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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菌掷骰子吗？
- 阿拉伯世界：安息吧，乔布斯
- (title unknown)
- 鼓励见义勇为者的法律
- After Keynesian Macro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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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0 Oct 2011 02:12 PM PDT
传说骰子的发明人是三国时期的文学家曹植，是为了占卜之用。时至今日，它已演化为人类广泛用于赌博和休闲娱乐的工具，深入千家万户。除老百姓外，科学家们对骰子也可谓情有独钟，甚至在上个世纪还爆发了关于"上帝掷骰子吗"的大讨论。当然，我今天并不想讨论这么大的一个话题，但依然不妨碍我把掷骰子试验背后隐藏的二项分布和大数定理引入自然界，用它对一些生物学现象进行探讨和分析。比如下面我们可以来研究下"细菌掷筛子吗"这个问题。 从投针到掷骰子1777年法国数学家布丰[1] 别出心裁地想到一种计算圆周率π的方法：随机投针法。他对此方法的描述是：在平面上画有一组间距为D的平行线，将一根长度为L（L<D）的针任意掷在这个平面上，则此针与平行线中任一条相交的概率是p=2L/(πD)，π即为圆周率。1901年意大利数学家马里奥•拉扎里尼（Mario Lazzarini）重复了这个试验。他总共投掷了3408次针，得到π的值为355/113，已经精确到了小数点的第6位。关于它的解法可以参看wikipedia页面布丰投针问题。有同学想验证这个试验但又没有针和时间怎么办呢？那就来尝试运行一下这个计算机模拟程序吧。
[ 图1 布丰投针问题3D模拟图（图像来源：ventrella.com）] 还有一个例子来自于果壳网介绍过的神秘的本福特定律。它和布丰问题一样，都是实验者在经过大量独立重复试验或统计大量同类数据之后发现，某一事件发生的频率趋于一个稳定值。这就是数学概率论中的大数定律（Law of large numbers）。它的数学语言描述如下：
其中，n为独立重复试验次数，nx为事件x发生的次数，p为事件x在每次试验中发生的概率，ε是任意大于0的正数。可以看到，当n值足够大，也就是试验次数足够多的时候，事件发生的频率趋于稳定，偏差几乎为零。 关于大数定理另一个更加直观的例子来自于wikipedia上介绍的掷骰子试验（图2）。
[图2 可以直观地看到，随着骰子投掷次数的逐渐增加，骰子点数的平均值渐渐趋于3.5（图像汉化自wikipedia）] 因为掷骰子试验符合二项分布规律，所以它的期望值3.5即为它最后的稳定值。 细菌掷骰子吗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细菌掷骰子吗？ 请先想象这样一个理想化的试验。在某个生物实验室遗忘的一角，有一个盛了足量营养液的培养皿，里面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几千只细菌。我们认为这些原核生物均为单倍体，且仅以二分裂法这种无性繁殖方式进行繁殖，不会产生任何基因突变。这些细菌体内的基因基本上全部相同，除了一组中性等位基因——所谓中性基因，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对细菌的生存和繁殖无任何影响的基因。我们将这组等位基因设为A和B，且各自的基因频率各为50%。它们在这个被遗忘的桃花源里开始毫无压力地繁衍后代，细菌数量开始急剧增长。但是好景不长，随着营养液内水分的蒸发，培养皿开始渐渐枯竭，导致细菌大量死亡。最后培养皿中只剩下了四只细菌。对于这种种群数量数量级以上减少的事件，在生物学中我们称之为瓶颈效应。 根据之前的假设，我们可以用等位基因A和B来标记这四只细菌，那么推断有如下16种集合情况： 因为等位基因A和B存在于四只幸存者细菌体内的几率是等可能的（初始基因频率为50%），所以上述16种情况每一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均为1/2*1/2*1/2*1/2=1/16。我们再根据A、B在集合中不同的数量进行划分，得出表1：
[表1 对16种集合根据A、B数量的划分]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A和B基因频率相同（即等位基因A和B数量相等）的概率只有6/16，而A、B基因频率不相等的概率却有10/16。初始时等位基因A和B的基因频率是相等的，而现在A和B的基因频率更倾向于不相等，且有12.5%的概率使得等位基因A或者B在这一代彻底消亡。基因频率的大幅度改变，使某一等位基因倾向消失（相对于另一等位基因倾向固定），这就是遗传漂变。在生物遗传学中，瓶颈效应将有可能导致遗传漂变。 寻找"掷骰子"的真相叙述和解释完这个假想试验和其中的生物学概念后，因为试验中细菌等位基因的遗传规律符合概率论中二项分布，我们下面便先用二项分布对这一假想实验进行描绘： f(k;n,1/2)=(Ckn)(1/2)n （公式2）， 其中Ckn是二项式系数，n表示细菌的数量，k表示等位基因A（或者B）的数量，1/2是等位基因A和B的基因概率。当n值足够大，如初始的103数量级以上的话，根据大数定理，只要细菌的繁殖数量始终保持在这一数量级上，那么等位基因A和B的基因频率将保持恒定，即初始的50%。但当细菌大量死亡，比如本例中所举的一个极端，最后仅幸存四只的话，那么显然已构不成"大数"，参考图2掷骰子试验投掷次数小于100的情形，基因频率将处于一个极大的波动之中。 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真核生物（双倍体）。对于大部分真核生物，每一个个体都会有两个基因拷贝，即相对应的基因型为AA、AB和BB，而A和B的基因频率可能不再相等，那么我们可以把公式2一般化为： f(k;n,p)=(Ck2n)pk(1-p)2n-k（公式3）， 其中p表示等位基因A的基因频率，(1-p)即为等位基因B的基因频率。这个公式也被命名为Wright-Fisher模型，以示英国统计学家、遗传学家R.A.Fisher[2] 和美国遗传学家Sewall Wright [3]对群体遗传学这一领域的杰出贡献。 Wright-Fisher模型是一个理想化群体模型。它的适用条件是： 至此，自然界里几乎所有的生物都可以"掷骰子"了。 建立"掷骰子"的秩序事实上，目前自然界中很多生物濒危的原因都与瓶颈效应造成的遗传漂变有关。例如2002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指出，大熊猫在四万三千年前遭遇的种群瓶颈效应，是使其陷入今日绝境的主要原因。遗传漂变将导致物种某个或某些等位基因永久消失。其实质就是降低了该物种的遗传多样性。遗传多样性越高，则族群中可供自然选择的基因越多，对于环境适应能力就越强，就越有利于族群的生存及演化。而大熊猫本身生育率低，对生活环境的要求又高，在遭受到瓶颈效应后，遗传多样性变贫乏，在野外更难存活。再加之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国内外人士对大熊猫的猎杀和对其栖息地的破坏，使得大熊猫的生存现状雪上加霜。直到1958年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大熊猫的生存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数量也开始逐年增加。 与大熊猫一样遭受瓶颈效应后陷入困境的还有猎豹（Acinonyx jubatus）、欧洲野牛（Bison bonasus）、美洲野牛（Bison bison）、北象海豹（Mirounga angustirostris）等等。其中猎豹在遭受瓶颈效应后因为长年近亲交配，已使得族群对于某些疾病缺乏应变能力，且有低精子浓度、低精子活动力及畸形精子鞭毛等诸多问题[5] 。这些都是遗传多样性低带来的恶果。 [图3：猎豹（Acinonyx jubatus），图片来源] 写到结尾，我不想大家读完这篇文章后走入另一个误区，认为种群数量越少，则遗传多样性也越低，或者遗传多样性越低，则其种群数量一定很少，其实这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比如滇金丝猴（Rhinopithecus bieti）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而相对应的川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数量比滇金丝猴多，濒危程度也比滇金丝猴小（属易危物种）。但实际上滇金丝猴的遗传多样性并不比川金丝猴低。另一个例子是穿山甲，它是我国二级保护动物，而事实上穿山甲的遗传多样性要高于家猪 [4]。所以物种保护状况的评定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如生存数量、喂养成功率、已知威胁等等）。 最后再说一点，瓶颈效应是可以导致遗传漂变的充分条件而非充要条件。奠基者效应也可促成遗传漂变的发生，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就当留给大家作为扩展阅读吧）。 了解更多： [1]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布丰伯爵（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1707年9月7日－1788年4月16日），法国博物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启蒙时代著名作家。 [2]罗纳德•艾尔默•费希尔爵士（Sir Ronald Aylmer Fisher，1890年2月17日－1962年7月29日），英国统计学家、演化生物学家与遗传学家，现代统计学与现代演化论的奠基者之一。 [3]休厄尔•格林•莱特（Sewall Green Wright，1889年12月21日－1988年3月3日），美国遗传学家、演化生物学家，群体遗传学奠基人之一。 [4]濒危动物遗传多样性研究 [5]wikipedia:Genetic Drift，种群瓶颈 本文已发表于果壳网 死理性派 《用死理性派的眼光看自然：万物皆会掷骰子》，发表时有修改 | ||||||||||||||||||||||||
| Posted: 20 Oct 2011 02:11 PM PDT 阿拉伯世界正在哀悼这位苹果公司深有远见的领导者，史蒂夫.贾伯斯（Steve Jobs）的逝世。 网友们得知这消息时, 透过媒体倾注哀思。 来自沙特阿拉伯的Aziz Shalan 于推特表示 [阿拉伯语]：
 安息吧，乔布斯。影像来自Flickr使用者noppyfoto1 (CC BY 2.0)。 埃及人 Ahmed Naguib 表示：
也是来自埃及的 Shaden Fawaz补述：
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 Saleh Al Braik 写道:
然而如果宗教信仰在这事件上没有任何影响力，这就不是所谓的中东。 埃及人 Bassem Sabry 向我们告知[阿拉伯语]:
Dalia 感叹道:
对于约旦的博客 Roba Al Assi，这次的失落是和个人较为切身的，她于博客表示:
安息吧，乔布斯。 编注：贾伯斯死因实为神经内分泌肿瘤。 校对：Portnoy 作者 Amira Al Hussaini · 译者 Tina Campling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 ||||||||||||||||||||||||
| Posted: 20 Oct 2011 01:33 PM PDT | ||||||||||||||||||||||||
| Posted: 20 Oct 2011 01:02 PM PDT 在美国，各州都有鼓励和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法律，英文叫做Good Samaritan law，直译为中文是《好撒马利亚人法》，它来源于圣经新约《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耶稣讲述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犹太人路遇强盗受伤，躺在路边，同为犹太人的祭司和路人不闻不问，反而得到一位被犹太人视为异教徒的撒马利亚人的救助。基督教文化用这个故事来表彰和鼓励见义勇为者。 但是现代社会有时候会出现救人者反而被诬为肇事者的不正常情况，所以在很多国家都制定有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法律，在出于善意救助他人时意外造成损害，施救者不负法律责任。有的还规定在发生意外事故的时候救助他人是公民的义务，德国甚至规定身在事故现场却不提供协助是违法行为，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也在考虑制定类似的法律。 在美国，这样的事情属于州一级的管辖范围，各州都订有类似的相关法律。如果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不尽人意的地方，将由立法机关加以修订。让我们来看一下近年来在美国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案件。 2004年10月31日晚上，Alexandra Van Horn与被告Lisa Torti等人在被告家中吸食大麻后一同前往酒吧饮酒，午夜过后众人分乘两辆车离开。Van Horn乘坐的前车失控冲上路肩撞到路边的电灯杆。Torti在第二辆车上，她下车将受伤的Van Horn从前车的副驾座位上移出车外。 Van Horn因为椎骨受伤截瘫，事后她告Torti不该像对待一个"布娃娃"那样将她拽出来，因而导致伤情加重。被告则称看到前车引擎盖下面冒出烟雾，担心会起火甚至发生爆炸，因而一手托着Van Horn的两腿，另一手托腰将其抬起来移出车外。 因为对救助过程有不同的说法，所以诉讼的焦点集中在对加州《好撒马利亚人法》条款的解释上。当时加州的该项法律是1980年制定的健康与安全法，其中的限责法条第1799.102.a款说，在紧急情况下，任何人出于好心而不是为了得到报偿而施以紧急医疗照顾，不应为其任何（照顾）行为或疏失承担任何民事赔偿责任（No person who in good faith, and not for compensation, renders emergency medical care at the scene of an emergency shall be liable for any civil damages resulting from any act or omission）。 2007年3月21日，加州第二区上诉法院采信原告律师的说法，认定当事故发生的时候，被告所提供的并非紧急"医疗"照顾，施救不当反而导致原告最终瘫痪，因而应承担部分民事责任。被告不服上诉，2008年12月19日加州最高法院以4比3裁决认同上诉庭的结论。 对法庭的裁决，民间反应十分强烈，全国滑雪巡逻员组织、加州民事司法协会、加州城市联盟、加州紧急护理协会和加州公民抵制滥用诉讼等组织游说政府修订法律。州议会参议员约翰•伯努伊特曾经在执法部门工作31年，做过多年公路巡警，曾无数次出勤处理意外事故，他就说，自己常常不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往往在他之前就有人帮助出事的人从车里出来，离开危险的行车道，或者施行心脏起搏等紧急措施。当他听到这个裁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会造成人们回避在紧急情况下施以援手，而结果可能导致遇险人丧生。 面对民间的质疑声浪，加州议会迅即行动，两党议员联手，在2008年12月和2009年1月分别提出3项修法提案，在前述法律条款的紧急"医疗"照顾一语后面添加"或者非医疗"照顾（or nonmedical care）3个字。提案在两院获得无异议通过，于2009年8月7日由时任加州州长的施瓦辛格签署成为法律，并立即生效。从此，只要小心行事，人们在加州不必担心因为救人而遭到讹诈。 二十多年前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生活在山区的一座大学城，买了一辆二手山地车代步，一天因为没有注意到路边的一个小坎儿而摔倒。尽管只是膝盖和肩头蹭掉一点皮，无甚大碍，但是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时候，就有两三个路人急忙过来问候，试图搀扶我起来，还问我需不需要到医院去做包扎检查。当时我只是感到这里大家都乐于助人，后来才知道在这背后还有强烈的信仰支持和法律保障。  矗立在巴黎Tuileries花园的François Sicard的雕塑作品《好撒马利亚人》（Jastrow） 雾谷飞鸿/美国参考 | ||||||||||||||||||||||||
| After Keynesian Macroeconomics Posted: 20 Oct 2011 12:44 PM PDT A reenactment of a famous collaboration, starring Ellen McGrattan as Robert Lucas and Pat Kehoe as Tom Sargent.  | ||||||||||||||||||||||||
| Posted: 20 Oct 2011 12:33 PM PDT 在美国的50个州中，阿拉斯加与夏威夷是两个比较特别的州。阿拉斯加是美国面积最大的一个州，但与美国本土之间隔了一个加拿大，所以，阿拉斯加与远离美国本土的夏威夷一样，从陆地上不能与美国本土直接相连。阿拉斯加人烟稀少天气寒冷，居住在阿拉斯加的生活成本很高，联邦政府规定的贫困标准，阿拉斯加就比其他州高很多，比如，2011年在美国本土，一家四口收入在22350美元以下的被视为低收入家庭，但在阿拉斯加这个标准就被提高到27940美元。 阿拉斯加州旗的图案是蓝底金星，蓝色代表蓝天、大海以及高山上的湖泊，七颗小金星代表北斗七星，一颗大金星代表北极星，也代表阿拉斯加州。这面旗帜的设计者是一名年仅13岁的当地原住民少年班尼森，班尼森在参加全地区7至12年级学生的设计比赛中设计了这个图案，后被选中成为州旗图案。 1959年8月21日夏威夷成为美国的第50个州，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个加入美国的州。夏威夷是美国唯一一个完全由岛屿组成的州，离美国本土约四千公里，位于美国到亚洲以及澳洲的中间点。夏威夷虽然是最后一个加入美国的州，但州旗的历史却相当悠久，现在的州旗采用的是夏威夷王国的国旗，1845年最后定型。夏威夷的州旗也是最特别的，是美国各州中唯一采用英国国旗作为州旗图案的州，表示与英国的友谊。英国国旗的米字条纹位于州旗的左上角，粗心大意的人看到这面州旗，也许会以为来到英国的领地了呢。州旗上的红蓝白八道条纹则代表了夏威夷的八个主要岛屿。 在各种州旗中，俄亥俄的州旗别具一格。俄亥俄的州旗形状并非矩状，而是不规则的，看上去有点像三角旗。这种形状的旗帜在50个州中独一无二。俄亥俄是中西部州，州旗中红白相间的五个条条，代表俄亥俄、密歇根、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和威斯康星五个中西部州。17颗星则代表俄亥俄是第17个加入联邦的州。中间红白组成的圆圈，则是俄亥俄英文的第一个字母"O"。 密西西比州的州旗在50个州中也是独树一帜，在50个州旗中，只有密西西比州旗的图案中包含了南北战争时南方的邦联旗图案，密西西比州旗左上角的红底蓝条白星图案，就是当年邦联旗的图案。密西西比州旗上包含邦联旗帜图案长期以来一直是当地民众争论的焦点，有些人建议将这一图案从州旗中去掉，但也有人认为这个图案代表的是历史，不应该更改州旗图案。无论如何，密西西比州旗是美国社会多元化、多样性以及宽容的一个缩影。 除了50个州之外，组成联邦的还有一个 "哥伦比亚特区"。提起哥伦比亚特区，许多中国人可能并不熟悉，但如果说哥伦比亚特区就是华盛顿市，一定无人不晓。1790年7月16日国会通过法案建立永久首都，马里兰州与弗吉尼亚州各自捐出波多马克河两岸的土地供建都使用，遂为首都建设打下基础。 华盛顿市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州，华盛顿市旗的图案取材自开国之父乔治•华盛顿家族的军徽，这个军徽可以追溯到12世纪华盛顿家族在英国的历史。2004年时，华盛顿市旗曾被评为美国市旗中的最佳设计。  夏威夷州旗
 阿拉斯加州旗
 俄亥俄州旗
 密西西比州旗
 华盛顿市旗
雾谷飞鸿/美国参考 | ||||||||||||||||||||||||
| Posted: 20 Oct 2011 10:15 AM PDT
「蘋果教主升天」，一眾「教徒」黯然神傷，全球各地發言悼念這位蘋果電腦公司前CEO喬布斯的人不計其數，說痛失這偉大奇才，是世界的不幸。更有人說歷史上有改變世界的三個蘋果，一個是夏娃咬過的蘋果，第二個是跌在牛頓頭上令他發現萬有引力的蘋果，第三個則是喬布斯一手創立的蘋果電腦。先不論這句說話是否誇張，筆者倒也想在第三個蘋果之後再加上一個——黎智英的《蘋果日報》。 據《創世紀》記載，本來我們的第一代祖先阿當和夏娃生活在伊甸園內，但夏娃受到了蛇的引誘，吃下了園內的知善惡樹上的禁果，有了羞惡之心，見到自己赤身露體當即用葉子遮閉身體。也是因為這個果子，人類有了分辨善惡的能力，而神學則認為這是人類原罪及世間一切罪惡的開端。其實《聖經》沒有明言禁果是甚麼的果子，但現代人都會以蘋果來借代。也有一些針對宗教的各種邏輯問題，例如質問全知全能的上帝明知夏娃會吃禁果又不阻止，是否陷人類於不義，不過這類問題要到宗教權威減退，理性發達的年代才開始提出。 代表着罪惡之端的那顆蘋果落在牛頓腦袋上，又再一次改寫了整個人類的思考模式。蘋果喚醒了天縱之才牛頓，讓他發現了萬有引力，也進而拓展了舉足輕重的三大定理，推動了整個科學革命。這項發現更宣示了只要運用理性，人類便可以窺探出字宙萬物的定律，把理性主義推向了巔峰。牛頓之後宗教權威迅速崩潰，人類不再需要上帝指引，認為單憑自己就能掌控天下間所有事物，科學成為了新的上帝。理性與科學這個新宗教帶領人類創造了整個工業社會的現代文明，資本主義的發展加速了人與人，國與國間的互相競逐，結果兩次大戰的爆發，令人類險些步入了自我毀滅的邊緣。世界大戰雖然告一段落，但人類為了物欲而競賽的腳步仍未停下來。
牛頓頭上的那顆蘋果啟發的還有喬布斯，當他與友人創立蘋果電腦公司開初，就是以蘋果樹下的牛頓作商標。正如其公司的標語「Think Different」一樣，喬布斯繼承了牛頓求知創新的科學精神，在微軟等競爭對手中殺出一條血路。以作招徠的，便是簡約美觀的外型賣相，極為創新的操作模式，與別不同的生活品味，向世界展示電腦產品不一定只講求實際，更可以追求格調美。蘋果從此成為了一種宗教，iPhone 3G後有iPhone 4，之後又有iPhone 4S，還有iPad、iPad2等產品，憑着個人魅力、市場營銷策略、廣告公關技巧，相關產品變成教徒爭相競逐的潮流消費玩物，蘋果電腦成為一種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喬布斯亦成為了顛倒眾生的教主，但這顆「蘋果」成功背後富士康的勞工剝削，卻完全被消費主義的狂熱掩蓋了。去問問某個年輕教徒願不願意讓iPhone、iPad這些產品全部消失，以換取千里之外一個素未謀面中國勞工不跳樓？人類面對那誘人的禁果，答案恐怕會是令人寒慄的。這或許就是資本主義走到極端的型態。 至於《蘋果日報》對華文世界以外的影響力，可能除了近年的「蘋果動新聞」外，不可能跟以上三者比擬。但在大中華內享有新聞自由的地區，《蘋果》的影響力則是無遠弗屆。1997年前當香港前途未卜時，藝高人膽大的肥佬黎毅然開辦了這份反共報章，據說以蘋果命名是因為始作俑者夏娃吃了禁果後，才有是非，才有新聞。這顆「蘋果」果然掀起了很多是非，開辦初期以新穎的排版、彩色的內頁、豐富的圖片、煽情的標題，再加上割喉式減價戰，一時間腥風血雨，很多報紙紛紛倒閉，部份殘存的則迅速模仿肥佬黎改變經營模式，香港報業生態自此改頭換面。早幾年《蘋果》登陸台灣，也引得台灣各界人心惶惶，台港兩岸的社會人士都指摘壹傳媒大量渲染暴力色情的報導手法會引發道德危機，令傳統價值觀分崩離析。近期新出版《爽報》內陶傑主筆的情色小說《眼兒媚》更引來宗教團體明光社抨擊。然而在資本主義經濟的市場主導下，縱使那群衛道之士聲嘶力竭，香港報業無論是賣弄色情的報紙圖文還是狗仔隊挖人隱私的雜誌採訪，依然廣受讀者歡迎。
由夏娃吃禁果後始有了善惡之心，羞惡得要遮掩自己裸體，到狗仔隊偷拍的照片和八卦周刊上的裸露封面反而大行其道，善惡的標準變得愈來愈模糊，在這3+1個蘋果改變的世界到了此刻，似乎剛好走了一圈。宗教是很多道德價值的來源，擺脫了宗教的枷鎖後，人類嘗試過追求新的信仰，最終我們選擇了金錢萬能的資本主義社會。舊有宗教的倫理系統在現代社會顯然過時，然而在這個一切由「市場主導」的世界上，除了物欲外，我們又可以有其他價值去秉持嗎？還是是一千年前教廷裏面的那群神父說得對，在物欲和貪婪中腐敗下去，這就是我們生而有之的原罪？ 貝加爾 延伸閱讀 | ||||||||||||||||||||||||
| Posted: 20 Oct 2011 10:15 AM PDT
「蘋果教主升天」，一眾「教徒」黯然神傷，全球各地發言悼念這位蘋果電腦公司前CEO喬布斯的人不計其數，說痛失這偉大奇才，是世界的不幸。更有人說歷史上有改變世界的三個蘋果，一個是夏娃咬過的蘋果，第二個是跌在牛頓頭上令他發現萬有引力的蘋果，第三個則是喬布斯一手創立的蘋果電腦。先不論這句說話是否誇張，筆者倒也想在第三個蘋果之後再加上一個——黎智英的《蘋果日報》。 據《創世紀》記載，本來我們的第一代祖先阿當和夏娃生活在伊甸園內，但夏娃受到了蛇的引誘，吃下了園內的知善惡樹上的禁果，有了羞惡之心，見到自己赤身露體當即用葉子遮閉身體。也是因為這個果子，人類有了分辨善惡的能力，而神學則認為這是人類原罪及世間一切罪惡的開端。其實《聖經》沒有明言禁果是甚麼的果子，但現代人都會以蘋果來借代。也有一些針對宗教的各種邏輯問題，例如質問全知全能的上帝明知夏娃會吃禁果又不阻止，是否陷人類於不義，不過這類問題要到宗教權威減退，理性發達的年代才開始提出。 代表着罪惡之端的那顆蘋果落在牛頓腦袋上，又再一次改寫了整個人類的思考模式。蘋果喚醒了天縱之才牛頓，讓他發現了萬有引力，也進而拓展了舉足輕重的三大定理，推動了整個科學革命。這項發現更宣示了只要運用理性，人類便可以窺探出字宙萬物的定律，把理性主義推向了巔峰。牛頓之後宗教權威迅速崩潰，人類不再需要上帝指引，認為單憑自己就能掌控天下間所有事物，科學成為了新的上帝。理性與科學這個新宗教帶領人類創造了整個工業社會的現代文明，資本主義的發展加速了人與人，國與國間的互相競逐，結果兩次大戰的爆發，令人類險些步入了自我毀滅的邊緣。世界大戰雖然告一段落，但人類為了物欲而競賽的腳步仍未停下來。
牛頓頭上的那顆蘋果啟發的還有喬布斯，當他與友人創立蘋果電腦公司開初，就是以蘋果樹下的牛頓作商標。正如其公司的標語「Think Different」一樣，喬布斯繼承了牛頓求知創新的科學精神，在微軟等競爭對手中殺出一條血路。以作招徠的，便是簡約美觀的外型賣相，極為創新的操作模式，與別不同的生活品味，向世界展示電腦產品不一定只講求實際，更可以追求格調美。蘋果從此成為了一種宗教，iPhone 3G後有iPhone 4，之後又有iPhone 4S，還有iPad、iPad2等產品，憑着個人魅力、市場營銷策略、廣告公關技巧，相關產品變成教徒爭相競逐的潮流消費玩物，蘋果電腦成為一種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喬布斯亦成為了顛倒眾生的教主，但這顆「蘋果」成功背後富士康的勞工剝削，卻完全被消費主義的狂熱掩蓋了。去問問某個年輕教徒願不願意讓iPhone、iPad這些產品全部消失，以換取千里之外一個素未謀面中國勞工不跳樓？人類面對那誘人的禁果，答案恐怕會是令人寒慄的。這或許就是資本主義走到極端的型態。 至於《蘋果日報》對華文世界以外的影響力，可能除了近年的「蘋果動新聞」外，不可能跟以上三者比擬。但在大中華內享有新聞自由的地區，《蘋果》的影響力則是無遠弗屆。1997年前當香港前途未卜時，藝高人膽大的肥佬黎毅然開辦了這份反共報章，據說以蘋果命名是因為始作俑者夏娃吃了禁果後，才有是非，才有新聞。這顆「蘋果」果然掀起了很多是非，開辦初期以新穎的排版、彩色的內頁、豐富的圖片、煽情的標題，再加上割喉式減價戰，一時間腥風血雨，很多報紙紛紛倒閉，部份殘存的則迅速模仿肥佬黎改變經營模式，香港報業生態自此改頭換面。早幾年《蘋果》登陸台灣，也引得台灣各界人心惶惶，台港兩岸的社會人士都指摘壹傳媒大量渲染暴力色情的報導手法會引發道德危機，令傳統價值觀分崩離析。近期新出版《爽報》內陶傑主筆的情色小說《眼兒媚》更引來宗教團體明光社抨擊。然而在資本主義經濟的市場主導下，縱使那群衛道之士聲嘶力竭，香港報業無論是賣弄色情的報紙圖文還是狗仔隊挖人隱私的雜誌採訪，依然廣受讀者歡迎。
由夏娃吃禁果後始有了善惡之心，羞惡得要遮掩自己裸體，到狗仔隊偷拍的照片和八卦周刊上的裸露封面反而大行其道，善惡的標準變得愈來愈模糊，在這3+1個蘋果改變的世界到了此刻，似乎剛好走了一圈。宗教是很多道德價值的來源，擺脫了宗教的枷鎖後，人類嘗試過追求新的信仰，最終我們選擇了金錢萬能的資本主義社會。舊有宗教的倫理系統在現代社會顯然過時，然而在這個一切由「市場主導」的世界上，除了物欲外，我們又可以有其他價值去秉持嗎？還是是一千年前教廷裏面的那群神父說得對，在物欲和貪婪中腐敗下去，這就是我們生而有之的原罪？ 貝加爾 延伸閱讀 | ||||||||||||||||||||||||
| Posted: 20 Oct 2011 10:14 AM PDT
「蘋果教主升天」，一眾「教徒」黯然神傷，全球各地發言悼念這位蘋果電腦公司前CEO喬布斯的人不計其數，說痛失這偉大奇才，是世界的不幸。更有人說歷史上有改變世界的三個蘋果，一個是夏娃咬過的蘋果，第二個是跌在牛頓頭上令他發現萬有引力的蘋果，第三個則是喬布斯一手創立的蘋果電腦。先不論這句說話是否誇張，筆者倒也想在第三個蘋果之後再加上一個——黎智英的《蘋果日報》。 據《創世紀》記載，本來我們的第一代祖先阿當和夏娃生活在伊甸園內，但夏娃受到了蛇的引誘，吃下了園內的知善惡樹上的禁果，有了羞惡之心，見到自己赤身露體當即用葉子遮閉身體。也是因為這個果子，人類有了分辨善惡的能力，而神學則認為這是人類原罪及世間一切罪惡的開端。其實《聖經》沒有明言禁果是甚麼的果子，但現代人都會以蘋果來借代。也有一些針對宗教的各種邏輯問題，例如質問全知全能的上帝明知夏娃會吃禁果又不阻止，是否陷人類於不義，不過這類問題要到宗教權威減退，理性發達的年代才開始提出。 代表着罪惡之端的那顆蘋果落在牛頓腦袋上，又再一次改寫了整個人類的思考模式。蘋果喚醒了天縱之才牛頓，讓他發現了萬有引力，也進而拓展了舉足輕重的三大定理，推動了整個科學革命。這項發現更宣示了只要運用理性，人類便可以窺探出字宙萬物的定律，把理性主義推向了巔峰。牛頓之後宗教權威迅速崩潰，人類不再需要上帝指引，認為單憑自己就能掌控天下間所有事物，科學成為了新的上帝。理性與科學這個新宗教帶領人類創造了整個工業社會的現代文明，資本主義的發展加速了人與人，國與國間的互相競逐，結果兩次大戰的爆發，令人類險些步入了自我毀滅的邊緣。世界大戰雖然告一段落，但人類為了物欲而競賽的腳步仍未停下來。
牛頓頭上的那顆蘋果啟發的還有喬布斯，當他與友人創立蘋果電腦公司開初，就是以蘋果樹下的牛頓作商標。正如其公司的標語「Think Different」一樣，喬布斯繼承了牛頓求知創新的科學精神，在微軟等競爭對手中殺出一條血路。以作招徠的，便是簡約美觀的外型賣相，極為創新的操作模式，與別不同的生活品味，向世界展示電腦產品不一定只講求實際，更可以追求格調美。蘋果從此成為了一種宗教，iPhone 3G後有iPhone 4，之後又有iPhone 4S，還有iPad、iPad2等產品，憑着個人魅力、市場營銷策略、廣告公關技巧，相關產品變成教徒爭相競逐的潮流消費玩物，蘋果電腦成為一種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喬布斯亦成為了顛倒眾生的教主，但這顆「蘋果」成功背後富士康的勞工剝削，卻完全被消費主義的狂熱掩蓋了。去問問某個年輕教徒願不願意讓iPhone、iPad這些產品全部消失，以換取千里之外一個素未謀面中國勞工不跳樓？人類面對那誘人的禁果，答案恐怕會是令人寒慄的。這或許就是資本主義走到極端的型態。 至於《蘋果日報》對華文世界以外的影響力，可能除了近年的「蘋果動新聞」外，不可能跟以上三者比擬。但在大中華內享有新聞自由的地區，《蘋果》的影響力則是無遠弗屆。1997年前當香港前途未卜時，藝高人膽大的肥佬黎毅然開辦了這份反共報章，據說以蘋果命名是因為始作俑者夏娃吃了禁果後，才有是非，才有新聞。這顆「蘋果」果然掀起了很多是非，開辦初期以新穎的排版、彩色的內頁、豐富的圖片、煽情的標題，再加上割喉式減價戰，一時間腥風血雨，很多報紙紛紛倒閉，部份殘存的則迅速模仿肥佬黎改變經營模式，香港報業生態自此改頭換面。早幾年《蘋果》登陸台灣，也引得台灣各界人心惶惶，台港兩岸的社會人士都指摘壹傳媒大量渲染暴力色情的報導手法會引發道德危機，令傳統價值觀分崩離析。近期新出版《爽報》內陶傑主筆的情色小說《眼兒媚》更引來宗教團體明光社抨擊。然而在資本主義經濟的市場主導下，縱使那群衛道之士聲嘶力竭，香港報業無論是賣弄色情的報紙圖文還是狗仔隊挖人隱私的雜誌採訪，依然廣受讀者歡迎。
由夏娃吃禁果後始有了善惡之心，羞惡得要遮掩自己裸體，到狗仔隊偷拍的照片和八卦周刊上的裸露封面反而大行其道，善惡的標準變得愈來愈模糊，在這3+1個蘋果改變的世界到了此刻，似乎剛好走了一圈。宗教是很多道德價值的來源，擺脫了宗教的枷鎖後，人類嘗試過追求新的信仰，最終我們選擇了金錢萬能的資本主義社會。舊有宗教的倫理系統在現代社會顯然過時，然而在這個一切由「市場主導」的世界上，除了物欲外，我們又可以有其他價值去秉持嗎？還是是一千年前教廷裏面的那群神父說得對，在物欲和貪婪中腐敗下去，這就是我們生而有之的原罪？ 貝加爾 延伸閱讀 | ||||||||||||||||||||||||
| Posted: 20 Oct 2011 09:50 AM PDT 本人認為視自己為某些政治人物的fans(粉絲)、是十分錯誤的行為。恰恰相反、就算某些政治人物、多麼受人們所擁戴、及多麼的有魅力、他們作為公眾政治人物的行為作用、也是要為眾人服務。而我們(人民)才是他們的老闆、他們要向我們(人民)交待、及最重要的是受我們(人民)的監管。 公眾的政治人民、是為廣大市民服務。一個無私的政治人物、受眾人擁護是應該的。眾人應該對他們懷有尊敬和敬佩的態度。但如果情感上超出了尊敬和敬佩、而視他們為、好像明星般的偶像、及視自己為他們的fans(粉絲)。心中存有那樣的情感、對待自己擁護的政治人物、則是非理性的感情錯誤的行為了。這將會是十分危險的事情。當有一天那些政治人物犯了錯誤時、自己便會很容易做出誤判的行為、而去繼續支持他們傷害了眾人的利益。 | ||||||||||||||||||||||||
| Posted: 20 Oct 2011 05:10 AM PDT
傅国涌：民国课本小史
采写：南方都市报记者 陈晓勤 实习生常先凤 陈朝丽
"今天我们的教育从体制到内容都出现很多问题，特别在精神层面上。教材应该怎样教授孩子睁眼看世界、提炼有价值的东西？当年的教材可提供参照性。"——— 傅国涌 从晚清到民国将近半个世纪，1903年到1949年，这是中国新教育的起点，也是最好的时期。1902年后出现了中国新式教育后，中国人才开始自己编课本。 最早的一套比较成熟的教科书叫《最新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1904年出的，它用两年时间把小学初小、高小的各门学科都出齐了。那时中国教材编写主要受日本的影响，得到日本文部省的帮助。 1912年，清朝垮台，商务印书馆管教科书的编辑陆费逵辞职离开商务印书馆，带走一批骨干，创办中华书局，出版了第一套民国教科书。他带走的其中一个骨干沈知方后来创办了世界书局，出版了一套适合新的共和体制的教科书。这使得商务印书馆意识到自己的落伍，两三个月后也陆续出了一套完整的《共和国教科书》，包括初小、高小和中学部分。 民国时期最好的教科书其实是1922年胡适等知识分子编的、1924年出版的《新学制教科书》，它确立了今天还在沿用的"六三三学制"，即小学读六年，初中读三年，高中读三年。后来比较流行的是《复兴教科书》，它在"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上海"一二八"事变以后比较受欢迎，用了多年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这四个出版社，当年基本瓜分了整个教科书市场。政府在很长一个时期都没有插足教科书，甚至没有垄断教科书。1928年后，国民党在编写内容上限制民营出版社，本身并没有编写教科书。直至1942年撤到重庆，才建立官办出版社正中书局，开始插手教科书编写。当时国民党出了一套"国定本"，整合了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等7家最大民营出版社，让它们负责印刷、发行，由国民党教育部门和宣传部门审定，陈立夫、陈布雷、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等专家或有文化的官员都参与编撰 . 当时民营出版社虽一度受民国党限制，教科书多被要求加入其意识形态，比如增加"三民主义"，但由于整个社会的独立性强，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不深。那时的中小学教科书，相当程度保留了汉语的纯粹性，特别是叶圣陶和丰子恺编写的《开明国语课本》，到现在还非常流行。 总体来说，1902年到1949年这近半个世纪，中国经历了清朝、北洋时代、袁世凯复辟，到北洋时期，再到国民党统治时代，无论风云怎么变幻，中国的教科书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并没有删掉《国文》、《常识》、《公民》、《历史》等带有普世价值的科目。哪怕是一直用到1949年的国民党正中书局的国定本，也是按照教育规律来编订。况且那个时代教材可以选择，中小学可拒绝使用国定本，比如1947至1949年，温州永嘉的永昌小学校长王人驹就没有选用国定本，仍然用《开明国语课本》。 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商务印书馆的教材占到整个市场的60%左右。商务印书馆出版过很多套教科书，最初是《最新教科书》，第二套是《共和国教科书》，第三套《新撰教科书》，还有《新学制教科书》、《复兴教科书》等。 这些教科书的目标是养成人、建造人，它始终围绕人性来编，这是一个根本特点。因而它特别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 （根据受访者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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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0 Oct 2011 08:51 AM PDT  傳媒大亨Jimmy涉嫌被有心之人滲透，將其數薄公諸於世。各大泛民政黨急急補鑊，指接受捐款時從來沒有對捐款人作出任何承諾云云。泛民一邊被自稱代表人民的力量的團體以神風敢死隊式狙擊；另一方面捐款來源及數字卻突然曝光。區選之前屋漏偏逢連夜雨，相信泛民山頭必定暗將矛頭指向西環，卻只可心照不宣，當中滋味實在猶如床板夾起那話兒般痛。 一笑遮百醜，本來大可抵過今次小風波。偏偏香港某自稱公信力最高的知識份子讀物選擇與無知的香港人一同起舞。城市人民以政治冷感自豪；以冰山一角說政治何等污穢。姣婆遇着脂粉客，當然是一拍即合;港人隨即指責泛民各大政黨受金權政治(Plutocracy)操控，以證明自己政治冷感的決定十分正確。真感嘆！這個城市的人大概失憶得好像天天也在吃藍色藥丸，竟然忘記了拉攏泛民與某全國政協的飯局，就是該自稱知識份子報的總編輯。沒有記憶的一代，更當然忘記民建聯於過去多年的籌款數字；報章周刊替大家找出來跟蘋果老總的錢作對比後，大家就扮失憶，或者是充作時運高。這種人民質素去搞民主？不知道是可笑抑或可悲。 香港政局一潭死水，50萬人或是25萬人上街，都改變不了這個困局。香港人不相信政黨，不只是認同「尚黑」或者「朋黨」等字眼為政黨二字幻想出繪形繪聲的陰謀，更應為政黨二字沒有他們的份子，沒有反映得到自己的需要。可悲的是，我看不出香港人對於未來香港的想像，有多少實在。政黨不善政策研究及倡議，因為文字產物在這個城市跟本就不會吸引眼球目光，更不要說是選票了。記者要Sound Bite要Visual Bite，政治人物有Bite才能上鏡，故樂意奉陪。就是這樣，一切東西便外在化、形式化，沒有內涵的政治，只有Feel Good的感覺。替補機制不好，大家便一窩蜂上街；完全沒有理會方案的內容，但求上街過後便心安理得。上街過後，懶得翻閱政黨的建議和回應甚至學者的萬字討論文章，只顧政府會不會讓步。高官就是看穿了香港人這套路，故作諮詢狀讓人感到成功爭取的Good Feeling；加上些少文字陷阱讓事件模糊化，配合衝突場面的枝節去轉移視線，最後便可以蒙混過關。騙了你？Sorry, it's too late!就算政府傷害了你的弱小心靈，都請你不要上訴。不然的話，機器就會將你批鬥成為跟狀棍一樣浪費公帑，甚至跟長毛一樣反中亂港，讓你在任何一角都飽受歧視目光。 政黨與人民之間的脫節甚至不信任，從回歸以來日益加深。政黨不思進取加強吸納民意，大抵泛民建制各有難言之隱。廣開言路，又怕自己派系權力不保甚至整個組織都被滲透；統戰政黨就跟本不用說，但求蛇齋餅糉去收買人心，大家Feel Good後便「識做」到票站投票。不要埋怨，是你作了「等價交換」，以幾盒月餅換取自己是投票站內的一條喪屍。一邊罵政府不是，另一邊罵泛民搞不了，最後就投了票給送你月餅的人。明知那人就是有份維護政府，你卻為了果腹之快而埋沒良知。看！香港人就是這麼犯賤。 大概拿下蛇齋餅糉的你，在吃個飽足的時間不會去想送禮者錢從何來。你吃的飯，是誰來付鈔？區議會的津貼，大都是來自公帑的。香港人在埋怨租金貴、物價升，生活困苦時，卻只會感謝某地方保長給他平安米，而不會知道自己也間接繳付這些與地區行政無關的禮物。噢！我實在忘記「地方行政」對於電視迷MK人是太過深奧。反正蛇齋餅糉都會繼續在天降下來又不用我付鈔，為何需要理會政黨的經費來源？我實在庸人自擾了。 台灣政黨積極發展小額勸募，就是有擺脫金權政治的勇氣。你？繼續吃免費午餐吧！反正陸續有來，直到你變成千尋父母的一天前還可以盡情吃喝。比五餅二魚更神奇的事跡天天都在發生，又何需察覺Tragedy of Commons的一天快要到來呢？ | ||||||||||||||||||||||||
| Posted: 20 Oct 2011 08:46 AM PDT 作者：吳國偉＠思想行動中心 問題：李克強訪港而引發的警權爭議 許寶強認為通識教育的其中一個危險，就是要求學生走在爭議兩端的中間，各打五十大板，視為中立客觀，並將之當作批判思考的最高準則。我認為這種思考方法起碼有兩個限制：（1）何時判斷？（2）何時實踐？也許社會學家呂大樂，正是示範了如何充份利用這種港式通識教育的危險，去游說他的中產讀者，要求他們一停再停、一想再想，總的就是不要行動，因為他老人家還未作出最終正確的指示。具體操作上他的方法是先提出世界存在一個你我都不知但又存在而只有他知的「問題」；再要民眾「進入」問題，去「平衡」他們的不足。 我認為這個政治策略不單反映了學者與民眾在社會階層及政治位置上的差異，更觸及學術界與普遍讀者對於理論vs實踐、思想vs行動的深層次優次排序。實踐神學家提醒我們，也許西方現代社會傳來的「正確認知(Orthodoxy)再有正確實踐(Orthopraxis)」這個金科玉律，已攪錯了幾百年。東方智慧重視實踐優先以「正確實踐帶動知識生產」作為王道，前線、民間、在地實踐，反而有認識論上的優越性。這也是通識教育科常常談論「知識建構」(knowledge construction)，以及設立獨立專題探究(IES, Independent Enquiry Study)的重要意義。 可惜我們的政策與真正的實踐總有距離。通識教育科流行的處理方式，是提出爭議之後，找出相關的持份者，比較（通常是）兩者的理據，並各自作出評論，從而比較出自己要採取的立場。這樣本來也可以訓練學生進行對比。然而問題是：何時才應該要有判斷及行動？ 「李克強訪港而引發的警權爭議」的持份者，當然是警方與示威者（呂大樂與好一部份通識老師一樣，忘了港大、人權機構、香港市民、香港政府，以及他自己作為學者在當中的角色、利益及權力所在）。一方認為強硬有理（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剛剛通過了保皇黨的強硬立場――這不就是同義反覆？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及議員數量的分配本身，已反映了這個必然的結局呀！）另一方則認為人權無價。 社會大眾包括法律界已對這個問題作出了自然正義的結論，並且有效率地提出補救，就是要主事官員道歉及下台謝罪。 就在這時，社會學運用了港式通識教育作出了他獨特的政治作用：咪住！中立。「我們還未進入問題本身」－－不就是想要「平衡」另一邊的觀點嗎？於是呂大樂作為社會學家，既然挖空心思要也找不出另一方有何理據，只好再次挖空心思找正義一方的渣－－還是找不到？！因為法律界也已作出判斷－－只好創作一個不存在的渣子：「我們還未進入問題本身」。 周思中的文章已形象化地指出這是小偷的手推車。偷了龍轉了鳳，借提出問題將問題本身偷去。為何你提出的問題就是問題，我提出的答案就是連問題也進入不了？ 在神學角度，我們似乎應該完全同意呂大樂的思路：將整個香港社會七百萬人回歸十四年來的總總數不清的社會矛盾，以無比意志心力無上智慧精準無匹強大無比語言能力，千錘百煉超濃縮成為一個「問題」，並以一個答案將之KO，這不就是港式基督教常常用的方法嗎？我們認為世界只有一個問題就是「罪」，而答案就永遠是「耶穌基督」。於是，民眾的社會運動不能解決問題，不是因為行動暴力、方向具體、要求清楚，而是因為神級社會學家心中的答案就是社會學的耶穌基督（當然你永遠不會知道），而我們還沒能「進入」聖殿至聖所約櫃的「罪」（因為你沒有資格進入）。 我已不用向大家解釋這種基督教思維的錯誤。近年基督教右派將社會問題還原成為「性解放」，已產生了種種笑話。可惜今天港式社會學竟然一反三大社會學巨擘對宗教式的化約主義說不，將社會現象還原成為一種壞鬼神學。 其實基督教神學與法律、社會工作、醫學、教育等等專業，在近年都有所謂「實踐的轉向」，已不再以圖書管內進行思想實驗了事。實踐神學家紛紛進入世界，以反思的實踐者(Reflective Practitioner)自居，在實踐中找出智慧，以前線、民間、基層的生活智慧為本，反思既有的概念及意識形態盲點。 於是我們不再以單一的「罪」去命名人的處境。我們因著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發現了「罪的社會結構」(Structural Sin)及將具體的被社會結構傷害的人稱為「被罪者」(Sinned Against)。在工人、性工作者、殘障人士等等社會牧職的範圍上，基督教已慢慢走出之前的化約主義，學習聆聽民眾的聲音，學習欣賞民間智慧。 陳錦輝的文章已指出呂大樂要求的「進入問題」，其實「行動的民眾」已經「…一再抉擇，擇善固執，一以貫之，都在思考」。身處大學的政策專家，竟然犯上高官閉門造車的通病，向積極進入問題提供答案的民眾表現出「自滿和懶惰」。事實上「進入」作為隱喻，本來就是取諸行動者的實踐智慧。思想如何可以進入一個問題呢？唯有在鬥爭的實踐中，社會矛盾才可以展開。這方面法律界作為以實踐作為知識累積的學習社群，反而顯出日常生活中智慧的判斷：「示威者有表達言論的自由」。 回到許寶強擔心的危險。通識教育科有約五份之一的課程是「獨立專題探究」，要求學生自設題目，進行社會現象的一手研究。這方面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一支獨秀，出版的《社會研究一本通》多年來風行中學界。那套簡單易明的方法，不是提出所有問題的答案，而是一套可以賴之以理解紛亂多元世界的思考工具。如此看來，也許我們仍要加多一點要求去改良這個工具，就是要求學生判斷及實踐，讓通識教育科可以成就許寶強提出既不犬儒更不民粹的智性計劃(Intellectual Project)。 參考連： | ||||||||||||||||||||||||
| Posted: 18 Oct 2011 08:51 PM PDT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介绍
 Photo: NYU Stern  Photo: Denise Applewhite, Princeton University Thomas J. SargentChristopher A. Sims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2011 was awarded jointly to Thomas J. Sargent and Christopher A. Sims "for their empirical research on cause and effect in the macroeconomy" 萨金特（T. Sargent）和习默思（C. Sims）因实证检验经济变量与宏观经济运行的相互关系而获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一般来说，宏观经济学家的任务是解释各种经济变量随时间变化如何影响经济运行，以及这些变量在不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环境中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实际上，宏观变量由于数据通常是总量数据，例如人口，GDP，失业率，通胀率等，被认为缺乏微观基础。更困难的是确定这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需要实证检验。 学者埋头解决这些学术上的问题，而决策者会根据这些研究成果来应用到现实的经济政策中，这里的矛盾之处在于学者的研究可能会受到被自己影响的政策的后果的影响。但如果学者足够理性，应该也能预期到这种影响。所以"预期"就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宏观政策的变量，但却很难被衡量。而要制定经济政策必然要对未来有所预期。但正如刚才提到的这种预期的预期的影响，有几个问题要回答。比如你观察到的经济事件是不是独立的？连续性的经济变化是因为政策变化导致的么？或者说是反过来？如此一来，要做个经济决策的确不容易。萨金特和习默思为学界开发了现在已经成为标准的工具，尽管采用的方法不一，但可以作为互相补充。 与一般人以为这与现实无关不同，两人发明的工具早已被用于日常的政策制定中，也深刻影响了现实的公共政策。严格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除了在理论上具有创新外，其隐含的现实政策意义必然十分巨大，而且已经对现实产生重大影响，才会入选。萨金特作为全球引用率靠前的学者，在宏观经济学领域苦侯诺奖也早已经很多年了。
还有人说这次诺奖只奖技术，而不是理性预期思想。这么说的人，对思想和技术之间的关系可能有误解。不管是萨金特，还是习默思，都是为了解决宏观经济上理性预期所产生的问题，而开发了一系列工具。理性预期逐渐融入宏观经济学有一条很清晰的路径，这一路的最早的先行者是1976年诺奖得主弗里德曼，当然也有人说应该是1974年的获奖者哈耶克，但弗里德曼与哈耶克在这个问题上体现了芝加哥学派与奥派的差异。而理性预期学派是芝加哥传统的延续。例如1995年获奖的理性预期学派的大师卢卡斯，正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2006年获奖的菲尔普斯也为此做出了贡献。 萨金特对理性预期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理性预期大致是说不管是家庭也好，企业也好，市场的参与者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也就是说，你的预测可能出现偏差，但不能一直都是错的。这一思想也为"有效市场假说"提供了信念支持。而萨金特的重要之处在于将理性预期整合到宏观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中。这意味着研究者可以用统计手段来检验关于理性预期的假设，尤其是利用萨金特的方法，研究者可以基于微观基础来定位和结构模型来检验宏观经济运行，这不仅在理论上让萨金特的动态宏观经济学能找到结合当期和下一期之间的联系，找到所谓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而且一旦可以这么做，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决策者可以根据检验预期的结果来调整相应的政策，这在实际经济政策中发挥了巨大影响。 习默思的主要贡献则是向量自回归（VAR, Vector Auto Regression）方法，并以此方法来分析经济如何受短期经济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习默思以前的宏观计量主要用结构模型，但模型使用的联立方程包括各种变量和参数，但变量本身的变化就可能导致参数的变化，例如不仅变量值的变化有可能导致参数变动，也有可能变量数目的增减也会导致变动，所以一个自然而言的问题就是：能不能估计出这些参数？这正是VAR试图解决的问题。 简单来说，变量太多的话，估计就很困难。传统做法是利用排除法，将某些变量排除后是估计变得可行。当然经济学的确经常使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性约束，但这一切在引入理性预期后就变得不太可能了。因为预期受到所有变量的影响，这样即使你排除了一个变量，也会影响预期，而且你如果你本身要估计预期的影响就不能在结构模型中排除预期这个变量。那么该怎么办呢？ 习默思的方法不是通过排除变量来进行，而是换个视角：放弃结构模型，用更简化的模型作为进行估计的基础。将结构模型中的内生变量通过外生变量来表示，然后将模型简约化，这就是向量自回归方法。也就是说，在引入预期后，习默思的VAR方法让估计上一期的某一个政策冲击对当期产出的影响成为可能。这一方法的政策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之前要估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很困难，但现在能估计政策冲击引起的产出变化。 尽管萨金特与习默思采用的处理预期的方法有所不同，但都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这些技术性的贡献背后都有重要的思想基础以及政策含义，要剥离研究的技术方法和思想，要么如习默思后来的工作所呈现的是一种"理性的疏忽（Rational Inattention）"，要么就是一种萨金特说的"系统性错误"。 本文参考了http://www.nobelprize.org/提供的背景材料：Scientific Background | ||||||||||||||||||||||||
| Posted: 20 Oct 2011 07:33 AM PDT 方法有趣，解说也好玩。主持人说传统的手剥大蒜的方法是"a pain of ass"(腚疼，其实手剥大蒜仅仅会手指疼好不好),但是用现在种方法就可以"shake the dick out of it"（把它们的鸡鸡抖出来？！） | ||||||||||||||||||||||||
| Posted: 20 Oct 2011 05:31 AM PDT 2003年底，北京的媒体都报道了盲人消费者状告北京地铁不对残疾人免票的新闻。当事人正是陈光诚。当时我在一家中央级法制报社做记者，看了几则报道，觉得此人应该还有故事可挖。电话联系上陈光诚得知，官司胜诉后，陈前一天刚返回山东临沂老家。转眼到了2004年1月临近春节，申请到山东出差采访。 2004年1月24日，坐火车到临沂，然后转大巴去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印象中这个村子离国道不远，按着电话里的指引，中途下车走进村子没几步，就看见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迎上来。袁伟静带我进家，屋里很阴暗。陈光诚戴着墨镜，坐在火炉前取暖，茶水已经烧开。他起身迎接，发现陈光诚身材高大，眼睛深不可测，但是脸上一直带着笑意。大冷天，陈光诚特意穿了一套剪裁粗劣的黑色西服，不知这是否是他心中认可的律师行头？ 不光见到了陈光诚夫妇，也见到了他的哥哥、父亲，都是再朴实不过的山东农民。不会说冠冕堂皇的漂亮话，遇到不公惟有暗自神伤、希望求个明白人主持公道。而陈光诚则快言快语，一口当地土话，看得出心气很高很有自信。假如陈光诚也像他的父兄一样逆来顺受，选择趋福避祸做个顺民，当不会有今日遭遇。 当天沂南落雪。陈光诚拄着杖带我到村里转了一圈，那时他行动还不受限制，没有"还乡团"骚扰跟踪。他首先带我看邻居家一个精神失常的男子，因为无钱求医，被家人用一根铁链子锁在屋里十几年。房内臭不可闻，那人浑身破棉花裹身，大冷天露着下体，躺在四处露风的破床上傻笑。指着这个精神失常者，陈光诚慷概激昂地说：这，就是我们残疾人的处境。 陈光诚告诉我，他是在1972年4月因高烧哭瞎了双眼，直到17岁才接受正规的小学教育，然后才有机会走出东师古村，到青岛和南京读盲校。跟其他盲人不同，除了学习按摩等谋生技能，陈光诚还开始自学法律。因为不甘身为残疾人所遭遇的种种苦难，陈光诚开始尝试用法律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临沂属于革命老区，此前去过当地采访很多次。一个突出印象是，当地很多农村依然没有摆脱贫穷，而不少地方父母官却很会邀功吹牛逼，对百姓疾苦视而不见。陈光诚家即便在当地也属贫穷，口粮收入一年不超过500元。但是在1996年，他一个人的"三提五统"加起来就要交360元。按照《残疾人保障法》，农村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不承担任何物质性的负担。陈光诚检索法规时发现了这一点。认为自己从1991年就不应该再负担这笔费用，但是乡镇一直强收到1998年前后。 陈光诚开始拒绝缴纳，于是这笔税一直被当地政府"记在账上"。陈光诚专门去质问收费的官员，被告知，"法律虽然有规定，我们就是不执行，你怎么办？"陈光诚方意识到，之所以基层敢不执行国家法律，就是因为缺乏一种有效的机制。他总结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之所以不执行，是因为还可以不执行。" 倔强的陈光诚选择去济南和北京上访。上访和起诉，是陈光诚的两大武器。乡镇感到了压力，最终免除了陈光诚的费用，每年还给他200元。但是他的土地却被扣掉了40%，实际上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但这一有限的胜果，却让陈光诚成了当地农民眼中的名人。由于缺乏法律知识，农民遇到涉及土地侵占、乱收税费的事情时，往往无计可施。从这件事上，陈光诚意识到，不懂法的残疾人比自己命运更可悲。他说，"残疾人的权利不是靠乞讨和施舍，应当理直气壮站起来维权，法律如果得不到执行，则必须自己去争取。" 陈光诚成了远近闻名的赤脚律师。2001年5月，因为税费问题，邻近一个村子的村民找到陈光诚做代理，集体将乡政府告上了法庭，最终胜诉。说到这一段，一直在旁边倾听的陈光诚的哥哥，开始忍不住绘声绘色描述法庭上副乡长应诉时的窘状，陈光诚笑得很开心。这个案子在当地引起了很大轰动。为此，陈光诚还成了2002年美国《新闻周刊》的封面人物，并且这样评论，"他们第一次让农民知道，农民也可以通过法律程序的方式，反抗恣意滥用在他们身上的种种不公权势。" ——很明显，这段话是赞扬中国司法进步的，在一些人眼里，却成了陈光诚抹黑中国人权记录的证据。 2003年陈光诚状告北京地铁也是残疾人维权的一个典型案例。2003年12月以前，北京地铁只对北京《盲人证》的持有者免票，陈光诚虽然手持中国残联的《残疾人证》，却不能享受免票的待遇，为此将北京地铁以侵犯残疾人社会福利权为由起诉。最终，西城区法院判决陈光诚依法享有免费乘坐地铁的权利，至此，北京地铁才改掉了这个执行多年的不合理规定。 当时采访时，陈手里还有多起处在审理阶段的行政诉讼，主要涉及税费征收、土地侵占。原告都是农民，被告都是各级乡镇政府。在一些农村，给基层官员讲法律往往行不通，因此，农民偶尔会采取一些诸如到镇政府堵路示威的土办法，效果可能会好一些。陈光诚成了农民维权的代言人之后，毫无疑问，会在这种不可避免的对抗中得罪地方基层政府。一个盲人，究竟有没有罪，有多大的罪，都应该可以公开讨论。比较认同一个网友的评论：归根结底，下棋落子在体制内一方，回归最简单两个问题，陈光诚是否被软禁？这是否合法？体制内尽早给出答案。君不见，《环球日报》都发话"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了。 采访时雪逐渐下大，突然门外有人喊"陈光诚律师在家吗？"推门一看，一个失去双腿的残疾人，从邻近的费县以双手当脚，一步一步爬了7个小时找到陈光诚家，就是为了寻求法律帮助。这一幕让我记忆犹新。除了感受到陈光诚在缺少法律支援的弱势群体中的影响力。更让我对那句名言感同身受：农村真穷、农民真苦。陈光诚这样的人真的不可缺少。（杨猛）
作者：杨猛 | ||||||||||||||||||||||||
| Posted: 20 Oct 2011 05:21 AM PDT 商：酒池肉林 周：贵族世袭 秦：言论管制 汉：好大喜功 晋：炫富糜烂 南北朝：文化断层 隋：大兴土木 唐：万国马屁 宋：外交疲软 元：苛捐杂税 明：党派山头 清：高度专制 民国：内忧外困 当今：综上所述。 转自 用四个字概括历史 | ||||||||||||||||||||||||
| Posted: 20 Oct 2011 07:42 AM PDT 萨达姆是独裁者，萨达姆被绞刑了。 穆巴拉克是独裁者，穆巴拉克被关进笼子里面审判了。 卡扎菲是独裁者，卡扎菲被打死了。 下一个被打死的独裁者是谁，他会是怎样死的呢？
小远2011年10月20日星期四 22:40雨 上海理道之理道文化兔，我只是一只有文化的兔子 | ||||||||||||||||||||||||
| Posted: 20 Oct 2011 07:54 AM PDT 核心提示：他们一方面希望表达对中国境内藏人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不愿看到更多藏人死于自焚。 原文：Exiled Tibetans Conflicted Over Immolations 译文：流亡藏人对自焚事件心情矛盾 时间：2011年10月19日 作者：Margherita Stancati 由译者志愿者翻译  【周三，藏人在台湾台北举行抗议，举起自焚藏人的肖像。Sam Yeh/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最近几天，达兰萨拉的气氛一直很凝重。 藏人们已经把这座印度山城当成自己的家，从中国藏区断断续续传来的的新闻令他们感到非常难过和沮丧。 三月以来，年轻的西藏僧人和尼姑自焚以抗议中国统治下缺乏自由的新闻报告频频出现。最新一起发生在本周早些时候，西藏运动活动家和西藏流亡政府公布，20岁的丹增旺姆自杀。 流亡藏人政治领袖洛桑森格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这里弥漫着悲伤的情绪。"达兰萨拉是流亡政府所在地。周三上午，达赖喇嘛举行祈祷，以纪念那些死于自焚中的藏人。 在法会中，森格先生谈到反抗中国在西藏的压迫。在哀悼仪式进行时，藏人经营的商店和餐馆已被要求关闭；同时已邀请世界各地的藏人绝食，并为那些为西藏自由运动中牺牲自己生命的灵魂祈祷。 自焚事件将流亡藏人及其领导层置于一个困难的境地：他们的藏族同胞采取了这样绝望的行动，他们想要表达支持，但却没有什么可以做。许多人难以接受自焚的做法，认为这是非暴力抗议的一种极端形式。中国谴责流亡西藏领导人鼓励自焚，而他们已否认该指控。中国地方官员拒绝对最新的自焚事件发表评论。 "从西藏流亡政府这边，我们很难告诉他们，应该停止这些自焚事件，因为西藏的局势如此令人绝望。"57岁的格西格桑旦都(Kalsan Damdul)，他是一名喇嘛，现任西藏流亡议会议员。 "没有人可以从西藏以外要求他们停止，但我们也没有煽动这些行动。"旦都先生说。新德里举行了一次活动，以示对藏区的年轻僧人和尼姑的声援；他在活动场地边上发言。集会场地位于德里天文台纪念碑附近，贴满了英语，印地语和西藏海报，呼吁中国当局允许宗教自由和使用藏语文的自由。 绛红色长袍僧人盘腿坐在附近，大群藏人戴着"自由西藏"的头巾，挥舞着西藏的雪域太阳旗。 "人们都很困惑，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我们可以做什么？"一位在流亡中出生，现在居住在达兰萨拉的藏人洛桑旺杰(Lobsang Wangyal)说。洛桑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们知道，他们都非常绝望，但我们正在失去我们自己的人民。" 西藏青年大会，一个西藏活动组织的主席，次旺仁增(Tsewang Rigzin)说，他"完全尊重他们自杀的决定"。"我们所谈论的不是一般的自焚，而是中国占领下的如此绝望的佛教僧尼自焚，"他说，"作为个人，我没法说多少，我在这里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他们真正知道那儿的生活怎么样。" 仁增先生居住在印度。 但很多人对自焚的做法存疑，特别是从宗教角度。喇嘛旦都先生说，在藏传佛教中，"生命是非常，非常珍贵。" 目前，流亡藏人的重点是显示对在西藏的僧人和尼姑们的声援，提高对他们的事业的认知。许多流亡藏人希望森格先生的政府能够说服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放松在藏族地区的管制。但除此之外，流亡政府能做的很少。 在此期间，许多人担心自焚事件将继续。 "看起来像这样的事情将继续，但它不受我们控制，"周二，西藏流亡议会的发言人在德里告诉记者们。 你可以在Twitter上关注Stancati女士@margheritamvs。关注华尔街日报印度实时报@indiarealtime。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播客Podcast；点击这里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下载需翻墙）。  | ||||||||||||||||||||||||
| Posted: 16 Oct 2011 09:06 AM PDT 题记：双十已过，两岸"抢爹"（都称是正宗孙承）活动告一段落，贴袁伟时教授大作，算是一个阶段性的结算。 是谁毁了辛亥革命 ——袁伟时答阳光时务
辛亥百年，言说汗牛充栋。老朽不自量力，也嘮叨多回。翻检自家议论，仍觉不够痛快！《阳光时务》记者造访，敞开胸臆，辩驳四大疑问。间有新意，足资谈助，公诸於眾，聊博一粲！
袁：孙文头上的帽子，有不少A货。 至今仍有人称他为「博士」。屹立在广州珠江边上的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纪念医院，院子里一座纪念碑，碑文刻的是「孙中山博士学医处」！孙文生前也面无愧色，把这顶帽子拿到国外去招摇。 1923年他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头衔居然是「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上一世纪90年代，有位波兰学者到广州参加学术研討会，提交的论文论证的就是孙文从未获得博士学位（恕我记不清这位学者的名字和会议名称了）。孙文的最高学歷是1892年7月23日毕业於香港西医书院，当天颁发的毕业执照原文写得很清楚：他「在本院肄业五年，医学各门歷经考验，於內外妇婴诸科，確堪行世，奉医学局赏给香港西医书院考准权宜行医字样，为此特发执照，以昭信守。」全文没有只字提及学位，现存的选课资料，也没有研读过博士课程的记录。毕业后做了几年医生，並忙於从事政治活动，无暇再入学深造了，此后也没有任何学术机构授予他博士或荣誉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帽子是100%的假货。 袁：不过，这件小事证明孙公除眾所周知的好色外，十分好名。这对解读他的一些重要行动很有用。为什么明知自己没有什么行政能力，却要別人宣誓服从他？ 1921年在4月在广州，不顾从陈炯明到蒋介石和党內外各方人士普遍反对，却硬要不足法定人数的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一般人眼中，虚名无补实事。孙文孜孜以求的偏偏是一顶大总统的峨冠！徒然增加了与掌握著广东军政大权的陈炯明的隔阂，也招致本来支持他的西南各省实力派的反对。 另一顶更大的假帽子是「国父」。这就涉及他的歷史定位了。 1940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同年4月1日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这是「国父」的由来。理由呢？ 「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这是装扮蒋介石党国体制合法性的表演。 「光被四表，功高万世」是直接抄袭歷代歌颂帝王的马屁文章。切莫以为这是陈年旧事！君不见现在仍有人演唱：老孙思想或中国模式「世界意义」颂！专制不除，必有清客专司歌功颂德。 至於孙中山如何处理国际关係，大家知道他在这方面的记录並不光彩，不必多费唇舌了。说他倡导革命，这合乎事实。他的贡献可以归纳为： 1、首倡者。更由於1896年清政府驻英公使在伦敦违法拘禁，使他名声大噪，成为中国革命的符號。 2、筹款。兴中会、同盟会筹集的60万元左右的捐款中，孙文出力颇大。 3、提出一套理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革命三阶段论。 不过，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和「独立」各省发布的文件，大家都把老孙这些论述忘掉了。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提出五条纲领，孙味淡薄。第四条「曰採用民生政策，將以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似乎有点民生主义的影子，但是，根本没有提及孙文主张的核心：土地国有。到了1913年3月国会召开前夕，宋教仁草擬的《国民党之大政见》洋洋洒洒十条政策主张，更看不见民生主义的影子。什么五权宪法、三阶段论等等符咒，人们早就置诸脑后；直至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建构党国体制，这些论述才被吹捧到天上去。 至於「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就更值得斟酌了。 中华民国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实力派三者联手的產物，不是某个人「手创」的。即使以革命领袖来说，也是群星灿烂。 直接谈到武昌起义，则明显与孙中山没有多大关係。 武昌起义主要是当地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共进会发动的。他们与同盟会关係並不密切。在保路运动高潮中，他们策划趁机起义。中部同盟会总务会议长谭人凤到武昌，促进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和解，对8月下旬成立起义的统一指挥机构有所助益。 1911年，孙文一直在北美筹款，远离革命活动的中心；「手创」云云，不知从何谈起。 谭人凤、宋教仁等人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组织中部同盟会，实际上是对孙文不满的產物。他们力图纠正孙文的偏差（兴中会、同盟会所谓十次革命，八次在 广东，广西、云南各一次），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长江流域。它的章程的一些条文，也蕴含与孙文的错误划清界限的意思。 其主要领导人之一谭人凤说：「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於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復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手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愷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別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 美国也有称国父的。但这是民间的评价，而且说的是一些人，即所谓建国诸父；不像中国自古以来就奉专制帝王为神，写入法律，动用暴力，动员暴民，誓死捍卫！ 对中国史学家说来，面对权势，需要学习古希腊哲学家狄奥根尼的独立不羈的精神。他拒绝亚歷山大大帝的施捨，傲然说：「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袁：这个老调子也经不起推敲。现代社会，有没有皇帝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专制制度是不是结束了？辛亥革命显然没有完成这个歷史任务。 问：那么，辛亥革命的收穫是什么？ 袁：我认为有三大胜利成果： 第一，立即实现了言论自由。 压制消除，报刊蜂起，监督政府和公眾人物，非常直率。 著名记者黄远生骂袁世凯：「自其在满洲时代得势以来，即惯以收养游民为得策。鸡鸣狗盗之士，以袁门为最多……故袁氏盛时，感戴其恩德者，满坑满谷。民国既立……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 他对孙文的定评是「大言无实」！与广东人称之为「孙大砲」相呼应，可谓不谋而合，异口同声！ 1912年4月19、20两天，孙文正式交权20天，戴季陶（笔名天仇）就在上海《民权报》上歷数袁世凯的六大罪状。一个月后，他乾脆以《杀！ 》为题，在报端大书：「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总统、总理都在死刑榜上，却不见袁世凯跨省追捕他！ 1912年2月，章士釗从英国归来，以非盟员身份出任同盟会机关报主笔，主持该报的编辑工作。三月初，临时政府內务部颁布《暂行报律》，他立即严厉抨击：「本报对於內务部的《报律》，其所主张，乃根本的取消！无暇与之为枝枝节节之討论！ 」对同盟会也毫不客气，指出它作为革命组织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即行解散」，「会名理宜消灭」，改组为政党后，务必认识「政党者，与国会相依为命者也。」 北洋时期，儘管有来自掌权者和暴民对言论自由乃至报馆和记者生命的侵犯，但相对而言，它是20世纪中国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 第二，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 直到1926年4月段祺瑞在冯玉祥和国民党胁迫下离开政治舞台为止，中国政坛风风雨雨乃至惊涛骇浪，却有一条不变：掌权者总是不敢忘记，一定要维持这个架构，通过国会选举来確认执政的合法性。 第三，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前现代意识形態的衝击。 皇帝退位了，君为臣纲失去依据；自由、平等、法治开始成为朝野各界的习惯用语。新旧思潮的激盪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蔓延，新文化运动进入新阶段。
袁：当时政军各界的確腐败成风，不过，这正是现代民主国家成长中带普遍性的现象。不要一讲贪污，就联想到民国官员中原清代文臣武將，把这一瘟疫说成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他们中有些公认是清廉的；段祺瑞就是其中一个；徐世昌也无可指摘。革命大潮中涌现的「新贵」，不少却是著名的行贿受贿者。吴景濂是奉天諮议局议长，算是立宪派吧。武昌起义后，他迅速转向支持革命，是临时参议会（参议院）17位代表之一，参与了第一届临时大总统选举和临时政府组建。可是，1923年曹錕贿选，他竟是主要组织者！ 武力消灭不了腐败。革命再起，腐败再生，屡试不爽！国民党用武力统一中国、建立党国体制后，更是回復到晚清贪泉氾滥的光景。实践反覆证明，只有分权制约加民主、法治，方能遏制贪污。 问：为什么会有「军阀混战造成国家灾难」的歷史观念？ 袁：谁是军阀就是一个难於界定的概念。北洋系的领导人都被目为军阀。 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反目后，也给戴上一顶军阀帽子。一个合理的追问是：在这个月之前，他是支持孙文的主要力量，算不算军阀呢？再追问得彻底一些，孙文与一些被称为军阀的人，比如吴佩孚、阎锡山有多大差別？ 袁：我的看法正好相反：辛亥前后是中国资產阶级最强大的年代。这是歷史事实，而与人们的价值观无关。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它的政权是怎样转移的？ 革命爆发前，那里已经有一个商人支配下的自治政权：在上海道支持下，1905年11月3日成立了由上海绅商组成的上海城厢內外总工程局，管理上海的户籍、警政、消防、卫生、马路、电灯、税捐等等事宜。机构分为议会和参事会，后者为执行机构，並附设一个裁判所，裁判违警事件和民刑诉讼案件。儼然一个地方政权！那些头头脑脑几乎都是商会的领导人，商会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商团。 1909年1月清政府颁发《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经两江总督批准，总工程局易名为上海城厢內外市政公所。1911年11月初的上海起义，是在上海市政公所由公所的主要领导人李平书和同盟会的陈其美等共同商议安排的。商团是民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也大都听命。 广州新旧政权交替比上海更加平稳。1911年10月25日绅商在文澜书院开会討论独立问题，决定与革命党人联络，但没有明確宣布独立。10月29日「九善堂、七十二行总商会在爱育善堂集议……经公决承认共和政体，旋议定用正式公文呈告总督。一面举办商团，一面公举代表至港，向党人总机关宣达意旨。」消息公开，满城就爆竹震天了。两广总督张鸣岐不承认，第二天全城罢市。沉寂几天后，爭取到水师提督李准转变態度，支持共和，情况大变。11月8日，各商会、善团和军政学各界代表近千人在总商会集议后便宣布独立，选举都督，一致赞成人道主义，不分满汉。第二天，张鸣岐捨弃眾人推选他做的都督位子，逃入沙面租界。各界代表另行推举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都督，政权的和平转移大功告成了。 其他各省商人、知识阶层均在这次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了民间社会的巨大威力，看不到什么软弱的影子。不要忘记，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资產阶级一点都不软弱。他们不但在经济领域艰苦奋斗，而且组织了自己的团体，经常发表政见，甚至组织「国是会议」，草擬宪法草案，力图组织商人政府。后来国民党以军力为后盾，一再打击和控制他们，锐气才逐步丧失。
袁：这个念了多年的八股是不符合实际的。工农不是抽象的。工农捲入革命的方式，取决於当时的社会条件。辛亥革命前后，工农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帮会和民团、土匪。其实，他们都以「民军」、「革命军」等形式广泛参与了辛亥革命。战斗时间最长的四川，那些以袍哥为主体的保路同志军，正是发动得非常充分的工农。不过，这些工农的表现並非都是正面的。以广东来说，那些进入广州的民军，除少数外，完全不知什么叫军纪，抢劫、赌博、吸毒、姦淫，甚至当街生劏仇人，挖取心肝吃用。为了遣散这些民军，各省不知费了多大劲，財政也不堪重负。这样的发动工农，千万別轻易尝试。 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確定：辛亥革命失败的標誌是什么？ 三权分立架构被摧毁，言论自由被扼杀，革命的主要成果被拋弃，革命也就终结了。具体时间是1926年4月19日段祺瑞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胁迫下宣布下野，他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败，是辛亥革命终结的標誌。 袁：1640年的英国革命，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告一段落。革命摧毁了原有社会架构，要重建新的架构，谈何容易！ 袁世凯死后，北洋武將群龙无首，各派爭权夺利，固然是內战重要根源。国民党旗下各派不也是兵戎相见，直至抗日战爭才止息吗？我看不出，这些革命口號震天价响的同志，与北洋兄弟有多大差別。 归根到底，这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李白：《战城南》）千万不要轻易动刀枪！如果坚持在大清帝国內部进行改革，內战不息的局面应该可以避免。战胜者总是把他们打倒的对像说成无可救药，与实际情况往往出入很大。
袁：一个敢於把科举废除、把一千多年来已成为社会习惯的中华法系废除的政权，已著手推行地方自治，预计用九年时间预备立宪，从基层、县、省到中央，都建立起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政权；怎能说成是「假改革」、「无法继续进行改革」呢？ 政治宣传和学术研究是两回事。 现代社会要发展，稳定和改革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轮子。过去老说不扫除军阀中国就没有希望。其实，袁世凯死后，对稳定最大的威胁来自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极端势力。
袁：请看四大事实： 第一，十来个人关起门来，急速制定和颁布《临时约法》，把政治体制从总统制改为內阁制，架空已经当选的大总统袁世凯，招惹袁氏反扑。府院之爭，议员全面腐化，也是这个宪法文件漏洞百出招致的灾祸！ 第二，孙文和国民党，眼睛只盯著夺取最高权力，没有完成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的转化，没有把健全民主、法治作为首要任务。他们错误地发动「二次革命」，授人以柄，让袁世凯找到藉口，使国会停止运作。发动歷时五年的「护法战爭」，本身做了很多违法勾当，而对国家发展，了无建树。发动北伐战爭，结果是建立了一个专制的党国体制！ 第三，出尔反尔，与力主「联省自治」，建立广东「模范省」，进而建立美国式联邦的陈炯明决裂。广东战火重燃，熄灭全国內战的计划破產。 第四，与苏俄和冯玉祥联手，操纵学生运动，使段祺瑞苦心组织的收回关税主权的各国关税会议，和冀图效法费城会议的制宪会议功败垂成。 辛亥革命因此彻底终结。在此之后，歷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如何走出党国体制，回到辛亥，超越辛亥！ 问：如果概括来说，辛亥革命留下什么教训？ 袁：每一件事都一言难尽，都应写成一篇长文来解释。上述观点，必然引起许多人围攻。不过，学者总要不计利害，说点真话。学术必须多元並存，激盪切磋。研究和表达的自由，是国家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一得之见，如能引起一些人思考，我的责任就完成了。 至於教训，最主要的一条，是一定要有很多人坚忍不拔，致力於普及现代文明的知识。非常痛心，灾难来自於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水平不高，社会精英思想水平不高，他们对现代社会缺乏应有的认识。以孙文来说，就仍然受「朕即国家」的旧思想支配。 他说：革命「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 面对这些瞩目惊心的事实，拜託关怀国运的诸君子，千万不要再用「传统」或「国性」为藉口，构筑抵御现代文明在中国落实的思想堡垒！兴之所至，你们高兴玩《尚书》、《周易》、《论语》……就尽情玩吧。但请不要忽悠中国人，说这里有计算机和最好的宪政！ 2011年10月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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