转化和培育互联网上的意见领袖。此举被成为"互联网上的统战与招安"。 3/扶植与建立民间为表官方为里的伪民间组织：如通过建立辟谣联盟等组织化力量强化官方舆论场对民间舆论场的引导能力。 4/破坏性手段等主动型技战术：如对敏感微博改造为僵尸微博，对敏感人士定点清除微博帐号，通过在微博上钓鱼/设陷/约架等手段污名化公知，"XXX又在造谣传谣！不造谣会死呀？"成为经典抹黑句式。 这两个舆论场之间的纠葛/影响与渗透，人民日报新浪官博的发言可做管窥对象： 2012年以来，其新创立的晚安体，在开始时因其面目一新，成为民间舆论场喜闻乐见的"小清新"，在传播后期又因其长于抒情感慨，拙于剖析梳理，乏于事实呈现，成为党八股之后的新型晚安体八股。 石扉客 ，本文刊于本期《南方传媒研究》 2012年10月15日 |
| Posted: 05 Nov 2012 08:37 PM PST 两个舆论场的纠葛/渗透/融合 中国大陆实际上存在两个舆论场：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这个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此观点我印象中最早是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提出来的，后展江教授曾经在一封涉及到言论自由的公开信里引用此观点，并进一步严肃地提出"如果就同一个事件两个舆论场的看法高度不统一，该如何办"的问题。 如果以互联网的大规模运用作为分水岭，把两个舆论场具象化，我以为有以下不同的表征。 在网络出现以前，官方舆论场以党报党台的声音为主要表征，民间舆论场则以市场化媒体与民间月旦评的声音为主要表征。这个分野相对简单而清晰。 2000年之后，特别是在先后历经BBS/QQ群和电子刊物/博客这三个阶段时，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开始呈现出复杂的形态特征。最近三年间，互联网进入当下的TWITTER与微博时期这第四个阶段，这种表征更见明显。如在广州"大国空姐门"事件里，湖南唐慧劳教事件里，人民日报和其电子媒体人民网/微博人民日报官博之间，新华社与新华网/新华社中国网事之间的风格差异，让此前铁板一块的官方舆论场，在面目无味，语言可憎的传统面孔之外，呈现出颇有意思的另一面。 而在民间舆论场里，在BBS/QQ群和电子刊物/博客这三者影响力衰减后，TWITTER和微博迅速成为最主要的传播形态。2011年以前，在邓玉娇案和石首抢尸事件里，饭否和TWITTER先后成为最主要的民间舆论场平台。从2011年开始，因为严厉管制的迅速跟进，以宜黄拆迁为标志，民间舆论场的主要阵地转为国内微博，其中又以新浪微博平台最为重要。 不难看出，在上述分析中，两个舆论场，已经发生了非常显著的交集。交集的原因，即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与网络传播平台的升级换代。所以，本文的重心，即试图分析网络对两个舆论场的影响。换言之，即在以微博为主的互联网平台上，两个舆论场以"纠葛/渗透/融合"为主要特征的攻防战。 在前述中国社交媒体发展的四个阶段里，如果把第四个阶段里的TWITTER和微博时期称为后期，把之前的BBS/QQ群和电子刊物/博客这三个阶段称为早期的话，很明显的一个观察 结论是，在以BBS为代表的早期阶段里，因为"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官方舆论场呈现明显的守势，其被动/迟疑与颟顸之态可掬。以下是两个堪称经典的例子。 2008年初，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郑廷鑫在陕西绥德采访时，当地一位县委宣传部长忍不住感叹说"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 当年年底，同样在陕西，在接受中央广播电台采访时，电子科技大学宣传部长强健周表示马上要"占领天涯"。 网络对官方舆论场的冲击与影响，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民间舆论场对官方舆论场的影响与渗透，也恰在此时。同样以天涯社区为例，自2003年伊始，来自天涯的爆料，成为各大媒体的重要选题来源。笔者其时所在的CCTV新闻评论部，应是最早开始将天涯帖子搬上央视新闻频道的部门之一。而在其后2005年的"卖身救母"事件里，这种渗透则达到了创纪录的高潮，仅央视新闻评论部就制作了八档关于此事的节目，甚至当事人自己最后也成为该部门的实习员工。 彼时的官方舆论场，仍处在紧张的观察当中，全盘应对措施尚在审慎的调查与研判。其时出台的一些措施，多带有临时管制性质。如规定不得直接把网络消息作为报道依据等。这个管制措施，成为后来要求各大门户网站区分所谓"规范稿源与非规范稿源"的渊源之一。 显著的改变发生在在博客时代的尾声，TWITTER和微博时期即将到来之时。彼时官方舆论场的应对已经基本调整过来，开始了转守为攻。 2011年11月14日，在上海市委九届十六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提到的三段话非常经典，可作为彼时官方舆论场战略的全面阐述： 俞正声说，"要努力在进网用网上有突破，在育网管网上见成效，争做善用敢用网络的先行者。" 俞又说："要不断提高各类舆情应对能力，坚持快报事实、慎报原因，主动回应媒体关切，善于运用媒体引导社情民意。" 俞还说："鼓励探索，原谅不当，表彰先进。" 在上述三段话里，"进网用网育网管网"这八个字成为官方舆论场的基本战略；"快报事实，慎报原因"，则是应对突发事件的八字方针；最后这句"鼓励探索，原谅不当，表彰先进"，则是从组织原则上鼓励主动发声。 俞正声讲的是理论与战略，在实践中，东南沿海另一位高官，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蔡奇是最著名的身体力行者，他在拥有上百万收听者的腾讯实名微博里，进一步提出官员发言"宁可失当，不可失语"的大胆看法。 自此之后，政府机构和官媒陆续开通政务微博，官员陆续开通实名微博。警察机构也因此成为政务微博和公务员个人微博第一线，南都周刊曾以一篇《放下枪，上微博》为代表，描述其实上海浙江等地警务微博的运行情况。 而此时，从BBS时代的"顶"到微博时代的"转"，一字之差，成为民间舆论场里影响手段的最主要技术改变。评论家/"修辞战士"笑蜀先生则以"围观改变中国"，"打通微博神奇最后一公里"这样两句话，归纳了彼时盛况。 到2011年以后，两个舆论场的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影响与相互影响，已经呈现出相当细密的技术特征。现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民间舆论场仍停留在野蛮生长的自发秩序阶段，而官方舆论场愈加注重实操性，其技术手段多样化，对效果和效率的评估优先于政治伦理与合法性的甄别。 目前可见的具体的技战法如下： 1/网评员机制的强化与升级。这个传统的舆论引导手段，已经完全从初期的草创阶段进化到成建制的半军事化模式。比如某省仅警务部门就建立了一支名为"千名公安水军"的地下网评员部队，一声令下，即可全体出动，在极短时期内扭转网络舆情。 2/扶植/转化和培育意见领袖：通过发放特别津贴，提供特殊保护，安排到当地游玩，领导会见等多种手段，扶植/转化和培育互联网上的意见领袖。此举被成为"互联网上的统战与招安"。 3/扶植与建立民间为表官方为里的伪民间组织：如通过建立辟谣联盟等组织化力量强化官方舆论场对民间舆论场的引导能力。 4/破坏性手段等主动型技战术：如对敏感微博改造为僵尸微博，对敏感人士定点清除微博帐号，通过在微博上钓鱼/设陷/约架等手段污名化公知，"XXX又在造谣传谣！不造谣会死呀？"成为经典抹黑句式。 这两个舆论场之间的纠葛/影响与渗透，人民日报新浪官博的发言可做管窥对象： 2012年以来，其新创立的晚安体，在开始时因其面目一新，成为民间舆论场喜闻乐见的"小清新"，在传播后期又因其长于抒情感慨，拙于剖析梳理，乏于事实呈现，成为党八股之后的新型晚安体八股。 此文刊于本期《南方传媒研究》 2012年10月15日 |
| Posted: 05 Nov 2012 03:37 AM PST 哈佛商业评论中所说的外资企业中方代表与总部之间的不快，大抵是"怀疑综合症"：当别人提问时，马上有反弹，认为是对自己的冒犯，然后就是反击其不懂状况。这其实是一种长期的不安全感，问题也同样发生在奥运会中。 东西沟通的障碍在于对"怀疑"的表达方式：东方习惯于内心狐疑，暗藏杀机；而西方则直接说出来，短时冲突，长期共存。 在直面此类问题时，西方教育下多会反思自己是否太直接，有文化冲突，寻求化解的方法；东方情境下则更会增加一层内心敌我判断，回避更进一步的沟通。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akes More than Manners I can't stand it when someone writes "obviously" in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ntence, any sentence. Nothing is obvious to everyone,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appreciating the impact a pe… |
| Posted: 05 Nov 2012 02:35 AM PST 得征地赔偿款太少，小弟与几个年轻人一起去问村干部，村干部说大队就是给这么些，有本事问大队要去。大家回家后，有民警带话来，要大家一个一个去谈话。他们一合计，都出去避避风头。 小弟与亲戚去广州进服装，在小旅馆里，被一群穿制服的人抓起来了，说他们有偷渡的嫌疑，然后把小弟遣送回乡。小弟被关在大队，穿制服的人把他摁在地上，拳打脚踢一番，然后又对着他的喉部一拳下去，他几乎窒息。在家人交了六千元之后，小弟被放了。大队给了小弟两张收据，一张写着罚款三千元，一张写着抵义务劳动出工三千元。之后小弟偷渡到悉尼做工。小弟害怕在老家被报复，希望移民部长同情他的遭遇，批准他合法的居住在澳洲。三周后，移民部长办公室回信，已把 …… |
| Posted: 04 Nov 2012 11:11 PM PST |NOVEMBER5 2012|Vol.452 No.31 卷首语 3……"中国式陋习"的背后是公共意识缺失 封面故事 34……西哈努克 鲜时事 50……喜马拉雅......>>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
| Posted: 04 Nov 2012 10:12 PM PST 在美华裔从政生态全透视 华裔群体在美国政治发展中的境遇如何，又将在处理中美这对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上发挥何种作用？悄然间构成观察美国选举政......>>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
| Posted: 02 Nov 2012 01:01 AM PDT 作者：孙荣飞 全国人大及每年的"两会"标志国家权力的来源和社会基础，但不决定国家的政治进程，后者乃属于中共的职能。 2012年，在世界多国喧嚣的......>>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
| Posted: 04 Nov 2012 10:25 PM PST 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胡泳
治国如治水，因而"堵"、"疏"之争，是治国方略之争，而不是治水方法之争
北大乐黛云教授回忆汤用彤先生，讲过这样一件往事：1957年初，汤老先生有一次提到《诗经》中的一句诗："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她不知道是哪几个字，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汤先生很惊讶，说你《诗经》都没看过一遍，连《诗经》里面这两句最普通的话都不知道，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的？乐黛云答是没看过，上学的时候成天搞运动，而且她是搞现代文学的，老师没教过这个课。后来汤先生解释，"厉阶"即"祸端"，"梗"是"灾害"。这句诗出自《诗经·桑柔》，全诗的意思是哀叹周厉王昏庸暴虐，任用非人，人民痛苦，国家将亡。 乐教授说："这件事令我感到非常耻辱，从此我就很发奋，开始背诵《诗经》。那时我已经在中文系做秘书和教师，经常要开会，我就一边为会议做记录，一边在纸页的边上默写《诗经》。后来我当右派了，被送去农村劳动改造，经常一个人在山野放猪，我就背诵《诗经》。" 《桑柔》里所哀叹的周厉王，在中国历史上大大有名，《左传》称厉王为"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当民众指责厉王的暴虐行径时，大臣召穆公劝厉王说："老百姓忍受不了暴政了！"结果却是"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周语上》）。接下来《周语》记载了一段后世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结局当然是悲剧性的。"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简简单单的五个字"乃流王于彘"，其实是发生了平民暴动。周厉王狼狈逃出王宫，在国人的追逐之下，渡过黄河，一直逃奔到彘（山西霍县东北）。大家推举大臣周定公、召穆公共同执政，史称"共和行政"。"共和行政"长达十四年，周厉王死，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成为千古名言。阻止人民开展批评的危害，比堵塞河川引起的水患还要严重。不让人民说话，必有大害。"召公谏厉王止谤"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统治者钳制人民言论自由的历史也源远流长，与此同时，反对钳制人民言论自由的历史同样源远流长。只是，流放厉王这样的胜利，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太少了。 管子说："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为大。"（《管子·度地篇》）放眼世界，大洪水可以说是每个民族历史记忆中第一个可怕的梦魇。全球各地古老民族开创史的传说，无不是从洪水谈起，如巴比伦最早的文献《吉尔伽美什》，又如希伯来名著《旧约·创世纪》中的诺亚方舟。同这些古老民族一样，我们的先民在洪水面前也是战战兢兢、恐惧万分。康有为说："洪水者，大地所共也。人类之生，皆在洪水之后，故大地民众，皆蓲萌于夏禹之时。"（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页）。丁山明确提出"《尧典》洪水即中国历史的起点"（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09页）。 透过中国古老的经典我们可以管窥一些上古洪水的消息："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上古的大洪水留给中国人一个深刻的印象，洪水来了一味去堵是没有用的。大禹治水的故事，令"疏"成为理想的治水"范式"，并衍化为一种带有"开明专制"色彩的社会政治隐喻。水就这样与善治发生了关系。治国如治水，因而"堵"、"疏"之争，是治国方略之争，而不是治水方法之争。 "禹乃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引，高下相授，百川顺流，各归其所。"（陆贾《新语•道基》）大禹以疏导方法引水，九州方平。《孟子•滕文公下》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日：'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即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由此可见，在古人的文献中，洪水最重要的特征，要么是没有任何流通渠道，要么不因循渠道而流，因而危害四方。禹之疏导方略，乃是挖河筑堤，引水循着渠道有序的流动，文明世界由此诞生。王人博先生说，"前禹时代" 的水肆意横流便是"蛮荒"时代的隐喻，而由于禹的努力，水"循道而行"，天下的秩序得以建立，"水" 之"治"成了中华文明始基的本喻。 卡尔·A. 魏特夫写《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认为古代中国的治水经济（治水社会）造就了制度的选择，"正是治水经济的管理特性和政治化状态，使治水专制主义与现代极权主义、自由放任社会有了明显不同的特征。"他总结归纳出治水经济的三大特点：特殊类型的劳动分工、强化的耕作、大规模的合作。他特别指出治水社会的分工特点，不是一个可以小觑的事情，因为治水的组织和工作方式对治水国家的管理者的作用具有决定性影响，最终造成国家比社会强大。"治水社会的统治者是伟大的建设者、伟大的组织者、伟大的档案保管者。他们的管理能力与其对臣民的官僚式控制紧密相关，治水的工作既精致微妙，又领导有力。"最后，魏特夫归纳道："治水专制主义是仁慈的形式和暴虐的实质。" http://www.fortunechina.com/column/c/2012-10/16/content_121507.htm |
| Posted: 04 Nov 2012 10:41 PM PST 10月30日晚，立法會財委會特別加開4小時會議，審議長者生活津貼撥款。由於議員「踴躍發言」、導至深夜仍未就津貼撥款表決，主席張宇人決定中止會議，延至11月16日繼續審議。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質疑財委會主席張宇人執行議事規則過於寬鬆，張宇人回應「幾時都希望平衡發言權和議會效率」，又說「沒有可能有水晶球」，因此難以預計有沒有議員會再提議案，只能按議事規則辦事。 《基本法》第七十四條規定，立法會議員提出法律草案，凡涉及公共開支或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特區「行政主導」的憲政制度，規定十分明確。 《立法會議事規則》第31條議案及修正案的規定，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如認為任何議案或修正案的目的或效力可導致動用香港任何部分政府收入或其他公帑，或須由該等收入或公帑負擔，則該議案或修正案只可由以下人士提出； 《財委會會議程序》第43條發言規則規定：「議員就一項建議所提出的問題，必須與議程文件的內容有直接關係。對於更廣泛的政策問題，委員可在立法會會議提出，或向有關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提出，主席在決定有關問題是否合乎規程時，須在適當的情況下參照議事規則第25條有關質詢內容的規則。 議員在特別會議的提案，大部分偏離「長者生活津貼」議案範圍，並帶有「惡搞」性質，不符合《基本法》及《立法會議事規則》的規定，張宇人主席新丁上任，主持會議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間。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嫻批評政府，對長者生活津貼的態度一直搖擺不定，缺乏完整的安老政策，津貼應是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前的過渡安排，反對70歲以上設資產審查。又批評扶貧委員會籌委會成員羅致光指，取消資產審查是民粹及不道德，講法無理據。 「長者津貼」計劃性質為扶貧措施，梁振英競選政綱已經「講清講楚」，「在現行高齡津貼生果金計劃的基礎上，經簡單入息及資產申報後，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每月雙倍特惠生果金2,200元。」現時65至69歲長者申領生果，入息限額為6,660元，資產上限18.6萬元，在此基礎上，經簡單申報，「長者生活津貼」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每月雙倍特惠生果金，政府態度點樣「一直搖擺不定」？ 撤銷資入息及資產申報，就不是扶貧，長者津貼點解應該是「全民退休保障前的過渡安排」？計劃被修訂為全民退保的起步點，改變法案性質，就是立法主導行政；就不是落實梁振英政綱，而是落實陳婉嫻工政綱，落實李卓人政綱。政府弱勢，襯佢病攞佢命，以不正當手法要脅，就是不道德，羅致光用詞恰當。 陳婉嫻批評政府急推政策，星期一將議案提交到立法會，但要求星期五便表決通過，是不尊重立法會的程序，立法會程序仍未完成，仍有五十多個團體要到立法會表達意見，逼使議員提出中止待續，令長者與立法會形成對立，是錯誤決定。陳婉嫻並指財委會不能如期通過長者生活津貼議案撥款申請，責任在政府一方。 今年七月，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表示，由於技術問題，「特惠生果金」相信要在今年內出台有困難。陳婉嫻表示，梁振英7月上任，但「特惠生果金」未能趕及生效，梁振英應該履行競選承諾，倘措施9月生效，便應該准長者追回兩個月的錢」，陳婉嫻同時強調應該撤銷經濟審查。 梁振英幾時承諾七月一日落實競選政綱？要求撤銷經濟申報及七月一日生效，百分百係民粹，在不道德的批評下，工聯會及工黨，才將「特惠生果金」與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綑綁，邊啲人冇規冇矩？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日前所作調查，顯示有近八成人支持計劃，故決定投贊成票。撥款申請提出後先至組織團體到立法會表達意見，立法會希望掌握乜嘢民意？ 工黨張超雄議員批評「政府自己企硬」，強迫立法會盡快通過撥款，做法是「盛氣凌人、寸步不讓」，何秀蘭更直斥政府根本從來沒有作出任何讓步。點解要讓步？立法會係街市？邊啲人盛氣凌人？已經表明方案不會修改，議員履行監察職責，只能投票反對。張超雄議和何秀蘭的專橫跋扈蠻不講理，終於使人明白，立法會為何一直都是「臭罌出臭草」。 「長者津貼」計劃涉及公共開支和政府政策，特首梁振英及政府都明確表白方案無調整空間。政府現時是申請撥款落實梁振英的政綱，而不是提交政綱予立法會討論，不能修訂的方案根本不存在討論的意義。「日落條款」及保險箱內的金條應如何計算等「技術問題」，也不是財委會應該討論的範疇。離題及惡搞的發言，主席張宇人應予以制止。 有評論指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批評港府不知進退，選擇撤銷七十歲以上長者的資產申報、有限度放寬資產上限等影響較小的爭議點讓步，以不取消資產申報、不調整資產上限和不撤銷方案的「三不」強硬姿態回應，失去讓步換取撥款通過的迴旋空間，議員未能透過討價還價自鋪落台階，為保住政治面子，只能走向反對撥款到底的不歸路。 梁振英一再強調，競選政綱的承諾成熟一項推出一項，「長者生活津貼」撥款申請如在變相拉布下跪低，等於認同政策不成熟，接受立法主導行政，後果只會延續過去15年的亂局，政府任何政策都被「社會運動」推倒。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是不制訂政策，政府必須預留妥協空間與立法會串演「大龍鳳」？前朝的管治思維，惡果日漸浮現，香港咿家七國咁亂，政府應該有理有節地撥亂反正，提高施政水平和提昇立法會質素，為香港步入民主社會打好基礎。 財委會11月16日再審議撥款申請，梁國雄表示，準備和人民力量提出幾百條修訂動議「拉布」。今次拉布極大機會變成拉柴，「長者生活津貼」計劃，涉及公共開支和政府政策，議員提出修訂的議案，必須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希望張宇人「做好財委會主席呢份工」。 香港基本法第七十四條： |
| Posted: 04 Nov 2012 10:44 PM PST 本文作者：一起剥坚果 在以前本小组的讨论中，我曾提到"比如你如果不理解所有生物共有的膜渗透能量供应化学原理，你就根本无从评价任何生命起源的理论。 在一篇题为"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相信进化论？（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7216605/）"的帖子中，蒙hongdou网友发信询问，所以这篇文章既是一篇泛泛的科普，也是对这个问题的具体介绍。 前文回顾：《二十世纪最"反直觉"的伟大生物学发现：化学渗透（二）》 三.彼得·米切尔：泵，水坝和泄洪道化学渗透的发现者：彼得·米切尔从里到外都散发着离经叛道的天才气息。这个家伙家财万贯（他的叔父拥有一个建筑业集团公司），在英国二战后的困顿年月开着劳斯莱斯招摇过市。后来当他因为化学渗透的论战几乎被踢出学界时，干脆自己出钱建了一个研究所继续战斗。他在二战中由于身体原因没有服役，而当时英国能量生物学的权威克林（细胞色素酶的发现者）私下对别人说："英国最好的科学头脑躲过了子弹"。要知道，当时米切尔才二十多岁，研究方向不是细胞能量学，而只是涉及细菌的生物学，跟克林的方向（也就是研究有氧呼吸原理）差得很远。而且他读博士读了七年才拿到学位，因为他的论文审查人多次认为他的论文都是胡说八道。同样是克林向别人解释："米切尔的独创性对这些学者来说太多了。"米切尔伶牙俐齿，态度粗暴，披着一头效仿青年贝多芬的长发，弹得一手好钢琴，而且和贝多芬一样很早就聋掉一只耳朵，让他跟人争吵的音量变得特别的大。一般古板的学者很难喜欢这样一个人。克林在早期的慧眼只能解释为天才识天才。 在能量生物学界因为种种化学上的不可调和而苦恼时，米切尔却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经典细胞生理学，接近了这个问题。 他早期的研究课题是细菌，特别是细菌的主动运输，即穿过细菌的细胞膜，营养物质和废物在受控状态下进出。我们知道在孤立的情况下，物质的渗透总是从高浓度向低浓度的方向进行，而细菌的细胞膜是脂质的半透膜，水溶性物质被阻挡，但膜上有各种特化的蛋白质通道，选择特定的物质允许进出，其严格的对应性好比特定的生物酶对应特定的催化对象。半透膜的特性加上细菌消耗能量的主动运输（当时是如何消耗能量的还完全不知道），使得细菌可以逆着浓度运输物质，比如把营养物质从低浓度的外界环境运进高浓度的内部。对于细菌主动运输的研究，使得米切尔对生物膜导致的化学物质浓度聚集有了特别的敏感性。把细菌的主动运输过程倒过来看，如果逆浓度运输耗能，那么逆浓度运输造成的浓度聚集本身就是一种势能，好比你把石头推上坡花了力气，坡上的石头也就有了势能，随时可以滚下来释放能量。这就是米切尔的突破点。 1961年米切尔在爱丁堡发表的论文，充满自己生造的词汇，类似玄学的逻辑讨论和无证据的猜测。首先，他运用福尔摩斯式的逻辑："当排除了其他所有可能的答案，那么剩下的可能性，不管看起来有多么不可能，都是正确的答案。"。X媒介分子的寻找，化学上每一块石头都翻起来看过了，既然还没有找到，那么答案是什么？X分子不存在。那么化学上的两套反应是如何接触的呢？能量是怎么从细胞色素氧化工厂传递到ATPase呢？米切尔说，那不是分子遇上分子的化学，那是化学渗透（chemiosmosis）。这是一个他生造的词，含有两个词根：chem（化学）和osmosis（渗透），其实这个过程的实质既不化学，也不渗透。它的含义如下： 葡萄糖在细胞色素酶工厂中逐步氧化。这些蛋白综合体微型工厂，都镶嵌在线粒体内膜上，实质上是一些通向膜外的蛋白质孔道。它们没有合成什么高能的中介分子，作用不过是像一些泵，把细胞内的氢离子（H+，也就是质子）泵到膜外去了。这个过程需要耗费氧化葡萄糖放出的能量，因为我们下面就会看到，线粒体内膜的外部聚集着高浓度的质子。这是一个逆浓度运输。 由于这些质子泵的工作，大量质子被泵出去，又被限制在线粒体内膜和外膜之间的狭窄区域里，于是形成了一层薄薄的H+聚集区。H+的浓度，化学上有个很简单的量度，就是PH值，即酸性。因此内外膜之间的区域就形成了一个质子"水库"，具有酸性和正电荷。 线粒体内膜就像是水坝。它也是脂质膜，对于水溶性的质子来说是不通透的，因此外部质子浓度虽高，但不能自然渗透进来。记住我们前面的结论：逆浓度运输造成的浓度聚集本身就是一种势能。 ATPase就是泄洪道。它也是镶嵌在线粒体内膜上的蛋白质综合体，也是内外相通，但受控的蛋白质孔道。它利用的不是什么神秘的X分子，而是质子的回流。质子浓度势能的释放放出能量，这些能量就被用来生产ATP。 对于那些毕生浸淫在经典生物化学，不太熟悉生物膜动力的能量生物学家来说，这简直是玄而又玄的天书，没有比这更奇怪的场景了。不去使用一个简单的中介分子完成化学链路，而是转了这么多的弯，使用这么诡异的机理。再加上米切尔生造了大量的词汇来描述他的理论（比如米切尔把"质子水库"的酸度和电势能合起来叫做proton motive-force，"质子动力"，认为这是一种基本驱动力。听起来真像某种民科发明的词汇），整个文章写得既玄秘又武断。而且，他没有什么实验证据来支撑他的学说，基本上全是假设、推理，或者干脆忽略那些暂时解释不了的障碍。所有这些原因，使得米切尔的论文在1961年的能量生物学界受到的待遇，差到不能再差：有些人读完第一页就扔一边。有些人认为"他终于疯了"，有些人开口就骂，认为他不尊重整个学界前人的辛苦工作。或者"不做实验，不是化学家，偏要谈化学问题。"当时的两个权威：美国的Racker和瑞典的Slater，都是很优秀的学者，一开始还不像其他人那样对待他，试图去发现米切尔到底要说什么。但Racker在讨论中完全被米切尔的外星词汇搅昏，最终放弃了讨论。而Slater和米切尔的争辩火爆升级，在一个研讨会上，Slater被米切尔尖酸刻薄的口才气得"在走廊上乱跳，白色的胡子上下飞舞"。
米切尔成了英国科学界的笑料，1963年因为"脾气大造成的胃溃疡"退出了爱丁堡大学（其实是学校当局劝退他免得丢人），回到他的乡间别墅去养病。他花了两年时间舔伤口，顺便把乡间别墅翻修成了"音乐怪人"的巢穴，找到了一个相信他，而且有很强生物化学实验能力的女助手Moyle，在1965年卷土重来，成立了自己的研究所，一定要和整个能量生物学界斗到底。 文字编辑：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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