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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2 Nov 2012 11:38 AM PST 明年初，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將拍賣2.5-2.6GHz頻譜，這些頻譜對提供4G的LTE服務尤其重要，當局依例向立法會要求修例。我要求成立小組委員會審議，明早將會召開會議。 其實，通訊辦之前已就此諮詢業界，業界普遍同意這次拍賣的相關安排，但我希望利用這機會，向當局反映業界對未來無綫服務頻譜的關注，包括有效率的頻譜使用、發展頻譜交易，和過去拍賣批出的3G頻譜的處理。關於最後一個題目，通訊辦已完成第一輪諮詢，正待進行下階段諮詢；業界希望可保留優先繼續使用頻譜的權利，令消費者服務不受影響，維持業界投資意慾。 通訊辦及其電訊監管的前身電訊管理局，過去和現在都遵行公開諮詢制度和透明地把其決定、相關正反理據和決定原因，都清楚向公眾描述，實在值得其他政府部門借鏡；而電管局和廣播事務管理局合併後，我希望這陽光制度會持續下去。 2012.11.8 刊於《晴報》《IT天下》專欄  | ||||
| Posted: 12 Nov 2012 11:34 AM PST 政府為調控樓市過熱，非香港永久居民及所有公司的住宅物業購買交易徵收15％買家印花稅（BSD），無論對為樓市降溫成效如何，已有IT業界人士向我反映關注。 發展香港經濟多元化，創新科技行業要保持競爭力，吸引優秀人才到港工作、定居。不過，買家印花稅卻提高了人士來港工作、居住以至他們長遠定居的成本，被迫長期面對高昂租金，更難吸引專業人士透過優才、專才計劃或其他方式來港工作。 在星期三立法會關於房屋政策的動議辯論上，我建議政府考慮這些人士購買第一套住房時，可豁免BSD，或至少引入例如已在港工作或居住滿三年之類的界綫，令這些留港工作為我們經濟貢獻的專業人士得到公平對待。 可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回應說，BSD是非常時期非常措施，卻沒說可否微調。無論如何，BSD令資金流入工商單位令租金上升，創新公司，尤其中小企，恐怕已先見其害。 2012.11.9 刊於《晴報》《IT天下》專欄  | ||||
| Posted: 11 Nov 2012 11:52 PM PST |NOVEMBER15 2012|Vol.453 No.32 卷首语 3……社会组织的改革首先要"去行政化" 封面故事 24……宁波镇海反PX事件始末 30……PX为什么"越来越危险......>>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 ||||
| Posted: 12 Nov 2012 11:28 AM PST 警務處長曾偉雄最近重提，警方已獲去屆立法會通過撥款成立網絡安全中心，各機構網站或網絡系統可自願登記參與，中心會監察不正常流量，預早防範入侵。 我多年前已和業界人士向政府提出，要求成立由非政府或獨立組織運作的內容中立網絡安全監察系統，例如撥款加強現時的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令他們可擴展功能從處理事故後協調，至預防性的監察。可惜，政府一直沒有理會，結果警方卻「自告奮勇」。 警隊的電腦罪案部門的專業和技術能力不成疑問，但問題有三：一、警方監察會否過度而變成監控社會活動，包括社運情報？二、警方只監察自願參與的網站，會否忽略香港整體網絡異常情況？三、警方過度違規監視，早有前科，市民怎能相信他們？因此，我仍然建議此職能應先交非政府或獨立機構處理，否則必須設立由獨立專家、學者和民間人士監察的機制。 2012.11.7 刊於《晴報》《IT天下》專欄  | ||||
| Posted: 12 Nov 2012 11:24 AM PST 今天美國時間是美國總統大選日，但美國東岸剛遭受颶風吹襲，令當地設施受損，百萬用戶依然停電。 因此，新澤西州政府上周六宣布，選民可在網上下載郵寄投票表格，甚至以電郵聯絡政府，都會獲得回郵表格；選民可在當地時間星期二晚上八點前，以電郵或傳真投票。其實，美國不少地方的票站近年已引入電子系統，取代紙張投票，但因颶風影響不少地區的供電，受影響地區的票站都準備了紙張投票表格，並提早開放讓選民預早投票。 但這樣的投票方法，豈非容易讓人影響別人投票？但美國民主選舉理念成熟，個人投票權被視為最重要，因此甚至直到選舉前都容許登記新選民，也讓軍人或移居海外人士透過郵寄或電郵投票。 反觀香港年初泛民特首候選人初選和3.23民間全民投票，已為香港實驗電子投票踏出第一步，今後社會應更關注討論以電子方式投票和收集民意的可行性。 2012.11.6 刊於《晴報》《IT天下》專欄  | ||||
| Posted: 12 Nov 2012 11:23 AM PST 最近聽到一位老師形容，現今學生學習的心態，是對他們「知道有甚麼用」的科目較感興趣，但對於數學、代數這些興趣不大，因學生不知道所用為何，反正基本算術有計算機便成了。 不知這種想法有多普遍，但學習不是為了解不明白的事物嗎？如果學生連這也不懂，老師有沒有教育他們正確態度？ 記得三十年前選了電子工程系，其實不知道EE讀些甚麼，入大學前連電腦也不算真的用過。也許今天資訊過多，年輕人知道得多，想得太多了，反而不美。 的確，當年我們進大學的目的是學習，讀工程更是因為這是學習解決問題的方法；今天，學生和家長都變得太現實，大學是找一份「最搵錢的工」的入場券。我們以前是先鎖定想讀的學系，報讀各大學，希望入到心儀的科目。一位大學校長告訴我，今天很多學生選科是「以自己分數入排名最高大學最流行的科目」的一種最大化博弈。這本末倒置了。 2012.11.5 刊於《晴報》《IT天下》專欄  | ||||
| Posted: 12 Nov 2012 09:24 AM PST  凍肉公司豬腸贈油尖旺食物銀行 2012年8月25日上午，一凍肉公司把一批豬腸贈油尖旺食物銀行（龍緯汶文化藝術國際交流協會營運，食物分享計劃贊助）。油尖旺食物銀行多謝香港宣教會恩澤堂，協助切割及分發豬腸。 歡迎登入＜龍緯汶文化藝術國際交流協會視像頻道＞，重溫＜凍肉公司豬腸贈油尖旺食物銀行＞的部份內容：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vITj3evj_4 影像串流: This posting includes an audio/video/photo media file: Download Now | ||||
| Posted: 12 Nov 2012 09:14 AM PST 凍肉公司豬腸贈油尖旺食物銀行 2012年8月25日上午，一凍肉公司把一批豬腸贈油尖旺食物銀行（龍緯汶文化藝術國際交流協會營運，食物分享計劃贊助）。油尖旺食物銀行多謝香港宣教會恩澤堂，協助切割及分發豬腸。 歡迎登入＜龍緯汶文化藝術國際交流協會視像頻道＞，重溫＜凍肉公司豬腸贈油尖旺食物銀行＞的部份內容：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vITj3evj_4 影像串流: This posting includes an audio/video/photo media file: Download Now | ||||
| Posted: 12 Nov 2012 06:02 AM PST 最近一段时间，从宏观数字上和企业层面的感觉上，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越来越困难。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来自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经济的下行主要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常规的经济景气循环三年繁荣，三年平平，然后一、两年的衰退，再进入下一个繁荣期。现在的中国经济可不是这样简单的周期波动，不要以为熬个一年半载的就可以自动恢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集中爆发，就像病菌不断繁衍，超过了人体免疫系统能够抵御的临界点，人就病倒了。 看上去经济增长的骤然减速是外因造成的，实际上外需的萎缩只是诱发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经济结构出 …… | ||||
| Posted: 12 Nov 2012 09:02 PM PST 石按：新闻联播又传出要变脸的声音，翻出这篇五年前写的报道《联播三十年》。文章有点长，但读起来应该不算累。 联播三十年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28日10:47 南都周刊 1、一个巨无霸媒体的诞生 很少有人知道，《新闻联播》一开始并不叫《新闻联播》，它有个冗长的名字：《全国电视新闻节目联播》。这个节目从1976年7月1日开始在当时的北京电视台播出，内容主要是各地电视台寄来或专程送来的电视新闻片。当时电视新闻都由胶片拍摄，加上路途遥远，等到胶片送到北京再冲洗出来播出，新闻往往成为旧闻。 等到1977年底，微波线路网相继建成，实现真正的《新闻联播》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了。设计新片头的任务交给了美工组的负责人张德生，有着多年电视设计包装经验的张德生觉得原来的节目名字实在太长，打在屏幕上字会很小，与画面也很不协调，建议把名字改成《新闻联播》。就这样，从1978年1月1日起，《新闻联播》这个名字正式启用。从最初的播音员背后屏幕左上角窄窄一块的白底蓝字标牌，到现在特技转出铺满全屏的蓝底黄字；从一座高耸着的广播电视发射塔到平铺着的中国地图，再到转动着的地球仪，《新闻联播》已经走过了整整三十年。 留给历史的，是1978年1月1日那天值班编辑黄一中手写的一张节目串联单。上面载明，这一天开播的《新闻联播》头条新闻是"邓副主席出席国务院办公室招待会，同外国专家欢庆新年"，时长3分钟；紧接其后是两条社会新闻："河北马万水工程队勇夺新高峰"，时长也是3分钟；"山西平定县粮食获得丰收"，时长1分40秒。 如果从名分上来较真，《新闻联播》其实出生在中央电视台之前。《新闻联播》开播三个半月后的1978年4月18日，据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办公室下发的第001号文件，北京电视台才"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正式改名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对外简称CCTV。 "中央"二字，在政治学上也许是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却是一个极具杀伤力的字眼。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此前和此后，还很少有媒体命名时被冠以这两个字。但无论是当时批准改名的机构，还是眼看着这个名字横空出世的那些人，都无法想象，多年以后在央视举办的一场二人转选拔赛上，来自东北铁岭的那个农民赵本山会针对这个名字，当众说出那句经典的话来：中央台的毛病就是真把自己当中央了。 无论怎样，作为当时大陆的新媒体节目样式，《新闻联播》很快就让人们领教了电视传播的威力。1980年11月开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报道在《新闻联播》陆续播出，尽管当时电视机还属于普通家庭很难拥有的奢侈品，这仍然是目前有据可查的《新闻联播》发展史上首轮收视高峰，其时其景唯有"万人空巷"四字可以形容。 翌年四月，全国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在青岛开会，这次为期一周的青岛会议首度为《新闻联播》度身量做了两大毫不含糊的特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视台都是中央电视台的集体记者，有责任有义务向中央电视台供稿；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必须转播《新闻联播》节目。 这种地方无条件支援中央的体制一直沿袭至今，即便是在国内地位独特的上海，2007年7月以后，东方卫视也开始转播《新闻联播》。央视专设了一个与地方卫视对接的部门，即新闻中心下辖的地方新闻部。各省卫视也都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和央视联系，名称不一，如广东卫视叫传京组，湖南卫视叫微(波)传(送)组，还有的地方索性叫重点报道部。这也是中央电视台至今无需在大陆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设立记者站的主要原因。 除了湖南卫视这种极少数已经靠市场生存的异类外，在各省卫视基本都成为各省"电视党报"的大格局下，各地宣传部门都把"上联播"当作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在两会等重要会议期间，对上是宣扬领导政绩的时机，对下则成为各媒体单位的任务。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吴征，曾经在安徽卫视新闻部担任某职务，回忆起十余年前带着任务进京为"上联播"奔走的经历，依然感慨不已。 青岛会议后的第二年9月1日，恰逢中共十二大召开，中央决定将重大新闻发布时间，由原来20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发布提前到《新闻联播》节目发布。自此，从1978年到1982年短短四年间，央视获得了对上的独家授权，对下的绝对支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政策垄断为表征和以政府喉舌为实质的巨无霸媒体地位。 这个巨无霸的核心，显然就集中在《新闻联播》这一核心栏目上。在这个30分钟左右时长节目的庞大阴影下，伴随着彼时媒体传播形式的升级换代，之前风靡一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栏目，极具权威的《人民日报》社论等，都慢慢消退了影响。 紧跟在《新闻联播》之后的15秒广告时段，其广告费是所有电视节目中最贵的。1995年中央电视台推出该时段广告招标，曾经创造了"标王"的新名词。标王折射的行业变迁、传递的经济信号以及自身发展的戏剧性演变，使得这一称呼被赋予了超过其经济行为本身的内容。 2、联播式运作体制 相比央视其他栏目，《新闻联播》是一个相当独特的运作机构。在新闻形式上，它不同于一般的消息，也不同于纯粹的专题，其大致内容播出的顺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外交、访问、会议以及视察活动，中共中央或中央政府开的某项会议，有意思的是，这里面的新闻先后次序排列完全不是以其重要性，而是由领导人的排名先后决定的，同样，在重要会议上，政治局常委以外的每一个政治局委员，也都会给与时长大体相等的镜头。 在组织架构上，《新闻联播》虽然隶属于央视新闻中心的新闻编辑部，但迥异于央视绝大部分栏目采用的制片人负责制，也没有专门的采编团队，主要由中心下辖的时政新闻部、社会新闻部、地方新闻部和新闻采访部四个部门供稿。 负责时政新闻供稿的时政新闻部，是其中最为要害的部门。和央视对驻国外记者站人选的要求一样，在该部工作的记者编辑一般要求是台聘以上的职工，这些在政治上要求绝对可靠的职工，因为近水楼台，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地方官员争相结识的对象，以至于一位跟随采访了几年某届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时政新闻部年轻记者，在家乡举行婚宴时，竟有当地4名以上副省级领导出席。随着这位领导退休，这位记者索性也走向了从政之路，现在已经是内蒙古某盟的副盟长。 似乎是作为一种特别的规格和待遇，在复兴路11号的央视方楼二楼，《新闻联播》是唯一一个享有专用审看间的栏目。每天下午五时半左右，分管新闻的副台长和新闻中心主任便在这里审看当天播出的《新闻联播》样片，重要的时政新闻往往还需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领导审看。一条新闻最后能否上联播，除了分管的副台长和新闻中心主任，谁也心里没底。 曾经在地方卫视和央视都工作过的资深电视记者喻三龙(化名)，有选送新闻上联播和自己直接给联播拍摄新闻的双重体验。喻回忆，自己选送或拍摄的新闻，倘若能上联播，是一件相当令人兴奋的事情，倘若还能入选联播头条，通常会赢得领导的特别表扬。 喻三龙描述送审联播的数十次经历：巨大的联播审看间里，朝西是一台同样巨大的电视，审片时，分管的副台长和中心主任坐在东边的两张大沙发上，送审的记者、陪审的制片人和部主任等则分坐在南北两侧的长椅上，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有两部引人注目的电话，其中一部是可以直通中南海的红机电话。 喻三龙印象最深的是好几次正在审看时，红机电话一响，审看的台领导手一抬，送审的记者立即按住暂停键，众人马上屏息静气。鸦雀无声中，就见领导对着电话一边点头一边说是是是，等到领导放下电话，手一指，记者马上按下PLAY键，大家也跟着松了一口气，继续审片。审过了的，欢天喜地，赶快将样片送到新闻编辑部联播组当天的值班编辑手上；要改的，屁滚尿流，也立即蹦到隔壁机房修改；片子毙了的，垂头丧气而去。 3、杨伟光改革 对《新闻联播》的开创性贡献，无法绕过一个人。这个叫杨伟光的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在1985年调任央视副台长时，还完全是一个电视外行。但到1999年杨卸任央视台长一职时，其才华和贡献几乎获得台内外一致公认，央视新闻中心一位资深制片人回忆，身为台长的杨伟光，能为一个选题一个策划到上级宣传主管部门据理力争，在那里"说话也很有分量"。 1986年1月29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发生爆炸，《新闻联播》将其列为头条，并播放了足足6分钟。将国际新闻置放在国内新闻之前播出，这是一向以刻板形象示人的《新闻联播》最为出位的一次。在刚刚出版的《杨伟光的央视岁月》一书中，现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的杨伟光透露，这是他亲自拍板决定的。 《新闻联播》在新闻领域的突破，由杨伟光最得力的一个部下孙玉胜协助完成。1993年，孙玉胜率领从联播出来的一批人招兵买马，创办《东方时空》，第一次在中国电视界引入早间新闻的概念。次年4月1日，孙玉胜又在联播之后的13分钟时段开办《焦点访谈》，用杨伟光的话来说，是"让评论性节目进入以联播为核心的晚间黄金时段"。以此为基础，央视发展成立了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这一中国电视媒体圈内赫赫有名的先锋团队。 央视新闻中心一位主编回忆，《东方时空》刚刚创办时，几乎成就了中国电视业的一个神话，时空的记者出差时甚至会碰到激动万分的列车员亲自端来洗脚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痛并快乐着"的白岩松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偷偷过来评论部干私活，一边还在感叹"一条狗牵进中央电视台叫几天就会成为一条名狗"；而离开湖南卫视来到新闻评论部的王志，正在地下室里过着后来被他称为"打了8年临时工"的北漂生活。 新闻评论部首任主任孙玉胜现在已是央视副台长。在一本名叫《语态——改变中国电视的十年》的回忆录里，他详细记录了从1993年到2003年创办新闻评论部这个过程。这种极具开放性的文化氛围，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末。一部名叫《分家在十月》的新闻评论部年会视频作品，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成为对这种氛围的经典诠释。 "时间紧，任务重，能不能绕过真理部？"2008年元旦，在央视附近一个茶楼里，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吴征回忆起该片经典台词时仍然激动，"是走理性的平安大街还是走激情的三环路？"他当初辞掉在安徽卫视的正式工作投奔新闻评论部，仅仅因为那部冲击力极强的《分家在十月》的片子。很难想象，这种延安圣地般的电视新闻高地，居然最初脱胎于《新闻联播》。而彼时的《新闻联播》，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也最关心的一句话，往往是主持人的最后一句——预报当天《焦点访谈》即将播出的内容。 如果说前述改革是遵循新闻规律打破陈规，杨伟光对《新闻联播》的另一个革命性创举，是对其经济价值的开发。 1993年底，在《新闻联播》之后天气预报之前，杨伟光拍板加了一则30秒的广告。这一在当时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创举，甚至让时任广电部长的艾知生都觉得不安，不得不操起电话亲自向杨伟光询问详情。 但也就是从这则广告开始，央视开始依托《新闻联播》前后黄金时段进行点石成金般的广告招标。而今，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两个频道中，并机播出的《新闻联播》开播前后短短数分钟黄金时段的广告招标金额，占据了CCTV16个频道全部广告收入的绝大部分。2007年度，黄金时段招标总额甚至突破80个亿。有人因此评价说，某种意义上，杨伟光让《新闻联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印钞机。 央视新闻评论部的一些老人们认为，杨伟光时代是央视的一个巅峰，自然也是《新闻联播》影响力的一个巅峰。他们喜欢回忆2000年以前的央视岁月，觉得那是央视曾经的"最好的时光"。 孙玉胜在新闻评论部的搭档，现央视副总编袁正明认为，无论是杨伟光还是孙玉胜，无论是就《新闻联播》本身还是外围进行的任何一个改革，都离不开彼时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他回忆，创办《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一方面是响应邓小平南巡讲话，另一方面肇始于1993年初的电视宣传工作会议，时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指示，"要创办一批新的栏目"。 4、"主旋律的创新表达" 2008年第一个月最流行的口头语叫"很黄很暴力"。这个对2007年12月27日晚《新闻联播》一则普通消息的狂热解构和激烈反讽，几乎一夜间席卷了整个中文网络，也极具反讽意味地自动成为迎接《新闻联播》三十周年的网络献礼。 作为一名曾经多次给《新闻联播》供稿的央视记者，喻三龙则感叹这个记者太笨，用他的话来说，"主旋律的创新表达"其实一直是《新闻联播》的主要任务，即便是在杨伟光治下的巅峰年代，《新闻联播》也一直有自己完整的一套意识形态植入技术。 1987年国庆节前后，《新闻联播》在常规节目之外首次推出挂标系列报道《改革在你身边》，被业内专家称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新形式"。此后，1989年下半年9至11月的三个月间，为了讴歌新中国成立40周年的成就，《新闻联播》一口气播出创纪录的180集系列报道《弹指一挥间》，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现在联播中推出的《时代先锋》和《永远的丰碑》。 由于担心这类千篇一律的语态会令人疲惫甚至厌恶，传播效果会陷入迟滞甚至停顿，从本世纪初开始，联播就尝试在"会议没有不隆重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之类党八股宏大叙事中，引入《百姓故事》式的个人化微观叙事。 这种语态改革的高潮在2007年6月10日到来。这一天，《新闻联播》和《新闻30分》同步推出一个叫《百姓纪事》的栏目，开篇报道《徐少勤和他门前的一条路》，讲述安徽蚌埠徐家湾农民徐少勤从税负较重不断上访被村里断路，到1999年税费改革后主动平整道路并带头上缴农业税，再到2006年全面免除农业税后村里修好柏油路、徐少勤开办农资站三个阶段的故事。随后播出的两集《高大妈的水缸》和《农民摄影家的新老照片》，操作手法和风格类似。 这种试图讲故事的主旋律宣传方式，尽管遭到新闻专业主义者"伪新闻"的抨击，但一经推出即获得宣传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 意识形态宣讲技术的微调，后来还出现在时政新闻领域。长期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级领导人的新闻，一般用解说替代同期，因而除非像胡连会这样的直播，观众很少听到联播新闻里出现领导人的同期声。但1月15日的《新闻联播》，播出了一则胡锦涛在安徽视察时的新闻，在这则时长12分12秒的消息里，很少见地出现了总共3分零23秒的同期。 总书记视察淮河灾区王家坝村民郑继超家，是这则新闻的重头戏，开篇即用了1分零48秒的同期，"总书记对主人深情地说"，以了解灾后重建情况；之后又用了46秒同期，"胡锦涛郑重地告诉乡亲们"，中央政府对看病难和农村医保问题的新政策。临出门了，又是20秒同期，"胡锦涛又一次叮嘱村干部"，一定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落实好。 这段新闻里的两个细节——胡锦涛查看村民的灾后补偿存折，走到院子里用手捧自来水喝，真切感人，让无数网民由衷赞叹。 但洋溢着意识形态热情的传统操作路径，始终是《新闻联播》的主体色彩。诸如"火线入党"等极具形式感的激励方式，在军警以外的行业已经十分罕见，对《新闻联播》来说，依然是行之有效的措施。2007年淮河抗洪抢险报道中，一个前方报道组不仅成立了由六名党员组成的临时党支部指挥报道，两名记者也适时在淮河边上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在央视，对这类报道技术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了"体贴入微"的境界。2007年7月，《新闻联播》报道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受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委托，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淮河流域灾区慰问。尽管报道这条新闻的记者已经获得该领导的多次表扬，但事后的业务讨论中，编辑们仍然认为这种表述方式还有推敲的余地。理由是："淮河流域发生灾情多日，受灾严重而且死亡多人，中央领导现在才下去，而且说是受委托才下去的，这样说法属于被动式"，如果能倒过来说，"某某某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到灾区慰问受灾群众，转达胡温的关心和问候"，会更加亲切一些，这样属于主动式。 但无论是什么样的改革，类似杨伟光时代将挑战者号爆炸的新闻放在联播头条的创举，即便在9·11事件和南亚大海啸这样的极端时刻，也再没有重演过。 而杨伟光开创的经济创举，同样也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一方面，尽管每年的标王和招标金额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产业转移和景气指数的晴雨表，但1990年代那种"每天开进央视一辆桑塔纳，就可以从央视开出一辆奥迪"的时代显然风光不再；另一方面，央视借助绝对垄断地位攫取的巨额利润，也不断遭到道德和公平的质疑。两者叠加在《新闻联播》身上，使得这个每天教导人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超级意识形态符号，越来越面目可疑。 5、转圆石于千仞之山 从来没有哪个媒体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新闻发生场，除了CCTV；也从来没有哪个CCTV的栏目聚集着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除了《新闻联播》。在某种程度上，CCTV和《新闻联播》不仅仅是一个专有名词，也是一个形容词。"做人不能太CCTV啊"，"这也太《新闻联播》了吧？"这几已成为约定俗成的调侃。 有人说，如果说央视现在充当的角色，类似十年前的中国足协；那么《新闻联播》就相当于中国男足甲A联赛。一面是"很好很强大"，另一面是"很黄很暴力"。在自己的博客里，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这样描述自己看《新闻联播》的三重境界：从根本不看，到反着看，最后当作娱乐新闻看。 喻三龙的一位央视新闻中心同事则在博客上感叹，地方政府对待央视记者的态度，甚至可以作为检验当地经济和社会发育程度的重要标准。一般来说，越是经济相对发达社会发育相对成熟的地区，越是不央视。在可以很方便地看到港澳电视节目的广东，《新闻联播》的市场不大，收视率不高，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无可否认，作为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重镇，央视对这个逐渐呈多元色彩的社会的影响力，明显递减。 垄断是把双刃剑，在这个意义上，拥有毋庸置疑垄断地位的央视，特别是《新闻联播》能接触到核心信息源的优势，相反也是接受严密监管的劣势。如同样是在2007年的淮河洪灾报道中，央视可以派记者进驻国家防总，也可以第一时间拿到最关键的数据，但又不得不遵循宣传主管部门"多报道当地党委、政府组织抗洪抢险的具体措施，多报道当地老百姓舍小家顾大家的感人事迹，多报道有关部门组织救灾款物帮助重建家园的情况"的要求。这也是喻三龙认为为何每逢大事发生，凤凰卫视总能跑在央视前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地方和央视的协作关系，也不再像20年前那般亲密无间。在娱乐新闻领域，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地方台对央视的威胁和赶超，已成为既成事实。即便是在具备天然"合法性"的舆论监督领域中，地方利益的封堵对抗也越来越明显。最明显的例子是，2007年7月的河南陕县淹井事件，因为刚开始对是否能安全救出矿工的皆大欢喜结果尚无把握，地方派出大量警力层层阻拦央视记者进入现场。 更令央视人悲哀的是，三十年来，《新闻联播》式的刻板形象积累到后来，当它开始试图往正常化的新闻道路稍稍回归时，却不得不加倍小心，以应对种种猝不及防的解读。 上个月底，当《新闻联播》播出贺岁片《集结号》上映的市场和观众反应时，一条品质其实不错的新闻，反而获得了动辄得咎的诠释。认为这部电影好的人，觉得《集结号》居然上了《新闻联播》，简直是一种耻辱；认为这部电影烂的人，则觉得《新闻联播》居然表扬《集结号》，简直是别有用心。 从这点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闻联播》"换脸"是如此小心翼翼。2007年年底换上来的四个新主持人，还得在一年前的2006年6月5日，预先做一次脱敏测试，即便如此，同样也招来了对中国政局的诸多猜测。 这种通过中央喉舌自上而下进行社会治理的执政模式，究竟空间还有多大？可持续性还有多久？包括央视内部人在内，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思考。 一部分人自我阉割，通过内部学习强化自己和体制间的价值观认同，"真正理解了正面报道不仅仅是政治导向的要求，也是对中国现阶段社会的真实反映，还是绝大多数观众的要求。"另外一部分人则陷入几近人格分裂的挣扎。喻三龙感慨，央视最好的节目必须符合三个标准："领导审片时找不到毙片的理由，在家里爱看，在公开场合也不方便表扬。"央视新闻频道一个在台内外都享有良好声誉的年轻女主持人，甚至把自己的MSN后缀设置成"转圆石于千仞之山"。 在央视业务楼一层的台史陈列室里，被传媒学者展江称为"标准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联播》现任主持人邢质斌和罗京的照片，和另外两位在19年前离开《新闻联播》的主持人薛飞、杜宪的照片并列在一排。这种似乎时空错乱的格局，仿佛是对上述复杂心态的一种不期而然的注释。 6、联播背后的新闻频道"二次革命" 作为最核心的垄断部分，《新闻联播》是中央电视台安身立命的根基，某种程度上，央视其他新闻栏目都只是对《新闻联播》的补充，包括开播已近5年的新闻频道。 开办专门的新闻频道，一向被视为现任台长赵化勇接替杨伟光上台后最为重要的一项改革。但自2003年5月1日开播已来，无论是圈内评价还是圈外影响上，新闻频道都乏善可陈，和开播时的预期相距甚远。央视索福瑞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央视16个频道中，新闻频道收视率长期徘徊在第九和第十名之后。 一个笑话是，根据央视新闻中心的统计资料，新闻频道是所有国家新闻频道中栏目数量最多的一个。大大小小29个栏目中，光新闻评论部就占据了16个栏目，陷入专题和消息分离，栏目和栏目隔绝，部门和部门各自为政的状态。 传媒学教授展江曾对新闻频道的开播寄予期望，认为新闻频道的成立与国家新闻政策的开放和新闻改革的深入密不可分，但5年的观察使他发觉，意识形态负担太重的新闻频道，过于回避最具生命力的重大突发事件的直播，而常常代以类似媒介事件的设置性直播，比如大江截流、水下考古等。 更有业内人士指出，长期以来，央视新闻频道陷入了一种"靠天吃饭"的怪圈，一方面是在香港回归十周年、嫦娥发射、十七大等大事频频的时候，新闻频道收视率明显占优；另一方面，一旦没大事，收视率立即低迷。新闻频道打出"有大事看新闻频道"的口号，马上碰到了"没大事新闻频道怎么办"的问题。 即便是遇到大事，也会时常遭遇到包括CCTV4和凤凰卫视在内的竞争对手的强有力狙击，当此之时，新闻频道往往会陷入对报道技术和传播效果的强烈不自信中。 最苛刻的评价来自网路。有网友甚至认为，新闻频道其实就是一个"巨型《新闻联播》"。 现任新闻中心主任梁晓涛2005年从经济广告信息中心主任(经济频道总监)位上调任过来。上任伊始，梁就开始着手实施对新闻频道的手术。第一次改革在2006年6月1日展开，这次被坊间戏称为"换了一件黄马甲"的新闻频道全面改版，并未取得太多实质性的改观。 2007年5月，梁晓涛又从各部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中心策划组，名义上属频道编辑部，实际上直属中心主任调遣，成为为新闻频道改革做调研准备的"军机处"。消息称，此番二次改革的计划是延展《新闻联播》的资源，使联播和新闻频道的其他新闻形式形成良性互动，反过来稳步促进联播的推陈出新，最后达到梁所预设的目标："在坚守喉舌角色和公信力的前提下，打造一个与这个国家和央视相匹配的新闻频道"。 在央视索福瑞副总郑维东看来，一个栏目正常的周期率，大约5到10年就需更新换代。已经播出30年的《新闻联播》，这次被列入新闻频道"二次革命"的范围，也很符合逻辑。据称，刚刚宣布的方案是，以《新闻联播》为主体，成立一个专门的联播编辑部，作为改革重头戏，以起到放大和消化《新闻联播》所占据的央视独一无二的政策资源、部委资源和品牌资源的作用。 在这次改革中，央视人员最多声名最盛力量也最强的新闻评论部，也被一分为二，再整合进其他部的资源，变成为社会专题部和新闻专题部(另设国际新闻部和采编部)，一些名牌栏目如《时空连线》、《社会记录》等，也将被整合进其他栏目中。没有人知道，春节以后的《新闻联播》乃至新闻频道，在"喉舌与责任"之间，究竟会以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 国家税务总局南侧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里，北京市羊坊店路115号的原新闻评论部南院工作区，现在已经略显冷清，值班的保安感叹，这似乎是自半年前大规模清理黑工以来，院里指挥停车最轻松的一段时光。 6年前以北漂一族身份投奔新闻评论部的吴征，两年前已经离开央视加盟凤凰卫视，从总编室主任一路做到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在他看来，如果媒体离管制太近，离市场太远，无论如何改革，总是难有起色。喻三龙也准备在春节后辞职，专心开一家自己的小公司。这个冬天，在央视东门附近的一家肯德基里，这个在CCTV干了10余年的老电视记者笑称，自己实在干不动了，老了。 一直在密切观察CCTV的传媒学者展江，认为无论是《新闻联播》还是整个新闻频道，倘若宏观环境没有显著改善，任何单独改革取得成效的可能性都不大。他认为，引入竞争是当下唯一有可能的出路，"与其搞二次革命，不如在新华社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建立第二中央台。" | ||||
| Posted: 12 Nov 2012 08:58 PM PST 石按：新闻联播又传出要变脸的声音，翻出这篇五年前写的报道《联播三十年》。文章有点长，但读起来应该不算累。 联播三十年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28日10:47 南都周刊 1、一个巨无霸媒体的诞生 很少有人知道，《新闻联播》一开始并不叫《新闻联播》，它有个冗长的名字：《全国电视新闻节目联播》。这个节目从1976年7月1日开始在当时的北京电视台播出，内容主要是各地电视台寄来或专程送来的电视新闻片。当时电视新闻都由胶片拍摄，加上路途遥远，等到胶片送到北京再冲洗出来播出，新闻往往成为旧闻。 等到1977年底，微波线路网相继建成，实现真正的《新闻联播》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了。设计新片头的任务交给了美工组的负责人张德生，有着多年电视设计包装经验的张德生觉得原来的节目名字实在太长，打在屏幕上字会很小，与画面也很不协调，建议把名字改成《新闻联播》。就这样，从1978年1月1日起，《新闻联播》这个名字正式启用。从最初的播音员背后屏幕左上角窄窄一块的白底蓝字标牌，到现在特技转出铺满全屏的蓝底黄字；从一座高耸着的广播电视发射塔到平铺着的中国地图，再到转动着的地球仪，《新闻联播》已经走过了整整三十年。 留给历史的，是1978年1月1日那天值班编辑黄一中手写的一张节目串联单。上面载明，这一天开播的《新闻联播》头条新闻是"邓副主席出席国务院办公室招待会，同外国专家欢庆新年"，时长3分钟；紧接其后是两条社会新闻："河北马万水工程队勇夺新高峰"，时长也是3分钟；"山西平定县粮食获得丰收"，时长1分40秒。 如果从名分上来较真，《新闻联播》其实出生在中央电视台之前。《新闻联播》开播三个半月后的1978年4月18日，据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办公室下发的第001号文件，北京电视台才"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正式改名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对外简称CCTV。 "中央"二字，在政治学上也许是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却是一个极具杀伤力的字眼。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此前和此后，还很少有媒体命名时被冠以这两个字。但无论是当时批准改名的机构，还是眼看着这个名字横空出世的那些人，都无法想象，多年以后在央视举办的一场二人转选拔赛上，来自东北铁岭的那个农民赵本山会针对这个名字，当众说出那句经典的话来：中央台的毛病就是真把自己当中央了。 无论怎样，作为当时大陆的新媒体节目样式，《新闻联播》很快就让人们领教了电视传播的威力。1980年11月开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报道在《新闻联播》陆续播出，尽管当时电视机还属于普通家庭很难拥有的奢侈品，这仍然是目前有据可查的《新闻联播》发展史上首轮收视高峰，其时其景唯有"万人空巷"四字可以形容。 翌年四月，全国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在青岛开会，这次为期一周的青岛会议首度为《新闻联播》度身量做了两大毫不含糊的特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视台都是中央电视台的集体记者，有责任有义务向中央电视台供稿；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必须转播《新闻联播》节目。 这种地方无条件支援中央的体制一直沿袭至今，即便是在国内地位独特的上海，2007年7月以后，东方卫视也开始转播《新闻联播》。央视专设了一个与地方卫视对接的部门，即新闻中心下辖的地方新闻部。各省卫视也都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和央视联系，名称不一，如广东卫视叫传京组，湖南卫视叫微(波)传(送)组，还有的地方索性叫重点报道部。这也是中央电视台至今无需在大陆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设立记者站的主要原因。 除了湖南卫视这种极少数已经靠市场生存的异类外，在各省卫视基本都成为各省"电视党报"的大格局下，各地宣传部门都把"上联播"当作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在两会等重要会议期间，对上是宣扬领导政绩的时机，对下则成为各媒体单位的任务。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吴征，曾经在安徽卫视新闻部担任某职务，回忆起十余年前带着任务进京为"上联播"奔走的经历，依然感慨不已。 青岛会议后的第二年9月1日，恰逢中共十二大召开，中央决定将重大新闻发布时间，由原来20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发布提前到《新闻联播》节目发布。自此，从1978年到1982年短短四年间，央视获得了对上的独家授权，对下的绝对支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政策垄断为表征和以政府喉舌为实质的巨无霸媒体地位。 这个巨无霸的核心，显然就集中在《新闻联播》这一核心栏目上。在这个30分钟左右时长节目的庞大阴影下，伴随着彼时媒体传播形式的升级换代，之前风靡一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栏目，极具权威的《人民日报》社论等，都慢慢消退了影响。 紧跟在《新闻联播》之后的15秒广告时段，其广告费是所有电视节目中最贵的。1995年中央电视台推出该时段广告招标，曾经创造了"标王"的新名词。标王折射的行业变迁、传递的经济信号以及自身发展的戏剧性演变，使得这一称呼被赋予了超过其经济行为本身的内容。 喻三龙描述他曾经送审联播的数十次经历：巨大的联播审看间里，朝西是一台同样巨大的电视，审片的时候，分管的副台长和中心主任坐在东边的两张大沙发上，送审的记者、陪审的制片人和部主任等则分坐在南北两侧的长椅上，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有两部引人注目的电话，其中一部是可以直通中南海的红机电话。 2、联播式运作体制 相比央视其他栏目，《新闻联播》是一个相当独特的运作机构。在新闻形式上，它不同于一般的消息，也不同于纯粹的专题，其大致内容播出的顺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外交、访问、会议以及视察活动，中共中央或中央政府开的某项会议，有意思的是，这里面的新闻先后次序排列完全不是以其重要性，而是由领导人的排名先后决定的，同样，在重要会议上，政治局常委以外的每一个政治局委员，也都会给与时长大体相等的镜头。 在组织架构上，《新闻联播》虽然隶属于央视新闻中心的新闻编辑部，但迥异于央视绝大部分栏目采用的制片人负责制，也没有专门的采编团队，主要由中心下辖的时政新闻部、社会新闻部、地方新闻部和新闻采访部四个部门供稿。 负责时政新闻供稿的时政新闻部，是其中最为要害的部门。和央视对驻国外记者站人选的要求一样，在该部工作的记者编辑一般要求是台聘以上的职工，这些在政治上要求绝对可靠的职工，因为近水楼台，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地方官员争相结识的对象，以至于一位跟随采访了几年某届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时政新闻部年轻记者，在家乡举行婚宴时，竟有当地4名以上副省级领导出席。随着这位领导退休，这位记者索性也走向了从政之路，现在已经是内蒙古某盟的副盟长。 似乎是作为一种特别的规格和待遇，在复兴路11号的央视方楼二楼，《新闻联播》是唯一一个享有专用审看间的栏目。每天下午五时半左右，分管新闻的副台长和新闻中心主任便在这里审看当天播出的《新闻联播》样片，重要的时政新闻往往还需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领导审看。一条新闻最后能否上联播，除了分管的副台长和新闻中心主任，谁也心里没底。 曾经在地方卫视和央视都工作过的资深电视记者喻三龙(化名)，有选送新闻上联播和自己直接给联播拍摄新闻的双重体验。喻回忆，自己选送或拍摄的新闻，倘若能上联播，是一件相当令人兴奋的事情，倘若还能入选联播头条，通常会赢得领导的特别表扬。 喻三龙描述送审联播的数十次经历：巨大的联播审看间里，朝西是一台同样巨大的电视，审片时，分管的副台长和中心主任坐在东边的两张大沙发上，送审的记者、陪审的制片人和部主任等则分坐在南北两侧的长椅上，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有两部引人注目的电话，其中一部是可以直通中南海的红机电话。 喻三龙印象最深的是好几次正在审看时，红机电话一响，审看的台领导手一抬，送审的记者立即按住暂停键，众人马上屏息静气。鸦雀无声中，就见领导对着电话一边点头一边说是是是，等到领导放下电话，手一指，记者马上按下PLAY键，大家也跟着松了一口气，继续审片。审过了的，欢天喜地，赶快将样片送到新闻编辑部联播组当天的值班编辑手上；要改的，屁滚尿流，也立即蹦到隔壁机房修改；片子毙了的，垂头丧气而去。 3、杨伟光改革 对《新闻联播》的开创性贡献，无法绕过一个人。这个叫杨伟光的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在1985年调任央视副台长时，还完全是一个电视外行。但到1999年杨卸任央视台长一职时，其才华和贡献几乎获得台内外一致公认，央视新闻中心一位资深制片人回忆，身为台长的杨伟光，能为一个选题一个策划到上级宣传主管部门据理力争，在那里"说话也很有分量"。 1986年1月29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发生爆炸，《新闻联播》将其列为头条，并播放了足足6分钟。将国际新闻置放在国内新闻之前播出，这是一向以刻板形象示人的《新闻联播》最为出位的一次。在刚刚出版的《杨伟光的央视岁月》一书中，现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的杨伟光透露，这是他亲自拍板决定的。 《新闻联播》在新闻领域的突破，由杨伟光最得力的一个部下孙玉胜协助完成。1993年，孙玉胜率领从联播出来的一批人招兵买马，创办《东方时空》，第一次在中国电视界引入早间新闻的概念。次年4月1日，孙玉胜又在联播之后的13分钟时段开办《焦点访谈》，用杨伟光的话来说，是"让评论性节目进入以联播为核心的晚间黄金时段"。以此为基础，央视发展成立了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这一中国电视媒体圈内赫赫有名的先锋团队。 央视新闻中心一位主编回忆，《东方时空》刚刚创办时，几乎成就了中国电视业的一个神话，时空的记者出差时甚至会碰到激动万分的列车员亲自端来洗脚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痛并快乐着"的白岩松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偷偷过来评论部干私活，一边还在感叹"一条狗牵进中央电视台叫几天就会成为一条名狗"；而离开湖南卫视来到新闻评论部的王志，正在地下室里过着后来被他称为"打了8年临时工"的北漂生活。 新闻评论部首任主任孙玉胜现在已是央视副台长。在一本名叫《语态——改变中国电视的十年》的回忆录里，他详细记录了从1993年到2003年创办新闻评论部这个过程。这种极具开放性的文化氛围，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末。一部名叫《分家在十月》的新闻评论部年会视频作品，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成为对这种氛围的经典诠释。 "时间紧，任务重，能不能绕过真理部？"2008年元旦，在央视附近一个茶楼里，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吴征回忆起该片经典台词时仍然激动，"是走理性的平安大街还是走激情的三环路？"他当初辞掉在安徽卫视的正式工作投奔新闻评论部，仅仅因为那部冲击力极强的《分家在十月》的片子。很难想象，这种延安圣地般的电视新闻高地，居然最初脱胎于《新闻联播》。而彼时的《新闻联播》，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也最关心的一句话，往往是主持人的最后一句——预报当天《焦点访谈》即将播出的内容。 如果说前述改革是遵循新闻规律打破陈规，杨伟光对《新闻联播》的另一个革命性创举，是对其经济价值的开发。 1993年底，在《新闻联播》之后天气预报之前，杨伟光拍板加了一则30秒的广告。这一在当时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创举，甚至让时任广电部长的艾知生都觉得不安，不得不操起电话亲自向杨伟光询问详情。 但也就是从这则广告开始，央视开始依托《新闻联播》前后黄金时段进行点石成金般的广告招标。而今，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两个频道中，并机播出的《新闻联播》开播前后短短数分钟黄金时段的广告招标金额，占据了CCTV16个频道全部广告收入的绝大部分。2007年度，黄金时段招标总额甚至突破80个亿。有人因此评价说，某种意义上，杨伟光让《新闻联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印钞机。 央视新闻评论部的一些老人们认为，杨伟光时代是央视的一个巅峰，自然也是《新闻联播》影响力的一个巅峰。他们喜欢回忆2000年以前的央视岁月，觉得那是央视曾经的"最好的时光"。 孙玉胜在新闻评论部的搭档，现央视副总编袁正明认为，无论是杨伟光还是孙玉胜，无论是就《新闻联播》本身还是外围进行的任何一个改革，都离不开彼时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他回忆，创办《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一方面是响应邓小平南巡讲话，另一方面肇始于1993年初的电视宣传工作会议，时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指示，"要创办一批新的栏目"。 4、"主旋律的创新表达" 2008年第一个月最流行的口头语叫"很黄很暴力"。这个对2007年12月27日晚《新闻联播》一则普通消息的狂热解构和激烈反讽，几乎一夜间席卷了整个中文网络，也极具反讽意味地自动成为迎接《新闻联播》三十周年的网络献礼。 作为一名曾经多次给《新闻联播》供稿的央视记者，喻三龙则感叹这个记者太笨，用他的话来说，"主旋律的创新表达"其实一直是《新闻联播》的主要任务，即便是在杨伟光治下的巅峰年代，《新闻联播》也一直有自己完整的一套意识形态植入技术。 1987年国庆节前后，《新闻联播》在常规节目之外首次推出挂标系列报道《改革在你身边》，被业内专家称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新形式"。此后，1989年下半年9至11月的三个月间，为了讴歌新中国成立40周年的成就，《新闻联播》一口气播出创纪录的180集系列报道《弹指一挥间》，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现在联播中推出的《时代先锋》和《永远的丰碑》。 由于担心这类千篇一律的语态会令人疲惫甚至厌恶，传播效果会陷入迟滞甚至停顿，从本世纪初开始，联播就尝试在"会议没有不隆重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之类党八股宏大叙事中，引入《百姓故事》式的个人化微观叙事。 这种语态改革的高潮在2007年6月10日到来。这一天，《新闻联播》和《新闻30分》同步推出一个叫《百姓纪事》的栏目，开篇报道《徐少勤和他门前的一条路》，讲述安徽蚌埠徐家湾农民徐少勤从税负较重不断上访被村里断路，到1999年税费改革后主动平整道路并带头上缴农业税，再到2006年全面免除农业税后村里修好柏油路、徐少勤开办农资站三个阶段的故事。随后播出的两集《高大妈的水缸》和《农民摄影家的新老照片》，操作手法和风格类似。 这种试图讲故事的主旋律宣传方式，尽管遭到新闻专业主义者"伪新闻"的抨击，但一经推出即获得宣传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 意识形态宣讲技术的微调，后来还出现在时政新闻领域。长期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级领导人的新闻，一般用解说替代同期，因而除非像胡连会这样的直播，观众很少听到联播新闻里出现领导人的同期声。但1月15日的《新闻联播》，播出了一则胡锦涛在安徽视察时的新闻，在这则时长12分12秒的消息里，很少见地出现了总共3分零23秒的同期。 总书记视察淮河灾区王家坝村民郑继超家，是这则新闻的重头戏，开篇即用了1分零48秒的同期，"总书记对主人深情地说"，以了解灾后重建情况；之后又用了46秒同期，"胡锦涛郑重地告诉乡亲们"，中央政府对看病难和农村医保问题的新政策。临出门了，又是20秒同期，"胡锦涛又一次叮嘱村干部"，一定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落实好。 这段新闻里的两个细节——胡锦涛查看村民的灾后补偿存折，走到院子里用手捧自来水喝，真切感人，让无数网民由衷赞叹。 但洋溢着意识形态热情的传统操作路径，始终是《新闻联播》的主体色彩。诸如"火线入党"等极具形式感的激励方式，在军警以外的行业已经十分罕见，对《新闻联播》来说，依然是行之有效的措施。2007年淮河抗洪抢险报道中，一个前方报道组不仅成立了由六名党员组成的临时党支部指挥报道，两名记者也适时在淮河边上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在央视，对这类报道技术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了"体贴入微"的境界。2007年7月，《新闻联播》报道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受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委托，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淮河流域灾区慰问。尽管报道这条新闻的记者已经获得该领导的多次表扬，但事后的业务讨论中，编辑们仍然认为这种表述方式还有推敲的余地。理由是："淮河流域发生灾情多日，受灾严重而且死亡多人，中央领导现在才下去，而且说是受委托才下去的，这样说法属于被动式"，如果能倒过来说，"某某某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到灾区慰问受灾群众，转达胡温的关心和问候"，会更加亲切一些，这样属于主动式。 但无论是什么样的改革，类似杨伟光时代将挑战者号爆炸的新闻放在联播头条的创举，即便在9·11事件和南亚大海啸这样的极端时刻，也再没有重演过。 而杨伟光开创的经济创举，同样也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一方面，尽管每年的标王和招标金额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产业转移和景气指数的晴雨表，但1990年代那种"每天开进央视一辆桑塔纳，就可以从央视开出一辆奥迪"的时代显然风光不再；另一方面，央视借助绝对垄断地位攫取的巨额利润，也不断遭到道德和公平的质疑。两者叠加在《新闻联播》身上，使得这个每天教导人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超级意识形态符号，越来越面目可疑。 5、转圆石于千仞之山 从来没有哪个媒体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新闻发生场，除了CCTV；也从来没有哪个CCTV的栏目聚集着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除了《新闻联播》。在某种程度上，CCTV和《新闻联播》不仅仅是一个专有名词，也是一个形容词。"做人不能太CCTV啊"，"这也太《新闻联播》了吧？"这几已成为约定俗成的调侃。 有人说，如果说央视现在充当的角色，类似十年前的中国足协；那么《新闻联播》就相当于中国男足甲A联赛。一面是"很好很强大"，另一面是"很黄很暴力"。在自己的博客里，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这样描述自己看《新闻联播》的三重境界：从根本不看，到反着看，最后当作娱乐新闻看。 喻三龙的一位央视新闻中心同事则在博客上感叹，地方政府对待央视记者的态度，甚至可以作为检验当地经济和社会发育程度的重要标准。一般来说，越是经济相对发达社会发育相对成熟的地区，越是不央视。在可以很方便地看到港澳电视节目的广东，《新闻联播》的市场不大，收视率不高，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无可否认，作为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重镇，央视对这个逐渐呈多元色彩的社会的影响力，明显递减。 垄断是把双刃剑，在这个意义上，拥有毋庸置疑垄断地位的央视，特别是《新闻联播》能接触到核心信息源的优势，相反也是接受严密监管的劣势。如同样是在2007年的淮河洪灾报道中，央视可以派记者进驻国家防总，也可以第一时间拿到最关键的数据，但又不得不遵循宣传主管部门"多报道当地党委、政府组织抗洪抢险的具体措施，多报道当地老百姓舍小家顾大家的感人事迹，多报道有关部门组织救灾款物帮助重建家园的情况"的要求。这也是喻三龙认为为何每逢大事发生，凤凰卫视总能跑在央视前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地方和央视的协作关系，也不再像20年前那般亲密无间。在娱乐新闻领域，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地方台对央视的威胁和赶超，已成为既成事实。即便是在具备天然"合法性"的舆论监督领域中，地方利益的封堵对抗也越来越明显。最明显的例子是，2007年7月的河南陕县淹井事件，因为刚开始对是否能安全救出矿工的皆大欢喜结果尚无把握，地方派出大量警力层层阻拦央视记者进入现场。 更令央视人悲哀的是，三十年来，《新闻联播》式的刻板形象积累到后来，当它开始试图往正常化的新闻道路稍稍回归时，却不得不加倍小心，以应对种种猝不及防的解读。 上个月底，当《新闻联播》播出贺岁片《集结号》上映的市场和观众反应时，一条品质其实不错的新闻，反而获得了动辄得咎的诠释。认为这部电影好的人，觉得《集结号》居然上了《新闻联播》，简直是一种耻辱；认为这部电影烂的人，则觉得《新闻联播》居然表扬《集结号》，简直是别有用心。 从这点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闻联播》"换脸"是如此小心翼翼。2007年年底换上来的四个新主持人，还得在一年前的2006年6月5日，预先做一次脱敏测试，即便如此，同样也招来了对中国政局的诸多猜测。 这种通过中央喉舌自上而下进行社会治理的执政模式，究竟空间还有多大？可持续性还有多久？包括央视内部人在内，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思考。 一部分人自我阉割，通过内部学习强化自己和体制间的价值观认同，"真正理解了正面报道不仅仅是政治导向的要求，也是对中国现阶段社会的真实反映，还是绝大多数观众的要求。"另外一部分人则陷入几近人格分裂的挣扎。喻三龙感慨，央视最好的节目必须符合三个标准："领导审片时找不到毙片的理由，在家里爱看，在公开场合也不方便表扬。"央视新闻频道一个在台内外都享有良好声誉的年轻女主持人，甚至把自己的MSN后缀设置成"转圆石于千仞之山"。 在央视业务楼一层的台史陈列室里，被传媒学者展江称为"标准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联播》现任主持人邢质斌和罗京的照片，和另外两位在19年前离开《新闻联播》的主持人薛飞、杜宪的照片并列在一排。这种似乎时空错乱的格局，仿佛是对上述复杂心态的一种不期而然的注释。 6、联播背后的新闻频道"二次革命" 作为最核心的垄断部分，《新闻联播》是中央电视台安身立命的根基，某种程度上，央视其他新闻栏目都只是对《新闻联播》的补充，包括开播已近5年的新闻频道。 开办专门的新闻频道，一向被视为现任台长赵化勇接替杨伟光上台后最为重要的一项改革。但自2003年5月1日开播已来，无论是圈内评价还是圈外影响上，新闻频道都乏善可陈，和开播时的预期相距甚远。央视索福瑞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央视16个频道中，新闻频道收视率长期徘徊在第九和第十名之后。 一个笑话是，根据央视新闻中心的统计资料，新闻频道是所有国家新闻频道中栏目数量最多的一个。大大小小29个栏目中，光新闻评论部就占据了16个栏目，陷入专题和消息分离，栏目和栏目隔绝，部门和部门各自为政的状态。 传媒学教授展江曾对新闻频道的开播寄予期望，认为新闻频道的成立与国家新闻政策的开放和新闻改革的深入密不可分，但5年的观察使他发觉，意识形态负担太重的新闻频道，过于回避最具生命力的重大突发事件的直播，而常常代以类似媒介事件的设置性直播，比如大江截流、水下考古等。 更有业内人士指出，长期以来，央视新闻频道陷入了一种"靠天吃饭"的怪圈，一方面是在香港回归十周年、嫦娥发射、十七大等大事频频的时候，新闻频道收视率明显占优；另一方面，一旦没大事，收视率立即低迷。新闻频道打出"有大事看新闻频道"的口号，马上碰到了"没大事新闻频道怎么办"的问题。 即便是遇到大事，也会时常遭遇到包括CCTV4和凤凰卫视在内的竞争对手的强有力狙击，当此之时，新闻频道往往会陷入对报道技术和传播效果的强烈不自信中。 最苛刻的评价来自网路。有网友甚至认为，新闻频道其实就是一个"巨型《新闻联播》"。 现任新闻中心主任梁晓涛2005年从经济广告信息中心主任(经济频道总监)位上调任过来。上任伊始，梁就开始着手实施对新闻频道的手术。第一次改革在2006年6月1日展开，这次被坊间戏称为"换了一件黄马甲"的新闻频道全面改版，并未取得太多实质性的改观。 2007年5月，梁晓涛又从各部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中心策划组，名义上属频道编辑部，实际上直属中心主任调遣，成为为新闻频道改革做调研准备的"军机处"。消息称，此番二次改革的计划是延展《新闻联播》的资源，使联播和新闻频道的其他新闻形式形成良性互动，反过来稳步促进联播的推陈出新，最后达到梁所预设的目标："在坚守喉舌角色和公信力的前提下，打造一个与这个国家和央视相匹配的新闻频道"。 在央视索福瑞副总郑维东看来，一个栏目正常的周期率，大约5到10年就需更新换代。已经播出30年的《新闻联播》，这次被列入新闻频道"二次革命"的范围，也很符合逻辑。据称，刚刚宣布的方案是，以《新闻联播》为主体，成立一个专门的联播编辑部，作为改革重头戏，以起到放大和消化《新闻联播》所占据的央视独一无二的政策资源、部委资源和品牌资源的作用。 在这次改革中，央视人员最多声名最盛力量也最强的新闻评论部，也被一分为二，再整合进其他部的资源，变成为社会专题部和新闻专题部(另设国际新闻部和采编部)，一些名牌栏目如《时空连线》、《社会记录》等，也将被整合进其他栏目中。没有人知道，春节以后的《新闻联播》乃至新闻频道，在"喉舌与责任"之间，究竟会以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 国家税务总局南侧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里，北京市羊坊店路115号的原新闻评论部南院工作区，现在已经略显冷清，值班的保安感叹，这似乎是自半年前大规模清理黑工以来，院里指挥停车最轻松的一段时光。 6年前以北漂一族身份投奔新闻评论部的吴征，两年前已经离开央视加盟凤凰卫视，从总编室主任一路做到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在他看来，如果媒体离管制太近，离市场太远，无论如何改革，总是难有起色。喻三龙也准备在春节后辞职，专心开一家自己的小公司。这个冬天，在央视东门附近的一家肯德基里，这个在CCTV干了10余年的老电视记者笑称，自己实在干不动了，老了。 一直在密切观察CCTV的传媒学者展江，认为无论是《新闻联播》还是整个新闻频道，倘若宏观环境没有显著改善，任何单独改革取得成效的可能性都不大。他认为，引入竞争是当下唯一有可能的出路，"与其搞二次革命，不如在新华社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建立第二中央台。" | ||||
| Posted: 12 Nov 2012 08:50 PM PST 石按：新闻联播又传出要变脸的声音，翻出这篇五年前写的报道《联播三十年》。有点长，但读起来应该不算累。 联播三十年（一个巨无霸媒体的诞生）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28日10:47 南都周刊 很少有人知道，《新闻联播》一开始并不叫《新闻联播》，它有个冗长的名字：《全国电视新闻节目联播》。这个节目从1976年7月1日开始在当时的北京电视台播出，内容主要是各地电视台寄来或专程送来的电视新闻片。当时电视新闻都由胶片拍摄，加上路途遥远，等到胶片送到北京再冲洗出来播出，新闻往往成为旧闻。 等到1977年底，微波线路网相继建成，实现真正的《新闻联播》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了。设计新片头的任务交给了美工组的负责人张德生，有着多年电视设计包装经验的张德生觉得原来的节目名字实在太长，打在屏幕上字会很小，与画面也很不协调，建议把名字改成《新闻联播》。就这样，从1978年1月1日起，《新闻联播》这个名字正式启用。从最初的播音员背后屏幕左上角窄窄一块的白底蓝字标牌，到现在特技转出铺满全屏的蓝底黄字；从一座高耸着的广播电视发射塔到平铺着的中国地图，再到转动着的地球仪，《新闻联播》已经走过了整整三十年。 留给历史的，是1978年1月1日那天值班编辑黄一中手写的一张节目串联单。上面载明，这一天开播的《新闻联播》头条新闻是"邓副主席出席国务院办公室招待会，同外国专家欢庆新年"，时长3分钟；紧接其后是两条社会新闻："河北马万水工程队勇夺新高峰"，时长也是3分钟；"山西平定县粮食获得丰收"，时长1分40秒。 如果从名分上来较真，《新闻联播》其实出生在中央电视台之前。《新闻联播》开播三个半月后的1978年4月18日，据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办公室下发的第001号文件，北京电视台才"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正式改名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对外简称CCTV。 "中央"二字，在政治学上也许是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却是一个极具杀伤力的字眼。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此前和此后，还很少有媒体命名时被冠以这两个字。但无论是当时批准改名的机构，还是眼看着这个名字横空出世的那些人，都无法想象，多年以后在央视举办的一场二人转选拔赛上，来自东北铁岭的那个农民赵本山会针对这个名字，当众说出那句经典的话来：中央台的毛病就是真把自己当中央了。 无论怎样，作为当时大陆的新媒体节目样式，《新闻联播》很快就让人们领教了电视传播的威力。1980年11月开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报道在《新闻联播》陆续播出，尽管当时电视机还属于普通家庭很难拥有的奢侈品，这仍然是目前有据可查的《新闻联播》发展史上首轮收视高峰，其时其景唯有"万人空巷"四字可以形容。 翌年四月，全国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在青岛开会，这次为期一周的青岛会议首度为《新闻联播》度身量做了两大毫不含糊的特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视台都是中央电视台的集体记者，有责任有义务向中央电视台供稿；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必须转播《新闻联播》节目。 这种地方无条件支援中央的体制一直沿袭至今，即便是在国内地位独特的上海，2007年7月以后，东方卫视也开始转播《新闻联播》。央视专设了一个与地方卫视对接的部门，即新闻中心下辖的地方新闻部。各省卫视也都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和央视联系，名称不一，如广东卫视叫传京组，湖南卫视叫微(波)传(送)组，还有的地方索性叫重点报道部。这也是中央电视台至今无需在大陆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设立记者站的主要原因。 除了湖南卫视这种极少数已经靠市场生存的异类外，在各省卫视基本都成为各省"电视党报"的大格局下，各地宣传部门都把"上联播"当作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在两会等重要会议期间，对上是宣扬领导政绩的时机，对下则成为各媒体单位的任务。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吴征，曾经在安徽卫视新闻部担任某职务，回忆起十余年前带着任务进京为"上联播"奔走的经历，依然感慨不已。 青岛会议后的第二年9月1日，恰逢中共十二大召开，中央决定将重大新闻发布时间，由原来20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发布提前到《新闻联播》节目发布。自此，从1978年到1982年短短四年间，央视获得了对上的独家授权，对下的绝对支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政策垄断为表征和以政府喉舌为实质的巨无霸媒体地位。 这个巨无霸的核心，显然就集中在《新闻联播》这一核心栏目上。在这个30分钟左右时长节目的庞大阴影下，伴随着彼时媒体传播形式的升级换代，之前风靡一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栏目，极具权威的《人民日报》社论等，都慢慢消退了影响。 紧跟在《新闻联播》之后的15秒广告时段，其广告费是所有电视节目中最贵的。1995年中央电视台推出该时段广告招标，曾经创造了"标王"的新名词。标王折射的行业变迁、传递的经济信号以及自身发展的戏剧性演变，使得这一称呼被赋予了超过其经济行为本身的内容。 喻三龙描述他曾经送审联播的数十次经历：巨大的联播审看间里，朝西是一台同样巨大的电视，审片的时候，分管的副台长和中心主任坐在东边的两张大沙发上，送审的记者、陪审的制片人和部主任等则分坐在南北两侧的长椅上，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有两部引人注目的电话，其中一部是可以直通中南海的红机电话。 联播式运作体制 相比央视其他栏目，《新闻联播》是一个相当独特的运作机构。在新闻形式上，它不同于一般的消息，也不同于纯粹的专题，其大致内容播出的顺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外交、访问、会议以及视察活动，中共中央或中央政府开的某项会议，有意思的是，这里面的新闻先后次序排列完全不是以其重要性，而是由领导人的排名先后决定的，同样，在重要会议上，政治局常委以外的每一个政治局委员，也都会给与时长大体相等的镜头。 在组织架构上，《新闻联播》虽然隶属于央视新闻中心的新闻编辑部，但迥异于央视绝大部分栏目采用的制片人负责制，也没有专门的采编团队，主要由中心下辖的时政新闻部、社会新闻部、地方新闻部和新闻采访部四个部门供稿。 负责时政新闻供稿的时政新闻部，是其中最为要害的部门。和央视对驻国外记者站人选的要求一样，在该部工作的记者编辑一般要求是台聘以上的职工，这些在政治上要求绝对可靠的职工，因为近水楼台，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地方官员争相结识的对象，以至于一位跟随采访了几年某届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时政新闻部年轻记者，在家乡举行婚宴时，竟有当地4名以上副省级领导出席。随着这位领导退休，这位记者索性也走向了从政之路，现在已经是内蒙古某盟的副盟长。 似乎是作为一种特别的规格和待遇，在复兴路11号的央视方楼二楼，《新闻联播》是唯一一个享有专用审看间的栏目。每天下午五时半左右，分管新闻的副台长和新闻中心主任便在这里审看当天播出的《新闻联播》样片，重要的时政新闻往往还需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领导审看。一条新闻最后能否上联播，除了分管的副台长和新闻中心主任，谁也心里没底。 曾经在地方卫视和央视都工作过的资深电视记者喻三龙(化名)，有选送新闻上联播和自己直接给联播拍摄新闻的双重体验。喻回忆，自己选送或拍摄的新闻，倘若能上联播，是一件相当令人兴奋的事情，倘若还能入选联播头条，通常会赢得领导的特别表扬。 喻三龙描述送审联播的数十次经历：巨大的联播审看间里，朝西是一台同样巨大的电视，审片时，分管的副台长和中心主任坐在东边的两张大沙发上，送审的记者、陪审的制片人和部主任等则分坐在南北两侧的长椅上，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有两部引人注目的电话，其中一部是可以直通中南海的红机电话。 喻三龙印象最深的是好几次正在审看时，红机电话一响，审看的台领导手一抬，送审的记者立即按住暂停键，众人马上屏息静气。鸦雀无声中，就见领导对着电话一边点头一边说是是是，等到领导放下电话，手一指，记者马上按下PLAY键，大家也跟着松了一口气，继续审片。审过了的，欢天喜地，赶快将样片送到新闻编辑部联播组当天的值班编辑手上；要改的，屁滚尿流，也立即蹦到隔壁机房修改；片子毙了的，垂头丧气而去。 杨伟光改革 对《新闻联播》的开创性贡献，无法绕过一个人。这个叫杨伟光的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在1985年调任央视副台长时，还完全是一个电视外行。但到1999年杨卸任央视台长一职时，其才华和贡献几乎获得台内外一致公认，央视新闻中心一位资深制片人回忆，身为台长的杨伟光，能为一个选题一个策划到上级宣传主管部门据理力争，在那里"说话也很有分量"。 1986年1月29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发生爆炸，《新闻联播》将其列为头条，并播放了足足6分钟。将国际新闻置放在国内新闻之前播出，这是一向以刻板形象示人的《新闻联播》最为出位的一次。在刚刚出版的《杨伟光的央视岁月》一书中，现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的杨伟光透露，这是他亲自拍板决定的。 《新闻联播》在新闻领域的突破，由杨伟光最得力的一个部下孙玉胜协助完成。1993年，孙玉胜率领从联播出来的一批人招兵买马，创办《东方时空》，第一次在中国电视界引入早间新闻的概念。次年4月1日，孙玉胜又在联播之后的13分钟时段开办《焦点访谈》，用杨伟光的话来说，是"让评论性节目进入以联播为核心的晚间黄金时段"。以此为基础，央视发展成立了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这一中国电视媒体圈内赫赫有名的先锋团队。 央视新闻中心一位主编回忆，《东方时空》刚刚创办时，几乎成就了中国电视业的一个神话，时空的记者出差时甚至会碰到激动万分的列车员亲自端来洗脚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痛并快乐着"的白岩松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偷偷过来评论部干私活，一边还在感叹"一条狗牵进中央电视台叫几天就会成为一条名狗"；而离开湖南卫视来到新闻评论部的王志，正在地下室里过着后来被他称为"打了8年临时工"的北漂生活。 新闻评论部首任主任孙玉胜现在已是央视副台长。在一本名叫《语态——改变中国电视的十年》的回忆录里，他详细记录了从1993年到2003年创办新闻评论部这个过程。这种极具开放性的文化氛围，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末。一部名叫《分家在十月》的新闻评论部年会视频作品，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成为对这种氛围的经典诠释。 "时间紧，任务重，能不能绕过真理部？"2008年元旦，在央视附近一个茶楼里，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吴征回忆起该片经典台词时仍然激动，"是走理性的平安大街还是走激情的三环路？"他当初辞掉在安徽卫视的正式工作投奔新闻评论部，仅仅因为那部冲击力极强的《分家在十月》的片子。很难想象，这种延安圣地般的电视新闻高地，居然最初脱胎于《新闻联播》。而彼时的《新闻联播》，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也最关心的一句话，往往是主持人的最后一句——预报当天《焦点访谈》即将播出的内容。 如果说前述改革是遵循新闻规律打破陈规，杨伟光对《新闻联播》的另一个革命性创举，是对其经济价值的开发。 1993年底，在《新闻联播》之后天气预报之前，杨伟光拍板加了一则30秒的广告。这一在当时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创举，甚至让时任广电部长的艾知生都觉得不安，不得不操起电话亲自向杨伟光询问详情。 但也就是从这则广告开始，央视开始依托《新闻联播》前后黄金时段进行点石成金般的广告招标。而今，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两个频道中，并机播出的《新闻联播》开播前后短短数分钟黄金时段的广告招标金额，占据了CCTV16个频道全部广告收入的绝大部分。2007年度，黄金时段招标总额甚至突破80个亿。有人因此评价说，某种意义上，杨伟光让《新闻联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印钞机。 央视新闻评论部的一些老人们认为，杨伟光时代是央视的一个巅峰，自然也是《新闻联播》影响力的一个巅峰。他们喜欢回忆2000年以前的央视岁月，觉得那是央视曾经的"最好的时光"。 孙玉胜在新闻评论部的搭档，现央视副总编袁正明认为，无论是杨伟光还是孙玉胜，无论是就《新闻联播》本身还是外围进行的任何一个改革，都离不开彼时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他回忆，创办《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一方面是响应邓小平南巡讲话，另一方面肇始于1993年初的电视宣传工作会议，时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指示，"要创办一批新的栏目"。 2008年第一个月最流行的口头语叫"很黄很暴力"。这个对2007年12月27日晚《新闻联播》一则普通消息的狂热解构和激烈反讽，几乎一夜间席卷了整个中文网络，也极具反讽意味地自动成为迎接《新闻联播》三十周年的网络献礼。 作为一名曾经多次给《新闻联播》供稿的央视记者，喻三龙则感叹这个记者太笨，用他的话来说，"主旋律的创新表达"其实一直是《新闻联播》的主要任务，即便是在杨伟光治下的巅峰年代，《新闻联播》也一直有自己完整的一套意识形态植入技术。 1987年国庆节前后，《新闻联播》在常规节目之外首次推出挂标系列报道《改革在你身边》，被业内专家称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新形式"。此后，1989年下半年9至11月的三个月间，为了讴歌新中国成立40周年的成就，《新闻联播》一口气播出创纪录的180集系列报道《弹指一挥间》，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现在联播中推出的《时代先锋》和《永远的丰碑》。 由于担心这类千篇一律的语态会令人疲惫甚至厌恶，传播效果会陷入迟滞甚至停顿，从本世纪初开始，联播就尝试在"会议没有不隆重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之类党八股宏大叙事中，引入《百姓故事》式的个人化微观叙事。 这种语态改革的高潮在2007年6月10日到来。这一天，《新闻联播》和《新闻30分》同步推出一个叫《百姓纪事》的栏目，开篇报道《徐少勤和他门前的一条路》，讲述安徽蚌埠徐家湾农民徐少勤从税负较重不断上访被村里断路，到1999年税费改革后主动平整道路并带头上缴农业税，再到2006年全面免除农业税后村里修好柏油路、徐少勤开办农资站三个阶段的故事。随后播出的两集《高大妈的水缸》和《农民摄影家的新老照片》，操作手法和风格类似。 这种试图讲故事的主旋律宣传方式，尽管遭到新闻专业主义者"伪新闻"的抨击，但一经推出即获得宣传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 意识形态宣讲技术的微调，后来还出现在时政新闻领域。长期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级领导人的新闻，一般用解说替代同期，因而除非像胡连会这样的直播，观众很少听到联播新闻里出现领导人的同期声。但1月15日的《新闻联播》，播出了一则胡锦涛在安徽视察时的新闻，在这则时长12分12秒的消息里，很少见地出现了总共3分零23秒的同期。 总书记视察淮河灾区王家坝村民郑继超家，是这则新闻的重头戏，开篇即用了1分零48秒的同期，"总书记对主人深情地说"，以了解灾后重建情况；之后又用了46秒同期，"胡锦涛郑重地告诉乡亲们"，中央政府对看病难和农村医保问题的新政策。临出门了，又是20秒同期，"胡锦涛又一次叮嘱村干部"，一定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落实好。 这段新闻里的两个细节——胡锦涛查看村民的灾后补偿存折，走到院子里用手捧自来水喝，真切感人，让无数网民由衷赞叹。 但洋溢着意识形态热情的传统操作路径，始终是《新闻联播》的主体色彩。诸如"火线入党"等极具形式感的激励方式，在军警以外的行业已经十分罕见，对《新闻联播》来说，依然是行之有效的措施。2007年淮河抗洪抢险报道中，一个前方报道组不仅成立了由六名党员组成的临时党支部指挥报道，两名记者也适时在淮河边上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在央视，对这类报道技术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了"体贴入微"的境界。2007年7月，《新闻联播》报道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受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委托，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淮河流域灾区慰问。尽管报道这条新闻的记者已经获得该领导的多次表扬，但事后的业务讨论中，编辑们仍然认为这种表述方式还有推敲的余地。理由是："淮河流域发生灾情多日，受灾严重而且死亡多人，中央领导现在才下去，而且说是受委托才下去的，这样说法属于被动式"，如果能倒过来说，"某某某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到灾区慰问受灾群众，转达胡温的关心和问候"，会更加亲切一些，这样属于主动式。 但无论是什么样的改革，类似杨伟光时代将挑战者号爆炸的新闻放在联播头条的创举，即便在9·11事件和南亚大海啸这样的极端时刻，也再没有重演过。 而杨伟光开创的经济创举，同样也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一方面，尽管每年的标王和招标金额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产业转移和景气指数的晴雨表，但1990年代那种"每天开进央视一辆桑塔纳，就可以从央视开出一辆奥迪"的时代显然风光不再；另一方面，央视借助绝对垄断地位攫取的巨额利润，也不断遭到道德和公平的质疑。两者叠加在《新闻联播》身上，使得这个每天教导人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超级意识形态符号，越来越面目可疑。 转圆石于千仞之山 从来没有哪个媒体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新闻发生场，除了CCTV；也从来没有哪个CCTV的栏目聚集着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除了《新闻联播》。在某种程度上，CCTV和《新闻联播》不仅仅是一个专有名词，也是一个形容词。"做人不能太CCTV啊"，"这也太《新闻联播》了吧？"这几已成为约定俗成的调侃。 有人说，如果说央视现在充当的角色，类似十年前的中国足协；那么《新闻联播》就相当于中国男足甲A联赛。一面是"很好很强大"，另一面是"很黄很暴力"。在自己的博客里，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这样描述自己看《新闻联播》的三重境界：从根本不看，到反着看，最后当作娱乐新闻看。 喻三龙的一位央视新闻中心同事则在博客上感叹，地方政府对待央视记者的态度，甚至可以作为检验当地经济和社会发育程度的重要标准。一般来说，越是经济相对发达社会发育相对成熟的地区，越是不央视。在可以很方便地看到港澳电视节目的广东，《新闻联播》的市场不大，收视率不高，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无可否认，作为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重镇，央视对这个逐渐呈多元色彩的社会的影响力，明显递减。 垄断是把双刃剑，在这个意义上，拥有毋庸置疑垄断地位的央视，特别是《新闻联播》能接触到核心信息源的优势，相反也是接受严密监管的劣势。如同样是在2007年的淮河洪灾报道中，央视可以派记者进驻国家防总，也可以第一时间拿到最关键的数据，但又不得不遵循宣传主管部门"多报道当地党委、政府组织抗洪抢险的具体措施，多报道当地老百姓舍小家顾大家的感人事迹，多报道有关部门组织救灾款物帮助重建家园的情况"的要求。这也是喻三龙认为为何每逢大事发生，凤凰卫视总能跑在央视前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地方和央视的协作关系，也不再像20年前那般亲密无间。在娱乐新闻领域，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地方台对央视的威胁和赶超，已成为既成事实。即便是在具备天然"合法性"的舆论监督领域中，地方利益的封堵对抗也越来越明显。最明显的例子是，2007年7月的河南陕县淹井事件，因为刚开始对是否能安全救出矿工的皆大欢喜结果尚无把握，地方派出大量警力层层阻拦央视记者进入现场。 更令央视人悲哀的是，三十年来，《新闻联播》式的刻板形象积累到后来，当它开始试图往正常化的新闻道路稍稍回归时，却不得不加倍小心，以应对种种猝不及防的解读。 上个月底，当《新闻联播》播出贺岁片《集结号》上映的市场和观众反应时，一条品质其实不错的新闻，反而获得了动辄得咎的诠释。认为这部电影好的人，觉得《集结号》居然上了《新闻联播》，简直是一种耻辱；认为这部电影烂的人，则觉得《新闻联播》居然表扬《集结号》，简直是别有用心。 从这点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闻联播》"换脸"是如此小心翼翼。2007年年底换上来的四个新主持人，还得在一年前的2006年6月5日，预先做一次脱敏测试，即便如此，同样也招来了对中国政局的诸多猜测。 这种通过中央喉舌自上而下进行社会治理的执政模式，究竟空间还有多大？可持续性还有多久？包括央视内部人在内，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思考。 一部分人自我阉割，通过内部学习强化自己和体制间的价值观认同，"真正理解了正面报道不仅仅是政治导向的要求，也是对中国现阶段社会的真实反映，还是绝大多数观众的要求。"另外一部分人则陷入几近人格分裂的挣扎。喻三龙感慨，央视最好的节目必须符合三个标准："领导审片时找不到毙片的理由，在家里爱看，在公开场合也不方便表扬。"央视新闻频道一个在台内外都享有良好声誉的年轻女主持人，甚至把自己的MSN后缀设置成"转圆石于千仞之山"。 在央视业务楼一层的台史陈列室里，被传媒学者展江称为"标准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联播》现任主持人邢质斌和罗京的照片，和另外两位在19年前离开《新闻联播》的主持人薛飞、杜宪的照片并列在一排。这种似乎时空错乱的格局，仿佛是对上述复杂心态的一种不期而然的注释。 联播背后的新闻频道"二次革命" 作为最核心的垄断部分，《新闻联播》是中央电视台安身立命的根基，某种程度上，央视其他新闻栏目都只是对《新闻联播》的补充，包括开播已近5年的新闻频道。 开办专门的新闻频道，一向被视为现任台长赵化勇接替杨伟光上台后最为重要的一项改革。但自2003年5月1日开播已来，无论是圈内评价还是圈外影响上，新闻频道都乏善可陈，和开播时的预期相距甚远。央视索福瑞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央视16个频道中，新闻频道收视率长期徘徊在第九和第十名之后。 一个笑话是，根据央视新闻中心的统计资料，新闻频道是所有国家新闻频道中栏目数量最多的一个。大大小小29个栏目中，光新闻评论部就占据了16个栏目，陷入专题和消息分离，栏目和栏目隔绝，部门和部门各自为政的状态。 传媒学教授展江曾对新闻频道的开播寄予期望，认为新闻频道的成立与国家新闻政策的开放和新闻改革的深入密不可分，但5年的观察使他发觉，意识形态负担太重的新闻频道，过于回避最具生命力的重大突发事件的直播，而常常代以类似媒介事件的设置性直播，比如大江截流、水下考古等。 更有业内人士指出，长期以来，央视新闻频道陷入了一种"靠天吃饭"的怪圈，一方面是在香港回归十周年、嫦娥发射、十七大等大事频频的时候，新闻频道收视率明显占优；另一方面，一旦没大事，收视率立即低迷。新闻频道打出"有大事看新闻频道"的口号，马上碰到了"没大事新闻频道怎么办"的问题。 即便是遇到大事，也会时常遭遇到包括CCTV4和凤凰卫视在内的竞争对手的强有力狙击，当此之时，新闻频道往往会陷入对报道技术和传播效果的强烈不自信中。 最苛刻的评价来自网路。有网友甚至认为，新闻频道其实就是一个"巨型《新闻联播》"。 现任新闻中心主任梁晓涛2005年从经济广告信息中心主任(经济频道总监)位上调任过来。上任伊始，梁就开始着手实施对新闻频道的手术。第一次改革在2006年6月1日展开，这次被坊间戏称为"换了一件黄马甲"的新闻频道全面改版，并未取得太多实质性的改观。 2007年5月，梁晓涛又从各部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中心策划组，名义上属频道编辑部，实际上直属中心主任调遣，成为为新闻频道改革做调研准备的"军机处"。消息称，此番二次改革的计划是延展《新闻联播》的资源，使联播和新闻频道的其他新闻形式形成良性互动，反过来稳步促进联播的推陈出新，最后达到梁所预设的目标："在坚守喉舌角色和公信力的前提下，打造一个与这个国家和央视相匹配的新闻频道"。 在央视索福瑞副总郑维东看来，一个栏目正常的周期率，大约5到10年就需更新换代。已经播出30年的《新闻联播》，这次被列入新闻频道"二次革命"的范围，也很符合逻辑。据称，刚刚宣布的方案是，以《新闻联播》为主体，成立一个专门的联播编辑部，作为改革重头戏，以起到放大和消化《新闻联播》所占据的央视独一无二的政策资源、部委资源和品牌资源的作用。 在这次改革中，央视人员最多声名最盛力量也最强的新闻评论部，也被一分为二，再整合进其他部的资源，变成为社会专题部和新闻专题部(另设国际新闻部和采编部)，一些名牌栏目如《时空连线》、《社会记录》等，也将被整合进其他栏目中。没有人知道，春节以后的《新闻联播》乃至新闻频道，在"喉舌与责任"之间，究竟会以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 国家税务总局南侧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里，北京市羊坊店路115号的原新闻评论部南院工作区，现在已经略显冷清，值班的保安感叹，这似乎是自半年前大规模清理黑工以来，院里指挥停车最轻松的一段时光。 6年前以北漂一族身份投奔新闻评论部的吴征，两年前已经离开央视加盟凤凰卫视，从总编室主任一路做到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在他看来，如果媒体离管制太近，离市场太远，无论如何改革，总是难有起色。喻三龙也准备在春节后辞职，专心开一家自己的小公司。这个冬天，在央视东门附近的一家肯德基里，这个在CCTV干了10余年的老电视记者笑称，自己实在干不动了，老了。 一直在密切观察CCTV的传媒学者展江，认为无论是《新闻联播》还是整个新闻频道，倘若宏观环境没有显著改善，任何单独改革取得成效的可能性都不大。他认为，引入竞争是当下唯一有可能的出路，"与其搞二次革命，不如在新华社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建立第二中央台。" | ||||
| Posted: 12 Nov 2012 08:50 PM PST 石按：新闻联播又传出要变脸的声音，翻出这篇五年前写的报道《联播三十年》。文章有点长，但读起来应该不算累。 联播三十年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28日10:47 南都周刊 1、一个巨无霸媒体的诞生 很少有人知道，《新闻联播》一开始并不叫《新闻联播》，它有个冗长的名字：《全国电视新闻节目联播》。这个节目从1976年7月1日开始在当时的北京电视台播出，内容主要是各地电视台寄来或专程送来的电视新闻片。当时电视新闻都由胶片拍摄，加上路途遥远，等到胶片送到北京再冲洗出来播出，新闻往往成为旧闻。 等到1977年底，微波线路网相继建成，实现真正的《新闻联播》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了。设计新片头的任务交给了美工组的负责人张德生，有着多年电视设计包装经验的张德生觉得原来的节目名字实在太长，打在屏幕上字会很小，与画面也很不协调，建议把名字改成《新闻联播》。就这样，从1978年1月1日起，《新闻联播》这个名字正式启用。从最初的播音员背后屏幕左上角窄窄一块的白底蓝字标牌，到现在特技转出铺满全屏的蓝底黄字；从一座高耸着的广播电视发射塔到平铺着的中国地图，再到转动着的地球仪，《新闻联播》已经走过了整整三十年。 留给历史的，是1978年1月1日那天值班编辑黄一中手写的一张节目串联单。上面载明，这一天开播的《新闻联播》头条新闻是"邓副主席出席国务院办公室招待会，同外国专家欢庆新年"，时长3分钟；紧接其后是两条社会新闻："河北马万水工程队勇夺新高峰"，时长也是3分钟；"山西平定县粮食获得丰收"，时长1分40秒。 如果从名分上来较真，《新闻联播》其实出生在中央电视台之前。《新闻联播》开播三个半月后的1978年4月18日，据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办公室下发的第001号文件，北京电视台才"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正式改名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对外简称CCTV。 "中央"二字，在政治学上也许是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却是一个极具杀伤力的字眼。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此前和此后，还很少有媒体命名时被冠以这两个字。但无论是当时批准改名的机构，还是眼看着这个名字横空出世的那些人，都无法想象，多年以后在央视举办的一场二人转选拔赛上，来自东北铁岭的那个农民赵本山会针对这个名字，当众说出那句经典的话来：中央台的毛病就是真把自己当中央了。 无论怎样，作为当时大陆的新媒体节目样式，《新闻联播》很快就让人们领教了电视传播的威力。1980年11月开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报道在《新闻联播》陆续播出，尽管当时电视机还属于普通家庭很难拥有的奢侈品，这仍然是目前有据可查的《新闻联播》发展史上首轮收视高峰，其时其景唯有"万人空巷"四字可以形容。 翌年四月，全国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在青岛开会，这次为期一周的青岛会议首度为《新闻联播》度身量做了两大毫不含糊的特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视台都是中央电视台的集体记者，有责任有义务向中央电视台供稿；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必须转播《新闻联播》节目。 这种地方无条件支援中央的体制一直沿袭至今，即便是在国内地位独特的上海，2007年7月以后，东方卫视也开始转播《新闻联播》。央视专设了一个与地方卫视对接的部门，即新闻中心下辖的地方新闻部。各省卫视也都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和央视联系，名称不一，如广东卫视叫传京组，湖南卫视叫微(波)传(送)组，还有的地方索性叫重点报道部。这也是中央电视台至今无需在大陆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设立记者站的主要原因。 除了湖南卫视这种极少数已经靠市场生存的异类外，在各省卫视基本都成为各省"电视党报"的大格局下，各地宣传部门都把"上联播"当作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在两会等重要会议期间，对上是宣扬领导政绩的时机，对下则成为各媒体单位的任务。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吴征，曾经在安徽卫视新闻部担任某职务，回忆起十余年前带着任务进京为"上联播"奔走的经历，依然感慨不已。 青岛会议后的第二年9月1日，恰逢中共十二大召开，中央决定将重大新闻发布时间，由原来20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发布提前到《新闻联播》节目发布。自此，从1978年到1982年短短四年间，央视获得了对上的独家授权，对下的绝对支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政策垄断为表征和以政府喉舌为实质的巨无霸媒体地位。 这个巨无霸的核心，显然就集中在《新闻联播》这一核心栏目上。在这个30分钟左右时长节目的庞大阴影下，伴随着彼时媒体传播形式的升级换代，之前风靡一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栏目，极具权威的《人民日报》社论等，都慢慢消退了影响。 紧跟在《新闻联播》之后的15秒广告时段，其广告费是所有电视节目中最贵的。1995年中央电视台推出该时段广告招标，曾经创造了"标王"的新名词。标王折射的行业变迁、传递的经济信号以及自身发展的戏剧性演变，使得这一称呼被赋予了超过其经济行为本身的内容。 喻三龙描述他曾经送审联播的数十次经历：巨大的联播审看间里，朝西是一台同样巨大的电视，审片的时候，分管的副台长和中心主任坐在东边的两张大沙发上，送审的记者、陪审的制片人和部主任等则分坐在南北两侧的长椅上，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有两部引人注目的电话，其中一部是可以直通中南海的红机电话。 2、联播式运作体制 相比央视其他栏目，《新闻联播》是一个相当独特的运作机构。在新闻形式上，它不同于一般的消息，也不同于纯粹的专题，其大致内容播出的顺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外交、访问、会议以及视察活动，中共中央或中央政府开的某项会议，有意思的是，这里面的新闻先后次序排列完全不是以其重要性，而是由领导人的排名先后决定的，同样，在重要会议上，政治局常委以外的每一个政治局委员，也都会给与时长大体相等的镜头。 在组织架构上，《新闻联播》虽然隶属于央视新闻中心的新闻编辑部，但迥异于央视绝大部分栏目采用的制片人负责制，也没有专门的采编团队，主要由中心下辖的时政新闻部、社会新闻部、地方新闻部和新闻采访部四个部门供稿。 负责时政新闻供稿的时政新闻部，是其中最为要害的部门。和央视对驻国外记者站人选的要求一样，在该部工作的记者编辑一般要求是台聘以上的职工，这些在政治上要求绝对可靠的职工，因为近水楼台，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地方官员争相结识的对象，以至于一位跟随采访了几年某届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时政新闻部年轻记者，在家乡举行婚宴时，竟有当地4名以上副省级领导出席。随着这位领导退休，这位记者索性也走向了从政之路，现在已经是内蒙古某盟的副盟长。 似乎是作为一种特别的规格和待遇，在复兴路11号的央视方楼二楼，《新闻联播》是唯一一个享有专用审看间的栏目。每天下午五时半左右，分管新闻的副台长和新闻中心主任便在这里审看当天播出的《新闻联播》样片，重要的时政新闻往往还需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领导审看。一条新闻最后能否上联播，除了分管的副台长和新闻中心主任，谁也心里没底。 曾经在地方卫视和央视都工作过的资深电视记者喻三龙(化名)，有选送新闻上联播和自己直接给联播拍摄新闻的双重体验。喻回忆，自己选送或拍摄的新闻，倘若能上联播，是一件相当令人兴奋的事情，倘若还能入选联播头条，通常会赢得领导的特别表扬。 喻三龙描述送审联播的数十次经历：巨大的联播审看间里，朝西是一台同样巨大的电视，审片时，分管的副台长和中心主任坐在东边的两张大沙发上，送审的记者、陪审的制片人和部主任等则分坐在南北两侧的长椅上，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有两部引人注目的电话，其中一部是可以直通中南海的红机电话。 喻三龙印象最深的是好几次正在审看时，红机电话一响，审看的台领导手一抬，送审的记者立即按住暂停键，众人马上屏息静气。鸦雀无声中，就见领导对着电话一边点头一边说是是是，等到领导放下电话，手一指，记者马上按下PLAY键，大家也跟着松了一口气，继续审片。审过了的，欢天喜地，赶快将样片送到新闻编辑部联播组当天的值班编辑手上；要改的，屁滚尿流，也立即蹦到隔壁机房修改；片子毙了的，垂头丧气而去。 3、杨伟光改革 对《新闻联播》的开创性贡献，无法绕过一个人。这个叫杨伟光的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在1985年调任央视副台长时，还完全是一个电视外行。但到1999年杨卸任央视台长一职时，其才华和贡献几乎获得台内外一致公认，央视新闻中心一位资深制片人回忆，身为台长的杨伟光，能为一个选题一个策划到上级宣传主管部门据理力争，在那里"说话也很有分量"。 1986年1月29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发生爆炸，《新闻联播》将其列为头条，并播放了足足6分钟。将国际新闻置放在国内新闻之前播出，这是一向以刻板形象示人的《新闻联播》最为出位的一次。在刚刚出版的《杨伟光的央视岁月》一书中，现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的杨伟光透露，这是他亲自拍板决定的。 《新闻联播》在新闻领域的突破，由杨伟光最得力的一个部下孙玉胜协助完成。1993年，孙玉胜率领从联播出来的一批人招兵买马，创办《东方时空》，第一次在中国电视界引入早间新闻的概念。次年4月1日，孙玉胜又在联播之后的13分钟时段开办《焦点访谈》，用杨伟光的话来说，是"让评论性节目进入以联播为核心的晚间黄金时段"。以此为基础，央视发展成立了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这一中国电视媒体圈内赫赫有名的先锋团队。 央视新闻中心一位主编回忆，《东方时空》刚刚创办时，几乎成就了中国电视业的一个神话，时空的记者出差时甚至会碰到激动万分的列车员亲自端来洗脚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痛并快乐着"的白岩松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偷偷过来评论部干私活，一边还在感叹"一条狗牵进中央电视台叫几天就会成为一条名狗"；而离开湖南卫视来到新闻评论部的王志，正在地下室里过着后来被他称为"打了8年临时工"的北漂生活。 新闻评论部首任主任孙玉胜现在已是央视副台长。在一本名叫《语态——改变中国电视的十年》的回忆录里，他详细记录了从1993年到2003年创办新闻评论部这个过程。这种极具开放性的文化氛围，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末。一部名叫《分家在十月》的新闻评论部年会视频作品，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成为对这种氛围的经典诠释。 "时间紧，任务重，能不能绕过真理部？"2008年元旦，在央视附近一个茶楼里，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吴征回忆起该片经典台词时仍然激动，"是走理性的平安大街还是走激情的三环路？"他当初辞掉在安徽卫视的正式工作投奔新闻评论部，仅仅因为那部冲击力极强的《分家在十月》的片子。很难想象，这种延安圣地般的电视新闻高地，居然最初脱胎于《新闻联播》。而彼时的《新闻联播》，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也最关心的一句话，往往是主持人的最后一句——预报当天《焦点访谈》即将播出的内容。 如果说前述改革是遵循新闻规律打破陈规，杨伟光对《新闻联播》的另一个革命性创举，是对其经济价值的开发。 1993年底，在《新闻联播》之后天气预报之前，杨伟光拍板加了一则30秒的广告。这一在当时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创举，甚至让时任广电部长的艾知生都觉得不安，不得不操起电话亲自向杨伟光询问详情。 但也就是从这则广告开始，央视开始依托《新闻联播》前后黄金时段进行点石成金般的广告招标。而今，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两个频道中，并机播出的《新闻联播》开播前后短短数分钟黄金时段的广告招标金额，占据了CCTV16个频道全部广告收入的绝大部分。2007年度，黄金时段招标总额甚至突破80个亿。有人因此评价说，某种意义上，杨伟光让《新闻联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印钞机。 央视新闻评论部的一些老人们认为，杨伟光时代是央视的一个巅峰，自然也是《新闻联播》影响力的一个巅峰。他们喜欢回忆2000年以前的央视岁月，觉得那是央视曾经的"最好的时光"。 孙玉胜在新闻评论部的搭档，现央视副总编袁正明认为，无论是杨伟光还是孙玉胜，无论是就《新闻联播》本身还是外围进行的任何一个改革，都离不开彼时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他回忆，创办《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一方面是响应邓小平南巡讲话，另一方面肇始于1993年初的电视宣传工作会议，时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指示，"要创办一批新的栏目"。 5、"主旋律的创新表达" 2008年第一个月最流行的口头语叫"很黄很暴力"。这个对2007年12月27日晚《新闻联播》一则普通消息的狂热解构和激烈反讽，几乎一夜间席卷了整个中文网络，也极具反讽意味地自动成为迎接《新闻联播》三十周年的网络献礼。 作为一名曾经多次给《新闻联播》供稿的央视记者，喻三龙则感叹这个记者太笨，用他的话来说，"主旋律的创新表达"其实一直是《新闻联播》的主要任务，即便是在杨伟光治下的巅峰年代，《新闻联播》也一直有自己完整的一套意识形态植入技术。 1987年国庆节前后，《新闻联播》在常规节目之外首次推出挂标系列报道《改革在你身边》，被业内专家称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新形式"。此后，1989年下半年9至11月的三个月间，为了讴歌新中国成立40周年的成就，《新闻联播》一口气播出创纪录的180集系列报道《弹指一挥间》，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现在联播中推出的《时代先锋》和《永远的丰碑》。 由于担心这类千篇一律的语态会令人疲惫甚至厌恶，传播效果会陷入迟滞甚至停顿，从本世纪初开始，联播就尝试在"会议没有不隆重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之类党八股宏大叙事中，引入《百姓故事》式的个人化微观叙事。 这种语态改革的高潮在2007年6月10日到来。这一天，《新闻联播》和《新闻30分》同步推出一个叫《百姓纪事》的栏目，开篇报道《徐少勤和他门前的一条路》，讲述安徽蚌埠徐家湾农民徐少勤从税负较重不断上访被村里断路，到1999年税费改革后主动平整道路并带头上缴农业税，再到2006年全面免除农业税后村里修好柏油路、徐少勤开办农资站三个阶段的故事。随后播出的两集《高大妈的水缸》和《农民摄影家的新老照片》，操作手法和风格类似。 这种试图讲故事的主旋律宣传方式，尽管遭到新闻专业主义者"伪新闻"的抨击，但一经推出即获得宣传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 意识形态宣讲技术的微调，后来还出现在时政新闻领域。长期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级领导人的新闻，一般用解说替代同期，因而除非像胡连会这样的直播，观众很少听到联播新闻里出现领导人的同期声。但1月15日的《新闻联播》，播出了一则胡锦涛在安徽视察时的新闻，在这则时长12分12秒的消息里，很少见地出现了总共3分零23秒的同期。 总书记视察淮河灾区王家坝村民郑继超家，是这则新闻的重头戏，开篇即用了1分零48秒的同期，"总书记对主人深情地说"，以了解灾后重建情况；之后又用了46秒同期，"胡锦涛郑重地告诉乡亲们"，中央政府对看病难和农村医保问题的新政策。临出门了，又是20秒同期，"胡锦涛又一次叮嘱村干部"，一定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落实好。 这段新闻里的两个细节——胡锦涛查看村民的灾后补偿存折，走到院子里用手捧自来水喝，真切感人，让无数网民由衷赞叹。 但洋溢着意识形态热情的传统操作路径，始终是《新闻联播》的主体色彩。诸如"火线入党"等极具形式感的激励方式，在军警以外的行业已经十分罕见，对《新闻联播》来说，依然是行之有效的措施。2007年淮河抗洪抢险报道中，一个前方报道组不仅成立了由六名党员组成的临时党支部指挥报道，两名记者也适时在淮河边上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在央视，对这类报道技术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了"体贴入微"的境界。2007年7月，《新闻联播》报道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受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委托，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淮河流域灾区慰问。尽管报道这条新闻的记者已经获得该领导的多次表扬，但事后的业务讨论中，编辑们仍然认为这种表述方式还有推敲的余地。理由是："淮河流域发生灾情多日，受灾严重而且死亡多人，中央领导现在才下去，而且说是受委托才下去的，这样说法属于被动式"，如果能倒过来说，"某某某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到灾区慰问受灾群众，转达胡温的关心和问候"，会更加亲切一些，这样属于主动式。 但无论是什么样的改革，类似杨伟光时代将挑战者号爆炸的新闻放在联播头条的创举，即便在9·11事件和南亚大海啸这样的极端时刻，也再没有重演过。 而杨伟光开创的经济创举，同样也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一方面，尽管每年的标王和招标金额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产业转移和景气指数的晴雨表，但1990年代那种"每天开进央视一辆桑塔纳，就可以从央视开出一辆奥迪"的时代显然风光不再；另一方面，央视借助绝对垄断地位攫取的巨额利润，也不断遭到道德和公平的质疑。两者叠加在《新闻联播》身上，使得这个每天教导人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超级意识形态符号，越来越面目可疑。 6、转圆石于千仞之山 从来没有哪个媒体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新闻发生场，除了CCTV；也从来没有哪个CCTV的栏目聚集着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除了《新闻联播》。在某种程度上，CCTV和《新闻联播》不仅仅是一个专有名词，也是一个形容词。"做人不能太CCTV啊"，"这也太《新闻联播》了吧？"这几已成为约定俗成的调侃。 有人说，如果说央视现在充当的角色，类似十年前的中国足协；那么《新闻联播》就相当于中国男足甲A联赛。一面是"很好很强大"，另一面是"很黄很暴力"。在自己的博客里，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这样描述自己看《新闻联播》的三重境界：从根本不看，到反着看，最后当作娱乐新闻看。 喻三龙的一位央视新闻中心同事则在博客上感叹，地方政府对待央视记者的态度，甚至可以作为检验当地经济和社会发育程度的重要标准。一般来说，越是经济相对发达社会发育相对成熟的地区，越是不央视。在可以很方便地看到港澳电视节目的广东，《新闻联播》的市场不大，收视率不高，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无可否认，作为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重镇，央视对这个逐渐呈多元色彩的社会的影响力，明显递减。 垄断是把双刃剑，在这个意义上，拥有毋庸置疑垄断地位的央视，特别是《新闻联播》能接触到核心信息源的优势，相反也是接受严密监管的劣势。如同样是在2007年的淮河洪灾报道中，央视可以派记者进驻国家防总，也可以第一时间拿到最关键的数据，但又不得不遵循宣传主管部门"多报道当地党委、政府组织抗洪抢险的具体措施，多报道当地老百姓舍小家顾大家的感人事迹，多报道有关部门组织救灾款物帮助重建家园的情况"的要求。这也是喻三龙认为为何每逢大事发生，凤凰卫视总能跑在央视前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地方和央视的协作关系，也不再像20年前那般亲密无间。在娱乐新闻领域，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地方台对央视的威胁和赶超，已成为既成事实。即便是在具备天然"合法性"的舆论监督领域中，地方利益的封堵对抗也越来越明显。最明显的例子是，2007年7月的河南陕县淹井事件，因为刚开始对是否能安全救出矿工的皆大欢喜结果尚无把握，地方派出大量警力层层阻拦央视记者进入现场。 更令央视人悲哀的是，三十年来，《新闻联播》式的刻板形象积累到后来，当它开始试图往正常化的新闻道路稍稍回归时，却不得不加倍小心，以应对种种猝不及防的解读。 上个月底，当《新闻联播》播出贺岁片《集结号》上映的市场和观众反应时，一条品质其实不错的新闻，反而获得了动辄得咎的诠释。认为这部电影好的人，觉得《集结号》居然上了《新闻联播》，简直是一种耻辱；认为这部电影烂的人，则觉得《新闻联播》居然表扬《集结号》，简直是别有用心。 从这点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闻联播》"换脸"是如此小心翼翼。2007年年底换上来的四个新主持人，还得在一年前的2006年6月5日，预先做一次脱敏测试，即便如此，同样也招来了对中国政局的诸多猜测。 这种通过中央喉舌自上而下进行社会治理的执政模式，究竟空间还有多大？可持续性还有多久？包括央视内部人在内，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思考。 一部分人自我阉割，通过内部学习强化自己和体制间的价值观认同，"真正理解了正面报道不仅仅是政治导向的要求，也是对中国现阶段社会的真实反映，还是绝大多数观众的要求。"另外一部分人则陷入几近人格分裂的挣扎。喻三龙感慨，央视最好的节目必须符合三个标准："领导审片时找不到毙片的理由，在家里爱看，在公开场合也不方便表扬。"央视新闻频道一个在台内外都享有良好声誉的年轻女主持人，甚至把自己的MSN后缀设置成"转圆石于千仞之山"。 在央视业务楼一层的台史陈列室里，被传媒学者展江称为"标准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联播》现任主持人邢质斌和罗京的照片，和另外两位在19年前离开《新闻联播》的主持人薛飞、杜宪的照片并列在一排。这种似乎时空错乱的格局，仿佛是对上述复杂心态的一种不期而然的注释。 7、联播背后的新闻频道"二次革命" 作为最核心的垄断部分，《新闻联播》是中央电视台安身立命的根基，某种程度上，央视其他新闻栏目都只是对《新闻联播》的补充，包括开播已近5年的新闻频道。 开办专门的新闻频道，一向被视为现任台长赵化勇接替杨伟光上台后最为重要的一项改革。但自2003年5月1日开播已来，无论是圈内评价还是圈外影响上，新闻频道都乏善可陈，和开播时的预期相距甚远。央视索福瑞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央视16个频道中，新闻频道收视率长期徘徊在第九和第十名之后。 一个笑话是，根据央视新闻中心的统计资料，新闻频道是所有国家新闻频道中栏目数量最多的一个。大大小小29个栏目中，光新闻评论部就占据了16个栏目，陷入专题和消息分离，栏目和栏目隔绝，部门和部门各自为政的状态。 传媒学教授展江曾对新闻频道的开播寄予期望，认为新闻频道的成立与国家新闻政策的开放和新闻改革的深入密不可分，但5年的观察使他发觉，意识形态负担太重的新闻频道，过于回避最具生命力的重大突发事件的直播，而常常代以类似媒介事件的设置性直播，比如大江截流、水下考古等。 更有业内人士指出，长期以来，央视新闻频道陷入了一种"靠天吃饭"的怪圈，一方面是在香港回归十周年、嫦娥发射、十七大等大事频频的时候，新闻频道收视率明显占优；另一方面，一旦没大事，收视率立即低迷。新闻频道打出"有大事看新闻频道"的口号，马上碰到了"没大事新闻频道怎么办"的问题。 即便是遇到大事，也会时常遭遇到包括CCTV4和凤凰卫视在内的竞争对手的强有力狙击，当此之时，新闻频道往往会陷入对报道技术和传播效果的强烈不自信中。 最苛刻的评价来自网路。有网友甚至认为，新闻频道其实就是一个"巨型《新闻联播》"。 现任新闻中心主任梁晓涛2005年从经济广告信息中心主任(经济频道总监)位上调任过来。上任伊始，梁就开始着手实施对新闻频道的手术。第一次改革在2006年6月1日展开，这次被坊间戏称为"换了一件黄马甲"的新闻频道全面改版，并未取得太多实质性的改观。 2007年5月，梁晓涛又从各部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中心策划组，名义上属频道编辑部，实际上直属中心主任调遣，成为为新闻频道改革做调研准备的"军机处"。消息称，此番二次改革的计划是延展《新闻联播》的资源，使联播和新闻频道的其他新闻形式形成良性互动，反过来稳步促进联播的推陈出新，最后达到梁所预设的目标："在坚守喉舌角色和公信力的前提下，打造一个与这个国家和央视相匹配的新闻频道"。 在央视索福瑞副总郑维东看来，一个栏目正常的周期率，大约5到10年就需更新换代。已经播出30年的《新闻联播》，这次被列入新闻频道"二次革命"的范围，也很符合逻辑。据称，刚刚宣布的方案是，以《新闻联播》为主体，成立一个专门的联播编辑部，作为改革重头戏，以起到放大和消化《新闻联播》所占据的央视独一无二的政策资源、部委资源和品牌资源的作用。 在这次改革中，央视人员最多声名最盛力量也最强的新闻评论部，也被一分为二，再整合进其他部的资源，变成为社会专题部和新闻专题部(另设国际新闻部和采编部)，一些名牌栏目如《时空连线》、《社会记录》等，也将被整合进其他栏目中。没有人知道，春节以后的《新闻联播》乃至新闻频道，在"喉舌与责任"之间，究竟会以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 国家税务总局南侧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里，北京市羊坊店路115号的原新闻评论部南院工作区，现在已经略显冷清，值班的保安感叹，这似乎是自半年前大规模清理黑工以来，院里指挥停车最轻松的一段时光。 6年前以北漂一族身份投奔新闻评论部的吴征，两年前已经离开央视加盟凤凰卫视，从总编室主任一路做到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在他看来，如果媒体离管制太近，离市场太远，无论如何改革，总是难有起色。喻三龙也准备在春节后辞职，专心开一家自己的小公司。这个冬天，在央视东门附近的一家肯德基里，这个在CCTV干了10余年的老电视记者笑称，自己实在干不动了，老了。 一直在密切观察CCTV的传媒学者展江，认为无论是《新闻联播》还是整个新闻频道，倘若宏观环境没有显著改善，任何单独改革取得成效的可能性都不大。他认为，引入竞争是当下唯一有可能的出路，"与其搞二次革命，不如在新华社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建立第二中央台。" | ||||
| Posted: 12 Nov 2012 04:00 AM PST 本文作者：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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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uld we repeal anti-gouging laws? Posted: 12 Nov 2012 11:25 AM PST A great topic for class debate. Some rea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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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2 Nov 2012 03:38 AM PST （利申:當日因為要去圖書館，順手同同學去埋城市論壇現場） 同性戀權益的問題愈炒愈熱，成為剛過去星期日城市論壇的議題。論壇上各講者的言論和觀點我不在此覆述和評論，但在鏡頭以外卻發生了一件事。 在不記得是第3或第4節的時候，有一位女同學（年紀應該跟我們差不多）在閘口與一眾維園阿伯激烈理論。該女同學情緒激動，之後更嚎哭起來，大叫「你地好過份」。 有幾個記者和市民立即衝前拍攝，場外一位女仕立即打開遮阻擋鏡頭，而該女同學在另一位男同學陪同下返回會場，情緒仍然激動。 我不肯定這位女同學是否LGBT，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在場外被一眾維園阿伯言語侮辱。一個女仔在大庭廣眾下被辱罵，不論是否因為同性戀，相信對她的傷害也很深。 而今天當我上高登的時候，發現其中一個帖子也是講述這件事，有市民把片段被放上Youtube。 記得在劇集「甜言蜜語」的其中一幕，徐子珊飾演的弱聽女主角在超級市場購物後因防盜器響起被保安截停，誤會她高買。在爭執間男主角馬國明出來為女主角解圍，他大聲指責保安冤枉，又多次強調女主角"佢係聾人"。後來雖然證實是一場誤會，但女主角因為被"唱通街"般間接被辱而非常生氣。 我相信不論是"甜"的男主角還是拍片的市民傳媒，他們都是出於公義的原則去做出這些行為。然而，大家又有沒有想過這是極不尊重的行為?而且我們無法看到鏡頭到達現場之前的經過，在Youtube上看到的只是事件的部分，非在場的人是不知道事件是怎樣發生，但焦點卻落在該女同學上。這不是對她更深的傷害嗎? 我想這個市民都只不過是想更多人關心LGBT平權而把影片放上網，證明香港社會並非如蔡志森所言是沒有LGBT歧視問題。也許每一個突發的鏡頭好像都是很珍貴的，但在拍攝之前大家要想想，我們是不是在尊重他們? 另一方面，城市論壇的其中一個參與規則就是要尊重對方的身份和發言權利、不可以人身攻擊。而我認為同志平權的重點正是在於「尊重」這兩個字，這兩個字也是香港社會和香港人一直所缺乏的。其實蔡志森指"沒有歧視，不需立法"的說法不無道理，如果在一個人人平等、互相尊重的社會，根本沒有歧視的問題，當然不需要立法。在海洋公園內，人人自律沒有人打尖的話就當然不用大字標貼「不准插隊」。因為LGBT在社會上得不到應有的平等機會和尊重，我們才需要立法為他們爭取平權。 歧視這樣東西本身就不對，立法只是希望通過一個法律制度去阻止歧視，達致「以法達義」的法治層面。如果在立法後，社會真的如蔡志森所言會出現「歧視不同意同性戀者」的情況，在社會公義的原則下也應該訂立「反歧視歧視同性戀人士法」。而如果在「反歧視歧視同性戀人士法」立法後又多了「歧視反歧視歧視同性戀」的情況，其實也應該立一條「反歧視反歧視歧視同性戀法」......也許這樣很煩，但在一個缺乏公義和尊重的城市裡，這是維護法治和平等的最好辦法。 LGBT權益這一個議題的確是很大爭議，但其實有時我們很簡單地想一想，被社會歧視的不是別人是自己，你又會怎麼想?又或者是，你的子女是同性戀者，你又會怎樣想?不錯，社會要歧視的東西有很多，要全部立法真的是不可能。昨天被歧視的是少數族裔、今天被歧視的是LGBT、明天被歧視的可能是本地球迷(其實這個問題一直都在)、後天的可能是高登仔......對，如果社會對本地球迷、高登仔是有歧視的情況並影響該等人士的平等機會，政府亦應立法去阻止這些情況發生。 如果不想這樣煩，我們就必先學會尊重。有時候，嘗到將心比己，在情緒激動是被拍的是自己、被社會歧視的是自己、自己的兒子是同性戀者，那我們應該站在那一方、說一些怎樣的說話、做怎樣的行為。如果有一天，基督教在社會成為了小數，信上帝是信邪教，信耶穌要炒魷魚，你又會不會站出來高喊爭取"教徙平權"?你有我不期望維園阿叔會這樣想，但希望至少在螢幕前的你會這樣想。 最後，謹向那一位女同學致歉，因為我們做了一個沉默的旁觀者。 | ||||
| Posted: 12 Nov 2012 03:01 AM PST 亞洲電視（亞視）以「亞洲會」名義聯同約四百名員工、藝員在政府總部舉行集會，抗議政府增發免費電視牌照。有亞視藝人劉鍚賢打趣回應本網記者提問，有立法會議員毛孟靜與亞視高層對話，其間亞視高級副總裁鄺凱迎指電視廣告收益已到頂。到底關注香港未來，是否一定要「否決」就的免費電視台呢？ 相關報導： 本短片由 inmediahk.net 製作，內容以 Creative Commons「共享創意」授權 - 引用出處及非商業性。公民獨立影像製作，需要大家的支持，請捐款支持「獨立媒體（香港）」 http://inmediahk.org/support-us/ 。 | ||||
| Posted: 12 Nov 2012 05:04 PM PST
——兼谈对"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0]的认识
格物致知，克己复礼，君子慎独，见贤思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文化主导下的传统社会对人的要求。类似的，还有"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1]"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2]。时至今日，仍然对国人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修身齐家与天下无讼 西周以降，传统中国素来以礼治维持社会秩序，即便是"以儒为表，以法为里；以儒安民，以法治国"[3]的时代里，法律也只不过是统治者的工具，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国体系，才是千百年来传承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法系。 在独尊儒术、礼治终于占据主导地位后，追求"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同世界乌托邦，实现"天下无讼"成为许多君王的理想。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4]。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从此，除非是乱世用重典，在承平年代里，无论官民士农工商普遍有厌讼心理，"宁死不告状、屈死不告官"这句古训至今仍为许多国民所信奉。但是，对大同世界的向往，"无讼"、"息讼"又与"克己复礼"[5]息息相关，尽管二者与现代司法文明有诸多相悖之处，但借助本土资源对于推进司法民主、构建和谐社会，还是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无讼的观念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诉讼的激烈对抗极易破坏礼的秩序。在古代中国的礼治社会下，诉讼未必是解决纠纷的最适当的途径。作为有效避免冲突升级的非对抗性机制，调解理所当然成为诉讼的最佳替代物。但是无讼对建立现代法治社会也有消极影响，诸如公民的权利意识淡薄、难以树立对法律的信仰等。 在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人皆可以为尧舜"[6]应该成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克己复礼"、"修身齐家"基本上就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唯一正确途径。克己就是严于律己，复礼就是做事情要合乎礼制。在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大背景下，礼制和道德始终优先于法律，直到今天，人们在口语中也经常会用"合情、合理、合法"的先后顺序来表达。千百年来，不论是士人儒生还是乡野草民，都强调礼仪、修养、道德、自律，"吾日三省吾身"，讲究"温、良、恭、谦、让"，力求避免纠纷，以此维护和谐的宗法体制和社会秩序。 熟人社会与清官情结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具体的只是己，爽快也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他们不会去克群，使群不致侵略个人的权利"。他将传统社会的这一特点称之为"差序格局"，即"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大小要依着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圈子，同时又从属于以优于自己的人为中心的圈子，进而通过血缘、地缘、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等各种因素形成各种各样的私人圈子。熟人社会由此形成——这也是中国人遇事宁可找关系而不愿诉诸法律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克己复礼方能推己及人。克己注重内在的约束，包括体制的建构也是如此，监督体系往往是自我监督为主，习惯于道德说教，甚至连行政、司法行为都普遍具有道德化的倾向[7-1]，无论孔孟、朱熹、海瑞还是曾国藩，大都具有圣人情怀，专注于人的内心的修为，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外部监督体制的构建，对于争取权利的人，通常会被视为刁民和讼棍——这恐怕是今日律师遭人诟病的历史渊源。而历朝历代的经验又表明，如果想通过人性的修炼来成为道德圣贤，把官员打造成清正廉洁、爱民如子的公仆，这条路径在实践中基本上是走不通的。用"剥皮实草"[7]来铁腕反贪的明太祖朱元璋，亲自编写《明大诰》这样的刑事法典，用案例来阐述使用严刑峻法的理由，沿用"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8]这样古老的立法原则，对法律条文进行立法技术上的简化处理，这样虽然容易在老百姓心中塑造了清官万能的形象，却回避了疑难案件的复杂性。事实再次证明，朱元璋用抽象的道德说教取代法律，并没有遏制官员的贪腐，反而遏制了法治的生长。 哪怕是人格近乎完美的海瑞，这位被视为封建官僚的千古楷模，优秀公务员中的战斗机，他在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与公平正义相去甚远。海瑞任南直隶巡抚期间，最多时一天能收到3000多张诉状，他居然能够全部审结——这相当于目前一个中等县市法院全年的案件数量——其结果大多是富人败诉。因为大青天海瑞的自由心证标准是："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9]这是海瑞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段事迹，也是中国法制史上著名的"海瑞定理"[10]。用现代法治眼光来看，其所代表的绝非都是公平和正义。这种简单法律思维不能应对复杂的因素及多元的关系。从海瑞的文集中也可以看出，他不仅出于维护法律的尊严，而是为了维护道德的圣人。他说，一个君子何以有志于做官？无非出于恻隐和义愤。用这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恰恰暴露出海瑞们不可能改进司法制度，更不可能保障人权——当然，笔者没有苛求古人的意思。 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官体系治下，臣民们除了企盼"明君、贤相、清官"这样的戏曲套路幻想外，几乎别无选择。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曾经担任开封市长兼公安局长兼检察长兼法院院长的包拯，依然粉丝无数——清官戏从舞台走向荧屏，收视率节节攀升，其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却与现代法治理念格格不入：迟到的正义依然是正义，只要能够实现实体正义，程序正义常常可以被忽略不计——杨乃武和小白菜在进京告御状之前，依然要滚一遍钉板才有资格上达天听。更令人感慨的是，最终让杨乃武与小白菜沉冤的昭雪的不是别人，正是近代史上千夫所指的慈禧太后！ 法治文明与道德进步 中华文明在历经蒙元和满清两次异族统治和文化摧残后，又以其强大的生命力稀释、包容、吸收并最终融合了异族文明。直到1840年，以礼治为核心的宗法制度终于开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列强环伺，民变烽起，帝制终结，共和初现，日寇侵华，党国兴起……城头不断变幻大王旗，古老帝国终于开始现代化的艰难转型，历代中国人赖以修身的儒家文化，内容被不断篡改，到文革时干脆被当作毒草铲除，代之以全新的无产阶级道德观，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一切唯马列是瞻。不过，即使在最狂热的红色风暴来袭时，神州大地到处都是清教徒，但熟人社会的基因依然能够顽强生存：有点关系的人可以不用下乡当知青，有的背景的人可以去参军、可以进国企当工人吃饭有粮票……在这样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腐败和特权也始终广泛存在，只是不为人所熟知。 试图通过克己复礼、修身齐家来达成大同社会的中国古人，无法想象司法独立才是实现正义的前提，法治体现的是对人权的尊重和对公权力的制衡，而不是对人性和道德的奢望。提高司法人员的道德修养固然对实现正义、遏制司法腐败有所帮助，在现实中，确实有不少有良知、有职业操守、能够坚守底线的司法人员，但从现代政治文明的制度设计来说，良善之人都无法避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公权力更是有自我扩权的冲动。"动物只要能够生存和生殖就感到满足。而人类还希望扩展。在这方面，人们的欲望仅限于想象力所认为可能实现的范围。假如可能的话，人人都想成为上帝：少数人还不容易承认这是不可能的事情"[11]。 "总统是靠不住的"[12]。既然不能靠道德自律来实现正义，那么实现正义如何可能？就笔者个人而言，我是不大相信鲁迅和柏杨先生有所谓"国民劣根性"的说法，此论由来已久，这恐怕是两位先生精英意识的自我投射。愚弱的国民，除了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因素外，实际上是源于残暴的专制制度，即源于公权力的扩张。在国强民弱的语境之下，爱国成了最高的道德准则和最安全的话语方式，人们在言谈中往往喜欢寻求家国天下这样的宏大叙事，哪怕他从来就没享受过国民待遇并有可能因为没办暂住证而被捕，也要运筹帷幄极目天下——平时是顺民，乱时是暴民，独独缺少独立思考的公民。 儒家学说里已经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3]这样的本土资源，辛亥革命以来更有"from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14]的舶来品。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证明，只有把权力这头野兽关进笼子里，把腐败和特权置于阳光下，公开透明，分权制衡，司法独立，用数人头来替代砍人头，让人们免于恐惧、免于匮乏，有言论表达的自由，不再受指导思想的限制，才有可能打开人们的心智，让各种观念得以充分的交流，朝野才有可能会达成新的共识，社会各阶层不再撕裂，合力提高法治水平，提升政治文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或有希望进步。 【作者简介】 唐泽文，单位为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 【注释】 [0]语出《大学》。《大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从此成为儒家经典。原句上下文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1]《后汉书烦峦趿写?br />[2]荀况：《劝学篇》 [3]所谓"外儒内法"，主要是指秦以后的两千年封建王朝制度，表面上意识形态以儒家为主，内里却是行的法家的一套。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这为后来建立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故谭嗣同和毛泽东都认同"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百代皆行秦政制"的说法。儒家讲"仁政"，而法家讲法、势、术的结合，前者是谓王道，后者是霸道。汉宣帝在教育他的儿子时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 [4]语出《论语费赵ā?br />[5]儒家指约束自己，使每件事都归于"礼"为西周之礼。"克己复礼"是达到仁的境界的修养方法。出自《论语费赵ā罚骸把赵ㄎ嗜省Ｗ釉唬骸思焊蠢裎省Ｒ蝗湛思焊蠢瘢煜鹿槿恃桑∥视杉海扇撕踉眨俊?br />[6]语出《孟子犯孀诱戮湎隆贰Ｕ馐且桓鲋哺凇靶陨坡邸倍睦巳讼蛏啤⒏龈龆寄苡兴魑拿猓鬃右灿欣嗨啤靶韵嘟玻跋嘣兑病闭庋闹鄱希皇杖朊裳Ь洹度志罚强鬃佑衷凇堵塾锓阳货》中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究竟是圣人失言，还是后人断章取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7]《大明律》规定，官员贪污数额在六十两白银以上的，就要枭首示众，并将尸体剥皮后塞满稻草，置于衙门官座旁，让继任官员触目惊心，以起警戒作用。 [7-1]胡铭：《刑事司法的国民基础研究》 [8]汉高祖刘邦率军攻入秦朝国都咸阳之时，为争取民心，以废除秦朝苛政恶法为号召，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意思是说，杀人的人处死，打伤人或者偷盗，抵偿相应的罪名和刑罚。 [9]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有记载。 [10]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刊登《"海瑞定理"的经济学解读》，海瑞通过列举诉讼者的各种差别，兄弟、叔侄、贫富和直顽等，提出差别保护原则和公平原理、疑罪从无的证明，认为海瑞其实是一位清醒且务实、关注制度的经济后果的法律家和法律思想家。 [11]伯兰特仿匏兀骸度β邸?br />[12]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13]《孟子妨夯萃酢?br />[14]林肯：葛底斯堡演讲;通译为"民治，民有，民享"
法学院作业之二 2012年11月9日写于钱塘江畔 来源：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Html/Article_737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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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2 Nov 2012 12:30 AM PST 消脂的熱汗 腦袋胖胖迷迷糊糊 緩緩駛近宮廷花園 迷霧又再瀰漫 | ||||
| Posted: 11 Nov 2012 11:37 PM PST
嘉央诺布：用更广阔的视野看待自焚 MAKE IT A BURNING ISSUE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译者：更桑东智（@johnlee1021） 原文作于：2012年11月5日 截至译文完成时，自焚博巴人数已经激增至75人！——译者 70位博巴（藏人），为了他们同胞的自由事业，目标坚定地前仆后继引火自焚。如果类似这样勇敢的、无私的、自发的、无人策划的，并且完全非暴力*的事件发生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尤其如果发生在西方或是像中东和北非这样对西方利益举足轻重的地方，那么这些自焚事件或许不仅会成为报章头条新闻，而且在电视新闻、网络聊天室、报纸专栏、社论、博客、智库论坛等等地方，也会成为人们不遗余力进行探讨的话题。这些事件甚至可能成为美国总统竞选的论题，而观看外交政策辩论的图伯特（西藏）电视观众想必会乐于看到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如果能在电视辩论或是相应的现实场合中，斥责奥巴马总统对发生在图伯特的自焚事件置若罔闻，同时还向中国"道歉"。 不过，在我们现实的时空系统中这一切都不曾发生。远非作为国际性讨论的主题，世界媒体仅仅对图伯特自焚事件给予一个重要新闻事件可能获得的最低程度的关注，而目的也只是为了免于让自己因故意地和犬儒地漠视这一议题而遭到指责。
近些年来，我在号称美国"数据库报纸"（ newspaper of record）的《纽约时报》上读到的只有几条干巴巴的报导和国际新闻中三言两语的梗概简讯。最近有一篇比较长的关于格底寺（即阿坝格尔登寺）的报导，顺便提到了自焚事件，但是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这篇文章主要是为了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对那个地区的访问而作。各地的博巴都会感到愤怒和沮丧，但是，我想他们对世界媒体和政治领袖的懦弱态度并没有完全感到迷惑不解。想要了解自由世界的个人、机构、甚至国家在中国的经济实力面前妥协退让的原因并不需要高深的政治经验。但同时，我并不确定是否每个人都了解这样的原因是如何地病入膏肓。 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每隔一个来月，《纽约时报》便会在报纸前半部分的中心位置，用一个跨页整版转载来自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的文章，栏目称为"中国观察"（China Watch）。其中一期专门是关于钓鱼岛（尖阁列岛）争端，还特地配上了或许是这个弹丸小岛见诸报端的最大的照片。当然，所有的报导都是直接来自北京方面的宣传。人们应该也注意到，《时代周刊》（the Times ）有时也整页登载一些个人和组织有关某一议题的声明，但这些声明显然属于付费的广告，从页面的版式安排上也很明显可以看出这一点。 但是，美国的"数据库报纸"几乎定期地以跨页彩版的方式转载来自中共官方宣传机构的文章是如此的异乎寻常，以至于《纽约观察家报》（New York Observer）就这一怪异现象在去年8月26日发表了一篇报导，对《纽约时报》刊登误导性的"中国观察"进行了评论。"这些内容明显应该属于那种通常出现在报纸左上角或右上角灰色底纹的广告，但却是以一份报纸的正规版式出现的。"《观察家报》还注意到"转载的文章中甚至出现了一则连环广告（ad-within-the-ad），说《中国日报》将于9月2日在美国发行一份周刊。" 当然，无论人们觉得《纽约时报》是如何的懦弱或一切向钱看，但它毕竟还不是《人民日报》或是过去的《真理报》（Pravda）。《纽约时报》最近登载了一篇有关中国总理温家宝家族腐败行为的重头文章，尽管我不知道他们为何在温即将卸任前的一个月才发表而不是在更早的时候？温家宝在2003年就任总理，而有关他的家族腐败的故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或许我有些吹毛求疵了。 我必须澄清一点，我并不是说《纽约时报》、BBC或是CNN没有报导自焚事件。显然他们都对事件做了报导，尽管仅仅是最低限度的报导——CNN是其中最差劲的一个。甚至连公开报导的语调也是如出一辙地"冷静客观"和如同天气预报一样的没有人情味。但是这些报导回避掉的最重要的部分便是对博巴自焚的根本原因的探讨。 而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不能只是怪罪国际媒体和政治领袖。面对每一次自焚事件的报导，所有的图伯特流亡领袖以及很多的个人和团体作出的反应也同样是不约而同地"王顾左右而言他"。当然，达兰萨拉当局通过图伯特人权民主中心（TCHRD）定期发布有关自焚事件的报导，有关人士也会对事件是如何地悲惨发表一些"得体"的评论。祈祷法会、烛光守夜和抗议示威也会举行如仪。仿照奥运会火炬传递，图伯特议会还举行了一个名为"真相之火"（Flame of Truth）的大型火炬接力活动。顺带说一下，这次活动的火炬做成了传统的酥油灯形状，下面是一个金属的把手，顶部是一个塑料制成的假火焰。 但是谈及图伯特境内的民众为何自焚，在达兰萨拉的每个人都总是圆滑地回避对这个议题发表任何具体看法。有一次，有人将自焚事件描述为"……抗议中国在图伯特的政策的行为。"这种说法简直含混不清到了根本毫无意义的程度。 图伯特自焚者们所呼吁的是图伯特的自由与独立，最近在拉萨以北比如县的一座乡政府大楼前自焚的两个表兄弟才博（Tsepo）和丹增（Tenzin），向世人清楚地传达了这个讯息。所有的报导都注意到他们"在点火自焚前高喊'图伯特独立'的口号"。在他们之前的自焚者也有人表达了图伯特独立的诉求，尽管更多的时候他们呼喊的口号是要求自由（rangwang）。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要求"让达赖喇嘛回到图伯特。"最后这句口号使得有些人将自焚解读为主要是有关宗教自由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中国与达赖喇嘛举行谈判并允许他回归图伯特而得到解决。 事实上在今年夏天我在摩洛甘吉举办的一次讲座上，听众中的一位支持"中间道路"的年轻僧人曾经礼貌地问我这样的问题：既然很多图伯特自焚者都呼吁"让达赖喇嘛回到图伯特"，那么对博巴而言，设法让达赖喇嘛回归图伯特是不是比坚持争取独立更为重要？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我也曾经对这个问题思考了很长时间，我很高兴有机会公开说出我得出的结论。 所有的自焚者，事实上是无论何处的所有博巴，都毫无疑问地盼望尊者回归图伯特。但能是现在吗？整个图伯特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安全管制和军事打压——解放军的军事实力以及组织能力、资源和技术要比1959年的时候强上成百上千倍，如果达赖喇嘛回到拉萨遇到什么意外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他绝对没有逃离的机会。另外，现在没有1959年时候像"四水六岗"那样的武装抵抗力量，也没有在当年的起义中充当先锋的残余的图伯特军队可以将中国军队牵制在拉萨，从而为达赖喇嘛的出逃赢得至关重要的几天时间。那么世界舆论呢？还有那些对达赖喇嘛的国际支持呢？这些都无法指望。不要忘了在天安门屠杀之后人们是如何厚颜无耻争先恐后地跑回去同中国做生意。 不。基于对自焚者的智慧和正直的充分尊重，我想他们并非是要求达赖喇嘛现在就回到图伯特。我认为这些自焚者是在使用一种宗教和历史的比喻手法，将一个广阔的政治理想人格化从而使之对普通图伯特民众而言更加简洁明了。我们应该还记得安珠仓•贡布扎西（Andrugtsang Gompo Tashi）曾经成功地通过为达赖喇嘛打造一个黄金宝座作为团结各个图伯特团体的手段，并最终形成了为图伯特自由而战的抵抗运动。  政治运动时常利用一些符号和象征语言。最近历史上的一个相关事例或许是八九十年代反种族隔离运动中的响亮口号——"释放纳尔逊•曼德拉！"那个时期几乎所有引人注目的宣传招贴上都印着"释放纳尔逊•曼德拉"，以及"废除种族隔离"和"南非独立"等其他内容。很多著名的非洲歌手和歌曲作者，诸如约翰尼•克莱格（Johnny Clegg）、休•麦塞克勒（Hugh Masekela）、布伦达•费塞（Brenda Fassie）和麦约克•费塞克（Majek Fashek）等人，推出很多歌曲传达"让他回家"和"释放曼德拉"等讯息。英国音乐人和歌曲作者杰瑞•达摩斯（Jerry Dammers）创作的歌曲《释放曼德拉》名列英国歌曲排行榜第九名，在非洲也广受欢迎。 当然，"非国大"（ANC）和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领袖们并没有说，如果释放了曼德拉，那么南非自由问题便也迎刃而解了。他们把"释放曼德拉"这一口号当做非洲和全世界众多政治和人道主义事业的总代表，让这个口号成为一个独特的和易于接受的标记；同时给公众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面孔，一个富有魅力的遭到监禁的领袖的面孔，这张面孔象征着白人统治下的数百万南非黑人所遭受的不公与暴行。 因此，对于所有的博巴、图伯特支持者和流亡政府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要在更广阔的视野中领会"达赖喇嘛必须回归图伯特"这句口号，并且要让世界了解到图伯特境内的博巴们所要求的根本上就是让他们的主权领袖回归他独立的祖国。而这一诉求很明显绝非是仅仅一种修辞手法。70位自焚者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决心和无私牺牲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图伯特境内的政治态势，同时也极大地转变了重大变革产生的氛围。尽管尊者现在已经是77岁的高龄并且已经政治退休，但是让他的官方传记作者暂缓写作有关达赖喇嘛政治遗产的最后一章或许是个好主意——至少等到5年以后再动笔。 ________________ *甘地曾经对他的美国传记作者路易斯•费舍尔（Louis Fischer）说，德国犹太人应该集体自杀，这样"或许能够唤起世界和德国民众对希特勒暴行的关注。"战后，他为自己辩解说：犹太人无论如何都会遭到屠杀，倒不如死得更有意义些。1942年，他敦促用非暴力抵抗来反对日本的入侵，他承认这或许会导致数百万人丧身。我们也知道，在圣雄甘地进行绝食抗议时，他是决意准备舍身赴死的。 （译于2012年11月12日） ——唯色注：本帖中的红色字体部分，为我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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