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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大选:趁现在庆祝吧!后面还有一段漫长又未知的路要走
- 以佛學看創世紀中的神(一)
- 上岸
- 『他们在拍什么』Eirik Johnson,冬夏肖像
- 下意识、潜意识
- Google Art Project 增加了两幅作品对比功能,可以仔细研究细节了
- 雾靄之国
- 『他们在拍什么』Eirik Johnson,冬夏肖像
- 小红猪抢稿第94期:LIFE SCIENCE TECHNOLOGIES This Is Your Brain: Mapping the Connectome
- [小红猪抢稿原文]LIFE SCIENCE TECHNOLOGIES This Is Your Brain: Mapping the Connect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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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Jun 2013 01:25 PM PDT 中国讲究大一统,对历史形成的重复地名视为不妥,历朝历代屡加整改,但仍层出不穷。宋代的重复县名有30组,元朝25组,明代38组,清末多达63组,及至民国初年内务部改定各省重复县名127处。从那之后直到1958年,又先后更改了30多个县名,现在中国几乎没有重复的县市级地名。 美国则大不相同,州县市镇村名字相同的不胜枚举,很多时候如果不加以说明,很容易闹出笑话甚至耽误事情,但是想要改变却很难,因为每个地方的名字都有来历,人们常常以自己家乡的名字为自豪,最为著名的例子应该是华盛顿(Washington)了。 乔治•华盛顿是独立战争时期大陆军的总司令,后来担任了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在美国老幼皆知,人们也最喜欢用来作为自己家乡的名字。在美国,现在以华盛顿为名的州有1个,即美国本土西北角的华盛顿州。县则有31个,大多分布在东部与中西部的各州。市在绝大多数州里是县以下的行政单位,如果不算独立的首都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的话,也有20多个。所以在美国,如果说起首都,通常都会用哥伦比亚特区(District of Columbia)的缩写DC,以避免混淆。 至于再小一级的行政单位,叫做华盛顿镇的,那就更多了,据统计有240多个。这当中有一个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拉帕汉诺克县(Rappahannock County),而且是该县政府的所在地。这个华盛顿镇距离美国首都的华盛顿市开车还不到110公里,用不了1个半小时。这个地区的人如果要到首都去,就更不会把那里叫做华盛顿了。 让弗吉尼亚的华盛顿镇上的人感觉特别骄傲的是,他们这个小镇是当年华盛顿作为土地测量师规划出来的。1749年8月4日,17岁的华盛顿在两名丈量员的协助下,把这块地方规划出两横五纵的街道,街道之间的18块土地再分成2块或3块物业。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在蓝岭山脉规划了一个小镇"。直到今天,镇中心的土地分划丝毫未变,物业的边界还是当年华盛顿测量划定的。 这个地方的居民人数在1796年达到200人的建镇最低限额,12月14日经弗吉尼亚州议会批准建立华盛顿镇,1894年正式注册,成为弗吉尼亚州的一个行政单位。目前它的人口(2010年)只有不到150人,还不如200年前,但是却保留了镇的建制,而且属于弗吉尼亚州的历史保护单位。小镇的人自豪地宣称:别看美国有那么多地方叫做华盛顿,我们这儿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个! 这个小镇位于蓝岭山脉的东麓,往西边不远就是国家公园,青山绿水之中点缀着一个个牧场和酒庄。到这里来玩,可以住在镇中心的古色古香的旅舍,还有蕴藏着从南北战争以来许多故事的Middleton Inn,是喜欢幽静又有兴趣探寻历史的人们喜爱的地方。 | ||||
Posted: 28 Jun 2013 01:26 PM PDT 本文由Tori Egherman撰稿 BBC记者的家属在过去几天里遭到威胁。伊朗境内的网络连线十分缓慢。伊朗网络部队对BBC、 Radio Farda和Radio Zamaneh等数个媒体网站,发动僵尸网络攻击。专家预测总统候选人贾立里(Saeed Jalili)将获得胜利,称他是伊朗精神领袖的最爱。其他人则预测保守派的德黑兰市长卡利巴夫(Mohammad Qalibaf)将会和候选人中立场最温和的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对决。 美国之音(VOA)记者Negar Mortazav的推特写道[英]:
伊朗人权文件中心主任Gissou Nia也回应该推特[英]:
然而…对于这个选举结果,没有人比伊朗人民更感到惊讶了(Gissou Nia除外)。鲁哈尼今天宣布以超过半数的选票胜出。伊朗的网络恢复正常,图片和影片在网络上到处泛滥。
金融时报记者Borzou Daraghi在脸书上写道[英],强硬派太过彻底相信自己真的"赢了"2009年的大选,导致现在完全措手不及:
博客网站Khabar City上透过这则趣闻[波斯语],分享许多选民的照片:
![]() Instagram用户roozbehonline拍下了德黑兰地区庆祝选举结果的影像。 六月十五日星期六,伊朗各地的人民走上街头庆祝选举结果。纽约时报记者Thomas Erdbrink发出推特[英]:
这些庆祝活动的照片在Instagram和脸书上光速分享。伊朗迈赫尔通讯社(Mehr news),有一整页的图像报导,可见此连结。
![]() 照片来自Instagram用户alirezamalihi在德黑兰市集的庆祝活动。 在这场选举里,鲁哈尼的团队喊出"释放政治犯"、"Mir Hussein, ya Hussein!"(指的是目前被软禁在家的2009年总统选候选人米尔-海珊.穆萨维)的口号。随着选举结果揭晓,街上的人们反覆喊着这些口号。 脸书用户Female=Male写着[波]:
Tehran Bureau补充说[英]:
![]() 我们想念妮达(2009年的德黑兰街头示威时,在镜头前遭枪杀的年轻女性。) 博客"行人"在自己的博客Sidewalk Lyrics上,写下国家和伊朗人民之间的斗争。世界各地伊朗人对参与自己祖国改变的渴望,使选举变得可行的结盟和保证。
许多人还在揣摩选举的意义。他们能带来改变吗?是很多人在问的问题。Persian Banoo的推特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波]:
最后,平民组织Havaar在他们的脸书页面上分享:
校对者:Ameli 作者 Arseh Sevom · 译者 GV 中文化小组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 ||||
Posted: 28 Jun 2013 10:28 AM PDT 舊約聖經創世紀 (希伯萊語 Bereshit,意即香港語的 「响開頭」) 中的神 Eloheim (意即香港語的 「一啲强大力量」),即被那人類 ha adam (梵語中的 ha adam,即英語的 the human,被普通語聖經翻譯為 「阿當」) 稱為 Yhwh 的那個(那些?)個體。 神當然是一個(一些?)與事物之間 可以分開的獨立個體,所以才可以被那人類命名。有人認為神在開始時從無到有創造世事萬物 「create everything out of nothing」 ,故以 「創世紀」為 Bereshit 的命名,但其實這種對聖經的主觀睇法已經嚴重偏離 Bereshit 「開頭」的真正意義。無論如何,是 「創世」又好,是「响開頭」又好,其實都不是本文的主旨,本文的目的是要分析一下,「神」與佛學之中的「佛」之間的關係。 創世紀1:2中記載大地原來既虛空又混亂。但心經指出所謂事物的形態,是眾生的五種基本感官所產生出來的虛而不實的思想和感覺,不是存在的實體本身,所以所有事物的形態根本上與虛空沒有分別。事物的存在不在乎有沒有形態或是否混亂不淨,形態以及純淨與不純淨都只不過是眾生的不實感覺。故此,神令原本虛空的大地變成充滿生氣(「bara」 in Hebrew; 有人認為是創造 「create」 的意思) [1],對佛來講意義不大,因為虛空與形態沒有分別,所謂充滿(或創造)以及所謂混亂也只不過是一些觀感思想而已。神存有「充滿」和「混亂」這些不實思想,代表創世紀中的神也只不過是一個(一些)沒有 「過渡到彼岸」(梵語的 「parasamgate bodhi svaha」)的眾生而已。 創世紀中所講的虛空混亂(希伯萊語的 「tohu」)其實與佛學中的無常(梵語的 「anitya」)概念沒有太大分別。梵語的 anitya 就是 nitya 一字的相反詞,而 nitya 的意思是 「經常」,即英語的 「always」 或 「constant(ly)」。Anitya 這個字時常被翻譯為 impermanent,而 nitya 則有時被翻譯作 「permanent」 或 「eternal」 (即 「永恆」 或 「永遠」),但這些翻譯都是不正確的,因為在佛學中 nitya (所謂 「常」) 這個概念可以與「時間」這個人為的觀念完全沒有關係。Nitya 一字可解作「經常」,亦可理解為 「規律」和 「純淨」,世上存在的事物皆為 「無常」,皆不受人類所觀察而得到的所謂自然規律所固定,也沒有所謂純淨,唯一經常而又純淨的只有佛性,而佛性存在於所有眾生之中,如來如去,本來就有,自然亦無蹤可尋。 創世紀 1:4 指神吩咐光存在,光就存在,神見到光是好(「合適」)的 [2],就把光與暗分開。神從 「見」到的事物,產生出 「合適」的感覺,正好與佛在修行時 「體現 (actualize)」 到的真實智慧形成極大對比。心經中有云,「照見五蘊皆空」,即佛看透了眾生視覺等感覺的虛而不實,而從視覺導致不實的思想,才會有好壞美醜的 「分別心」出現。「光明」 與 「黑暗」 都是觀感上的物理現象,實質上沒有好與不好的分別,「光」 與 「暗」 被分開了,產生出另外一些自然現象,例如,植物光合作用的 light cycle 以及 dark cycle,正正是所謂 「因果」 現象,沒有甚麼 「好」 與 「不好」 之分。若然光與暗沒有被分開,則沒有光合作用,使得大部份植物不能存在,也屬自然,沒有甚麼不好。眾生的分別心造成 「好」 與 「不好」 的感覺,虛而不實,沒有任何真實意義。 註: | ||||
Posted: 28 Jun 2013 09:06 AM PDT (原載於:http://hkwolfslayer.blogspot.hk/2013/06/middleclass.html) 演藝學院學生在畢業禮各顯神通,向狗奴才梁振英演繹他們各自的怨憤和不滿,直行直過、舉中指、三鞠躬的創新抗議,自然在網絡熱傳,連曾經(現在也是?)是梁粉的黃秋生都激讚他們是未來特首。就在這個時候,反高潮來了,師奶網絡兵團的集中地「親子王國」出現帖子,指責這班學生沒禮貌呀、不懂尊重呀、讀屎片,諸如此類,當中較引起筆者的是這樣一句:「我如果係大公司的HR,呢班人一定被blacklist」。 這句話的口吻和姿態,真的將香港大多數中產家庭保守、功利、拜金的心態和見識勾勒得淋漓盡致。潛台詞其實就是「你班死o靚仔搞咁多野,對第時出黎搵工有幫助咩?可以當飯食咩」。再推演下去,就是對一切政治、價值、文化,甚至演藝同學演藝專業的輕蔑,以「可唔可當飯食先」為衡量應然對錯的基本準則。有人說這是因為香港離地中產的階段性格使然,也有人說這是由於港英年代灌輸去政治化、搵銀至上主義。這些都正確,但我想到一個更直接的原因:上了岸,就自然心態不同。 其實很多中產家庭、商界、專業人士,對於民主自由、價值文化這些東西不是一無所知的。他們也認同民主、人權這些都是好的,但因為他們上了岸,所以they don't fxxking care。因為他們幾千萬身家,兩三幢物業在手,有沒有普選他們的生活照樣無憂。成為了既得利益者,就變成了建制的一部份,對於任何衝擊建制的人和事,都必然地群起而攻之,因為利益尤關。誰都年輕過,幾多人中學大學時期一樣有理想、有激情,搞學運社運,也不比現在的演藝學生保守溫和,結果出來工作三五七年,不是被排山倒海的工作消磨意志,就是因為上了岸而對不公義變得沉默。 說到底,社會的流動猶如搭地鐵,車上乘客永遠不滿月台上的人夾硬要逼進車廂,覺得他們很無賴;想擠進車廂的永遠不滿在車上的不肯行入些少,覺得他們太自私,弔詭的是,當後者擠進了車廂後就會立即看不起月台上的眾生,忘記本來自己也是未能上車的一份子。社會亦然,上了岸的不想其他人上岸,未上岸的覺得上了岸的阻住自己上岸,自己上了岸後,又會化身既得利益者成為建制,幫忙排斥其他人上岸,坐視他們的溺斃。多數人對政權咆哮,是因為他們未能受益,一旦他們成為既得利益者,就自然跟當權者來個和諧大合唱,所以大多數咒罵李+X,是因為他們不是李+X。 義正辭嚴背後,總有一些不便告人的私心,都是人性而已。 | ||||
Posted: 28 Jun 2013 05:17 AM PDT ![]() "第一次到阿拉斯加的时候,我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记录这种因纽特人猎屋的构造,以及当地猎人的生活。当我进入这片废弃的海军基地,才忽然意识到,即便没有人居住,这些建筑本身已经是一幅肖像。 第一组拍摄完成于阿拉斯加的夏天。到了冬天的时候,我突然想重新再拍摄这些建筑,于是重新回到了这个地方,在我曾经按下快门的地方重新支起三脚架和相机。 当我把两次拍摄的照片放在一起时,时间如同突然暂停,让整个故事陷入两个极端的北极季节中,诞生出一种魔幻般的色彩。" 关于摄影师 Eirik Johnson,美国摄影师,作品为芝加哥当代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展出。 『Leica中文摄影杂志』推荐使用Email的方式订阅,亦可通过Google Reader、QQ阅读等RSS工具阅读;在Apple Mac OS X下可获得最佳阅读体验 ![]() 『iPhoto.ly』在苹果上阅读:iPhone版+iPad版,^_^ Tips: 关注我们: Twitter、饭否、微博 『小建议』如果你在Email里看到这篇文章,可以转发给你的朋友;如果你在Google Reader阅读器里看到这篇文章,可以共享给好友;如果你在豆瓣里看到这篇文章,不妨推荐给更多人;或者干脆Copy下这篇文章的链接,发给你MSN上最喜欢的人;我们永远相信,分享是一种美德,Great People Share Knowledge... Tags - 他们在拍什么 ![]() ![]() | ||||
Posted: 28 Jun 2013 08:35 AM PDT 我们常常会"下意识"地走过一段熟悉的路而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如何决定怎样走过,开车时也常常会有类似的脱离意志的感觉。所以原则上,人们是可以多任务的。但是因为意识中注意力,决定了很多细节的准确度,所以开车打手机并不是好的选择。 下意识,潜意识,这些心理学词汇可能在二十一世纪要慢慢失宠了。人们对神经系统了解越多,越有大量新的分支"意识"出现,不会再做简单的划分。 | ||||
Google Art Project 增加了两幅作品对比功能,可以仔细研究细节了 Posted: 28 Jun 2013 08:20 AM PDT ![]() www.google.com/culturalinstitute/asset-viewer/venus-and-a… [image: Inline image 2] See it here: http://flic.kr/p/eXg52r | ||||
Posted: 28 Jun 2013 08:06 AM PDT ![]() See it here: http://flic.kr/p/eXfvpT | ||||
Posted: 28 Jun 2013 05:17 AM PDT ![]() "第一次到阿拉斯加的时候,我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记录这种因纽特人猎屋的构造,以及当地猎人的生活。当我进入这片废弃的海军基地,才忽然意识到,即便没有人居住,这些建筑本身已经是一幅肖像。 第一组拍摄完成于阿拉斯加的夏天。到了冬天的时候,我突然想重新再拍摄这些建筑,于是重新回到了这个地方,在我曾经按下快门的地方重新支起三脚架和相机。 当我把两次拍摄的照片放在一起时,时间如同突然暂停,让整个故事陷入两个极端的北极季节中,诞生出一种魔幻般的色彩。" 关于摄影师 Eirik Johnson,美国摄影师,作品为芝加哥当代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展出。 『Leica中文摄影杂志』推荐使用Email的方式订阅,亦可通过Google Reader、QQ阅读等RSS工具阅读;在Apple Mac OS X下可获得最佳阅读体验 ![]() 『iPhoto.ly』在苹果上阅读:iPhone版+iPad版,^_^ Tips: 关注我们: Twitter、饭否、微博 『小建议』如果你在Email里看到这篇文章,可以转发给你的朋友;如果你在Google Reader阅读器里看到这篇文章,可以共享给好友;如果你在豆瓣里看到这篇文章,不妨推荐给更多人;或者干脆Copy下这篇文章的链接,发给你MSN上最喜欢的人;我们永远相信,分享是一种美德,Great People Share Knowledge... Tags - 他们在拍什么 ![]() ![]() | ||||
小红猪抢稿第94期:LIFE SCIENCE TECHNOLOGIES This Is Your Brain: Mapping the Connectome Posted: 28 Jun 2013 07:00 AM PDT 本文作者:小红猪小分队
【图片出处:http://theconnecto.me/】 决定一个人的特征的不只有基因,大脑神经元的连接方式也许更为重要。自从20年前意识到我们对自己的大脑甚至没有基本的认识以来,科学家们花费了大量人力与物力试图揭开人类大脑的迷雾。到目前为止我们与这个目标仍相距甚远,传统的分析方法已经无法胜任这项重担,科学家们迫切希望能有新技术突破目前的瓶颈。 本期抢稿:LIFE SCIENCE TECHNOLOGIES This Is Your Brain: Mapping the Connectome 抢稿方法
P.S. 要是哪个翻译魔人(仙人、狂人、牛人)直接在48小时内搞定全篇,哼哼,那你中标的机会就大大增加啦! 抢稿须知
抢稿格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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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猪抢稿原文]LIFE SCIENCE TECHNOLOGIES This Is Your Brain: Mapping the Connectome Posted: 28 Jun 2013 06:55 AM PDT 本文作者:小红猪小分队
——By Jeffrey M. Perkel Inclusion of companies in this article does not indicate endorsement by either AAAS or Science, nor is it meant to imply that their products or services are superior to those of other companies. When Seung says in Connectome: How the Brain's Wiring Makes Us Who We Are, "You are your connectome," what he means is that neural connectivity is like a fingerprint. Each person has their own unique blend of genetics,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and life experience. Those factors influence the detailed circuitry of the brain, such that even identical twins likely differ at the level of neural connectivity. By mapping those connections, researchers hope to understand the normal variability of human connectomes and how they change and rewrite themselves as humans learn, mature, and age. They can begin to probe how connectomes become dysfunctional in traumatic brain injury or neurodegenerative disorders, or in patients with, say, schizophrenia or autism—conditions that Seung terms "connectopathies." Yet the very scale of the problem is daunting. Only one connectome has been mapped to completion, and that was the roundworm, Caenorhabditis elegans. C. elegans contains just 300 neurons joined by 7,000 connections, yet charting its neural connectivity took more than a decade to complete. "Your connectome is 100 billion times larger [than C. elegans], with a million times more connections than your genome has letters," Seung writes. "Genomes are child's play compared with connectomes." Nevertheless, researchers are making a stab at the problem. From the so-called macroscale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to the microscale of electron microscopy, the connectome is slowly coming into focus, one synapse at a time. The Human Connectome ProjectWhen thinking about the connectome, says Hongkui Zeng, senior director of research science at theAllen Institute for Brain Science, think Google Maps. Neuroscientists would like to navigate the brain in virtual space as modern travelers do on the Internet: by zooming in and out and panning at will, from entire brain regions down to individual cells and synapses. In this metaphor, says Zeng, macroscopic MRI efforts reveal only neural superhighways. Still, she says, that can be useful, providing "an overview of the global sense of how regions are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and how the world is organized." That goal lies at the heart of the Human Connectome Project (HCP), a $40 million NIH effort launched in September 2010 to map the wiring of the live human brain. Two research consortia were funded under the HCP, with $30 million going to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and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nd $8.5 million to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MGH)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 While both teams are pursu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 WashU/Minnesota team also focuses on production, pushing 1,200 normal adults—400 sets of twins and their non-twin siblings—through a series of behavioral, genetic, and imaging scans to produce a reference against which other connectomes may be compared. Both consortia emplo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one form or another. At WashU, subjects are scanned for anatomic features an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e., regions linked by common purpose). To map physical connections, the consortia use diffusion MRI, a form of imaging that tracks the motion of water molecules as a marker of axonal fiber orientation. "Water molecules move more rapidly parallel to fibers than perpendicular to fibers," explains Van Wedeen, who heads the MGH team. Wedeen invented and uses one form of diffusion MRI, called diffusion spectrum imaging (DSI); the WashU and Minnesota teams use HARDI, or high-angular resolution diffusion imaging. In both cases, the idea is to divide the brain into thousands of volumetric pixels, or "voxels," each about one cubic millimeter in size, and calculate for each one the different directions in which water diffuses. Then, in a process called "tractography," or track tracing, those vectors are connected to produce brilliant multicolor images of cables, or "fiber tracks," snaking their way through the brain's white matter. The result is a map not of individual axons but rather thousands of axons in aggregate. "These are just numerical integrals of differential equations," says Wedeen. "These are not microscopic images of fibers." Nevertheless, collecting even those relatively low-resolution data requires some souped-up hardware. A standard clinical MRI, Wedeen says, has a magnetic field strength of 3 Tesla (T) and a gradient strength of 40 mT/m. The WashU/Minnesota group is using a specially made Siemens 3T scanner with a gradient strength of 100 mT/m, while the MGH/UCLA team's "Connectome Scanner" sports a 300 mT/m gradient. That increased gradient strength offers two benefits for connectivity mapping, Wedeen says. "You get both more signal and better signal," he says, just as a telescope with a larger mirror can peer deeper into space. Kamil Ugurbil,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Magnetic Resonance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nd co-PI of the WashU/Minnesota consortium, says his team has seen "significant technological gains" with their new scanner—resolution has been increased two- to three-fold and some 30 subjects have already been scanned, each over a two-day period. But Ugurbil is no longer working with the 100 mT/m 3T scanner, which was shipped to WashU for the project's "production" mode. He has taken possession of a new 7T scanner, also from Siemens, which should provide even sharper images, and is awaiting shipment of an even larger $10 million, 10.5T instrument. At the moment, though, that latter magnet is sitting untested on the floor of a factory, he says, thanks to a "worldwide shortage of liquid helium." "To cool this huge magnet we need something like 40,000 L of liquid helium, and we can't get it." Mapping Mesoscale ConnectionsThe Allen Institute is mapping the mouse connectome at what Zeng calls the "mesoscopic" scale—a mapping strategy first articulated by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neuroscientist Partha Mitra and colleagues in 2009. To build that map, Zeng's team uses "serial two-photon tomography." Mice are injected in discrete brain regions with a recombinant adeno-associated virus (AAV, supplied b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Vector Core) that expresses a fluorescent protein. The mice are subsequently sacrificed and their brains fixed and embedded in agarose. That block is then mounted inside a two-photon fluorescent microscope tricked out with an ultrafine cutting apparatus, or vibratome—a system that has been commercialized by TissueVision. In this configuration, the top face of the block is fluorescently imaged at 0.35 μm lateral resolution, revealing the neuronal "arbors" traced out by the cells in whatever region was injected. Then the vibratome slices off the top 100 μm to reveal the next surface, and the process repeats. "You image, cut, image, cut, image, cut," Zeng says. The entire process is automated, she explains, producing about 750 gigabytes of raw image data in about 18 hours—per brain. A complete dataset comprises approximately 500 injection points, and thus at least 500 brains, all of which must then be integrated and registered onto a three-dimensional template for comparison and navigation and to generate a detailed, brain-wide connectivity matrix. Technically, says Zeng, the Allen Institute is not collecting a "connectome." Their virus is nonreplicative, meaning it can only infect cells once. It also cannot cross neural synapses. Therefore, she says, what her project is really imaging is a "projectome." According to Zeng, data for most brain regions has already been collected, and some has been publicly released. (These data are freely navigable using the Institute's Brain Explorer software and freely downloadable via the Allen Connectivity Atlas data portal, www.brain-map.org.) Now she is going back and repeating the process with viruses that are specific to individual neural subtypes, to understand, for instance, how projectomes of excitatory and inhibitory neurons differ. At the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Mitra is pursuing a similar strategy. He injects each of 262 grid points on each mouse brain, but does so using four tracers—two "anterograde" and two "retrograde." That's about 1,000 mouse brains per dataset. Anterograde tracers, like AAV and biotinylated dextran (obtained from Life Technologies), penetrate the cell body and then "piggyback on anterograde transport mechanisms that carry molecules away from the [cell body] along the axon to the [synaptic] terminals," Mitra explains. Retrograde tracers like cholera toxin (obtained from List Biological Laboratories) and rabies viruses (Duke University Viral Vector Core), enter cells via synapses, travel up axonal arbors to the cell body, and do actually provide some long-range connectivity information, Mitra says. Mitra images each mouse brain (manually cryosectioned into 20 μm sections spaced 40 μm apart) on aHamamatsu Nanozoomer 2.0 automated slide scanning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When reconstructed, the resulting dataset contains a trillion voxels measuring half a micron on a side. Those are just one-billionth the size of a diffusion MRI voxel. At one terabyte per injection site, he says, his lab has collected nearly a petabyte of information, some of which was released in June (www.brainarchitecture.org). To The MicroscaleDense as mesoscale information is, it doesn't actually reveal synaptic connections. "If one is going to be a purist about this, we are not mapping connections per se," says Mitra. "To really show that there's a connection, I'd have to show you there is a synapse and there are neurotransmitters crossing that synapse." Such information certainly isn't available on the mesoscale. But it is at least partially observable on the microscale. In Zeng's Google Maps analogy, this is like viewing the driveways and walkways leading into individual houses. The tool for seeing those details is electron microscopy. At Harvard University, for instance, neuroscientist Jeff Lichtman embeds pieces of thalamus measuring just 400 x 400 x 250 μm in plastic ("That's not even one fMRI voxel," he notes), and sections them into 9,000 ultrathin slices on a home-built instrument, basically a deli-slicer, called an automatic tape-collecting ultramicrotome. Each slice is attached to a moving strip of tape as it emerges from the blockface, producing something like an old movie film reel of brain slices. That tape is then fed into a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Lichtman has instruments from Zeiss, FEI, and JEOL), which images each section one by one like a movie projector. According to Lichtman, sections are imaged at 4 nm resolution in 16 tiles of 25,000 x 25,000 pixels each, collected at 20 megapixels per second. The process generates a terabyte of image data per day, 24/7, for 100 days, Lichtman says. The goal, he says, is to map the organization of retinal ganglion cells in the thalamus. "We will get a good sense of the way that first stage of central processing of retinal information is organized from this dataset." Lichtman recently acquired a new EM that collects data at twice the current speed, 40 megapixels per second. Yet even at that rate it is wholly impractical to map an entire human brain at this nanoscale resolution, both for reasons of data management—a single cubic millimeter is about 1,000 terabytes—and of time; even at 40 megapixels per second, it would still take years to image just a cubic millimeter. A next generation instrument, though, could help. Zeiss is developing a new automated EM, Lichtman says, that will image sections with 61 electron beams at once (current machines use only one), speeding data acquisition up some 60-fold; he hopes to receive a prototype of this new device within a few years. But collecting the data is only half the battle, says Moritz Helmstaedter of the Max-Planck Institute of Neurobiology in Martinsried, Germany; data analysis is the other. As a postdoc, Helmstaedter worked with Winfried Denk at the Max-Planck Institute in Heidelberg. There Helmstaedter, with postdoc Kevin Briggman, used serial blockface electron microscopy (SBEM)—in which a piece of plastic-embedded brain is imaged and cut, imaged and cut, much as the Allen Institute does but on a nanometer scale—to image a piece of retinal tissue comprising about 1,000 neurons. According to Helmstaedter, the SBEM-enabled scanning EM ran continuously for some eight weeks straight, collecting 13,000 images, each 2.5 gigapixels in size. (Both Zeiss and FEI EMs were used with a custom microtome; a complete system called 3View is now available from Gatan.) But it took more than two years to reconstruct the resulting neuronal circuits. Helmstaedter's solution to that problem borrows from the crowdsourced protein-folding game, FoldIt. His team trains computers to assemble the images to trace neurites. But to ensure accuracy, they have hired some 200 undergraduates, at $10/hour, to sit in front of a computer and navigate through the computed neurite forest by essentially "flying through the data" as if with a flight simulator. These students helped validate much of a 900-neuron retinal connectome, Helmstaedter says. Now Helmstaedter is upping the ante with a piece of neocortex 500 μm on a side, containing some 10,000 neurons. For that, they'll need an even wider hive-mind, which they hope to tap using an in-development game version of their application for use on mobile devices. In connectomics, says Helmstaedter, the bottleneck is network reconstruction. "We have to take these extreme measures to get it done." Radical new techniques, indeed.
Note: Readers can find out more about the companies and organizations listed by accessing their sites on the World Wide Web (WWW). If the listed organization does not have a site on the WWW or if it is under construction, we have substituted its main telephone number. Every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ensure the accuracy of this information. Inclusion of companies in his article does not indicate endorsement by either AAAS or Science, nor is it meant to imply that their products or services are superior to those of other companies. Jeffrey M. Perkel is a freelance science writer based in Pocatello, Idaho. DOI: 10.1126/science.opms.p1300071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as a special advertising feature in the 18 January 2013 issue of Science magazine. | ||||
Posted: 28 Jun 2013 05:43 AM PDT 本文作者:花栗鼠习作 花日历最近几集的拍摄对象都是小而不起眼的花,也许有的观众看得不过瘾。但这不能怪我,帝都早春确实没什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花开放……番外篇的拍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记录一些不同生境中的植物,调剂一下口味。而本期的拍摄对象无论体量还是结构,都够得上"奇葩"这个头衔了。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有时候很难相信地球上的植物可以把生殖器长成这样…… 【本集的主角西番莲,图片出处:http://www.floridanature.org】 说起来,部分观众抱怨本系列背景音乐声音过大、解说声音过小且没有字幕。在这里很抱(ao)歉(jiao)地通知大家,因为BGM体现了后期团队的心血和制作者的共同审美,这个特征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会一直保持下去。此外,在本集中,为了表现良好的生态环境和锻炼大家的听力,我们全程录制了大量的树蛙和雨蛙叫声。请欣赏! 导演、摄像、录音、场记、灯光、舞美、配乐、剪辑、特效以及想得起来的一切事情: @桔子帮小帮主 背景音乐:Jon Schmidt-When Love Story Meets Viva La Vida 解说:@顾有容 鸣谢:@游识猷 在整个番外篇拍摄过程中提供的支持,包括但不限于带路、望风、驱赶不知好歹的围观群众、忍受解说者的冷笑话,以及(极其重要的),游妈妈制作的大量美食! 下集再见。 关于花日历花日历一套记录植物的系列短片,拍摄者顾有容,植物学博士,江湖人称"植物人"(拍摄团队目前仅仅为两人,所以可以说是一系列"B级片")。他希望通过镜头动态地展现植物精致美丽的结构和应对自然挑战的策略,也记录身边花开的进程。他现在是一名花栗鼠。 如果你喜欢这部片子,可以去支持他申请的花日历项目,为他投票,投票地址:http://tieba.baidu.com/f?ie=utf-8&kw=%D0%CB%C8%A4%B4%F3%CA%A6 | ||||
Posted: 28 Jun 2013 04:31 AM PDT (獨媒特約報導)學聯和社工學聯等共十多個大專學界組織於星期五(6月28日)召開聯席記者會,呼籲全港大專生下星期一參與七一遊行,學生與工人將會帶頭起行。不同大專團體及學生會都有各自訴求,經一個月商議後綜合三方面的議題:爭取院校自主及捍衛學術自由、改革大專教育以及民主規劃善用土地,大專學界將以「我校我城 不容壟斷 推動政改 人民自主」作為未來推動政改的口號。 三大訴求 源於不民主政制 浸大學生會外務副幹事長林柏健對政治不願聽取99%的反對民意,不撤回李惠利發展豪宅的方案令人失望,政府為賺取賣地收益犧牲弱勢群體的利益,只會一步一步摧毀我們的社會。他希望政府改革發展主導的土地規劃方式,並撤回李惠利建豪宅的方案。 恆管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則指政府為提升大專學歷人口推行自資學位課程,但將教育責任推給市場,自資課程學費日漸高昂,而不少私立院校只顧將利潤最大化而不重視教學質素,使教育出現商品化情況。他希望政府作出長遠規劃及監管私立院校,確保教學質素發考慮學生負擔問題。 各團體均認為這些情況都是源於不公義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呼籲大專生七一當日一點半在維園6A球場集合,向社會展示大專生的力量,爭取民主和普選。 陳樹暉:不怕打壓 無畏無懼 | ||||
Posted: 28 Jun 2013 03:47 AM PDT (獨媒特約報導)自將軍澳堆填區的擴建工程觸礁後,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早前表明會極力游說議員支持擴建屯門及打鼓嶺堆填區。一批屯門居民在星期五(6月28日)到立法會請願,居民擔心假如擴建工程通過,本來已有多項厭惡性設施的屯門環境將會進一步惡化。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指,屯門堆填區最快5年後才填滿,質疑政府應預留足夠時間加強減廢工作,不應倉促擴建堆填區。 屯門居民強烈反對 居住屯門十多年的陳先生直言「不感覺政府曾經諮詢過擴建堆填區」,他質疑政府漠視屯門居民的意願:「政府只諮詢區議員,其實區議員是否住在屯門都成疑問。何況屯門區議會根本上被襲斷,一些不得人心的議案都可以輕易通過」。陳先生亦憂慮政府計劃擴大堆填區近一倍,日後屯門區要承受全港大部份的垃圾,對本來已經有發電廠、英泥廠、航空煤油庫等厭惡性工業設施的屯門帶來嚴重環境負擔。 郭家麒批評政府不負責任 按環保處數字,香港每日產生約17000公噸都市廢物,當中有48%被回收。不過近日有傳媒揭發,環保處向塑膠回收商發出確認票,容許回收商每日將塑膠棄置在廢物轉運站及堆填區。政府聲稱的「48%回收率」明顯不準確,政府對減廢的決心亦備受質疑。屯門及打鼓嶺堆填區的擴建申請,最快在下周二(7月2日)立法會特別會議再審議。 編輯:麥馬高 | ||||
Posted: 28 Jun 2013 03:25 AM PDT 圖為編輯所加 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成立的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在首次召開會議時,與明光社為姊妹團體的性文化學會,以及所謂後同盟(後同性戀者同盟,後同性戀者據說是由同性戀經基督教人士輔導後變回異性戀的人士)數十名成員到政總請願,抗議政府帶頭歧視後同性戀者,憂慮諮詢小組多名成員支持同性戀者,會淪為假諮詢組織。有關新聞可參看以下網站: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619/18303799 看到這則新聞,我感到頗為憤慨。我以為,這是明光社繼提出逆向歧視說後,再次使出的打壓同性戀者的手段。同性戀並無違反我們的道德反省,是人們應有的性傾向權利。這方面,我曾寫過「同性戀的道德反思」一篇文章,大家可以參看。 另外,我亦曾寫「論反對性傾向歧視立法所據的『逆向歧視』說」一文,反駁了明光社常常用以打壓同性戀者的「逆向歧視」說。 至於本文,則是要駁斥明光社最新提出的所謂後同性戀者被同性戀者打壓的說法。這個說法,其實是站不住腳的,主要問題如下:所謂後同性戀者,據明光社的說法,指經心理治療後由同性戀變回異性戀的人士(他們表面上並非用以上用語,但一般人都理解到有上述意思)。這個說法是不科學的。因為,根據目前醫學界的了解,同性戀根本不是病,1973年,美國精神醫學協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已從《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中刪除同性戀。一年後,美國心理學協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通過決議,支持美國精神醫學協會的決定,並重申同性戀不是病態。1992年,世界衛生組織亦將同性戀在它自己的疾病清單中剔除。 同性戀者既不是病人,也沒有道德上的問題,則稱人們的性傾向由同性戀變為異性戀者沒有特別的意義,這情況有如人的飲食習慣一樣,其改變在社會政治層面無特別的意義。反而,明光社使用「後同性戀者」一名,正見出其歧視同性戀者的目的,因其理解後同性戀者是經心理輔導治好的人。 說後同性戀者受到歧視是非常誤導的說法,因為若他們已變回異性戀者,後者在人類社會從來就沒有受到過歧視。明光社的意思,是指他們受到同性戀者的歧視,這是非常離譜的指控。同性戀者一直以來,只爭取同性戀者自己的權利,幾時有歧視過異性戀者?這是明光社繼之前說同性戀對異性戀者(特別是基督徒)造成逆向歧視的另一混淆視聽的說法。 依上所言,明光社抗議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沒有後同盟的代表,明顯是不合理的;因為所謂後同性戀者沒有社會政治層面的特別意義。他們要求政府加入代表,其實目的只是令明光社的人有更多代表加入小組,以達致他們打壓同性戀者的目的。 市民大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明光社為了高舉自己宗教的價值,一直以來,不惜以種種歪理誤導教眾及其他市民,將他們打壓同性戀者的是非黑白完全顛倒過來,令人以為是同性戀者對他們的打壓;他們的惡劣行徑,違反了現代社會的普世價值,應予譴責。 | ||||
Posted: 28 Jun 2013 02:20 AM PDT ![]() 文:Linda、Denny 社運人士古思堯和馬雲祺被控企圖侮辱區旗案日前判刑,裁判官杜浩成裁定古思堯監禁4個月,緩刑2年,馬雲祺則被判230小時社會服務令。馬雲祺表示,是次判刑過重,而且感化官報告中也只建議判處80小時以下的社會服務令,因此有意上訴。 早前案件在判定罪成,19歲被告馬雲祺被即時還柙,不准保釋。梁國雄議員其後到高院上訴,高院法官指馬雲祺的情況無須判處監禁刑罰,杜浩成的決定是偏離過往案例,因此判處上訴得直,馬雲祺始獲五百元保釋候判。最後,杜浩成未有挑戰高院法官的說法,判處馬雲祺監禁刑罰,但卻判處了監禁刑罰以下幾乎最高的刑罰──社會服務令的時數上限是240小時,馬被判了230小時。 案件早前開審,辯方大部份觀點均被杜浩成裁判官拒絕。辯方律師陳詞提到,九七回歸初期,香港區旗象徵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但隨著社會變更,象徵意義明顯減弱,區旗已代表不民主和貪腐的港府。杜官卻質疑辯方提供的民意調查只屬意見證供,而且回應指港府負面事件只屬個別事件,辯方以偏概全。 辯方律師又指出區旗及區徽條例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指市民有權利選擇表達意見的方式,過份限制會削弱人權。杜官則指人權設有底線,並重申沒有必要燒區旗表達民主的訴求,認為把訴求寫出來會比較好。但是,既然區旗象徵港府辦事不力,燒區旗與燒一個梁振英的紙牌公仔有何分別? 去年撐梁振英遊行中,愛護香港力量成員打傷記者,杜浩成輕判被告一千五百元及賠償一千元。相反,燒區旗案件並無傷及任何人,但兩被告的刑罰卻遠較傷人為重。雖然是次判決古馬二人無須即時入獄,但相信杜浩成標準不一的量刑考慮,已令公眾對法庭的政治中立信心盡失。 | ||||
Posted: 26 Jun 2013 09:38 AM PDT 权利,而不是权力 ——我理解的米奇尼克
【此文为波兰上世纪80年代末转型之际重要的思想家米奇尼克文集《通往公民社会》中译本(崔卫平主译)序言之一,写于2004年夏天,转眼十年矣。】
傅国涌 一 "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的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团结工会则提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主张。" 十多年前,当我在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中译本中读到这些论断时,中国社会正弥漫着一种灰暗、沮丧的情绪,正是在那些星月无光的夜晚,布热津斯基关于波兰社会自我解放进程的描述和分析引起了我内心的强烈震动。那时候我只知道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虽然也知道在瓦文萨的背后还站着一群波兰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但对米奇尼克等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为知之甚少,或者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后来,我读了胡平的《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对米奇尼克其人其事有了初步的了解,不禁对这位被誉为"杰弗逊式的人物"心向往之。2002年冬天,读到崔卫平的《谁是亚当·米奇尼克?》,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天空、无际的大海,这些精彩至极的片段从此就在我的脑中萦回不去: "在他(米奇尼克)头脑中,不存在一个需要不断加以关注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不需要明里暗里不断关注他们的行为、动向,希冀最终由权威作出关键的变动,从而引起预期的社会效果,或者借此作为自己政治赌博的押宝。采取和皇帝一道进餐的人仍然将皇帝看作唯一的权力资源,他将依据皇帝的脸色、皇帝将要收获什么而行事,甚至皇帝所拥有的某个怪癖,也成为这些人关心的对象和行为的依据;而采取独立行动的人们相信还有别的权力资源,他的席位不是在皇帝的餐桌上,而是在自身的行为当中,这样的行为不需要皇帝来钦定,不需要皇帝赋予其意义,而是自主的和自我赋予的。说米奇尼克是个言行合一的人,这是鲜明的例证:既然是搞民主,就意味着眼光向下,意味着立足自身,立足于和自身一样独立的人们,他和这些人们的行为便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起点。他这样的行动可以从任何地方任何人们那里开始,而且可以马上就去做。" 就是那个冬天,我知道已经为本民族引入了哈维尔这一精神资源的崔卫平,又要为我们引入米奇尼克的精神资源。从此我就渴望着早日读到这部必将在汉语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米奇尼克文集》。 米奇尼克被称为波兰的"甘地"、"路德"决不是偶然的,他是团结工会运动的灵魂人物,在波兰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少年时代起,他就积极参与了反权威的政治活动。从18岁第一次坐牢,他一共经历了5次监狱生涯,在狱中度过了青春时代的6年多时光,至少有两次遭到暴力殴打,他也因此理解了《古拉格群岛》中的一句话:"感谢监狱,它造就了我"。也正是共产党反复地把他投入监狱,使这位具有坚定的行动性格的知识分子,有足够的时间冷静地坐下来思考更深入的问题,并在那里写出了他的主要著作。 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政治家,即使在波兰以不流血的代价成功地完成和平演变之后,他选择的也不是问鼎权力,入阁做官,而是办报,继续以言论影响社会、保持独立的社会批评,并不因为他参与的历史发生了戏剧性转折而改变初衷。他虽然曾高票当选为国会议员,但没有多久就辞职了,从此一心在波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选举日报》主编的位置上贡献他的才智、心血和思想。他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自己是一位政治家,在这个角色中我从来没有感到舒服。在离开议会之后,我感到真正的解脱。" 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不是什么故作姿态的清高,也不是他无法适应复杂的政治运作(历史早已证明他是最出色的政治战略家,也是富有才干的政治活动家),而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和他的思想完全是相一致的。 对一个从来只知道"打江山、坐江山",只知道明君、清官的古老中国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这块见证了无数次王朝循环的大地上,和皇帝一道进餐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在"皇帝的餐桌"之外过自己独立的生活,至今还是一个全新的题目。因此,本文试着从权利,而不是权力的角度理解米奇尼克的思路和作为,理解他对于中国的意义。
二 1976年是米奇尼克生命中的一个新开始,年仅而立的他写出了注定成为历史文献的《新演进》一文,为波兰未来社会的变革指明了方向。在这篇纲领性的文字中,他无比清楚地认识到了"以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以及有组织地来追求这个目标,是不现实和危险的",因此一切地下的策划密谋行动都是不可行的,"革命的理论和密谋的行动仅仅适用于警察当局,他们以此来使得群众歇斯底里,这让他们觉得更加刺激。"为此,他提出"持续不断地为改革而斗争、寻求拓展公民自由和人权而开展的演进",并把"新演进"的目标定位在逐步和缓慢的改进基础之上,并不要求牺牲和伤亡,它依靠的是逐步加强的公众压力,是公众持续不断地克服恐惧和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意识,而不是依靠暴力和强力来推翻现存制度。他对"新演进"的三种力量作出了准确的分析,一是工人阶级,他们的压力"是通往民主的公众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二是天主教会,他们长期以来支持人的自由和尊严,"更重要的,他们始终在捍卫工人阶级的公民自由,尤其是罢工和独立的劳动联盟的权利。"三是知识界,他们的责任是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和捍卫基本原则"。 特别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米奇尼克第一次提出了"为一个美好的今天"而不是美好的明天而奋斗的说法。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创造,正是在见识了布达佩斯、布拉格街头横冲直撞的苏联坦克之后,形成了他的"新演进"观,与以往各种各样的思路不同的是,他把社会变革的目光完全转向了"下面",而不是盯着"上面",而在此前波兰呼吁改革的声音中,无论是世俗的"修正主义"还是来自教会的"新实证主义","这两种理解同样相信改变来自上面"。米奇尼克最关心的不是权力的宝座,而是公众舆论和社会的自我组织,是直接面向独立的公众发言,告诉人们怎样去做,而不是朝着极权主义的权力说话,告诉掌权者怎样进行改良,他认识到"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实际上就是要求致力于争取和捍卫自身的权利,而不是夺取政权。这一点和中国人总是不断地"上书"、"上折子",总是期盼着明君、青天来拯救苍生完全不同。 与这篇文章同样重要的是这年9月他和库隆等知识分子一起成立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保卫工人委员会"(KOR)。当时他虽然不在波兰,但他是毫无争议的缔造者之一。此前,在波兰Ursns等地曾发生工人抗议事件,他参加了一次官方对Ursns工人的审判,判决的不公正和工人妻子们的哭泣震撼了他的灵魂,他第一个以知识分子身份发表抗议信,接着,库隆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们还向西方知识分子发出呼吁,要求捍卫波兰工人的权利。这是波兰知识分子第一次公开站出来为受迫害的工人仗义执言。接下来就是"保卫工人委员会"的出现。此时离团结工会的出现还有四年。 这是波兰转型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它标志着在极权社会探索自主的公共空间的开始。这一点从他们为这个最初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型团体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就不难看出,他们强调公开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信任等。其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是与波兰的社会生活、与千百万普通工人血肉相连的,它没有提出任何政治诉求,它以一个小小的实际行动打破了长期以来被极权主义完全垄断的社会结构,以实例告诉人们,我们可以自己动起来,自己组织起来,自己帮助自己,这就是重建社会的开始。用米奇尼克自己的话来说:"它建立在后极权制度的行动哲学上面。为什么是后极权的?因为权力仍然是全面控制的,但是社会已经不再是,社会已经是反对极权的,它在反抗和创建自己独立的机构,其结果导向一个我们称之为公民社会的某种东西,即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这就是我们试图做的:建立公民社会。" 与其说"保卫工人委员会"的目标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社会性的,它没有任何夺取国家政权的计划,只是寻求社会独立于政府之外自主行动的可能性,目的只是要帮助那些受迫害的工人家庭。它在重建民间社会的可能性方面迈出了一小步,却是极为可贵的一步,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政府的制度应该怎样改革",而是"我们应该怎样反抗体制以保卫自己",也就是要在官方权力机构之外恢复社会的活力,找回应有权利。但是在一个不容许社会有自主空间、没有形成公民社会的国度里,人们只要选择独立于政府之外,就天然地具有对极权主义的颠覆性,就注定了具有政治性,也注定了成为官方压制和打击的目标。 从"保卫工人委员会"到《新演进》,米奇尼克实际上已经清晰地画出了一幅在极权主义国家重建公民社会的蓝图,他把自己绚烂的理想化作了平凡的现实。1980年,团结工会诞生时,米奇尼克和库隆等都成为重要成员(多年以后,米奇尼克说:"我们仍然相信团结工会是我们的孩子,尽管是非法的。"),并为此入狱多年。在合法存在了13个月之后,团结工会被"军管法"取缔了,米奇尼克却没有感到灰心,即使在狱中。因为他看到了波兰社会被激发出来的生机并没有中断,地下出版、地下文化(包括文学、电影、戏剧、绘画等)、地下科学,以及以地下状态存在的独立组织(工会、艺术家协会、青年人组织等)……,当然还有独立于官方之外的教会,作为公民社会的雏形已无法连根拔掉。普通的波兰人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恐惧,开始挺起腰杆,在公民社会没有出现之前,也开始像一个公民那样行事,而不管国家机器是怎么想的。这一切诚然都不是当局所愿意看到的,他们却不能随心所欲,或者运用暴力就能加以扑灭。
三 正因为米奇尼克不是把立足点放在权力的基础上,所以他对一场独立社会运动的评判并不是从"成"、"败"出发,不像中国人总是在权力的取予和得失上打转,始终无法超越"皇帝的餐桌",认为权力之外无政治,从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权力上面。即使是在团结工会合法存在时期,他们也"从未要求共产主义者放弃权力,把控制权交给国家造船厂的工会"。 正因为米奇尼克的起点是社会,而不是国家,他追求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他反对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剥夺了所有社会自主空间的国家机器,目的并不是取而代之,自己去掌握那架机器,而是寻求把社会从这架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机器下解放出来。所以,他认为即使波兰处于极权制度的刺刀下,作为一个普通人也不是无所作为的,他分析说:"(今天)的波兰制度是由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伴随着一个不能以极权主义方式来控制的社会所合成。国家倒是想施行极权主义权力,但是它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它被迫和生活和解,其结果是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达成一种临时平衡。" 毫无怀疑,民主是他追求的理想,为此他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入狱,并拒绝出国或在"忠诚声明"上签字。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以为民主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实现一个完美社会,更不是因为民主能实现权力更替,从而为自身登上政治舞台创造条件、提供阶梯,而只是为了一个"不完美的社会",为了每个人都能拥有和君主同样的权利,每个人都享有和雅鲁泽尔斯基一样的权利,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 他之所以站出来反对共产主义,也不是基于一种"英雄主义",他从来不想成为英雄,也不曾想要为国家、为自由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而牺牲,他只是想要像个普通人一样活着,尊重自己,也受到朋友的尊重。基于尊严、常识和记忆的理由,他断然拒绝了在"忠诚声明"上签字,拒绝选择流亡。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放弃了以暴易暴、以暴力革命为社会变革开路的想法,他懂得以暴力手段攻占巴士底狱,会不知不觉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巴士底狱。无论暴力以革命还是其他任何动听的名义,除了会掐断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将整个社会原子化,最终导致专制之外,不会有其他更好的结果。这不仅是他从历史中得出的教训,也是他立足生活的思考结果。他由此认识到,社会的变化不是依靠权力更替就能完成的,"可以假设,如果明天由瓦文萨或者库隆来取代雅鲁泽尔斯基,什么也不会改变。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建立一个民主社会,沿着团结的合作尝试的道路改变社会的权力系统,使得极权主义成为不可能。"那就必须从恢复每个人的权利入手,其中自然包含了思想、信仰的权利,言论、批评的权利,以及自我组织的权利。他说:"我全部的生活都在为那些想要反对他们所反对的人的权利而奋斗,包括我自己。" 这一切使他最终能超越于权力安排之上,超越仇恨意识、敌人意识,他从来就不相信"去共产主义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他说:"我们同意宽恕,但是不主张遗忘,不主张健忘。我们不要报复,却要的是揭示全部事实真相。"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掌权的打算,从没想过"彼可取而代之",而是以说出真相、承担责任的知识分子自许。一句"我们真的不想掌权"决不是政客作秀的口号,而是他身体力行的准则。所以在胜利在望的时刻,他能发出"你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理"这样理性的声音。既然他的诉求不是权力,这一切就不难理解。而对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他们永远都无法明白会有人不像他们那样追逐权力,而把权利、尊严和自由放在权力之上。 同时作为知识分子,米奇尼克在任何时候对任何权力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他80年代初在团结工会内部曾经属于一个反对瓦文萨的小圈子,当时瓦文萨正如日中天,他感到瓦文萨要把一种"狂暴的、专制式的"东西强加在团结工会之上,他担心瓦文萨不顾一切代价寻求妥协,最终要出卖团结工会,会屈服于官方,把团结工会变成现存结构的组成部分,成为与过去的官方工会类似的依附组织。因此,他不仅与瓦文萨唱反调,而且在一篇叫做"围绕斯大林的争论"文章中,编造了一个正在变成独裁者的工人领袖的故事。当然后来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好得像同性恋似的"。多年后回首往事,他说:"我忠实于自己反权威的理想,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对共产主义。为了同样的原因,我也反对瓦文萨,因为我想到,瓦文萨要把自己的权威强加于团结工会之上。"乃至在团结工会将要被取缔前的几个月,他和库隆都成了瓦文萨"公开宣布的敌人"(当然,其中还有其他一个重要原因,官方收买、派遣的"隐蔽战线"力量已渗透进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并几乎掌握了多数,先后将库隆和他排挤出局。戒严法一颁布,这些人从此消失)。 米奇尼克强调:"瓦文萨是一个运动的领导人,而我是一名独立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政治领袖不一样,他在什么时候都不能丧失批判性,不能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在"天鹅绒革命"之后,他昔日的同伴登上了权力舞台,他对他们的批评甚至比对前共产党人还要严厉。对人性、特别是人的局限性,他有着深刻的体认,包括对自己——"我不想自我表彰,我必须面对自己的不足",他知道"人们很容易屈服于自身的自高自大"。 在极权主义被迫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他选择的角色依然是做一个知识分子,他以自己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为荣。所以,在谈论米奇尼克时,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他所反复强调的"波兰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天主教的——是为自由而斗争和站在弱点一边"。中国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精神气质,相反,我们有的是"虽九死未犹其悔"的屈原式的忠君情结,依附权力、选择站在权力一边几乎成了一种惯性。另一方面,权利意识的匮乏也正是古老中国最根本的特征之一,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到处弥漫着伦理意义上的义务观念,个人几乎没有地位,连法律也是基于义务观念而立,从来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权利观念。而在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社会,到处活跃着权利观念,法律以权利为本位。所以我以为,与其说中国文化最大的偏失在于"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还不如说是"权利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没有生长出基于个人本位的权利观念,除了围绕着权力的轴心打转,就不会有别的选择,所以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只是一种周期性的治乱循环,只有权力舞台上的你争我夺、你死我活,没有真正的革命,也很难出现新的文化和思想因子。整个中国社会的重心始终是皇帝,即便是顺民,关起门来也个个都是皇帝,权力之外无权利,总以为抓住权力就抓住了一切,在朝者至死抓住权力不放,在野者总是怀觊觎之心、问鼎之意。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民主难产的根本原因之一,即便是许多打着"民主"、"人权"旗号的人也往往陷入抢椅子、排座次的恶性循环之中,难以自拔。米奇尼克为我们树立了一面镜子、一个榜样。
四 米奇尼克不是无根的飘萍,更不是在天空中掉下来的,而是深深扎根在波兰那片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地上,和波兰的历史文化传统血脉相连。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从波兰民主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有四个最重要的代表——诗人米沃什、赫伯特,哲学家克拉科夫斯基和牧师卡·沃依蒂瓦(Karol Wojtyla1978年成为罗马教皇,即约翰·保罗二世)——对我理解民主的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四个人当中,没有一个政治家或者政治活动家,这就是为什么我视民主不仅仅建立在政治原则之上。对我来说,民主涉及人的生存境况和人的权利。它提供了一副宽容的图景,一种对于文化传统重要性的理解,于其中有可能冲突的人类价值都可以得到培育。对比之下,政治上的民主,是一种建立在大多数人统治之上的秩序。它可能并经常与人的权利相冲突,仅仅在保护所有人们的立场——包括少数人——的秩序之内才能实现。按照我的理解,民主的本质是自由,这个自由属于拥有良心的公民。如此理解,自由意味着多样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秩序中,冲突是一个持续的事实。" 被他称为"当代波兰文化最初的奠基者"的克拉科夫斯基使他明白,"自由能赋予我们超越自身的力量"。赫伯特让他确信,自由、宽容、文化传统、人类尊严才是民主的核心。他说,"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当权力而非一个超越的上帝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基督教的力量就在于,教会教导人们只能跪在上帝面前而不是世俗权力面前。这就是为什么宗教基本上是反极权主义的。"这其中就包含了卡·沃依蒂瓦的教诲。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诗人米沃什曾在格但斯克造船厂的一次集会上对团结工会的人们说: "如果你们是一个想要得到权力的政党,那么世界对你们的看法将同对待其他从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活动的政党一样。这样,你们将失去每个国家、每个种族、每一阶层人民的注意,一句话,你们将失去一切希望!人们希望社会生活的僵化形式能被一种符合人的真正需要和尊严的新形式所替代,希望由一种共同愿望团结起来的千千万万人民能够找到本国的公民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新形式。由于僵化的社会生活方式正以可怕的冲突威胁着我们这个星球,人们的这种希望就更加强烈了。" 作为米奇尼克的重要精神源头之一,我深信米沃什的这些思想一定也给了他深刻的启迪。除了受到他亲身接触过那些杰出知识分子的影响,他还从波兰文学中,从"波兰文学的良心"泽罗姆斯基等人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根系。他年轻时曾做过"具有道德权威的伟大的波兰诗人"Antoni Slonimski的秘书,这位倾向于自由主义和反对派的诗人教会了他波兰知识阶层传统中的方方面面,帮助他解决了作为一个波兰犹太人的问题,同时像一道屏障一样保护过他。可以说,20世纪初波兰知识界"不服从"的传统深深地影响了他,包括Stanislaw Brzozowski、Stanislaw Wyspianski、Stefan Zeromski和Zofia Nalkowska等人的著作。他"感到自己和这个传统中的人们是心心相印的",尽管这些声音是那么微弱而且零星分散,"但无论如何是真实、真诚的"。 他们的言论、人格和著作都给米奇尼克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精神滋养,成为他精神的源头。使他最后能以更清晰的"新语言"表达出公民社会的思想、人的权利思想,并化为坚定的实践。所以,他才能无比骄傲地宣布:"我,亚当·米奇尼克,一个波兰知识分子,属于这样的一个传统",这一切使他的追求最终超越了意识形态、种族、权力和其他的因素。 乔治·奥维尔、汉娜·阿伦特、曼杰施塔姆、加缪、托马斯·曼,以及托尔斯泰、卢卡奇、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对米奇尼克也不无影响,特别是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教他成为"反对极权主义的反对派",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持异议者",使他确信"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公民社会。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崔卫平曾说过,她就是循着汉娜·阿伦特的声音找到米奇尼克的。 当然,也不能不提及他少年时代的精神导师、一个"独立的、世俗知识分子"、"当代波兰最杰出的人"里普斯基,里普斯基在他的一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是里普斯基建议下,他在1962年参与组织了一个叫做"矛盾寻找者"的俱乐部,讨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自由、苏联入侵匈牙利、波兰会不会发生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波兰共产党消亡的原因等一切被禁止的敏感话题,被官方和警察称为"修正主义苗子",被哥穆尔卡在中央全会上点了名。这一年他只有15岁。在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他又成为共产党内反叛出来的知识分子、"造反的共产主义"代表库隆的"热心信徒",在以后漫长的奋斗过程中,他们是最好的同伴。 萨哈罗夫、哈维尔等比他年长的精神同道则给予了他莫大的鼓舞和启发。他曾无比深情地谈及"人的权利的捍卫者"萨哈罗夫在20世纪历史中和他个人的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萨哈罗夫让我们认识到人的权利是文明世界的基础。时刻准备为权利而战斗是我们生而为人的价值所在。伟大的反极权主义革命,它将人的权利刻写在它的旗帜上,火焰一样席卷了生养我的欧洲国家,它始于安德列·萨哈罗夫。" 对哈维尔他也充满了敬意,认为哈维尔是欧洲最富有洞见的作家,是个思考的人,"是过去二十年以来在反对极权主义立场上洞察判断最为深刻的权威",他说,哈维尔的文字中传达出了捷克文化中最可贵的价值:热爱自由、尊重传统、幽默和自讽、宽容和正直等。《无权者的权力》乃是关于在中、东欧建立公民社会的运动哲学的"最好最准确的表达"。
五 崔卫平说,哈维尔的语言是一种道德的语言,米奇尼克的语言则是政治的语言。我以为与其将米奇尼克的语言称为政治语言,不如说是公民语言。"政治"在中国是个被严重污染的词汇,一提及"政治",人们便谈虎色变,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早已经把"政治"等同于"权力",等同于"皇帝的餐桌",一提起"政治",人们首先就会联想到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阴谋诡计,联想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联想到改朝换代,而不管是宫廷政变还是农民造反,无不弥漫着一股血腥味。中国人之所以会把"政治"与"权力"挂起钩来,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从来都都没有真正拥有天赋的基本权利,一方面是当权者总是刻意使权力神秘化,策划于密室之中,大搞暗箱作业,始终不离"君权神授"、"圣主英明"那一套。实际上这不过是见不得阳光的狭隘的政治,它与人类的政治文明完全是相背离的,广义的政治就是公民社会里人人可以行使自己自由权利的那种政治,也即崔卫平所说的"业余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米奇尼克的语言是政治的语言,那也是"业余政治的语言",我更愿意称之为公民语言。 这样的公民语言是朴素的、生活的语言,没有暧昧的、酸腐的气息,它扎根于生活的深处,以及波兰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中,同时吸取了整个人类文明中最宝贵的成分。也因此,他的公民语言才如此富有概括力、穿透力和明晰的理性力量,毫不含糊、拖泥带水,充满了阳刚和自信,从而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 长期以来,正是他创造性地使用了一些语言,复活了一些语言,比如他1976年提出的"新演进","为一个美好的今天而非美好的明天而奋斗",后来提出的"不完美的社会"、"民主是灰色的"等等,这些语言仿佛一下子就让人获得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觉,这是在哈维尔、萨哈罗夫他们那里所缺乏的。对此,他自己有着足够的认识,"语词拥有它们自身的力量;正是语词创造了一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我们所呼吸于其中的智性氛围和精神气氛。我们每个人选择适合于我们自己的语言。"正如暴君有暴君的语言,公民也应该有公民的语言,这是两个不同世界的语言。 在《新演进》文中,米奇尼克对"修正主义"、"新实证主义"的局限性作了这样的分析:"如果可以运用一个隐喻式的比较,即将苏联国家组织比作教会而将马克思意识形态教条比作圣经,那么修正主义在忠诚于圣经的同时,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表述;而新实证主义则追随教会,同时希望这教会或早或迟会消失。"也就是说,前者相信"圣经"而不信任"教会",后者承认"教会"而不承认"圣经"。 与相信可能有一个完美社会的父辈不同,米奇尼克相信完美的社会只有在集中营里才会被创造出来,他追求的是一个"不完美的公民社会",仅仅为了生活得更好一些,为了"少一些贫困,少一些恐惧", "多一些权利"。"我们不应该为一个完美的、摆脱了冲突的社会而斗争,而是为了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冲突在民主游戏规则之内得以解决。" 在《灰色是美丽的》一文中,他提出"民主是灰色的","民主是各种不同利益之间持续的衔接,是各种利益之间孜孜不倦地寻求妥协,是各种激情、情绪、仇恨和希望的市场,是永远的不完善,是罪人、圣徒和猴子的大杂烩。""但是只有民主有能力向自己提问,也只有民主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相比之下不管是红色专制还是黑色专制都毁灭了人的创造能力;它们消灭了人类生活的爱好趣味,最终也杀死了生活本身。只有灰色的民主,拥有人权和公民社会的机构,有可能以争论来代替武器。" 他形象地将团结工会运动称为一个"钢腿泥手"的巨人,在工人当中拥有广泛而强有力的基础,在谈判桌上却没有力量。相反,波兰的共产主义制度则是一个"泥腿钢手"的巨人,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手里却握着利器,在谈判桌上占据着优势。 他将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军管称为"波兰战争",是对全社会和全体人民发动的一场战争。 当波兰完成了社会转型之后,他并没有停止思考,他主编的《选举日报》仍在"创造一种新的语言",以此来讨论和评估周围变化了的世界,因为他感到过去用来描述世界及其传统的语言已经无效,在重建新的社会生活时需要一种"新语言",他把这种新的语言称为"共同的语言",是为了所有人都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波兰",虽然当年雅鲁泽尔斯基们用暴力拒绝了"共有一个波兰"的观点,但他们不想以复仇的心理,演一出中国常见的"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历史剧,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不应该以任何理由将共同的家园分割成共产化或者非共产化等不同的部分。同时也基于这样一种逻辑,他不想听到昔日的共产主义者说:"米奇尼克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当我们有权时,我们把他们踩在脚下;现在米奇尼克的朋友把我们踩在脚下。"他不容许有人将这次社会变革庸俗化地看作是简单的权力更迭。 和哈维尔的剧作家和哲学背景不同,米奇尼克的知识背景是历史学,他本人虽没有写出什么重要的历史著作,却亲身参与创造了波兰的历史,他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惟独没有的是对权力的欲望、贪婪。他说:"衡量民族、社会和个人成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历史当中,有他们自己生活的故事。"创造历史,而不是追逐权势,这是多么美好的追求,他的思想、人格、经历都是一本无比丰富的鲜活的历史书,他在"皇帝的餐桌"之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最大限度地展示了人类精神的魅力。
2004年8月13—15日杭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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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g Reader: Importing… 导入中 #googleReader Posted: 28 Jun 2013 01:35 AM PDT ![]() I have tried several other alternatives, but all failed with my huge subscriptions in Google Reader, last try with Digg Reader. [image: Inline image 1] See it here: http://flic.kr/p/eX5WVX | ||||
Posted: 28 Jun 2013 01:56 AM PDT 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漫漫长路 /纽约时报发表时间:2013-06-27 纽黑文市 -- 最高法院高调裁定,《婚姻保护法》中的主要规定违宪,因而予以废除,这是民权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走过的荆棘之路,却鲜为人知。同性婚姻既不是必然,甚至在不久前,还都不可想象。而为实现同性婚姻进行的斗争,也不像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同性恋解放运动造成的自然结果。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取得对同性结合的法律认可,才成了同性恋者的当务之急。几十年以前,要取得这样的认可,简直不可想象。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多数州都将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视为非法。报纸的头条大肆报道,在麦卡锡时代实行"薰衣草恐怖"(指麦卡锡时代对同性恋的迫害。译者)期间,国务院解雇同性恋职员的消息。警察打击取缔男女同性恋酒吧,以及其它滋生同性恋的"温床"。 上世纪七十年代爆发的男女同性恋解放运动,没有把同性婚姻当成一个主要问题—恰恰相反,他们主要反对警察镇压,工作歧视及家庭抛弃同性恋孩子等。大多数激进的同性恋者,都对同性婚姻问题嗤之以鼻。但在全国各地,也有少部分人来到民政部门,申领结婚证。很多州政府突然意识到,他们的法律没有规定婚姻只限于男女之间;他们也没能想出其它办法。到了1978年,才有15个州将这一限制写进了法律。 一场"传统家庭观念"运动随之兴起,以反对同性恋和女权主义。安妮塔.布朗特和其他这场运动的积极分子。把矛头对准了一些最早的地方反歧视法。到了1979年,他们说服了几个城市的选民废除这些法律。随后,在举行的一百多场州和地方公投中,同性恋人权分子,不得不全力保护费力取得的一些权力。这些事情而非同性婚姻问题,消耗了他们的大量精力。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情况才有了改观。艾滋病泛滥及所谓的"拉拉婴儿潮",迫使那些即便亲朋完全支持他们的同性恋"夫妻",都要去和那些权力机构打交道—比如,家庭和遗嘱检验法院,医院,收养机构,殡仪馆等—这些机构都把他们视作法律上的陌生人。 医院可以拒绝艾滋病患者同性伴侣的探视权,更别说咨询治疗方案了。他不能用自己的医疗保险,支付自己伴侣的医疗费用。他的伴侣死后,如果他的名字没有被写在租契上,或者如果他付不起伴侣那份遗产的继承税(对正常的未亡配偶不收这项税),他还可能失去自己的的住房。 如果两个女性共同抚养孩子,而在孩子的生母去世时,法院一般都会把孩子的监护权,判给孩子生母的直系亲属,即便孩子自己希望和那个不是生母的女性在一起生活也不行。如果两个女性分手了,孩子的生母可以单方面决定,取消前伴侣对孩子的探视权。 情侣们使用遗嘱,授权书及发明的新的法律手段,比如同性恋伙伴关系和第二养父母关系等,来对抗这些不平等。能在保守主义盛行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让人刮目相看。但是,所有这些办法,都无法给他们带来在社会保障,税收,移民及其他方面的权益,而这些权益只有通过婚姻才能取得。 同性婚姻运动就是在这种乱局中诞生的,但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只是维护合法权益。在历史上,拒绝婚姻权,都是人民被剥夺了完全公民权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南北战争前,美国的奴隶无权结婚;在纳粹德国,犹太人无权和非犹太人结婚。1948年,联合国把婚姻自由定为基本的人权。同年,加州最高法院,在全美第一个废除了禁止异族通婚的州法律。 在过去十年形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变化前,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有了改变,反对同性恋的人—他们曾在学校反对过同性恋教师,同性恋学生组织,电视节目上的同性恋人物,同性恋伴侣关系以及反歧视法等—开始加倍反对同性婚姻。1996年,当看到夏威夷法院可能会允许同性伴侣结婚时,国会通过了《婚姻保护法》,其中声明,别的州不需要对另一个州的同性婚姻,给予"充分信任和支持"。它还拒绝联邦承认这样的同性婚姻,并享受相应的联邦福利—这条规定在周三被废除了。就像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写给议会多数党的那样:"《婚姻保护法》的主要作用,是从州政府批准的婚姻中,找出 其中的一部分,并使它们受到不公平待遇。" 在麻萨诸塞州于2004年成为第一个允许同性结婚的州时,既引起了抗议,也得到了喝彩。那一年,13个州修订了自己的法律,来禁止这样的婚姻(有12个州已经通过立法采取了同样措施)。最后,加州和另外40个州通过修宪,立法,或双管齐下,规定婚姻仅限于一男一女之间;在30个州,这样的修正案都已被记录在案。作为最高法院周三另一项裁决的结果,加州将很快和另外12个州(还有哥伦比亚特区)一起准许同性婚姻,但是剩下的每个州,要实现这一目标都要经历步履维艰的过程。 反对同性婚姻产生的强烈反弹,最终给自身也带来了反弹。很多异性恋者,都使自己和它表达的反同性恋态度保持距离。在一个文化氛围和他们父辈完全不同环境中长大的年轻人,开始纳闷为什么婚姻会成为一个问题。截然不同的政治人物,像奥巴马和罗布·波特曼,都说是他们的孩子,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联邦福利会极大提高无数人的生活水平,从那些急需妻子社会保障福利,并住进她住房的拉拉寡妇,到那些纽约的男同们,他们现在可以和他们的外籍丈夫在美国共同生活了。同性恋伴侣不会再因为政府把他们的婚姻视为低人一等,而遭受羞辱了。 还有些急迫的问题依然会困扰着拉拉,男同,双性恋和变性者们,包括随处发生的对同性恋学生的欺凌,在住房和就业方面遭受的歧视,以及在年轻的男同和双性恋男性中,出现的新艾滋病毒感染等。同性婚姻在法律、文化及现实方面都有很大的意义。但是,它不是第一个引发了为平等和尊严而进行斗争的问题,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 ||||
Posted: 28 Jun 2013 01:46 AM PDT 在卖淫问题上,中国一直实行严刑峻法。全世界找不到几个国家会对淫媒判处死刑的,中国却实行了几十年。这就是佛山中级法院将一位原来判了5年徒刑的按摩中......>>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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