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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4 Oct 2011 02:08 PM PDT 最近一段时间，缅甸发生了很多变化，他们说人们要走向民主，而且非常罕见的跟美国的高官见面；同时又停建了和中国大陆合资、投资达二十多亿美元的大坝的建设；而且总统又开始到印度去访问，加强能源方面的合作。人们都知道缅甸它过去是一个军政府，现在自己改变成一个像民主架构形式的政府，就自然关注缅甸的过去和未来。 缅甸过去的军政府，若仅从1988年缅甸发生了规模巨大的全国民主运动开始追溯，就知道军政府是用坦克、机关枪、军队血腥镇压了民主运动。1990年缅甸举行了大选，缅甸军政府不仅不承认大选结果，而且把赢得大选的最大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实施强行解散，而且随后把反对党的领导人昂山素姬长期软禁，而许多政治犯被投进 …… |
| Posted: 24 Oct 2011 07:57 AM PDT |
| Posted: 24 Oct 2011 08:35 AM PDT  |
| Posted: 24 Oct 2011 12:47 PM PDT  美国房价吸引外国买家 （照片：美联社） 了解美国移民法的人都知道美国有一个投资移民签证，称为EB-5，由国会在1990年批准设立，目的是鼓励外国投资者在美国经商，每年的EB-5名额为一万个。凡得到EB-5签证的外国投资者，可以在EB-5签证的基础上，申请两年期有效的绿卡，在两年期有效绿卡到期时，再申请永久绿卡，获得批准后，便成为永久居民。投资移民签证的最低门槛是100万美元，但如果投资在高失业率地区或偏远地区，最低投资额可以减低到50万美元。 最近，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舒默（Charles Schumer）以及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克•李（Mike Lee）计划联合提出法案，让到美国买房的外国人可以与投资者一样，迅速获得签证在美国定居。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舒默与麦克•李的跨党派计划的主要设想是外国买家只要用50万美元现金在美购买房产，买家本人及其配偶以及未满18岁的子女，可以因此获得在美国的居留签证。 根据舒默与麦克•李的计划，，外国买主必须将50万美元现款用于购买一处价值至少在25万美元以上的自住房产，包括独立屋、连栋屋或公寓，剩余的钱可以购买其他房产。目前美国的房价大致情况是，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报告，2011年7月二手屋成交中位价为17.4万美元，新屋成交中位价为22万美元。也就是说，50万美元几乎可以买三栋二手屋，或者买两栋新屋还有富余。当然，不同地区的房价差距很大，比如华人喜欢的旧金山、洛杉矶、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地区的房价就比较高，而受房价泡沫破裂打击最严重的地区如佛罗里达、拉斯维加斯、凤凰城等地的房价就相对较低。 美国的房价，无论是从收入角度看，还是与其他国家的房价对比看，可以说是十分合理的。按去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近5万美元计算，目前二手屋的房价约等于三年半的收入，而新屋房价则等于不到四年半的收入。同时，从不同国家房价的绝对值看，美国的房价即使在最高峰时，也比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房价便宜；随着一些新兴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房价也开始追赶上美国，加上最近几年美元汇率的不断下降，对于许多外国买家来说，美国的房产已经很有吸引力。 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统计，截至2011年3月，在过去的一年中，外国人投资在美国民用住宅的资金达到820亿美元，比2010年增加160亿美元。外国买家来自全球70个国家，其中加拿大买家占23%，位居第一；中国买家占9%，位居第二；其后是墨西哥、英国、印度、阿根廷以及巴西买家。佛罗里达州一位房地产经纪人戴利表示，今年经她的手销售的房产，三分之一的买家是外国人，创下记录。 外国买家在美国置产定居，对于许多有子女在中小学读书的家庭来说应该很有吸引力，原因是只要在美国居住，就可以享受美国的免费公立中小学教育，不但不必付学费，也没有花样繁多的教材费之类的附加费用，可以说12年的义务教育，真正是不必花费什么钱。 提出这项"购屋定居"设想的参议员舒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实施这项计划可以推动需求，而不必花费联邦政府一分钱。类似的构想其实早已有人提出，比如巴菲特就曾表示政府应该鼓励更多外国富人移民到美国买房。我们的一个同事听说舒默与麦克•李的新方案，也凑热闹说他早在两年前就曾写信给国会提出过类似建议，可惜没有得到议员们的回应。 对于"购屋定居" 的设想，也有不少反对声音：有人担心新移民会占用太多社会资源；也有人担心外国买家最终会推高房价，使得许多真正需要买房的年轻人无力负担，长期来说会造成社会矛盾；还有的人认为目前依然有许多美国人希望成为房主，但由于经济前景不明朗，阻碍了他们的买房步伐，所以目前政府需要做的是致力于恢复经济。 |
| Posted: 24 Oct 2011 08:15 AM PDT 我想借这个机会提出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供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牵涉的范围太广，而我自己的思考也远远未达成熟的地步。现在我只能写出一个简单的提纲，我的目的是在提出问题，因为我也没有自信这里的提法是否合适。文中所表示的看法都属未定之见，尤其要声明一句的是：我所想做的是尽量客观地展示历史的问题，不是下价值判断。这里并没有"春秋笔法"。 一、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或"士"）今天叫做知识分子。但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实质的改变。这一改变其实便是知识分子从中心向边缘移动。 1. 传统中国的士 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士"号称"四民之首"，确是占据着中心的位置。荀子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大致点破了"士"的政治的和社会文化的功能。秦汉统一帝国以后，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下的科举制度，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无论如何，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当然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士"的这一社会形象也许只是"神话"，也许只能证明儒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特别成功，但这不是我所要讨论的问题。我想这一形象足以说明一项基本的历史事实：在传统中国，"士"确是处于中心的地位。 2. 知识分子的出现 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的状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士"已从这一中心地位退了下来，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后者虽与前者有历史传承的关系，然而毕竟有重要的差异。如上所述，"士"在传统社会上是有定位的；现代知识分子则如社会学家所云，是"自由浮动的"（free-floating）。从"士"变为知识分子自然有一个过程，不能清楚地划一条界线。不过如果我们要找一个象征的年份，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制度的废止也许是十分合适的。科举既废，新式学校和东西洋游学成为教育的主流，所造就的便是现代知识分子了。清末有一则趣闻可以象征从士到知识分子的转变（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页340）： 光绪三十年后，开考试东西洋游学生之例，由考官会同学部，考取游学之毕业生给以进士、举人，再经廷试，高第者授翰林院编修检讨，数年间至百余人，一时称为洋翰林，谓其学由外洋而来考试，与未出国之翰林有异也。恰是时湖南王闿运年逾七十，以宿学保举，于光绪三十四年授为翰林院检讨，正值游学生之进士颇多，王曾有句云："上无齿录称前辈，尚有牙科步后尘。"上句言科举已停，已无齿录之刻、翰林前辈之称，下句谓游学生考试有医科进士，而医科中有牙科也。此老滑稽，传为笑谈。 此事之所以可笑，正由于科举出身的"士"和游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截然不同，混在一起实在不伦不类。王闿运可以说是传统士大夫的一种典型，但试以从英国游学归来的"工科进士"丁文江为例，他正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两人之间的差异是极其显著的。1912年民国创建，翰林、进士、举人都成为历史名词，士大夫的来源枯竭了，从此以后便只有知识分子了。 3. 过渡阶段的落日余晖 但是政治制度的崩溃并没有立即在社会结构方面引起重大的改变，更没有触动社会心理。因此在民国初期，中国社会仍然尊重知识分子如故，而知识分子也保存了浓厚的士大夫意识。大体上说，从十九世纪末年到"五四"时期是士大夫逐渐过渡到知识分子的阶段，边缘化的过程也由此开始。但是在这二、三十年中，我们却看到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一幕接着一幕的重头戏。他们的思想和言论为中国求变求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其中少数领袖人物更曾风靡一时，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仰慕。所以在这个过渡阶段，中国知识分子不但不在边缘，而且还似乎居于最中心的地位。 但是这一短暂的现象并不足以说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它毋宁反映了士大夫的落日余晖。当时一般社会人士是以从前对士大夫的心理来期待于新一代的知识领袖的。而刚刚从士大夫文化中转过身来的知识分子也往往脱不掉"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梁漱溟先生在1918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是典型的士大夫心态，现代知识分子决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梁先生一生都体现了这一精神。事实上抱这样态度的人决不止梁先生一人，他不过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胡适在美国受过比较完整的现代教育，他在提倡白话文时也明白反对过"我们士大夫"和"他们老百姓"的二分法。但是他后来在讨论中国的重建问题时，稍不经意便流露出士大夫的潜意识，所以他把日本的强盛归功于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几十个人的努力。言外之意当然是寄望于中国少数知识领袖作同样的努力（见《信心与反省》）。 4. 士大夫观念的死亡 必须说明，我并不是责备当时的知识分子，说他们不该有这样的心理。从他们的文化背景来说，这种心理是很自然的，而且也是很难避免的。我只是指出一个历史事实，即这些早期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自觉认识到：他们提倡各种思想文化的运动之所以获得全国的热烈反响，除了因民族危机而产生的种种客观条件之外，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托庇于士大夫文化的余荫。"五四"运动便是一个例子。胡适在答梁漱溟的一封信中曾说："当北洋军人势力正大的时候，北京学生奋臂一呼而武人仓皇失措，这便是文治势力的明例。"（见《我们走那条路？》附录）我觉得"文治势力"是一个未经分析的模糊概念。严格说来，北洋官僚和武人都是清代传统的产品，多少还保留了一点"士为四民之首"的观念，而且康有为"公交车上书"的记忆犹新，他们对于知识领袖和学生的愤怒抗议是不能不有所顾忌的。 到了20年代末期，士大夫文化基本上已消失了，知识分子正迅速地边缘化。但经历了过渡时期短暂余晖的人却往往以边缘的身份念念不忘于中心的任务。事后回顾便显得十分不调和了。例如1932年孟森在《独立评论》上写了一篇《士大夫》的论文，他仍然希望中国能产生一批新的"士大夫"，足以构成社会的重心。他说："士大夫者以自然人为国负责，行事有权，败事有罪，无神圣之保障，为诛殛所可加者也。"不难看出，孟森的"士大夫"已经过了现代化，因此是没有任何特别豁免权的。但"士大夫"的本质依然未变，他还是"为国负责，行事有权"的。这个原则在当时不但与政治现实格格不入，而且也得不到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同情了。"士大夫"观念的彻底死亡大概是40年代的事。闻一多、吴在左倾以后对"士大夫"的讥笑和辱骂具有象征的意义。这时，知识分子早已放弃了对中心的幻想并且心甘情愿地居于边缘的位置了。 二、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表现得最清楚的是在政治方面。戊戌变法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无疑是处于政治中心的地位。但是在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中，章炳麟的位置已在外围而不在核心。据章氏的《自编年谱》，孙中山最喜欢接近的是会党人物。对于知识分子像宋教仁和章氏本人，孙中山并不特别重视。这一点和中国的政治传统有关，不能不略作交代。中国史上所谓改朝换代和现代所谓革命都不是知识分子所能办得了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句谚语确有它的真实性。中国史上的成王败寇大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是社会边缘的人物。近人张相辑了一部《帝贼谱》，可以使我们看到他们的社会背景。清初吕留良曾大胆指出，历史上所谓"创业重统"的英雄其实多是肆无忌惮的"光棍"。这个道理本是很浅显的，无论士、农、工、商哪一行业中人，只要稍有所成，是很少肯去冒险"打天下"的。今天许多史学家研究"农民革命"，但带头闹事的极少是本分的农民。相反的，在士、农、工、商边缘的人物才不惜铤而走险。不过在传统社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英雄"或"光棍"在创业重统以后仍然要修成"正果"，即宋代文彦博所说的"陛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1. 两个不同的边缘人集团 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有一共同之点，即在"打天下"的阶段必须以边缘人为主体，但在进入"治天下"的阶段则必须逐渐把政治主体转换到"士大夫"的身上。现代革命则是在中国社会结构逐步解体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革命夺权以后，政权的继续维持已不再有一个"士大夫"阶层可资依靠了。社会解体产生了大批的边缘人，怎样把这一大批边缘人组织起来，占据政治权力的中心，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主要课题。苏联式的"党"组织恰好趁虚而入。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和直接师法苏联的共产党便是两个程度不同的边缘人集团。从此边缘人占据了政治中心，而知识分子则不断从中心撤退，直到完全边缘化为止。 孙中山在本质上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国民党内最初也容纳了不少知识分子。但自北伐成功以后，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它便越来越和知识分子疏离了。北伐以后，社会上有"党棍子"的新名词流行，这是很值得玩味的。这个名词在无意中说明了国民党的基层干部或是出身"光棍"或者已"光棍化"。北伐前后国民党和胡适以及其他自由知识分子的关系由友好变为敌对，也恰能说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边缘化。孙中山本人对胡适是相当尊重的，他写成《知难行易学说》后，还特别要廖仲恺写信请胡适从学术观点予以评介。廖仲恺、胡汉民等人和胡适在《建设》杂志上辩论古代井田制度的问题，双方的态度都是严肃而理性的。但是北伐成功以后，双方的关系迅速地恶化。最近《胡适的日记》已在台北影印问世。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在发表了《知难、行亦不易》一文之后，国民党方面的反应是多么强烈！但是最具代表性的则是胡适的真正对手，还不是作了立法院长的胡汉民，而是一个名叫陈德征的人。这个人当时是上海市党部中的重要角色，他连中学也没有毕业，写的骂人文字充满了流气，正是一个典型的都市流氓。国民党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它的中下层干部已大量的流氓地痞化，即此一例可概其余。国民党上层中虽不乏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如胡汉民、吴稚晖之流，但是在中下层"党棍子"层层包围之中，也不免自我异化了。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正式全面推行"党化教育"，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决裂的关键所在。1947年萧公权应聘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在就任后，教育长竟约同党方人员对他进行一场关于"国父遗教"的口试。这种事最能说明国民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轻侮达到了多么荒谬的程度。 但是国民党毕竟是一个不彻底的边缘人集团，它没有摧毁中国原有的一切民间社会组织的企图，而且也无此能力。知识分子即使拒绝"党化"，还是能在困难中觅取生存的空间。而且国民党虽然向往极权式的党组织，但它的基本理论规定它最后必须由"训政"回归"宪政"。它因此不可能完全无视于社会的压力，包括来自知识分子的压力。 2.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949年才正式标志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到了边缘化的尽头。毛泽东曾说过一句半真半假的话，他说：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原来是附在"五张皮"上，现在共产党已消灭了这"五张皮"，因此知识分子便只有依附在"工人"和"农民"的皮上了。这句话有一半是真的，即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统治之下确已陷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状态。因为共产党在"消灭私有财产"的口号的掩饰之下，彻底摧毁了中国两三千年发展出来的民间社会的基础，一切民间自发的组织从宗族、宗教、学校，到行会、会馆、同乡会等所谓"中间团体"（intermediate groups）都被一扫而光。这是极权体制的本质使然，共产党决不可能容许在他们的"党组织"之外，还存在着任何非政治性的团体，可以发挥稍具独立意味的影响力。如果人民在需要采取某种集体的行动时，可以不用共产党的领导，而竟乞援于其他社会团体，这在共产党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我记得1949年秋季在北平的时候，曾有过关于苏联作家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的讨论。这部书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一部分青年组织近卫军反抗德国纳粹军队入侵的故事。这部小说最初是曾获文学奖的，但很快便被发现其中存有严重的"思想错误"，即这些抗德的近卫军在作者笔下竟是民间自发的组织，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举此一例即可见共产党独占一切社会资源的心理是多么的强烈。1949年以后，共产党成为中国唯一的、无孔不入的、无远弗届的、包揽一切的政治组织，因此绝对地控制了中国人的一切生活数据和精神资源及其运用的方式。知识分子确是没有"皮"了。 但毛泽东的话中又有一半是假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依附在"工人"和"农民"的皮上，因为工人和农民也同样没有"皮"了。知识分子所依附的其实是共产党这张"皮"，工人和农民也都是紧紧贴在这张"党皮"之上。工人不能享有罢工的自由，不能有独立的工会组织；农民不能合法占有自己耕种的土地。这都是他们无"皮"的铁证。 3. 政治边缘化全部完成 中国共产党在"打天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最彻底的边缘人集团。这个过程的本身便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从中心走向边缘的最好说明。"五四"以后最先提倡共产主义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当时都是在社会上负重望的知识领袖。早期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也是以理想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所以初期的共产党并不是一个边缘人的集团。但是随着政治权力在党内的发展和革命行动逐步深入社会，各阶层中的边缘份子大量涌入了党组织之内。不但共产党的成长的过程如此，改组后的国民党也是如此，前引上海陈德征之例便可为证。不过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更为激烈，以彻底而全面地破坏社会现状为号召，对一切既有的文化价值都抱着横扫的态度，肆无忌惮（这便是后来所谓的"无法无天"），因此也更能吸引边缘人。从此以后，共产党的历史基本上便是一部边缘人奔向权力的中心而知识分子则不断被挤出中心的历史。陈独秀的失败可以说是从一开始便注定了的。李大钊如果不是早死，其结局也决无两样。瞿秋白以文人的浪漫气质却因"历史的错误"而成了党魁，这一段悲剧已在他的《多余的话》中交代得十分清楚。后来毛泽东屡屡诫人莫要"书生气"，那真是"见道"之语。胡适在《日记》中曾引沈从文的小说中话："你要想成功，便得'痞'一点"，接着他说："我不能'痞'，所以不能弄政治"（大意如此）。这个"痞"字正是边缘人的特色之一。大致说来，共产党内的"成功者"起码必须具备两大要诀，一是"狠"字诀，一是"痞"字诀。这正相当于毛泽东在自我估价时所说的"虎气"和"猴气"。占上风时则尽量"狠"，"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落下风时则尽量"痞"，撒赖使泼，包括三呼政敌万岁，让对方摸不清自己的底细。如此则可以化险为夷，渡过难关。知识分子如果真要保持"书生气"，则往往执着于"理想"、"原则"、"骨气"之类；有了这些精神负担而仍糊胡涂涂地投身于边缘人团体的激烈权力斗争之中，安得不招杀身之祸？识相一点的早些自动"靠边站"，则也许得保全首领而归。所以中共党内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条知识分子靠边站的历史规律。但这并不是说，所有在中共党内掌握过权力的人都必然是非知识分子出身。事实上，也尽有原来是知识分子，但却甘愿放弃知识分子的立场，一心一意效法边缘份子的"狠"和"痞"，因而也有过风光的日子。但即使是这一类已经"狠化"和"痞化"的知识分子最后还是打不进边缘集团的权力核心，而且随时有被踢出来的危险。自1949年中共政权建立以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边缘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党外知识分子一批批地被整肃，直到他们完全被逼到整个极权系统的最外圈为止，1957年的"反右"便是这一阶段发展的高潮。第二阶段则是在党外知识分子已丧尽了影响力之后，清算的矛头转而指向党内的知识分子，这是十年"文革"所表现的一种历史意义。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边缘化至此才全部完成。 三、知识分子与文化边缘化 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中也一直是从中心走向边缘。这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历史现象。社会、政治的边缘化，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但是文化边缘化的局面则是知识分子主动造成的。 1. 国粹学派的自我边缘化实质 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已为西方文化所震慑，开始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失去信心。梁启超、章炳麟、刘师培等一辈知识领袖流亡到日本以后，恰好碰上日本学术界西化的思潮高涨之际。当时日本有一派"文明史论"，以西方代表"文明"发展的正流，日本史凡与西方相异之处都是歧出"文明"正流的所在，也就是日本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同时不少日本学人又差不多无条件地接受了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社会进化阶段说，相信人类社会的进程依循着一种普遍的法则。因此不同国家的历史基本上只有先进与落后的分别。日本史学家也曾根据这一观点写出了新式的中国史（他们有时称之为"东洋史"）。这种观点当时对中国史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明显是所谓"国粹学派"（以《国粹学报》为主体）的史学家如刘师培等人，直以中国文化史上与西方现代文化价值相符合的成分为中国的"国粹"。刘师培写《中国民约精义》便是一例。梁启超也同样以西方史为模式来改写中国史。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三阶段论──上古、中古、近代──也代替了以王朝为断代标准的中国史学传统。所以"国粹史学"表面上好像是要发掘并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精华，实质上则是挖掉了中国文化的内核，而代之以西方的价值。例如国粹派的一位重要作者邓实，即接受"耕稼为君王专制的时代，工贾才是民主的时代"这一分别，并断论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即因前者仍为"耕稼"时代，后者已进入"工贾"时代。他并且充满着信心地说："此黄人进化之阶段，其与西儒之说抑何其吻合而无间也。"后来冯友兰说中国和西方相比，在缺乏了一个"近代"的阶段，其实这种理论早在三、四十年前即已为国粹学派捷足先登了。西方理论代表普遍真理的观念也是在这个时期（1905-11）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的。所以连邓实也形容当时知识界的风气是："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 2. 双重文化边缘化的开始 "五四"则是文化边缘化的进一步的发展。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虽已开始把中国文化的内核改换成西方的价值，但毕竟还要在古代经典中费一番心思，而且这种改换究竟不可能彻底，许多先秦的观念因此也得到一番现代的诠释，使古典孕育出新义。这和西方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希腊罗马的古典颇有异曲同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当时知识分子在"国粹"两字的掩盖之下，继续认同于中国的古典文化；他们至少仍自以为是占据了中国文化的中心位置。章炳麟、刘师培等人都有这样的自负，所以他们虽然一方面受到日本西化思潮的影响，而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对中国学术的传统态度，但另一方面他们却不大看得起日本的汉学家，认为这些异国的研究者终究太"隔"了，抓不住中国经典的精义。"五四"时代的人已大不相同，他们基本上反对以中国的经典来附会西方现代的思想。而且他们老实不客气地要中国的经典传统退出原有的中心地位，由西方的新观念取而代之。不用说"五四"的知识分子已不肯再向中国文化认同了。所以这是双重的文化边缘化──即一方面中国文化本身从中心退居边缘；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自动撤出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带。 这一发展自然也是有阶段的，并非一蹴而至。大致说来，"五四"初期，中国文化还没有遭到全面否定；但到了后期则中国文化已成为"落后"的代名词了。初期可以胡适为例。胡适自始至终对于中国传统都保持着相当的尊重。他受到《国粹学报》的影响，认为中国传统中也有"理性"、"自由"、"对人的尊重"等等合理的成分。1917年他在英文《先秦名学史》的"序言"中便强调中国接受现代新文化的同时也应使原有的古老文化重获新生，而不应该是完全代替它。"整理国故"之所以必要，在他看来，正是由于"国故"中也存在着现代价值的内核。这是他一直坚持用"文艺复兴"来称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原因。1960年他发表《中国的传统及其未来》的英文讲词，也还是这一基本观点的继续。（至于他的《整理国故和打鬼》一文则反而是敷衍激烈派的一种"权言"。） 3. 五四后期的极致发展 "五四"后期的态度则可以鲁迅和闻一多的某些言论为代表。鲁迅劝人不要再读中国书，如果一定想读书则只能读外国书。闻一多在40年代更为激昂，他宣称自己已读遍了中国古书，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又说：他在中文系任教，目的是要和革命者"里应外合"，彻底打倒中国旧文化。这才是中国文化边缘化的极致。后期的人往往把"五四"看作是"启蒙"，这当然是指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从"文艺复兴"到"启蒙"，其间的差异之大是不能想象的，所以我们决不能轻轻放过，以为这不过是借用西方史上的不同名词而已。"复兴"还表示中国古典中仍有值得重新发掘的东西；"启蒙"则是把中国史看成一片黑暗和愚昧。 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是一种"内明"，它上承文艺复兴对于古典的推陈出新和宗教改革对于基督教的改造，再加上十六、七世纪的科学革命。中国"五四"后期所歌颂的"启蒙"则是向西方去"借光"。这好像柏拉图在《共和国》中关于"洞穴"的设譬：洞中的人一直在黑暗中，只见到事物的影子，从来看不清本相。现在其中有一位哲学家走出了洞外，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了一切事物的本来面貌。他仍然回到洞中，但却永远没有办法把他所见的真实告诉洞中的人，使他们可以理解。哲学家为了改变洞中人的黑暗状态，这时只有叫这些愚昧的人完全信仰他，跟着他指示的道路走。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便曾借用这个"洞穴"的譬喻来讲俄国布尔什维克所领导的革命。"五四"后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正是走的同一条道路。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挖空了中国文化的内涵，然后用他们自己也不甚了了的一种西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填补了这个空隙。其结果则是完成了上面所说的两重的文化边缘化。但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又与俄国的知识分子不可同日而语，后者自十八、九世纪以来即已逐渐深入西欧的文化传统，法国文化的爱好（Francophile）早已蔚为风尚。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极为短促，而且是以急迫的功利心理去"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所以根本没有进入西方文化的中心。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 4. 文化边缘化的第三重涵义 最近这四十多年，文化这一领域也不断从中心退处边缘。在中国传统中，学术和思想，一直被看作是为社会指示方向的，因此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占据了枢纽的位置。在社会经济决定论的新观念支配之下，不少知识分子已开始视文化为寄生物。及至"政治是决定一切的"思潮席卷中国，整个文化领域更完全失去了自主性，变成生活中最无关轻重的外围装饰品。这可以说是文化边缘化的第三重涵义。文化的边缘化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究竟处于甚么位置已是一个毋需讨论的问题了。 1991年2月于夏威夷"文化反思讨论会"会议讲词 1991年6月26日改定于香港 （作者余英时：著名历史学者。原文链接：http://www.chinese-thought.org/shgc/001365.htm） |
| Posted: 24 Oct 2011 07:58 AM PDT 南都讯 记者张东锋 昨天起，有关南京"彭宇案"主审法官王浩已被停职交由司法机关处理的消息开始在微博上流传，但这一说法尚未有官方回应。同时，据《城市信报》9月28日报道，王浩早已不在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任职，而是调到了鼓楼区挹江门街道办。 "小悦悦事件"让很多网民联想到了多年前的"彭宇案"，而从昨日起，该案主审法官王浩"已停职，交司法机关处理"的消息就在微博上广为流传。值得注意的是，这则转载率颇高的消息并没有正式的来源，目前亦尚未得到官方回应。 事实上，大约四个星期以前，山东的《城市信报》就曾报道过王浩的行踪，只是称其已调任，并未有"停职"的说法，更谈不上"交司法机关处理"。据报道，按王浩原来所在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一位法官的说法，王浩确实已经调走，而调走之前王浩在该院的知识产权庭任职。 报道中还称，王浩被安排在了离法院10公里之遥的鼓楼区挹江门街道办。而按照街道办的一位负责人的说法，王浩到街道办后被安排在了挹江门司法所。 该报道未透露王浩调任的具体时间，网络检索显示，早在2010年12月半岛网的一篇报道中就称，南京市鼓楼区法院政治处在接受记者求证时，就表示王浩已不在该法院任职。 据称是法学硕士的王浩，因2006年引发极大争议的"彭宇案"而被网民关注。2006年11月20日，一位徐姓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一公交站台等车时摔倒骨折，老太指认搀扶她的彭宇撞到了她，为此索赔高额医药费。双方最后对簿公堂，2007年9月4日，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一审判决彭宇给付40%的赔偿，主审法官正是王浩。 |
| Posted: 24 Oct 2011 07:52 AM PDT 要增强自觉性、主动性、坚定性。 要增强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感情认同。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真正让人民享有更真实、更充分、更广泛的人权。 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 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要增强政权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 在……方面是思想明确、准备充分、行动有力和富有成效的。 党员领导干部要增强党员意识，自觉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 切实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切实维护人民权益。 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建设一支政治可靠、业务精通、廉洁高效、群众满意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落实中央关于推进党的十七大精神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的要求。 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 必须顺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根本保证，是历史的必然、现实的选择、未来的方向。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伟大旗帜来高举、作为正确道路来坚持、作为科学理论来运用、作为共同理想来追求。 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矛盾进入了易发、多发期。 以非比寻常的决心干劲，以非比寻常的过硬措施，以非比寻常的工作成效，履行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捍卫者的神圣使命。 以实际行动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政权，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捍卫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好成果，捍卫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样的大部制有利于理顺关系、优化结构、统筹兼顾、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 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真正做到党在心中，民在心中，法在心中。 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建设一支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政法队伍。 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执法为民，坚持司法公正。 自觉接受党的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群众监督。 要着力解决好执法不严、裁判不公、执行困难的问题。 切实解决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和诉讼难、执行难等顽症。 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 让人民群众感到更安全、更方便、更文明、更和谐的要求。 实现由防范性管理向平等性、服务性、无偿性管理的转变。 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依法行政。 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国家安全体制，确保国家安全统一。 让人民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司法的温暖、方便、公正、高效。 保障人民群众对执法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积极进行制度、体制、机制、方法创新，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政法干部队伍。 各级党委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加强和改善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按照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健全治安防控体系。 政法机关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增强政权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 实现由单一的行政手段向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教育等手段的转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最彻底的人民性、最普遍的公平性、最有效的协调性。 领导干部要做勤于学习、执法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敢抓敢管、廉政勤政的表率。 努力在执法思想、执法实践、执法作风等各方面真正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为重点，确保政法队伍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 实现由党委、政府包办一切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转变。 坚决监督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量刑畸轻、有罪判无罪等执法不严、放纵犯罪的问题。 要坚持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引政法工作。 政法战线要切实担负起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人民权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首要政治任务。 政法机关一定要最大限度地扩大和落实警务、检务、审务、狱（所）务公开，最大限度地让执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自觉强化调解意识，整合调解力量，扩展调解范围，创新调解方法，特别要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协调机制。 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政法工作的各个方面，创造出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符合政法工作发展规律的政绩。 使广大干警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廉洁意识，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 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自觉从人民最满意的事情做起，从人民最不满意的问题改起，自觉把人民最期盼、最迫切、最急需解决的民生问题作为加强和改进政法工作的切入点、着力点。 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社会关系，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化解矛盾纠纷，善于运用法律手段预防打击犯罪维护秩序。 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执法为民，维护人民权益，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又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原则；既是社会主义法律的根本标志，又是政法工作的目标追求。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指导思想、思维方式、实际行动上实现新的转变，真正以科学的理念、和谐的方法，从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来谋划、改进政法工作。 更加注重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组织新进政法机关的干警以及长期在机关工作的干警到基层一线摸爬滚打，使他们真正了解群众的疾苦、掌握群众的心理、增进对群众的感情，学会与群众打交道、交朋友，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实际本领。 政法机关领导干部一定要做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的表率，一定要做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表率，一定要做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表率，一定要做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表率，一定要做严于律己、廉政勤政的表率，一定要做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的表率。 政法机关必须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感情认同，真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伟大旗帜来高举、作为正确道路来坚持、作为科学理论来运用、作为共同理想来追求，从而为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精辟分析了政法工作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深刻阐明了政法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刻阐明了政法工作的性质、职责和重大任务，深刻阐明了全面把握党的十七大精神、加强和改进政法工作总的要求和重点工作，深刻阐明了加强和改善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重大意义和重大措施。 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就是干警最应该去的地方，人民最需要办的事情就是干警应该全力去做的事情，人民最反感的问题就是干警应该全力整改的问题，决不能让普通群众受到伤害，决不能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决不能使法庭成为单纯的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决不能对群众的报警求助置之不理，决不能向群众谋取部门和个人利益。 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全部取消。 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 着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 增强国有经济活动力、控制力、影响力。 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 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 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必须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道理、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 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低排放、低能耗、高效率、高知识密度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当代发展的基本趋势。 深刻认识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确保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正确落实到侦查破案、批捕起诉、定罪量刑、监管改造等各个执法环节。 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不同的利益诉求不仅会在干部群众的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来，也会在不同地方、不同领域、不同部门表现出来。 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二○二○年比二○○○年翻两番。 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 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 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 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引入一种新的关系、新的体制、新的机制。 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实践性和针对性。 争创一流业绩、提供一流服务、建设一流队伍。 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和新挑战。 "三老四严"精神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精神。 向人民学习，向社会学习，向实践学习，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和本领。 这个浪潮涉及国家之广泛、涉及领域之全面、持续时间之长久，都具有标志性的时代意义。 实现人口再生产从"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 奥运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盛会，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盛会，是中国被世界接纳的盛会，是中国与世界融合的盛会。 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 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 我们理解、信赖、关心台湾同胞。 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 尽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 中国决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 焕发自强不息、奋力拼搏、改革创新精神。 适应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 发展党内民主是多层次、多方面、多途径的。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考核、评价和使用干部。 不断推进党建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使各级党组织不断提高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选拔干部。 防止和克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的现象。 这是我们党励精图治、探索真理、开拓进取的结果。 我们将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 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 努力做到亲民有真感情，爱民有真措施，利民有真成效。 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 我们党关于党的建设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很多。 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 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 明确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各项部署。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 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 建设起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 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是承前启后、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30年来我们党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党员、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创新和方法创新。 提出在革命化的前提下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深入思考关系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 从1983年起用3年时间对党的思想、作风和组织进行了一次全面整顿。 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的情况下适应新要求、学习新知识、锻炼新本领。 明确提出党委抓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 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我们党是靠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起家，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 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 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在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上取得新进展。 列宁认为党内民主、高度集中加上铁的纪律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基础。 这30年党的建设是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我们党确立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 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全国必须保持高度一致。 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 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增强学习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有效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消极腐败现象对党的肌体的侵蚀。 所有这些，引起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和安全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 在党政分开、下放权力、精简机构、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采取了若干改革措施。 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停滞、永不僵化，成为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 明确提出要在实践中特别是环境艰苦、矛盾集中、困难突出的地方锻炼和培养干部。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 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 把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构成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艰苦奋斗、锐意进取，才奠定了中国今天的局面。 使党的建设工作在历史的比较、国际的观察、现实的把握中开阔了视野、深化了认识、提高了水平。 党的基层组织担负着凝聚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的重要责任。 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大团结。 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核心价值。 恢复了我们党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 我们对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充满信心。 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认真解决党组织和党员队伍中存在的思想混乱、组织涣散、作风不正、纪律松弛等突出问题并取得明显成效。 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开展了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 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牢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之间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 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不畏艰险、勇挑重担、舍生忘死、冲在前面，充分展示了新时期共产党人的优良品格和时代风范。 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这30年是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被越来越多的党员和群众所学习、所接受、所掌握、所运用，理论成果变为巨大物质力量的时期。 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要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要在党内生活中讲党性，讲原则，弘扬正气，反对歪风。 真正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凡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凡是对维护台海和平有利的事情，凡是对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好。 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 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认真做好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和干部中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 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 任何一个政党，无论实力多强、资格多老、执政时间多长，如果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保守僵化、不思进取，其创造力就会衰竭，生命力就要停止。 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 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相互衔接、相互贯通，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明确提出要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用人原则，坚持任人唯贤、公道正派的用人路线，坚持注重品行、科学发展、崇尚实干、重视基层、鼓励创新、群众公认的用人导向。 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二○二○年的奋斗目标。 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我们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就要引导和确保全党同志坚定不移地沿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探索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拓的、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的、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由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21世纪的，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继续推向前进的。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 健全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回避、交流制度。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我们党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 我们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 祝全校教职员工教学、科研、管理取得新进步！ 祝全体学员在党校期间学习好、生活好、身体好。 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 我国同主要大国加强了对话，增进了信任，扩大了合作。 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的决心、勇气和意志。 确立'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 不断以新的举措、新的经验、新的认识和新的成效推进党的建设。 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 帮助广大党员和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进一步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以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为目标，不断推进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扎实工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 努力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把党建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把党建成果转化为发展成果。 本届政府把实行科学民主决策、推进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作为政府工作的三项基本准则。 以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使命感和紧迫感，更加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地做好政府各项工作。 30年党的建设在开拓创新、求真务实中与时俱进，取得的成绩和进步是多方面的、有目共睹的。 从严治党中必须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切实做到高举旗帜、求真务实、把握主线、全面推进。 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风险挑战，共同推进人类和平。 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党中央对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 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群众支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驾驭全局、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国各族人民奋发进取、共同努力的结果。 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 要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努力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只有坚持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我们的各项事业才能获得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者、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 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 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一些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相互推诿，办事效率低下；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服务意识不强，素质不高；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不健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弄虚作假、奢侈浪费和腐败现象比较严重。 按照中央提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和一靠教育、二靠制度的要求，各级党委在解决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效。 广大党员和干部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总起来说，这五年，是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的五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和人民得到更多实惠的五年，是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显著提高的五年，是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增强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更加紧密的五年。 30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世界、指导实践，坚持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人民群众的生动创造中总结经验、吸取营养，努力使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增强主动性、富于创造性。 向全国各族人民，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感谢！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以及广大侨胞，表示诚挚的感谢！向世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国际友人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理解和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要求全党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坚决改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 加快完善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 全部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 加强电力、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 鼓励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产品出口。 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 继续推动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 金融、商业、电信等服务业开放不断扩大。 注重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及时性和有效性。 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取得突破性进展。 严格执行生产许可、强制认证、注册备案制度。 做好政策性关闭破产和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 认真落实支持生猪、奶业、油料发展的政策措施。 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增加对薄弱环节、改善民生、深化改革等方面的支出。 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 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 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实施一系列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体育交流的措施。 综合运用税收、信贷、土地等手段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 依法打击串通涨价、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违法违规行为。 加强农村饮水、道路、电网、通信、文化等基础设施建设。 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 建立创业板市场，加快发展债券市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 抓好教育收费、医药价格、农资价格及涉农收费的监督检查。 建立节能减排指标体系、监测体系、考核体系和目标责任制。 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 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落实电力、钢铁、水泥、煤炭、造纸等行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计划。 严厉打击了制假售假、非法传销、商业欺诈、盗版侵权等违法犯罪活动。 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 采取多种方式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强化基金监管，确保基金安全，实现保值增值。 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 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 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 努力解决土地征收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环境保护等方面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 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把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作为首要任务，在制度、政策和投入方面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要一代一代人持之以恒地进行下去，让我们的祖国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 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增加税收和活跃市场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进一步加强内地与两个特别行政区在经贸、环保、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并不断发展。 今年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 坚持稳中求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坚持好字优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改革开放，注重推进制度建设和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来源：人人网 |
| Posted: 24 Oct 2011 03:57 AM PDT 程益中 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访谈录 人物周刊：对您的最大侮辱，和您可能的辩解。 程益中：有人说我本人和南方都市报遭受挫折，是因为我做人不够圆滑、玲珑、世故，不遵守潜规则，这个观点我坚决反对。相反恰恰应该这么讲，南方都市报最成功的地方和最成功的原因，都是我程益中做人不够圆滑、玲珑、世故。更重要的是，南方都市报最伟大之处，便是它的挫折。 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的做人学问，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中国到处充斥着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学问、庸俗管理的学问，其祖师爷都是厚黑学和潜规则。从这些学问那里，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我经常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学问里边，都不教人怎样做一个正直、正派和有道义的人，反过来都教人怎么做一个圆滑、世故和不吃亏的人。
人物周刊：数年前所言"只有不好的制度，没有不好的人性"，现在对制度和人性之间关系的新认知。 程益中：最不好的现实是，制度性的败坏，与国民性的败坏在双重作用于这个时代，一方面制度性的败坏改造和伤害了国民性，加剧了国民性的败坏，另一方面日益败坏的国民性也为制度性的日益败坏提供了肥沃土壤，两者相互相成，互为因果，又相互推波助澜。但可怕的是我们不以为意，或者浑然不觉，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人物周刊：是否苟且？在现在中国如何生活得更平心静气？ 程益中：我现在不愤怒，因为我已经掌握了在这个时代生存的两大秘技，荒诞和戏虐。我认为这已经是我最大的不妥协、不苟且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礼崩乐坏，江河日下，积重难返。倘若没有一点戏虐和荒诞精神，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何以自处；所以我现在不再容易出离愤怒了。我羞愧我多了一丝对现实的冷漠和对自己的热情。
人物周刊：面对鲜花掌声、明枪暗箭时的心态，以及孤独感的缘由。 程益中：无论鲜花掌声还是明枪暗箭，无论得意还是失意，我都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不会在成功中迷失自己，也同样不会在挫折中迷失自己。 有不被理解的孤独，但我也不是太过不了这一关，并且我感觉我得到的理解远远大于不理解。我的孤独感并不源自发生了多少不幸，遇到了多少挫折。我在不幸、挫折时并不觉得无助，为我挺身而出、拔刀相助的人，比我想象的要多，他们的努力比我想象的要大。 我的孤独也在凯旋归来时。我常常会在高堂华座，觥筹交错，熠熠生辉场合，一个人从后门出去，在如华的月光之下悲从中来。这是我最大的落寞和孤独。
人物周刊：您在媒体职业里的的自我定位？是否是天生的带队者？ 程益中：我不自我定位成最好的记者、编辑、专栏作家或者校对。但我起码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前报人之一，最有格局的媒体资源管理和整合者，优秀的媒体环境、气氛、文化的制造者。我不认为我天生就是带队者，我认为我之所以可以带队伍，是因为我敢于承担责任，并且也往往有能力承担责任。我不是一个好下属，但的确会是个好领导。我认为我与下属相处相对容易，与上级相处相对不易。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都市类报纸起家时代言弱势、和发展到一定阶段苟合强势的角色转换？ 程益中：我不认为都市类报纸靠代言弱势起家，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苟合强势。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是对都市类报纸的偏见和侮辱。都市类报纸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主要不是这个问题，再说即使有问题也比那些喉舌和工具好。我认为，所谓代言弱势也好，苟合强势也罢，都是一种道德主张，并没有是非和高下之分。需要搞清楚的是，新闻观有没有问题？真实性、公正性、专业性是否有保证?发行量、影响力、美誉度如何？现在，一些报纸由于盈利上的压力，偶尔会做出一些短视的行为，我觉得当然最好不要这么做，也没必要这么做，但我同时也觉得做了也无伤大雅，以后改了就好。问题是，面对所向披靡的政治压力，报纸自取其辱地选择妥协的方式生存。我们应该抨击施压者，而不是被压者。是不是？ 都市类报纸生存的政治环境非常不易，我们不能再雪上加霜了。
人物周刊：你对"精神教父"角色的理解？领袖气质、感染力是否也是危险？ 程益中： 我觉得这说法让我很难堪，我无意也无力担当这样的角色，我是一个偶像的破坏者，我拒绝成为偶像。首先说明，我认为这个问题跟我无关。我必须说，我对精神教父、领袖气质之类的东西，一向还是很警惕的。领袖气质这东西，实际上是一种以暴易暴的气质，无非是以一种更大的暴力，成功性地压到了另外一种相对较小的暴力。我对自己的期许是，我的见解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可操作性；我的主张能得到认同和支持，并且符合情理；我的规划能很有效率地变成现实。 当然我也承认，越是落后的国家越是需要精神教父和领袖气质。
人物周刊：你对过去一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总体描述是？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添加到这一序列中？添加到这一序列中的荣和辱是什么？ 程益中：第一个问题有点大有点泛，我只能说，过去100年，大陆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总体上没变——不对，应该是每况愈下。虽然物质条件有变化，但知识分子近60年来并没有真正获得尊重和尊严，人格上越来越不独立，学术上越来越不自由，被豢养和包养的命运并没有改变，相反越来越依附和依赖权势。这很可悲！更可悲的是，现在连"公共知识分子"都竟然成了一个不准提及的词语，多么卑鄙！不容许"公共知识分子"，只容许"私有知识分子"，何其荒唐！ 虽然命运和地位没有改变，但是待遇和俸禄可以改变。我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大部分所谓的知识分子，已经彻底废了谋生能力，也乐得被豢养和包养；极少数有良心、有情怀、有道义的知识分子，通常情况下都活得并不容易，观念上磕磕碰碰，生活上踉踉跄跄。 我不知道您把我划为哪一部分？大多数，还是极少数？做大多数，我不愿意；做极少数，我不够格。所以还是不要把我划在什么序列中。我对自己现在的要求是，以知识和专长自谋职业，不失良心、情怀和道义，自食其力。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傅小永）
※ 来源： http://www.JiaoYou8.com ※ |
| Posted: 24 Oct 2011 03:50 AM PDT |
| Posted: 24 Oct 2011 03:47 AM PDT |
| 主流媒体把我们当傻瓜一样愚弄， 我们就把主流媒体当垃圾一样扔掉 Posted: 24 Oct 2011 08:26 AM PDT 无论中外的主流媒体，如果自身不是社会性媒介的积极使用者，基本对新型社会运动一头雾水。从开罗到纽约，抗议者做出了一个有意选择，把移动媒介与社交网络作为优先考虑。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是，社会运动者放弃主流媒体，而利用用户自生产的媒介传播信息 主流媒体把我们当傻瓜一样愚弄， 我们就把主流媒体当垃圾一样扔掉 胡泳 9月30日，英文《中国日报》评论版刊登驻纽约资深记者陈卫华写的一篇专栏文章，抨击美国媒体"封锁华尔街抗议浪潮"，是美国"主流媒体的耻辱"。 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开始阶段，美国主流媒体着墨的确不算多，但客观地说，并不存在所谓"封锁"，只是他们按照自己的新闻标准，觉得抗议的新闻价值不高罢了。他们可能认为，运动的计划和执行都乏善可陈，也看不出它会给美国政治、经济造成多大震荡。 为什么多家主流媒体会作出同样的选择？这反映了媒体观点的潜在的一致性。如果在现实世界中，属于同一职业阶层的一打编辑就能决定发布或者毙掉某条全国性新闻，则公众感兴趣的新闻不被刊发，有可能不是因为某个阴谋，而是由于这些编辑们面临相似的挑战，并采用相似的工具回应，从而发展出一致的职业偏向。然而这种偏向不再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了，所以主流媒体的工作者不复"春江水暖鸭先知"，而是越来越后知后觉，"被群众牵了牛鼻子"。 10月，随着抗议者与警方冲突的升级、运动影响的扩大、众多意见领袖的支持，以及全球其他地方对占领活动的声援，主流媒体上关于占领华尔街的声音越来越多。这对于抗议者而言当然是好事，媒体的曝光度会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运动的存在。然而，抗议运动本身其实并不需要主流媒体来延续。这可能与过去的社会运动存在一个巨大的差别：人人都知道社会运动某种程度上是媒体运动；在媒体上的可见度越高，社会运动的成功可能就越大。但那是在社会性媒介还没有出现的年代。在伊朗、阿拉伯世界和现在的纽约，用户自生产的媒介使得活动分子能够创造自身的公信力。 无论中外的主流媒体，如果自身不是社会性媒介的积极使用者，基本对新型社会运动一头雾水。从开罗到纽约，抗议者做出了一个有意选择，把移动媒介与社交网络作为优先考虑。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是，社会运动者放弃主流媒体，而利用用户自生产的媒介传播信息。 我们都知道，主流媒体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发挥着许多重要功能。它是拥有专业能力的信息源，让公众得以了解什么信息对于他们是重要的，并依此作出各种决定。如果这一职能被充分实现，那么它会赋予寻求社会变革的社会运动以合法性，在这样做的同时，为社会运动提供其赖以生存的核心资源——支持者。然而，从最近几年的社会运动来看，主流媒体大多错失了报道机会，更加有意味的是，即便没有主流媒体的支持，这些社会运动竟然还能够继续维持和增长。这就不得不归功于数字化工具和用户自生产的媒介所激发的力量。 在这些社会运动中，活动分子在主流媒体不关注的情况下，互相传递自己的故事；在大众的支持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形成团结一致的情感；运动成功的现实可能性似乎渺茫，然而这种情感所哺育的共同的使命足以促使活动分子展开行动。如果你想了解这样的故事/情感/使命的力量有多动人，只需看看占领华尔街运动中那些"我们是99%"的网络自述（http://wearethe99percent.tumblr.com/），普通美国人拍下自己的照片，自己讲述由于缺乏医疗、教育和体面的工作而罹受的不公。最让人感动的，是这些听似悲惨的故事没有一个是病态的，而是充满了人性的尊严：一种想要帮助朋友和家人的渴望，和一种那样的帮助被回报时的感恩。 或者，你也不妨看看中国网民发起的"墨镜·肖像"声援陈光诚活动，戴上一幅墨镜，或用一块黑布缠住眼睛，让身边的人帮您拍一张头像（http://ichenguangcheng.blogspot.com/）。恰如陈光诚所说："人们常常会抱怨世道的不公、世道的黑暗，很少想想自己都为改变這些不公和黑暗都作了些什么？一个爱憎分明的眼光，一句公道的語言，都会是改变這些不良現象的力量源泉！"一个眼光、一句语言，看上去微不足道，然而汇集起来，却可能转变成长久改变的势能。 或许，60年代的活动分子会说，我们当年做的事情也一样：面对巨大的体制上的不可能，面对普通公众的漠不关心，一点一点构建社会运动。然而，有一样东西不同了：数字化工具给了我们更快的传播速度和更大的转变力。现在，使用个人手机，通过微博联系他人，这个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启动一次对话、一场讨论或者一个抗议的能力呈几何级提高。更好的是，我们终于不用受主流媒体的把门人限制了。 所以，新的社会运动与新的媒介互动的一个铁律是，从现在开始，新闻可以不借助传统媒体而闯入公众意识。新闻媒体往往因为某件事已经通过其他途径闯入公众意识，而结果只好报道它了。 不久以前，"新闻"还只意味两件不同的事——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和新闻媒体所报道的事件。在此环境中，判定一件事是否新闻靠的是职业判断。用克莱·舍基的比喻来说，新闻出口（这个叫法本身也证明了此前能够发布信息的机构的稀缺）的位置好象传说中的那个棒球裁判，他说："有些投球是坏球，有些是击中，但当我判定之前它们什么都不是"。对于这种体制一直存在不满，比如媒体报道的一些事件不具备新闻价值，或是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未被报道或者报道不充分。不过抱怨归抱怨，在过去似乎没有别的选择。 当下在互联网上不断涌现出由用户自生产的内容，伴随着这些内容，每个用户都在成为信息出口。有人说，这样的信息出口的可信程度要低于像《纽约时报》这般历时已久的媒体。说得不错，然而说者没能懂得的是自生产、自出版的轻易程度，这意味着海量的信息出口。同一个想法发布在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地方会有一种放大效应，能胜过较小数目的职业化媒介的观点。当然，这不是说单纯重复就能使一个想法变得正确；业余出版甚至比传统媒体更依赖纠错式论证。 这个变化不是从一种类型的新闻机构移动到另一种类型，而是新闻的定义发生了改变：它从一种机构特权转变为一个信息传播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各种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集体和众多个人都杂处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 这一切对主流媒体都意味着什么呢？从某种程度上说，主流媒体的困境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为它们始终被推着生产每个人都想看的内容，所以娱乐八卦大行其道，所以国际新闻的预算被削减，所以收视率成为万恶之源。所有这一切都源于主流媒体的新闻生产系统强调报道新闻而不是发现新闻，他们只会关注越滚越大的雪球，从来不会察觉起于青萍之末的风。他们知彰而不知微，知大而不知小。近来所有的社会运动都先于主流媒体而出现在网上，表明主流媒体的丧钟已然敲响。对主流媒体最大的打击将是：不论你说什么，你和我无关。 当我在微博上这样写下我在占领华尔街抗议中对新媒体与新社会运动的观察时，一位网友评论道：主流媒体把我们当傻瓜一样愚弄，我们就把主流媒体当垃圾一样扔掉（@盘龙区信息技术教研室）。说得真好，就用它作为本文的标题吧。 （原载《阳光时务》2011年第5期） |
| Posted: 24 Oct 2011 08:50 AM PDT 中国房地产的价格早已经超过价值很多，泡沫遍地。谁都知道这是一场击鼓传花的投机游戏，谁都揣着侥幸，希望花落在别人手里而自己得益和获利。正像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好事情也不可能都落到某类人的身上。总有一天，即使是血汗钱，即使是血腥暴利都会成为一地鸡毛，炒房客和房奴都会被打回原形。这一天，很快就来了。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只赚不赔的生意，赚的盆溢钵满或者赔得倾家荡产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若是只要赚不能赔，那是一种蛮横不讲道理或者说是一种小屁孩玩游戏的输不起。如果业主只能买涨的快乐却不能承受跌得阵痛，也是对市场契约原则的践踏和对其他人的不公平。 10月23日，上海嘉定区一处楼盘因大幅下调房价，引发已购房业主不满。据称有上百名业主包围了售楼处，售楼处内部一片狼藉。部分业主称由于降价，房子还没入住已经损失了数十万，接近总房价的三分之一。部分业主还声称房产商的降价行为系"价格欺诈"。 这样的消息绝不是个案，实际上已经在一些地方发生。即使房地产商大多数时候已经成为全民公敌，但是，将房地产商因为市场变化而做出的降价行为说成是"价格欺诈"，还是一种非常恶劣的讹诈行为，违背了市场契约的原则，是典型的赢得起输不起的刁民心态。说句不好听的话，只能涨价不能跌价的房地产，才是真正的价格欺诈呢。 仰望星空的先生曾经说过，房地产商血管里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而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最大的道德就是对于契约的遵守。既然涨价时候业主没有把涨价的部分退还给房地产商，就应该承受跌价时候的损失，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因此，对于业主来说，血管里流着法律的血液，才是这个时候理性和正确的选择！
小远2011年10月24日星期一 23:46雨 上海理道之理道文化兔，我只是一只有文化的兔子 |
| Posted: 24 Oct 2011 08:21 AM PDT 今年以来，美国和欧洲经济不景气，引发了各国对世界经济"二次衰退"的担忧。而在中国，企业主因还不起贷款逃亡的现象频繁出现，资金链断裂几乎蔓延所有行业，房地产已成为"地雷"。经济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崩溃的不祥之兆。 日前，世界上两位知名的经济评论人士鲁里埃尔·鲁比尼和吉姆•夏诺斯，都对中国的经济前景表示悲观，他们声称，经济硬着陆已经无法避免。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在过去两三个月里，投资者们对中国的经济，笼罩在一股极度悲观的情绪中，中国的经济危机凸显。报道说，中国大陆目前几乎所有行业都在经历资金链断裂的痛苦。无论是政府的融资平台还是官方的投资公司，无论是银行还是上市公司，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无论 …… |
| Posted: 24 Oct 2011 07:43 AM PDT 核心提示：中國聲稱擁有南中國海主權的歷史和法理依據是互相矛盾的，北京不能魚與熊掌兼得。 原文：Abusing History? 作者：秦家聰（Frank Ching） 發表：2011年10月16日 本文由"譯者"志願者翻譯並校對  【原文配圖】 美國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曾經說過一句名言：中國並不是一個國家，而只是一個"文明佯裝成一個國家"。這句話也許曾經是對的，但現在的中國已經轉化成一個現代國家，還是國際論壇上的活躍分子。 但是，中國在國際爭端中也試圖把它久遠的歷史轉化為利益，這一特徵在中國和幾個鄰國都有糾紛的南中國海領土爭端中尤其明顯。美國，印度，以及日本也都越來越多地牽涉其中。一團亂麻。 1996年，北京確認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並且公開接受了該公約的條款："中國可以在200海里以內、包括大陸架的專屬經濟區中享有主權以及司法管轄權"――這一概念迄今還莫衷一是。 可是與此同時，中國又以一些公約不承認的歷史理據重申對南中國海的島嶼、岩石和珊瑚礁/礁石的擁有權。亦即是說，所有國際法已經賦予了的權益，中國全都聲稱擁有；而且還聲稱擁有一些沒有得到廣泛承認的權益，理據是它的文明可以上溯幾千年。 在歷史上，中國是東亞的支配國，把實力不如它的國家看成附庸。現在，以自從數百年前西方興起後便不復存在的歷史因素為理據，宣稱擁有這些領土的主權，北京其實就是試圖恢復並合理化它作為不受挑戰的霸主局面。 中國承認國際法的哪些部分、而又否定哪些部份，它的態度曖昧不明，造成目前的許多爭端，直接牽涉到了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汶萊，以及間接牽連到許多其他國家。 東南亞各國宣稱擁有主權的主要是以海洋法的規定為依據。可中國的立場是，它對那些地方擁有主權是在海洋法制定以前的事，因此那法律並不適用。歷史壓倒法律。 在2009年，中國向聯合國海洋法委員會提交一幅地圖，作為它宣稱"對南中國海和鄰近海域的島嶼、海床和底土擁有無可爭議主權"的依據。 那張地圖上有一U型的虛線，把整個南中國海包括在宣稱擁有主權的范圍內，與中國相鄰的越南、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海岸也都包括在當中。這是中國第一次向聯合國提交地圖以支持自己擁有領土主權的聲稱，但中國沒有解釋到底它是不是聲稱擁有所有虛線范圍內的所有海域和島嶼。 這個立場和中國確認條約時的立場大相徑庭。那時候，中國說它會依據國際法和公平的原則分別咨詢那些海岸和中國相對、相鄰的國家。 而對美國尤其重要的是，中國就《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持的立場也轉向了另外一面。1996年，中國採取了外國軍艦需要得到其許可才能駛過中國領海的立場。現在，中國說外國軍艦必須得到准許才可以駛經中國的專屬經濟區，這是一個不屬於中國領海的大得多的范圍。 美國不同意這一立場，它主張在一個國家的專屬經濟區內的海域是國際海域的一部分，其它國家的軍艦可以自由進入、甚至是在裡面執行任務而無需得到任何批准。 中國和美國（以及多數已發展國家）的意見分歧導致了彼此之間的對立。美國的海軍監測船在中國的專屬經濟區執行收集情報的任務時受到中方挑戰。 中國以歷史為主權依據是國際法上的新發展，雖然這並不是完全沒有先例。例如沿海國家就延展司法轄區內的海域、海灣或者島嶼的擁有權的聲稱假如是公開的、長時間的、獨家的、而且得到其他國家廣泛同意的話，這些對延展司法轄區擁有權的聲稱就是容許的。 可是在中國的個案中，它的聲稱既不是獨家的，也沒有得到其他國家廣泛同意，因為那些地方的主權誰屬正處於公開爭奪中。盡管如此，中國的官員和學者仍然試圖以歷史記錄來支持他們的論據。 例如，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的研究學者李國強在七月時寫到，"歷史證據表明，中國人民在秦朝(公元前221-206年)和漢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時發現南中國海的島嶼。"而中國的海洋疆界是在清朝(1644-1911年)確立的。 "相反地"，李國強寫道，"越南、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在中國的清朝以前，對南中國海裡面的島嶼所知甚少。" 而越南在提出擁有主權的理據時引述了地圖和地理資料，證明在歷史上，它早在17世紀時就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擁有主權。這個聲稱不及中國的那個那樣年代久遠，但至少它顯示出中國的主權聲稱受到挑戰已經幾個世紀了，中國對這些島嶼沒有獨家的、連續不斷的司法管轄權。 而且，如果要用歷史為依據，那要以那一個歷史時期為准？畢竟，要是用秦朝或者漢朝為基準的話，中國今日的領土會小得多。因為在秦漢時代，西藏、新疆或是現在稱之為東北的滿洲都不在中國的版圖內。 中國向鄰國作出的一個妥協是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自然資源。這是胡錦濤主席近在8月31日與菲律賓總統阿基諾會面時提出的建議。 可是這個建議有些重要的、嚴肅的問題：中國這一政策到底是什麼意思？ 中國外交部的網站解釋說："'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概念有以下四點： 1. 有關地域的主權屬於中國 2. 在不具備條件帶出徹底解決領土爭議的方法時，有關主權問題的討論可以押後，因而擱置爭端。擱置爭端並不意味放棄主權。這只是把爭端暫時放在一邊。 3. 有爭議的地域可以共同開發 4. 共同開發的目的是通過合作加強相互的了解，並為最終解決地域主權的問題創造條件 這四點表明中國共同開發的構想，不僅沒有擱置主權爭議，而且是中國把對主權的聲稱強加在其它國家之上的方式。中國擁有主權是任何共同開發計划中明說的預期成果。那麼沒有國家接受中國的建議就不奇怪了。 也許因為以歷史為依據的主權聲稱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間的沖突，中國一些其他學者呼籲政府復核該公約。 廈門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的教授李金明說"《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不足之處，因此，中國在落實那公約之前應該先考慮自己的情況。"亦即是說，雖然中國確認了那已經生效17年的條約，但除非那公約作出支持中國主權聲稱的修改，北京不應遵守它的規定。 看來，北京是想成為國際法的一個例外。它想要魚與熊掌兼得。但法律就是法律。如果國際法既不再超越國界、也不成其為法律，那國際法還演算法律嗎？ 相关阅读：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播客Podcast；点击这里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下载需翻墙）。  |
| Posted: 24 Oct 2011 07:33 AM PDT 核心提示：《经济学人》对傅高义所著《邓小平传》的评价是"关于这位20世纪的小个子巨人的定论性质的自传"。这本书的副标题与其说是"中国的转型"，不如说是"中国的稳定"，而这种平定危局的能力的中心却是暴力。 原文：The great stabiliser 来源：《经济学人》 发表：2011年10月22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cys.tony翻译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By Ezra Vogel. Belknap Press; 928 pages; $39.95 and £29.95. Buy from Amazon.com, 今年早些时候，当"阿拉伯之春"横扫中东世界的时候，据说，紧张不安的中国官员问西方记者和外交官们（未被正式文件记录）：你们是否认为中国会是下一个？事实证明，在这场民众反抗风波之中，中国并未受到影响。这要归功于中国的互联网审查以及对异议者的迅速逮捕行动。同时，大规模民众抗议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阻力，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大规模经济增长让不少人对现在的制度感到满意。除此之外，这个国家并没有一个类似于侯赛因·穆巴拉克或穆哈迈尔·卡扎菲上校这样的邪教式人物可以成为异议者攻击的火力焦点。 中国共产党应该就此感谢一位个子矮小、烟不离手的人，他在近15年前逝世：邓小平——中国在1978年至1992年间的最高领导人。傅高义的新传记不仅仅把邓小平描绘成一手打造现代中国的人物，更认为他是当代历史中最重大的人物之一。 如果说毛主席缔造的是一个专断独行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的话，邓小平则以更强的壮举，扭转了大部分毛泽东的作为，并且也称之为"社会主义"。傅高义先生，哈佛大学的退休教授，在精心研究下，撰写了一本关注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的著作。他的书的副标题可以用"中国的稳定"，而不是"中国的转型"来概括，他在书中描述了邓小平那令人印象深刻的平定乱局的国内和国外战略。邓安抚了曾经使毛泽东愤怒或害怕的远交近邻，延续发展了毛泽东有始无终的对美外交关系（这也就有了史上最不协调的一张照片，照片中邓小平带着一个大大的牛仔帽），修复了与苏联的关系。1979年与越南发生的那场混乱的战争则是中国避免军事对抗原则的一个例外。 在国内方面，邓建立了自由贸易区，解散了公社，吸引国外资本。这代表着一种惊人的意识形态逆转，这些都可以看做是邓小平务实的特点体现，因为党没有多余的闲钱："我们会提供一项政策，让你向前冲，自己去披荆斩棘。"在1989年的"北京之春"发生之后，党内保守势力试图让改革的步伐退缩不前，邓小平以一次前往自由贸易区的"南巡"予以反击。他的目标是启动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在他于1997年去世时一直一直保持了两位数。他的去世与香港回归只差几个月，香港回归是由他主导谈判的，这次谈判为他的民族主义的形象添光增彩。 邓小平还消灭了毛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巅峰的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是以他自己的人格力量来消解这位"克里斯玛"领导人的重要性的。他的继任者，江泽民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他的技术官僚技巧和妥协的能力，而不是他的个人魅力。邓小平的工作习惯帮助他驾驭了从毛主义的那种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化转型。他的日常上午作息表是八点钟吃早餐，然后是勤勉地阅读部长们的报告、15家国内报纸和一系列（翻译过来的）外媒材料。他追求全面的了解，以及自己本身的革命资历，让他比那些希望在自己领域保持权力的同事们技高一筹。邓启动了中国的制度化的政治权力移交，在明年十月我们应该能看到这样的一次权力过渡。 傅高义先生非常了解中国的精英们，不仅仅因为他在克林顿政府中曾担任了多年的东亚情报官员。这本书的资料来源有很多来自内幕消息和出色的消息源，例如对邓小平翻译的采访。但是这种优势也在争议之处显得倾向于邓，作者努力消除邓小平名誉上的污点，1989年的那场臭名昭著的大屠杀留下了这一污点。傅高义先生指出，那时，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比如韩国也出现了相似规模的政府暴力。 虽然邓小平为中国带来了稳定，这值得称赞，他的解决之道的核心却是暴力。正如Roderick Macfarquhar和Michael Schoenhals（傅高义先生的前哈佛同事）在他们的史诗般著作《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叙述的那样，邓小平应该为在"文革"后期的清洗中不亚于"四人帮"的残酷行为负责。在1975年，他下令军队镇压一个位于云南省的穆斯林村庄，这次行动导致了1600人死亡，其中包括300名儿童。邓小平在14年后对工人及学生运动的反应也和他的性格一脉相承。 书中包含了大量未曾披露的说法，这些说法有的语气轻佻。例如，按邓的一个儿子的说法，邓小平认为戈尔巴乔夫是"白痴"。因此这部厚重的书不太可能在近期在中国出版，尽管如此，曾读过手稿的中国政坛的内部人士确认了这部著作的准确性，让本书成为邓小平的定论之作。傅高义先生雄辩地确立了邓小平在中国从一个贫穷和饱受摧残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政治经济的超级大国这一过程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在毛泽东逝世的三十五年以后，中国的下一代将不再有关于这个来自四川省广安县的小个子的私人记忆。但他们都一样，都是邓小平的孩子。 相关阅读： 《外交政策》邓小平不可告人的秘密（在哪儿？）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播客Podcast；点击这里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下载需翻墙）。  |
| Posted: 24 Oct 2011 07:41 AM PDT 核心提示："村庆"提供免费的直升飞机坐，加上博主对"华西村"一直都很好奇，于是去参观了一下这个声明远扬的村子，感受是――这是一个靠关系搭起来的"个人王国"。而华西村赚钱的方式和中国其他地方没什么不同。 原文：Adventures in Huaxi 来源：上海人博客（shanghaiist） 作者：Jessica Colwell 发表：2011年10月18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作者参观华西村时拍摄的图】 我的朋友起初邀请我去华西村参加50周年庆典时，只是告诉我周末有直升机展览。"嘿，有免费的直升机坐哦，一起去吧？"而我的第一反应却是：不，谢了。我可不想死在中国。但是，然后他才告诉我说，展览是在华西村举办。华西村，这个在国际知名的"中国最富有的村庄"，村内有着国内最高的建筑之一，一所牛逼的医院，一段假的长城，和2000名住豪宅开豪车的超富豪村民。 我曾经对那些关于华西村的传言非常感兴趣，很想亲自去弄清楚哪些是真的。真的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大宅子么？真的是每个人每年都能赚6W美刀么？他们要赚这么多的钱，是不是每周都要工作七天呢？这个村子是不是已经实现了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亦或是已经达到了社会主义的顶峰？ 华西村位于上海以北，开车不到一个半小时（如果你的司机认为开晚上开100公里/小时没什么问题的话，那么一个小时就能到达华西村）。我们的司机告诉我说他是来自大华西，意思"围绕着华西中心"的周边地区，华西村已经吞并了很多周围的小村子，人口差不多有5万。另外我还意识到，只通过户口登记人数（那住着别墅的2000人）来评判这个村子是愚蠢的。大部分生活并工作在这里的人们并不属于这个声名狼藉的社会"实验"的一部分。 华西村想利用这个周末，让所有来参观的老外见识一下华西村的诸多亮点。尽管当我们到达时却被其糟糕的前期准备所雷到了（我们起初是被安排与当地老乡住在一起，但是后来通过层层的托人找关系，最终还是住进了摩天大楼一般的酒店里面。在此要感谢我们超级牛逼的Jack同学。），但是更多雷人的事情还在后面呢。 华西村的房屋真的都是别墅，龙希大酒店里面的服务生英语非常地道，穿着无可挑剔，早餐也不错，而那直升机的座椅也真他妈的舒服。之后我们见识了著名的假长城，假凯旋门，假天安门，假悉尼歌剧院。我们还听说这里还有个假的白宫，但是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却发现这个建筑更像是一个普通的政府大楼带着一个白宫的帽子，旁边还树立着一个仿造的自由女神像。看过后，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些人的脑子是怎么长的。 华西村的50周年庆典（和328米高的龙希酒店开业仪式）是对所有国际媒体开放的。但是我却对此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们邀请我们来不是为了帮助他们一起庆祝而是走一个过场，让我们这些外国面孔出现在媒体面前为当地政府多赚一点面子。而整个华西村所举办的这个庆典的目的看起来完全就像在拍上层的马屁（因为我看不出这个酒店会有任何的潜在顾客，但其确实上层政府领导开会的理想场所。）我们还注意到庆典上的长篇大论完全就是对华西村在为环境所作出贡献的表扬，并且他们对向服务型经济转型也有着极大兴趣。所有的这一切及其符合中国第12个五年发展计划。 对于不熟悉这个地方的人来说，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华西党委书记吴仁宝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创办了一个钢铁公司，赚了大钱。之后他把所有的村民都招进了公司，并让他们都成了利益相关人。不管别人怎么去揣摩他的用意。我个人的观点是吴仁宝非常善于通过依附在其公司内的村民和家庭成员间建立一个安全网，并营造了极为舒适的生活环境。他是在极度贫困中走出来的，并声称他只是希望其后辈可以不用再受苦，而生活在一个比他更加轻松的环境中。 另外一个司机还跟我们说过村里面的人是如何工作的。如果他们持有的是华西村本地的户口，他们自动就拥有一份华西产业。村民们得到的承诺是每年最少收入十万元人民币，但是他们却不能任意支配这笔钱。他们只被允许使用很小的一部分（大约15%）。而剩下的钱被用于投资到华西村的其它地方。之后，他们可以从利润中分得属于他们的那一份利息。这部分收入是被允许他们自己支配的。 在周末的大部分时间里面我们询问了每个遇到的人，问他们是否是华西村本地的村民，如果是的话，我们会再打听一下他们的工作。而得到的回应多半都是消极的。我们的感觉是这些本地的村民根本不需要做什么（绝对不是每周7天都要工作。) 在与我们聊天的年轻村民那里得知，他们对其工作都感到无聊。但是他们也很难得到更高的薪资，因为他们于吴家人的关系还不够亲密。我们还得知，一个人如果不是华西本地户口（那2万没有本地户口的工人是多么可怜），那么无论他在工作上多么出色也没有办法进入管理层。这样就使得人们更加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人把这个地方称为围绕关系建立起来的巨大的"个人王国"。 根据看待华西村的不同视角，华西村可以被看作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代表，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能"拥有"一定的财产。或者只是一个管理上比较成功的，且有钱可赚的公司。我们离开得时候一如到达的时候同样困惑，这是一个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综合体。但是我不得不说所有关于"华西模式"的说法都是胡说八道。在30年前的中国，人们不能复制这种经济环境，也不可能会有吴仁宝这种魅力型人物。他们迄今为止已经创造了数十亿的利润，但是这一"模式"怎么没能扩张到超越一个只有2,000名股东的小集团？我没觉得这很了不起。 但是我对一点深信不疑：如摆放在空荡荡的摩天大楼60层上的一吨重的金牛一样光鲜亮丽的华西村背后注定存在着一些污点。我们认为总要有人来为这里的别墅，豪车，直升机，医疗设施和拥有826个房间的豪华宾馆埋单。最终我们觉得华西村只是一个由一名有能力的投资者在坚实的政策和良好的策略支持下开办的幸运的工业城。但是其盈利模式依旧和中国的其它地区相同，是靠着剥削数千的外来人口，支付给他们仅比平均水平高一点的工资（大概3000人民币），而创造出来的利润。但就我们目前所见，这一体系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级别，并且我们见到的每一个人都看似很高兴，并都为华西村而感到骄傲。 如果你想去华西村逛一圈，你需要坐长途汽车，因为那个地方不通火车。汽车站位于上海火车站后面。宾馆房间的价格是2080人民币每晚。坐15分钟的直升机要1000人民币。换句话说，除非你能赶上下一次庆典，否则你还是自己掏钱去北京看真正的长城吧。 相关阅读： 中国见红：老外逛华西村系列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播客Podcast；点击这里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下载需翻墙）。  |
| Posted: 24 Oct 2011 06:39 AM PDT 近年来，"毛泽东热"过气了，但"毛新宇热"火了起来，老毛家确不简单。 比如全国政协会议每年开幕，2000多名政协委员鱼贯进入人民大会堂会场，其中毛新宇就成记者追逐包围焦点。就在今年两会，毛新宇称带来了"治理淮河"、"在家乡韶山成立党员干部学院"两个提案。同时还表示计划为奶奶拍摄一部电视剧，再次成为网民围观焦点，引发舆论热烈。 2010年才升少将的毛泽东孙子毛新宇，现为军事科学院师级研究员，他壮硕的身材被挤得无法前进，大呼"走不动、走不动"，连他的军帽都被挤歪了，随扈帮他把帽子扶正才说，"委员停下来再接受两个问题"。会议间隙，少将委员毛新宇在人民大会堂间踱步。他穿着黑色布鞋、拿着把纸扇子。当毛新宇看 …… |
| Posted: 24 Oct 2011 04:35 AM PDT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虽然历史没有假设。 越南、菲律宾等一些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南海提出领土要求，如果蒋介石先生当年与日本有关满洲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口号，蒋先生会不会被民众的吐沫星子给淹死？ 如果蒋先生因为同志加兄弟的所谓意识形态友谊就将一些土地挥一挥衣袖挥到其他国家去，蒋介石先生会不会被万众声讨为汉奸卖国贼？ 如果蒋介石先生面对同胞受辱被杀只是喊几句妥善处理、妥善解决的口号，蒋先生会不会成为千夫所指的懦夫和民族罪人？ 当年蒋先生因为国力不如人，积极备战，深挖洞、广积粮，才有了黄金十年的发展和日后抗战全面爆发时持久抗日、以空间换时间的基础，却被兵变、被困扰、被攻击为不抗战的投降派，如果搁在今天，蒋介石先生是不是也要伟大光荣正确？ 历史是个婊子，可以随便嫖和调戏。过去人家做是错误甚至罪孽，现在你做就是正确就是英明神武，你说，这社会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小远2011年10月24日星期一 19:32雨 上海理道之理道文化兔，我只是一只有文化的兔子 |
| Posted: 24 Oct 2011 04:27 AM PDT 原始出处：湖南澧县档案馆历史老照片http://daj.lx-gov.cn/news_show.asp?id=570（见倒数第二张） 相关案情介绍：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6002179/ |
| Posted: 24 Oct 2011 03:47 AM PDT
香港沉淪到今天這個地步，還不是因為香港人二十多年來唯一想談的政治議題就是六四。他們對家門外的事太過悲天憫人，以致沒有心思留神自己的家園。每到幾年一屆的特首欽點派對，大家問的還是「你對六四事件有甚麼看法？」當那些特首候選人一如大家所料給出官方答案，大家便眾口一辭口諸筆伐。對其大加鞭撻以後，輿論亦隨即作鳥獸散。 人鬧完了，悲天憫人了，感覺良好了，自己的事卻不見他們如此關心。一如東華水災慈善大匯演、四川地震濃情大匯演，錢捐了就是捐了。錢到了誰的口袋，事情的來龍去脈，根本無關痛癢。上教堂的人也不過是為了內心好一點。談完六四，義憤填膺了，轉個頭便繼續上班上學，黃袍加身繼續上演。 六四的巨靈這二十多年來一直揮之不去。大家念念不忘，談它還多於談自己的事。因為香港人是憐憫自己「血濃於水」的「同胞」的。看見天安門前滿地子彈、鮮血，坦克下的血肉，叫人不禁同聲一哭，與國內同胞相擁跪地。這就是同情，這就是憐憫。當一個小孩割傷了自己的手指，他因此而痛哭，是如此正常。但當旁邊的人見狀，也感同身受，喊了出來，我們會說這是誇張，矯情。當割傷手指成了血腥清場，當兩個人變成了兩地民眾，事情卻變得非常不同。當香港人二十多年來將他們傳統的政治焦點，以及每年的政治祭儀——六四晚會——都放在這件大陸的政治事件時，我們卻視之為悲憫，並且暗暗據之為精神私產，感覺良好。 我們在情緒上是如此懂得與國內「感通」，以至於我們在精神上也接收了八九民運的失敗情緒。我們的民眾意識變得如此哀哉無力，而我們自己卻不以此為異。我們在政治上是如此多愁善感，以至於實務全無。我們高談人家的大是大非，而不講自己何去何從：八九以後的政治前途在兩國的檯底下定好了，香港人不是認命留下就是逃避移民。政制怎麼改，還是不管，總之就是認了命，拼命說服自己無可奈何。憲制之內的公投，他們不投票。憲制之外的衝擊，他們不同情，冷嘲熱諷。司徒華這個狗賊賣掉香港的政治前途，卻無人關顧。他老，他病，即博得港人的同情。六四集會，一貫的感情豐富。十多萬人站在一起，以失敗者自居，以此為榮、以此自慰﹗
林公公可恨麼？可恨。曾蔭權仆街麼？仆街。基金佬可惡麼？可惡。大陸女人擠光床位，可憎乎？可憎。可香港人一點志氣都沒有。滿城的狗賊排著隊，從他們的口袋裡搶利益、拿著數，還是垂著頭，繼續過活。家裡的電視機開得吵鬧，手上拿著的娛樂新聞拿得緊緊的。吃喝玩樂，還是如常。四處的天災人禍，警長趺死、日本海嘯、Steve Jobs死了‥‥‥大家趕著吱吱喳喳，同情好批評好，最後打上一句又一句的RIP——就沒有人追問自己的利益，區議會怎樣運作？功能組別是甚麼？誰管呢。事情的來龍去脈，又何需理會？我們喜歡憐憫人家，憐憫到自己也覺得世界充滿溫情，鎮靜了自己。 中共的媒體統戰術是「喪事喜辦」。明明是自己搞出來的災難，卻去大肆褒揚災難中勇敢的搶救隊、在震區堅持七天的災民，甚至一隻大難不死的牛‥‥‥喪事喜辦了，溫暖了人心，再搞幾場捐款，大家滿意了，是天災還是人禍，也不再是大眾所關心。但香港人更厲害。他們更進一步，拿人家的喪事當自己的喪事。在政治上年年都只有哭喪。甚麼都不做，當政府強姦自己的時候，又不反抗。到事後才施施然去提一個讉責動議。 六四的巨靈是如此詭譎。它是大陸政府所不願談，卻又是香港最深層的維穩機制。說實在的，香港人有甚麼理由去年年高談這件事呢？為甚麼不談當下東非的旱災？為甚麼又不為盧旺達大屠殺、猶太人大屠殺每年都搞個悼念晚會？把司徒華從地獄召回來，他會答：「因為天安門前的是我們血濃於水的同胞，香港也與大陸唇齒相依﹗」他們念茲在茲的還是血統論。為甚麼我們不可以「歧視」大陸人？因為我們同源同種。為甚麼我們可以「歧視」菲傭？因為我們不同源不同種﹗ 好喔，那就拿血統決定一切吧。既然大家都是黃皮膚黑眼睛，又怎麼可以不認祖歸宗，回歸大陸？還搞甚麼假惺惺的一國兩制，三權分立？快點叫大陸直接派員管治，全面審查訊報章、互聯網，三權合作，屈打成招吧。這就是我們血濃於水的政治傳統，搞甚麼民主人權自由？為了祖國大陸，快點將香港向巨龍獻祭吧。 到時香港人不只可以憐憫別人，還有材料可以憐憫自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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