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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December 10, 2009



米瑟斯:通货膨胀(四之三)

Posted: 10 Dec 2009 02:15 PM PST

凯恩斯攻击金本位为"野蛮遗迹"。今天大多数人也认为回复金本位是无稽之谈。比方说在美国,如果你说"美国迟早要回到金本位",人们会认为你痴心妄想。然而,金本位有一个巨大的优点:金本位下的货币数量与政府和政党的政策无关。它是防止政府成为败家子的措施。在金本位下,如果人们要求政府有新的开支项目,财政部长就会说:"我到哪里弄钱?先告诉我怎么筹款"。

今日是美丽岛事件30周年

Posted: 11 Dec 2009 12:00 A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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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转了崔卫平老师的新作《我是谭作人案的组成部分》,纪念20年前海峡这边的美丽岛事件,被社区隐藏了。今日向诸位强烈推荐另外一篇好文章,纪念30年前海峡那边的美丽岛事件。该文信息丰富,行文简洁,更兼图文并茂,读来深受启发。特别是读到30年前宋楚瑜、马英九诸人在彼历史关头的表现,含义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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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如下(估计不需翻墙):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09/12/30th_anniversary_of_kaohsiung_incident.html

(转载雄文)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

Posted: 10 Dec 2009 12:15 PM PST

(转载声明)嫣牛博作者"推倒柏林墙" 老师的文章极好,最近出手一气呵成的万字雄文《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更是牛逼,如果你曾经读过赵无眠老师的《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和黄章晋老师的《怀念那个无政府主义者》,觉得受到了启发。那你就更不应该错过这篇文章,要深度有深度要广度有广度,且文采飞扬,令人叹服。我经过作者本人授权,很荣幸地把这文章转过来,和大家一起学习。如果读完之后能激起您探秘近现代史的欲望,那就更好了。

历史就是讲故事,而且是我们都被剧透了结尾的故事,所以讲好这故事很难,让我们一起读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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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枪暗箭,内忧外患

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汪精卫是个高度脸谱化的人物,很多人对他的了解基本上到"汉奸"就算完了。实际上抗战以前的汪精卫所展现出的,几乎是个政坛道德完人的形象,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全身上下都是光环,这样一个人会去"投敌",可以说是让不少人大跌眼镜、百思不得其解的。至于日后有人评价此君"为了和蒋介石争权夺利才投靠日本",基本属于无稽之谈。纵观汪精卫的前半生(对此就不做详细介绍了,不是重点),对权力可说是毫无追求,事实上作为民国时期宪政思想的领军人物,汪精卫的眼界远远超出后来的某些农民政治家(所谓农民政治家,就是一进城就开始享福的那一类),权力在他的眼里,根本就不是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争权夺利说"可说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不管汪精卫出于什么动机投敌,和卖国求荣、贪生怕死之类都是完全沾不上边的。

抗战时的中国有四股势力:蒋介石、汪精卫、日本人和共产党。在谈论汪精卫的投敌史以前,有必要先谈论一下当时的日本。与很多人的旧有印象不同,侵华战争并非是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结果,而是日本军部的"随性所至"。二战时的日本正处于军人完全压制政府的态势,对于侵华战争这出闹剧,活在暗杀阴影下的日本政府可说是敢怒而不敢言。以九一八事变为代表的一系列挑衅行为,绝大多数是军队绕过政府的个人行动,战争早已成了日军军官升官发财、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中国作为日本周边的一个弱国,不幸的成了这种政治乱象的牺牲品(参看前作《日本是如何走向灭亡》)。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整个抗战史、甚至于反思当下中国流行的反日思潮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始终也是高度脸谱化的,此类论点在俞天任的连载开写以前,在国内几乎可说是鲜为人知。早年在日本留过学的汪精卫,对当时日本的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只要交涉得当,中日之间可能完全没有交恶的必要,这一点可说是其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

到1931年,以石原莞尔为首的一批军部狂热分子偷偷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举拿下了东三省。当时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强力主张将东三省归还给中国,日本军部内的爱国人士也不手软,一枪崩掉了这个卖国贼,其他日奸从此人人自危,正应了一句话:流氓会武术,神仙也挡不住。由此事件也可看出日本当时的军政形势,国民政府基于这种状况,制定了一套"有限抵抗"的对日政策,以和为主,以战为辅,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垮日本(这一点上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是通过有效的迟滞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使得日本国内的卖国路线能在和爱国路线的对抗上占据上风,从而获取两国和谈的筹码。从这个角度来看,九一八事变的结果对国民政府来说就像是吃了个苍蝇一样恶心。张学良这孙子连一枪都没开就把东三省给送掉了,使得日军在人数占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获得意想不到的完胜,这无疑让军部狂热份子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度的膨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日本国内说话的分量,日军也在东北得到了充分的滋养,为进一步侵略中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假如张学良当时能遏止住关东军,哪怕守不住,至少也要给日军迎头一记闷棍,那石原莞尔一流很可能会因此而成为日本国内一例经典的反面教材,其余狂热份子也不可能因九一八事变的巨大胜利而将中国视作创造奇迹的宝地,下克上的风气会被压制,日军侵略中国的步伐也会被大大延缓,甚至于整个抗日战争都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说日本是军队压倒政府,其实民国当时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当时的军队既非国军,也非党军,而是各大军阀们的私家军,谁拳头大谁就牛逼。北伐结束还没几年,中原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各军阀间明争暗斗、勾心斗角,新仇旧恨一箩筐,在军事实力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本的情况下,没有多少人会想拿自己的军队跟日本人碰,你中央政府真逼他们去打,他们还说你是趁机削藩,反正总有一套大道理。这种行为说白了就是在比谁更不要脸:谁越能坐视国家陷于侵略者之手,谁在未来权力斗争中的筹码就越多。很显然,"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的老毛因此笑到了最后,不过我们先不忙着谴责老毛,继续看张学良这个孙子。以我看来,此君哪怕没有西安事变时的愚蠢行径,依然是民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九一八事变之后,民国政府将忍耐的底线划到了锦州,命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到1931年末,日军来犯,张学良却推脱说武器兵力不足,要求国民政府给予支援。当时孙科政府是穷得叮当响,连内裤底也早就已经拨给张学良了,实在是一毛钱都拿不出来,于是张学良在遭到拒绝后,在兵力二十余倍于日方的情况下,果断的把锦州也送了出去,蒋介石当时急的就差没管张学良叫爷爷了。没隔一个月的一二八事变,陈公博亲自前去敦请张学良发兵从后方起兵牵制日军,被张学良一口回绝,一二八事变又以民国政府吃了个大苍蝇而告终。再至1933年,张学良负责镇守热河,结果我就不重复了。当时汪精卫痛斥道:"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两百万;所责于铁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于行政院矣。当此民穷财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

张学良的老子好歹也是敢于查抄苏联使馆、杀李大钊这个苏联奸细的人物,不知怎么偏偏就生出这么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张学良的一连串失败在当时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使得民国政府的那点小算盘全部打了水漂。不过对民国政府而言,日本人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被我们遗漏的第四股势力——共产党。

当时的情况是国军将士在前线抗战,他们的老父则被当成地主恶霸,被吊在老家的某棵大树上享受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汪精卫对日本政局的了解极为透彻,但在对共产党的看法上,最初可说是落后了老蒋一大步。在1927年以前,汪精卫是共产党的铁杆粉丝,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反共声势高涨,汪坚持己见,差点搞到与全党决裂的地步。汪精卫是那种原则性非常强的政客,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哪怕千夫所指,也绝不向现实妥协,后来干脆这么说:你们都跟我唱反调,那我辞职算了(在另个党里是这样:你们都跟我唱反调,那你们一起辞职算了)。汪精卫当时一没派系,二没军队,但因早年名望过盛,功绩辉煌,俨然是国民党里"我称老二,谁敢称老大"的人物,人气甚高,众反共者见伟大领袖要甩挑子不干,个个痛心疾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劝汪精卫放弃拥共立场,继续主持大局。汪精卫却是软硬不吃,坚决不从,他还不明白像他这样的人要是放在延安的话,很可能早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被人一板砖拍死了。汪精卫拥共的原因有二,第一"联俄容共"是国父遗训,第二汪精卫周围的共产党人大多"与众不同",例如后来的两位小汉奸周佛海、陈公博,属于共产党创始人级的人物,都是汪精卫日后的左膀右臂;再比如陈独秀,此人也和其他窑洞里的马克思主义土鳖不同,算是有几分才学,而且一直反对共产党内部的激进路线(后来被其他土鳖联手踢出了革命队伍)。放眼看过去陈汪二人都是真正支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两人日后的下场却都不太好。汪精卫与这类人交往甚密,一时不查共产党的真面目,在党内放言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这种情况直到1927年5月才有所改观,当时共产国际给中国支部发来"五月密令",也不知是真把汪精卫当成了自己人还是怎么着,事先把密令拿给汪过目了一遍。汪精卫看完后是倒抽一口凉气:这份密令赤裸裸的要求共产党无视国民党的禁令,继续深化土地改革(其实就是抢劫),组建私人武装,渗透国民党,伺机夺取全国政权。套用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汪精卫这时候才幡然醒悟,原来共产党根本不是工农的代言人,而是苏俄的代言人。到1927年末,共产党内的激进势力抬头,在广州城内发动打砸抢,按李宗仁的话来说,"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史称广州暴动,解放后改称广州起义。此事之后,曾采取亲共立场的汪精卫一度引咎辞职,之后终于在反共的问题上和蒋介石达成了一致。

汪精卫识破共产党的真面目之后,其认知水平一日千里,很快又领先了老蒋一大步。其实国民党内能看清共产党危害的人也不少,例如蒋介石就曾说过,"日本只能伤到中国的表肤,共产主义却能危及灵魂",可谓一语中的。问题是他们还是低估了共产党的能力,觉得共党不过一群匪众,何成气候,最后甚至以虎谋皮,一度搞起了国共合作,换来的则是黄桥之战一万余人被友军歼灭的惨痛教训。汪精卫则认为,中日只要开战,中国必将陷于共产党之手,"我们与日本讲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国会被日本征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乃是怕战争延长下去,中国会亡於共产党。而於日本,战争延长下去亦将招来其在国际地位上的大祸,故中日两国有可讲和的利害交点","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以我们这些马后炮的角度来看,汪精卫简直就是高瞻远瞩、当世半仙,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政治观点还是过于超前了,别说是蒋介石,就连汪的心腹陈公博都不以为然:"他总以为中国共产党要煽动中日战争以收渔人之利,因此更应该求和平"。陈公博说这句话的时候,抗战才刚结束没多久,假如他能活到1949年,那恐怕是要唏嘘不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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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得不战的蒋介石与不得不和的汪精卫

摆在汪精卫面前的选择其实非常简单——只有和平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从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不光是日本国内的爱国路线和卖国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民国政府内的斗争路线和妥协路线之间也发生了多次碰撞,汪精卫尚未来得及组建他的伪政府,便早就以汉奸卖国贼之名而蜚声在外了。当时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民国政府签署了被后人称为"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划定了大片非交战区,其好处是封死了日军从长城一带发起的进攻,坏处是变相承认了日军对满洲国一带的占领,引发社会上一片骂声,蒋、汪二人更是首当其冲。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协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地是肯定被日本人占了,你抢也抢不回来,假如中国和日军交战下去,结果也只会是扩大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丢失的领土越来越多,当时就打全面战争,当时就要亡国,这才是真正的愚行。民国政府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用这种方法拖延时间,这和当今某负责任的大国不断变着法子的割地送国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策略以当时的口径叫"以空间换时间",按现在的说法叫"韬光养晦",日后民国政府又陆续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类似条约。当然,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换下去,否则中国迟早要被蚕食殆尽。蒋汪当时也绝非一味妥协退让,而是另有打算,一是期待众列强的干预(这一等就等到白了头);二来中国当时的国力可谓日进千里,1937年时的民国和1927年时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每多喘息一日便多一分优势,真到不得不战时手上好歹也能有块砖头;三来是幻想着日本国内能西风压倒东风,中日和平自是水到渠成,届时这些条约也不过是废纸而已——它们既没有给日本赔钱,在领土的归属问题上也没有让日本人从法理上占到一分便宜。事实上站在日军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日方签这种协议是相当愚蠢的,颇有点见好就收、回家领赏的感觉,只能怪军部的狂热份子政治上不过关,一个个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巨婴,这才给了蒋汪拖延时间的机会。

不过在《塘沽协定》签定之前,汪精卫并不知情,所以这次"卖国"行径跟他其实没什么关系。陈公博当时劝汪精卫及时跟《塘沽协定》划清界线,保留一个好名声。这个事情是我最擅长干的,比如社团工作出了什么问题,要把责任赖给学生会,我上去讲话,就是这样:"大家知道,这个学生会吗……咳咳。"摆出一副欲言又止、痛心疾首的架势,台下众人立刻做出恍然大悟状,明白了,明白了!对社团工作表示出了充分的谅解。汪精卫是这么答的:"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事实上,汪本人也赞成签这个协定,并公开作出辩解:"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历史怎么评判先不说,至少在当时,这些个"卖国协定"换来的多是口诛笔伐。汪的家人劝汪至少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汪竟突然大哭起来:"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照理说汪精卫在历史上多次辞职(民国时期政客引咎辞职是件很平常的事,汪精卫、蒋介石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这种传统已被平调和保外就医所替代),再多辞一次也无妨,何况当个外交部长也没球意思,这会儿正是他最该明哲保身的时候,汪精卫反倒赖着不走了。他认为,以自己的威望,出来"卖国"可能还有人支持,换一个人的话早被唾沫淹死了。这话确实不假,汪精卫主持外交,人们还将信将疑:汪先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这背后想必有什么苦衷。再套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你不在领导人那个位置,不知道其中的艰难。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热衷于替汪精卫翻案,也是相同的原因:汪精卫革命时期所展现出的那种舍身取义的气节、有官不做的潇洒,使人们相信他日后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卖国贼。汪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国家需要两种人,一为薪,一为釜。釜要长期忍受烈火的煎熬,薪则要靠燃烧自己发热,最终化为灰烬。而汪精卫是一贯选择做薪的,停战协定是必须得签的,主持外交的人是肯定要挨骂的,别人不敢做的脏活累活,就由我汪精卫来做。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后来改名"精卫",也正是取"精卫填海"之意。

蒋介石看中的正是汪精卫这一点。蒋介石实际上也是个主和派,跟汪精卫不同的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势和蒋介石所处的地位,即使主和对国家再有利,蒋介石也必须要摆出主战的架势。当时有这么些人,自己有能力抗战,嘴里也整天喊着抗战,惟独就是不去抗战,只等着把枪口转向民国政府。按周佛海的话来说:"当时的舆论,似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於国人。""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这个"低调俱乐部"的名字还是胡适给起的,胡适本人也是坚定的主和派,要不是当时被公派出国,胡适多半也是要跟着汪精卫混的,到时便又要有个大思想家变成大汉奸了。

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会认为中日交恶是被人恶意煽动起来的。不过公允的说,这个煽动的责任不能全部赖到周佛海口中"失意分子"的头上,中国的传统是,不管情势到底能不能战、该不该战,主战的永远是英雄,主和的永远是汉奸。汪精卫对此也有阐述:"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蒋介石第一没有汪精卫那种敢背汉奸骂名的气魄,第二作为中国的军事领导人,主和会使他的威信受到根本动摇,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正如汪精卫所言:"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汪精卫就不同了,首先他是文官,不需要领导军队;其次汪精卫的人生信条是"说老实话,负责任":"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还说:"我死且不惧,何畏乎骂。"无怪乎日后胡适对汪精卫做出如下评价:"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对蒋来说,汪精卫是一笔宝贵的财富。1935年南京监察院以"媚日外交"的罪名弹劾汪精卫,汪已做好了辞职的打算,蒋介石吓得立刻派出蔡元培慰留汪精卫,坚决不放汪精卫走,不然的话蒋介石很难找到第二个这么尽职的替死鬼,那"汉奸"就只好他一个人来做了。

37年前的局势,是汪在前蒋在后,力压全国主战派,同时他们也在等待日本的主和派压倒主战派,那就是他们胜利的一天。不过主和在中国难,在日本同样很难。军部高唱战争大调,是民族英雄,日本政府则整一个像是日奸团体,人人喊打,谁也想不到日后的结果是民族英雄葬送了国家,日奸团体中的不少人还不幸做了陪葬。1935年时广田弘毅还许诺"不威胁,不侵略",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少壮派军人干脆把日奸大臣们杀了个清洁溜溜,这时候再指望日本政府能镇住军部,希望极其渺茫。中国这边,主和派一样陷入过街老鼠的境地。1935年11月,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本来可能是想打蒋介石的,但蒋介石见当时秩序混乱,缩着没敢出来)。汪精卫当时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这三枪倒未能当场取下汪精卫的性命,但其中一颗子弹无法取出,使汪精卫的身体每况愈下,九年后便一命呜呼。之后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也遭暗杀,主和派势力顿时锐减。

汪精卫出国养伤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单独负责",却又实在负不起这"卖国"之责。后来又冒出个西安事变,又是张学良这傻逼出来捣乱,在各种压力之下,蒋的政策便也渐渐从主和转为主战,最终将战火从华北引到上海,开启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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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君为其易,我为其难

蒋介石要战,但他明白不能按一般的方式和日本作战,否则只会是如汪精卫所言,越打则中国越倒霉。蒋介石对当时的局势也有很清醒的认识,提出日本对中国,"只能蚕食,不能鲸吞",鲸吞的话一口吞不下去,最终将演变成日本所不乐见的消耗战,日本想要抽身而出,就只有把吃进去的再吐出来,因此蒋介石决心拉日本打全面战争,如果能把欧美列强都拉下水,那中国就有救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便有了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

不过这个计划有几个问题。第一是低估了日本的决心,军部图的就是一个脸面,至于真实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这些疯子们首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并取得胜利正是他们得以压服日本政府的重要手段)。别说是消耗战了,就连美国他都敢打,小日本真发起疯来,鲸吞中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第二欧美列强良心大大的坏,迟迟不肯出手,只有苏联还肯援助一点破烂,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有非分的企图。国民党每多抵抗一日,苏联便不必担心与日本碰撞,自可高枕无忧,而且蒋介石扛得越久,中国军力越衰弱,经济越崩溃,民心越思变,共产党日后夺权的机会便越大,所以苏联及中共巴不得坐山观虎斗,中国最好打个八十年,整得越破越好。基于这两点,蒋的全面抗战进行得异常艰难,即使后来美国给予援助,士兵每月也只能配到四发子弹,一个星期刚好开一枪。蒋介石苦闷之下,几次想要自杀,以至于最后都不敢相信日本是真的投降了,要是美国不帮忙,中国还真就被鲸吞完了。从后人的角度来看,这也算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日本军部疯成那个地步,招惹到美国是必然的事;假如他们不疯的话,那也不会有什么八年抗战了。

当然和谈这步棋也是要照常进行的。当时世界上各大列强在日本人眼里基本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豺狼,蒋介石能找的中介只有德国,德国却对调解中日战事兴致缺缺。好在蒋介石打了一手漂亮的外交牌,你再不调解,再不调解我跟苏联好了啊,这才把德国人给拉下水。德国大使陶德曼当时负责中日间的调停,他认为和谈是非常明智的表现:"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本有几次好机会可以讲和,但终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这悲剧还恰恰就在中国重演了。日方当时开出的条件是要中国承认满洲国,顺带一堆建立非军事区等附加条件,日军则分期撤出中国。对于满洲国蒋介石其实是无能为力的,但对附加条件还是不甚满意,想再讨点便宜,于是一口回绝。到1937年11月,上海也被日本人给占了,广田弘毅通知蒋介石,虽然我们正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不过谈判条件基本不变。到这时民国政府的心态已经变了,面对一连串的失败,再不和日子就没法过了,于是仔细审视了一下和谈条件,都觉得不算苛刻,虽情感上不愿接受,理性上却没有拒绝的道理,从中国这个弱国的立场上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了。蒋介石甚至奇怪:"如此,日本人为什么还要打呢?"国民党内即使有人反对,也只是担心反政府分子趁机兴风作乱,这也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明明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却得不到国人的支持。所以蒋介石当时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是德日两方必须对和谈内容保密,否则"中国就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中国就会发生革命";第二是在牵线完之后,把主持和谈的任务完全抛给了汪精卫,很明显是想再次利用汪精卫的"死且不惧,何畏乎骂"的特点,这方面老蒋表现得还是比较猥琐的。汪精卫自己倒是无所谓,一肩扛起了新的卖国任务。可惜就在众人讨论的这个当口,时间轴已经拉到了1937年12月,连南京都给人占了,日军当时气焰极为嚣张,主战派势力大大抬头,立即主持修改了和谈条件,开始问中国要钱了,这一下又让民国政府倍感煎熬,面子里子都说不过去。再到1938年1月,日方又对条件作出了修改,这个新条件对中国来说基本上已经没法看了,民国政府断然无法接受,日方则以为民国政府只是借和谈拖延时间,发表了"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近卫内阁声明,导致此次和谈彻底破裂。

之后蒋介石也做出几次议和的努力,只是每次谈判都只敢偷偷摸摸的搞,而且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绝不敢把规模弄大,绝不表现出积极的议和之心,以防自己一不小心也变成"汉奸"。这种和谈的力度,汪精卫是无法满意的。他深知一点:中国除了和平,没有别的选择,武力抗战到底唯一的结果,要么是亡于日本,要么是亡于共产党,所以是和也得和,不和也得和。汪精卫不止一次形容对日和谈是"与虎谋皮",却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蒋介石不愿公开主和,周佛海便于1938年派高宗武秘密前往日本,打的不是政府的名义,而是主和派的名义。此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也是可以一谈的对象,日军陷入中国战场,旷日持久,政府早生退意,周佛海此举正中近卫文麿的下怀。双方一合计,最后高宗武提出可以让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主持和谈,并阐明了蒋介石不可议和的原因。日方对此也表示理解,提出了"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原则。高宗武心下大喜,回国后便给周佛海写了报告,当中有"日方希望汪精卫出马"字句。当时周佛海找到汪精卫,问要不要先将这些内容删掉再拿给蒋介石看,汪精卫回答道:"没有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蒋介石拿到报告,得知高宗武私自跑到日本,只是说"荒唐,荒唐"、"高宗武是个混蛋,谁让他到日本去的",但既没有处理高宗武,也没有说反对议和、不允许汪精卫出面之类,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一来周佛海便心中有底,开始和汪精卫策划起了下一步的行动。

以当时的政治局势,汪精卫若留在重庆,议和根本无从谈起;退一步说,即使能议和,也仅仅是影响到蒋介石的威望,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因此从行动开始之初,汪精卫就计划离开重庆。当时他的计划分为五步:首先汪精卫离开重庆,宣布下野,日方则发出和谈声明,提出撤军、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等原则;接着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呼吁国民党接受和谈条件;国民党能接受则最好,若不能接受,则由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响应汪的号召,成立新政府;新政府与日本完成谈判,收复沦陷区;新政府与国民政府谈判,完成中国统一。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新政府"和日后汪精卫的"伪政府"是两回事,这个新政府是计划在国统区、而不是沦陷区内成立的。如果是换其他人进行这项工作,难免有借机割据云南、两广甚至全中国的嫌疑,但以汪的一贯作风,假如新政府成立,只要日军撤离中国,汪必会宣布解散政府,顺利完成中国的统一。

此后汪精卫一派"汉奸"们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先是说得"云南王"龙云参加和平运动,接着经过八天的谈判,和日方达成了《重光堂密约》。该密约规定日方在两年内撤出中国、归还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各种条件都对中国十分有利,唯一引人诟病的是必须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并且允许日本在蒙古驻军。这个和谈条件可以说跟陶德曼调停那次不相上下,甚至还更优惠一点。日本方面当时还希望把中国切割成几块,形成王克敏的北平政府、梁鸿志的南京政府、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和汪精卫的云南政府这样四分五裂的局面,以减少日本可能面对的威胁。汪在这点上寸步不让,要求必须由日本来撤消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日本政府最后也予以让步,同意了汪精卫的要求。这么一看,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不过这个计划看起来很美,汪本人却是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虽然这次行动成功了对国家有利,就算失败也对国家无害,但是失败了必然被骂成汉奸,成功了还未必被称为英雄。出走重庆之后,万一事情有变,更是再无退路。

如今有两种流行的观点,一种认为汪精卫搞和平运动的本意是救国救民,只是对中日局势的估计过于悲观,是消极妥协、投降主义;另一种认为汪精卫是反对蒋介石"焦土抗战"政策,认为越抗战则老百姓生活越惨,所以才要搞和平运动。这两种理解都有所偏差,汪精卫确实反对"焦土抗战",但还不至于拱手把国家让给他人;汪精卫虽然知道中国敌不过日本,但也从没有消极妥协过。汪真正的态度,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边战边和":"一年零七个月的抗战,我们自己已证明了中国是不可以灭亡。然而这还不够,我们还要指示出来日本除了灭亡中国,还有第二条路,并且必须走这第二条路。"在汪的眼里,主战与主和从来不是割裂、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惟有在正面对日本予以痛击,损害军部在日本国内的威望,日本政府才有可能重新主导局势;只有艰苦卓绝的抗战,才能换来和谈时足够的资本。事实上,汪后来成立南京伪政府后,也一直不忘对日交涉,能交涉出多少东西,则全赖蒋介石正面战场与美军太平洋战场的战果。从这点上来讲,汪其实既非主战派,也非主和派,而是真正的实干型政治家。汪一生也一贯如此:先拥袁再反袁,先拥共再反共,先反蒋再拥蒋,先英雄再汉奸,无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选择自己所要走的路线。问题是,一些头脑发热的主战派却将和与战完全对立了起来,水火不容,更舞着道德大棒四处打压,使得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不敢公开主和,如此便只得由蒋来战,汪来和,蒋做英雄,汪做汉奸。汪离开重庆之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长信,末尾写道:"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这和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前所留给胡汉民的血书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今为薪,兄当为釜"。从当时局势来说,汪所选择的路,不仅赌上了性命,更赌上革命几十年来累积的声誉,确实比单纯武力抗战要困难的多。

可惜的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和汪精卫所策划的偏出了十万八千里。

汪精卫于1938年末离开重庆之后(很明显蒋介石再次睁了只眼闭了只眼),近卫文麿如约发表了声明,并且撤消之前"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强硬立场。问题是,这个声明虽然声称日本没有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云云,却没有提到最关键的"日本撤军"一条。这倒不是近卫文麿存心忽悠汪精卫,如前文所说,当时日本是军政平行,政府决定好的事情,还非得军部同意不可,这样荒唐的事偏偏就发生在日本。而以《重光堂密约》的内容,等于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辛辛苦苦打了这么长时间,几乎是打了白打,不仅没捞到什么好处,还把租界给搞没了,对这样"丧权辱国"的事情军部当然是坚决不从。近卫文麿拿军部根本没辙,最后的声明只得打了个折扣。

汪精卫知道主和派在国内不好混,在国外也不好混,也理解近卫文麿的处境,他相信和谈一旦能顺利进行,条件仍有回旋的余地,所以仍然发表了著名的"艳电"(当时电报以一个字代表日期,"艳"即12月29号),一方面支持近卫声明,一方面也态度强硬的提醒日方自己的政治底线:"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这个"艳电"后来被评为"对日投降宣告",很明显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但噩梦这才刚刚开始。近卫声明仍无法让日本军部感到满意,近卫文麿本人被骂作"和平运动家",再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日奸,结果"艳电"发表五天之后,近卫文麿竟然顶不住压力辞职了!中日两国的和平运动参与者无不愕然,连日方都破口大骂近卫文麿背信弃义。不过这近卫文麿也是个可怜人,事实上他原来根本就不想干这个首相:"即使有天皇命令,但陆军内部没有可以商量政策的人。"当时日本的文官普遍受军部压制,一般都干不了几天就辞职了,最后干脆只好由东条英机这个军人来组建内阁。事情急转之下,少了日方撤军的承诺,龙云也不再支持汪精卫,没有接汪到云南成立新政府。重庆方面仍邀请汪精卫回去复职,但汪精卫却表示自己留在重庆根本无法发表意见,不愿回去;即使回去,也徒惹纠纷,自己的立场既然已经表明,愿不愿意采纳取决于政府。汪精卫当时准备动身前往法国,重庆政府一方面开除其党籍并在报纸上大加批判,一方面又派谷正鼎送来出国的护照和旅费,顺便游说汪精卫继续为国府效力。至此,汪精卫最初所构想的"和平运动"以完全失败而告终。假如事情只发展到这一步,恐怕汪仍不会被后世称为"汉奸",并且在抗战胜利后还很有希望回国。但就在谷正鼎返回重庆的第二天,又一起行刺事件发生,彻底改变了汪精卫的想法。

行刺者本打算摸黑枪杀汪精卫,结果却错打成了汪的秘书曾仲鸣。从后来军统一方的回忆录来看,行刺汪精卫一事简直可以说是办得吊儿郎当,说是重大任务,人员班子全是临时拼凑,连谷正鼎都可以轻易的找到汪精卫的落脚点,一众特工却搞不清汪精卫住在哪里,而且望远镜都没配一架,近处不敢逗留,远处无法监视,情报工作搞得一塌糊涂。戴笠当时曾不止一次去过河内,负责刺汪的陈恭澍对此竟一无所知,行动失败后也没受到任何惩罚,整件事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点也不"军统"。据说陈恭澍后来曾对人说:"汪先生在河内并非幸免,当时若为刺他,有几个汪先生也刺杀了。"也不知是真的工作失误,还是故意摆个与汉奸决裂的姿态。

汪精卫一直将曾仲鸣看作自己的儿子,两人私交极好,而且曾死得还颇为煽情,临死前对汪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还把以他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存款的支票上全部签了字,这才断气,活脱脱是现在电视剧里一些人临死前嘴里还直冒血泡的说"替我交党费"那种场景。汪精卫当时离开重庆,实际上无权无势,无国可卖,带出国的东西只有自己主和的立场而已,汪想不通蒋为何要对一个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势力的不同政见者采用暗杀手段,于是报复性的在香港的报纸上披露蒋介石对日秘密和谈一二三事,并附上国防最高会议记录一份,引来不明真相的群众一阵围观,结果弄得蒋介石暴怒不已,这倒算是汪一生中所干的少有的一件糊涂事。

汪精卫一生从不拉帮结派,这样做的坏处是导致他手头一直没有多少势力,好处是在这种情况下仍肯留在他身边的,必是君子之交。汪身边一直不乏曾仲鸣、陈公博之类忠肝义胆的人物,这些人虽然被后世骂为汉奸,但在追随汪精卫这点上都是说一不二、忠心可鉴的,其中尤以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最甚。革命时期,陈璧君和汪精卫一起回国刺杀摄政王,临行前有人开玩笑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当场掏出护照,撕了个粉碎。抗战胜利之后,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在法庭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后来坐牢时,何香凝、宋庆龄等替陈璧君说情,只要陈璧君肯悔过并承认汪是汉奸,即可出狱,陈璧君也是一口拒绝,最后死在牢内。此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节,古今罕见,实在令人佩服。

曾仲鸣之死令汪精卫受了不小的刺激,"曾先生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的他,我应该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颇有点要行意气之事的感觉。此后汪精卫改变了出国的主意,而是领着一帮人跑到上海,决心把卖国之路一条道走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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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假如事情只发展到"艳电"为止,想必到今天汪精卫早就已经被平反了,"主和"在中国虽然也算是"汉奸"行为,但跟"投敌"还是差了很大一个档次的。从主持卖国外交到出走重庆,最终再到成立伪政府,汪精卫的动机其实可以用他和陈公博的一段对话来概括。1935年时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无补于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卖国还应有代价。像今日的情势,一日蹙国百里,其误不止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汪精卫答道:"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国国民说的。人家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要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日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

这段对话有一点说得很准确:汪精卫的行为严格来说叫"送国",而不是"卖国",因为他本人确实没从中捞到任何好处,反之还做出了大量牺牲。汪精卫其实大可坐在原地什么也不做,假如今后中国归国民党,他不是一把手也是二把手;假如中国归共产党,只要汪精卫肯适当的扇自己两耳光,还是能混个政协副主席;假如中国归日本,到时汪精卫再投日也一点都不迟。在乱世之中,像汪精卫这样声名显赫、人人敬仰的英雄,完全可以随波逐流,见风使舵,何必总是硬出头?甚至可能连"送国"都谈不上,当时沦陷区早就归日本所有,日军对物资是想拿就拿,对人是想杀就杀,何须汪精卫来送,早就全是日本人的了,汪精卫赤手空拳跑到沦陷区,除了从日本人手上勉强争回一点利益,中国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供他送出去的?

但这个"送国贼"到底能不能做成,汪精卫其实心里也没底。日本人当时对他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要知道汪精卫唯一的政治资本是名声,现在他已经不是零资本的问题,是彻底一个负资本,对日本人来说根本就没什么利用价值。而且日本人需要的是一只听话的狗,汪精卫则是曾经躺在阴沟里打算跟人玩命的主,这样一条狗到底好不好使,日本人心里还真没底。最可笑的当时沦陷区早被各大汉奸瓜分完了,根本没有汪精卫的落脚之地,而汪精卫跑到上海后狮子大开口,说要吞并除了满洲国之外所有的地区。日本当时巴不得把中国切成几块,汪精卫的要求根本就是有悖日方的根本利益的,断然没有答应的理由。但也不知汪精卫的运气到底算好还是坏,在上海扯了一段时间皮以后,阿部信行上台,积极的支持起了汪精卫的计划。虽然这个新内阁没过几个月又被军部给推翻了,汪精卫的政权却是留了下来。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还都南京",升的还是青天白日旗。当时关于旗子的问题发生了不少争吵,汪精卫坚持要挂青天白日,日本人则坚决不同意,毕竟跟青天白日旗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说要在日本人的大本营里升这个旗,日本兵心里肯定也受不了。唇舌交锋之间,日本方面还是占到点理:就算不考虑咱日本人民的感情,你到处竖着和国民党政府一样的旗子,我们的军队分不清楚打错人怎么办啊?汪精卫方面一想,这倒还真是个问题,最后只能做了点妥协,在青天白日上加个黄色的三角旗子,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以示区别。当时沦陷区里挂的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时隔多年,人们重新看见青天白日,照理来说心情总该舒坦一点,但是那不伦不类的黄色三角旗又分外扎眼,让人欢喜不起来。那边日本兵更是怒不可遏,直接愤起暴动,被军部强行镇压了下去,这种现象似乎已然预示了汪政权日后两头不讨好的命运。汪精卫在还都仪式上发表演说,语气低沉,早已不复当年慷慨激昂之风采,整个仪式就在低调的气氛中,迅速结束了,没有发扬出把丧事当喜事办的精神。

汪精卫当时除了要吞并其它汉奸的地盘和升青天白日旗,还有一个极重要的要求:绝不与国军交战。政权成立之初,汪精卫曾对影佐祯昭以及大日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说道:"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这个和平运动,正如一向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为了实现全面和平,而别无它意。因此,只要实现和平,今后中国政权由谁来掌握不是问题。因此,将来重庆政府倘能加入我的运动,我的目的就算完全达到了。为此,我会立即辞职。现在我事先清楚地表明白已的内心想法。"汉奸汪精卫的说法另两个日奸感动不已,在回忆录中都对汪的爱国精神和人格品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及至后来板垣征四郎又想借用伪军的力量,汪精卫竟出口威胁:"如此我们的军队必反转枪口打日本军!"当时日本人给伪军配发的武器装备极差,但伪军到底人多势众,真在后方闹起来,就算不成气候,也够小日本喝一壶的,汪精卫此言让板垣征四郎碰了一鼻子灰,日后也就没再提"协同作战"的事。

当然对共产党所谓"抗日游击队",汪精卫是从不手软的。说来搞笑,汪精卫在共产党眼里是汉奸,而汪精卫对于共产党的评价,虽没有直接用"汉奸"这两个字,意思也是大抵相近的。当时蒋介石偷偷摸摸的和,汪精卫光明正大的和,两边却都没有和成。反倒是共产党,不声不响的就跟日本人"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了。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记载,新四军一直与日军相互交换物资,陈毅当时负伤,竟是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伤,共产党的代表公然住在沧州饭店内,汪精卫却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汪政权组织苏北清乡,日本人提前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导致无功而返。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池田则完全成了共产党的说客:"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陈公博是在汪政权解散、被国民党收押时写下这些内容,很多人认为这么说是为了曲意迎合蒋介石、换取轻判,但事实上陈公博当时已经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不仅放弃上诉,而且请求"尽快执行",之所以要写"答辩书",并非为了轻判,只为还后人以真实。

当然我们不排除陈公博成见已深,临死前还要污蔑我党一把的可能性。对于我党抗日的问题暂且不谈,总之汪精卫视共产党如洪水猛兽,这是前文早已说过的,甚至小黄旗上都要加个"反共",其心志可见一斑。这对蒋介石来说可算是个利好消息,两军交战,情势不利时难免要投降,国军投降之后非但不会为日军所用,反而可以发挥余热,对付另外一个敌人,而且由于接受战俘的工作被移交给了汪政府,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南京大屠杀一类事件的重演。方先觉被日军俘虏之后,更是通过伪军的帮助才能逃回重庆。说到这里我感觉已经把我国抗战时一组奇怪的现象解释得很清楚了:日军基本都是国民党打的;伪军基本都是共产党打的;伪军基本上都是前国军组成的——因为不抗战的军队,就连做伪军的资格都没有。及至后来日本投降,蒋介石顺利收复沦陷区,一些未被收编的伪军还在孜孜不倦的进行剿匪事业。按陈公博所说,假如日本人在剿匪的问题上有所阻挠,那是翻脸也在所不惜的。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协商大会上,共产党急吼吼的闹着要解散伪军,除了要削弱国民党这边的实力,确实也有跟汪精卫苦大仇深的原因在里面。

平心而论,汪精卫能做到不跟国军交战这一点,作为一个汉奸而言也算是很不容易了。除此以外汪政权还收回了租界、废除了小部分不平等条约,民生上沦陷区可能比抗战结束和解放后的某些时日还要好很多,而且汪精卫对各派汉奸地盘的吞并确实从一定角度上来说降低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重新统一全国的难度(只可惜汪精卫吞并得还不够)。对日军也是尽力掣肘,物资能不给就不给,人丁是一个也没让日本抽到太平洋战场上去,日方甚至有言:"重庆是武力抗战,你们是和平抗战",到抗战末期,双方颇有剑拔弩张之势……且慢,再这样写下去,就要变成"汪精卫、周佛海和陈公博等人发挥聪明才智,以拳拳报国之心,和愚蠢的日本鬼子巧妙周旋,最后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一天,把沦陷区完完整整的还给了民国政府……"这是什么?这是红色电影《小兵张嘎》的演法。汪精卫对日斗争倒是不假,但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别人可能会卖一百分国,而他只卖了五十分。但这五十分终究是卖出去了(或者说送出去了),对汪一派人来说总归是一件屈辱的事,在日本人的屋檐下混,想诸事美好,团圆结局,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周佛海曾有一个说法:二战假如盟国胜,则蒋介石胜,假如轴心国胜,则汪精卫胜,不管是谁胜,最终的胜利都属于中国,中国将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主和派和蒋介石只是在唱双簧而已。早先我觉得这几句话还有几分道理,现在想想真是儿戏之言。汪精卫初到上海的时候,对和平救国的理念还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几番想要另组政府,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获得一个对日和谈的合适立场。按他的想法,中国虽然惨败,但日本胜得也是痛苦,这仗应该是打不下去了,这时候再不和谈还等何时呢?每次跟日本政府交涉,也确实多少能谈出点东西来,但是最终却死活过不了军部这一关,到最后军部甚至撇开政府,单独搞了个"兴亚院"出来,把外交工作也给包办了,实际上是连一点和谈的余地也没有留下了。当时日方和汪精卫一派签订《中日基本条约》,这个条约可以说已经完完全全超越汪的底线,接近于亡国了。汪几番交涉而不得,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俎上鱼肉,为了把沦陷区勉强维持下去,最后也只能忍辱签了字。签约那日,汪精卫对着紫金山的方向发呆,突然间"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他的悲伤,是仅次於槌胸顿足"。到后来这个条约内的种种内容,总算是在众人的努力下一步步废除了,但说实话,汪精卫等人能做到这一点,主要还是美军和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重创日军的功劳,迫使日方不得不对汪一派的要求做出让步。所谓双簧之说、不败之地,假如日本胜利了,确实,中国名义上可能是归汪精卫而不是日本人统治,但那时等待中国的又将是个怎样一个条约呢?从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会去关心一个公认的汉奸到底为国家保存了哪五十分利益,只会在意他送出去了哪五十分利益,即使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至于汪精卫手下恶名昭著的"七十六号"倒是值得说一说的。以我观来,双方正儿八经的谍战中还是重庆一方逼得更狠一点,杀了汪精卫这边不少特工,死者中有不少是从重庆转投南京的(连河内负责刺汪行动的陈恭澍当时都投了汪),很有点清理门户的味道,军统一度将目标定为丁默邨本人,闹出了后来为人所熟知的郑苹如刺丁默邨案。而丁默邨、李士群除了报复和防御以外,还杀了不少新闻界的反汪人士,但是真正有价值的大鱼反倒没碰,例如蒋伯诚这个特务小头目就在七十六号的眼皮子底下活动,非但没被七十六号处理掉,最后蒋被日本宪兵逮捕,还是周佛海救了出来,周佛海本人更是跟重庆方面一直保持着联络。不过虽然没有杀掉重庆方面什么了不起的军政要人,七十六号的恐怖也是名不虚传,其手段极尽残忍,毫无人性,杀人无数。当时上海几乎没有哪个星期是不死人的,报纸上充斥着关于暗杀的消息。这里面很多人死得恐怕非常冤枉,例如被仇人举报,添油加醋的一说,立马成了七十六号的目标,死得莫名其妙。当时的汪精卫政府,虽也有极少数人是存和平救国之心、不计个人名利的为汪精卫卖命,但多数人也不过是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庸俗之徒,对于亡国一事没有任何感慨,每天还忙着相互倾轧,这也不过是中国社会的常态而已,七十六号这种组织堕落如斯,不足为奇。我观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写到双方谍战时,大意是虽然下面人拼得你死我活,重庆与南京的上层之间却有某种默契,并没造成什么实际损失,语气中好像还颇为得意。但是小人物的命就不是命吗?重庆方面要做个姿态给全国看,于是就把曾仲鸣乱枪射死,金雄白本身也只能算个小人物,几次险险死在军统的手上,双方无数特工更是惨死在这种没有意义的对攻战中,让人不禁感慨乱世人命贱于狗,七十六号本身也不得不说是汪一生的污点。

说到替汪精卫卖命,陈公博倒真可算得上是个奇人。汪精卫与周佛海理念相近,两人同进退并不足为奇,陈公博却是从汪精卫主持"媚日外交"开始就一直跟他唱反调了,他的观点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根本不赞成汪精卫脱离国民党,甚至可以说他早就看清了汪精卫最终的下场。尽管观点不同,但陈公博也确实敬仰汪的为人,深知汪绝不是卖国求荣之徒,所以也不愿留在重庆听别人说汪的坏话。当时汪精卫手下人才稀缺,高宗武、陶希圣相继叛变(说到这两个人要插句题外话。汪周陈三人组织伪政权后,谈到蒋介石时仍是毕恭毕敬,言必称"蒋先生",这是国共伪三方的史料都有提到的。高陶两人倒是经常公开批评蒋介石,用词甚为激烈,最后见情势不妙,掉脸跑回重庆的也是这两个人),有些人即使能够理解汪精卫的主张,也不愿背汉奸的骂名去帮助汪精卫,陈公博见此情景,出手相助,心甘情愿的做了汪的陪葬。

汪精卫于1944年病死于日本,临死前仍念叨着要回中国,终究未能如愿。随着美军的参战,日本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周佛海跟重庆方面暗通声气,准备指挥伪军全面反攻。1945年初,周佛海通过蒋伯诚给蒋介石带信,写道:"五年以来,职临深履薄,无日不惄焉如捣,凡奉钧谕,辄竭驽骀……日寇已处穷途,反攻转瞬开始,职处身虎穴,一切策应反攻之工作,万绪千头,迟恐准备不及,急则泄漏堪虞……职以待罪之身,誓必效命前驱,俟最后胜利之来临,甘愿受钧座之严惩,斧銊所加,死且瞑目。"蒋介石读到最后几句,潸然泪下。到这个时候,只要周佛海能把反攻的事办好,汪精卫可能还有那么一丁点翻案的希望,谁知历史又开了个玩笑。就在周佛海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时,美国突然间扔了两个原子弹,日本直接投降了,这一炸终于让汪一派人永世也不得翻身了。

日后处理伪政权众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汪政权内一干要人,早知会有今日,走得颇为从容。任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被判死刑后见到金雄白,还说道:"你放心,我将来被枪毙时,不会让同志们丢脸的。"反倒是丁默邨双手沾满鲜血,被枪决时反倒吓得脸色苍白,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甚是讽刺。蒋介石曾有意重新启用周佛海,但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最终还是作罢,判了死刑。后来周的夫人找蒋介石求情,蒋介石又允诺说:"这几年,对东南的沦陷地带,还亏了佛海,我是明白的。起来,安心回去吧,让他在里面休息个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不过周佛海的命也不长,死在了大牢之中。

汪精卫一生追随国父孙中山,两人日后自然是合葬在了一起。国民党一方显然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何应钦要求工兵队在蒋介石"还都"之前将汪墓拆除,无奈墓穴建筑质量过硬,工期紧迫,最后只好直接上了炸药。打开棺材,只见汪的尸体上盖着一副青天白日旗,衣兜里有一张纸条,上书"魂兮归来",落款是"陈璧君"。一代汉奸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实在凄凉。而局势还是不幸应了汪的预测,日后蒋介石也没能和孙中山合葬在一起,这可以说是整个故事中最大的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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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想看看台湾人对汪精卫是如何评价的,结果问了几个人才发现台湾人对汪精卫的了解居然比大陆人还要无知。大陆人好歹还知道汪精卫是个汉奸,台湾人除了对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印象"以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之后总算见到几个台湾人在聊汪精卫,说读完林思云的《真实的汪精卫》(想不到这篇文章在台湾也挺有销路),才了解到汪原来是这么复杂一个人,还感慨自己早年"被国民党灌了一脑子的党屎"。直到李安的《色戒》上映,汪精卫在台湾的媒体上才算是火了一把,但总体而言仍然是贬大于褒。国民党113年党庆时则展出了汪的照片,只说是国民党领导人,回避了他曾做过汉奸的问题。后来又找到一篇谈汪的文章,是那个著名统派人士"范兰钦"所写,洋洋洒洒,不着重点,最后笔锋一转,突然来了句"看看今日的台湾政客(此处范特指绿营)的嘴脸,比起汪精卫、陈公博差之远矣"。这话我倒是赞同,先不论忠奸,无论从眼界、学识、人品、风度还是胆魄来看,今天大陆的任何一个官员,离汪的水准都相去甚远。

说汪"复杂",确实不假,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找不出几个争议性比他更大的人物。有人相信以他的道德情操,不可能行卖国之事,也有人觉得他是晚年糊涂,最终误入歧途;有人觉得他是悲观主义,有人觉得他是错判形势;有人看重他送了一部分的国,有人看重他"送国"时也尽最大努力牵制了日本。在那些相信民族情感不可伤害、宁为焦土也要抗战的人眼里,汪无疑是个历史罪人;在那些相信共产党是中流砥柱的人眼里,汪就更是罪恶滔天了。无论汪是怎样一个人,我至少能确信一点,就是他绝非我们教科书上那个脸谱化的汉奸。中国人眼里的汉奸形象,总是尖嘴猴腮、无恶不作、贪生怕死、利欲熏心,"坏"字完全写在了脸上,让人一看便知,以至于一下出现个"易先生"这样的人物,许多人便完全无法接受了。可事实真是这样吗?假设一个游击队员藏在你家里,你把他交出去了,你就是个汉奸,可是你不把他交出去,或许全家人都会跟着一起陪葬;假设日本人逼你去做翻译,你不做,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孱弱的国家沦陷于他人之手,人民已经全部置于外人的统治之下,却还要去为民族大义、国家尊严之类的东西殉道,国家既然连保卫国民都做不到,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人们不做汉奸便得死在日本人手上,做了汉奸却又要死在中国人手上,有人云"抗战打了八年是因为汉奸太多",俨然是要一群连活路都没有的人为一个国家的弱小而负责了。

在这些汉奸当中,汪精卫还算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他抛弃了一切跑去做一个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卖国贼",动机竟然是出于爱国。可是在那个年代,汪精卫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想靠和谈拯救万民于水火,却无功而不得返;他在主持伪政权时努力的和日本人周旋,可用处到底也有限;他最担心中国陷入共产党之手,最终还是无能为力。整个中国,真可说是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甚至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也不过是在战争中打了一回酱油,整个世界局势几乎跟我们无关,连自己的命运都系在别人的手上,哪怕是出一个带着伪军进攻重庆的汪精卫、躲在山沟沟里种鸦片的蒋介石、运筹帷幄浴血奋战的毛泽东,日本可能总归是要投降的。汪精卫倒是怀着一片好心,想做些事情,可是除了背上一身骂名以外,真可说是一事无成。这不是他能力的问题,而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我不排除汉奸里也有大奸大恶之徒,但对很多人来说,当汉奸恐怕只是个无奈的选择,就像社会再也无法保障人们的生存时,很多人去做小偷,恐怕也只是为了一小块面包而已。汉奸是一个时代的特定产物,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好"或者"坏"的符号。当你把教科书扔到一边,重新深入研究历史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自己过去并没有资格去对某些人、某些事作出评价,因为首先就连这件事物真实的面目都完全不知道。姜文的《鬼子来了》倒是足够真实,它被禁播了,这就是真实的代价。

我知道中国有那么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他们看到小偷时尚且还绕着路走,在发改委面前只能流下他们屈辱的泪水,遇到吹牛逼不上税的场合时却会拍着胸脯保证自己会跟日本人斗智斗勇。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就连他们眼中的"抗日"可能都是一场过家家的游戏,敌人总是那么愚蠢,被几岁的小孩耍得团团转,手中拿着枪也不用,排着队的往山上蠕动,然后被解放军叔叔用石块活活砸死,这类人的存在正是脸谱化教育最直接的成果。撇开汪精卫的问题不谈,我倒觉得那时候的一些人和事,和今天的情况是惊人得相似。言外国则必称战的人、夜郎自大的人、舞着道德大棒的人和唱着高调的人,如今仍比比皆是。这些人口称爱国,行的却尽是些祸国之事,而那些竭尽心力推动这个国家进步的人,反倒又被称为汉奸败类,让人渐渐开始分不清到底谁忠谁奸了。

烈士的代价

Posted: 10 Dec 2009 11:13 AM PST

如果仅从三大门户网站来看今年的哥本哈根谈判大会的话,你会觉得中国是世界上最负责任的国家,却在哥本哈根惨遭西方列强百般凌辱。中国媒体再一次成功地把中国"烈士化"了。

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次绝大部分中文媒体记者采访的对象都是中国代表团,于是发回来的报道大都是对中国立场的传递和解读。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传说中的"哥本哈根大屠杀"没有发生,或者说,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一肚子委屈要倾诉呢,比如这篇文章就描述了小岛国组织是怎么被列强欺凌的,不过,这里面的"列强"也包括中国哦。

事实上,哥本哈根就像一个巨大的SM Party,每个人都在欺负别人,同时也被别人欺负,并在欺负与被欺负的过程中乐此不疲。

那么,我们来看看中国是怎么欺负人家的。简单来说,图瓦卢要求大家另起炉灶,开始谈一个新的《XX议定书》,这就等于让《京都议定书》自动作废。可是,《京都议定书》是减排领域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而且有个很厉害的原则,叫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按照这个原则,发达国家有义务减排,发展中国家自愿参与。如果废除了《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就有机会偷懒,逃避法律制裁,或者把美国,以及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国)拉下水。

中国欺负得很有道理对吧?

我们再来看看图瓦卢是怎么想的。图瓦卢一直是谈判大会上最激进的国家,如果全球变暖真的把海平面升高了,那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他关心的是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要想做到这一点,只能依靠科学,也就是IPCC的报告。就在这次大会的开幕式上,IPCC主席提出,如果要想把升温幅度控制在2°C以下,全世界的排放必须在2015年以前达到峰顶,然后迅速下降。图瓦卢一算,如果按照《京都议定书》,这个2°C是无法保证的。于是便提出废除《京都议定书》,另起炉灶,制定一个更加激进的议定书,把发展中国家拉下水,只有这样才能把温室气体浓度迅速降下来。

一方打的是法律牌,一方打的是科学牌,两者都有充足的理由,于是互不相让,大打出手,场面很是刺激。

造成这种分歧的根本原因就是公平与正义的区别。中国文化向来有很强的"报仇"心理(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于是中国坚持公平原则,谁污染谁治理,这很符合道德要求。但是正义原则就不同了,它以事实为基础,以避免灾难为最终目标。如果按照这个目标,中国就理亏了。

我认为,大部分欧盟国家的领导人是相信IPCC的,他们知道,如果没有美国和中国的参与,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减排目标。但他们仍然同意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目的就是为了先把事情做起来,再慢慢寻求改变。现在很多人骂那个"丹麦文本",但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丹麦文本把大部分减排担子揽到自己肩上了,只是要求发展中国家帮忙挑一小部分而已。

美国的情况也很有意思。当初克林顿和戈尔是支持减排的,但他俩明明知道国会通不过《京都议定书》,还是签了字,落了个好名声,这简直就是"沽名钓誉"的同义词。奥巴马应该是不会这么傻的,或者说,他不需要这个"名",他更想做的是让国会通过减排法律,即使数字不那么好看也没关系,先把事情做起来,再慢慢寻求改变。

美国和欧盟的做法正是民主精神的体现。民主不代表正义,而是代表公平。公平是全世界所有人的共同要求,只有通过民主的手段,满足了大家对公平的要求,才能更好地实现正义。那个"丹麦文本"违背了这个原则,所以是很糟糕的。不过,这是一份被非法公开的文本,具体里面有什么猫腻,现在还不好说。

写了半天,我相信肯定有人不同意我的判断,这没关系。我其实想说的是,气候谈判大会是一个学习民主制度的最佳课堂。想想看,这里每天都会涌入3万名代表,肤色和背景各不相同,操着各种口音的英语,讨论一个关于人类未来的重大选题。下周还将有168个国家元首和领导人在大会上发言,大会为他们整整安排了两天,最后一个发言的人居然已经排到了凌晨2点!除此之外还有各种NGO,代表各自不同的利益。《纽约时报》列出了一个很有用的,把重要角色和他们的诉求写得清清楚楚,大家看了就会明白,气候谈判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情。

这些人里面肯定有好多人不相信气候变化,不愿做出牺牲,但这也没关系,民主制度最擅长的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工作,最终实现某种平衡。

这次大会中国史无前例地派出了大批记者,正是近距离观察民主制度的最佳机会。可惜的是,我看到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发回的报道都在使劲地把中国塑造成烈士。烈士得到了好名声,但只能在棺材里享用。做烈士是要付出代价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学会了如何避免做烈士,学会了妥协的艺术,尽量争取双赢的局面。据我观察,凡是那些得理不让人,态度粗横的谈判代表,无一例外都是来自发展中国家。

中国自200年前和西方首次大面积接触开始,就一直没有学会尊重对手,达成妥协,于是只能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做一个悲壮的烈士。

回国若干期待

Posted: 10 Dec 2009 10:23 AM PST

作者:英伦在线 | 评论(0) | 标签:回国, 英国

要回国一段时间,有两年没有回来了,看新闻,和家人朋友聊天,对国内有很多期待

1)看看温州的高房价,据家里人讲,温州地区房价飘升,基本毁掉了一大批人的人生观,因为办企业不如炒楼。

2)动车组,一定要去坐一趟温州到杭州,或者上海的。据说很快,中国一下子缩小了,体验一下。

3)吃地道的本地菜。自己慢慢习惯了吃甜的,但是也想测试一下自己对海鲜的品尝能力,还是依旧。顺便和中国的啤酒。

4)见同学和同龄的朋友,看看他们的生活,谈谈他们的孩子

5)最好能够出席几次酒席,最好是高档一点的宾馆酒楼,与不同的朋友聊聊天。

6)去买一大堆的文学期刊,《收获》、《十月》都是自己喜爱。还有这两年出的小说。

7)去北京、上海、杭州的的酒吧,看装修,尝酒水

8)有文艺类读书会或聚会去看看,据说国内现在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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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失业者的咖啡馆

    Posted: 10 Dec 2009 10:10 AM PST

    作者:英伦在线 | 评论(0) | 标签:英国生活, 失业

    2009年,失业是一个关键词,而"喝茶"是我的口头禅。茶是英国茶,加糖加奶,2镑左右,付的完全是良心钱,因为有一杯茶做准入资格,摆在桌面上,接下来基本上就可以在一家茶馆或者咖啡厅,心安理得地消磨上一天,用上他们一天的免费无线网络。

    除非生意很忙,当你看到进来的人,端着托盘,伸长了脖子,开始找座位,服务员从你身边过笑得有些勉强时候,我会决定再买一杯,加块最便宜的蛋糕,或者三明治,来减轻一下负疚感。

    朋友电话打来,我说是在喝茶,其实在干活。英国经历了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经济繁荣大潮退去,终于可以看看在那些人是没穿短裤在弄潮。合同制的学术工作,就是出丑的人之一。当我结束伯明翰工作之后,我就开始在布里斯托开始自己的下岗生涯。

    在这个夏天,我几乎坐遍了大学附近的茶馆和咖啡厅,曾经在一个上午,跑了不下5家咖啡馆,去寻找一个有插头的座位。因为我要在里面,用自己的笔记本找工作、写文章和搞网站,需要一个电源来保证自己的笔记本,能够顺利工作满八个小时。

    这是一个典型的工作日。早上9点半来到一家茶馆,点杯茶,在位置上,翻翻免费报纸,所谓"免费",不是Metro,而是顾客留下或者茶馆供应的《泰晤士报》、《卫报》、《每日电讯报》。看完已经到了十点半,于是电脑开启来,回复电子邮件,在Outlook上罗列一下今天的事情。

    午餐可以回家解决,或者三明治就地解决。布里斯托媒体中心,是我常去的咖啡馆。我常常点一份soup of the day(例汤),因为赠送一两块面包,可以吃的微饱,如果太饿的话,就多拿几块免费黄油来吃。偶尔汤做得太咸,我只能先大口大口地喝汤,让汤在面包吃完之前被喝完,然后可以用剩下的面包来压那股子咸味。否则面包赶在汤之前吃完,要喝下一大口咸的浓汤。当然,媒体中心有免费的水供应,可以去去咸味,但总是不方便。

    我在媒体中心的茶馆结识了一位英国老人,九十来岁,是英国海军老兵。他和我一样,每天来固定位置,看报纸,吃午饭,偶尔趴在那里打盹。他给我看自己的老照片,对我抱怨说,这里的例汤也有点贵,自己偷偷从外面带东西进来。茶馆服务生叫他Franky,我有时候跑过去对服务生说,那个Franky要什么什么。

    在这个夏天,在媒体中心的咖啡馆,还是在其他的地方,比如Boston Tea party, Costa,我看到越来越多人,和我一样。他们在看着自己的面前的笔记本,在敲打,在凝思,在傻笑,在看起来很累的时候,还抿一口那一杯放了很久的茶。此时,最好请忘记周立波的那个很恶心的清口笑话,一杯被喝成了"卡布奇诺"的清咖啡。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点点焦急的欲望,一点点等待机会的渴望,还有一点点不想迁就这个世界的反叛。因为,还好,我们还在咖啡馆,我们还在喝茶,我们看起来为钱而搏斗,却又是在和钱打仗。

    也许真的仅仅是一种虚荣。一位做媒体的朋友说,中国人就是比英国人勤快,唐人街生意不行了,大家不想着领救济,而是忙着改菜单,设计新菜。每当想起这句话,那杯香浓的英国茶,会突然变得油烟味十足,咖啡馆沦为中餐馆厨房,我突然发现键盘下敲击出来的,不是专栏,而是一个接一个的"宫保鸡丁"、"三烧拼盘"、"香菇菜胆"、"海鲈(时价)"。在这个时刻,我脑海里会绝望地闪过"世上无如吃饭难,人间唯有读书好",而父亲曾经在我即将结束第一份工作之前问过,"那鼻子底下的那一横怎么办?",重新来袭。

    如今身处灯光昏黄的书房,外面就是一年最冷的冬夜。关于今年夏天,想起来的,居然都是阳光、蓝天,白云,还有茶,2008年之夏,这真是一段值得纪念的暑假。

    博客链接(国内可能无法登陆,已经被"冯正虎",欢迎测试并告知结果)

    http://sublexical.spaces.live.com/blog/cns!437FFD69533B2F7D!2738.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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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0 Dec 2009 10:02 AM PST

    作者:英伦在线 | 评论(0) | 标签:英国大选, 华人参政

    英伦在线报道:12月9日晚,英国国会华人事务小组主席狄士谟议员(Andrew Dismore MP)与华人社区代表会面,了解华人的需要,并解释华人参政之重要。

    华人需要自己议员

    狄士谟议员表示英国国会目前仍然未有华人议员,希望鼓励更多年青人关心政治。他承诺会继续为华人争取权益,提高华人的地位,但希望早日能见到华人当选,晋身国会和地方议会,真实地反映华人的声音,不再需要由他担任中间人。

    出席的多名华人均赞扬狄士谟议员多年来一直关注华人事务,纷纷表示支持。国会华人事务小组华人小区召集人,华人参政计划创办人李贞驹律师忆述狄士谟早在上任之初,便已为伦敦巴纳区(Barnet)汉顿选区(Hendon)的华人争取中文图书馆的服务,除后又争取小区资源,加强对华人长者的照顾,令她印象深刻。

    李贞驹又表示英国内政部近年再三转换有关官员,使到沟通工作十分困难,犹幸有狄士谟的协调和辅助,官员就任以后,便安排华人和官员见面,让华人可以把小区的关注,第一时间向官员反映。

    伦敦华埠商会主席邓柱廷表示:自己一向甚少谈论政治,但感受到狄士谟对华人的诚意,所以愿意公开表态,支持他的工作。华人企业家何家金曾先后发起创办福建同乡会及福清同乡会,对新移民的福利甚为关注。他表示:自己过去未有参加投票,但明年大选将会支持狄士谟,希望他可以继续在国会内反映华人的声音。何家金表示希望狄士谟明年能够成功连任。

    需要华社票源支持

    狄士谟议员是汉顿选区(Hendon) 的工党议员,亦是英国国会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Hendon区乃英国最多华人聚居的地方之一,华人的选票将会在选举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狄士谟表示希望日后能进一步增加与华人会面,谈论政治的机会。他说希望可以多学中文和华人沟通并即席学懂说圣诞快乐,向华人送上佳节问候。

    聚会中,不少华人侨领和小区代表均踊跃发言,向狄士谟表达对政治的看法。多名与会人士均表示对狄士谟的表现感到满意,计划明年大选时投他一票。亦有华人表示希望英国更多国会议员向狄士谟借鉴,认真聆听华人的诉求。

    今年五月,狄士谟便安排了英国华人社团与内政部移民事务次官白理岩会面,谈论中餐业人手短缺的问题,又陪同白理岩前往伦敦唐人街中餐馆视察,了解厨房运营情况和人手安排;最后,成功将技术厨师列入短缺名单,舒缓中餐业人手不足的问题。

    更多新闻

    http://www.ylzx.co.uk/cn/?cat=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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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烈士的代价

    Posted: 10 Dec 2009 11:13 AM PST

    如果仅从三大门户网站来看今年的哥本哈根谈判大会的话,你会觉得中国是世界上最负责任的国家,却在哥本哈根惨遭西方列强百般凌辱。中国媒体再一次成功地把中国"烈士化"了。

    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次绝大部分中文媒体记者采访的对象都是中国代表团,于是发回来的报道大都是对中国立场的传递和解读。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传说中的"哥本哈根大屠杀"没有发生,或者说,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一肚子委屈要倾诉呢,比如这篇文章就描述了小岛国组织是怎么被列强欺凌的,不过,这里面的"列强"也包括中国哦。

    事实上,哥本哈根就像一个巨大的SM Party,每个人都在欺负别人,同时也被别人欺负,并在欺负与被欺负的过程中乐此不疲。

    那么,我们来看看中国是怎么欺负人家的。简单来说,图瓦卢要求大家另起炉灶,开始谈一个新的《XX议定书》,这就等于让《京都议定书》自动作废。可是,《京都议定书》是减排领域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而且有个很厉害的原则,叫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按照这个原则,发达国家有义务减排,发展中国家自愿参与。如果废除了《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就有机会偷懒,逃避法律制裁,或者把美国,以及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国)拉下水。

    中国欺负得很有道理对吧?

    我们再来看看图瓦卢是怎么想的。图瓦卢一直是谈判大会上最激进的国家,如果全球变暖真的把海平面升高了,那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他关心的是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要想做到这一点,只能依靠科学,也就是IPCC的报告。就在这次大会的开幕式上,IPCC主席提出,如果要想把升温幅度控制在2°C以下,全世界的排放必须在2015年以前达到峰顶,然后迅速下降。图瓦卢一算,如果按照《京都议定书》,这个2°C是无法保证的。于是便提出废除《京都议定书》,另起炉灶,制定一个更加激进的议定书,把发展中国家拉下水,只有这样才能把温室气体浓度迅速降下来。

    一方打的是法律牌,一方打的是科学牌,两者都有充足的理由,于是互不相让,大打出手,场面很是刺激。

    造成这种分歧的根本原因就是公平与正义的区别。中国文化向来有很强的"报仇"心理(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于是中国坚持公平原则,谁污染谁治理,这很符合道德要求。但是正义原则就不同了,它以事实为基础,以避免灾难为最终目标。如果按照这个目标,中国就理亏了。

    我认为,大部分欧盟国家的领导人是相信IPCC的,他们知道,如果没有美国和中国的参与,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减排目标。但他们仍然同意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目的就是为了先把事情做起来,再慢慢寻求改变。现在很多人骂那个"丹麦文本",但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丹麦文本把大部分减排担子揽到自己肩上了,只是要求发展中国家帮忙挑一小部分而已。

    美国的情况也很有意思。当初克林顿和戈尔是支持减排的,但他俩明明知道国会通不过《京都议定书》,还是签了字,落了个好名声,这简直就是"沽名钓誉"的同义词。奥巴马应该是不会这么傻的,或者说,他不需要这个"名",他更想做的是让国会通过减排法律,即使数字不那么好看也没关系,先把事情做起来,再慢慢寻求改变。

    美国和欧盟的做法正是民主精神的体现。民主不代表正义,而是代表公平。公平是全世界所有人的共同要求,只有通过民主的手段,满足了大家对公平的要求,才能更好地实现正义。那个"丹麦文本"违背了这个原则,所以是很糟糕的。不过,这是一份被非法公开的文本,具体里面有什么猫腻,现在还不好说。

    写了半天,我相信肯定有人不同意我的判断,这没关系。我其实想说的是,气候谈判大会是一个学习民主制度的最佳课堂。想想看,这里每天都会涌入3万名代表,肤色和背景各不相同,操着各种口音的英语,讨论一个关于人类未来的重大选题。下周还将有168个国家元首和领导人在大会上发言,大会为他们整整安排了两天,最后一个发言的人居然已经排到了凌晨2点!除此之外还有各种NGO,代表各自不同的利益。《纽约时报》列出了一个很有用的,把重要角色和他们的诉求写得清清楚楚,大家看了就会明白,气候谈判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情。

    这些人里面肯定有好多人不相信气候变化,不愿做出牺牲,但这也没关系,民主制度最擅长的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工作,最终实现某种平衡。

    这次大会中国史无前例地派出了大批记者,正是近距离观察民主制度的最佳机会。可惜的是,我看到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发回的报道都在使劲地把中国塑造成烈士。烈士得到了好名声,但只能在棺材里享用。做烈士是要付出代价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学会了如何避免做烈士,学会了妥协的艺术,尽量争取双赢的局面。据我观察,凡是那些得理不让人,态度粗横的谈判代表,无一例外都是来自发展中国家。

    中国自200年前和西方首次大面积接触开始,就一直没有学会尊重对手,达成妥协,于是只能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做一个悲壮的烈士。

    天才已成往事

    Posted: 10 Dec 2009 08:14 AM PST

    今天是朱塞佩·托纳托雷的见面会和新片展映,提前温习了他的"回家三部曲"。电影是立体的小说,托纳托雷继承了意大利电影的文艺血统,他自编自导的作品在写实中渗透着梦幻色彩,精致细腻的镜头和配乐勾勒出跨时代的氛围,为小人物赋予深刻的传奇性。这套华丽颂词在今天看过他的新片之后可以统统扫进历史簸箕。记录在微博的观感整理如下:

    《天堂电影院》 ★★★

    经典台词

    日复一日生活在这儿,你会以为这里就是世界中心,一切不会有任何改变。如果你离开一两年,再回来时,你会发现人事全非,属于你的都已消失。你必须离开这里一段时间,直到你有所成就再回来,回到这个你出生的地方。现在不行,你此刻比我还瞎。生活和电影不一样,生活难多了。

    不准回来,不准想我们,不准回头,不准写信,不准妥协,忘了我们!如果你办不到回来了,我是不会让你进我屋子的,明白吗?不论你做什么工作,要去爱它,就像你爱放映机一样。

    观感

    天堂电影院最终被炸毁,一代人的回忆灰飞烟灭,老人们满怀失落,年轻人们却在废墟前谈笑风生,历史仿佛注定会被遗忘。3小时加长版,中年多多与初恋情人重逢甚至发生关系的情节都是画蛇添足,导演大概是为了满足自己隐秘的愿望,却没有意识到失去的就不会回来,也无法弥补。对细节不知如何取舍,显示出托纳托雷早期的不足。在今天的见面会他谈到,后来发行的加长版其实是影片最初的版本,但是在意大利上映时票房惨淡,应制片方的要求剪短,才在国际获奖。

    据说托纳托雷导演《天堂电影院》的初衷,认为本片是一个讣告,宣告传统电影院和普通电影生产方式的终结。八十年代末电视的兴起,使电影业受到很大冲击。然而,现实却是世界第一流的创作人才都会自动投入电影业。只要人们内心还有梦,电影的生命就不会终结。

    《西西里美丽传说》 ★★★★

    这是托纳托雷最成熟的作品,全片展示了人性的恶毒,当玛莲娜独守空闺,人们都认定她耐不住寂寞,觉得外表性感的女人骨子里一定很放荡。有罪的不是她的美貌,而是那些塞满邪念和偏见的心灵。后来玛莲娜为生活所迫出卖肉体,人们更是幸灾乐祸:我早就看出她是个婊子,果然不出所料!没有人关心玛莲娜为什么会堕落。

    结尾,玛莲娜失去了美貌,失去了贞洁,也不再清高,人们才宽恕了她,因为她终于变得平凡,不会再让人产生邪念或者自惭形秽。如果她还是像从前那么美,没有丈夫,始终独身,也不接近任何男人,即使战争结束,世人就能坦然接纳她吗?如果没有丈夫的支持,没有爱情的支撑,她能够凭一己之力生存吗?

    《海上钢琴师》 ★★★★

    我最喜欢这部作品,因为蒂姆·罗斯,他在《落水狗》演橙先生,就是个过目难忘的人物,在仓库哀求白先生送他去医院那场戏,演技叫人吃惊。他在爱讲荤段子的黑帮流氓中间不显山不露水,中枪后像个娘们儿似的哭叫个不停,在黑帮头目乔面前一边撒谎一边露出那种瘪三特有的坏笑,在警察同僚被割掉耳朵方寸大乱之时,他濒临死亡仍能保持镇定。我试着修改了《海上钢琴师》的几段台词,特别是1900死前向迈克斯道别那段,感觉原文有些冗长,抓不准要表达的意思。

    经典台词

    冬天的新奥尔良美极了,在三月,你总能遇到那样的午后。浓雾滑入,飘浮在街灯下,淹没了万物。一切像被白色的刀刃抹过,仿佛施了魔法,房子失去屋顶,树木失去枝条,圣路易斯教堂失去了塔尖。人们擦肩而过却视而不见,脖子以上全没了,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撞上了就互相问候:草泥马。

    在甲板上我感觉好极了,我看起来真像那么回事;可是在陆地上,我根本看不到尽头。在船上弹钢琴的时候,我主宰一切,我用音乐能满足所有人的愿望;可是下了船,我只能听凭上帝主宰,我看不到我的未来。谁能面对无数诱惑仍然坚持自己想要的?到那时恐怕连自己是谁都他妈的忘了。

    我生在这艘船上,我只能这样活着,陆地对我来说是一艘太大的船,是一个美得过头的女人,是一段太长的航程,是我不会弹奏的曲子。我离不开这船,大不了,我的人生可以提前谢幕。我不为任何人而活,除了你,谁也不知道我的存在,你和我一样,是人群里的异类,对孤独你得习以为常。

    我见过无数次人们在码头上互相道别之后,转身就走,神色漠然。但是当我和1900说再见的时候,道别却成了最伤感的事情。虽然表面上笑着说"回头见",但是我们心知肚明,这次分离就是永别。有时候从零开始是必要的,你得回到起点,这并不是结束,除非你有一段拿得出手的好故事。

    观感

    1900不肯下船,也是担心无法抵制世间的万千诱惑。在相对单纯的环境里,人很容易坚持自己,但是置身追名逐利的社会,置身争夺利益的漩涡中心,置身唾手可得的诱惑面前,人性真的经得起考验吗?就连从小生活在世界之外的1900都不能坦然说不。

    终于看完托纳托雷的三部曲,三个故事都呈现了生命的孤独。《天堂电影院》多多并不理解艾佛特的苦心,分别了整整30年,两颗心没有再走近过,直到看了那份礼物。《海上钢琴师》1900和小号手迈克斯是朋友,甚至可说是生死至交,但是迈克斯并不完全理解和明白1900的内心世界,他只是亲眼目睹了一个传奇的存在。真正的传奇生来孤独,也没有归宿,只能活在人们记忆里。

    《西西里美丽传说》更加绝望,前两个故事主角都守护了内心的纯真,而13岁的伦那托力量太渺小了,只能眼看着自己所爱的毁灭。伦那托目睹了玛莲娜的悲剧,却从未走入过她的生活,更不必说她的内心。两个灵魂擦肩而过,各自孤独却无法互相安慰,这就是生命的真相,即使爱情、友情也不能解除孤独。真正的英雄不是让世人景仰和折服,而是孤军奋战,独力战胜黑暗。他们从不惧怕孤独,因为只要有个好故事,就永远不会被人忘记。

    新片《巴里亚》 ★★

    恍恍惚惚从电影中心出来,一路上很渴望突然有人冲过来狠狠捶我的脑袋,告诉我那不是托纳托雷的电影。可那些熟悉的细节扑面而来:贫困躁乱的童年,凶恶粗暴的老师,动辄对孩子抡拳头的父母,永远一见钟情的男女主角,西西里特有的粗犷民风,还有耳熟能详的配乐。可是堆砌在一起,看不出任何新意。

    炒自己的冷饭还不是最糟糕的,整个故事大而无当,主线杂乱无章,虽然塞满散碎笑料,逗得观众笑了一阵又一阵,可是跟看到男扮女装的小沈阳发出的笑声没什么不同,看到可笑的事物而发笑是人类的本能。群众演员个个面容深邃,像是苦难的化身,男女主角坐在他们中间就象两个崭新的广告演员。

    整部电影走马观花的记叙了一个意大利共产党员的一生,连人物性格都没交代清楚,罗列了一个又一个历史事件,让主角像道具似的从中一晃而过。为了避免彻底的平铺直叙,开头结尾用了一点蒙太奇,却和1986年中国电影《异想天开》的处理手法如出一辙,但并非主角在做梦,倒更像托纳托雷自己的南柯一梦。

    托纳托雷说本片的构想产生于06年来中国执导奥运短片,是不是当时看了太多中国电影,否则为什么有一股主旋律气息?全片都在体现政治正确,共产党、社会主义这些让中国观众倍感亲切的名词频频出现,却让托纳托雷显得十分陌生。我真希望是字幕翻译出了问题,但是演员的资质和演技都很平庸。

    最大亮点是土地规划局局长这个角色的设计,他居然是个盲人,只负责收房地产开发商的钱,就批给他们土地,因为这个职位只需要权力,不需要视力。这个构思大概是托纳托雷06年中国行的真正收获。威尼斯电影节主席说《巴里亚》在意大利已经有130万观众,现场翻译强调意大利有6千万人口,但是观众人数也少得可怜。本片投资2500万欧元,片长2.5小时,有30多位意大利知名演员在其中客串(意大利版《建国大业》?)如果从没看过托纳托雷的电影,可以给三颗星,但是在创作上过度重复自己就没有任何意义。

    托纳托雷和晚年的格里菲斯一样,创作力已经衰退。"随着票房的巨大成功,格里菲斯曾经拥有的谦虚、敢于探索的精神被哗众取宠和矫揉造作取代了,1919年的《残花泪》是他最后的杰作。此后他的影片依然成本很高,但都是用过时的题材拍出公式化的东西。"当年格里菲斯56岁退出美国电影界,如今托纳托雷也53岁了。没有人能够抵挡无情的岁月,纵然是天才,最终也只能默默陨落。电影的生命不会终结,人的艺术生命却总有尽头。

    這當然不是公投

    Posted: 10 Dec 2009 11:21 AM PST

    天底下最危險的莫過於僵化固定的概念。

    我們很多時有一種錯覺,以為現存的東西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並且會一直存在下去。所以有人說,香港並沒有公投法,你搞甚麼也是多餘。即使給你贏回了五個議席,也只是一個補選,而非公投;何況跟本沒有任何法律的約束力,這個厚顏無恥的特區政府大可以不為所動,更遑論中央政府了。當然,輸了的話更加沒戲唱。終歸一句話,風險高,成效低。

    那為甚麼還要搞甚麼公投?我們不妨先看看最近一則國際間的公投新聞:瑞士在11月29日舉行了一次全民公投,以57.5%選民及26個邦中的22個邦支持,通過了禁止興建清真寺的宣禮塔(瑞士憲法中,當多數選民及多數邦都贊成時,公投才算通過)。

    公投結果在瑞士國內外都激起了很大的反彈,撻伐讉責之聲可謂四方交逼而至。國內的回教組織認為投票結果傳遞的訊息令回教徒感到不獲社會接納。國際上,埃及、印尼等回教大國不在話下,連歐洲鄰國也毫不留情,瑞典、法國等都批評公投結果侵犯宗教自由,是負面示範。

    在這場風波當中,最有趣的瑞士政府的態度。政府原本以影響瑞士形象為由,呼籲民眾投反對票,但在結果公布後,政府卻抵住了各方的壓力,表示會尊重民眾的決定。政府只能強調回教徒的信仰和禮拜權利將一如往常,以安撫國內40萬回教徒。現在可能推翻這項決議的,就只有法庭,裁定到底有否違法瑞士憲法和《歐洲人權公約》。

    假如我們的公投真的大獲全勝,特區政府會像瑞士政府一樣,尊重民眾的決定嗎?當然不!但我們不妨再試試了解瑞士的情況,瑞士人民相當重視自主權。2002年才以僅過半數的支持,通過加入聯合國的公投,而至今仍未加入歐盟。全民公投對瑞士人來說有如家常便飯,瑞士一年平均有7次選舉或投票,這還不計一般性的地區選舉。除了政府外,公民所提的法案只要有8萬人聯署(大約是全國人口的0.01%),亦可以提交全民公決。

    有人可能會說,生活在這種國家一定很麻煩,因為每一次全民公投都總是勞民傷財。但相反,瑞士絕對是世界上生活質素最高的國家之一,在2009年全球城市生活質素調查中【註】,頭10名就有瑞士就佔了3席(分別是第2名的蘇黎世、第3名的日內瓦以及第9名的伯恩)。香港呢?排第70。

    雖然政治只是這項調查中的其中一個考慮因素,但我認為自主權絕對是生活在這兩個地方的人的最大分別。瑞士人總是能決定自己的未來,所以生活一定很愜意。但香港人呢?對於前途,香港人總是那麼無能為力。

    對政治──眾人之事──香港人總是相當冷感,但這能怪誰呢?因為即使熱情,又能做到甚麽?拿最近的反高鐵運動來說吧,我們有數千人上街,政府卻完全充耳不聞;百多人政府總部靜坐集會,只為簡單地要求我們的公僕──特首來接信,不果;幾經辛苦,四出奔波,才成功遊說代表著六成民意的泛民議員全數投下反對票。但結果,撥款議案還是昂首闊步地通過了。(順帶一提,在上述全球城市生活質素調查的同一機構所負責的另一項以基建為標準的排名中,香港高踞全球第8位,而港府還決定要用669億天價起高鐵。)

    面對這種困局,香港人只會有兩條出路。一是流向激進(是的,香港人將留守政府總部靜坐等被警察抬走的叫做「激進」,姑勿論歐洲常見的「打砸搶燒」遊行示威,大家好像連幾年前韓農在香港衝擊世貿會議的場面都忘記得一乾二淨了);一是,流向沉默不語,流向漠不關心,流向無動於衷。而後者,肯定遠多於前者。

    當人民像瑞士一樣作出了侵犯別人權利的錯誤決定時,我們還可以仰賴獨立的司法機關;但當人民已經死心,對一切都不聞不問的時候,香港就肯定玩完了。所以我們搞公投,不在於是否能對政府做成影響,而是在於能對香港人做成甚麼影響。如果我們可以給香港人一種「原來我們還可以這樣啊」的感覺,那不管最後能取回多少議席,都已經成就一次偉大的勝利了。

    英國詩人William Ernest Henley(1849-1903)有名詩《我不會倒下》(Invictus,拉丁語中指「不能征服」),其中兩句是這樣寫的:「我是我命運的主人,我是我靈魂的統帥(I am the master of my fate, I am the captain of my soul)。」

    這當然不是一場公投,而僅只是一場變相公投。而在這場變化當中,要改變的不是我們的政府,不是我們的議會,不是我們的制度,而應該是我們本身。

    【註】http://www.citymayors.com/features/quality_survey.html

    最需要拆迁重建的是权力结构

    Posted: 10 Dec 2009 09:21 AM PST

    城市规划设计的人是个瞎子,给钱就干!——当我昨晚在《巴里亚》中看到对城市规划者的嘲讽时,深以为然,尤其是北京的城市规划者。

    我住在北京的二环边上,这栋公寓前有广场后有球场,灯光暖和,生活需求都能满足。比起很多公寓,这已经是有些居住氛围的了,但这依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孤岛。这座公寓与周围的建筑完全隔离,只有门前一条单向的马路。仔细观察的话,其他建筑也差不多是孤岛,这些建筑完全不考虑和周围建筑的关系。单个的看,座座建筑似乎都体体面面,但整体来看,他们彼此较劲,互相冲撞,似乎一阵风来,他们就要干上一架。这种建筑之间,彼此没有话语,也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呼应和内在的尊重。

    除此之外,建筑也完全不考虑和建筑群的关系,也不考虑和整座城市的融合程度。从北京城上空俯瞰的话(有位朋友曾给我看过俯瞰照片),除了天安门广场的中心残存些规整外,周围因为这些年的拆迁,到处散落的,都是些孤立的建筑和建筑群。这些碎片式的建筑,他们碎片化,但是却紧紧地环绕着天安门。整座城市在建筑格局上呈现出一种松散的一元化格局。

    今年10月我曾回过一趟老家,广场上有很多人在自发的跳舞,演戏,打牌。有些巷子也是排开了场子,喝茶或者下棋。看着那一幕,我心底涌起暖意。四川城市的建筑就承载了很多公共性,不像北京。极端点说,北京似乎只有两种建筑:广场和"监狱"。天安门广场看似承担了最大的公共性,然而因为中国政治的特殊使然,使得这种公共性只有在非常时刻才能显现出来。剩下的就只是这些"监狱",他们看似凑在一起,但实际上毫无瓜葛。上次和程YZ聚会,他说及他所在的社区,就认识两户人,一户是杨B一户是其儿子的同学一家。没有邻里的概念,也无公共社区生活。程所居住的社区算是很高档的社区了,这样的社区都不承载公共性,遑论其他的公寓或者小区了。

    整座城市,几乎少有什么建筑,去承担任何公共性——这多么不可思议,而这种建筑格局和这个体制结构又是多么地想象:一元(有些松散),封闭(有些空隙),孤立(有点联系),带些碎片化。这种建筑格局所呈现的物理空间,和一元化的权力空间遥相呼应。当前,除了最核心的DG权力外,其他社会性权力目前来看仍然是破碎的。

    物理空间和制度空间都是一元的情况下,虚拟空间大概是一个突破口。而这些天广电总局也开始大肆拆迁,关闭了好多站点,所谓的打响互联网安全保卫战。这所有的放肆背后,端赖于是一个一元化的不合理的权力结构。为了避免那么多无辜的拆迁故事,当前最需要拆迁的是不可一世的一元化权力,重建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

    2009年12月10日糗事TOP10

    Posted: 09 Dec 2009 08:00 AM PST

    糗事#191054 - 10:14:08
    移动公司客户投诉单:XX到XX的路上某个路段出现手机没信号造成用户无法登录QQ农场,造成菜被偷了,现在要求我方将菜赔给客户,用户不接受我方致歉,表示既然我方无法赔菜,那就赔钱,要求我方赔偿500元,已询问用户被偷取了什么菜并告知用户我司工作人员可在农场种植相同的东西,用户可来摘取,直到达到用户被摘取的数目。客户表示接受。

    by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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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糗事#190988 - 00:32:45
    我买了一只袖珍猪,结果它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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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糗事#191090 - 11:28:08
    今天, 我在街上看见我一个朋友. 我打算跟他开个玩笑,就用手机拨通了他的电话, 之后我看见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叹了口气, 然后没接,又把手机收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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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糗事#191034 - 09:05:40
    日前,一名信访办退休主任因住房被强拆而踏入了上访的道路。他得到的仅有的"优待"是,工作人员给"老领导"倒茶,让他快点签上名,好排得靠前一点。他自言"我是搞信访工作的,知道上访没太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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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糗事#191081 - 11:10:04
    看到有童鞋写狗狗突然想起来的。
    这次不是麦麦(就是那个头上长着M的猫猫)。
    还记得我说过的那个2岁的干女儿吗?,她家养了一只大金毛,6.7岁了,也算上了年纪的了,胡子眉毛都是白的了,名字叫LUCKY,因为它是看着干女儿长大的,所以很是关心小孩子,就像个保姆似的。
    一次我去她家玩,这个淘气的女儿在屋里跑过来~~~跑过去~~~~,经常踩到LUCKY得尾巴,LUCKY也没什么反应,就看着她玩,自己偶尔摆摆尾巴。我心想:可能小孩的重量轻,踩着没啥感觉吧~~~~ 过多久,女儿从我旁边跑过,piaji一下踩到我脚上了,我没忍住"嗷"地一声就叫出来了。。。。真的很疼啊~~~孩子是小。。。脚也小啊,压强还是蛮大的。。。加上鞋子貌似还有钉子底。。。。
    然后我就特喜欢LUCY~~~ LUCKY你真是个好狗狗,尽职的好保姆O(∩_∩)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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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糗事#191060 - 10:27:36
    我表弟的经典语录:
    表弟4岁的时候,一天我妈妈带着他出门,路上遇到一个男同事,也带着他家的孩子。
    我表弟走到跟前,仔细地打量了一番,然后认真地对叔叔说:这是你亲生的孩子么?
    男同事诧异地说:是啊。
    表弟继续问:那,是你老婆生的么?
    男同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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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糗事#191039 - 09:14:05
    一雄性大野猫甚是强壮,
    驱逐了我家门口其他所有公猫,
    留有不分年龄不分相貌的六只母猫作陪。。。
    这两天这只大公猫天天坐在我家门口嚎叫,
    想把我家的宅男猫也给驱逐了,
    要知道我家住在五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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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糗事#191053 - 10:11:07
    昨晚和朋友喝多了 回去的时候看到路边一只狗狗在蹲着便便 童心大起 冲上去就一脚 狗狗惨嚎一声夹着便便飞奔而去 顺着它逃跑的路线看过去 一个美女正无语的看着我 那表情 哎 迷茫与惊异齐飞 恼怒共鄙视一色 我一身冷汗 遂向朋友投去求助的目光 这帮孙子立马齐转身装作不认识我 静场10多秒 我为了缓和气氛 说了句想把自己舌头嚼掉的话:保护环境 人狗有责 狗不教 母之过~~~
    by朵朵mm的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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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糗事#191110 - 12:39:49
    有次赶路~前面MM排成一排走得很慢~于是乎从右边靠墙的地方穿过~
    结果最右边MM走路甩手的姿势比别人夸张些~正好一巴掌打到我小DD~
    我大叫一声抱着小DD蹲在地上~其他MM转身愕然~
    我红着脸丢了一句:"你......好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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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糗事#191041 - 09:19:45
    有一次和狐朋狗友一块儿吃饭。
    不知道聊啥就扯到了"自我安慰"的问题。
    一哥们儿就说:"那直接送女生苦瓜最方便了~"
    我的嘴比脑子快,直觉反应就是:"不行,那很痛!"(P.S.我是女的)
    朋友们愣了半响,爆笑。
    从那以后每年逢我过生日,
    他们就嚷嚷着生日礼物要送我一箱青瓜。汗……
    By 洗面奶挤到牙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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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的徘徊

    Posted: 10 Dec 2009 09:46 AM PST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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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那天,多国政要汇聚柏林。其中有一个可能最坐立不安,那就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中东欧各国的回归,对于俄罗斯来说,却是众叛亲离的开始。20年来中东欧各国纷纷投奔欧盟、北约,当年的苏联"老大哥"今天几乎成了一个欧洲孤儿。

                更令他不安的,恐怕还不是欧洲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而是价值观念上的被孤立。在柏林接受采访时,有记者问:"今天欧洲首先是一个价值共同体,俄罗斯将来在欧洲扮演的角色,取决于贵国如何看待民主自由和人权,对此你怎么看?"梅德韦杰夫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的价值观和你们是一样的,在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上,我们没有根本分歧……"

                梅德韦杰夫说到这里,肯定有几个人在坟墓里打喷嚏。比如06年在自家门口被暗杀的记者安娜·波里科夫斯克亚,今年1月被暗杀的人权律师马科洛夫,7月刚被暗杀的记者埃斯特米洛娃。巧合的是,这几个人都直接或间接为一个叫Novaya Gazeta的媒体工作。同样巧的是,这份报纸据说是俄罗斯境内仅剩的全国性独立报纸。事实上,有国际记者组织将俄罗斯评为对记者来说最危险的三个国家之一。在俄罗斯过去几年被暗杀的17个记者中,只有一个破案,其它都不了了之。

                这份"荣誉"可以说是普京时代的成果。叶利钦当政时,虽然俄罗斯的民主化也可圈可点,普京时代却是一个显然的政治倒退时代。就媒体管制而言,克里姆林宫通过国有化或者惩治异见者的方式,驯服了所有全国性电视台、除了Novaya Gazata之外的所有全国性报纸;就集会自由而言,骚扰、逮捕抗议示威者甚至干脆拒绝他们的游行申请已司空见惯;就政党而言,独立倾向的政党及其领袖大多要么被骚扰,要么无法登记参选;就NGO而言,很多国际NGO被驱逐,国内NGO则被骚扰;就中央地方关系而言,05年开始州长从选举改成中央任命,确保地方首脑对克里姆林宫的忠诚;由于一边倒的媒体、地方政府的忠诚甚至公然的选举舞弊,造成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在杜马一党独大,行政和立法权无以制衡,司法部门往往也屈从于政府的指挥棒;甚至经济上国家控制成分也越来越大……2008年,Freedom House将俄罗斯划入了"不自由"国家。从俄罗斯政治的倒退情况来看,也许可以说,有形的柏林墙早已倒塌,而无形的柏林墙只是从柏林位移到了俄罗斯而已。

                不还有经济增长吗?也许有人会说,叶利钦时代政治也许更开明,但经济一团糟,相比之下普京时代虽然政治铁腕,但经济增长率年均6-7%左右,不恰好说明政治铁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代价?这个逻辑显然忽视了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带来的阶段性困难(事实上普京上台之前的99、00年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也忽视了一个经济共同体瓦解之后带来的经济失序,更忽视了普京的最大运气——他上台以来油价的持续走高(从00年每桶20美元左右到08年100美元左右),而石油出口是俄罗斯的经济命脉。更重要的是,如果政治铁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那就无法解释苏东那些更成功民主化的国家——比如捷克、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为什么在90年代末期以后也实现了经济稳步增长,其中有些增长速度还快于俄罗斯。

                美国记者Fareed Zakaria曾发明一个词,叫"不自由的民主",意指一种伪劣民主政体:这些国家也许有定期选举,但是言论、结社、集会、出版自由却形同虚设。今天的俄罗斯,大约就是"不自由民主"的典型。问题是,在没有政治自由时,真正的民主是否可能?民主是对民意的倾听和代表,但如果民意不是自发自主形成的,而是被灌输甚至操控出来的,去代表它又有何意义?不错,调查显示现在普京在俄罗斯的支持率很高,但如果报纸、电视、街头、网络长期只允许对他的鲜花与掌声,支持率高说明的只是垄断的有效性而已。如果人们只有爱吃西红柿的自由,那么无论人们多爱吃西红柿,似乎都不能证明西红柿的美好性。

                当然,"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柏林墙也不可能一日倒塌。09年Freedom House的报告显示,在前苏东地区的28个国家里,只有13个可被称为自由国家,其它都是不自由或部分自由。也许对于历史的演进,我们仍需保持耐心。人类花了28年等待有形柏林墙的倒塌,无形柏林墙的消除,也许要更漫长地等待。梅德韦杰夫在采访中说他年轻时也听Scorpions的"变化之风",那首歌里有一句是这样的:"变化之风吹拂在时间的脸上,就象暴风吹响自由的钟声",不知道现在的他,是否还愿意重听。

     

     -

    You Won It, Now Earn It

    Posted: 10 Dec 2009 06:01 AM PST

    今天奥巴马同学领奖的路上,挪威街边上群众们打给他的标语。

    抗議唐英年獲頒博士學位行動——聲明、新聞影片一覽

    Posted: 10 Dec 2009 09:41 AM PST

    編按:今日是國際人權日,中大選擇向唐英年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一班由社會人士、學生及校友組成的朋友到中大會場抗議。事後中大發表聲明,指有四名保安受傷,並指有示威者「武力脅持」保安。亞視新聞更扭曲事實,指衝上台的都是社民連的成員,呼應劉遵義「上台的都並非學生的說法」。事實上,示威者都是和平抗議,上台後亦沒對任何人構成人身威脅,只是和平地舉牌叫口號示威。這些事實,都可以從下列的影片中看到。反而是中大的保安人員,粗暴拉走示威者,至少兩位示威者的衣衫破損,一人被箍頸。劉遵義為首的中大公關部門,企圖將視線轉移至「校外人士」、「武力衝入場」的可疑說法,逃避包括在場眾多位畢業生,包括五位文化研究學系的同學站立抗議等,這些對中大頒授博士學位決定的質疑。亞視今日已立即歸邊,無線亦有訪問「不欲被打擾」畢業典禮的家長的說法,且看明日主流報章,哪份加入「CCTVB」陣營。下為示威實況影片,以及該批示威人士發出的聲明,看官可以自行判斷。

    12.10 中大 sugarfree 示威實況(05/01)
    12.10 中大 sugarfree 示威實況(05/02)
    12.10 中大 sugarfree 示威實況(05/03)
    12.10 中大 sugarfree 示威實況(05/04)
    12.10 中大 sugarfree 示威實況(05/05)

    有線
    無線
    亞視

    聲明:澄清啟事

    各位傳媒朋友:

    就今日抗議中大頒發榮譽法學博士予唐英年的行動,據悉有報導強調行動涉及社民連參與。我們必須澄清,是日抗議行動並無任何政黨背景,而且參與者無一是社民連會員。

    再者,中大校方在最近向傳媒所發之聲明宣稱有保安員被示威者「武力脅持」,並已報警處理。「武力脅持」此說不符事實,蓋示威者不但未以武力威嚇,手無寸鐵的他們更沒有可稱為「武力」的武力。事實是,兩位保安員在科學館附近攔截兩位示威人士期間發生輕微肢體碰撞。中大校方的聲明,實有誇大之嫌。

    感謝各位傳媒朋友對此事的關注,希望大家在明日報導裡就上述兩件事加以更正,亦希望大家繼續留意唐英年所代表的不民主、貧富懸殊及特權階級壟斷等等社會問題。如有垂詢,請聯絡楊穎仁(96744634)或杜振豪(98028349)。

    一群不滿中大頒授榮譽博士予唐英年的社會人士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

    聲明:唐英年獲頒榮譽博士 突顯社會權力不平衡

    我們無法接受中大頒贈榮譽博士予唐英年。唐英年為官多年,毫無建樹,近日回應何秀蘭議員於立法會的提問,更嘻皮笑臉地直認政改方案是為了強化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公。此等庸官惡宦,絕對不配任何大學頒贈榮譽博士。事實上,大學頒贈榮譽博士予風評極差無功於民的政治人物,絕非偶然,而是行之有年的恆常操作。由獨裁統治者李光耀,到禍港殃民的董建華,到今日藐視民意的唐英年,在在告訴我們:大學的榮譽博士頒授機制,已淪落為拉攏富商高官,酬答特權階級的政治工具。

    然而,無論民間的反對聲音有多大,該政治人物長年受到多少惡評,我們都無法改變現實。大學校方只會吹噓榮譽博士頒授機制有多客觀,將一切異議化約為見仁見智,卻永遠拿不出能令人信服的道理。這種情況,實在與香港社會的政治現實同出一轍。無論我們多反對政府的政策,也無法改變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的決定,更無法依賴有功能組別和分組點票作怪的立法會來制衡政府。

    唐英年以商人的家族背景,在港英年代進身立法會的功能組別,然後擔任政府高官,正正是香港特權階級的真實寫照。這些由富商高官所組成的特權階級,操控香港政治,導致香港貧富懸殊加劇,政改寸步難行,可說是推動社會改革的最大敵人。唐英年代表的不是任何成就,而僅僅代表了權勢,以及權力不平衡的社會矛盾源頭。

    面對這種不平衡的權力結構,我們只依循在上位者設定的制度和程序,參與諮詢或表達意見,只會徒勞無功。政治現實已經嘔心得無法再忍受,我們必須尋求改變,因此我們要站出來,表達我們的聲音,展示我們的力量,向那些在上位者宣告:我不認可你的權力!我不認可你的決定!

    在今日的中大畢業典禮上,校方將再一次利用台下畢業生和家長,為台上那個不知所謂的「榮譽博士」唐英年抬轎,令畢業生和家長被逼成為這些特權階級的遮醜布。中大畢業典禮不是私人派對,而是公眾場合。中大校方作為受政府資助的大學,以公器為特權階級塗脂抹粉,必須面對公民的異議和責難。

    因此,我們一群社會人士,將會在唐英年接受榮譽博士之時,嘗試干擾其發言,以行動表達不滿。公道自在人心,權力歸於人民,我們呼籲更多香港人反抗這個不合理的建制,反抗這個權力不平衡的政治現實。

    一群不滿中大頒授榮譽博士予唐英年的社會人士
    2009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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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精

    Posted: 10 Dec 2009 09:14 AM PST

    我怎么是味精呢?见过这么大粒的味精吗?我是国之栋梁。

    魔兽世界的定语

    Posted: 10 Dec 2009 07:23 AM PST

    作者:白渊 | 评论(1) | 标签:魔兽世界

    这是一个很让人迷茫的题目,曾几何时今天很多人理直气壮的自我称谓的"wower"还是一个如过街老鼠一般的妖魔化产物。在那个时期里没有人会堂而皇之的说自己是个魔兽玩家,即使是在同龄人之间。魔兽世界的定语在那个时期里被一些研究网瘾的心理学专家推向了妖魔化的极致。

    无数的家长被吓的大惊失色,仿佛自己家玩儿上了魔兽世界的孩子像是吸上了大麻一样病情严重。实际上网络游戏对于不了解这种现时代特有的虚拟空间的父母们来说都是一样的。甚至对于一些专家来说也是这样。然而他们却没有发现"一代游戏,一代人"和"不同产地,不同游戏。"的细微差别。他们从来没有去认真的发掘:随着游戏时代的进化,游戏性的指向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关于游戏的本质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粗略的而广义的判断。我可以找到的关键词,在于交互性与规则性。这里的交互性的含义是广泛的,它可以包括心与物的交互,心与心的交互,而规则性则应被理解为,去面对规则如何被确定,如何被发展的问题。

    按照这样的一个极其广泛的定义,整个人类世界的基调也就可以被定义为游戏性的,这可以通过一些基本的元素体现出来,比如语言,社会等等。

    人们现在已经乐此不疲的参与着各种各样的"游戏",但我们向来对游戏这个词和其代表物并不抱积极的肯定态度。为什么?

    这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我们已经不再把诸如语言,社会,这样的基本元素当作游戏。从而可以心安理得的在语言游戏,感官游戏,利益游戏中追寻自己需要的游戏性。而每当新的游戏性出现的时候,就会有人惶恐不安。在这个意义上说,地主对新生资本家的不安和玩儿着皮筋儿沙包长大的人对玩儿着电子游戏长大的人的不安是一样的。

    所以很多的恶语相向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以一种对人的一般直觉极具诱惑力的形式出现,比如所谓的科学和道德。而这一切,就促成了我所说的之前魔兽世界的定语。

    然而这样的一个定语并非一成不变,今年的11月份,《三联生活周刊》给了也已形成气候的wower们一次正名的机会。一时间魔兽世界的定语大有质变之势,在很多新人那里,是否玩魔兽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正向的标准。

    也许这并不奇怪。时代在变,游戏性也在变,魔兽世界只是这一点的表象而已。迟早有一天,魔兽世界或者网游,也会变成昨日黄花,这意味着它的游戏性变了。

    我曾经和我的那位资深的wower表弟聊过不只一次魔兽世界,我问他如果有一天虚拟世界的游戏部分系统无限接近现实(当然了我不会抛弃魔法与剑),他会怎么看。他的回答很明确,他说那样就没意思了,那样的话就是不是人玩儿游戏了,而是游戏玩儿人了。

    我惊叹于这样的一个回答,他的确答道了一个关键所在。

    在剑与魔法的世界里,是正邪两分的,这里没有眩人耳目的原因论,现实说。只有善和恶,美和丑,真和假。这一点构成了它的游戏性的本质。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人可以至善,也可以至恶。

    反观我们的现实世界,所有人都躲到了原因论和现实说背后,从而隐藏了善和恶。除非有人原意付出代价。

    游戏也许是与人性相伴的,但是又外在于人性,当人性失去了对游戏的控制,人性就会被游戏异化。成了面目全非的怪物。

    魔兽世界占到了一点便宜,尽管它摇摇欲坠。迟早有一天它也会变成现实的附庸或变种。到了那个时侯,种种的恶意相向,也就全然变了味道,变成了老贼对新恶的打压抑或相反。

    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依然很悲观,三联赠出了类似"自由意志"这样的大礼,殊不知这造成了误导,因为自由只能存在于人性之中,而不是游戏之中。游戏给不了人自由。

    人如要向一个游戏索求自由是危险的,但又不可避免。因为没有人抓的住自己的自由。所以,我们只能自欺,我只能自欺的认为我们羞耻地向其展现自己的种种,并跪拜着亲吻其脚趾的那个不是"游戏"。

    我们发现,魔兽世界的定语是个令人恐惧的同义反复。它给人希望和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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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的一生要交多少税

    Posted: 10 Dec 2009 07:23 AM PST

    作者:giliani | 评论(2) | 标签:时事观点, 交多少税

    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09/1209/12/5Q3FU7DH0001124J.html据最新发布的福布斯全球税务负担指数显示,中国老百姓的税务负担排在了全球第二的位置。对此,税务人员分析说,按照目前的税费标准,一个普通的工薪族,如果购房、买车的话,一生要承担的各种税额将超过15万元。。。。。。。相关人士说,如果市民买1包10元钱的烟,就有4元钱是消费税。如果一个工薪族一生烟龄20年,并且每天吸一包烟,一生所缴纳的消费税在3万元左右。此外,喝一斤30元钱的酒,也有六七元是税;购买珠宝首饰,价格的5%—10%是税;购买高档手表,价格的20%也是税……按照国家目前的税费标准,工薪族一生中所承担的各种税费将超过15万元。

    我觉得本文章明显低估了中国的税赋,而且中国商品的成本不仅包含税,还包含各种行政收费以及灰色的成本支出。以一盒10元的香烟计算,购买时所付出的4元消费税金是所有税负的一小部分。从农民种烟开始,种烟的农民要缴纳各种农业税及行政管理费用,农民卖烟叶要挣钱,而挣的钱当中就包括了个人消费环节所需要缴纳的税。生产烟的厂家生产过程中要产生各种税,包括运输、存储、销售各个环节,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包括了个人所得税以及个人消费过程中付出的各种税赋成本,生产用的设备、土地、厂房、辅助资源的价值消耗都包含在烟的成本里,自然也就都包含了所有的设备制造、土地使用、厂房建设、辅助资源的生产中所包括的税赋成本。成品烟进入市场,存储、运输、批发、零售,每一个环节无论是环节本身,还是从事工作的人也都要缴纳各种税费。所有这些,还不包括各个环节当中的灰色成本部分,比如生产烟的、批发烟的、卖烟的都要向各级税务、工商、烟草专卖局等部门的大鬼小鬼们行贿,这些支出自然也是算在烟价里的。

    这样计算的基础是我并不是很了解赋税,所以有一些不知道什么名目的税还没有计算在其中。林林总总算下来,一盒10元的烟,如果把所有的税费支出都除掉,只考虑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成本,会有多少呢?五毛?

    我在买电脑的时候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光是PC生产厂家销售电脑这一个环节的增值税就达到了17%,其他的那些电脑配件的生产销售,电脑配件的原材料的生产销售,以及所有人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以及流通环节所产生的各种赋税,都算下来的话,一台5000元的电脑,其价值到底是多少呢?

    谁也不要为自己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庆幸,事实上,个人所得税只是人需要加纳的税费中的很小的一部分。我一直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税负如此之高,而当我去那些靠税费养活政府部门办一些事情的时候还要交很多的行政管理费呢?而且费用远高于成本。比如自己档案存在人才交流中心,每年要交保管费,尽管如此,去找他们开个证明,仅仅是盖一个章,就是二百元。我们都是光荣的纳税人,只不过纳税的目的是为什么呢?

    反问一句,中国的税赋世界第二,中国的福利世界第几呢?都说北欧国家税赋高,可是北欧国家的福利相当好,据说人从一出生,生老病死、教育几乎都是国家福利包了,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税负比别人高,而生活的成本不但比别人高,甚至于还高于它本身的成本呢?比如,上面说的档案的事情,比如水电煤气费,比如油费。那么多税费,福利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参考下图:

    2009年11月29日,国家公务员考试,湖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考点,考生走进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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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蜗居里缺失了什么?

    Posted: 10 Dec 2009 07:17 AM PST

    作者:柏拉不图 | 评论(0) | 标签:蜗居

    几个月之前就有人推荐我看《蜗居》,因为它太长了,总是令我望而却步。最近惊闻《蜗居》被禁,赶忙从网上找来,连夜看了十多集,真是当电影一样的看。果然是部好剧,感谢相关部门,无论它是真被禁还是炒作,都是因为"禁播"才让我认识到了这部好剧,象我这样的好事者估计不在少数,相关部门总是喜欢干这样的事,在"禁播"的过程中不小心就让它"热播"了。对于《蜗居》是否禁播,相关部门目前一直语焉不详,其实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即使不被禁播,也要被阉了。这部电视剧之所以引起热议,并不是简单的涉及到了现下最敏感的房价问题,而是借助房子这一契机,折射出了快速发展的中国,所暴露出的诸多社会问题。我们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丢掉了太多的东西,更可悲的是,在丢掉了所有的东西之后,最后我们连财富也没追逐到,所以,《蜗居》里最缺的就是钱。除此之外,还缺什么?

    缺失的知识分子

    在中国的电视剧里,历来有个传统就是肯定会有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无论这个知识分子在剧中扮演的角色是主角还是配角,或者根本就是个失语的角色,但是剧中会给他留一个位置。比如《新结婚时代》里,顾小西的父亲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虽然他在剧中起的作用并不大,基本上处于失语的状态。然而,在《蜗居》中,知识分子的角色完全被排除了,尽管海萍夫妇两个毕业于复旦大学,但是很难将他们的行为和言语同知识分子联系起来。这恰恰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最近几年的尴尬状态,他们不仅从影视剧里消失了,也从社会生活中消失了,他们已经被边缘成一群弱势群体。一直以来,知识分子都被视为民众的启蒙者,但,在《蜗居》中,由于知识分子的缺席,导致了价值观的混乱。有段时间,常常会听到有人说:"中国三十年的发展速度,赶上了资本主义的一百年",口吻中泛着无与伦比的自豪。其实他们仅仅看到了事物发展的一面,即经济发展的这一面,你看到了资本主义在这一百年里出了多少思想家,哲学家吗?而中国三十年又出了几个?正是因为这些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存在,世界才没有变得更糟,他们的思想始终在提醒我们,别偏离人性太远。若干年前,我们曾经也讲过精神文明建设,可是还没等它落实下来,精神文明就进化成了文化产业。

    缺失的父辈

    海藻作为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其价值观的确立的确需要启蒙。按照传统的观念,这启蒙者首先应该由父母来担当。但是在《蜗居》中,由于海藻离家上学,海藻父母的角色基本上是虚设的,他们已经管不了自己的两个女儿了,对于她们价值观的树立已经力不从心。这反映了中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有一大批这样的人。在他们这里,父辈形象基本是缺席的。那么,海藻的价值观是谁帮她树立起来的?她的姐姐——海萍,海萍是海藻的启蒙者,但是,平心而论,海萍并未尽到启蒙者的责任,她看到自己的妹妹和宋的关系暧昧不清,却没有及时制止,而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纵容态度。其实这并不能怪海萍,正如,当海藻和宋思明东窗事发后,海萍的母亲对海萍说得:"你自己的事都管不好,还管别人的事。"这是唯一的一次父辈形象在起作用的情节。

    正好在这一集里,还有一段情节,海萍因为不满日本妈妈教育自己孩子的方式而愤然辞掉家教,这两种父辈的形象在此做了鲜明的对比。日本人说,中国人教育孩子的方式不对,才造成了中国人比较懒惰。其实她并未说到点子上,而是在孩子的启蒙教育中,中国父辈的形象已经严重缺席,这一缺席正如海萍之于冉冉的角色。海萍力争弥补这一缺失,但是,等冉冉长大后,她也要离家求学、工作,她的价值观照样要靠同辈人来启蒙,同辈人自己都没搞明白自己的价值观,其启蒙的效果也恰如海萍之于海藻,这是不是一个恶性循环呢?冉冉会不会是另一个海萍或海藻?

    缺失的男人

    相对于海萍和海藻这两个女性角色,最令人绝望的是剧中的男人角色。剧中出现的几个男人都处在十分尴尬的状态。简单来讲,《蜗居》里的男人基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钱的,一种是没钱的。有钱的男人都是靠着投机、压榨、受贿来赚取金钱,最终下场可想而知。没钱的男人则是一种窝囊废的形象,忠厚老实的苏淳一直被海萍骂没本事,而善良可爱的小贝最终被海藻带了绿帽子。总之,在《蜗居》中,善良的男人没本事,有本事的男人不善良,这让女人们怎么去选择?只好去选择那个老外Mark了,其实,整个剧看下来,里面最好的一个男人或许就是那个老外Mark了。

    这部剧的后半部我没看,但是在我设想的结局里,海萍跟Mark走了。宋思明跟海藻玩了一两年后,宋思明玩腻了,找个理由给了她点钱把她打发了。在穷人和富人的游戏中,穷人永远是被游戏的。尽管编剧六六和海藻的扮演者李念都出来声明过"海藻和宋思明之间的感情不可能是爱情",很多人依然坚信海藻和宋思明的感情是爱情。没有金钱的爱情是痛苦的,但是始于金钱的爱情,往往也不能长久。精明的宋思明根本就不会把自己的前程和家庭与海藻放在同一杆天平上来衡量。海藻依然和小贝结婚,当然,前提是小贝不能知道这背后实情,宋思明依然逍遥法外,闲暇时寻找着下一个海藻。现实中的大多数可能会是这样一种结局。但是,我知道这不可能出现在电视剧里。否则,就不是禁播或被阉,而是难产。

    被金钱和权利绑架的海藻

    《蜗居》中缺席了这么多东西,那么它凸现的是什么?不如就从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海藻的小三儿角色说起。对小三儿这一话题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它的本来主题——房价。在《蜗居》的前半部分里,导演将海藻的小三儿之路非常有耐心的展现给观众。我们看到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大学毕业生如何一步一步的走上小三之路。有人说海藻的小三之路是在金钱的诱惑下,她自己作出的选择。这话不假,因为在同一时代下,同一阶层的人所面临的压力其实都差不多,别人选择了这条路,而你选择了另一条路,那是你自己的问题。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海藻的小三之路,会发现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海藻不止是被诱惑,更多的是被绑架,被金钱和权利所绑架。海藻的本性很善良,在和小贝吃冰淇淋那段体现的尤为明显。后来,海藻为了要替姐姐筹钱,一步一步的投向宋思明的怀抱,她其实是被金钱绑架。此外,海藻的老板为了讨好宋思明,把她奉献给了宋思明,再一次被权力绑架,最终,可怜的海藻实际上成了金钱奉献给权利的祭品,一个被金钱和权利双重绑架的人。其实,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是海藻,都是被金钱和权利绑架的,只是海藻在被绑架后还从金钱和权利那里吃了点甜头,而现实中的大多数人,被绑架后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正如海萍那样。或者,海萍和海藻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两面,我们的身体过着海萍的生活,精神却向往着海藻的生活,殊不知,海藻那里,也正水深火热。

    记得看前几集的时候,听说这部剧是关于小三儿的,还以为海藻做了他老板的小三儿,后来等到宋思明出现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海藻要做宋思明的小三儿?原因很简单,海藻的老板只有钱,而宋思明又有钱又有权,让你你会做谁的小三儿?很多观众都说这里体现了官商勾结戕害老百姓社会现象,其实这背后反映了经济和政治在中国的关系。有钱的未必有权,有权的一定有钱,看看海藻的老板在宋思明面前那低三下四的样儿,就知道权力在中国社会的位置。

    暴发户的中国

    最近几年媒体一直在谈中国的"大国崛起",有时候我常常想"大国崛起"的中国到底该以怎样的形象来形容呢?当看到《蜗居》中,宋思明任何事情都能轻松摆平,那种颐指气使、目无一切的样子,我突然明白了该以怎样的一种形象来形容现下的中国:暴发户。当然,这个暴发户不是八十年代那些手上戴着十个金戒指的暴发户,而是他们的升级版本,暴发户2.0版。八十年代的暴发户仅仅是经济上的暴发户,而现在的中国则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暴发。暴发户的特征是什么?就是他们始终不加掩饰的认为只要一样东西就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于是,经济就仅仅简化为"钱",政治就仅仅简化为"权力",文化就仅仅简化为"一场秀",

    尽管《蜗居》缺失了这么多东西,但他依然是一部好剧,它的成功正在于它的缺失,因为,当下的中国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著名学者肖复兴把《蜗居》比作一根刺,"是刺向当下社会和我们内心的一根刺",这个比喻很恰当,但是这根刺在刺到一半的时候,就被拔了出来。因为这部剧前半部很现实主义,后半部却很意识形态,有些遗憾,却也无可奈何。八十多年前,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就揭示了金钱对于人的"异化"作用,金钱将人变得不再是人,而是物。在《蜗居》中,我们终于看到了这一现象,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爱情不是爱情,家庭不是家庭,父亲不是父亲,丈夫不是丈夫,虽然这一切的变化都是在房子的名义进行,但是我们知道,在房子的背后贴着一个硕大的字:"钱"。难道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们不小心预言了八十年后的我们?还是我们的不小心刚刚进入到八十年前的那个时代?

    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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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0 Dec 2009 07:02 AM PST

    作者:王小平 | 评论(0) | 标签:玉佩, 我奶奶

    1.序章

    我们中国人,不愧是天帝特别垂青的中央之民,比起那些整日与鸟兽同群的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来,向来眼界和起点都很高.不管是形而上的,谁也不知道在哪谁也说不清楚的玄妙天道,还是形而下的,采阴补阳培元固本的腥膻房中术,不管是新儒家热烈赞赏的,对自然的天人合一的领悟-----比如冯友兰推为最高的天地境界,还是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衷心感叹的,远胜西方乱糟糟的议会吵架和国际大战的,以士大夫为骨干尽善尽美的政治体制,在在让我们这些接班人感到无上骄傲.

    大概正是因为我们接收的这笔遗产太过庞大丰富,使得一代一代都有了<<活着>>里面的福贵那样吃喝嫖赌抽,做败家子的资格.而且败了如此之久,以至于从秦始皇登泰山以来,从秦汉到支那到CHINA,和其读音一样,中国和中国人变化都不大.就算现在山河被整容成到处都是人造的天坑和工地,河水被工业和生活垃圾污染成美丽的五彩之色,城市的天空再也没有飞鸟飞过,只有机翅膀的痕迹,以及更多的灰霾和漠北的沙尘......可是在这些表面繁荣或糟蹋背后,骨子里,不管是叫朝廷还是政府,父母官还是公务员,蚁民还是人民,我们和千年前的老祖宗,似乎并没有太大区别.

    曾经辉煌的四大文明古国,一个只剩下了没有木乃伊的石头堆,一个为了石油怀璧其罪成了大国的盘中餐,还有一个连说的官方语言也变成了宗主国的鸟语,惟独中华文明,好像胡八一常去拜访的僵尸,连个绿毛诈尸也没有,一直是老样子.不管从生物学家的进化论眼镜来看,又或者是阿诺德.汤因比的挑战应对理论,以及拿佛家成,住,坏,空四劫的观念来对照,不能不说这都是一个和中国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一样,很奇怪的现象.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和大多数人一样,知足常乐的在柏拉图的山洞里了此一生,还想知道更多关于自己从哪里来,现在身在何处,又将往哪里去等人之所以为人,或者说庸人自扰的问题,就不能学禅宗和尚那样整天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打机锋,等待菩萨们发善心让你中彩票来个顿悟,就要像小时候爱读的<<十万个为什么>>和小灵通一样,多问几个为什么.

    2.我老了

    所以,在很多年前,当我还年少无知的时候,就带着这个从哪里来的到何处去的问题出发,开始了人生和思想的流浪.

    我走过了很长的岁月,去过了很多的地方,问过了很多我认识和不认识,熟悉或不熟悉的人,甚至还试过祈祷,扶乩和七月十四半夜去外面,烧了很多纸钱给我那些死去多年的老朋友和不认识的孤魂野鬼们,我问过苍生,也问过鬼神,却至今还没有人告诉我正确的答案.

    不知不觉,我的眼前开始浑浊,我的额头爬满了皱纹,不知不觉,我一个人再也吃不完一盆杨基村的四川酸菜鱼,AV女郎的呻吟也不再悦耳,就连我的小和尚也不怎么搭理我的大和尚了-----不知不觉,我已经老了.

    我在这个世界的日子,已经像你们家里墙上的挂历一样,所剩无几了.在死神或阎罗王-----鉴于我的中国下等人身份,大概牛头马面的机率更大一点------在某个深夜,随千古照孤灯的明月光,来我的窗前枕畔徘徊之前,我努力尝试着,用这支残缺的生锈的笔,写下我多年跋涉里面,残缺的生锈的回忆.至于我的手指因为今年国庆时过于激动而中风,和多年的帕金森症而颤抖之下,还能说出多少我所看到,听到,想到的那个世界,我自己也心中无数.不管怎样,作为一个六十岁的老家伙,我还是赶紧开始垂暮之年的最后唠叨吧.

    3.我奶奶

    和<<红高粱>>一样,我的故事也要从我奶奶说起.可惜的是,我奶奶和张爱玲的奶奶,和张艺谋的奶奶都不是一类人.她生于上上个世纪末的甲午年,是个北京城里没落的汉军旗人秀才兼四十岁老塾师的女儿.她头上还有两个哥哥,却都断续夭折,所以到了豆寇之年,她爹死了,家里就剩下了她一个人.所以她卖了自己从小长大的院子,好生埋了她爹以后,就变成了前清某个王爷府里的下人.

    这里说的下人,和粗人之于男人一样,有两个意思:她在白天做着下等人做的苦活的同时,也是王爷某个晚上喝醉酒之后的身下之人.接下来,在某个初冬的薄暮,她在被福晋赶出去以后暂住的破庙里,生下了我的伯父.可是我们都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活了一阵子还是一辈子:因为名分和生存问题,他被产婆抱走送人以后,对我们来说,就再也不存在了.

    我奶奶是个体质粗壮却缠了小脚的,不懂得惜月葬花的仆妇,除了命大或者命硬,这大概是她能在随后的中国现代史上,一波接一波,不知道谁打谁的战乱中,在高得吓死人的死亡率下面,一直活下来的主要原因.在和我爷爷生了我父亲和我三个姑后,我爷爷就在下象棋刚被人家将到军眼看要输的时候,幸运的被日本人给炸死了.我奶奶却竟然活到了到被宣称站起来了的那一天,也就是我被生出来成为谁谁谁的同龄人的那一天.并且很奇怪的是,她又继续活了十年,直到在十周年国庆那天下午的礼炮声中,终于阖上了她早就饥饿,疲惫,对这个世界厌烦得不想睁开的眼睛.

    关于我奶奶年青时候的过去,像是一把锁在红木箱子里的铜茶壶,上面爬满了绿锈,不但连壶口都给封死了,就连那把开箱子的钥匙也给弄丢了.在长久的沉默下,也许连她自己,也忘了自己出生的那个小小的有一棵枣树的四合院,忘了王府门前的那对石头狮子.我的父亲早早的参加革命,就更加不知道她的故事了.好在虽然她不识字,只会纳布鞋底,在我四九年出生以后,父母不在身边,也没有去育儿院,却是她给带了几年.在我刚能够说话的时候,开口问她关于上面提到的那个问题,她对着她才两岁的小孙子看了半饷之后,终于长长的叹了口气出来,然后开始回答我的问题.

    她说,有什么变不变的呢?我只晓得从小我就这么活着了.人的躯壳和心哪,都是命里定了的.她刚开了个头,就打住了,从自己的破棉袄里面,掏了块玉佩搁在我手里,然后怕我拿不住摔坏了又赶紧收了回去.她把这块玉佩拿在长满老茧和到处皲裂的手里摩挲了半天,直到老眼里晕出一点恍恍惚惚的光来,直到我忍不住开始故意大哭的时候,才又接着说了下去.

    在说完上面提到的,她从没跟人说过的早年那段苦日子以后,她的一生就和许多人一样,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不过是在轰轰烈烈的一个时代之外,在成王败寇,建功立业的一些人之外,平淡无奇如凉白开的一辈子.

    她说,我么,也分不清谁是老天爷,谁是玉皇大帝,谁是观世音,他老人家又在哪里.从我爸爸就是你曾外公还在的时日,就有人说这老天爷派了人来给咱们当主子.起初说是大清国的天子,后来天子变成了老佛爷,老佛爷死了又变成了个三岁的娃娃,娃娃还没大呢,大清国又成了民国了.倒是民国那一段我也不知道谁来替咱们作主,一会是北京城的,一会儿北京成了北平后,又出来个南京城的蒋委员长.我才搞清楚个大概,认得那青天白日旗,日本人又进来了,说咱们是一家人,要学日本话搞大东亚共荣圈.我心想,咱北京城多大啊,我自己还没走出去城墙过呢,更甭说咱全中国了,您拿什么来圈哪?好在从城里逃难到重庆没几年,虽说你爷爷没了,连尸首也没找回来,可是太阳旗又变回了青天白日旗来了.

    她说,那时候你老子读完书没出路,拔腿去了延安,就再没音信,大丫头又嫁了重庆汉子.人家家里吃口多,也不便带着我们.我只好拖着两个小丫头片子,好不容易回到你爷爷留给咱们这麻雀大的四合院,也还是一顿饱一顿没的,靠我一个人一双手给人家织补浆洗过日子.没过几年又进来一大帮子穿土布衣服的解放军,住在院子里,你老子也带着你妈,跟着大部队回来啦.

    她说,到了前两年生你那日,又发了小红旗给咱们到天安门城楼下看热闹,原先的保甲长佟老头被关了起来,是他家老妈子刘姥姥组织的.那天天色还好,不阴不阳,我们一班子老头老太跟着喊了半天口号,刘姥姥还穿了彩衣,扭起她老家的秧歌,倒没见过她腰子那么粗,还能扭得这么起劲的.据说她自打成了积极分子,就来了这精神劲儿.到下午的时候,大家伙更是热闹,就是我长得矮,缠了小脚又跳不高,夹在人堆子里,到底没看到毛主席.不过听到一个扩音器里的声音震耳欲聋的说,咱们劳动人民站起来了,从此当家作主了,我当时倒挺惊了一下,啥?我要自己作主啦?那家里神台上的观世音菩萨不管咱们啦?

    她说到这里,又拿起那块玉,对着初冬南窗照进来的太阳端祥起来.过了很久,见我也跟着朝这玉佩瞅,她又说,人哪,谁作谁的主,还不是一样没变?就和这玉一样,不管到了谁的手里,也还是块玉,若是通了灵性,又不能动弹,又不能说话,不是更加难过?好像它当年从王爷手里解下来给了我,我生产后晕死过去,来不及替王爷把它给你大伯,就留在了身边.现在呢,也就它还在,王爷去了关外,死在关外,你大伯也不知道死活,你爷爷连个照片也没留下来,你几个姑只顾婆家,你爸你妈又去了外地搞土改,也就是它还陪着我,这是我和它的命,也不知道死后它又去了哪里------啊呀小子,你可别对人家说啊,要不咱们家就得和三反五反和镇压反革命里的佟老头,张局长他们一样遭殃了......

    我奶奶大概知道自己不该抱怨,没守住一世人的本分,失了言,虽然只是在自己两岁大的孙子面前,却还是紧张起来.大概是怕我多嘴说出去她和王爷的关系,还有那藏得密密实实的一点儿怨,牵连了我爸和三个女儿,有一会儿她盯着我,脸上不自禁的抽搐着,拿起个枕头又放下去,如此来来回回好几次.我见了赶忙闭上眼睛打个呵欠,装做早就睡着了.过了一会儿,说不准是多久,可能是我撒泡起床尿的时间,也可能过了一个钟,我奶奶终于叹口气,踮起小脚,蹑手蹑脚的走出去做饭了.

    我奶奶就那天说了那么多,也许她认为那天一个两岁的小家伙怎么可能问出那样的问题来,还要和她谈心呢,大概是自己花了眼做了个白日梦吧.于是她以后就把我当个小屁孩,把那天当空白,什么也不说了.于是她也就心安理得的继续爱着她的红太阳和天安门了.

    可是她到底没能小心的过完这辈子.从一八九四到一九五九,在她虚岁六十六岁那一年,在我十岁生日,能一个人去经销部打酱油的那一天,不知道哪里来的人民群众要搬进来我们那个小院子住,我奶奶因为这是除了几个子女,爷爷唯一留下来的东西,不管街道办事处和房管所的同志怎么说大道理,就是守着大门口,跳着小脚,死活不答应.后来人家强行搬柜子进来的时候,她没留神被压在了下面,到我爸带着我被人叫到地坛医院去的时候,她的身子已经硬了,裹在小小的白病床白床单里,除了额头上一片不大的血污,她看起来好像刚刚睡着,她的手里还攥着那块玉佩.

    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奶奶了.

    奇怪的是,那块玉佩在她死后也再没有出现过,就像贾宝玉连同他的通灵宝玉,一起消失在茫茫大荒之中一样.我问过太平间的殓工,问过火葬场的烧炉工,我问过我爸爸,还在每年清明去墓地给我奶奶上香的时候,问过她本人,可是他们都不说,或者知道了也不告诉我.总之,除了奶奶给我讲她的故事那天和她死那天,它再也没有出现在我面前.------这大概就是我奶奶说过的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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