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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February 6, 2012



香港無人駕駛

Posted: 06 Feb 2012 02:55 PM PST

中学间的文化交流:人大附中交响乐团在美演出

Posted: 06 Feb 2012 01:11 PM PST

首席小提琴手王宥人演奏"梁祝"

华盛顿市区有一所著名的乔治城大学,巧的是离这所大学不远有一所著名的学校也是以乔治城为名的,称为"乔治城日间学校"(Georgetown Day School)。乔治城日间学校是一所从学前班直到高中十二年级的私立学校,校区有两个,一个是小学及初中部,另外一个是高中部。乔治城日间学校五年前开始在高中部设立中文教学项目,据该校中文教师张雪莹介绍,随着中文热在美国的不断升温,五年来选读中文的学生越来越多,现在中文教学已经扩大到小学部,从三年级开始学生就可以选修中文,选修中文的学生近百人。

乔治城日间学校与位于北京的人大附中是姐妹学校。人大附中地处海淀区的中关村,有学生4600多人,是教育部直属学校,教学质量很高。两校间每年都有师生交流活动,乔治城日间学校的师生去北京交流时,住在人大附中学生的家中,而人大附中的师生到华盛顿访问时,则住在乔治城日间学校的学生家中。这种近距离交往拉近了两校间的距离,也加深了美中两国中学生间的友谊。

上周五晚上在乔治城日间学校高中部的小剧场,人大附中交响乐团举办了一场精彩的演出,吸引了不少观众,赢得热烈的掌声。人大附中交响乐团在乔治城日间学校的演出,是该团此次赴美系列演出的最后一场。据随团来美的人大附中综合处的谢鸣钟主任介绍,该团此次来美一共演出了六场:在波士顿演出三场,在纽约演出两场,在华盛顿演出一场。其中在纽约的一场演出,是参加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这项活动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中国文化艺术基金会共同举办。据悉中国著名演艺界人士徐沛东、郁均剑、姜昆、戴志诚、陈爱莲、周望、焦金海、王昌元、范上娥等都在这个演出中一展才华。

两位乐团指挥王琳琳、何晓青

据人大附中校长助理水恒涌介绍,人大附中交响乐团有一百多名成员,此次赴美来了八十多位学生,学生年龄从12岁到17岁不等,个个品学兼优。该团音乐总监何晓青也说,许多学生都是通过才艺招生入校的,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来都不会走专业音乐的道路,而是将音乐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通过参加音乐演出来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走全面发展的道路。

人大附中交响乐团在演出之前,还特别安排乐团学生与乔治城日间学校的高中生一起上课,让学生亲身体验美国的教学气氛。高二学生李嘉林在乐团是吹黑管的,他与其他几位同学一起上的是高三数学课,他表示由于还没有学到高三的课程,所以感到美国老师教的内容比较深,他也觉得美国的课堂教学与中国有较大的不同,而参加这样的活动对他来说则颇有收获。

演出结束后两校师生合影

演出前乔治城日间学校校长罗素•萧(Russell Shaw)在学校设宴款待了领团来美的人大附中副校长刘小惠等人。有意思的是,罗素•萧是犹太人,而这一天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期,按理不该在外晚餐,但为了表示重视与人大附中的交往,罗素•萧还是破例主持了晚宴。

人大附中交响乐团曾多次到美国、法国、奥地利、英国以及香港、澳门等地访问演出,2006年获得第三十五届维也纳国际青年音乐节交响乐组的金奖,也多次获得全国中小学文艺汇演的一等奖。在乔治城日间学校的演出,充分显现了该团的实力。在该团客座指挥、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副团长王琳琳、该团音乐总监何晓青的指挥下,演出一开场就紧紧吸引了观众,当乐团演奏意大利作曲家蒙蒂(Vittorio Monti)的小提琴曲查尔达什(Csárdás)时,全场的气氛达到高潮,首席小提琴手王宥人的演技令人印象深刻,曲毕观众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在这场演出中,人大附中交响乐团还演奏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茉莉花"、"太阳出来喜洋洋"等中国乐曲,使观众欣赏了中国音乐的美。演出结束后,乔治城日间学校副校长巴尔(Kevin Barr)高兴地说,感谢人大附中交响乐团的精彩演出,音乐是"天使之音",无论语言是否相通,音乐总是将人们的心连在一起。(文中照片均为Xiao摄)

2012年02月06日 糗事 TOP 10

Posted: 05 Feb 2012 08:00 AM PST

我在手机上设置了一个屏幕碎裂的桌面,拿去和朋友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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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要用我的手机,我递给他的时候故意轻轻的掉在了桌子上,然后他捡起来,傻眼了
屏幕显示的是碎裂的图案,我哈哈大笑,拿过手机将桌面换掉,然后,发现,屏幕还是碎裂的!!!!!!!!


求码

手机  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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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租的MM跟正牌男友吵架把男友赶出家门,带陌生男子回家过夜。----------没曾想正牌男友半夜敲门,MM情急把陌生男子推到我房间,告诉我她跟男友三年的感情快结婚了不想真的分开。。。然后MM男友进房间后陌生男子就跑出去了。现在MM男友在做饭,挨训。。

我要不要告诉正牌男友他已经绿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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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不过三代,因为有败家子;穷不过三代,因为没有钱娶不着媳妇,木有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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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嘎嘎嘎嘎

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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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高中小女纸一枚,晚上跟麻麻睡一张床-----------没有怎么割---------------一段时间夜里睡不着翻手机看糗百,看到动情的会有喜感,一笑身体就跟着颤,忽然有一天早上,麻麻跟我说:悠着点,实在不行就找个男朋友 找个男朋友 朋友 友

麻麻你真的误会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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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不割,和弟弟回老家扫墓,上错坟了

是我带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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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个老师因为一件事把我冤枉了,还骂得挺难听,一气之下买了两大包wsj 把他的自行车包成了木乃伊。现在正在查这件事,我深深感到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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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t求过!这货太有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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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是元宵节,有人发了一个图:碗里面有六个汤圆,分别写着:发财、幸福、成功、如意、健康、快乐。
于是有人就在下面回道:"你发这个图,就是表示:发财、幸福等被盛在一个餐具里,泡了汤吗?"

餐具  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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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成本的挤迫效应

Posted: 06 Feb 2012 08:36 AM PST

五常按:本文是《受价与觅价》第六章《成本定律与觅价行为》的第四节。


上节分析一个生产觅价者可以通过榨取消费者盈余的方法来减低甚至铲除那因为消费者的边际用值高于生产者的边际成本而出现的无效率死三角。觅价者是从消费者的需求那方面找寻有利可图的门径。有前人分析过,但不够全面,变化也不够多。同学们细读上节后可以多想出其他变化。

本节提出前人没有说过的挤迫理论,老人家的发明,是从觅价者的供应那方面铲除那无效率的死三角。即是说,一方面觅价者可从顾客需求那方面出术,另一方面可从自己供应那方面出术,二者只用其一死三角可去,虽然二者合并使用的双管齐下在真实世界常有。

左出术右出术,都是觅价者出的术,消费者岂不是被欺骗了?不是的。在市场,生杀大权永远在消费者之手:不买是市场中最大的权力。生产者要千方百计讨好消费者,不出术不容易生存。尤其是做厂,可以生存的我一律佩服。

我从一个造锦盒的朋友的例子想出一个挤迫理论。先有多年的思维。首先,我历来不清楚传统的公司理论假设资源或生产要素的空置或闲置是什么,又或者这传统暗地里假设满负荷(full capacity),即是没有空置资源。但这满负荷的定义是什么呢?传统没有说,是不知道吧。跟着是我在本章第二节提出的成本定律。有了这定律,我提出的上头成本概念在实际用场上可以操作了。一个晚上,半睡半醒中我把资源空置与成本定律合并起来,翻来覆去,突然想起一九七七年自己发表的关于座位票价的思维,加进去后一个完整的挤迫理论冒出来了。


挤迫理论是座位票价的延伸

回头说那位制造小锦盒的朋友。他制造的锦盒是为印章或花瓶之类用的。造得特别好,所以生意兴隆。应接不暇,他要顾客排队等候。说明是赶急的他可能加点价,但一般而言他要顾客排队。他说加价顾客会流失,当然对,但他认为顾客排队重要。制造商一般如是,希望有顾客排队,所以生意好时一般不加价。

制造锦盒的朋友无疑是个觅价者。解释他希望顾客排队因而不加价,我们要注意他拥有或雇用的生产要素之量怎样算。经济学有两种算法。其一是天然单位(natural unit),即是一平方厂房就是一平方,一个工人就是一个。这是传统的算法。其二是鲁宾逊夫人提出的效率单位(efficiency unit),以同样生产效率算生产要素的单位,很少人用,而在卷四分析件工合约时,我会指出夫人是用错了。这两种算法皆忽略了另一个去处。以传统的天然单位量度生产要素,其量不变,运作的挤迫度增加在某阶段可以增加产量,跟着总产量达到一个顶峯,再挤迫产量会下降,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使然也。我在这里要提出的挤迫理论,可不是边际产量下降那么简单,而是在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空置或闲置的资源或生产要素,传统的分析没有处理好。我因而想到一个生产的老板可以用价格的调校来调控生产的挤迫程度,让顾客施压。这是把我一九七六年发表的关于座位票价的思维与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及成本变化这三者合并的理论了。


边际成本的挤迫效应

上述造锦盒的朋友只有一间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小厂房,挤迫,但还可以增加产量。工具可以用得较为频密;小厂房可以多挤进一两个人;工人可以提升拼搏,密不停手。换言之,挤迫虽然会使边际产出下降,但有一个阶段总产量与总租值会增加。我跑过工厂无数,知道工开三更的其生产要素或资源通常还有某程度的空置,或多或少挤迫可以挤出一点产量增加。不是说产量要增加到最高点,而是老板要争取的是租值升到最高点。后者比前者先到。

再看造锦盒这个简单例子吧。因为不同的盒子变化多,不能以件工算工资。本章第二节说过,时间工资,不是短暂的,容易出现灰色地带。灰色地带愈大,直接成本愈难界定,边际成本曲线愈是画不出来。然而,挤迫出现这灰色地带开始消失!挤迫愈甚,直接成本愈清楚,边际成本于是变得清楚了。这是因为有挤迫容易衡量工人的时间产量。我在第二节提出的成本定律成立:虽然时间是委托之量,有挤迫可以容易地按产量算时间工资。

跟着出现同样重要的观察,是挤迫会导致边际成本上升得快——边际产量下降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边际产量转变之外,一般的情况是挤迫会导致工资在边际上升:赶工及加班等会提升边际工资,或要加点分红或奖金,而在中国,老板提供的膳食会丰富一点。这些增加也是直接成本,促使边际成本上升得更快。然而,因为生产要素在程度上有空置,在一个阶段挤迫导致边际成本的上升会带来上头成本的总租值上升。那是厂房、工具、老板名头等租值。也是直接成本的水、电、材料等的平均成本通常不会变。如果再增加挤迫边际成本的上升使总租值下降,老板不会再提升挤迫——加价为上也。这里要补充:刻意地用挤迫的方法来赚取的最高租值,不会比课本教的工资等于边际产量那种没有交易费用因而没有物资空置带来的租值那么高,但考虑到因为有交易费用而出现的物资空置的问题,在一个阶段挤迫会提升租值。

话得说回来,在资源或生产要素空置的话题上,我不知传统的分析究竟怎样看,也不肯定该分析是否假设没有空置。但我在这里提出的要点是清楚的:满负荷或没有空置的定义,是挤迫程度使总租值达到最高点。换言之,资源的负荷永远有弹性,而满负荷的定义只能从经济收益那方面看。说过了,传统的公司理论(theory of the firm)是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

挤迫程度是选择的结果。造锦盒的老板是个觅价者,知道他订的价可以高一点或低一点,或生产要素可增可减。调校挤迫的方法主要是调校价格。挤迫的程度跟价格的变动反方向走。老板会订哪个价呢?会订与边际成本会合之价!可收之价高于边际成本,没有理由不增加产量,减一点价,顾客施压,挤迫度上升,边际成本上升得快。换言之,挤迫的一个效果,是把边际成本挤到售价或顾客的边际用值那里去。是的,只一种产品挤迫也会挤出这样的效果。价等于边际成本,厂房、工具等的租值会达到最高点,均衡点是边际成本等于价等于顾客的边际用值。租值的边际升幅是零,但在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总租值会比没有挤迫为高。这租值增加是上升得快的边际成本曲线之上与售价之下的另一个三角。无效率的死三角不存在。这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用值等于边际收入的均衡。


有利可图双管齐下

让我们回头看问题。代表供应的边际成本曲线向右上升,代表顾客需求的边际用值曲线向右下降,二线相交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用值的均衡,满足了帕累托。说垄断觅价无效率,不能满足帕累托,是说产量因为边际收入与边际成本的相交点在价或边际用值之下,使边际用值高于边际成本。死三角出现,但这死三角的存在是说消费者与生产者皆有利可图而不图。

上节提到的榨取消费者盈余是生产供应者沿着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出术,可以有几种变化。本节提出的挤迫理论是生产供应者沿着自己的边际成本曲线出术,减一点价会提升挤迫,边际成本上升快得,因为边际产量下降之外其他直接成本(例如加班工资、分红或奖金等)会在边际上升。生产出售者所获的最高租值是把边际成本挤到与价格会合那点去。

沿着消费者的需求曲线榨取盈余或沿着生产者的边际成本曲线提升挤迫,二者只满足其一整个死三角消失。前者卖家的利益较大;后者买家的利益较大。二者的混合使用常见。前者可让消费者保留大部分盈余——要点是在边际上榨取;后者可让员工分享租值。无效率的三角消失会使老板、员工、消费者三方面得益。这分析容许交易或监管费用存在,但通过价格调校的安排这些费用是被压下去了。

以调校价格来调校挤迫度是我一九七七年发表的关于座位票价的思维的延伸。昔日不少行内朋友质疑,今天尽皆喝彩。不知他们对老人家新发明的挤迫理论怎样看。不是挤到无可再挤,也不是挤到产量最高,而是挤到租值最高的边际成本等于售价。一种产品如是,一家机构多种产品会有一种或以上的产品如是。这里的困难,是交易费用的存在往往导致合约的安排锁住了资源或生产要素调动的灵活性,例如签了长期合约,租金与工资不能下调。这样,当生意不景,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空置,产品的售价没有以下调来提升挤迫与租值的空间!我认为这是生意亏蚀需要关门倒闭的一个主要原因。


挤迫调校与工作发放

离开了造锦盒的小老板,跑到较有规模的制造厂去,本节提出的分析依然适用,只是略为复杂。制造厂通常有多种产品,原则上价高于边际成本老板会争取制造,有时见过于挤迫导致边际成本过高,不接单,有时因为有空置或不够挤迫而求客。同样的产品在不同挤迫度之下可有不同的价。有时赶工要立刻砌出生产线,协助舒缓挤迫,员工辛苦,不补贴一点中国的小厂要多买几只鸡做菜了。一厂之内,不同的产品有些租值可观,有些租值是零。说某产品在边际上有零租值是说边际成本等于边际用值,满足了帕累托,而厂商要争取的是边际之内其他产品的租值总和达到最高点。

我也要提出工厂之间互相发放工作的现象。中国的工业以地区集中知名,除了原料及专才因为集中易得之外,互相发放工作对调校挤迫有助,是价格之外的另一种调校,可以减少挤迫度的大幅波动。更要提及的是那些所谓山寨小厂的出现,是跟着大厂搵食的。不是嗟来之食,而是好些琐碎工作大厂不胜其烦,要发给山寨小厂造。这种发放由大厂监管质量,但山寨小厂无疑是协助着大厂的挤迫调校。

引进榨取消费者盈余与挤迫效应,传统的垄断觅价无效率之说是站不住脚的。但我要问的可不是什么好什么不好,也无意改进社会。重要是这里提出的分析可以解释大家观察到的市场现象。这才是经济科学。从有解释力的角度看,边际用值等于价等于边际成本根本不重要,真实世界是否有这种均衡无关宏旨。重要的是这分析提供了一个推理架构,教我们怎样想与怎样观察才对。


(第六章完。本章原本打算推出价格分歧这话题,但细想后认为价格分歧与捆绑销售合并较为合理。这二者是第七章的内容。)

向一位坦克手致敬

Posted: 06 Feb 2012 06:17 AM PST

几十年前,我看到过一个视频。一个瘦弱的、戴眼镜的年轻人提着一个书包,拦在一队坦克车前。坦克车躲避着年轻人,年轻人阻挡着坦克。结果是,年轻人堵住了那队坦克,它们只有掉头而行。

青年时代,以为这位青年很勇敢,以血肉之躯挡住了这队钢铁的庞然大物。此刻,坐在上海一间屋子里,听着外面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忽然想到这个视频,也忽然明白,这位年轻人固然勇敢伟大,敢用血肉之躯去阻挡坦克。那位坦克手可以选择无视他的存在,从他的血肉之躯上碾压过去。但是,坦克手没有这样做。这一刻,我明白,那位我们永远不见其庐山真面目的坦克手的身上,也依然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今夜,我为那些残存的、闪耀的人性光芒,向一位不知姓名的坦克手致敬!

小远2012年2月6日21:34阴  上海理道之理道文化兔,我只是一只有文化的兔子

韩寒十四条

Posted: 06 Feb 2012 10:45 PM PST

  
  本篇,拟针对韩寒,从我个人角度作诠释。
  诠释过程中,拟只讲本人亲历的故事,尽量不摆或少摆道理,无意显摆,也无心冒犯任何方面。
  
  1、2007年底,我自京回沪,临行前向一位长者辞行。长者对我说,你南下后,记得多跟年轻人来往,千万别固步自封。临了沉吟半响后又说:你回沪后如见到韩寒,可帮我致意,这个小青年不可小觑,某种程度上他是自由民主的世俗符号……那天有空,我也想南下去见见他。这已经是5年前的事情了,这位长者现暂住锦州某地。我至今没机会和韩寒谋面,也没能向他转达这位长者的问候。我想这个见面纵使有可能,至少也是8年以后的事情了。
  
  2、2009年9月11日,韩寒的新浪博客率先转载了上海黑车钩子事件里受害者张军的自述。我在爱卡上海社区看到博文链接,没注意是转载,发短信问韩寒是否其本人经历。韩回过来的短信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不是我,是我早就炸楼抢车了!"这条寥寥几字的短信,充满刚烈勇悍之气,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很抱歉我公开了这条私人往来的短信,希望韩寒看到了后不要生气。)
  
  3、在随后的2009年9月11日至11月13日的三个月间,韩寒就张军和孙中界等钩子事件,一连发了四篇博文,分别为《这一定是造谣》、《这个国家将迎来国庆,这个城市将举办世博》、《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一封信》。在这些文章中,一样延续着这种酣畅淋漓的刚烈之气。如在前述第二篇博文里,他写到"我只想告诉大家,以后遇上执法人员的非法执法,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以暴制暴是唯一的方法,比如说,查车不出示证件就往车里伸手的,可以考虑用窗夹住手以后割下来,当然,割下来以后还是要还给人家的,否则你就是偷窃了,如果有不愿意表明身份的人对你的车进行了堵截和对车主企图进行伤害的,则应撞死一个算一个,坚决不下车……只有以暴制暴,对非法执法的人员动用一切法律允许的工具进行自卫和反抗,这个国家才有文明执法的希望"。
  
  4 、大约是在上述事件前后,韩寒对震后北川豪华汽车采购一事进行了连续杯葛,影响极大。上述这些事情,都具备了两个基本传播要素,依托了韩寒的大众明星影响和汽车领域的专业能力。
  
  5、这一年前后,有个胖子频频介入公共事件,风头比韩寒还要健。一次在北方某地碰到有关方面的人,对方说他们也一直在研究韩寒,结论是暂时不会碰他,但要警惕,因为韩寒和胖子之间,"已经只差这么一丁点距离了"。
  
  6、到了2011年的4月17日,胖子已经进去了,网络上流传一篇署名韩寒的博文《再见,艾#未#未》。我发短信给韩寒核实,韩回复不是他写的,是仿的,理由是"虽然和我左小都很关心未未,但发表他的名字要经过审核的,一般发不出去。"——抱歉这里又未经许可公开了韩寒的短信。
  
  7、2010年2月1日,韩寒在厦门参加媒体举行的活动,易中天主持,韩寒发表了简短谈话。我仔细看了现场视频,发现这种貌似有点羞涩和怯场,甚至略带磕巴的言说方式,和他嬉笑怒骂的文字其实很般配,也非常适合传播。我觉得真实的韩寒就该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他也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做大专辩论赛和电视主持人出身的郭宇宽一样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话,我想我一定坚持不下去看完这段视频的。
  
  8、我曾经设想过,或许可以策划一期节目,让韩寒和胖子坐在一起瞎聊,当然,这个会谈最合适的主持人,应该是也一定是柴静。我曾经和他们当中的一位聊过此事,都觉得这个主意应该会很妙。可惜此事后来因故未成,现在当然已经更不可能了。
  
  9、2010年底的乐清案中,韩寒没有急着发言,观察了很久后才写的那篇博文,也基本不算离谱;韩寒貌似也至今没有开微博。对这两个事实,我理解他吸取了七十码事件里急于发言的教训,至少比李承鹏要懂得克制,当然也可能是有高人提醒过他。
  
  10、2011年下半年,云南卫视的朋友想找韩寒做东川泥石流汽车拉力赛的解说技术顾问,让我帮忙联系。我照旧发短信给韩,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才收到回复,说让直接联系他的车队即可。后来一财周刊的一位朋友想找韩寒约稿,我再发短信给他,基本就杳无音信了。总之类似这种业务上的事情联系韩寒,无论是赛车,还是约稿,都很难及时得到他的认真回复。基于此,我完全不相信他有一个像样的经营和包装班底。
  
  11、昨晚,和七位上海老友吃饭,大家的基本共识是:任何人都有理由质韩寒,但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质疑能够说服人。我同意这个看法。
  
  12、这场风波里,不少朋友加入了质疑韩寒的阵营,除了各种"羡慕嫉妒恨"之外,原因也很复杂。以下纯为不负责任的诛心,请勿介意:我的一位女性媒体朋友,主要是因为不喜欢他嬉笑怒骂的文风;我的其他几位日素立场相左的女性朋友也站到了同一阵营,主要是不满他的男权主义;我的两位男性朋友的反韩态度,主要是被韩粉恶骂反弹所致;我的另外一位朋友,跟两边都直接打过交道的"骑墙道人",坚决不愿意得罪任何一方,于是最后就索性在墙头上买了个一室户,住在那了。
  
  13、这场风波里,韩寒开始选择反唇相讥,然后是悬赏,最后是怒而兴讼。这完全符合我对他的观察结果:刚烈、骄傲、独立,最后所有的一切都指向认死理,认死理的结果就是找地方打官司讲理。不幸的是,打官司又注定是没结果的。起诉未必立案,立案未必胜诉,胜诉未必执行,即便执行了,你又能怎么样呢?别忘了,肖传国就是胜诉了又执行了后还是拿起锤子的。
  
  14、最后,用几天前的一条旧微博结束这篇博文:韩寒有诸多毛病,比如男权,比如轻佻,比如骄傲,但有这些毛病的人比比皆是,我某些毛病恐怕比他严重得多;韩寒有诸多优点,比如独立,鲜见迎合任何势力。比如表达的天才,鲜见滥用这种天才。环顾当下,有这些优点的人凤毛麟角。我从未见过他,内心深处以他为友,视他如弟,愿他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境内藏人自焚20人,纽约时报报道19人的理由

Posted: 06 Feb 2012 07:08 AM PST



昨天(2月5日)中午,我接受了纽约时报的电话采访,是关于2月4日在西藏东部色达(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发生的3位藏人自焚事件。我并且强调了,迄今,自焚的境内藏人已达20人!

我也告诉记者的翻译,我在博客上记录了这最新的消息

但看到 纽约时报的报道 时,我发现,关于自焚的境内藏人,纽约时报写的却是19人,而不是20人!也即是说,依然忽略了2009年的第一起自焚!依然是从去年境内藏人的自焚算起,可这是为什么呢?!

我向记者翻译询问了原因。回复说:"编辑们讨论了很久是写'2009年以来20起'还是写'近一年来19起',最后认为后者更能表达出事态的严重,是编辑们投票的结果。"

虽然新闻报道是要突出事态严重性,但我还是认为,不应该忽略2009年发生在境内藏地的第一起自焚。其实报道中如果多写一句话,介绍境内藏人的第一起自焚发生于2009年,那么富含的意义会更多。要知道,2009年的第一起自焚其实意义很重要,在境内藏人的系列自焚中是开端,是率先。

另外,如果只从2011年说起,可能会有歧义出现,比如已经有评论认为藏人自焚是受了引发中东"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小贩自焚(时为2010年12月17日)的影响,显然并非如此。当然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并没有如是说。


在以身自焚这么大的生命事件面前,是20人就是20人,多一人少一人都不应该。独裁者斯大林说过一句冷冰冰的话:"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而一百万人的死亡只是一个数字。"对于我们来说,20位自焚的境内藏人不是可以减少的数字,而是一个一个、直至二十个原本活生生的生命。

值得一提的是,纽约时报方面在知道我的意见之后,显然是重视的。很快我得到翻译的回复:"已经按照你的意见修改了。请在晚上七点以后再看一下网站的报道。"据说要在这句话——"过去一年中藏人自焚总数增加到19起"——后面,将2009年的第一起自焚补充进去。如果是这样,不失为负责任的态度,应当致谢。

不过,直到此刻,我在纽约时报的网站上还没有看到修改,也许会再晚些时候吧。。。


以下为纽约时报的原文:

3 Tibetan Herders Self-Immolate in Anti-Chinese Protest

By SHARON LaFRANIERE
Published: February 5, 2012

BEIJING — In a fresh illustration of growing turmoil among ethnic Tibetans in Sichuan Province, three livestock herders have set themselves on fire to protest what they saw as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repression at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ccording to a Tibetan rights group and an ethnic Tibetan living in Beijing.

The latest cases bring the total self-immolations by ethnic Tibetans over the past year to 19. They were also apparently the first by lay people, rather than current or former members of the clergy, suggesting that self-immolation may be gaining popularity as a form of dissent. The self-immolations took place Friday in a remote village in Seda County, once a center of Buddhist teaching, but reports did not surface until the weekend because the government had cut off Internet and telephone connections to the area, said Tsering Woeser, a Tibetan poet in Beijing.

She said that one of the three men had died and that the two others, believed to be about 30 and 60 years old, were severely injur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ealed off a number of counties in the region and intensified security in an attempt to curtail the largest outbreak of unrest among ethnic Tibetans since the 2008 riots in Tibet's capital, Lhasa, and elsewhere.

Protests in late January turned deadly in Seda, which is on the border of Gansu Province, and in Luhuo County, known in Tibetan as Draggo, about 80 miles, to the south.

Human rights groups that track the repression of Tibetans have given varying accounts of the number of protesters who died in clashes with the police last month. Some say that two people were killed when the police fired into crowds; other estimates ranged as high as 11, with dozens wounde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blaming Tibetan separatists for inciting the violence, assert that security officers fired in self-defense, killing two rioters, after mobs stormed police stations and smashed store windows.

Two dozen police officers and firefighters were wounded while trying to subdue the disturbances, the state-run media reported.

The latest reports suggest that self-immolation as a form of protest is spreading beyond the Tibetan clergy, Robert Barnett, director of the Modern Tibetan Studies Program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said by telephone. Until Friday, the 16 self-immolations from the past year had involved monks, nuns or former clergy members, he said.

Judging by the names given for the two injured men, Tsaptai Tsering, and Kyarel, Mr. Barnett said, the latest protesters appeared to be lay people. Ms. Woeser, the poet, said that the three had herded sheep and cows and were not members of the clergy. Unlike the others, they lived far from the larger towns and monasteries where past protests had occurred, according to media reports.

"There is a lot of frustration in the Tibetan areas," Mr. Barnett said. "People are saying they aren't being listened to; the government didn't respond constructively to the protests in 2008 and didn't respond constructively to the whole year we've seen of self-immolations."

In Sichuan Province in particular, he said, the authorities have blocked off monasteries and adopted other aggressive measures that have raised tensions.

Michael Wines contributed reporting and Mia Li contributed research.

中文译文:三位藏人牧民以自焚向中国抗议
(译者:卜花儿 @ Buxoro

北京 - 一西藏人权组织与一位住在北京的藏人指出, 四川藏区又有三位牧民自焚,以抗议中国当局对其政治宗教的压迫,这是当地藏人动荡不安愈演愈烈的最新例证。

最近的案例使过去一年中藏人自焚总数增加到19起。这也似是首次非僧侣人士自焚的案例,表明自焚作为异议形式越加普遍。这几起自焚事件上星期五在也是佛教教学中心的色达县的偏远村庄发生,在北京的藏人诗人茨仁唯色说,由于政府切断了当地的互联网与电话联系,直到周末才有消息传出。

她说,三名男子中已有一人死亡,另外两人,年龄约为30岁和60岁,则受伤严重。

中国政府已经封锁了该地区的几个县份,并加强了安全措施,试图阻止自2008年在西藏首府拉萨及其它地区的骚动以来在藏人中发生的最大动乱。

一月下旬在与甘肃接壤的色达以及在南面约130公里的炉霍(藏人称章戈)发生的抗议中均有人死亡。

在上月发生的示威中,对在与警方冲突中死亡的人数,关注藏人的人权组织给出了不同的数字。有的说,当警察向人群开枪后,有两人身亡。其他估计不等,最高达11人死亡,并有数十人受伤。

中国当局则谴责"藏独"分子煽动暴力,并称公安人员是在暴民冲进警察局,砸碎商店窗户之后,为了自卫开枪,并打死两名暴徒。

官方媒体报道在平息骚乱过程中,有二十多名警察与消防队员受伤。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计划主任罗伯特·巴尼特在电话采访中说,最新报告显示,自焚作为一种抗议形式,已经不仅限于僧侣。他说,直到星期五,过去一年中发生的16起自焚事件仅限于僧人,尼姑或还俗的僧尼。

巴内特先生说,从两名受伤者擦才次仁、嘉日的名字来看,最新的抗议者似乎是俗人。 诗人唯色女士说,这三位都是牧民,而不是僧人。根据媒体报道,与其他自焚者不同,他们住的地方远离大城镇以及发生过抗议活动的寺庙。

巴内特先生说,"藏区中有极大的不满情绪,那里的人说他们的话没人听。政府对2008年的抗议没有建设性的回应,也对一年之内所见的自焚没有建设性的回应。"

他说,特别是在四川省,当局封锁寺院,并采取其他过激措施,使局势更加紧张。

家藏万卷有屁用

Posted: 06 Feb 2012 02:43 AM PST

【旧文】家藏万卷有屁用
 赵 牧
   有个小学生拥有万册藏书,因而成为电视中的新闻人物。
    这新闻让我想起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所述:"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成语"汗牛充栋"即源于此,指的就是书多。
    陆文通何许人也?查而不得其详。情形类似的还有惠施,年代更早了。
      《庄子·天下》中有"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之句,后人用"学富五车"形容知识渊博。
    庄子在中国影响大极,惠施之名数见《庄子》,其名气也就比陆文通大。但《庄子》读过数遍,总觉得书中的人物包括惠施之流,不过是庄子为了便于表述而设的跑龙套角色。
   字面上"学富五车"当然比"汗牛充栋"强,前者指知识已装到肚里;后者却说的是出门拉着一车车书,连牛马累得都冒大汗,住下来书则能摆满一屋子的事实,至于那些书是否消化了不得知。
     当然我还不至于把墓表褒奖之意弄拧。"嗜书"历来是传统的美德。其反面则可举"宝马轻裘"的招摇过市。
   但想想为古人称道的"汗牛"情景也很可笑。假设今天有人无论到哪里都蹬着装满书的三轮或驾着满载书籍的汽车,人们会怎样想?一定是神经病(迁居除外)。
   与"汗牛"相比"充栋"就正常多了,今日有"一墙书"(书柜占了一面墙)的相当普遍,也没哪户人家因书籍满屋轰动。车载书籍在大街上招摇与置于家中自我陶醉是有区别的。由是推论,那个小女孩成为新闻人物,原因不在书,而在于她是个孩子。
    比起"文革"中无书可读,这女孩当然是幸运的。幸运的不只是这孩子。如今书摊生意火爆,中国最大的北京图书馆却门可罗雀,与这怪现状相关的因素恐怕就有许多"一墙书"或"一房书"存在的事实。这是出版业繁荣的证明,对文化传播大大有利。古代惠施、陆文通因为书多成名还有点道理——那时书太难得,今天有人也因此出名,就不免对藏书意义生疑。
   "文革"后,笔者也曾勒紧裤带疯买过一阵书。现在虽然还看点书,却几乎不买了。书价腾踊,蜗居促狭之外,还有个原因是觉得拥有多少书这想法已无多大意思。有又如何?没有又怎样?
    谈论书籍者喜用"藏"字。其实,若观古代藏书实情,今天嗜书者绝少当得起"藏"字。善本、孤本、珍本、秘笈可以不提,就算今天冒出一本禁书,没准明天哪个地下印刷厂就印上几十万册,全无"珍贵"可言,"藏"虽然还是要藏的,却非古义之"藏"。
    清有学者叶德辉嗜书如命,于家门上大书"书与老婆概不外借",很有点"书关生死荣誉"的味道。但视今日书摊的火爆,众多"一墙书"乃至都市生活中的人们日益朝老死不相往来方向发展的趋势,如此这般难舍的旧梦大概已无从寻觅。真要有人三天两头来借书倒可能成了新闻。
    与书有关而出名的另有一种极端情形,就是读书人没有书。前几天看到一篇谈钱钟书的文章,作者非常惊讶钱钟书的家中居然没什么书。不知钱老先生家中书少的原因,但书少不等于看得少,这个道理也是显而易见的,古今也不乏其例,司马迁、马克思便是。
    想想也滑稽,刘汉的"皇家图书馆"提供方便,让司马迁写出一部《史记》,刘邦的无赖相在书中毕露无遗;大英帝国的图书馆则让老马在里面不但从容收集了有关资本的"黑材料",一篇《经济学-哲学手稿》直至今天还搞得许多人假马克思主义者如芒刺在背。
     关于书,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当年李四光曾劝鲁迅多读点书,少树敌,多做学问,鲁迅复信说,相信自己读的书并不比对方少。
    钱钟书先生晚年说话比鲁迅温和多了。那篇谈钱的文章说,钱钟书论人有"三限"——上限:"他通";中限:"这人还念书";下限:"这人不通。"这篇谈钱文说得很中肯,比如关于这"三限",他就解释说,天下不读书、读书少的人,正多且健壮,没有人会因钱先生手里拿着三把尺就"无颜见爹娘"。当然前提是,不是学者就别冒充假学者。
    不知中国有多少心怀"达则兼济天下"的假学者,"与S教授一席谈"这类幼儿园的把戏不提,总之是有的。鲁迅不知算不算学者,不算也没关系,中国宁可缺少一些学者,但不能少了一个"骂家"的鲁迅。
   话扯远了,还是回头说书。前几天又看到一幅炒冷饭的漫画,一暴发户坐在比人还高的一堆纸币上说:"我穷得只剩下钱了"。他对面有一位读书人坐在比人高的书堆上叹气:"我穷得只剩下书了。"
   看到这幅漫画,便想到现实中的旧书收购店和妄想中的"旧币收购店"。若漫画成立,应倡议搞个"旧币旧书互济会"。"学富五车""汗牛充栋"的无聊由此可见一斑。
     说起这类无聊又悠久了,官场的如乾隆时才子纪昀为权贵和坤题匾,大书"竹苞"二字。和坤满心欢喜高悬之。乾隆见之哈哈大笑。和坤方知"竹苞"就是个个草包也。和坤恨透了纪昀,最后也用文字游戏把他弄死了。文人玩文字游戏最后把自己也"玩"进去,史不绝书。仅凭经验,古人就不会相信"知识就是力量"。
   与"笑骂任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相对,民间有"说了也白说,不说白不说"。还有"人多病少财富"这类穷秀才戏弄土老财的玩艺,可以读成"人多,病少,财富";也可读成"人多病,少财富"。文字到了这地步,便成穷开心的玩物。
    穷而后酸固然不稀奇,升官即风雅也比比皆是。草包和坤便官至文华殿大学士、一等公。若当时有电视,和坤接受采访上镜,身后背景绝对也会"汗牛充栋",如此书籍自然更是玩物。
   正反都是玩物,"文化"的命可想而知。这些年"文化"无处不在,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钱钟书曾引用戈培尔的话对令人厌烦的"文化"调侃了一把——"谁要和我谈文化,我就拨出手枪来。"
     虽然今天的文化已到了"后之后时代",但也不是一无是处,若说点实在的好感,就是现在无论怎么玩文学、玩文化,把脑袋玩掉的危险大概不会有了。又扯远了,还是回头说书。"书是人类的朋友,爱书吧!"好像是高尔基说的。但今天听起来,这话更象书商的口气。
     前几天有人指着一本书(余秋雨的一本书)问我,知道此书吗?我说不知。他说,现在盛传家中若没这本书就不能算"文化人"。
   我脱口一句:屁话!

     家中"藏"了某本书便能成文化人?读过老庄,便成老庄?读过马克思便成马克思?屁话。"文化"搞到这个地步,"文化人"也很难正常。至于"文化人"既然已经落到大叹"穷得只剩下书了"时,这"文化人"还是不当为好,那书也用不着再藏、再看,天底下没有"旧币收购店",旧书收购店肯定是有的。
    说来也邪,中国历代不乏"半部论语治天下"信念的人,每每忍不住鼓噪"一卷在手"无往不胜。接着还要衍生出另一行当,好花需要绿叶扶,好书需要大量"辅助读物"。这样便要要给天下书拉单子,排座次。
      从前哪本书生,哪本书死,非"御览"不能定。但那皇帝连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都不能遍御,何能御遍天下书?
      皇帝不行,翰林大学士就行?所以这"库"那"库"中塞进许多翰林大学士个人的偏好也是必然。
      好在今人读书的条件比古人强得多了。如有心人估算的,春秋时代的书是"竹书",字烙在竹简上,个头很大,"五(牛)车书"听起来骇人,撑死了恐怕不过数十万或百万字。就狭义的知识而言,惠施不会比今天一个中学生懂的更多。
    当然,现在"孔夫子搬家尽是书"也还是相当累的,由是又想到电脑发明,真是人类最了不起的进步。历史上"汉牛充栋"的图书几张光盘便解决了。有朝一日想读书的人都能享受"高速信息公路"的阅读之利,这"汗牛之苦"解决了不说,无数森林也会幸免于难。还有个好处就是大家到那时都无书可"藏",便再也不会有人拿一房书来装神弄鬼。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载于安徽《语丝》杂志

2012年2月6日:回應港大八一八事件檢討報告聲明

Posted: 06 Feb 2012 05:10 AM PST

還師生一個公道 還公眾一個真相
要求港大校方及立法會追究香港警察校園暴力對待示威學生
回應港大八一八事件檢討報告聲明

香港大學八一八事件檢討小組(下稱檢討小組)於日前公布檢討報告,報告內容就活動安排、保安安排、危機處理和管理三方面作檢討及建議。港大百周年關注行動對該檢討報告內容回應如下:

港大追究香港警察有責

檢討報告清楚指出香港警察在事前未有向港大校方交代行動規模及範圍的情況下,於八一八當天在港大校園內派駐大量警力,更對學生使用了不必要和不合理的武力,港大校方亦對此表示遺憾。我們認為,港大校方絕對有責任向香港警察作出追究,還遭受武力對待的同學一個公道,並確保日後絕不會有同類事情在校園內發生。

至於檢討報告提出,港大校方日後涉及警方保安安排校方應遵從之核心價值及原則[1],我們認為這些核心價值及原則應同樣套用在警方身上,港大校方應與香港警方共同約法,要求警方尊重校園自主權。

立法會應運用特權法跟進調查

檢討報告指出,檢討小組未能從香港警方身上獲得後樓梯事件的經過和細節,以致未能對事件作出具體結論。我們質疑警方不派出當日執行行動的警員作供,是沒有誠意協助檢討小組就事件作出調查,我們強烈要求立法會運用特權法調查事件,逼令警方對公眾交代事件真相。

我們曾於2011年9月12日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遞交〈香港大學百周年慶典「保安安排」港大百周年關注行動意見書〉,詳列各項疑點,港大校方是次作的檢討亦非調查,未能釋除所有疑點,我們再次促請立法會進行調查。

涉事港大職員應向師生公眾道歉

檢討報告點名指出徐立之校長及教務長韋永庚應就事件負責,但檢討報告內容反映另有幾名港大職員(包括發展及校友事務部總監徐詠璇、港大深圳項目辦公室總監倪啟瑞等)明顯直接涉及百周年慶典安排的決策,卻未有被指名負責,各涉事職員當中,亦只有徐立之校長一人曾公開道歉。我們認為,涉事職員應就錯誤決策承擔責任,向港大師生及公眾公開道歉。

港大百周年關注行動
二零一二年二月六日

[1] 1. 港大是開放的校園;2. 任何校園保安安排,應當對大學正常活動的干擾減至最低;3. 應充份尊重港大的言論開放、自由和多元的優良傳統;4. 大學應讓校園內的和平集會和示威活動得以順利進行,並應確保示威者可以被有關貴賓看到和聽到示威者的聲音;5. 大學不應容忍在沒有任何破壞安稱或其他非法活動的情況下,不必要地使用武力和限制人身自由;6. 在校園內發生任何不愉快事件,都應先交由大學保安人員處理

我向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

Posted: 06 Feb 2012 04:50 AM PST

如果你不想被代表,就说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近年来的表现,在我看来,就是一群没有尊严的太监,除了捏着尖细嗓子喊几嗓子抗议,连个响屁也很少放过——臭屁倒放了不少。

在回答有关记者"中国民众普遍认为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反对西方介入叙利亚内政,武力推翻叙政府,你如何看待中国民意的这种态度?"的提问时,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的答复是:"中国政府在涉叙利亚问题上始终秉持公正,把维护叙利亚的根本利益、中东的和平稳定、《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有关国际关系准则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立场得到国内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对于刘为民的答复,我想说的是,对于中国政府跟俄罗斯政府一道否决联合国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我谨以我个人的立场表示反对。我既不理解,也不支持中国政府这种公然维护专制政权不顾民众流血死难的行为。我谨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叙利亚民众致歉:"叙利亚人民,对不起!"

姚小远2012年2月6日20:46 雨   于上海

为什么中国大陆PK不过美国?

Posted: 06 Feb 2012 04:02 AM PST

最近,中国社科院发布第一部《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No.1》,指出藉助现代资讯技术条件,腐败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如腐败从个体向集团化蔓延;手段从显性向隐性扩展,迂回敛财、花样翻新;非法所得从短期向长期演变,既贪图消费享乐,又追逐资本占有;腐败范围还出现跨国境"外向型"腐败。"报告"指出,在众多腐败形式中,"小金库"成为铺张浪费、奢靡享受、违法乱纪的重要资金来源。截至20118月底,全中国共发现"小金库"58,225个,涉及金额266.54亿元(42亿美元)。据不完全统计,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纠正违规资金118.54亿元(18.7亿美元)。社会科学院2011年发表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就 ……

……

爱睡懒觉不是你的错

Posted: 06 Feb 2012 06:05 PM PST

 

文_ 胡雯雯

为什么有些人怎么都睡不够,而有些人只要躺上四五个小时就生龙活虎呢?我们习惯把第一种人跟"懒"挂上勾,但科学家们发现,这可能全怪他们的基因。

2011年底,一群德国研究者在《分子精神医学(Molecular Psychiatry)》杂志上发表文章。他们研究了4251个不同种族的欧洲人的基因和睡眠习惯,发现一个人所需睡眠时间的长短,就跟这个人的高矮胖瘦一样,很可能是一出生就被基因编好程了。

这个发现很有趣:睡眠时间的长短,跟一种名为ABCC9的基因关联密切。如果研究对象可以想睡多久就睡多久的话,体内含两组相同版本ABCC9基因的人,要比含有两组不同版本ABCC9基因的人平均少睡6%的时间,也就是半小时。

负责这项研究的,是慕尼黑大学时间生物学中心的博士后卡尔拉·阿里布兰。据他介绍,ABCC9 基因的主要工作是为SUR2蛋白质编码。更关键的是,SUR2蛋白质在糖尿病和心脏病发病机理上也发挥着作用。而根据以往的经验,睡眠问题会跟许多生理因素关联。一个人睡得越少,就越容易患上心脏病和糖尿病。ABCC9 基因和SUR2蛋白质的发现,为解释睡眠长短跟新陈代谢综合征之间的关系找到了出路。

其实早在几年前,另一些基因就跟睡眠长短扯上过关系,但它们只存在于某些家族的基因里。

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报道,年近半百的美国居民苏珊·麦德布鲁克患有一种被称为"家族性睡眠状态提前综合征"FASPS(familial advanced sleep phase syndrome)的疾病。她每天下午5点半至7点半会昏昏欲睡,必须上床睡觉,然后会在第2天凌晨一点半到三点钟之间起床,非常清醒。她的母亲。两个姐姐和女儿也同样有这种怪癖。

美国加州大学的神经学专家傅嫈惠和同事专门研究了她们的案例。对麦德布鲁克母女进行基因测试后发现,她们体内一种名为Per2的基因发生了变异,而这种变异在其他睡眠正常的家庭成员中是找不到的。

研究结果公布后,无数人打来电话,声称自己也患上了这种病。负责筛选案例的克里斯托弗·琼斯博士,是犹他大学的神经学家和睡眠科学家。"我们向潜在的研究对象发放了多份调查问卷,并进行了很长的电话采访。随后再给通过初步甄选的人戴上监视器,跟踪他们在家中的睡眠模式。"

他们识别出的睡眠失调者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习惯性失眠的人,睡眠时间很短,但精神状态很不稳定,疲惫易怒;另一种是天生"短睡者",他们既是夜猫子又是早起鸟,通常午夜过后才睡觉,几个钟头之后又起床干活,无须靠咖啡因或打盹就能度过整整一天。

在琼斯看来,大部分来电的人都属于前者,当他们有机会放松的时候,往往会睡上更长时间。真正只需四五小时睡眠就能维持清醒的人,只占1%-3%。这些人分享着一些有趣的共同特征:情绪高昂乐观,新陈代谢较快,比较瘦(而通常睡眠不调会导致肥胖)。对于生理疼痛和心理挫折,他们也有更高的耐受性,面对难关越战越勇。

有些短睡者的睡眠模式从孩子时就定型了,比如两岁时就开始不用睡午觉。

最终,傅嫈惠和同事们收集了60个家族的DNA资料。经过研究,他们发现了另一个突变基因DEC2,这个基因跟睡眠的时间长短关系更大。"这个基因编写的蛋白质可以抑制其他基因产生作用,包括一些控制生物钟的基因。但这种基因突变只在一对母女身上产生。她们只睡六个半小时,而其他家族成员都要睡上八小时。"

为了证实这个发现,傅嫈惠和同事们让小白鼠进行了同样的基因突变,结果小白鼠比其他同类少睡了一小时。当基因突变降临到果蝇身上时,这只昆虫比同类少睡了两小时。

"控制着人体生物钟的是十多个紧紧缠绕在一起的基因,而生物钟又控制着身体和行为周期的某种变化,其中包括心率、血压以及免疫系统的变化。我们正在做进一步的研究。如果对控制睡眠长短的基因有了足够认识,也许就能开发在无损健康的同时减少睡眠的新药,给人们每天增加几个小时的清醒时间了。"傅嫈惠说。

【转】关于“知道分子”的一组文章

Posted: 06 Feb 2012 02:29 AM PST

关于"知道分子"的一组文章

 

一个知道分子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
2002年03月21日13:44:02 <新周刊> 
  文/赝居
   除了大学校园、科研机构、传媒工作区,中国尚无商业上成熟实施到位的知识分子社区。所以,那些住着单位宿舍之外商品房的知道分子们在人居混杂的社区里并不鹤立鸡群。
  中国的知道分子的生活作息一般是有规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早睡早起,恰恰相反,夜晚是他们的黄金时间,有的是治学,有的是写作,有的是讲课,有的是参加打着各种人文名义的聚会,有的是在电视上做嘉宾主持人发言。熬夜和加班对知道分子们来说是平常至极的事,以致"英年早逝"这个词一度在知道分子中间的使用频率极高,但今天的知道分子们远比从前的知识分子更注重生活和生命质量了。
  他们的脑力工作性质对身体状况的要求较低于体力劳动者,这使他们大多疏于运动。更多的时间,他们用于读书、做学问、写作、出书、演讲、研究课题出外考察、小圈子聚会、参加学术会议、与传媒打交道,等等。
  其实也有很多种例外,比如说有的知道分子还会担任校办企业的负责人、自己兼开公司或工作室、炒股炒楼炒外汇、迷于上网和在网上神游和开专栏、搞婚外情、对自己外行的领域急于发表看法——在这些方面知道分子们与常人并无不同。
书房
  知道分子最引以为豪和自我看重的家居重镇是书房。古今的藏书,中外的版本,多年的收藏品,顶着天花板的遮墙书架,以及陈列在上面的自己的著作,吸引着知道分子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在这里结束,反复玩味与流连。照王朔"第一个人说的,叫'知识分子'"的说法,这里的经典名著越多,越证明着主人是不折不扣的知道分子。以往,知识分子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但今天的知道分子即使人人有一个书房,心却难免在市场上荡漾。

基金
  有研究课题才有课题基金,才有学术成果,才有评更高职称的本钱。知道分子们研究的东西往往不是公众和传媒所能了解与感兴趣的,但为学术而学术本身对知道分子们来说也算是一种专业精神。漫长的课题研究时间分解到每一天,而一天之中所做的事却往往与研究课题无关,因为验收方需要的只是课题论文,而不在乎课题的实际功用和影响力。

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是知道分子们所热衷的,被邀请参加专业学术会议,至少是行业认可的标志,况且可以与同行切磋,把握专业最新动态和研究成果,以确定自己的位置和研究方向。学术会议都在风景名胜附近开,因为组织者的有利可图和参加者的公费报销,学术会议渐渐多了起来,成为了知道分子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他们到别的城市观光的大好机会。

同行
  知道分子其实是属于各自小圈子的,像一度成为显学的"红学"和鲁郭茅巴老曹,以及钱钟书和张爱玲,一个小圈内有一拨知道分子,因此知道分子们的同行其实并不多,互相知道,大家比论文数量,比观点新颖,比材料独家,为了争茅盾研究第一把第二把第三把权威的交椅争得头破血流,对同行的论文和论著积极以"商榷"的名义进行批评,对知道分子来说,这是一场捍卫荣誉之战,每天都在关注。

论文
  注重文章的发表率与注重深度学术性,是知道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为文之道的最大区别,尽管学术论文的规范写法是言必称出处,但知道分子们越来越轻视这一点,甚至到了"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的地步,引用的典故有时也费神查证,拿来就用。更有甚者剽窃老外和同行,而且还敢拿出来发表。但不写论文又不行,因此,写论文成了知道分子的必修课,每天的阅读与研究几乎都是为此进行的。

职称
  知道分子看中的肥肉是什么?钱?不对,是职称?也不对,一个称得上知道分子的人,职称早已不在话下,他们看中的是头衔。有了各种头衔就相当于有了一切。按照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教育投入,知道分子的每种职称都对应着一种待遇,包括住房面积的大小、课题基金的多少、带研究生的机会和出国的机会、在同事间的地位和在同行中的地位、小车的配备和福利的分配。知道分子的名片上往往密密麻麻不厌其烦地注明自己的职称和加入机构的名称,有的更括号说明相当于什么级别,在每天的交际场合向人派发。

出书
  知道分子不写、不屑于写畅销书,认为浅薄、媚俗、层次低。但知道分子羡慕畅销书出书的容易和利润。其实知道分子出的书常常很畅销,他们不像老派知识分子一写东西就太专业,外行不爱看,内行觉得在翻旧账。知道分子一般不屑于免费出书的指标,拿稿费补贴书号。知识分子的书不太好卖,书出了,领回来一小半,写上某某兄雅正,寄给别的知识分子,以示著作告成,也为评职称垫定了本钱。但知道分子从不为小圈子或许职称出书,他们有更大的抱负:为市场写书!他们从来不用跟出版社小编辑直接打交道,各类书商围着他们转。因为要在不同领域多向出击,所以忙不过来的他们最常见的写书方式是"对话"或者主编。

电视台
  知道分子愿意"甘坐十年板凳冷"吗?不,在电视台记者和主持人面前,他们侃侃而谈,仿佛他们所有的研究与专业知识都是为了帮公众分析时事准备的。这是知道分子打的小算盘,多增加曝光率虽不能裨益学术,但对成为明星学者还是有好处的。因此,各大电视台的深度新闻或文化节目背后,都有了由各行各业的知道分子们组成的智囊团。他们策划东方时空、美术星空,不一而足。

电话采访
  知道分子渐渐有了知名度,跨地域的传媒也渐渐时常光顾他们,于是知道分子们又熟悉了电话采访这种形式。知道分子口述,记者笔录,整理成文,再回传修改,真是出口成章,方便快捷啊!有了传媒讨教的低姿态,知道分子们的胆开始壮了起来,胆最大的那个敢在适当时间就任何题材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所以知道分子们乐于公布办公电话和住宅电话,最多占用晚上看电视的时间接受电话采访。

私家车
  大学校园教工宿舍区停满了私家车,这是知道分子们的财产。他们是靠大脑吃饭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古诗背了几麻袋,洋书译了好几本,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怎么会落伍于商人?知道分子的体制优势和脑力优势一结合,"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句话立马作废。当然,他们也不能免俗地会比较各自的坐驾档次高低,以判断另一个知道分子"混"得怎么样了。

纸媒体
  传统的知识分子是不屑在大众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但知道分子们不同,他们聪明地知道这是带来高稿费和高知名度的捷径。他们选择开一个千字的文化随笔专栏,把思想和见闻零卖;或者,他们干脆立一个中国李普曼式的目标,对国际时事指手画脚。如果他们旅游,他们绝不会放过把旅游见闻拿来连载的机会。以前贾平凹说三天不读书不可,三月不看报刊可,但今天的知道分子天天都会留心报刊的,这有利于巩固知道分子的常识边疆。

出国
  知道分子憧憬着公派出国留学和当国外访问学者的机会,这种机会总是有的,虽然紧缺。实在没机会的话,就去参加有奖竞猜电视节目,知道分子出国的可能性也比常人大一些。我能理解知道分子们想出国给自己镀金,却不理解他们回国后总不忘在报纸上发表国外游记见闻,也许他们对后者更用心。知道分子们盼着出国的这一天。

上网
  知道分子永远与时尚为伍,永不落伍,比如他们同样热衷于上网,还会整合自己所知道的资源建立各种网站,电影、电视、美术、戏剧、文学、学术及学术打假、企业文化、女性、时装、摄影……他们什么都能挨边。伊妹儿和QQ也成了知道分子的每日通讯工具,但他们不迷恋聊天这种小儿科,他们疯狂地打捞资讯、找资料,看常人看不懂的外语网站,以及同行在干些什么。

收入
  老老实实吃工资,这不是知道分子的风格。财源少的还有稿费,财源多的则五花八门,集理财专家与商人于一身,既会与普罗大众一样往股市、国债、外汇市场投资,更会把眼光瞄准有科技含量的实业、古董钱币收藏等智力门槛较高的利润回报丰厚的市场。还有一类知道分子顶着专家的江湖名声,在全国各省市走穴开讲,讲风险投资、讲WTO与中国、讲传媒业的勃兴、讲股市秘诀,算是一门短平快型的高收入财源。可以说,知道分子真正做到了一手抓物质,一手抓精神,一天中为了增收的忙碌与为了治学的忙碌相比,前者花费了更多时间。

娱乐
  知道分子的娱乐方式比较静态,听音响,放马勒和老柴,分辨不同版本;看电视,新闻联播,时政与专题节目;志同道合者的聚会,谈艺术谈人生,清茶或浓酒;旅游,多数是出差的名义;他们热爱夜生活。

社交
  圈子化特征明显。当然,尊重专家意见的政府官员,能帮他们传播观点的媒体记者,国外学术界的一代宗师或名校名教授,出版社的编辑,也是知道分子们乐于结交的。他们保持着斯文和礼貌的有距离的社交方式,对于寻找知音和同道并不存太大期望。

家庭
  看重家庭,却没时间顾家,向往事业的成功和成就感;爱家人,却不多共同语言,知识的优越感高高在上。如果经常出差或赴饭局,知道分子基本不在家。但知道分子的家庭相对稳定,因为他们虽然经常想法太多,乐于尝新,但在对待家庭问题上均是保守主义者。他们确信,经常不在家比整天守在家里对保持家庭稳定更有好处,因为两者之间的利益前提不一样了。

辩论
  学术批评是知道分子的强项,无论是发自内心,还是怀有偏见,或是沾染了人情味与金钱味,知道分子对于批评比原创更热衷更有想法。一天之中上网之时,如果发现意见相左的帖子,他们会换上马甲冲过去扔板砖;读书之中发现同行的文章有不足,他们会貌似谦虚实在自矜地"勘误""商榷""也谈""再论"。在驳斥对手的过程中,知道分子最懂得享受比别人知道得更多的快感。
 
"知道分子"大逼供
2002年03月21日13:44:55 <新周刊> 
 

 笔录:裴谕新、黄晶晶、李冬莉
策划人王志纲:追求第三种生存
  知识分子有两种,能经世致用的才叫知识分子。像春蚕一样,吃的是叶子,吐的是丝。所谓媒体化的知识分子,获得的是一种广告效应,也就是眼球经济。这类人应该被称为知识商人。因为乐于同媒体打交道,很难静下心来做学问,有违学者的风范,而且这类人通常赚的钱也比较多,所以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但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种活法。商人求财,文人求名,成就感也很重要。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这终究要靠市场的检验。
  另一方面,通常知识商人做的都是显学,而不是隐学。那些做隐学的,比如地球物理、数学等等,不可能市场化,这类知识分子要甘得寂寞,国家也应该拿出足够的财礼和物力予以支持。而像经济学这样的显学则很容易进入市场。市场化下有主动有被动,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那些耐得住寂寞的学术成就更高。
  我认为这个时代对于知识分子是真正的春天,在中国,相当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前沿时期,是一个表现的时代,能够有多种途径实现自我,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比如利用自己的知识下海、做策划、设计等等,赚钱并不可耻,这些都是可以称道的。现在的问题是这第二种人常常因为这种与市场的对接带来的尊严的丧失而感到痛苦。我一直强调知识分子的第三种活法,就是即能够同市场对接,又可以有尊严地生活。现在有很多人都做到了,这些人在将来10年内,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文化评论家顾晓鸣:知道分子是知识分子的反思
  "知识分子"在西方往往是一个贬义词,就连哈佛大学的学生也不愿说自己整天看书,因为这样人们会说他是Nerd,会打棒球会主持社会活动才算Savvy!这里虽有一种深刻的"反智论"的影子,但也反映出西方"知识分子"本义中所包含的一种优良传统。这就是,"知识分子"不等于善于读书善于写字的专业人士,而是社会良知的代表和未来发展的先知。那就要关注社会,触摸Being and Becoming,世界的实在和变迁,去抓住生活中最实际的部分,又给予形而上的思考,深入浅出,浅入深出,比如有沙龙和论坛那样的传统。
  中国知识分子其实也有这样的传统,只不过后来给科举和功名败坏了。后现代文化批评尖锐地揭示了,知识分子在很多情况下,用一些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和理论来攫取利益。我们南方人有一句俗语,叫做"你又在作文章了"。有一本书书名中文就译为"经济学家的花言巧语"。所以,诺贝尔家族提出不应给经济学家发诺贝尔奖,因为他们往往不是揭示客观的真理,而是大公司的代言人。


学者,《实话实说》节目总策划杨东平:知识分子要打引号
  知识分子的概念本身就太模糊太混乱,其实如今所谓知识分子,很大一部分都是要打引号的,即"知道分子",剩下那一小批没打引号的在其专业领域之外也要算进知道分子的队伍中。
  现在所指的知道分子主要还是指那些和大众媒体建立密切关系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具有知识分子真正的眼光和立场。
  我所理解的知识分子应该分为三类。一类是书斋学者,应该算作传统意义上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主要从事人类文化的创作和研究,他们对专业领域之外的世事一般都不关心,这里面很有一批是被称作"白痴学者"的;另一类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不仅仅把自己局限在书斋,他们更愿意充当社会政治的良心,五四时期的学者算是这类的代表,像胡适,他们愿意在尽可能广的层面传播知识,所以他们不会挑选媒体,他们还承担着社会改造的责任;最后一类就是现在的所谓电视学者,他们跟专家、学者不同,是靠市场维生的文人,也就是你们提到的知道分子,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这批人越来越多,也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正是这样几类人构成了正常的文化生态,三类知识分子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有时候却能够互相转化,比如李敖就是这样一个代表。而之所以有这样三类的选择也是因为每个人的兴趣、才情不同,并不是你想做哪种"知识分子"就能做,像一些书斋学者是绝对当不了电视学者的,何况还有机遇等很多客观因素。
  我个人的知识结构比较宽泛、不专精,比较适合在更宽阔的领域,而且我还认为一个人一生只做一件事未免太没有意思。当然我现在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高等教育学的领域。


咨询专家钟健夫:有时我称自己为"市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词据说由俄国人首创,后来传播到全世界。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知道分子",最大共同点是,他们都是读书人。特别是在中国,凡是读书人都称自己是知识分子,他们往往感觉良好,认为自己比一般人更有理想,更明白什么是对错、好坏、美丑和善恶。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才有批判精神,于是他们对什么事情都敢说不好,却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将自己批判的事情做好。他们为自己只说不干而洋洋得意,似乎在旁边指手划脚是一件人类最危险、最崇高的工种。
  有时我称自己为"市场知识分子",不是指自己专门在知识市场上经营,而是说自己依靠市场生存。中国许多以知识分子身份自豪的人,大部分都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他们往往认为只有自己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像我们这种下海的人,早被他们开除出知识分子队伍。在我看来,只要是读书人,都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不管他依靠什么生存。
  当然,有一种叫"公共知识分子"的,要在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空间"发挥作用,表面似乎跟我说的专业知识分子产生矛盾,其实并不是这样。现代社会是分工的社会,分工是以社会化为前提的。如果全社会都在教书、读书,大家都是"纯粹的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人去种粮食、建房子,知识分子就会俄死、冻死,这样的社会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当然,一个社会的公共空间非常重要。 现在许多知识分子都在大众媒体发表意见,而不仅仅是在专业媒体发表文章,我认为这就是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发挥的积极作用。
   
知与不知都有力量?
2002年03月21日13:45:40 <新周刊> 
 

 文/凌越
  这是一个反思的年代,或者说这是一个多虑的年代,以往那些看来勿庸置疑的事物都将在人们狐疑的目光中成为重新审视的对象。而且这种思考无论多么花哨,别出心裁总是脱不开自我的影子。从自身的立场出发为自我辩护,是那些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思考下面共同的潜台词,无怪乎有外国俗谚讥之为:"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尽管如此,人类还是要思考,哪怕那位上帝已经笑得直不起腰来,因为人类——很不幸——有自尊心,有荣誉感,当然更糟糕的——还有虚荣心。
  现在新一轮的思考指向了知识,在所谓信息爆炸的社会产生这样的思考实在自然不过。如今,每座城市里都有漂亮庞大的购书中心,购书中心里堆放着数十万册的书籍,而且印刷工厂的机器还在日夜轰鸣制造出新的书籍,而另一边的图书馆里还尘封着更多的书籍;报纸在扩版,新的刊物在不断面世,当人们坐在凌乱地堆放着书籍、影碟、唱片的书房里,是应该问一下自己:我们为什么要看那么多书,看那么多影碟,听那么多的音乐?换言之,我们为什么要获取那么多知识?如果不是简单地为了消磨时间、自娱自乐,那么到底是为了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至少存在三种可能的答案。
  第一种是:知识就是力量,语出英国思想家培根。这是一个古老的答案,同时它也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答案,在许多学校教室的墙壁上我们常能发现这句话的踪迹。它引领人类进入启蒙时代,为满足人类永无止境的好奇心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最近几个世纪,人类上天入海,几乎无所不能,一些困惑人们已久的问题逐步得到了澄清,然而悖论的是,人们知道得越多,产生的新的困惑也就越多。表象的变化并不能解释人们最基本的生存的疑惑。日新月异的变化背后依然是人类亘古不变的对于生和死的双重恐惧。前两年颇为轰动的美国邮包杀手卡钦斯基是一位数学博士,同时他也是一位极端的反科技狂徒,他在很长一段时间独居在蒙大拿州的荒凉地带,拒绝使用一切先进的现代产品。他将邮包炸弹大多寄往美国高校科研机构,因为在他看来,正是高科技将人类带入了毁灭的边缘。想想越来越多国家掌握的核技术,这位疯狂杀手对于科技的反思是不是也有几分合理的成分呢?知识就是力量,没错,也许还是毁灭的力量 。
  这种看待知识的方式其实隐藏着非常严肃的人生哲学,好奇、探寻、解惑是这种人生不变的旋律。而在这个追求享乐的年代,这种方式多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当个性也成为一种普遍的追求的时候,流行文化孕育出的知识观当然会有另一种面目。
  这种时髦的知识观就是第二种答案:知道也是力量。在新一轮贬低知识的潮流中,有人不屑地将知识分子贬损为知道分子。知道分子嘛,也就是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表象,不知真象的家伙,冥顽不化和迂腐固执似乎是这类人共有的标签。但他们没有看到这种知识观也有其合理的成分。在如今的社会,别说人类几千年积攒下来的知识储备,就是某一偏门的知识,要大致理出个头绪,恐怕都要花费一个勤奋的人几乎一生的时间,所以有选择的阅读、懂得适当放弃是惟一可行的途径。作为一个医生,有必要精通那些门类庞杂的各种法律吗?他只要知道遇到纠纷的时候找律师就可以了;反过来,律师也大可不必翻阅那些有如天书般的医学书籍,他只要知道生病的时候去看医生。所以每个人都是不同场合下的知道分子。产生亚里士多德、达·芬奇那样博古通今的杂家的时代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然而,甚至也不必为这一点而感到伤感和留恋。
  为什么一定要活得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呢?人们来到这个世上,留下或深或浅的足迹总要离去。一种轻松自足的世界观——也许还不包括人们臆想的绝望的情绪——来到人们中间,陪伴着人们,在老之将至的时候将人们送回泥土。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不露痕迹地发生着。一群轻松的知道分子,浅尝辄止的知道分子,涉猎广而不深的知道分子,如果你要硬说他们是群氓,也许还得先看看自己的生活料理得怎样了。往高处说,知道分子有可能正是一个可以想象的成熟的社会最合适的主体。剥去蒙在知识上面的不得体的崇高的外衣,还它原来的面目,同时又不有意地贬损它,这正是知道分子们热衷做的事。如果要下一个道德判断,这自然是一桩好事 。
  当然如果能用更开放的心态看待知识,或许我们可以得出令人惊讶的第三种答案:无知还是力量。这种说法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无知者无畏"。人们获取知识的前提,应该是解决问题,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知识有时却变成一种阻碍。我们经常能碰到一些饱读诗书的人对一些文学作品的判断,反倒不如偶然读到一本小说的"普通读者",因为这些普通读者的头脑里没有那些二、三流批评家胡乱设置的标准。依靠某种对于文字的直觉和本能,他们得出结论——正确、轻松、果断,令人羡慕。这种说法的另一层含义是:不要轻视普通人的智慧。我们在边疆远游,在那些闭塞的村寨偶然碰见一位目不识丁的老者,但是有谁可以断定我们一定比他懂得更多。也许这位老人有自己一整套生活的智慧,这种智慧不张扬、不外露,但却非常实用,让他平安地活到老年,从容地品尝生之愉悦和艰辛。所以不要简单地以知识的多寡妄下判断,智慧永远属于那些灵活地看待事物的人。
  三种答案还远远不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就像上文所述,人们越是思考,问题就会越多,就算穷尽了各种可能的答案,问题还会衍生出意料之外的问题。比如: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个问题纠缠不休?为什么一定要有力量?我们和自己的情人去看一场电影,银幕上画面在闪动,银幕下嘴唇在接吻,两个小时过去了,一部思想深邃、富于教益的电影也许只是一场刻骨铭心的记忆的背景,或者干脆就消失在记忆无底的黑洞里,然而,这又有什么不好呢?生活在继续,而知识永远在肉体之外累积着,不能穷尽也无需穷尽。

第六屆工人文學獎,復辦!!

Posted: 06 Feb 2012 02:05 AM PST

復辦背景和理念
背景
七十年代,香港社會運動氣氛熾熱,一群有學運背景的大專生創辦了新青學社,希望「培育工人的社會意識,團結工人,通過相互交流,去了解社會責任及時代使命,共同實踐,為改革社會而努力」。當時社會上未有普及的基礎教育,因此新青學社開辦工人夜校,教授語文和社會科。為了鼓勵社內工友表達自己的生活和感想,新青學社在1980年正式創辦了工人文學獎,並接連辦了四屆。後來新青學社的工人學員愈來愈少,也面臨資助不足的問題,工人文學獎便在1984年結束。其後,新青學社也在1985年改組為街坊工友服務處。

時間晃眼間過去了25年。香港經濟轉型,工廠大量北移,大部份勞工不再是產業工人,不同種類的服務性行業成為了主流。「工人」的身份漸漸被「僱員」取而代之,但基層勞工的處境仍然惡劣,工資下調,工時上昇,勞工的議價能力愈來愈低,基層生活也愈來愈困苦。2010年,適逢街工創辦25周年,一些新青舊人起了復辦工人文學獎的念頭,於是聯絡志同道合的各方友好,組成「第五屆工人文學獎籌委會」,正式籌辦第五屆工人文學獎。

目的
一、鼓勵工人寫作和發聲,同時推動社會正視工人的生活和處境
二、提昇工人階級意識
三、確立工人文學的價值

願景
我們希望透過舉辦工人文學獎,鼓勵工人自信地表達自己的經歷、感受、世界觀,從而提昇工人間團結互助的意識,明白工人在社會的位置,令工人變得更有力量;同時,培養工人創作的土壤,壯大工人文學的傳統,叫社會大眾正視和思考工人的身份和處境,並賦予「工人」更豐富的意義。工人文學獎並非直接服務於工人運動,文學創作本身鼓勵觀察、反省、表達自我和世界的關係,已有自我實現和改變社會想像的價值。然而,我們相信工人文學獎可以發揮的影響,長遠必然有利於推動工人運動,為追求平等公義的社會盡一分力。

誰是工人?
曾幾何時,大多數工人都屬於產業工人,但隨住經濟結構漸漸改變,不少工人已轉為從事服務業;同時社會制度的改變,如社會保障的出現,加上貧困的小本經營者和自由職業者大量增加,也令貧苦大眾不再只是傳統意義下的工人階級。因此,工人階級的傳統定義,有待仔細重構才能應用於今日社會。工人文學獎籌委希望與基層社群連結,將工人階級的理解擴展至體力勞動、腦力勞動、退休工人、失業工人、無償勞動者(如家庭主婦),以至小本經營者。

投稿方法--第六屆工人文學獎
詩歌、散文、小說、報告文學四組可以電腦稿件或手寫稿件投遞;攝影、錄像短片兩組,可將作品刻錄光碟並郵寄至本會。詳情見下。

電腦稿件:
紙張大小為A4,行距為「單行距離」或「固定行高:18pt」,並需採用字體大小為12號的黑色新細明體文字。
手寫稿件:
需採用五百字原稿紙,以黑色或藍色原子筆書寫。
本會接受影印稿件。

來稿須附──
1. 稿件一份,原稿或影印本均可。
2. 報名表格乙份。表格可於本會網頁下載;一篇作品一份表格。
3. 稿件上必須剔除任何個人資料。
4. 資料不齊全者本會有權不受理。

郵寄:
1. 請於信封面標明參賽組別;
2. 請連同參賽表格郵寄至本會。

電郵:
1. 請把文字作品以word document方式貯存,以附件形式電郵予本會;
2. 請於電郵的主題上註明參賽組別、作者真名及作品名稱(參賽組別_作者真名_作品名稱);
3. 每封電郵只可上傳一份作品;
4. 請連同參賽表格電郵至本會。

各組之電郵及郵寄地址:
 電郵地址:admin@workerliterature.hk
 郵寄地址:香港葵涌葵芳邨葵仁樓地下7號

來稿須知
1. 參賽者可投交多篇稿件至同一組別(以郵寄方式來稿者,可將同組參賽作品放於同一公文袋內),亦可同時參加多個組別,惟同一份稿件不可分投至多個組別。
2. 投寄稿件為參賽定本,本會不接受參賽者於來稿後修改稿件。
3. 所投稿件將不獲發還,請自留底稿。
4. 嚴禁抄襲或冒名頂替。參賽作品必須為個人原創,且未經任何形式之公開發表(包括任何公眾/私人網站、網誌、博客、網上論壇、Youtube、報章雜誌等刊物)、演出或獲獎。私下予友人傳閱、被批改、被老師審閱的作品不在此限。一旦發現抄襲,本會將嚴正處理,抄襲者底將被永久取消參賽資格。
5. 參賽作品內容不得包含任何真實身份標記(如個人姓名、院校標記等)。
6.在比賽結果公布前,參賽者不可將參賽稿件投交至其他比賽,亦不可與他人分享該作品版權。
7. 參賽者將賦予本會於任何媒體展覽、發佈及刊登參賽作品之權利,本會毋須通知得獎者,以及向得獎者支付任何版權費用。
8. 如違反比賽規則,本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或褫奪其得獎資格,所有已頒發的獎金及獎品亦須悉數歸還。

截稿日期
‧ 截稿日期為2012年4月30日。
‧ 海外參加者若採用空郵方式,請於2012年4月20日或以前投稿。
‧ 日期以信件郵戳或電郵時間為準。
‧ 逾期者恕不處理。

發人深省的電影 : 綠行星(La Pianeta Verde)

Posted: 06 Feb 2012 01:57 AM PST

看完之後,我的感覺是,也許我們要向原住民,學習他們對自然的敬畏,以及簡單的生活方式!

這是法國導演Colline Serreau 1996年拍的一部寓意深刻的喜劇'社會'影片,英文翻譯為The Green Beautiful,

而意大利人將片名翻譯成意大利語的綠行星La Pianeta Verde。

Colline Serreau曾在1985年,作過大家都不陌生的《三個男人一個搖籃》(Trois hommes et un couffin)電影導演,
這是一個喚醒男人父愛的輕喜劇,卻十分感動人心。這電影大部仍份在澳洲拍攝,其餘有在法國取場景

奇怪的是,這部片子1996年拍完,並且打算發佈後時,全歐洲的國家宣佈,要禁演這套電影,你可能很難明白為什麼先進國家為何如此敏感抗拒,
但現在看過後,我就明白為什麼了!

電影的節奏氣氛,表面上看去簡單、輕鬆、詼諧,但實際上,卻非常深刻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瘋狂的各方面。   

故事是這樣的:在一個叫做La Belle Verte 的星球上,生活著跟地球上的人類一樣的人,只是他們全是素食,過著和諧、簡單、快樂、長壽的生活,
他們的世界是美麗和充實的:其中有個叫米拉的母親,其父親去世時說她的母親來自地球, 當時生下米拉時去世,米拉決定去地球了解她母親的世界。她降落在法國, 開始了一系列對地球上人類生活的「探險」。   

導演,也就是這個片子中扮演米拉的主角。

電影通過米拉孩子一般的眼睛, 看到人類社會的種種不正常,一個充滿疾患、壓力和自我為中心的病態世界。而生活在其中的人類卻渾然不覺。

米拉的兩個孩子到地球上的旅行的第一站,無意中降落在了離巴黎很遠的地方,一群原住民熱情地接納了他們,在這兩個孩子的眼裡,地球上還是有美麗和諧的地方,那就是原住民居住的地方。

看過這個電影,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在從中,或多或少地看到自己的影子、 看到我們現實的社會:惡言惡語、「專家」一般的盛氣凌人。

人類那無知、浮躁的社會、官僚的冷酷。科技上,看似使人之間的交流更方便了。但是,人和人之間缺乏實質的,深層的,有意義交流及同理心。他們已經親情淡漠、還有城市化後污染的環境、污染的水、不安全的食物、無謂的消費品......

不過,整個影片並不讓人有任何沉重感覺,而是常常讓人捧腹大笑,最精彩的兩處是:交響音樂會、 離近結尾的足球比賽。   

那個看似烏托邦的世界,其實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從自己的生活做點努力,這樣的烏托邦世界並非遙不可及, 至少我們都可以和片中的「醫生」一樣,在個人層面上調整生活,尋求真正的生命和生活的真正意義,讓自己的生活充實而和諧,如果這樣的人多了,整個社會就會更加不同!

  

影像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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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搶了你的學位?是所謂「蝗蟲」還是右翼政府?

Posted: 06 Feb 2012 01:50 AM PST

文:左翼廢青

前言:雙非孕婦、區選種票疑案、有共黨背景的內地生競選大學學生會、自由行掃貨、大陸資金南下、D&G事件、「蝗蟲」論與「香港人是狗」論……族群矛盾在兩地關係愈來愈近的情況下愈演愈烈。香港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著實是因中港融合在變化中。但是,一個融合之中也可能有不同性質的過程在背後影響。我們隨便將不同的現象都連繫起來混為一談,未必是分析問題和思考出路的正確方向。而這篇文章的主旨則是在港內地本科生愈來愈的現象。只要細心檢視政策,就知內地生沒有「搶去」本地學生的學位。現時高考生/文憑試生/副學士生面對的困境,根本是來自於逃避承擔教育責任的政府。

因工作關係,筆者近年接觸不少副學士學生。在他們當中,其實不少人都合乎八大院校的最低入學要求。然而眾所週知,政府資助的大學學位供不應求,故不少學生即使明明有能力讀大學,都要退而求其次就讀自負盈虧的副學位課程。在副學士的生涯中,大部分學生都為大學學位而奮鬥。隨著大學校園內的內地生愈來愈多,一些本地學生開始將搶學位列為所謂「蝗蟲」的罪狀之一。

究竟內地生是否真的有搶去本地生的學位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先了解清楚內地生激增的背景因素和實際情況。

大學國際化和教育產業化

為甚麼大學願意去招收本地生呢?第一個原因是要配合政府的政策。內地生疑似搶學位的現象,其實還是政府政策使然。用官方的說法,在全球化時代,本地的大學生要在在學時期養成與不同文化溝通的習慣,故引進非本地生理所當然。政府和掌握撥款大權的教資會為了促成這個國際化目標,除了提升八大院校的非本地生人數比例上限(九八年前是2%;曾蔭權上任時是10%,到現在則是20%)外,還推出了國際化撥對撥款,以推動八大院校配合政府的國際化政策。

促進多元文化當然不是搞國際化的唯一原因。在董建華時代,政府已將香港定位為「區域教育樞紐」,到曾蔭權上台搞六大產業後,專上教育的產業化比前做得更赤裸。說得白一點,專上教育成為了賺錢的項目。故曾蔭權將非本地生學位限額再增到百分之二十。即使八大院校已熬過了數年前削撥款的困境,但相信市場機制的教資會亦在分配撥款上引入更多競爭機制,令各院校/學系的資源更不穩定。院校要尋找更多財源確保其規模和生存,就更要靠多籌款了。

多收非本地生有助提高排名

有甚麼辦法可以找多些籌款呢?提升國際排名就是一個好方法。而要提升國際排名就要多收非本地生。以其中兩個較受注目的大學排名─QS與英國泰吾士報的排名為例,兩者都將學生中的國際生(用香港的說法即是非本地生)比例計算在內。非本地生的比例愈多,在排名表的分數愈能愈高。排名愈高、校譽愈濃、籌款更容易、也能進一步吸引優秀學生。故盡量爭取用盡那百分之二十的非本地生限額實在是大勢所趨。而基於文化、地理等因素,香港院校最大的非本地生來源幾乎肯定是內地,因此我們在大學校園自然會見到愈來愈多的內地生。

搶學位指控與事實不乎

在談論所謂內地生搶學位的指控時,我們也要注意推動國際化措施的實踐形式。事實上,近年愈來愈多在本地院校就讀的內地本科生,大部分其實沒有佔據本地生的位置。因為政府雖然將非本地生的限額加到兩成,但精確一點的說法是,他們兩成的基數是核准學額。所謂核准學額即是政府透過教資會予各大院校的資助學額。而這兩成非本地生學額的分佈當中,只得百分之四(也是以核准學額為基數)是在核准學額之內。其餘的非本地生學額則是超收回來的非核准學額。換句話說,假如一所院校獲當局批准其開設一萬個學額,那它最後可以招收二千位非本地生。但這二千位中,只能有四百位是佔用核准學額,其餘的千六位非本地生並不佔用那些核准學額。換句話說,非本地生所排的隊與本地生排的隊基本上是不同的,故根本沒有內地生搶本地生學位這個問題。

非本地生會否帶來利潤?

既然絕大多數內地本科生生不佔用資助學位,他們要付的學費就必然比本地生多。以中大為例,本地本科生的學費依舊維持在一年四萬多元的同時,非本地生的學費在下個學年則是十萬以上。用官方的說法,非本地本科生所付的學費等同他們入讀本地大學帶來的邊際成本。筆者不敢隨便否定這個說法,但認為這個金額是否真的是邊際成本實屬疑問。試想想,多一名非本地生就讀資助課程,有必要多請教職員、多購買器材呢?當大部分自負盈虧(有人更指是金礦)的本科課程的年度學費也大多是六、七萬元時,筆者真的想知道各大院校積極招收非本地生會不會是因為這是能賺取利潤的生意?

右翼政府不負責任

既然所謂內地生搶學位這指控根本就不成立,那麼當下被未能獲八大資助學士課程錄取的學生應該將矛頭指向哪兒呢?我的答案是:特區政府和它所實行的右翼財政政策。

現在香港預科/中學畢業生遇到的升學問題,其根源是政府沒有提供足夠的大學資助學額。九四至九五年,香港公帑資助的一年級學士學位課程學額已有一萬四千五百個。但到二零一零到二零一一學年,該數字竟只是增至一萬四千五百八十個。在這十多年期間,不但適齡就讀大學的人口上升,而且政府不停強調我們已身處於知識型經濟社會,極而更多受過高等教育訓練的人才。為了要達成董建華時代所訂下六成中學畢業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目標,政府所依賴的是市場力量:即自負盈虧的課程(特別是副學士)和院校。

儘管學界和教育界早已就大學學位不足提出批判,但多年來政府還是盡一切辦法避免增加經常性開支(別忘了梁錦松當年訂下了政府開支不能多於本地生產總值兩成的不成文規定)。因為按政府的右翼思維,不加富商的利得稅比起盡責為香港的年青人提供高等教育機會重要得多。基於這原因,大學學位的增長才這樣的少,令數以千計會考和高考成員已證明其有能力讀學士的學生被拒於大學門外。

別拿內地生作代罪羔羊

無疑,讓本地學生接觸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學絕對是好事。但這政策本身根本與提供更多的大學資助學額予本地生根本並不排斥。可悲的是,政府與教資會只顧國際化,對實踐接受專上教育的基本權力卻交予市場,將專上教育商品化,而代價則要由我們的莘莘學子來承受。在中港融合帶來矛盾的今天,內地生更慘成為學位不足的代罪羔羊。

本地生要爭回自己應得的受教育權利,應該搞清楚問題的核心所在:反對教育商品化、反對政府的右翼財政政策,要求政府增加對專上教育的承擔才是真正的出路。

「左翼21」是由一群有志於推動社會平等及進步的朋友所組建的平臺,以凝聚香港的左翼力量,建立和推廣左翼分析及主張。我們將透過討論交流、學習、出版等,介入社會時政,參與和支援勞工運動及社會運動。我們認為,一個理想的社會,必須顧及廣大勞動階級的福祉,維護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消除性別、族群之間的不平等,同時尊重不同性取向群體的權利。這一理想社會,必須依靠群眾自下而上的民主參與和推動,同時需要不同群體透過共融互助來合力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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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搶了你的學位?是所謂「蝗蟲」還是右翼政府?

Posted: 06 Feb 2012 01:49 AM PST

誰搶了你的學位?是所謂「蝗蟲」還是右翼政府?
文:左翼廢青

前言:雙非孕婦、區選種票疑案、有共黨背景的內地生競選大學學生會、自由行掃貨、大陸資金南下、D&G事件、「蝗蟲」論與「香港人是狗」論……族群矛盾在兩地關係愈來愈近的情況下愈演愈烈。香港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著實是因中港融合在變化中。但是,一個融合之中也可能有不同性質的過程在背後影響。我們隨便將不同的現象都連繫起來混為一談,未必是分析問題和思考出路的正確方向。而這篇文章的主旨則是在港內地本科生愈來愈的現象。只要細心檢視政策,就知內地生沒有「搶去」本地學生的學位。現時高考生/文憑試生/副學士生面對的困境,根本是來自於逃避承擔教育責任的政府。

因工作關係,筆者近年接觸不少副學士學生。在他們當中,其實不少人都合乎八大院校的最低入學要求。然而眾所週知,政府資助的大學學位供不應求,故不少學生即使明明有能力讀大學,都要退而求其次就讀自負盈虧的副學位課程。在副學士的生涯中,大部分學生都為大學學位而奮鬥。隨著大學校園內的內地生愈來愈多,一些本地學生開始將搶學位列為所謂「蝗蟲」的罪狀之一。

究竟內地生是否真的有搶去本地生的學位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先了解清楚內地生激增的背景因素和實際情況。

大學國際化和教育產業化

為甚麼大學願意去招收本地生呢?第一個原因是要配合政府的政策。內地生疑似搶學位的現象,其實還是政府政策使然。用官方的說法,在全球化時代,本地的大學生要在在學時期養成與不同文化溝通的習慣,故引進非本地生理所當然。政府和掌握撥款大權的教資會為了促成這個國際化目標,除了提升八大院校的非本地生人數比例上限(九八年前是2%;曾蔭權上任時是10%,到現在則是20%)外,還推出了國際化撥對撥款,以推動八大院校配合政府的國際化政策。

促進多元文化當然不是搞國際化的唯一原因。在董建華時代,政府已將香港定位為「區域教育樞紐」,到曾蔭權上台搞六大產業後,專上教育的產業化比前做得更赤裸。說得白一點,專上教育成為了賺錢的項目。故曾蔭權將非本地生學位限額再增到百分之二十。即使八大院校已熬過了數年前削撥款的困境,但相信市場機制的教資會亦在分配撥款上引入更多競爭機制,令各院校/學系的資源更不穩定。院校要尋找更多財源確保其規模和生存,就更要靠多籌款了。

多收非本地生有助提高排名

有甚麼辦法可以找多些籌款呢?提升國際排名就是一個好方法。而要提升國際排名就要多收非本地生。以其中兩個較受注目的大學排名─QS與英國泰吾士報的排名為例,兩者都將學生中的國際生(用香港的說法即是非本地生)比例計算在內。非本地生的比例愈多,在排名表的分數愈能愈高。排名愈高、校譽愈濃、籌款更容易、也能進一步吸引優秀學生。故盡量爭取用盡那百分之二十的非本地生限額實在是大勢所趨。而基於文化、地理等因素,香港院校最大的非本地生來源幾乎肯定是內地,因此我們在大學校園自然會見到愈來愈多的內地生。

搶學位指控與事實不乎

在談論所謂內地生搶學位的指控時,我們也要注意推動國際化措施的實踐形式。事實上,近年愈來愈多在本地院校就讀的內地本科生,大部分其實沒有佔據本地生的位置。因為政府雖然將非本地生的限額加到兩成,但精確一點的說法是,他們兩成的基數是核准學額。所謂核准學額即是政府透過教資會予各大院校的資助學額。而這兩成非本地生學額的分佈當中,只得百分之四(也是以核准學額為基數)是在核准學額之內。其餘的非本地生學額則是超收回來的非核准學額。換句話說,假如一所院校獲當局批准其開設一萬個學額,那它最後可以招收二千位非本地生。但這二千位中,只能有四百位是佔用核准學額,其餘的千六位非本地生並不佔用那些核准學額。換句話說,非本地生所排的隊與本地生排的隊基本上是不同的,故根本沒有內地生搶本地生學位這個問題。

非本地生會否帶來利潤?

既然絕大多數內地本科生生不佔用資助學位,他們要付的學費就必然比本地生多。以中大為例,本地本科生的學費依舊維持在一年四萬多元的同時,非本地生的學費在下個學年則是十萬以上。用官方的說法,非本地本科生所付的學費等同他們入讀本地大學帶來的邊際成本。筆者不敢隨便否定這個說法,但認為這個金額是否真的是邊際成本實屬疑問。試想想,多一名非本地生就讀資助課程,有必要多請教職員、多購買器材呢?當大部分自負盈虧(有人更指是金礦)的本科課程的年度學費也大多是六、七萬元時,筆者真的想知道各大院校積極招收非本地生會不會是因為這是能賺取利潤的生意?

右翼政府不負責任

既然所謂內地生搶學位這指控根本就不成立,那麼當下被未能獲八大資助學士課程錄取的學生應該將矛頭指向哪兒呢?我的答案是:特區政府和它所實行的右翼財政政策。

現在香港預科/中學畢業生遇到的升學問題,其根源是政府沒有提供足夠的大學資助學額。九四至九五年,香港公帑資助的一年級學士學位課程學額已有一萬四千五百個。但到二零一零到二零一一學年,該數字竟只是增至一萬四千五百八十個。在這十多年期間,不但適齡就讀大學的人口上升,而且政府不停強調我們已身處於知識型經濟社會,極而更多受過高等教育訓練的人才。為了要達成董建華時代所訂下六成中學畢業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目標,政府所依賴的是市場力量:即自負盈虧的課程(特別是副學士)和院校。

儘管學界和教育界早已就大學學位不足提出批判,但多年來政府還是盡一切辦法避免增加經常性開支(別忘了梁錦松當年訂下了政府開支不能多於本地生產總值兩成的不成文規定)。因為按政府的右翼思維,不加富商的利得稅比起盡責為香港的年青人提供高等教育機會重要得多。基於這原因,大學學位的增長才這樣的少,令數以千計會考和高考成員已證明其有能力讀學士的學生被拒於大學門外。

別拿內地生作代罪羔羊

無疑,讓本地學生接觸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學絕對是好事。但這政策本身根本與提供更多的大學資助學額予本地生根本並不排斥。可悲的是,政府與教資會只顧國際化,對實踐接受專上教育的基本權力卻交予市場,將專上教育商品化,而代價則要由我們的莘莘學子來承受。在中港融合帶來矛盾的今天,內地生更慘成為學位不足的代罪羔羊。

本地生要爭回自己應得的受教育權利,應該搞清楚問題的核心所在:反對教育商品化、反對政府的右翼財政政策,要求政府增加對專上教育的承擔才是真正的出路。

波斯尼亞電影《無人地帶》: 被族群割裂的人們(每周左左你)

Posted: 06 Feb 2012 01:46 AM PST

文:揚清

由於地理位置位於要衝,巴爾幹半島自古以以來已是各種勢力犬牙交錯之地,各種不同民族和宗教共存令此地的政治形勢變得復雜。 1992年南斯拉夫共產政權解體後境內的民族旋即爭相獨立建國,隨之因國境問題和民族問題引起了橫跨整個九十年代的南斯拉夫內戰。

作為這段慘痛歷史的見證者,波斯尼亞導演塔諾維奇(Danis Tanovic)拍攝了《無人地帶》(No Man's Land )。借兩位敵對士兵的故事諷刺這場戰爭的荒謬。

兩陣間的各方博弈

故事回到1993年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兩軍對峙的前線,一隊波斯尼亞士兵因夜間濃霧誤闖戰線中間的空曠的無人地帶,日出後塞軍發現他們並開槍射殺,其中一名波軍士兵Ciki因跌入了戰壕雖受傷卻得以生還。 

事後塞軍派出了新兵 Nino和一名老兵前住查探該戰壕,老兵在一名波軍屍體下裝置詭雷後Ciki向兩人開槍,殺掉了那名塞軍老兵和俘虜了Nino。後來Nino成功奪取武器,正當兩人差點殺掉對方時,卻發現那名壓在詭雷上的波軍士兵尚未死去,只要他一動三人都會被炸死,而走出戰壕則可能被兩軍炮火所殺。在這情況下Ciki和Nino唯有在互不信任的情況下嘗試尋找三個人一同活下去的辦法。

察覺情況的兩軍不約而同地向聯合國維和部隊求助,傳媒也因新聞價值而介入,一場牽涉各方的博弈由此開始。

歷史場景下的我者與他者

本片值得玩味的是在這場景建構下的對話,兩人用「你們」和「我們」的字眼互相指責對方的族群先引發戰爭,也互相控訴對方的軍隊犯下暴行。你指我燒毀你的村莊,我指你殺掉我的鄰居。

看到這裡,大家可能以為塞爾維亞人和波斯尼亞人是源頭很不同的民族,但波斯尼亞人大多其實是在鄂圖曼土耳其治下改信伊斯蘭教的塞爾維亞人或克羅地亞人,之間的語言完全相通,只是宗教和生活習慣不同,就在一年前兩個族群還和平地同屬一國,一年後卻在戰場打過你死我活,族群矛盾更成為種族屠殺的藉口。

更諷刺的是Ciki和Nino在談話過程中得知大家有彼此認識的共同朋友,兩族在戰前可以有如此深厚的私人關係,卻在特定的歷史場景下卻成為彼此殺戮的我者與他者。一切存在異質的個人,都在種族衝突下簡化為塞爾維亞人或波斯尼亞人,而發動戰爭的人卻躲在帷幕後安然無恙。

仇恨引發的悲劇

雖然在一名聯合國軍官的熱心斡旋下Ciki和Nino得以離開戰壕,並嘗試為壓在詭雷上的士兵排雷。二人最後卻敵不過仇恨和誤會而在戰壕外殺死了對方,而壓在地雷上的士兵也因排雷失敗和延遲救治而死亡。事件煙消雲散後,戰場只留下遺憾和一片寂然。

後記:寫在族群割裂時

自古以來,人類就被族群、宗教、國家以至世代等形形式式的分類和標籤所割裂。而這些往往上層階級所利用,進而鼓吹底層間的仇恨以鞏固他們的剝削和統治,而這些仇恨往往是通往平等公義社會的一大障礙。而在今日的香港偏偏有陳雲一類的仇恨販子煽動族群對立和割裂,企圖在這小得不能再小的地方製造分化。在這個時候回顧這套電影,也許可以讓我們認清族群的對立是如何的虛妄。

參見:網路電影資料庫(IMDb)上的介紹

方舟子作品被质疑抄袭 英译中出现低级错误(转载)

Posted: 06 Feb 2012 12:21 AM PST

方舟子作品被质疑抄袭 英译中出现低级错误(转载)

齐鲁晚报 等

 

2012年02月05日

(特适尔转注:互联网面前人人平等!骗子可以在某一时刻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不同时刻欺骗某些人。但是,骗子不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人!)

 

本报讯 方舟子素有"打假斗士"之称。春节假期,方舟子质疑韩寒之父代笔为子写作,与韩寒展开隔空"骂战",韩寒方面宣布以1000页的手稿资料作为证据,正式起诉方舟子。不料,方韩之争还未结束,"打假斗士"方舟子反被人打假,有网友在网上指出方舟子的作品《大象为什么不长毛》一书中,曾剽窃他人论文中的表格。
  近日,微博认证为深圳大学传播系副主任孙海峰的网友在网上爆料,称方舟子《大象为什么不长毛》一书中剽窃了他人的图表,更有明显的翻译错误,文中把描述人种肤色深浅的dark、light译成夜晚、白天。对此,方舟子暂时未作出回应。

 

孙海峰微博原文  

 

孙海峰微博截图

留美博士方舟子素以自己英语水平为荣,常嘲笑别人英语烂。方生化博士英语到底有多好,请大家鉴赏:《大象为什么不长毛》一书中,方生化博士剽窃他人图表也罢,还把原文描述人种肤色深浅的dark、light译成夜晚、白天,创造了方氏白天夜晚高加索人、白天夜晚东印度人新品种。  (凤凰)

(20120205星期一,元宵节转注自齐鲁晚报等http://epaper.qlwb.com.cn//qlwb/content/20120205/ArticelA09005FM.htm

霍家争产龙虎斗

Posted: 06 Feb 2012 04:09 PM PST

 

(查看请点击大图) 

记者_ 炫风 香港报道

接连几个冬天,香港豪门的家产争斗此起彼伏。

前年2月,历时两年、涉及千亿港元的龚如心遗产争夺案,随着法院的一纸终审,方以"风水男"争产失败而落幕;去年春节前后,"赌王"何鸿燊家族爆发"分燊家"之战,几房妻儿公开争夺何鸿燊的赌业身家,被香港媒体形容为"从虎年打到兔年"。

到了这个冬天,在兔年和龙年交接之际,轮到了霍英东家族。

2011年12月19日,霍家长房三子霍震宇,以霍英东遗产执行人身份,起诉包括二哥霍震寰在内的16名霍氏家族成员,要求取消霍震寰和姑姑霍慕勤的遗产执行人身份,改由已退休的法官罗志杰代替。在法院起诉书上,霍震宇指控二哥霍震寰,擅自分配遗产并强迫家族其他成员同意,同时私吞约16亿港元资产及现金。

此事给香港传媒添上了豪门争产报道的猛料。相比何鸿燊、龚如心等家族争产的热闹,从表面上看,霍英东家族并无兄弟阋墙的先兆。2006年10月,83岁的霍英东在北京病逝。当时,无论是长子霍震霆,还是二子霍震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皆言家业的继承已被"妥善安排"。而今兄弟公然内讧,不但让霍氏家族内部矛盾公开化,更拉开了霍氏家族神秘巨额财富的冰山一角。

2006年霍英东去世时,霍家在福布斯富豪榜上排名全球第118位,资产估计为37亿美元,2008年,福布斯估计霍氏家族财产约45亿美元,排名香港第九。不过由于霍家家族生意一直没有上市,霍家到底有多少家财,于外界一直是个谜。

祖籍广东番禺的霍英东,生前一度被称为"红色资本家",有"爱国商人"的美誉。在香港,霍英东在贸易、地产、基建等领域都曾执同业之牛耳,其逝世后留下的财富分布也极其广泛。在中国内地,霍在体育、教育和医疗等领域频繁捐助,广州白天鹅宾馆、洛溪大桥、南沙港等地标,早已成为他推动珠三角发展的历史见证。

为了避免家产争夺战的爆发,霍英东生前曾对其遗产作出谨慎安排,细致到每位继承人每月领取的金钱数额。即便如此,在其去世5年之后,霍家内讧骤起。此次,挑起事端的竟是一向被外界认为"低调、温顺"的长房三子霍震宇。

一门三杰

霍英东共有三位妻子, 大太太吕燕妮、二太太冯坚妮及三夫人林端淑,三人为霍英东生下十多个子女。其中长房有三儿三女,长房儿子为"震"字辈,分别为长子霍震霆,65岁;次子霍震寰,62岁;三子霍震宇,57岁。

按照霍英东的家训,除了"震"字辈的长房打理家业外,二、三房子女均不能从商。作为霍英东指定的霍家产业掌舵人,霍震霆、霍震寰和霍震宇三兄弟,在霍英东生前,"经常陪伴他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霍英东逝世后,三兄弟更在霍英东三大事业版图上大展拳脚:霍震霆掌管体育事业,霍震寰接管家族商业王国,成为霍英东集团董事兼总经理,霍震宇则被安排接手南沙开发计划。

三兄弟里,霍震霆是内地知名度最大的一个。1946年,大儿子霍震霆出生时,霍英东才20岁出头,刚刚通过转手战时物资的生意积累起第一桶金;20年后,霍英东已然是香港地产界第一人,而霍震霆也从美国南加州大学学成归港,一度统筹、管理开港等霍氏基建工程事业。

几十年来,霍震霆一直以低调冷峻的形象出现,说话不多,梳着几十年不变的大分头,戴着有色眼镜,被形容为"比父亲更有威严";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他也不以"阿爸"、"老窦"(粤语皆指己父)等词称呼霍英东,而像别人一样称其父为"霍生"。

在内地,霍震霆的名气是在北京申奥时打响的。当时的他跟随霍英东周旋于世界各地,为中国成功申亚、申奥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的霍震霆,已经是全国政协委员,同时身为香港奥委会主席。

1949年内地解放前后,霍英东开始专注于海上驳运,此时二儿子霍震寰出生。这位外形与霍英东最相似的二公子也到海外留学,修成了理科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之后在家族生意、内部财政上逐渐获得话事权。霍氏家族的多家公司,包括霍兴业堂、有荣和立信都由霍震寰出任董事总经理,掌管物业、船务码头等霍家传统业务。

霍震寰还被认为是霍英东基金会,即澳博大股东(另一大股东是霍英东的皇仁校友何鸿燊,后者于去年把股权分给几房太太和子女)的实际掌舵人。2010年8月,大哥霍震霆作为基金会的代表成为澳博执行董事,被外界解读为是在监控澳博运作,"但幕后操盘者仍是家族生意掌舵人霍震寰"。

2006年霍英东逝世时,作为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的霍震寰,已被公认为霍英东生意的最大接班人。他被传媒形容为"头脑精明,踏实肯干"的好好先生,也曾效仿父亲开腔支持曾荫权竞逐特首(霍英东曾以一句"我挺董"为董建华开路)。

相比两位哥哥,1954年出生的霍震宇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的机会并不多。他的婚事非常简单,与当年霍震霆的"世纪婚礼"完全相反;媒体上对他的大幅报道,也多是介绍打领带心得这样的生活逸事。

事实上,霍震宇曾成立公司淘金互联网,更把公司借壳上市;他也与广东新华书店集团合作投资了香港新华书城,但后者因经营不佳而倒闭。有调查透露,霍震宇等动过稀土、冬虫草等生意的念头,但最终都没有了下文。

霍英东生前的最后岁月主打开发广州南沙事业,霍震宇也跟随父亲多次到南沙视察,逐渐成为了开发南沙的主力。不过尽管如此,他一直没有持旗坐正。霍家的南沙事业由霍英东基金会和霍英东铭源发展有限公司(霍英东与好友何铭思于1999年成立)共同投资,前者的掌舵人是霍震寰,而霍震宇仅在铭源担任副董事长一职。

霍英东逝世前一年,曾与霍震霆、霍震寰、霍震宇三兄弟一起出席捐赠场合,当时的霍震霆盛传将成为全国政协常委,霍震寰参选全国人大代表,霍震宇则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一门三杰"风光无限,在公开场合也是相互谦恭,似无裂痕。

但谁都没想到,低调的霍震宇,掀起了霍家自霍英东去世之后的最大波澜。

暗战现形

很多与霍家有来往的名人都表示,从未察觉霍家兄弟之间有不和的迹象,"实在难以置信"。

实际上,近几年,霍英东遗留的事业已经出现了内部不和的风波,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围绕铭源的多轮官司。霍英东在逝世前两天,曾大幅把该公司的法定股本增加到35亿港元。2008年,公司创始人之一的何铭思曾控告霍家后人对其诽谤,之后铭源改组董事局,霍震寰加入并剔除原有两位董事,使何铭思又一次入禀法院。

如今,霍家由在公堂上的一致对外变成了内部斗争。去年12月19日,霍震宇正式把霍英东的遗产执行人——哥哥霍震寰及姑姑霍慕勤告上法庭,要求霍震寰交代账目,罢免霍震寰及姑姑的遗产执行人资格,并指"包括霍震霆在内的大房兄弟姐妹"都没有签署同意霍震寰的遗产分配安排。

早在1978年,霍英东就立下遗嘱,指定由胞妹霍慕勤夫妇(霍慕勤之夫现已去世)、霍震寰及霍震宇出任遗产执行人。香港地区法律规定,遗产的管理或由遗嘱中确认的遗嘱执行人操办,或由法院指定遗嘱执行人管理,其他继承人不直接参与遗产分配。因此,遗嘱执行人在遗产分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作为遗嘱执行人,霍震寰曾在2007年和2008年提出多个遗产分配安排备忘,并要求姑姑及各房成员签署同意,但包括大哥霍震霆在内的长房成员都没有签署。霍震宇在入禀状里指出,霍震寰曾以"若不同意就不会分得遗产"来威胁家族成员,并自行把5.09亿港元分予签署同意的二、三房。

根据围绕入禀状的报道,霍英东的遗产种类繁多,涉及股票、债券、基金、存款、珠宝、古董等等。这次争产的核心,主要涉及三类主要资产,包括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350股股权,海外资产约7亿港元,还有霍英东生前与霍震寰联名持有的存额超过7亿港元的三个银行户口。计算下来,霍震寰被指私吞16亿港元。

这些资产大多可追溯到1960年代。其时香港时局不稳定,意兴阑珊的霍英东也思谋退路。他对霍兴业堂进行了改组,通过一系列运作,使其成为名义上不在霍家名下、股权结构相对复杂、实际上由霍家控制的公司;另外,霍又秘密成立了三家在巴拿马注册的公司,并安排震霆、震寰、震宇担任董事,据报这些公司的资产"数额惊人"。

不过,霍震宇认为这些资产的处理并不公平。霍兴业堂有350股普通股,在遗产处理过程中,霍震寰认为自己曾出钱购入这些股权,应归其所有,此举招致霍震宇的质疑。记者翻查公司注册记录,显示这350股原先由一家霍氏家族公司持有,震霆、震寰及震宇各占三成三股权。

海外资产方面,港媒报道称:"在霍英东死后,霍震寰向霍震宇声称,霍英东于1972年把这些海外公司的股票,放在一个绝密信封内,并把这个信封放在瑞士苏黎世,只有霍英东及霍震寰才有权开启这信封。"另外,霍震宇还称2008年金融海啸时,霍震寰从这些户口中调出5200万港元,并出售其中一家公司持有的证券,收益存入自己的私人户口。

霍震宇不满的问题,还包括霍英东与霍震寰的三个联名户口,当中资产超过7亿港元。霍震宇认为:"明明这些钱是由父亲投入,为何霍震寰却说是由他独自拥有?"霍震宇描述,他曾在两年前要求霍震寰把有关资产暂存到其他户口,并确认资产归属,但遭到对方拒绝。

根据报道,霍英东的遗产还包括多块地皮,以及多家香港上市公司的股票,还有7000多两黄金等等,共计超过100亿港元。在入禀状里,霍震宇还指责霍震寰不愿意把接近亿元价值的珠宝首饰列入遗产,"只表示会按自己的方法分配"。

争产乱局

霍英东有三个太太,十多个子女,三房人各居一大宅,平时少有往来,曾被香港人称为"一家三制"。霍英东订立遗嘱的财产安排,还因人而异地分别处理:霍英东死后,在遗嘱执行人的执行下,各房妻子及子女都有相应的遗产分配,而且每人每月领取固定的生活费,数额各有不同。譬如,曾因在美国走私军火惹得霍英东大怒的养子霍文芳,仅获每个月5000港元的生活费,而给霍震寰的则是10万港元。

霍英东曾说:"香港的历史,表面看来好似造就很多成功人士,但香港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不容易对付。"他不愿意大部分子女涉足生意场,基本上把其庞大的事业交给大太太的三位儿子处理。但即使如此,同房兄弟仍要对簿公堂。霍英东的故事,原本是一部典型的白手起家的富豪奋斗史,然而这次争产诉讼事件,令霍家在香港的形象大打折扣。对于两位弟弟之间的分歧,霍震霆至今未对媒体作出任何评论。

香港媒体认为,霍英东对遗产的继承安排,令其族人的获益与霍家庞大资产毫不相称,霍家后人皆成"失匙夹万(粤语,指没有钥匙的财宝箱)"的主人。据透露,原来霍家后人享受的车、楼等资产一直为霍家内部公有,细心的记者们还发现,霍家所用的纸巾也多是便宜货,霍家人的生活实在是富而不奢。

在弟弟入禀法院后,霍震寰一度发表声明,强调自己"遵从已故父亲的遗愿,忠诚信实地履行职责,尽心维护家族团结,对事件深感痛心及遗憾"。在春节前,霍震寰又向法院申请延期呈交回应指控的誓章,这被外界看成是争取内部和解的举动。

有评论形容,香港豪门争产事件正进入密集发生期。从2002年到2008年,围绕龚如心和数百亿资产,已上演过两轮旷日持久的争产官司,并创下了香港民事诉讼用时最长的纪录;此外,棉纱大王陈廷骅、新鸿基地产的郭氏兄弟等争产诉讼,也成为港人茶余饭后的热点话题。

据财经界人士估计,可能爆发家产争夺的香港富豪家族还有十个以上,涉及资产超过3000亿港元。这些香港富豪都有一些共同特点:妻儿众多。相比之下,李嘉诚家族采用的"要子不要妻"的做法,就是为了避免日后争产局面的出现;而著名富豪邵逸夫,因为与现任妻子方逸华没有生出子嗣,因而避免了后人争产的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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